主题：求同治年间陕西回汉仇杀资料 -- wolfstein

我只知道回汉两家杀的天昏地暗，不知道具体的起因及过程。望诸高手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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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

作者：路伟东 2003-5-8 8:06:44

内容提要：清代陕西人口峰值出现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其峰值人口数大约在1394万口左右，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五年（1879）的17年间，陕西省战争、灾荒迭次发生，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短短十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44.6%。在全部的损失人口之中，约有83.7%的人口是战争期间损失的，其人数大约是520.8万；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仅101.2余万，所占比例不过16.3%。

关键词: 陕西 同治 回民战争 光绪 旱灾 人口损失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爆发了著名的回民战争。此后数年间，整个陕西省，尤其是人口稠密、富甲一方的关中地区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期间，除了回民和清军之间的镇压与反镇压外，更有回、汉两族之间的民族仇杀，大批汉人与回民因此而丧生。光绪三年（1877年），还没有从战争废墟中完全恢复过来的陕西省，又遭到了光绪大旱灾的沉重打击。 在战争与灾荒的双重打击下，短短十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总数高达数百万。人口的骤减，对晚清乃至以后更长一段时间内，陕西人口的持续发展、民族结构、移民入迁以及土客融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地影响。

关于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消长变动，不少前辈与同仁都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柔克义(W. W. Rockhiu)、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及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是对这一问题关注较早的学者。 但是，他们对这一时期人口损失数量的估算大都基于个人感性的层面，研究的范围也都是整个的战争区域或灾荒区域，其估算数值动辄以百万、千万计，这种研究并不构成本文继续研究的基础。国内的学者大都侧重于后续问题（如灾后移民入迁、土客融合等）的研究，真正关注这一问题的人很少，论著中有所涉及者也大都语焉不详。 迄今为止，有关这一学术问题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当属曹树基所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以下简称曹著《中国人口史》）。 曹著《中国人口史》??用样本穷尽的方法来研究这一时期陕西人口损失，通过对比方志中记载的各州县战前、灾后不同时段的户口数据，来估算分县人口损失的比例或数量，进而汇总得出各府州乃至全省人口损失的总数。 通观全篇，曹著《中国人口史》结构严谨，论证科学，许多研究工作都具有开创性，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至少还有以下几点略现不足：其一，晚清陕西省分县的户口数据并不完整，尤其是光绪大灾之后更是如此，所以，不少州县中我们找不到可以前后对比的户口数据。因而，对这一部分州县人口损失比例或数量的估算存在一定的困难；其次，光绪大灾后各州县的户口数据不但时间断限参差不齐，而且大部分数据都在光绪末年或民国初年甚至更晚，去灾荒结束已近二三十年，所以，这些户口数据并不是灾后各州县户口状况的真实反映。显然，以此为基础来估算各州县人口损失的比例及其数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再次，因为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记载战后、灾前这一时段内的分县人口数据极为有限，所以，通过样本穷尽的方法只能推算出整个战争灾荒期间的人口损失比例及数量，而无法把战争期间及灾荒期间人口损失的数量完整的剥离开来。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对于这一学术问题，不论从其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来讲，都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本人不揣浅陋，欲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重新推算同治、光绪年间全省人口损失的规模，进而把战争期间与灾荒期间人口的损失数量有效的剥离开来。希望能使以后的研究者对这一时期陕西人口的变动有一个更加清晰、完整的认识。

二、战前陕西人口数估算

本文所有的后续研究建立在对《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陕西分府人口数据基本信任的基础之上。清朝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开始施行针对全体人口的户口统计。这项庞大的工作由地方保甲系统承担，各地保甲人员登记之后的户口数据??用循环册的形式层层上报汇总。 因此不论从调查制度、人员配备还是统计技术等诸多方面来讲，1776年以后的户口统计都有相当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统计中的误差率应该是一个常量，导致册报人口与实际人口产生偏差的变量，是“各地方当局对人口清查的频度和认真程度”。 由于1776年以后的户口数据年年上报，各地方保甲不可能年年进行户口统计，因此大部分年份的上报数据都是各地方当局在某几次统计数据的基础之上对本地人口的一种估计数值，所以，《户部清册》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并不可靠。姜涛以为“人口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只要没有突发性事件，如天灾人祸等造成较大的人口变动，由地方当局做出的这种估计一般不会偏离实际太远。” 其说当是。但是，只有真正进行统计的那些个别年份和这些统计年份后续短短几年中的户口数据，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嘉庆朝非常重视户口的编审，对册报过程中的违规情况处罚相当严厉。嘉庆十四年（1809年），江苏淮安发生虚报户口案，县令、知府处斩，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遭到革职。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为重修《一统志》进行的户口编审，应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尽管《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户口数在个别省份仍有缺漏、讹误，但就总体而言，大部分省份人口数据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一统志》载1820年陕西分府人口数据汇总结果为1197.6万。

由于战争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因此，我们把咸丰十一年（1861年）陕西人口数作为整个问题展开研究的基数。查《户部清册》所载1861年陕西人口数是1201万。 《户部清册》载1776年陕西人口总数为819万。假如我们以1820年人口数为基点，将其前后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以对比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户部清册》所载人口数据的误差是很惊人的。从1776年至1820年的44年间，全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68‰。而从1820年至1861年的41年间，全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07‰，由此来看，1861年人口数明显的偏低了。因此，我们不能把《户部?[册》记载的1861年陕西人口数作为实际的人口数直接利用。

曹树基对清代中期全国人口的考证卓有成效,其研究结果表明，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陕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6‰。扣除移民因素的影响，实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3‰――4‰之间。假设1820年至1861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3.4‰， 以嘉庆二十五年陕西分府人口数据作为基数进行推算，那么，1861年陕西省的人口总数大约有1394.1万左右。

战前陕西人口的地理分布相当不均衡，以泾、渭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人口分布极为稠密。其中面积仅占全省30%的西安、同州、乾州、??州、凤翔等三府两州，人口就占了全省的56%；而占全省面积44%的延安、榆林、商州、帼州、绥德三府两州，人口只占全省的21%。这种高度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更加重了战争及灾荒期间人口损失的程度。

三、战争、灾荒梗概及人口损失区域的划分

西北地区回汉之间由于“习尚绝殊，往往龃龉相仇杀，视为固然者久矣。” 但地方政府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左宗棠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关中地区的西安、同州、乾州等府州是陕西回、汉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回、汉矛盾最为激化的地区。

