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hn Cassidy：互联网骗局 -- 万年看客
在1993年初，互联网大约已经连接了超过100万台计算机。但是“互联网商务”依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为了避免各家公司从纳税人补贴当中盈利，美国政府明确规范了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行为的要求。任何人如果想登陆国家科学基金网，就必须遵守“可接受使用”政策，这一政策规定互联网的用途仅限于“研究与教育”。有几家专业书店设法回避了这一禁令，他们在公告栏上张贴了几条打擦边球的广告。但是总体而言互联网和商业此时依然风马牛不相及。一旦有人试图用互联网赚钱，在线群体就会群起而攻之，用充满辱骂话语的电子邮件将过犯者淹没。这种做法被称为“火烧”（flaming）。
没过几年，局面就为之一变。互联网从科技爱好者的理想主义社区变成了全球化大型集贸市场。这一转变背后的关键人物是一位不为人知的公务员斯蒂芬.S.伍尔夫（Stephen.S.Wolff），全国科学基金会计算机网络部门的项目主管。在阿帕网遭到关闭之后就由他负责掌管互联网。1990年到1991年，沃尔夫与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私营行业的代表就接下来如何利用互联网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1987年，全国科学基金会曾经向密州教育研究信息社（MERIT）——一家位于密歇根的非盈利网络——提供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合同允许他们建设并操作国家科学基金网。1991年这份合同到了续签的时候，有好几家商业网络供应商都在敦促全国科学基金会允许他们进入互联网市场。有几家此类公司——例如国际表现体系公司（Performance Systems International，他们的网络日后被人们称为PSI NET）与先进网络服务公司（Advanced Network Services，即ANS）——新近刚刚成立，摆脱了地区性非盈利网络的前身。其他竞标者则是业内地位显赫的电讯巨头，例如MCI、AT&T以及斯普林特，这几家公司都在搭建各自的高速网络。
日后的伍尔夫将会成为思科公司高阶管理人员，为互联网硬件的最大生产商效力。此时的他并不希望互联网无限期地作为公共设施而存在，尽管有些互联网活动家确实这样希望。伍尔夫相信政府有责任培养重要科技，等到科技成熟之后就让私营部门接管。“国家科学基金会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而且经费也只有这么多，”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弦更张，就不能除旧布新。如果某项事物已经成为了商业产品，那么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没有理由继续为其提供支持了。”早在七十年代，五角大楼的官员就曾经想过允许私营运营商接管阿帕网，但是他们找不到对此感兴趣的公司。现在私营公司做蜂拥而至，都想开发这个他们眼中庞大的潜在市场。沃尔夫决定最好的做法就是允许若干家公司建设并且操作基本骨干网络，这可以使避免任何单一一家公司主宰互联网，与此同时国家科学基金会也能全身而退。
1991年11月，国家科学基金会签发了一份反映沃尔夫想法的文件。文件提出要在将来的几年内关闭国家科学基金网，并且以相互竞争的商业网络取而代之。这套体系将会由一系列电子门户相互联系，因此单独互联网用户依然会感到自己使用的是一张单一网络。政府会另外创建一套“非常高速的骨干网络服务”，仅限于科学研究人员使用，并且由纳税人支持。至于所有其他互联网用户都需要与当地商业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签约。鉴于每一家公司都会拥有并且运营自己的网络，可接受使用政策将会变得冗余无用，互联网也将会变成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尽管这项计划彻底变革了互联网，但是当时关于这项计划的公共讨论却少得可怜。国会山上举行了寥寥几场听证会，参与者大多都是电信运营商的说客，他们也都支持私有化。国家科学基金会要求有意运营新体系的各个公司参与竞标。若干家公司赢得了合同，其中包括MCI，斯普林特与贝尔实验室。1995年4月30日，国家科学基金网正式关闭，互联网从此成为了私营领域。
十七世纪的荷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佛罗里达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都曾经涌现过投机泡沫。并没有什么一概而论的解释能够同时作用于上述三个案例，但是产生泡沫的大环境确有相似之处。许多泡沫——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铁路狂潮与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华尔街繁荣——全都与令人兴奋的新发明有关。新发明炒热了人们的盈利预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发明包括无线电、有声电影以及航空客机）。战争，尤其是战争的结束，是另一个常见的投机先兆。比方说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就发生在英法两国签订和平协议并最终结束了百年战争之后。南北战争结束后，例如杰伊.古尔德与杰伊.库克这样的心狠手黑之辈都建立了自己的投机池，并且暂时将股票价格一推冲天。泡沫往往与繁荣阶段连在一起，未来看似非常明亮，投资者信心饱满，金钱与信贷都唾手可得。比方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金融泡沫就发生在整整二十年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之后。
互联网泡沫也遵循着这一涵盖广泛的历史模式，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科技进步的确为投机狂热提供了关注焦点，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后来发生的一切。革命性的科技发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比方说电视与喷气式客机对于一般人生活的改变程度大概比万维网更有过之，但是这两样发明都没有引发投机狂潮。显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国社会还存在其他因素，使其特别容易经受股票市场的歇斯底里发作。
冷战的结束无疑是相关因素之一。在广岛长崎核爆之后，技术进步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与核毁灭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某项技术进步的结果似乎是全人类的毁灭，那么这项技术大概无法推动牛市。从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冷战时期的书籍、戏剧与电影都充斥着毁天灭地的末日景象。华约解体之后，西方人对于科技的态度也为之一变。几十年来人们第一次感到了安全。科技终于向人们展现了身为良性力量的那一面，为人们带来了彩电、个人电脑与各种各样的救命良药。随着九十年代不断推进，除了大学炸弹客西奥多.卡钦斯基以及其他少数几人之外，已经很难找到反对科技进步的人了。
共产主义的倾覆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后果：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几乎被普遍当成了唯一可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全世界的人们不仅将美国当成了军事领头羊，也从美国学到了大量的经济教导。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的成功关键就是自由市场与科技进步的结合。在新千年前夕，执教于哈佛大学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经济展望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集中体现了这一想法。亚诺什.科尔内认为二十世纪为人类提供了两项教训。首先，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需条件；其次，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社会主义体制无法培育足够的的科技创新。互联网的到来被人们视作美国创业精神的最终胜利。尽管互联网的创建者是由五角大楼资助的学术人士，互联网最重要的应用功能则出自一名欧洲设计师，但这些事实此时看上去已经无足轻重了。比方说，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就全心全意地试图复制硅谷的随性发挥文化。
