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一篇2010年的经济强文，应该是个讲话稿。 -- 敬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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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出生。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农经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宁波市副市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

1998-2003年期间，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现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2009年05月04日

刘福垣

刘福垣

近来，人们十分关注中国经济是否止跌回暖，未来的走势是V还是L，是U还是W。虽然众说纷纭各执一端，但所描述的对象都是GDP增长的运行轨迹，对发展存而不论。其实，在当前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战略决战的关键历史时期，转变农民工社会身份的速度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发展速度。只要发展速度有所提高，消费、就业和GDP就会比翼齐飞。如果抓不住发展的牛鼻子，就增长论增长，甚至用增长压发展，继续在投资和出口上下死功夫，即使GDP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续。

发展和增长并非完全同步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是质变的观念总结；GDP的增长是经济活动和社会财富量变的观念总结。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判断经济形势，发展和增长的形与势不一定是同向、同步的。有增长无发展甚至负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发展阶段性转变时期，增长一时的下降也是难以避免的。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的影响恰恰是相反的：进出口大幅度下降，外功被废之祸，却带来了苦练内功、调整分配关系、提高消费结构、和谐人天关系之福。GDP的增长严重下挫，却是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发展速度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笔者认为，2008年将以中国向强国转化的元年载入史册。一个主要靠“三外”(外资、外商、外贸)拉动，为外国人打工的经济体，将不得不学会为自己打工。此轮金融危机美国不过吸走了我国不到1%的金融资产，如果这个危机晚来五年，“走出去”、“请进来”的虚拟资产将大大超过实体经济总量，我国会比“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输得更惨，或将重蹈“拉美现象”的覆辙。所以，我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实际上是在2008年。对内开放将从此成为主题词，提高社会保障度，转变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空错位，将成为政府的主攻方向。公益性全民医疗保障方案的酝酿和出台，正是我国以人为本发展的真正开端。

至于许多人关注的所谓增长的拐点，实际上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我国GDP增长是靠两股力量形成的，一个是国内市场，另一个是国际市场。在短期内，我们的努力所能决定的只是内需市场的拐点。国内市场的转机是在2008年下半年，政府改变了双紧政策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回暖；而国际市场的转机，至今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或许三到五年也难以见分晓。因此，两股力量形成增长合力，呈所谓V字形走势，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最好的走势是U字形，最大的可能是L形；要避免W形走势。目前，政府应把主要精力用于分配机制改革、分配结构调整，为消费拉动增添动力。如果分配拉动了消费，消费拉动了投资和就业，即使出口形势继续恶化，GDP维持8%以上增长是不成问题的。

增长率6.1%是不错的态势

在进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第一季度GDP增长了6.1%，与前五年比，看起来是最低的，其实是相当好的运行态势。它好就好在让人们看到了在几乎丢掉了“三外”拐杖之后，我国的内在经济活力还是相当强劲的。它强就强在我们这个经济体突然被踢断了拐杖，却没有跌倒，反而还长高了一块。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中国人还没有亲身经历过。所谓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基本矛盾即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矛盾激化到破裂阶段的产物。危机爆发之后，原有的经济结构受到颠覆性破坏，所谓经济萧条是以负增长、恶性通胀为标志的，而且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可能恢复性运行。显然，我国目前不是这种状态。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苦练内功，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内开放，扫除要素流通、按要素分配的一切人为障碍，继续维持10%左右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转变农民工身份是发展真动力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最伟大的成就是，城市工商业的现代生产方式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大包干形成的小农经济，改变了70%以上中国劳动者的社会分工角色。绝大多数原来的农业人口在社会分工上已经成为工商业人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已经至少完成了70%以上。但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35-40个百分点左右。许多农民转变了分工角色，却没有转换社会身份。这是我国发展失衡，生产和消费时空错位，内需不足依赖外需的根本原因。

目前阻碍农民工社会身份转变的最大障碍是社会保障不到位，而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宅体制性短缺这四大难题，其实质是政府社会保障功能短缺的不同表现。

在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其再生产的一切费用，无论是吃、穿、住、用、行，还是看病、上学和养老，都属于劳动者用收入支付的消费范畴，首先靠按要素分配来解决，即理顺分配关系。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在劳动者个人支付能力不足的时候给予目标补贴。虽然补贴是全方位、全覆盖的，但是政府只负责个人支付能力不足的部分，这就大大缩小了实际补贴的对象和开支，把高收入有积累的人群排除在外。政府应确保每一个支付能力不足的人都能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平；政府只能补贴消费，而不应该补贴投资。例如，买房是投资行为，租房是消费行为。政府只应该补贴房租，而不应该补贴房价。