同治元年（1862年）4月，渭南县回汉之间因故纷争再起。大荔及华州等处回民群起响应。不过数日，渭南县的“沙南、渭北诸屯堡焚杀无遗”， 回军攻占渭南县城，围攻同州府城，接着又连陷高陵、华州、华阴，包围省城西安。其它州府回民亦闻风而起，并联合甘肃回民，围攻各路清军。同年胜保、多隆阿相继领兵入陕镇压，至1864年底，凤翔以东至西安纵横数百里范围内，回民村堡尽被荡平，陕西回民大部被多隆阿驱赶入陇。1866年底，捻军入陕，渭河两岸战争再起。捻回合兵，奔驰渭河南北，往来扶??之间，势力遍及凤翔、西安、同州三府。直到1867年底捻军出陕后，回军才相继撤回陇东，关辅地区战事基本结束。陕南地区战事亦比较频繁。1862初太平军及川军进入陕西，随即占据汉中、兴安两府。此后至1864年，太平军自动撤退、川军败走兴安，两三年的时间内陕南战事不断。陕北地区战争持续时间比较短，初期主要是土匪活动。1867年，捻军进入陕北，旋即在清军的围攻下，由壶口渡河入晋。此后，撤入甘肃的回军虽数次反攻入陕，但仅限于秦、陇交界地带的凤翔、帼州及延安数府，对内地影响较小。

从1862年初太平军入陕至1867年底捻军自壶口渡河，这场战争前后共持续了将近6年。期间，陕西全省无一处不受到战争的摧残，由于回汉之间的民族仇杀贯穿战争的始终，因此，战争中人口的损失尤为惊人。回族巨堡羌白镇被攻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 而“长安县属之六村堡，著名富足，居民万余，避难之民附之，又添数千余口，墙厚壕深，可资守御。……被贼攻破，堡中尽被屠戮殆尽。” 战争中人口损失的中心区、过渡区以及边缘区与战争的中心区、过渡区、边缘区基本是一致的。据此，我们可以对战争期间陕西人口损失的区域进行如下的划分：

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包括西安府、同州两府。这两个府都处于关中泾、洛、渭河流域的中下游，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两地战前都是回、汉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回、汉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这两个府既是战争的发起区，也是战争的进行地区，前后共经历过数次战争的蹂躏。回民起义，太平军、川军、捻军入陕，清军的数次围剿以及董志原回军多次反攻等等，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战役都涉及到这一地区，战争的持续时间与整个陕西战事相始终，从1862年初回民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1867年底捻军出陕，时间长达近6年。因此，这两个府是回汉两军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区，遭受战争的蹂躏最为惨烈，人口的损失也最为严重。

人口损失的过渡区：凤翔、汉中、兴安三府以及商、乾、??三直隶州。这六个州府有的是大兵数次过境，如商、乾、??三州直隶州；有的则是义军长久占据，如汉中府、兴安府；有的则是两军反复争夺的焦点，如凤翔两府。期间既有清军与回军之间的战争，也有清军与太平军及川军之间的战争，故战争亦相当频繁，但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对于关中地区要短，大都在3年左右，战争的强度也较弱。因此，其人口的损失较西安、同州两府及乾州直隶州为轻。

人口损失的边缘区：除上述八个府州以外的其它地区，包括帼州、延安、绥德及榆林等二府两州。这些地区多是大兵过境，并无长期停留，亦无激烈的战争发生。因此，相对来讲，受战争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全陕之中人口的损失最轻。

光绪三年（1877年），还没有从战争废墟中完全恢复的陕西省，又遭到了“光绪大旱灾”的沉重打击。陕西灾荒发生时，河南、山西等早先受灾省份的灾民已大批涌入关中。当时晋豫灾民在陕者几乎无县不有，单在西安省城即有八千余人。 而陕西省战后“民间元气未复，各属地丁钱粮，征解仍未敷额，每年收储银两，又因筹拨边防各军口粮及旗、绿各营官兵俸响，文职廉费，并杂支、制造、赈抚，各款搜刮一空，现在库储万分短绌，即本省应发之款，亦已左支右绌。” 以上种种因素都加剧了旱灾对陕西打击的程度。是年秋，陕西灾民亦开始外逃求生。渭北各县灾民，“扶老携幼，百十成群，纷向渭南各州县转徙流离，” 而渭南的饥民则南下四川或东出潼关逃生。史载陕人“逃入川境求食者，络绎于途”。 至“光绪三、四年之交，逃出潼关的流民为数达二十万”。 而那些没能逃出的灾民，时时都面临死神的威胁。泾、洛一带，许多老弱妇女无力逃荒，只得投水自杀，以至“洛河漂流死尸，联络不绝”。 更多的灾民则是成群结队的去哄抢粮食，勒食大户。有些州县，如蒲城、韩城等地甚至出现了灾民袭击官府，杀死官吏的事件。

这次旱灾几乎遍及陕西全省，根据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1877年11月4日）上谕记载，1877年底陕西被灾地区共有：蒲城、朝邑、韩城、嗔阳、白水、澄城、泾阳、三原、高陵等49个厅州县。 十二月初七（1878年1月9日）上谕又称有咸宁、长安孝义等37个厅州县被灾。 总而计之，全陕之仅??县、噤县、麟游等数县未受灾。阎敬铭奏称“臣奉命查赈，山西及陕西之同州，尤为极重极惨。” 时人饶应祺亦言“陕西大饥，同州尤甚。” 清廷虽“发内帑籴沿江粟以赈之，犹不能全济。” 不少人因饥饿乏食而死。西安府酆泉县“饿死者山积，治城东门外掘两坑埋之，俗称万人坑。始犹以席卷之，继一席卷两人，终至无席。城隍庙、保安寺两处，稚儿耆者，填井为满”。 同州府蒲城县，至1878年夏，“饿死者三分之二”。 由于死亡人数过多，许多尸体大都来不及掩埋，即使勉强埋入者，也因为“泥土甚松，入土不深，仍为犬残者不少。尤惨者，垂死饥民，随风吹倒，气息未绝，亦被犬噬。” 加之灾后“疫气流行，饥馑余生，触疫即死，以致死骸遍野，无人掩埋。” “小民非死于饥饿，即死于疾病。” 西安府高陵县“自（1877年）三月后，一年无雨，冬无宿麦，春、夏赤地千里……疫毙男妇三千余人”。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饿死者既死，家人掩埋不敢痛哭，否则饥民齐来，竞相残食。” 更有甚者“口息未寒，髀肉已被脔割。”

综上所述，这次灾荒的中心区域主要在噤县以东，潼关以西，泾洛渭诸河流城的下游平原地带，尤其是关中地区的西安、同州两府被灾最重，灾时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如，袭击官府、杀死官吏乃至人相食等等都出现在这一地区。灾时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与战时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受灾范围太广，受灾强弱亦很难区分。因此，本文把西安、同州两府以外的陕西其他地区全部划分为边灾荒的缘区域，这个区域大致相当于战争的过渡区及边缘区。