互联网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源自意识形态。1989年夏天，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以意识形态冲突为基本特征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他在《国家利益》期刊上撰文辩称，由美国引领的自由民主制度可能会构成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福山这篇文章的意义一直众说纷纭，部分原因在于这篇文章大量采用了G.W.F黑格尔的生僻哲学术语。但是这篇文章无疑完美捕捉了未来看似模糊不清的时刻。假如关于社会应当如何组织的古代辩论已经结束，那么新的历史组织原则又是什么呢？人类究竟应当往何处去呢？互联网的热情追随者们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人类要进入赛博空间。这种前所未有的媒介化解了古老的阶级、地理以及民族国家界限，遍布全球并且允许用户匿名，同时又非常个人化。从利马到拉格斯再到老挝，只要你拥有电话线与电脑就能与地球另一边的人进行交流。一旦你上线之后，任何政府都不能告诉你应当做什么。位于上海的中学生可以登录白宫网站——该网站于1993年正式上线——并且阅读美国总统在当天早上新闻简报当中关于美中关系的发言，斯德哥尔摩的研究人员可以与罗马的同事交换研究记录，悉尼的老师可以与芝加哥的会计进行在线裸聊。
借用社会科学的名词术语，互联网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所谓范式就是帮助人们整理思绪的故事（未必非得是真实故事不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使用范式，尽管有时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比方说任何人都没有见过一条无限延展的完美直线，但是缺乏直线概念的现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互联网恰恰提供了例如伯特兰.罗素与罗伯特.欧文这样的自由派空想家当年曾经梦想过的范式：一个全球化的群体，征服了空间的限制，消弭了国家之间的仇恨，国界已失去了意义。“计算已经与计算机无关了，而是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管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当中写到：“随着我们相互链接，许多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将会让位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在线电子社区的价值观。我们将会在数字世界相互交往，物理空间将会失去意义，时间将会扮演不同以往的角色。从今往后再过二十五年，当我们看出窗外，可能会一眼看到五千英里六个时区之外的远方。当你观看一小时电视的时候，远方的景象会在不到一秒钟就被传输进你的家里。阅读关于巴塔哥尼亚风光的书籍可能会伴随着身临其境的感受，阅读一本威廉.巴克利的书籍可能意味着与他本人交谈。”
1982年8月12日星期四似乎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日子。中东局势霸占着新闻头条，已经入侵黎巴嫩两个月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了目前为止针对贝鲁特规模最大的空袭，杀死超过100余人，绝大多数都是平民。里根总统对这次空袭表示“强烈愤慨”，但是以色列首相梅纳赫姆.贝京似乎毫不在意。在洛杉矶，常年重病缠身的亨利.方达在77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体育界，白袜队刚刚让洋基队品尝到三连败的苦果。华尔街上风平浪静，由于经济陷入泥潭，人们买股票的兴趣很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了0.29点，以776.92点收盘。羽翼未丰的纳斯达克全国市场指数下降了0.93点，以159.84点收盘。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当天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收盘钟声的时候，二十世纪美国的最后一轮熊市已经结束了。第二天早上，由保罗.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将短期利率砍掉了半个百分点，试图振奋经济，这是美联储六周以来第三次降息。他的做法奏效了。从此以后股票市场就开始与经济联动恢复。到了1982年年底，道指已经突破了1000点。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牛市——期间道指将会翻十番，纳斯达克指数将会翻三十番——已经开始了。
整整一代新生儿将会在这轮牛市转向下行之前获得自己的驾照。当时的高中生们将会伴随着一路走高的股票k线图走进大学，结婚生子，并且步入中年。鉴于这次牛市的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这么多美国人都将购买股票视为发财捷径也就不难理解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互联网股票狂热就好像是婚礼派对临近尾声之时的火热舞池一样。DJ确实通过播放大受欢迎的曲调炒热了现场的气氛，但是人们之所以纷纷扯着嗓子尽情高唱，挥动双手摇动头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免费酒吧已经开张了整整一天。
股票市场的持续上升是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历史的主要中心事实。这一事实的基础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结构重组。在七十年代末期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海外公司——尤其是日本公司——远比美国的竞争对手更加高效。自从1982-1983年的经济衰退开始，例如通用电气与通用汽车这样的公司就开始裁员，投资购置节省劳力的各种设施，并且将生产部门转移到更加便宜的海外地点。至少就短期而言，美国工人因此承受了一定打击，但是公司的利润却迅速攀升。鉴于股票就是对公司未来盈利预期的主张，随着盈利前景更加明朗，股票价格自然也随之上升。到了1987年夏天，道指已经升到了2000点以上。
随着美国公司纷纷重组，美国公众对于储蓄和投资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传统来说许多美国公众对华尔街都不太信任，将金钱投入股票市场似乎是富人的游戏。1983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90%的股票。大多数家庭——或者说3/4的家庭——根本没有股票，而这些家庭当如果有盈余的收入中，绝大多数都会存进银行。十五年之后的1998年，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几乎一半美国家庭持有股票，要么是个人持股，要么是通过互惠基金持股，而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持有的股票比例则跌到了大约80%。这个比例依然很不平衡，但是已经比过去少多了。
全民资本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意外。在七十年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担心美国人存款太少，不足以支持退休生活，会使得社保体系承受更大的压力，并且剥夺商业部门用来投资的资金。为了鼓励节俭，国会引入了一系列税收激励政策来鼓励人们储蓄。1974年美国引入了第一套个人退休账户，但是合格标准很严，因此并没有流行起来。在1978年的《税务改革法案》当中立法者们稍微放松了一些条件，允许工人们在递延所得税基础上将自己的现金红利存入退休储蓄账户。这一条款——或者说401（k）条款——的措辞非常模糊，因此引起了宾夕法尼亚州朗霍恩市员工福利顾问R.西奥多.班纳（R.Theodore Benna）的注意。
1980年一个周六的下午。时年39岁的班纳正在帮助自己的一家当地银行客户重新设计员工福利金方案。此时他产生了一个点子：假如现金红利可以通过401（k）条款获得避税，那么为什么常规收入就不能以同样方法进行避税呢？现行法条当中似乎没有任何规定反对这种做法。“我的理念一直是如果规程没有明确指出‘汝不可行此事’，那就应该行此事。”虔诚的浸礼教徒班纳后来回忆道。灵光一闪之后，班纳设计了一套退休计划，允许雇员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在税前基础上存入储蓄账户。几个月之后，班纳任职的公司约翰森公司发布了第一个401（k）储蓄计划。在1981年11月，国税局正式批准了班纳的创造。得到法律许可之后，新的储蓄计划飞速扩张。到1985年，美国将近有1000万雇员都有了自己的储蓄计划。这还仅仅是开始，到2000年底超过四千万美国人都有了自己的401（k）计划，退休账户包含超过1700亿资产，足够供应美国所有公立大学学生在常青藤盟校就读四年的学费。
