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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当年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低端发展模式？ -- 敬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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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弹丸岛国，能短短十几年时间带着一亿中产在二战废墟中一跃而起，虽然冷战战略格局很重要，但其60年代走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最关键的一步。
即便是冷战压力消失，日本面对美欧打压、中帝抢位，仍能至今保持在高位徘徊，不得不承认，岛国人民还是个奋发图强的民族。
反观我天朝78改革，在前三十年大好的工业布局和战略三极盘面下，却是选择俯身为美帝高端链打工几十年，以至现在才来反思破局，这份战略窗口消失后的醒悟是不是来的太迟？
搞什么两弹一星，直接整天顶星歼星舰好不好？
有这些时间，咱琢磨一下将来咋搞行不行，别老回头指责当时的人这没干好，那没干对，净给我们后辈添麻烦，好像整明白了你真能穿越回去大显身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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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崛起有诸多因素，但也为现在的窘境埋下了伏笔，如果以史为鉴，要全面分析，拿人家最好的20年来比是田忌赛马，得出的结论也是有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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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有羡慕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哀兵之策的”。。对于中国来说，可以从微观政策及其结果上借鉴日本（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战术性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但从宏观趋势上，中日是没有可比性的。
至于“日本朋友的建议”，您确定不是喂毒药？
而我国在战后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我国79年后的经济腾飞对应的是日本甲午战争后的经济腾飞，两者差了近百年历史进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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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国的损失先就不说了。
《马关条约》纸面赔银2亿两，实际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赔款，从中国攫取的财富高达2.7亿两。再加上战争掠夺，其总额达到3.5亿两。这笔战争横财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 4倍！是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4.4倍！
2018年中国财政收入183352亿，按小了算，18×6.4大约115万亿。相当于中国多了115万亿的收入，美国一年的军费也就5万亿！中国和日本，财富这一增一减，国家的差距就此拉大。如果日本不是从中国弄到的，情况还会好点。
如果真学日本，简单，就是让日本赔款，中国提速十年没问题，日本大概可以比肩索马里，日本人民快乐地捕捕鱼,当当海盗。可以制定个三十年捕鱼的倍增计划。
当年日本人可是非常羡慕我朝社会形态构型的高度执行力，以及前三十年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
相比日本，我朝落后的是顶层设计的官僚统治意识和畸形的分配机制束缚了劳动人民的创造积极性。
日本那种家族式管理的“年功序列工资制“才是封建余孽思想。当年他们可是佩服我朝人民公社的生产积极性，日本国超高的生活物价水平，正是迫于对农业人口的圈养而不得不维持农副产品的高价赎买。
日本甲午战胜大清是明治维新的成果。
79年后中国经济腾飞是毛时代工业化的成果。
要保持高投入，而且在开放的环境中还得承受外来产品的冲击，就好比现在互联网经济有点类似。但是烧钱是预期未来的收益，互联网能看个三五年已经是大牛，能看十年就是双马这种大佬，前三十年太祖要超越他们上百倍看五十到一百年，但是确实前期太苦了，而且没有资本撑着就是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奉献。太祖走了，大家都急着吃饱吃肉，也走了极端
日本经济学家有泽广已在其著作《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日本战后的经济状况：
一面是已经毫无价值大量的战争用生产设备残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民众，东逃西窜……简直是人造沙漠。
但小日本他们抓住了朝鲜战争的机会。
具体详情见邓立群的访日观感，这几个报告真的值得细思多想。
象现在国内的华为、三一，无论是经营管理质控，还是内部组织架构，都能看到当年日本企业的身影。
对干日本社会当年的和谐劳资关系，也是颇让邓立群为之困惑，为何社会主义工人都无此激情干劲。
（呵呵，报告里提到日本当年的企业文化用的就是“命运共同体“一词，日本民族的协作团队精神是深入骨髓。）
来碗鲜鸡汤——据说洛克菲勒说过，如果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部都剥光，一个子儿都不剩，扔到大沙漠去，只要一支商队经过，他就又会成为亿万富翁。
没有朝鲜战争，日本也能翻身。
二战后的日本，是工业化后的日本，而且还是重工业化后的日本，1950年的中国，差之何以道里计。
更何况两国安全态势的巨大差异，日本在美国的羽翼之下，新中国要独自对抗美苏，但两个国家的格局也就在那时定下来了。
我认为中国在社会管理和资源分配上出了问题。建国前三十年后四十年共七十年都在高速发展，其它有类似发展经历的国家都成了发达国家了，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国家阶段，离发达国家尚远。这证明在社会管理和资源分配的制度建设方面有不足，财富浪费和流失严重，人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福利。中国创造的财富早已不少，富豪人数冠绝天下，小官巨贪及隐形富豪更数不胜数。发达国家民众的生活算什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早就过上了为所欲为的富豪生活。公务员阶层早就有了发达国家民众所有的一切福利，中产阶层也生活得似模似样。但即使算上这些人的家属，可以过上发达国家民众生活水平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估计最多只是三分之一。在未来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的教育、自治、自律水平都需要通过社会管理和资源分配的制度建设达到有很大提高的程度才行。毕竟发达国家并不是只注重财富的数量，国民及社会发展的高水平更加重要，否则留不住财富，财富也不能在国家内良性循环。从这方面看，中国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