四、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损失估算

晚清陕西各方志中，大都记载有本地区一个或多个时点上的户口数据，但是具体到战后灾前这一时段内，相关的人口数据却很少，目前我们可以找到的仅有富平、高陵及三原等11种。 尽管样本数比较少，但其空间分布却比较均衡，人口损失的中心区、过渡区及边缘区都有数据。另外，样本数据的质量也比较高，从以上11种方志来看，其所载各州县人口数大都来源于战后的抚恤册或是救济册。出于救济难民或是抚恤战争死难者家属等原因的需要，战后不少州县都对本地区的户口进行过调查、统计。由于战后幸存人口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赈灾钱粮的多寡、赋税减免的额度以及抛荒土地的重新划分等一系列比较实际的问题，所以，这一时期的人口调查大都认真进行过，人口统计的指标也比较丰富，从不少上报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如蓝田县详细记载有县城、4乡共5个区域内土著烟户、客民、商民户数、口数及雇工、僧人、道士口数，户均人口等指标非常正常。 三原县详细记载战时被杀、疾故、逃亡未归人口数以及战后、灾后幸存人口数。 富平县分别载有战后、灾后两个时段土著、客民、商民等三类居民的户数口数。 所有这些特点在战前的人口数据中是很少见的。

兴平、蓝田、富平、三原、高陵、泾阳等6个县同属西安府，都处于关中平原腹地的泾、渭两岸。这6县与西安、同州两府的其它县一样，战前是回汉人口分布最集中、最稠密的地区，战时都处于战争的中心区域，同样也都是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以上6县中，泾阳县数据比较异常，人口损失率高达75%。究其原因，主要是战时客民逃亡造成的。战前泾阳是陕西皮毛及茶业交易中心，境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藉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每年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而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 据县志记载，战前泾阳外来商民6000多户，人数高达32500人， 占总人口的20%左右。这部分商人大都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规避战争伤害的能力高于普通居民，战争初期大都逃亡他乡或返回原籍，这是造成泾阳县战争人口损失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统计以上6县战时人口平均损失率为52.2%，去除泾阳县这个极端样本后的人口平均损失率为46%。高陵、三原、兴平3个县的人口数据都是1865年或之前的，由于战争直到1868年初才真正结束，因此这3个县实际的人口损失率要高于统计数据。而其它3个县都是战争结束四五年以后的人口数据，这其中应当包括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和因移民入迁导致的人口机械增长部分，因此实际的人口损失率同样要高于统计数据。考虑到上述方面的影响，以蓝田、泾阳、富平6个县为代表的整个战争中心区的人口损失率估计在50%左右。1861年西安、同州两府人口总数为545.8万，如以50%的损失率计算，战时人口损失的绝对数量大约有272.9万左右。

岐山、千阳及定远三个厅县分属凤翔、汉中两府，地处于战争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样也都是人口损失的过渡区域，人口的平均损失率高达32.6%，定远厅与岐山县人口均为战争结束四五年后的数据，其中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移民人口，因此实际的人口损失率应该高于统计的人口损失率。就整个过渡区来讲，其人口平均损失率估计在30%――35%左右。1861年处于战争过渡区的汉中、凤翔、兴安三府及商、乾、??三州人口总数为6562万，如以32.5%，损失率计算，整个战争过渡区人口损失总数大约有213.2万。绥德、三水两州县分属绥德直隶州、??州，两地处于战争的边缘地带，战时人口损失比例大都在20%左右，以平均人口损失率18.5%计算，整个战争边缘地区的人口损失总数大约为34.6万左右。

总计以上各数，陕省战时人口损失的总数接近520.8万口。

透过晚清方志对光绪初年旱灾的描述，我们发现这次天灾对全省人口造成的损失，似乎与战争不相上下。相关的记载不绝于书：如府谷县“光绪初年，又值三年大荒，冬奇寒，冻馁交加，……百姓死于岁者，不减于兵。” ；《续修陕西通志稿》更言“西、同、凤、乾各属，古三辅地，百余年来休养生息，鸡犬相闻，至道咸时户口称极盛焉。同治初□，回变起，杀伤几五十余万，亦云惨矣。重以光绪丁丑、戊寅奇灾，道馑相望，大县或一、二十万，小县亦五六万，其雕[凋]残殆甚于同治初元。” 然而，从采集的灾后人口数据来看，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除个别厅、县因饥饿或瘟疫导致灾后人口骤减外，就全省而言，这次天灾造成的人口损失非常有限。

从各厅县灾后人口数据中共收集到19个有效样本。 这19个厅县的人口数据大都在1880年前后，即旱灾结束后的头两年。由于其中没有（或者很少有）因外来移民入迁导致的人口机械增加及人口自然增长部分，因此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各地灾后实际的人口状况。19个样本数据中有14个属于灾荒中心区的西、同、乾两府一州，分别是高陵、富平、孝义、三原、渭南、大荔、蒲城、澄城、合阳、白水、朝邑、华州、潼关、永寿。其中潼关县灾后人口呈现异常状况，人口损失率仅有18.4%，远远低于战后人口损失中心区52.2%的平均损失率，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灾荒期间或灾后有外来饥民涌入，导致人口机械增长。除此之外，其它13个厅县的人口损失率都在50%――80%之间，大都略高战后人口的损失比例。灾荒中心区14个厅县的人口平均损失率为62.3%，与战争中心区人口平均损失率相比，仅高出10.1个百分点。假设灾荒期间整个灾荒中心区域的平均人口损失率较战争中心区的平均人口损失率高出10个百分点的话，那么，灾荒期间中心区人口损失的绝对数量大约比战后多出54.6万，也就是说灾荒期间，受灾中心区的人口损失大约有54.6万。

由于现有的灾荒边缘区域的人口数据非常有限，仅有5种，且大都呈现异常状：如凤县灾后人口损失率为78.7%，保安县更是高达94.9%，远远高于战后人口平均损失率。而同时期千阳县灾后人口损失率仅为5.7%，淳化县竟为-59.1%，经过战争灾荒的双重打击，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由此来看，统计表中45.8%的平均损失率并不代表灾后边缘区域实际的人口损失率。

灾荒期间，中心区的人口损失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各地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W御灾荒的能力是不同的，灾荒的相对破坏程度同样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广大的陕北地区而言，由于经济条件比较差，因此，虽然处于灾荒的边缘地区，但其人口损失的相对比例，可能不比灾荒中心区的西安、同州两府低多少。即使同一地区的不同州县之间，这种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大荔、朝邑、潼关三县都位于渭河平原，皆属于同州府，而且相距也非常近，但灾后人口损失率却相差很大。所以通过分县人口统计的方法来推算灾荒时期全省人口损失数量是行不通的。基于对灾荒中心区域人口损失比率的有效研究，我认为灾荒边缘区的人口损失比例，大约比战后同一区域人口损失比例高出5到6个百分点，应该是比较恰当的。以此平均高出5.5个百分点推算，灾荒期间，整个灾荒边缘区域损失的人口数量大约是46.7万左右。

综上所述，灾荒期间全省人口损失总数大约在101.2万左右。如果加上战争期间损失的520.8余万人口，从同治元年（1861）到光绪五年（1879）短短的的17年内，陕西全省因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约占战前陕西总人口的44.6%，其中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占83.7%，灾荒损失的人口仅占16.3%。