通过401（k）计划，几千万中产阶级家庭被引入了股票市场。在绝大多数案例当中，他们的引路人都是互惠基金，也就是将持股者资金集中起来向各种金融资产进行投资的理财公司。互惠基金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直到401（k）计划问世才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第一家互惠基金是马萨诸塞州投资信托基金，于1924年开张，许诺要稳健地投资持股人的金钱，并且公布了自己的持股情况。当时像这样的公开态度还很新鲜，绝大多数投资基金——当时人们称之为“投资信托”——都是骗子与恶棍的圈钱把戏，他们拿到投资人的钱后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在1929年10月的股票市场崩溃当中，很多投资信托基金都破产了，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由由华尔街大公司运作的基金。在这段经历之后绝大多数手中有闲钱的美国人都决定自行投资股票市场，尽管规范投资公司的《投资公司法案》于1940年出台，这一现象依旧没有显著变化。1980年初，美国投入股票以及互惠基金的资金总量总共只有490亿美元。
401（k）计划与个人退休帐户的增长改变了互惠基金行业，在1981年到1985年之间，美国互惠基金数量从665家增加到了1527家。绝大多数新投资都涌入了货币市场基金，但是这一点很快就改变了。1985年，股票与债券资金的总量首次超过了货币市场基金。股票牛市与互惠基金发展之间关系密切。股票价格上涨吸引更多的金钱流向互惠基金，而互惠基金又将更多金钱投入股票市场。在1995年，美国人向股票市场投入了超过1000亿美元。从那以后这一数字继续上升。在1996年到1999年，几乎每年都会有1700亿美元流入股票市场。
在九十年代中期，全美国大约有一亿三千万个互惠基金账户。富达投资与普信资产管理集团这样的名字逐渐变得家喻户晓起来，足以与花旗银行或者大通曼哈顿银行相提并论。到了2000年底，互惠基金当中包含的资金总量已经超过了银行系统，达到了七万亿左右，其中超过四万亿进入了股票资金，每天都有新的资金问世括弧括弧，互惠基金买入的股票门类则占据了股市行情表的几乎一半空间。从2001年初开始，这一市场的规模达到了可笑的程度，互惠基金的数量超过了八千家，换句话说互惠基金的数量比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纳斯达克上市股票的总数量还要多。
有一项非常有趣的历史事实：大规模运动往往会发明一套属于自己的词汇表。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这样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抗议人士这样做过，八九十年代的股票市场投资者也这样做过。他们的许多行话都直接采用了五六十年代的词汇，当时例如芝加哥大学的哈里.马科维茨、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夏普以及麻省理工的保罗.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刚刚发明了金融经济学这一理论（这三位后来都因为各自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五十年代以前，经济学家认为股票市场就是一头喜怒无常无法预测的野兽，最好还是用心理学工具加以研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挑选股票比做报纸选美比赛，读者们要从几百张照片中挑出六张最漂亮的，赢家就是最接近所有参与者选择结果的人。“问题并不在于选择你眼中最美的美女，甚至都不在于选择一般人眼中最美的美女。”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当中写到，“我们已经达到了第三层次，我们要动用心智来预测一般人认为一般人的观点是什么。我相信有些人还能在第四、第五甚至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猜想。”
互惠基金经理的挣钱手段就是为投资者提供多样性，因此这一结论很受他们的欢迎。互惠基金产业花大钱来告知公众所谓的“风险管理”、“投资组合多样化”以及“长期投资”都有哪些好处。（并不意外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就是购买更多的互惠基金）学术人员、金融记者以及《金钱》、《聪明钱》与《财富》一类的杂志同样也帮助扩散了这一信息：投资已经被简化成了一条公式。出版投资指南成了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尽管这些书籍的内容大多可以用“长期投资分散风险”这句话来概括。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千百万美国人都信奉两条科学投资的金科玉律，即多样化与不抛售。然后到了1987年10月19日，道指飞流直下508点或者说22.8%，这也是史上最大的单日降幅。这个后来被人称作“黑色星期一”的事件极大地挑战了新的投资信条。多样化投资并没能帮助投资者挺过整个市场的崩溃，因为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里几乎所有股票都下跌了。绝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以及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也都下跌了。不抛售信条同样承受了严重打击。在崩盘之前好几个月，许多分析师都声称市场将要下跌，听取建议并且及时抛售的投资者都赚了很多钱。
这次崩盘严重动摇了美国公众对于股票市场的信心，但是并没有将其彻底摧毁。1988年，美国一般家庭从股票互惠基金中提出的钱超过了投进去的钱。然后随着股价回暖，人们的信心也恢复了。1988年8月，道指超过了1987年9月的峰值。最终，绝大多数美国人从1987年10月的崩盘当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市场总会回暖，因此杀跌是巨大的错误。“八十年代的投资者们通过亲身经历意识到，坚持不抛售永远是明智之举。”《新闻周刊》个人理财括专家简.布莱恩特.奎恩在1993年9月这样写道。当时有些分析师担心已经爬升到3650点高位的道指将要下跌。“按照芝加哥伊博森协会的说法，假如你从1926年起以五年为一周期坚持持有标准普尔股指前五十位的每一只股票并且将分红重新投资，那么你的投资今天就能增长89%。因此不要为了你的互惠基金投资而担心，还是去担心波斯尼亚的局势吧！”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是不抛售哲学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1994年西格尔出版了《股票长线法宝》一书。他在书中辩称“从历史上来说股票一直被低估了。”西格尔的说理非常透彻。他的计算结果表明，自从1802年以来，股票的收益在每一个十年区间里都超过了债券。根据这一证据，西格尔声称购买股票永远都是好主意，无论之前股价已经上涨到何种程度。他还辩称“没有任何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让长期投资者大量减持，无论市场走势看上去有多高。”按照西格尔的说法，就算你在1929年10月股市崩盘前夕购买了股票，只要持有时间足够长依然能够受益。毫不奇怪的是，这条信息在华尔街很受欢迎，西格尔成了华尔街的名人，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并且在全国各地的投资大会发言。他还曾经一度被艾伦.格林斯潘以及其他美联储官员请去做报告。
在1946年到1964年之间全美国一共出生了7600万人。这一人口分布的突起有许多原因，例如战后的精神振奋，社会繁荣程度的增加，以及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缺乏其他人生目标的社会大环境。无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出生人口的凸起都催生了一套流行理论。根据这套理论的看法，近来美国历史上很多现象的根源都在于婴儿潮一代的成长与衰老。“从胜利日以来，无论婴儿潮一代人占据了哪一个年龄阶段，这个年龄阶段都是美国社会整体文化与精神的聚焦点。”威廉.斯特林与史蒂芬.沃特在1998年出版的《婴儿潮经济》（boomernomics）一书中这样写道。根据这种简单的叙述，婴儿潮一代人在宁静祥和的五十年代长大，在六十年代发现了毒品与摇滚乐，七十年代的尼克松与卡特戳破了他们的政治幻想，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生儿育女，开始为退休存款，并且步入了股票市场。小哈里.S.登特 (Harry Dent Jr)是一位前任管理顾问，也是第一位将股票市场的上涨与婴儿潮一代步入中年联系起来的人。在1992年出版的《荣景可期》（The Great Boom Ahead）一书当中，登特将历史上的出生率数据与随后的股票价格走势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上就是相差五年的同一张图表。”登特的著作提出了一条简单的预测：步入45岁的人口越多，社会的存款总量就会越高，因此股票市场也会随之走高。鉴于步入不惑之年的婴儿潮一代人数正在迅速增加，登特认定道指将会在2006年到2010年之间突破8500点。在1992年这条预言看上去还很不靠谱。