为了确保社会保障开支，我国必须改革财政体制，把社会保障列为第一财政预算，这个预算不能满足，其他一切免谈。首先，适当提高财产性收入所得税，以代替个人所得税，使我国的税基完全建立在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上，从根本上杜绝向劳动收入征税的现象；其次，明确全民资产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即利息和租金收入，独立建账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第三，把抗拒自然灾害以外的所有财政补贴都转变为社会保障的目标补贴开支，即把生产、流通性补贴都转变为消费性补贴。采取了如上三项措施，既增加了个人的消费能力，也增加了政府实行目标补贴的能力，建立全方位、全覆盖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有了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只要把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即彻底放弃了土地的使用权，就可以享受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待遇。没有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农民，不是社会保障的对象，而可能是社会救济的对象。非农收入为主又不放弃土地的所谓农民，则不应该享受政府的任何补贴或救济。

建立了上述的分配制度和政策体系，农民社会身份转换的制度性障碍就消除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成为现实。

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35-40个百分点左右。许多农民转变了分工角色，却没有转换社会身份。这是我国发展失衡、生产和消费时空错位、内需不足依赖外需的根本原因。

阻碍农民工社会身份转变的最大障碍是社会保障不到位，对此，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加快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将转变农民工社会身份的速度作为我们追求的发展速度。只要这个速度有所提高，我国的消费、就业和GDP就会比翼齐飞。

一、生产消费的时空错位是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从整体上来看，当今世界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个时代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并存，社会结构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水平。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两种生产方式、二元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程度恰恰是整个世界的缩影，比例尺是13∶60 。世界经济社会结构严重失衡造成的生产消费时空错位是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总根源。

　　在当今世界，所谓发达国家，是指那些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比较彻底的完成了现代化，进入了社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生产社会化成为市场经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工资和消费水平超过实际劳动生产率是就业岗位短缺、依赖虚拟经济和外贸的重要原因。而所谓发展中国家，是指那些处于封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数人还没有彻底割断与小农经济的传统纽带，公开的、变相的封建世袭制和等级制还占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少数人的暴富，是以权力的资本化、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化和超经济剥削为前提的。工资低下、消费不足是这些国家就业岗位短缺、依赖外贸或国际救济的根本原因。

　　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这种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必然引起（了）全球范围的生产消费时空错位。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解决国内经济一体化，但其现代化的部分却率先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按所谓第三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处于国际贸易中的商品和劳务价值，这必然使其长期处于不利的交换地位，形成国际范围内的同工不同酬、同物不同价。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入发达国家，自身则沦为不需要派总督管辖的殖民地。于是，瓜分价值的国家和群体在进行奢侈性甚至挥霍性消费，而创造价值的国家和群体却陷入消费严重不足的境地。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越过了国界，无论是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封建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都不同程度地被国际化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力、资金、产品和产能的所谓四大过剩现象，看起来非常严重却始终达不到危机的爆发点，在“送礼性出口”两位数增长的推动下，甚至难以找到经济运行的拐点。市场在空间上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掩盖、缓和了国内矛盾，大周期代替了小周期。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基本矛盾在时空转换过程中用空间代替了时间，从而经济危机已不再是一国的现象，一旦危机爆发，一切国家和地区都在劫难逃，各自所可能承受的损失与其外贸依赖度成正比。

　　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出口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进口。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债权国，出口的目的变成了少数人发财与多数人就业，使顺差、债权和储蓄长期高于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差债务国，逆差、债务和消费突飞猛进的增长，储蓄却微乎其微。几十年积累的生产消费时空错位，靠常规调控措施已经无济于事，全球性经济危机便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抑制大国崛起，大力鼓吹新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于是，虚拟经济以几何级数增长，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金融衍生物与不动产一样成为寄生性阶级的主要收入来源。金融工具主要不是为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服务，而是为瓜分价值、创造虚拟价值服务。所谓金融创新不过是瓜分价值的手段创新，吹大虚拟价值泡沫的工艺创新。这种趋势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使资本和劳动日益分离，失业的资本不断流向虚拟经济，失业的劳动大军成为异教的信徒或恐怖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不再光荣，承担社会积累职能的实业家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金融寡头超过了巨商大贾，成了新时代的明星和事实上的领袖。于是，失衡了的世界变成了颠倒的梦幻的疯狂的世界，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和导火索的问题了。