五、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损失估算数据的再分析

对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损失数量的估算，本文??用的是抽样的方法，而曹著《中国人口史》??用的是样本穷尽的方法。曹对这一时期陕西全省人口损失数量估算的结果为710万，损失比例约为48.2%， 本文的估算的结果为622万，损失比例约为44.6%。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造成数百万人口损失的事件，通过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推算、复原，应该来讲，两者结论基本是一致。由此来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史料充足、论证科学，最终都能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曹著《中国人口史》对于灾荒期间人口损失数量的估算结果是243万，约占这一时期人口损失总数的34.2%。根据本文的估算结果来看，灾荒期间人口损失的数量仅占人口损失总数的16.3%，我认为，曹的估算可能偏高。各地方志之所以把这次灾荒描述的如此可怕，把灾荒造成的人口损失与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等同起来，反映的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这种无法预知、无力抗拒的天灾的一种心理恐惧。灾荒人口损失数量远少于战时人口损失数量，原因有以下四点：

首先：受灾的时间短。陕西旱灾从1877年春开始，比关东地区整整晚了1年。同时旱灾结束的时间也比关东地区早。到1878年6月，陕西就已基本解除了旱灾的威胁，停发了赈米。 前后不满两年。同灾荒最重的山西、河南等省相比，受灾时间少了两年多。其次：人口压力小。灾前陕西经历了将近七年的战争摧残，人口损失总数高达590万，损失比例接近41%。另一方面，战争期间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经过灾前五、六年的休养生息，已经逐步得到恢复。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减轻了灾荒对全省人口的打击。再次：灾前、灾时及灾后陕西地方政府以及各民间团体都做了不少积极有效的抗灾、救灾工作。陕西巡抚谭钟麟于灾荒的前两年就“饬各属勤办义仓……买粮填仓……统计所储不满百万石”。 灾荒发生时，凤翔、??州的仓粮都可以支持数月。 灾荒发生后，各厅县也积极行动起来，抗灾自救，如定远厅通过富户输捐，共“得钱四千余串有奇，粮三千余石……按名计口给赈或钱或粮，至出新为止，另于边隘处拦济外来饿者，毋使入境，以要反侧，计活内地极贫饥民三千数百口，次贫六千余口” 富平县仅1877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就实发赈米7050石。 民间的自救行动在抗灾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灾荒期间陕西绅民共捐钱银九十余万两，捐粮廿五万石。 最后：灾荒期间，陕西还可以从省外运入部分粮食。如湖南、湖北的粮米采运至湖北老河口集中后，再分二路运入陕西。“一由荆紫关运龙驹寨，一由河口运夹河以达漫川关。” 通过这种方式运入陕西的粮食每月可达6000石。 正因为如此，灾荒初发时，陕西就开始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仅西安城就有粥厂七座，受赈灾民多达三万余人”。 不但如此，受灾期间，陕西还划拨15000余石粮食接济晋、豫两省。 至1878年夏停发赈米为止，全省共散发赈粮 120余万石，赈济灾民310余万口。

六、余论

清代陕西人口峰值出现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即回民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其峰值人口数大约在1394万左右。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五年（1879）的17年间，陕西全省战乱未定，灾荒继起，期间生灵涂炭 ，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而人口的损失尤为惨重。综观陕西战乱灾荒的17年，其人口损失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人口损失数量惊人。短短的17年内，全省人口从1394万口锐减至772余万口，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

其二、战争期间损失的人口数量远高于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数量。天灾令人恐怖，人祸更为可怕，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

其三、同治光绪年间，导致陕西人口损失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战死、饿毙、病死及逃亡。其中前两种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数量最大。战后或是灾后因为尸体腐烂、水源污染等原因，导致各地瘟疫流行。死于瘟疫的人口在全部损失的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人口外逃在战时及灾时都有发生，战时难民主要逃往人口稀少的甘肃、青海、新疆及内蒙古等西北地区，灾时难民则主要逃往粮食富足的四川、湖北等东南地区。

其四、战争期间人口的损失主要表现为绝对数量的减少，即死亡；而灾荒期间人口的损失则主要表现为相对数量的减少，即人口的迁移。由于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回汉矛盾，战争主要表现为回汉之间的民族仇杀，因此，战争期间，大都是失去理智的相互杀戮，难民主动外逃的记载并不多见。相反灾荒发生后，渭北饥民就“扶老携幼，百十成群，纷向渭南各州县转徙流离” ，而渭南各地饥民则东出潼关或南下四川觅食求生 。从灾后部分厅、县的人口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千阳县1868年有5.7万余口，1878年有7.1万余口，经过灾荒的打击，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而同时期保安县人口由战前的6.3万余口锐减至0.3万人左右。 这些都是因为灾时人口的流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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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全省习惯上划分为关中、陕南和陕北三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三个地区的回民数量多寡不一，其来源亦各有差异。关中地区的回民数量最多，分布也最集中，其先民最早可以追溯至盛唐时期来自中亚及西亚等地的商人，他们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此后历经宋、元、明、清诸代，陆续有中亚和西亚穆斯林东迁，落户关中；陕南地区的回民最早是来自长江流域的“下河人”，明清时期，又有关中及四川等地回民迁入定居；陕北地区的回民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夏时期，部分从中亚东来的穆斯林商人散居该地。元代曾在延安、风翔、六盘等处招募回民屯田，到了明代，榆林地区已经有“东干回族的踪迹”了。 回族风俗自成体系，不与异教通婚，世代相传，习惯上又盛行早婚并可有多妻，故其族发展、繁衍较快。 加之陕西省“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治，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 因此，到清代中期，陕西回族发展至鼎盛。

1862年以前，回民几乎遍布陕西省的七府五州，根据多隆阿奏报，战前“陕西回众，久隶编氓，群萃州处数十万家。”“陕西回人布满，直从甘肃通至哈密回疆”。七府五州皆有其踪迹，但分布却极不均衡。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称：“（乾隆年间）陕省各属地方，回民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族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省城西安，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七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商，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及当兵科举者” 至咸丰年间，陕西回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余澍畴讲：“陕省回民本居于三府二州沃壤之地……蒲、富、临、渭，陕省著名四大县，地处渭北，一望平坦，辽阔无垠，东北连同州府附廓首邑大荔县。五县犬牙相错，回庄居其大半。王阁、羌白诸大寨，四围壕沟，林丛菁密，浮桥一撤，奋翼难飞。渭属之辛市、仓头、官道，临潼之斜口、关山、新丰，富平之美原、剑桥等处，次之”。 时人称关中地区回民分布比较集中的10个州县为“二华关大水，三城朝合阳”，号称“东府十大县”，其所指为华州、华阳、潼关、大荔、白水、澄城、蒲城、韩城、朝邑、合阳十个州县。