股票市场的婴儿潮理论在金融记者与华尔街股票策略师群体当中非常受欢迎，但是这个理论却有一块显著的短板。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储蓄额度比之前几代人更高。相反，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却降到了此前在发达国家当中极其少见的程度。在七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担心节俭不足的问题，当时美国人每挣一美元会储蓄10美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储蓄额就只剩下了5美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下落。根据有些人的算法，1999年的美国个人储蓄率已经变成了负数。这意味着总体来说人们开始借钱消费了。婴儿潮一代人并没有为了准备退休而提高储蓄率。恰恰相反，美国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消费狂潮——占地7500平方英尺的豪宅，伪装成“多功能车型”的皮卡，还有五千美元一台的户外烤肉炉。
的确，九十年代的储蓄金额确实比以往更多地流向了股票市场，但是这一点不仅与人口因素有关，也与经济大环境有关。在八十年代的衰退之后，通货膨胀与银行存款利率一起下降，股市看上去相对更有吸引力了。但是股市的吸引力指向了各个年龄段的美国人，不仅限于婴儿潮一代。老年人手中的钱更多，因此是最大的股票买家。如果婴儿潮一代对股票价格有影响的话，那也是非直接影响。通过参与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费狂潮，他们为许多行业提供了快速增长的市场，这一点又抬升了公司利润与股价。比方说汽车行业，轿车与皮卡的销量就从九十年代初的每年1200万辆提升到了2000年的每年1700万辆。此外所谓“自我一代”的论调或许也有些道理。这一代人很注重个人经历，因此或许将涉足股票市场当成了另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当朋克摇滚歌星乔伊.拉莫内也开始撰写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通讯时，美国文化确实经历了重大变化。
鉴于公众态度难以衡量，文化层面的概括总结必须要由社会学家与媒体监制来进行。事实上股市文化的根本是401（k）计划与国税局退休计划的增长。在1983年到1998年之间，拥有退休储蓄账户的美国家庭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23%。在同一时期，产业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种的时薪几乎没有上涨，中产阶级家庭想要维持他们预期的生活标准也越来越难了。对于很多第一次向股票市场投资的美国家庭来说，他们只能依靠401（k）计划与国税局退休计划来提升未来的消费能力提升。这并不是金融行业想要描述的积极信息，但确实是事实。人们对于股票市场的兴趣的提升同样也碰上了消费者债务的提升。这一点意味着很多人想要实现金融目标都越来越不容易了。
当然，有些美国人之所以选股票市场投资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赌博。根据国会进行的一项研究，在1998年超过1亿2500万美国人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博彩，另外还有700万人有赌博成瘾的问题。彩票系统与赌场里的赢面对于赌徒们严重不利。而在华尔街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赢钱的几率看上去要更大一些。
2000年3月，CNN主持人沃尔夫.布利策询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他与自己的党内竞争对手比尔.布拉德利相比有什么主要区别。戈尔的回答包括了以下这段话：“当我在国会履职期间，我主动参与创造了互联网。”这句话在此后的竞选活动中一直纠缠着戈尔。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早在他来到华盛顿之前好几年互联网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是戈尔本人向来具有相当程度的宅男气质。早在七十年代晚期他就呼吁要在全国各主要图书馆之间修建相互连通的高速数据交换网络，尽管当时他只是一个来自田纳西的新任议员，几乎没人将他的意见当真。1985年戈尔加入参议院之后说服国会资助了构建全国超级计算机网络的可行性研究（所谓超级计算机就是每秒能进行几十亿次计算的高性能计算机）。里根政府起初并不支持戈尔的计划，但是到了1989年老布什总统还是签署了《国家高性能计算机技术方案》，设立了一个为期5年的项目，拨款27亿美元研究高性能计算机网络。科尔是这项法案在众议院的最主要拥护者。当然这些举动都还算不上主动参与创建互联网，但是他的贡献也绝不能一笔带过，因为戈尔还作出了另外一项贡献：他最先创造了“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词并且将其引入了政治词典。1990年7月，戈尔为《华盛顿邮报》的“展望”专栏撰写了一篇长篇文章，其中写道：
“洲际高速公路对于战后美国意义重大，因为当时大量机动车堵塞了弯弯曲曲的双车道公路。同理，目前有需要兴建全国性的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从而将这些正在导致信息堵塞的海量数据到处转移。”
接下来他又补充道：
“假如我们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高速公路，一名中学生也可以每天下午投身于国会图书馆探索知识的宇宙，凭借着一时兴起的好奇心在各种题材间来回跳跃。田纳西州卡西奇市的医生可以与明尼苏达煤业诊所的同行在紧急出诊期间就某一名病人的核磁共振扫描进行咨询。成队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原本在不同的地点钻研同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的超级计算机连接起来，他们就可以共同在‘合作实验室’里工作。”
随着主张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专栏文章越来越多，此类语句将会越发常见，只在细节上有所区别。这幅景象会让读者赞叹不已，但是并不会激发他们进一步的思考。只要多想一想，人们或许就会向技术鼓吹者们提出一些令人不太舒服的问题，比方说为什么一名初中生每天下午都要登录国会图书馆呢？他难道不应该学习代数和英语语法吗？信息高速公路与互联网有什么区别呢？毕竟互联网已经存在了快20多年了。
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戈尔与比尔.克林顿都承诺要让全国每一间教室都联网。他们两个想必都将“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词重复了几千遍。两人进入白宫之后也没有放松。1993年2月，总统与副总统造访了硅谷并宣布要开展价值170亿美元的高科技研发项目（项目细则表明不到5亿美元会用来直接兴建信息高速公路）。1993年白宫颁布了一项行动议程，确保全国各地普遍都能接入信息高速公路。1994年白宫创建了跨机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该工作组的成员来自商务部、财政部、五角大楼、预算管理办公室以及国税局。所有这些活动其实都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却让记者们忙得不亦乐乎。根据在线数据库奈克西斯（Nexis）的研究，在1994年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词在全美12家主要报纸杂志当中出现了9000多次。随着媒体的兴趣转向互联网，克林顿政府也被其他题目牵扯了精力，因此提到信息高速公路的新闻也急剧减少。到2000年，信息高速公路一词在主要报纸杂志当中仅仅出现了1500次，其中很多次都是出现在涉及戈尔政治生平的文章当中。