　　世界经济的这种格局持续了几十年，自然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应该充分肯定它对发展中国家生产方式转变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生产消费时空错位的矛盾一旦达到了转化的关节点，这种必然性就会被另一种必然性所代替。当奢侈性、挥霍性消费群体用虚拟产品换取实体产品的欲望恶性膨胀，信用就变成了欺骗，虚拟经济就走向了反面，像吸血过多的水螅一样自我破灭了。实体经济这个寄主因失血过多而一时萎靡不振。看起来是金融危机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实体经济自身的失衡、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失衡、生产与消费长期的严重的错位导致了虚拟经济的恶性膨胀。

　　佐利克指出，中国过去30年以出口导向和大力投资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

　　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利用加入WTO组织，使得中国与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相结合，这也为中国在过去10年通过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发展到现在，中国想通过出口拉动经济是不现实的。

　　而如果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进一步加大竞争，并带来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带来更高的居民工资收入，增加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此为下一步发展的新增长路径。

　　“中国的出口部门已经收到了比较大的收益，但是服务业还需要比较大的调整，而且从改革中受益。”他说。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以来， 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在10%左右。加入WTO之后则更快，年经济增速在11%以上。不过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大国。

　　2011年净出口对于经济的贡献变为负数。而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仅仅在40%左右，低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中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仍只有40%左右，低于世界几十个百分点。

　　佐利克强调，上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利用WTO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下一步改革措施就像此前想推动的改革一样。“中国国内的改革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推动，比如投资政策、知识产权、金融部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结果。所以有一些可以平行推进的议程。”他说。

　　世行报告建议，下一步需要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这些可以提高投资效益。

　　该报告指出， 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

　　据悉，央企现在有27万亿的总资产，净资产10.5万亿，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

　　世行认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要高。1978年和2007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一个衡量国有部门效率改善的指标）只有一个私营部门的三分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认为，目前需要消除一些私有化定义的误解。因为 “股份制银行有个人股份，是否算私有化？！”

　　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是个人股占有或私有化，也不是因为华尔街的贪婪或监管不力，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执行了错误的宏观政策，加上有缺陷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才会造成如此大的危机。

　　美国的宏观政策失误表现在2001年以来连续13次降息，因为降息扩张信用，从而刺激房地产和刺激消费。所以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危机。

　　改革料仍将大力推进

　　佐利克近期将到内蒙古等地进行调研，就中国经济未来动力寻找良策。

　　他认为，尽管中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这个阻力过去日本、欧洲出现过，但是中国仍在积蓄改革的新力量。下一步中国政府还会推动改革。但正如魔鬼在细节中，最终要中方自己来决定。

　　而目前由于出口增速下滑导致变革的需求在增加。“实际情况，让我感觉改革的势头还在积蓄。我们也在寻找信号，比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或者人民银行的报告。”

　　近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并强调，“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而尽管像目前阻挠改革的人仍会兴风作浪，但改革的趋势将不可阻挡。

　　原因是，中方目前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比如环境成本问题，城市化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差距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要采取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另外在与中方官员非正式的讨论中，感到有一种希望，下一步中国政府还会推动改革。

　　佐利克认为，世行的报告会引起争议是正常的。下一步会就一些问题继续展开讨论，并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他指出，把养老金的待遇和企业、地方政府脱钩。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养老金的储蓄机制，使人们通过自己缴费可以支付养老金。中国的高储蓄率一部分来自企业大规模的收益留存，所以这里需要建立财政收入的体系来建立养老金，其中一部分可以来自企业的红利。

　　世行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000美元，即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行列。中国采取加大改革力度，才有可能使得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030年进入1.6万美元人均GDP的高收入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其静认为，世行的报告暗示了“中国经济可能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出现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微妙。

　　因为经济各方面都是由国家政策支撑，但是资源总是有限的，支撑到一定的时候，这种繁荣可能就支持不住。

　　杨其静认为，那种“放开民间投资会带来混乱例如民间集资案”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是政府没有放开民间投资，利率没有市场化，民营企业无法获得资金，为了求生存才出现了类似非法集资的问题。但从企业的角度是不得已而为之。

　　赵农也认为，世行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目前中国经济表面上可以，但是一旦人口红利等优势丧失，“经济可能不是缓慢下降，而是直线下降，那个时候想救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