同治初年，省城西安“节署前、后、左、右、迤北一带，教门烟户数万家，几居城之半。教堂经楼，高矗云天，气势雄壮。绅富三分之一，乐业安居，自成风俗。” 省城西安中的回民因为没有参加同治年间的战争而免遭杀戮，故其战前、战后人数当大至相等。据左宗棠奏报，同治年间的回民战争结束后，陕西回民仅省城西安尚有二三万，其余尽族西行 。西北战事结束后，甘肃幸存的陕西回民大约有6万余口，分布在的宁、灵和河湟等地。其中，固原的陕回数千人安顿在平凉的大岔沟一带；金积堡的陕回一万余人安顿在平凉的化平川一带；河州的陕回一万余人安顿在平凉、会宁、静宁和安定等处；西宁的陕回二万人安顿在平凉、秦安和清水等处。 此外，尚有2000余口回民随白彦虎逃往俄罗斯境内。 考虑到战时逃往新疆、内蒙、四川以及河南等省的陕西回民，估计战后陕西境外幸存的陕西回民人数大约在10万口左右。

总计以上数据，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同战前全省的175万的峰值人口数相比，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

从1862年初到1869年底，这场战争整整持续了7年之久，整个陕西省，尤其是人口稠密、富甲一方的关中地区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其间除了清军与回军之间的镇压与反镇压外，更有回汉之间的民族大仇杀，大批回民与汉人因此而丧生。短短的7年内，全省人口损失总数高达数百万， 其中仅回民人口损失就有155万口之多。战争中汉人的损失数量远远高于回民，但就其相对数字来讲，回民人口的损失比例又远远高于汉人，高达91%，几乎到了亡族灭种的程度。不少战前回民聚居的州县，战后回民踪迹全无，如《华州乡土志》记载战前“州境向有回种人……自唐中叶回鹘人来长安者或留居沙苑，卵翼蕃息，历千余年，曼及州境”，战后“州民无复异种”； 大荔县“回教绝迹焉”； 而??县战后更是“回民绝迹于??，汉人之外无复异种”。 据左宗棠奏称：“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而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即合金积、河、狄、西宁、凉州等处现剩陕回计之，丁口亦不过数万，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百年未有之浩劫”， 陕西巡抚刘蓉亦言“西、同、凤三府，地最饶沃，古称陆海，今土地之开垦者十不二三，而人民之死亡者十居六七……向日绣壤相错之地，树木丛生，丫杈成拱，或行数十百里不见一椽一屋一瓦之覆。炊烟昼绝，豺獾夜嗥，气象殆非人境。”

1953年第1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回族人口总数仍不足6万，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时，陕西回民人口总共只有13.2万，仅占全省人口总数的0.4%，全国排名第15位 。

公元一八六二年,也就是清朝同治元年,陕西爆发回民大起义,这场起义历时十一年,波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五省,给当地回.汉及其他民族造成空前浩劫.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了结历史,勿忘历史,珍惜今天美好生活是大有裨益的.

清代同治朝以前,陕西省尤其是渭.泾.洛三河流域,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区.原在陕西省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帼三州共二十多个州县里,住有回民七.八十万到一百万人,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这近百万回民共分为八百余坊,建立伊斯兰教清真寺八百余所.当时回民主要生产是农业,同时也有很多人从事畜牧业.运输业.商业和牛羊肉屠宰业.当时回民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据同治二年陕西巡抚张集馨的奏折说:西安.同州两府和??.乾两州的叛产约在万顷以上,据清代道光十一年<户部则例>陕西田地共二十五万多顷,回民土地两万多顷,约当全部土地约十分之一.回民起义失败以后,所有的土地都变成了"叛产",招人耕种,所以后世回民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庄田庐亩,俱为他教人所有,八百余所清真寺俱焚于火."

从八百里秦川逃出来的回民,据官书记载,随同回民领袖白彦虎逃往俄国的,只有两千余人,其余被清政府安插在甘肃平凉.张家川.宁夏泾源等地的只有六万多人罢了.此外,陕西回民还有一部分人逃往河南.山东.山西.甘肃.新疆.内蒙.四川的也有一些.但总括来说,经过同治年间这一事变以后,绝大部分的回民是在战乱中被屠杀和在战后因饥荒病疫而死亡了.

根据后代历史学家研究报告,陕西回民起义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回.汉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中国回民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譬如,回民农家大多数都养羊,回民的羊跑进汉民的农田,吃了青苗,汉民捉住羊杀掉后,吃了肉,还把羊头挂在树上.有些地方,汉民成立"羊头会",专门对付回民家的羊,约定,一家有事,全体相助.有些村子,不准回民小贩进村,只能在村外叫卖.还有汉民无赖,故意用猪肉羞辱回民,把猪肉丢进回民的井里.常起纠纷.又回民妇女是不看戏的,汉民家有红白喜事,搭台唱戏,回民无聊青年,不看前台看后台,专看汉人家的媳妇,引起汉民反感.更有甚者,还有聚众调戏汉民媳妇等等.回汉之间经常产生矛盾,打架斗殴时有发生,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

(二)官府"右汉左回"偏袒汉民.回汉发生矛盾,告到官府,官吏不主持公道,吃亏的都是回民,譬如,有一汉民用猪肉触到回民的衣襟,回民就把衣襟割去,遂至成讼,汉官不仅不能解决纠纷,且唬吓回民说:'拿猪肉触你的衣襟,你便割衣襟,若拿猪肠绕你的颈项,你也持刀割你的头吗?"此回民听后,愤怒万分,然人少式微,不敢和官府为敌.据华县<县志稿>卷三<建置志>云:"回族冬春牧羊,践踏田禾,与汉人冲突.咸丰八.九年,械斗尤烈.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汉左回,堂谕云:'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快班头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谋变愈急.嗣后华山团长白祥生,合渭邑团长张映兰,缉诛回民十七人于麦田.诛回谍于白泉铺,回民纷纷北渡,秦家寨,也家滩焚烧一空,遂有回族大祸."

(三)都是"团练"惹的祸.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爆发,清军不能为敌,满清封建王朝岌岌可危,曾国藩奏本,建议各省兴办"团练"用以协助官军抵抗农民军.众所周知,"团练"是地主武装,其中坚分子,都是地痞.流氓.刀客.还有土匪,这些人平时就在地方无事生非,欺压百姓.一旦形成组织,更加肆无忌惮.有些回村,也成立"团练",平时受到汉民欺负的占少数人口的回民,一旦有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就为日后反欺侮,反压迫,打下了基础.

还有,太平军.西捻军和云南杜文秀起义队伍以及宁夏马化龙与陕西回民起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说.陕西回民起义是诸多因素促成的.

起义队伍于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陕西同州府地区发难,回汉仇杀很快成大面积蔓延之势,并向西安府推进,同年五月十六日,清廷派原任江西.安徽巡抚兼陕西总团练张芾携同西安回绅马伯龄到临潼油坊街与民军谈判破裂,民军杀死张芾,反局一定.陕西各地汉团对回民大开杀戒,一场灭绝民族的屠杀开始了.陕西西安.凤翔二府,及其它州县的回民被成县成乡成村的遭到屠杀,有些县城内,所有回民无一幸免.回军所到之处,也是生灵涂炭,烧杀抢掠,伤及无辜.整个关中地区,在腥风血雨之中.