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纷纷扰扰帮助创建了潮湿的环境，使得互联网的郁金香得以生根发芽。在这两起案例当中，前途明亮的新科技都被人炒作得不成样子。媒体蜂拥而上，华尔街疯狂交易，最终导致了严重损失。信息高速公路狂热导致的损失远比互联网泡沫小的多，但是参与其中的角色却大同小异：自我炒作的科技达人，盲目轻信的记者，小算盘叮当响的投资银行家。满腹情怀的创业人士，还有上当受骗的投资者。那么信息高速公路究竟是什么呢？尽管关于这个题目已经耗费了这么多笔墨，却依然难以明确表述，以戈尔代表的一批人认为信息高速公路是一项研究工具，其他人认为信息高速公路是高带宽娱乐媒介，将会取代笨重且基于文本的互联网，还有人将其视为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模糊性质恰恰正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吸引力所在。只要信息高速公路不能与特定的设计挂钩，也就无法得到客观估价，因此发展前景也就不可限量。一名AT&T的高级执行官在1994年指出，“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很方便的比喻，但总体来说仅仅是神话而已。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并不存在并且永远不会，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早就已经存在了。”
阿尔.戈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数字技术情有独钟的人，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自由派与保守派思想家出人意料地组成了联盟，大力主张计算机网络是人类救赎的关键。“我们看到了社会的重新振兴，”《网民：论用户网与互联网的历史影响》（Netizens: 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Usenet and the Internet）的作者之一迈克尔.赫本这样写道。“整个社会的结构得到了自下而上的重新设计。一个全新的、更民主的世界即将成为可能。”赫本在哥伦比亚教师学院教授传播课，他与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看好以下事实：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控制互联网。“人们现在有能力宣扬他们的观察结果或者质疑外部世界，并且得到其他人的响应，”赫本写道。“计算机网络形成了全新的草根连接，允许那些遭到隔离的社会区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关于科技的乐观看法似乎在1991年得到了证实，这一年俄国自由派利用互联网挫败了共产党人的政变。
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在线公告栏——例如总部位于旧金山的Well——为各行各业的活动家与梦想家提供了虚拟聚会地点。知识分子阶层对于计算机的迷恋可以追溯到1984年，那一年威廉.吉布森出版了《神经漫游者》。尽管这部科幻小说很难算是基于科技的社会解放宣言。吉布森眼中的未来宛如梦魇一般可怖，整个世界都由无名企业财团掌控，环境遭受了大灾难的摧残，绝大多数平民都生活在充满犯罪的地下世界里，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租自己的大脑空间充当数据存储设施。《神经漫游者》是一部影响力极强的作品。当传统的参考系看似已经落伍的时候，吉布森描述的赛博空间概念极大地吸引了很多艺术家与作家。在接下来的赛博朋克运动当中，这些人利用计算机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了身边的世界，尽管他们并没有全都取得同样显著的成功。
女权主义者唐娜.哈拉维将计算机与网络科技当成了超越性别差异的手段。在1991年出版的《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一书中，哈拉维辩称，由于在赛博空间当中一个人的性别无法导致任何差异，因此有可能构建男女之间的全新关系。随后小说家苏茜.布莱特撰写了《苏茜.布莱特真实性爱指南》（Susie Bright's sexual reality: a virtual sex world reader），还有人创办了一份面向计算机发烧友的杂志《问道2000》（Mondo 2000）。苏茜与《问道》杂志的主编们都用更加栩栩如生的词汇描述了赛博空间的性潜能。个人解放的主题甚至吸引了许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偶像，例如前任哈佛大学教授提莫希.拉里，此人建议自己的学生“先调频，再开机，最后抽身而退”。他也接受了自己的建议，离开大学投奔了纽约州北部的一处嬉皮士群居所。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拉里在加州南部再度亮相，成为了赛博朋克的传道使徒。他依然主张感官刺激，但是这一回他鼓励人们打开电脑而不是直接服用迷幻剂。
保守派的科技爱好者们同样也放下了吹捧夸大的罪过，但是主要因为可供他们支配的金钱比自由派更多，因此他们的宣传也更加有效。乔治.吉尔德是一位从政治演说写手转行而来的记者，也是保守派科技崇拜的高阶教士，尽管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未来主义者。吉尔德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族，小时候一部分时间在马萨诸塞州的农场度过，另一部分时间则与母亲居住在曼哈顿的出租屋里，他的父亲在二战中牺牲之后他的母亲一直住在那里。他父亲在哈佛大学的室友大卫.洛克菲勒支付了吉尔德在埃克赛特私立学校就读的学费，他的毕业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此后吉尔德考进哈佛并且度过了一段同样无甚可观的学术生涯。大学毕业后吉尔德曾为多位温和派共和党人撰写讲稿，其中包括雅各布.贾维茨与纳尔逊.洛克菲勒。再后来他急速转向了右翼。在七十年代他撰写了三本政治书籍，全都销量平平。第三本书名叫《可见的人》，一共只卖出了578本。
此时的吉尔德似乎注定要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守派理论家度过一辈子了。然后到了1981年，41岁的他出版了《财富与贫穷》（Wealth and Poverty）这本书，为供给侧经济学提供了一番辩护，并且大肆批判亚当.斯密与威廉.巴克利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力度不足。这本书的出版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当时里根刚刚入主白宫并承诺要大幅向富人减税。吉尔德为新政府的涓滴理论提供了道义与经济学两方面的支持，声称涓滴效应为最广大的人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财富与自由。里根的预算主管大卫.斯托克曼将吉尔德比作普罗米修斯，中情局局长威廉.J.卡西则认为《财富与贫穷》“可以为新政府提供精神激励与指导”。里根总统本人倒是没有读过吉尔德的书——他毕竟是个日理万机的人，没那么多闲工夫——但他确实将这套书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不少朋友。这么多大人物的关注使得《财富与贫穷》成为了一本畅销书，吉尔德也变成了公众人物。
吉尔德正在创作《财富与贫穷》的时候。国家半导体协会主席彼得.斯普拉格向他介绍了微处理器与摩尔定律。上千个微小电路居然可以排列在针头大小的硅晶片上，这一理念令吉尔德茅塞顿开。“在我看来这是全世界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并不会为后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诗歌、艺术或者电影也是一样。这一切都不像微处理器那样能够集中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就，微处理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哥特大教堂。”1989年，吉尔德出版了《微缩世界》（Microcosm）一书，在书中高度颂扬了微处理微晶片。第二年他又出版了《电视之后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试图向读者们展示“微处理器不仅将会重塑电视与计算系统，也会重塑电信行业与其他一切信息服务行业，将会改变商业教育与艺术，将会变革我们的整个文化。”
吉尔德之所以全盘接受了计算机，不仅因为他热爱科技进步，也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同时也相信心灵感应。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堕落腐败的社会，遭受着广播电视等等下流媒体的荼毒。广播行业只知道曲意逢迎几千万受众的淫秽口味。但是电视霸权的基础是电磁频谱的稀缺性，当时的电磁波段只能支持少数几个频道。在即将到来的数字使得，人们将会有几千个频道可供选择。“到时候广播行业的地位将会类似于电视出现与上千份专业杂志纷纷涌现之前的大众杂志，”吉尔德兴高采烈地写到。“在目前的文化图景里，电视网就像那些行将休刊的杂志一样。”在不久的将来，客厅角落的“傻瓜终端”将会被“远程计算机”取代。所谓远程计算机就是“专门处理视频并且通过光纤与世界其它计算机相连的个人计算机。”
吉尔德继续写道：
“看电视看烦了吗？有了精心编程的电子计算机，你可以花费一整天时间与亨利.基辛格、金.贝辛格或者比利.格莱姆等人面对面接触。明星可以制作并销售自己的软件，或者通过视频与粉丝们双向交流。你可以跟随全世界最令人兴奋的教授进行完全互动的物理或者计算机科学课程，他们会回应你的问题并且允许你自主设置学习进度。你可以度过充实的工作日而不必出门通勤，不必坐上飞机就可以经营全球企业。你可以在千里之外观看你的孩子参加高中棒球赛。可以选择体育馆的任何一个座位来观看超级碗，或者与迈克尔.乔丹一起飞越篮筐。你能驾驶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或攀越珠穆朗玛峰——只要有一台强大的高解像度显示器就可以了。”
这段文字读上去很像戈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这一点并非巧合。信息高速公路的诱惑超越了党派政治，这一理念触及了每一个成年人心中充满冒险欲望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听到了这么了不起的发明能够做到的这么多事情，谁还能按捺得住呢？
鉴于这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显然马上就要发生。数字革命迫切需要一位编年史学家为其立传。路易斯.罗塞托担当了这一任务。他是一名四十来岁的杂志编辑，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为例如《电子词汇》或者《语言技术》这样的计算机行业出版物工作。罗塞托留着一根马尾，喜欢抽大麻。他此前写过两本书，第一本名叫《接管》，是一本用真名出版的政治惊悚小说；另一部小说名叫《终极色情》，是他观看了电影《罗马帝国荒淫史》之后有感而发的作品，这本书用得是笔名。在九十年代初期，罗塞托和他的女朋友珍.麦特卡尔夫搬到了旧金山并且创建了《连线》杂志，创刊宗旨是让这份杂志成为数字革命的先驱。第一期《连线》出版于1993年1月。杂志背后有多位投资人，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管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与硅谷创业家查理.杰克逊。《连线》不仅将自身定位成为一份科技指南，还要成为一份生活时尚杂志。例如“恋物癖”与“街头风潮”之类的版块告诉读者应当购买哪些最新产品，“思想堡垒”与“行话观察”则告诉读者应当怎样思考怎样说话。《连线》最令人惊异之处就是浮华炫目的版面设计风格。罗塞托丝毫不打算考虑传统媒体的可读性理念。他的杂志有时候会采用紫底黄字的设计，还配有各种让人看不明白的图像。
罗塞托原本指望最初几期连线杂志会吸引上几千名高层读者，但是他低估了市场的潜力。《连线》创刊发行仅仅过了一个月就拥有了3万名订户，还从康泰纳仕集团主席、《时尚》与《名利场》的所有人S.I.纽豪斯那里得到了可观的投资。两年之后《连线》的月发行量达到了两百万份，并且赢得了国家杂志奖。就像所有成功的杂志一样，《连线》也帮助创建了杂志当中报导的文化。《连线》丝毫没有将自己包装成客观公正具有历史视角的的第三方。在创刊致辞当中罗塞托就说过，“数字革命正在造成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只有人工取火能与之相提并论。”他告诉《纽约时代》的记者，“在十到二十年内这个世界将会得到彻底改变，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将大不相同。不仅仅是从林登.约翰逊到尼克松这样的改变，而是说以后究竟有没有总统都未曾可知。我觉得阿尔温.托夫勒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正在处于文明变革的过渡时期。”
作为《未来冲击《与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已经成为了围绕着《连线》杂志的右翼知识分子小集团的一部分，吉尔德也是同一群体的成员。两个人都接受过杂志的长篇采访。“我们很难跳出局限想问题：文化局限、体制局限、政治局限、宗教局限——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困在其中。”托夫勒悲叹道。《连线》认为自身超越了政治，但实际上这份杂志却是身家不菲、学历过硬、一手创建了硅谷的年轻资本家们的传声筒。这些人对历史不感兴趣，对政府更是避之不及。其中有一位莲花公司的创始人米歇尔.卡珀后来帮助建立了电子前线基金会，从而反对政府对于新兴数字媒体的一切干涉。尽管过去二十年来一直是联邦政府在修建运营互联网，但是这一事实这一点并没有压制住卡珀的自由主义热情。他在《连线》第三期撰写了一篇长文，标题是《数字高速公路究竟通向哪里？》这篇文章呼吁政府道旁回避，让私营企业建设并运作新型互联网。
此外罗萨托还雇佣了一批科幻作家，例如迈克尔.克莱顿就在杂志上发表小说预言了报纸的末日。道格拉斯.柯普兰在小说中几乎未加掩饰地描述了微软的内部文化。他很快将这个点子转化成了一本畅销书《微软奴隶》。尼葛洛庞帝在杂志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也成为了杂志最受欢迎的供稿人之一。他来自希腊造船世家，在一家瑞士私立学校入学。《连线》一直致力于推动科技驱动的全球资本主义，而尼葛洛庞帝正是这种无根文化的完美发言人。他于1961年考入麻省理工建筑专业，几年之后成为了教职员工，专攻计算机与设计。1983年，尼葛洛庞帝说服麻省理工时任校长杰罗姆.威斯纳开设了媒体实验室。这是一家跨学科研究学院，起初的员工包括一名电影制作人，一名图像设计师，一名作曲家，一名著名物理学家与两名数学家。随着计算机产业的爆炸式发展，尼葛洛庞帝毫无困难地为自己打造的科室吸引到了大批企业赞助。苹果电脑、时代华纳与日本电气都是他的金主。
媒体实验室支持了若干有趣的项目，不过实验室最为人所知的产品还是尼葛洛庞帝本人。他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与商政两界的高层人士觥筹交错。在未来学领域，谦虚谨慎并不能算是美德，而尼葛洛庞帝也并不受这两者的制约。他的《数字化生存》出版于1995年，是他在《连线》杂志上专栏文章的合集。他在书中写道，“当我在1992年见到日本首相宫泽喜一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所谓的高显像电视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确听取了我的意见。”
《数字化生存》被翻译成了30种语言，并且将尼葛洛庞帝捧成了世界领先的科技先知。他很喜欢这一角色。当然这本书的内容还是有些靠谱的地方，比方说最初几章在讨论比特、带宽与其他科技术语的时候文笔确实非常清晰简明。但是当尼葛洛庞帝试图描述不算太远的未来时，他听上去就好像是刚刚从提莫希.拉里的嬉皮士群居营地跑出来一样。接下来的几段节选很能代表他的风格：
“二十年后你将会向一群身高八英寸、在你的写字台上走来走去的全息影像助理讲话。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天方夜谭。当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录像机会对我说，‘尼可拉斯，我已经观看了5000小时的电视，我为你录制了六段片段，共计40分钟。你的高中同学参加了《今日》节目，此外我还为你录制了一份关于希腊十二群岛的纪录片。’未来的房间将会知道你刚刚坐下吃饭，即将去睡觉，你刚刚走出浴室，刚刚去遛狗。电话永远都不会响起。假如你不在屋子里，那么电话会因为你不在家而不出声；假如你在屋子里，你的数字管家又决定让你通话，最近的门把手就会说：‘打扰了，夫人。’然后为你接通电话。”
尼葛洛庞帝听上去非常严肃。他预言再过几年《纽约时代》与《波士顿全球报》就将被《每日自我》之类的在线报纸取代。这份报纸将会在互联网上寻求令每一位个体读者感兴趣的故事。例如百视达这样的录影带连锁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要破产。”迈克尔.克莱顿“将会通过在线渠道直接向读者卖书并且赚更多的钱。”尽管信息高速公路“目前还只是炒作”，但是“不久后必然无法充分反映现实。未来将会超越人们最狂野的预言。”
把各种大话都放到一边回头看看，《连线》群体最令人吃惊的一点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互联网的真正意义。他们被远程计算机与信息高速公路的模糊愿景冲昏了头脑，以至于看低了以文本为基础的老旧网络。在吉尔德的《电视之后的生活》一书当中根本没有提到互联网。最早几期《连线》也几乎没有提到互联网。《数字化生存》的名词附注当中包括了五条含有互动电视的词条，五条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词条，但是没有一条词条提到了蒂姆.伯纳斯.李或者万维网。在伯纳斯.李的发明问世之后，罗塞托与其他同事很长时间都没能跟上局势进展，但是后来的传说却认为他们才是互联网革命的先驱。实际上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被万维网的迅猛增长打了个措手不及。