回民起义之初,没有武器,只能用日常家具去打仗,有的用铡刀,有的把剪刀绑在杆子上,有的连剪刀也没有,就把杆子破开以尖锐的一端做矛头.和清军交手,打了几次胜仗,回民军才有了真正的武器.并且有了少数的洋枪.洋炮.

起义从东府的华州.大荔.渭南开始,很快扩大到西安府的临潼.三原.高陵.泾阳.咸阳等县.这些地区有很多回民居住区,自从东府回民起义以后,这些地区的回民都纷纷起义相应了.西府凤翔包括凤翔.岐山.宝鸡三县,过去有回回三十六坊,也跟着起义了.但作为陕甘两省首邑的西安回民却没有受到伤害,本人将在续文中说明.

回民首先在大荔县八女井.羌白镇.王阁村和渭南仓头镇发难。起义烽火迅速燃遍省城以东地区的渭南.华州.华阴.大荔等州县。六.七月间，回民起义军在西安城郊同清军及地方团联进行了激烈战斗，在金胜寺全歼凶恶的梅锦棠地主团联。起义军占领六村堡后，团团围困西安城。风翔回民起义军围困府城长达十六个月之久。回民起义军自东向西，席卷了整个关中平原，声势浩大，起义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左右。

陕西回民起义震撼了清王朝，清廷派直隶提督成明率京兵2000赴陕围剿。八月，成明被回民起义军围困在朝邑城内。九月初，胜保为钦差大臣，率步骑8000人，由洛阳入潼关进剿。十二月,清军失败,胜保被清廷赐死,一八六三年一月,清廷又派多隆阿为钦差大臣赴陕围剿.清军由东向西对起义军的重要据点发动进攻,回民起义军英勇抵抗,但因武器落后,伤亡惨重,反围剿斗争失利.十月,渭城决战后,回民起义军被迫撤入甘肃境内.

回民军自同.西二府失败以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经礼泉.乾州而达??州;另一路经兴平.户县而达周至.前一路到??州后,一部分南下凤翔,与凤翔府的回民联合作战.后一路希望与太平军联合,没有成功.所以最后都到了陇东的董志原.

回军原来有东府十八大营,凤翔三大营,头目基本都是阿訇.到了董志原以后,成立新十八大营.十八大营没有总头目,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形同一盘散沙.

为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军事行动,一八六七年又从董志原大规模返回关中和陕北.进入关中地区的回民起义军在眉县与西捻军达成协议:西捻军东攻同.朝,回民起义军围攻西安.因西安清军防守甚严,两支义军联合东进,经咸阳.泾阳.三原.富平,到达同州.朝邑.旋又西进围攻西安,转战蒲城.富平.三原一带.

回.捻联合抗清局面形成后,清廷命令左宗棠迅速入陕.左宗棠制定了"先秦后陇"和"先捻后回"的反动方针,妄图把回.捻起义军消灭在泾渭河之间地区.九月,起义联军进入陕北,并建立临时根据地,后因双方不能有效合作,西捻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回民义军又回到董志原.

当时回民军的头目有:白彦虎是长安人,十八岁就挂了帅.马正和也是长安人.毕大才是泾阳人,崔三是凤翔人.孙玉宝,西安北乡人.曾在固原称王,杀死了另一民军头目赫明堂.重点要介绍赫明堂,赫是位阿訇,同州人,少时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念经.咸丰年间,他三十多岁到云南开学,当伊玛目.与杜文秀认识.后与任老五同时回陕,回来不久,回民起义,他任同州回军首领,五十岁时,被孙玉宝诱杀于固原.还有一个任老五,名任武,渭南苍头人,这是一个神秘人物,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后在内讧中被杀.于彦禄,同州王阁村人.杨文治,泾阳人.

回民军在董志原住了三年.在这里,回民仍以务农为主,收成很好,丰衣足食.遇到清兵来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完全是游击战.后来清兵攻势越来越紧,十八大营合并,成立四大营.守不下去了.就向宁夏金积堡撤退,与马化龙回合.

马化龙有野心,在金积堡打造皇城,准备立帝.陕西回军到后,马化龙心存戒心,不予陕西回军合作,回民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陕回民军向他借粮,粮价涨到三十两银子一斗,直至发生人吃人,狗吃狗的地步, 人民饿死病死的无数.正值清兵来攻,马化龙与清军相约:金积堡的回兵以草腰为号,官兵见了不杀,光杀陕回;但是官兵一到,不论有无草腰,随见随杀,不能幸免.白彦虎看到这种情况,实难支持下去,就向河州突围,后又到内蒙阿拉善旗,烧了驸马府,劫走皇姑,表示与清廷对抗到底的决心.皇姑是同治皇帝的妹子,西太后慈禧的女儿.清廷与他岂能善罢甘休.眼看大势已去,白彦虎率部经过肃州,进入哈密.

白彦虎很能打仗,永不投诚,官兵追他到关外戈壁里.戈壁无水,但白彦虎能从沙里挖出水来,用以煮饭,官军望到,不敢再追.回民以为他有天佑,更加坚定跟随他的决心.白彦虎当时人称大虎,还有一个白彦英,人称小虎.

白彦虎出关逃走,原因很多.兵败后到金积堡,马化龙主降,他主战,所以他与马化龙无法合作,率军到内蒙阿拉善旗,驱逐驸马王爷,抢了皇姑,惹下这滔天大祸,已无退路.刘锦棠的叔父刘松山也是他指点枪手把他杀了.所以他只有往关外跑.

白彦虎出关时,带着陕西各地的回民,毕大才阿訇手下泾阳.咸阳回民亦在里面.初时,白.毕两人关系很好,但相处久了,意见不合.主要原因,由于毕是阿訇,主教法,要以教理领导军民,白彦虎虽然也信教很笃,但他主王法,要以王法领导军民.因此二人意见不投,不能合作.

到了哈密以后,白彦虎召集所有阿訇一起讲经,相互辩论,如有阿訇不能答辨,白彦虎就把他杀了.毕阿訇目睹此情,不以为然,因此二人争执很烈.毕阿訇的势力既不如白,所以常思率领所部,退回关内.一日行沙漠中,毕阿訇潜率部民伏沙尘中,节节引退.等白彦虎发觉时,毕阿訇已经退回关内了.

毕阿訇退回关内,遇到清军,就向之投诚.因此左宗棠就把他们安插到张家川龙山镇一带.

白彦虎到哈密后遭缠回兵所阻,经过激战,白彦虎在哈密住了下来,后又闻清军来追,便到乌鲁木齐,后来与清军打仗,辗转到了新疆阿克苏地方.到了阿克苏不久,清兵追到,相互厮杀,伤亡惨重,于是逃往俄罗斯.至此,陕西回民起义军的武装斗争宣告结束.

左宗棠对回民实行"剿抚并用"的方针,回民起义军如果愿意放下武器,就地安抚.所以陕西回民投诚部队都被安置在甘肃.宁夏境内.

陕西东府回民大体被安插在宁夏泾源三川,在甘肃平凉的大岔河也有一部分.

耀州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北原和南原四十里铺,又一部分到了泾源.

凤翔府三十六坊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为多,也有一部分到了会宁.

渭城一带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白水.甲积山沟和下阳家.

随白彦虎逃到俄罗斯的基本都是西安府的回民.西安府的回民在平凉.华亭县等地也有一部分.在白彦虎沿途经过的地方也安插了一些人.(待续-同治元年时的西安回民概况)

白彦虎是英雄的“东干人”之父。

他是中国清代同治至光绪初年西北回族穆斯林反清起义领袖之一。他出身于陕西泾阳的阿訇家庭。同治元年（1862年）初夏，陕西回民为反抗清廷的民族压迫、宗教歧视和当地汉族地主武装的屠杀，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以清真寺教坊为基础组织，以阿訇为骨干，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捍卫民族生存和维护宗教信仰尊严的反清起义。不久，白彦虎即参加起义军，与清军周旋转战于省城一带。次年，清军进攻节节得手，起义军民被迫退至甘肃东部董志原，组成十八大营。由于白彦虎作战机智英勇，善用伏兵，屡给清军以重创，1866年后便被举为十八大营副帅之一。尔后，清政府大军压境，十八大营另组成新四营，白彦虎仍任副帅，并于1869年率50万军撤退至今宁夏地区，主要转战于南线，且返回陕西战场发动攻势，造成全省震动。1871年初，宁夏哲赫林耶派穆斯林起义领袖马化龙败降被杀，白彦虎率部撤至甘肃河州，后转赴西宁，联络当地回族、撒拉族和卡力岗藏族穆斯林义军继续奋战。1873年初，陕西回军领导人禹德彦、崔伟等降敌，西宁战役失败，白彦虎即率部及追随他的甘、宁、青穆斯林毅然西撤，为马文禄解肃州围未成，遂出嘉峪关围攻玉门、安西后，经敦煌、哈密进抵新疆红庙子、古牧地至玛纳斯一线。至此，他又联络当地回族穆斯林军同清军、地方团练和浩罕阿古柏轮番作战达3年之久。据《伊米德史》记载，1876年夏，白彦虎同时受到西面阿古柏军和东面清军夹击，败退玛纳斯。同年秋，玛纳斯再败难逃。当时白彦虎处于东临强敌，西遭堵截，北去遐荒的窘境，而他及其所部又誓不降清，只有选择利用阿古柏借南路逃亡的一条出路，故又同阿古柏结成形式上的暂时联合。阿古柏对白彦虎“遇之甚倨，勒其部傍三城以居”，而白彦虎则“给其（指阿古柏）死党与土回坚拒官军，自观成败，伺间脱走”（《平回志》卷七、《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301）。同时，白彦虎还曾派人赉金银财货向俄属中亚疏通买路，相传拟逃往阿拉伯麦加。其间白彦虎虽曾防守吐鲁番，但闻阿古柏军达坂城失利，即弃城退至库尔勒。1877年7月，清军统帅刘锦堂按照清廷“毋任釜底游魂，再行漏网”和“要须阵前（对白彦虎）殪毙，乃为了局”的严旨，对白部发动了最后的强大攻势。白彦虎遂下令凿决开都河阻敌，旋即率余部经库车、阿克苏、乌什至喀什噶尔。11月，在清军紧追、两军首尾相接的情况下，白彦虎被迫携5000余名军（号为十三营）、眷向西北疾渡纳林河桥，逃亡俄境，旋为当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族穆斯林收留，遂定居于今中亚吉尔吉斯共和国及哈萨克共和国境内，分驻地为48坊，即今中亚的“东干人。白彦虎在流亡期间，曾受到沙俄政府就地“严加禁锢”，且因内部分裂，无力打回老家，而流亡异邦，郁郁寡欢，于1882年秋患食道癌逝世。临危，还遗言子孙将来返回祖国，其第三子因于1933年携眷回到新疆伊犁，完成先人遗愿。白彦虎领导陕西和西北穆斯林反清起义长达16年之久，转战数万里，英勇顽强，誓死不屈，赢得后人的无限景仰。

崔伟投降后被左宗棠收编，而就是这个崔伟顶住压力放走了白彦虎。

“崔伟在民族大义面前毫不动摇，坚定地对白彦虎网开一面，促其出走俄境。据笔者了解，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镇（即崔伟眷属和所部陕回被左宗棠安插之地）有一米瑞林老人（已于五十年代末去世，年逾九十），原系族善马队哨长，了解不少内情。据称：族善马队在追白彦虎时有意放纵，刘锦棠虽一再严责，限期捕获，崔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冒险告知白彦虎：“现在左宗棠一定要除掉你，你会去出走再无生路”。并给白部支援了武器、马匹和粮食，让其迅速出走俄境。

据史料称：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谍报白彦虎窜乌什、城安集延走叶尔羌，幸缀追师，锦棠于是会安集延，而今族善五营专追白逆。阻河涨，不得渡。时白逆舍止隔河十里许造饭，掩袭可擒也，而我军遣返。锦棠闻之大怒，责令复进，则已走喀什矣。”（曾颠瑜：《征西纪略》）

“方湘军取南路，”意在白彦虎，以黄万鹏族善五营马队精悍，令充前部，昼夜连之。兵与贼告陕回，往往阵前相揖问，或暮夜往还。至是军中谓白贼不获，由回兵走泄军机云。”（曾癫瑜《征西纪略》）

这两则记载证实了米瑞林老人所说事实。白彦虎出走俄境，使“左宗棠以巨憾漏殊”（《平回志》），诚惶诚恐地向朝廷引咎自责，未竟全功。

另据研究东于族历史的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国杰提供，他于1990年10月和 1993年 6月先后两次在中亚 15个东干乡在生活考察了四个月．白彦虎这支回民起义军进入俄境七河省定居后．经过一百二十年的生息发展，总人口已超过20多万人，他们把白彦虎称为“东干族之父”。在白彦虎的后裔和许多东干族老人中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他们说我们东干族发展到今天20多万人，遍布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完全是由于崔伟救了我们。当时清军在喀什已将白彦虎部队团团包围，准备于拂晓前发动总攻，以全歼白部。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是崔伟冒死通报白老虎必须在天亮之前突围，从西南方向他的防区通过，撤往俄境。他还给白彦虎换了一批好抢、好马，并说这些武器你过境后都用得上。然后让白老虎往俄境逃跑，他们在后面佯装追击，将白护送出境。白这才得闯过清军的包围追杀，免去全部被消灭的危险。因而他们世代相传，不忘崔伟的救命之恩。