如果说阿尔.戈尔的真实意图是敦促联邦政府按照五十年代修建洲际高速公路的方式修建信息高速公路，那么他进入白宫之后就改变了想法。构建全国高速网络的成本大约在五千亿美元到一万亿美元之间。克林顿政府力图削减政府赤字，因此根本不可能掏出这样大一笔开销。1993年3月，戈尔降低了自己的预期，告诉《国家新闻》杂志，“联邦政府构建、拥有、运营国家级光纤网络并且实现家家入户是一个虚假的目标，没有人——或者说至少没有我所认识的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话说的不准确，1990年戈尔本人就在《华盛顿邮报》上说过，新的网络将会“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但至少现在他已经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克林顿政府将会担任信息高速公路的拉拉队，仅此而已。搭建与运营网络的任务就这样落到私营企业手里，就像米歇尔.卡珀希望的那样。
换句话说，电话公司与有线电视公司将要承担这一任务，毕竟这两大行业已经将缆线铺设进了千万户家庭。但是双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方说例如AT&T与MCI这样的长途电话公司确实已经兴建了各自的高性能光纤网络，但是它们依然需要与AT&T遭到拆分后成立地区电话公司合作，唯此才能接通用户家庭，而地区电话公司往往还在使用老式的铜线。假如电话网络要被转换成为信息高速公路，所有的铜线都要得到升级，这样做的开销将会非常可观
有线电视公司面临的挑战则有所不同，他们已经具有了将视频与音频传输进家庭的能力，但是他们缺乏交换技术，也没有足够强大的计算机服务器，而这两者正是吉尔德设想的互动电视机的关键。九十年代初期的机顶盒还非常原始，作用机理是根据用户购买的服务包种类阻挡特定的频道。这些机顶盒无法从观众一端将信号传输到供应商一端。假如有线电视行业想要提供真正的互动服务，就必须下大力气研发计算机科技，但是绝大多数有线电视公司早就因为铺设线路而欠下了高额债务。
当时实力最强的有线电视公司是时代华纳公司。早在1993年，时代华纳公司总裁吉拉德.利文就决定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构建一条试验性的信息高速公路，向用户们提供视频、游戏与在线购物服务。科学亚特兰大与东芝同意为时代华纳制作互动机顶盒。硅图公司同意提供强大的网络服务器，惠普许诺提供专门定制的彩色打印机，让用户们能够打印出屏幕上的广告。利文将奥兰多的这套系统称作“全方位服务网络”，起初将面向四千名高端用户，但是时代华纳告诉广告商说，五年之内这套体系就能推广到1400万户家庭。“我们这条全新的电子高速公路将会改变人们使用电视的方式，”利文说。“通过允许用户接触不限量的服务，全方位服务网络将会淘汰电视频道的概念。”时代华纳的声明促使人们疯狂涌入了这一市场。苹果电脑的主总裁约翰.斯卡利声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这个市场的规模可以达到三万五千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美国GDP的一半，只能说可笑至极）与此同时AT&T则与MTV以及尼克儿童频道的东家维亚康姆集团联手，在加州卡斯特谷构建了另一套互动电视体系。微软与全国最大的缆线生产商TCI合作，在西雅图设立了一套试点体系。位于丹佛市的US West电话公司则与美国DEC公司联手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开展了自己的项目。
这一阵你追我赶的活动让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大为欣喜，他们也协助谈妥了很多项协议。每当新兴行业出现或者老旧行业即将衰落的时候，投资银行家们总会跃跃欲试，因为组建公司或者拆分公司都会带来可观的佣金。为了促成这些协议，华尔街研究分析师们经常公开辩论哪几家老媒体公司将会惨死在信息高速公路的车轮之下。早年间的传统智慧认为“内容为王”，这条格言促成了针对派拉蒙影业的竞价大战。派拉蒙影业是好莱坞资历最老的电影工作室之一。1993年劳动节之后一周，维亚康姆集团同意支付82亿美元收购派拉蒙公司。两周之后，位于宾州的家庭购物网络QVC又提出了比维亚康姆集团高出20亿美元的报价。QVC的最主要资产是曾经担任过互联网总裁的董事长巴里.迪诺，他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商界能人。针对帕拉蒙的围攻持续了半年，吸引了将近六七家大型公司。维亚康姆集团拉拢了两家地区电话公司与百视达，QVC的阵营里则包括两家有线电视公司。当最后一场诉讼了结之后，当最后一位投资银行家受到了自己的消夏别墅的首付款之后，维亚康姆集团获得了胜利。
正当派拉蒙收购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地区电话公司贝尔亚特兰大同意与TCI合并。假如这次合并成功，新公司的价值将会达到260亿美元，使之成为最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司合并案。“这是完美的信息时代联姻，”贝尔亚特兰大的董事长雷.史密斯这样宣称。“我们将会协力将信息高速公路变成现实。”事实证明这番话只是空话，大型电话垄断公司与大型有线电视垄断公司的合并遭到了华盛顿方面的反对。电话与有线电视公司应当在构建信息超高速公路的时候相互竞争，而不应该搭伙合作。接下来贝尔亚特兰大审阅了TCL的账目之后也打起了退堂鼓。TCL并不像圆滑的公司总裁约翰.马龙所声称的那样是一家高科技巨无霸。事实上这家公司只是一大团早已老化的缆线体系，其中大部分缆线都无法提供互动电视服务，除非追加高额投资进行翻新。于是贝尔亚特兰大在1994年初放弃了这次合并案。到头来两家公司还是不会共同构建信息高速公路。
与此同时在佛罗里达，全方位服务网络的上线遭到了反复推迟。机顶盒与网络服务器很难共同工作，上线日期从1994年初一直推迟到1994年底。当这一试验终于开始进行时，只有寥寥几位观众采用了线上服务。到了1995年中期，网络用户依然不到50家，绝大多数承诺提供的服务——例如点播新闻、在线银行转账以及快餐食品上门送货——依然未能得到实现。到了1996年初，这套体系终于接通了四千户家庭，用户们可以在线订购披萨饼。即便到了此时，事情的进展依然不如预期那样顺利。视频点播的确很受欢迎，但是其他服务则要萎靡得多，而且技术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时代华纳开始拉开自己与全方位服务网络之间的距离，将其形容为多种互动电视方案的选择之一。1997年5月2号，奥兰多网络正式投入运营大约一年的时候，时代华纳宣布将其关闭。这家媒体巨头不肯透露该项目的具体花费，不过有人估计总成本大约是1亿5000万美元左右。其他几家公司的互动电视尝试也都先后偃旗息鼓，此时几乎已经没人注意它们了。华尔街与硅谷终于意识到信息高速公路早已存在，名字就叫做互联网，就连乔治.吉尔德也终于追上了进度。
1993年1月23日星期六早晨7:21，以下这条信息出现在了若干个互联网公告栏上：
无人授权我这么做，总之alpha/beta版本的国家超算应用中心信息系统以及万维网浏览器X Mosaic0.5现已推出。
祝好。
马克。
马克就是马克.安德森，一位21岁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也是国家超算应用中心的一名兼职程序员。Mosaic（X后来被去掉了）是世界上第一款使用安装都很便捷的网络浏览器，而且能够适用多种不同的操作系统，包括微软Windows与MacOS。安德森将Mosaic上传到了超算中心的网站上，十分钟之后就有人下载，半小时之后下载次数达到了一百次。用安德森自己的话来说，从那以后Mosaic“就像病毒一样传播了开来”。尽管没有人精确计数，但是到了1993年夏天，利用Mosaic在万维网上冲浪的人们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人，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在Mosaic出现之前，上网非常费事。许多休闲用户登录互联网的途径都是在线社区，例如加州北部的Well与纽约的Echo，每月收费20到20美元。这些社区提供的服务允许人们注册加入自己感兴趣的新闻组与聊天室。一旦在线之后。这些勇敢无畏的网民们还可以自行创建网站，但是他或她必须熟悉unix操作系统以及TCP/IP协议。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地址中心指南之类的东西，许多网站都很难登陆。想要直接登陆万维网就更困难了。伯纳斯.李在推出万维网协议的同时也发布了一款自己设计的浏览器，但是这款浏览器每次只会展示一行文本，就像电传机一样，而且只能在NeXT工作站上运行。许多计算机专业人士都使用Unix系统，而大多数普通人用的却是Windows或者Mac。1992年，赫尔辛基科技大学、伯克利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三批科学家们各自研发了一款基于Unix系统的网络浏览器，分别称作Erwise，Viola，以及Midas。这三款浏览器都在伯纳斯.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但是也全都各有缺陷，比方说Viola的安装就很麻烦。