王国杰教授这项研究成果，为西北回民起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新证据。”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朝中后期以来，清政府已日益腐败，强制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在政治、经济、法律、官吏任用和各方面都对回族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无理歧视。如法律规定，回民犯法处罚较其他民族为重。在犯法回民头上刺以“回贼”字样，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屡将回族之回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类”。清朝地方官吏对回族人民横征暴敛外，还常常挑起回族内部各教派之间、回汉之间相互的争斗，以图达到以汉压回、以回治国的险恶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陕西）官吏甚至亲自布置和参加屠杀回民的活动，使回族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受到极大威胁，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其中，未刺印、了国栋的甘州起义是反清运动的开始，苏四十三的循化起义和田五的石峰堡起义是反清运动的继续，还有贵州张凌翔、马河图、四川蓝朝鼎、蓝朝柱等人的起义。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杜文秀的云南起义和白彦虎等人的陕甘西北起义影响最为深远，对清朝的打击最为沉重，同时对回族社会的损失也 最为巨大，举世罕见。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回族人民刚直不阿，视死如归的性格和以左宗棠、岑硫英为首的反动刽子手们灭绝人性地进行倾族大屠杀的 丑恶罪行。

云南是回族较集中的地区。回族人民为云南的开发自元代以来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国民事件时时发生，而清政府往往处理不公，造成回汉仇杀。醒悟过来的回汉人民终于举起了义旗，把反抗矛头对准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族人民为主，联合汉、彝、白、傣、纳西、景颇、僳僳等族 人民的武装起义终于于咸丰初年爆发，建立了大理政权，废除了清朝年号，制定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号召，革命满清”和“联合回汉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原 则，并设文武职官，各司其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为安定社会秩序， 协调民族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给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后来在清军优势兵力和洋枪洋炮的进攻以及策反起义将领的阴谋下，轰轰烈烈的云南回民起义坚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动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下去。清政府灭绝人性的本质在镇压回民的起义中也暴露无遗，比如清军夺取大理后，仍对大理城内及近郊起义军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仅此一次回民被杀者就达10万余众，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装上几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计，这次长期战斗死人总数在500万以上（据白寿彝先生文章，笔者估计这个数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数）。起义失败后，回族大量的财产被充公或被军官们占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

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走来的民族

许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视为“逆产”，全被抄没，大都无立锥之地。一些回族子遗便纷纷逃出省外，有的还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区定居，从而形成了今天的维回、彝回、白回；有的回族还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还生活在东南亚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义领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权的丰功伟绩而被各族人民颂扬。

在西北，回民起义首先是在陕西爆发的，而西北回民起义的爆发则揭开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陕西在同治起义之前是“汉七回三”，广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关中平原和陕北的一些肥沃之地，“回族居住较他省为多”，“人口最为稠密”，自古就有“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开垦出来”的说法，可见回族人民对陕西这块沃土的历史贡献。1862年，回民起义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发，接着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退至董志原，并燃起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民起义的浓浓烈火，回、汉、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等西北各民族人民纷纷投人到了这场正义的斗争中，几乎完全摧毁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使河州、肃州、金积堡、西宁成为当时回民起义的四大根据地。最后在左宗棠洋枪洋炮的剿杀和诱降下，轰轰烈烈的西北回民起义失败了。在这次起义中，陕甘回民起义从华州起义到肃州被屠历时12年，宁夏地区回民反清斗争坚持了9年，新疆回民起义也历时12年，涌现出了陕西白彦虎、孙玉宝、崔伟、甘肃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新疆妥得鳞、索焕章等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起义领袖。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时间上虽然没 有云南长，但回族遭受的损失，人口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都比云南惨重得多。仅陕西而言，除了极少数逃至西安城内和秦岭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几乎所有的回 族都被屠杀或被驱赶，个别的还被迫反教，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无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内外）；陕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民重要的聚居区，但经过起义之后，回族人口已荡然无存。甘肃的回民由于有马占鳖的投降，可以说是保存回民最多的省份。而过去丝绸古道上的一片片回回村庄，经过“左屠户”的屠杀也无一幸免，其惨状由此可见一斑。

在镇压回民起义中，清军巢杀之恶毒在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仅陕西回族就有“十不存一”之说），改变甚至抹杀了回回民族在西北繁茂的人口分布，其倾族驱赶回族人民，专门把劫后余生之回民由原来的关中平原、银川平原等富庶之地而强制安插在甘肃平凉、静宁、会宁、定西及宁夏西海固和径原、隆德等山区贫瘠之处的安置策略，直接影响到了今天西北回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说，今天西北回族的贫困就是由于当年清政府民族压迫的安置政策造成的。由于西北绝大多数回族人民或亡或逃（有的还逃到其他省份甚至外蒙），因而清政府便不论青红皂白和是否参与了起义，统统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财产以“叛产”处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凉了（如陕北南泥湾），或把外地（如山东）农民再重新迁人，分给“叛产”（如陕西三原等地至今人们的口语仍有山东味，与秦人不一样）。所以说，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失败，尽管历史意义极为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其结果对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一切财产被掠夺，绝大多数人口被屠杀或在迁徙中身亡。为了生存，白彦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陕甘义军的后代带到了俄国境内，从而才有了今天独联体的10万东干族。白彦虎东干族尊为“东干民族之父”。

尽管回族在清末遭到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近现代以来回族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丝毫不逊色，处处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现。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回族人民始终冲在反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前列，以自己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从影响上讲，近现代史上回族军阀及其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在西北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为新中国的建立回族人民的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名永载史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回族人民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各界群众纷纷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表现了回族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

性格决定命运。

留下好多万人坑，回军路过，不留汉人。

陕回“起义”的净结果是自元朝以来的回族势力范围陕西彻底地失去了。这是当时的回族分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擅自胡来的严重后果。如果当时果然有精明能干的领导者，为什么不能放弃和交换一些局部利益，约束无法无天的极端主义者，联合汉族人民反对清政府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阴谋？非要闹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最后大家都深受其害。

看他写的"心灵史".全篇没有一点对被回军屠杀的无辜汉民的欠咎.一味地为宗教狂热进行美化.

太平天国都还没有搞定，干吗去挑拨招惹好闹事的回民呀。

如果没有证据，这样的言论只能被理解成：故意挑拨民族矛盾，别有用心离间民族感情。

不信的话你去看赛昆仑兄的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和给大家提供一些清末陕西回民的数据资料。在仇杀中，回族也被杀了很多，可汉族死得更多，原因是杀回民的大都是地主团练，可回民全民武装之后，团练就杀不着了，变成回军杀无辜汉民泄愤。你还可以去看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那里头有讲回军怎么对待无辜汉民的。

至于灵州十余万汉民遭屠确有其事，回军攻克灵州后，一个汉人都不留。回乱后甘肃，宁夏一代流行这样的诗句。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清军报复也一样，回族巨堡羌白镇被攻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

我所以有疑问：损失的人口是损失在正式的战斗中或者损失在灾荒中还是民族仇杀中？这些事件的矛盾起因是种族矛盾还是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间的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