Mosaic刚刚问世的时候，万维网流量仅仅占据了互联网流量总量的不到1%。两年之后万维网就成了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事物，占到了流量总量的1/4。这一脱胎换骨的转变主要归功于Mosaic。这款浏览器在视窗当中展示网页，很好地迎合了Windows与Mac系统用户的使用习惯。这款浏览器具有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滚动条、按钮以及下拉式菜单。在每一个网页上都有一部分文本会被高亮，点击高亮文本就会打开另一个页面。前进与后退按钮使得用户更容易来回浏览网页。此外最重要的是，这款浏览器在展示文字的同时还会展示图像。因此原本完全基于文本的干涩媒介突然就变得色彩明亮起来。
安德森是第一位想到要构建一款用户友好的网络浏览器的人。他生在威斯康辛的新里斯本（当地人口只有1491人）。他身材高大（6英尺4英寸），体格消瘦，满头金发，平时总是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他的出身平凡无奇，父亲是一位种子推销员，母亲是杂货店店员。小时候他讨厌体育，更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自学basic编程语言。在高中的时候他热衷于数学与计算，不过也有更广泛的兴趣。一位老同学这样向《财富》杂志描述他当年的举止。“好比说我们正在谈论上帝，他的言论总比我们更周到，总会提出不止一个观点。我们坐在那里心想，‘啊，是啊，真是这样啊。’”高中毕业以后安德森选择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这所学校距离新里斯本只有四个小时车程，并且拥有世界级的计算机科学系，此外还是国家超算应用中心的所在地。他原本打算考取电子工程专业，但是后来还是选择了计算机科学。
就像许多计算机发烧友一样，安德森也对万维网如痴如醉，但同时又因为万维网难以使用而十分憋气。万维网浏览器的各个原型全都没有早已被苹果电脑普及的点击功能。安德森怀疑很多使用万维网的科学家都很乐意维持现状。“绝对有些人不想让上网变得更容易，他们想把粗人与俗人排斥在互联网以外，”他在1995年这样说道。超算中心也令他非常失望。安德森曾经利用课余时间为超算中心撰写了一份三维图像程序，每小时能挣6.85美元。他后来回忆道，“这家机构手里攥着大笔预算——一年几千万美元——但是相当一部分员工基本没什么事做。”安德森这话确实有理。超算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太阳微系统公司与硅图公司正在制造的个人工作站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超算的功能。
安德森很想为万维网创造一款基于图像的浏览器。他极力拉拢了超算中心的全职程序员埃里克.拜纳来帮助自己。拜纳说他太忙了，但是安德森一直软磨硬泡，最终将拜纳拉拢了过来。拜纳的老板约瑟夫.哈丁也同意了这一计划。于是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安德森与拜纳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两个月。他们两人合作得很融洽。安德森是个大鸣大放的理想家，拜纳是个保守谨慎的编程员。利用一套基于Unix的工具Motifs，他负责撰写了9000多条代码当中的绝大部分。随着工作的进行，安德森与拜纳又招募了其他人为Windows与Mac撰写各自版本的网络浏览器。大学毕业生约翰.米特豪瑟在他的朋友克里斯.贝尔森的帮助下承接了编写Windows浏览器的任务。来自南斯拉夫的阿历克斯.托提克——人称“麦克老爹”——同意与另一名学生麦克马卡库尔一起为Mac撰写浏览器。
安德森认为Mosaic应当有能力整合图像与文本。拜纳开始反对这一理念，因为图像文件远比文本文件大得多，他担心人们会滥用这一点以至于用各种无聊的图像堵塞互联网。经常在网络聊天室里厮混的安德森坚持这项设计。他辩称用户很喜欢图片。就算互联网的确过载了，要想提升网络传输能力也不是难事。编程组的其他人员都支持安德森。按照米特豪瑟的说法，向网页添加彩色照片的理念之所以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是因为“这样一来网页看上去酷多了。”几年之后拜纳也意识到了争论双方各自的道理。“我是正确的，”他说，“人们的确严重滥用了这项功能。但马克也是正确的……正因为互联网如此花哨炫目，才会吸引成千上万人浪费时间将漂亮的图片与珍贵的信息放在网上，并且进一步吸引成百上千万人接触互联网。”
当然Mosaic并不完美——用着用着就容易崩溃——但是就算最不通技术的电脑用户只要一两个小时也能轻松学会使用这款浏览器。拜纳注意到很多人都使用这款浏览器来创建家庭主页，在上面张贴自己与家人的照片。成人色情图片同样蓬勃发展起来。伯纳斯.李原本以为自己的造物主要是一件搜索工具，因此他很不喜欢眼下的发展。1993年夏天他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安德森。“蒂姆把我臭骂了一顿，因为我在网上添加了视觉图像，”安德森后来回忆道。但是此时伯纳斯.李已经控制不了互联网了。无论是他还是随便什么人无法阻止互联网被广大用户转变成为一门大众传媒。随着网上的资料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也被吸引到网上，并且鼓励了新网站的发展。伯纳斯.李的造物受益于一切网络都会经历的积极反馈机制，从贝尔电话线体系到航空线路体系都不例外。简而言之，网络的用处越大，规模就会越大。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两个机场，那么一条航线的价值就很有限；假如一个国家有几十个机场，航空出行就不可或缺了。电话体系也一样。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有电话，那么电话就没有用处，假如两个人各有一台电话，那么网络就会发挥作用。随着电话用户数量越来越多，相互交流的方式也会呈指数增长，3个人的交流方式有6种，4个人有12种，20个人有380种，以此类推。
随着互联网使用量的增加。全国各地的公司都开始向超算中心打电话咨询Mosaic的有关事宜。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将这款浏览器安装在他们的内部计算机系统上，其他人希望买下Mosaic的经销权并且向公众出售。当时Mosaic的代码是超算中心的财产。从法律上来说安德森和他的同事们完全可以离开大学组建公司，并且抢在前任雇主之前为Mosaic注册专利。但是这样的想法似乎有些太惊世骇俗了。这里是伊利诺伊乡间，不是硅谷。“伊利诺伊根本没有支持创业公司的基础设施，”日后安德森这样告诉《互联网建筑师》（Architects of the Web）的作者罗伯特.瑞德，“我们这里不是硅谷，谁也不会这么做。”
创建了Mosaic之后，安德森和他的同事被迫退居二线，Mosaic的支配权落到了超算中心的官员手里。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在1993年12月，《纽约时代》的计算机记者约翰.马科夫发表了一篇关于Mosaic的文章，声称这款软件“如此不同而且显然非常有用”因此完全有可能“从头打造一个新产业”。这番话出自于超算中心的主管拉里.斯马。安德森与其他程序员们根本没有得到提及。
安德森对此自然感到非常愤懑。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他从大学毕业并且搬到了硅谷。他试图忘记Mosaic并且在一家名叫企业集成技术的小型软件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他在加州呆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接到一封邮件：
马克，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是硅图公司的创始人与前任总裁。你可能在报纸上看到我最近离开了硅图，打算成立一家新公司。我希望讨论一下你为我工作的可能性。吉姆.克拉克。
吉姆.克拉克于1942年出生在德州平景镇的一户穷困家庭。高中肄业之后他加入海军，从军期间发现自己有数学与电子天赋。服役四年之后他重返高中，然后考入了新奥尔良大学，并且最终考取了物理学硕士学位。然后他又转战犹他大学，拿到了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1981年，克拉克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电子工程系联席教授的时候借款25000美元创建了硅图公司。这家公司的个人电脑工作站可以执行很多此前需要大型主机才能执行的任务，因此在工程师、金融公司以及电影制作人那里很受欢迎（环球影业正是使用这款机器创造了《侏罗纪公园》的特效）》大发横财的克拉克并没就此懒散下来。他的事业心太强了。他不仅是一名工程师以及一名创业家，同时还是一名飞行员，一名水手，一名自行车爱好者，一名赛车手，以及一名多面手。1999年记者迈克尔.路易斯出版了描写克拉克以及硅图公司的《新新事物》（The New New Things）。他在书中写到，“不耐烦与焦躁是克拉克最经常感到的孪生情感。机器并不会让他厌烦，但是人们经常惹他厌烦，尤其是当他们碍事的时候。他的脸色会变得通红，他的嘴就像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一样扭成一团，就好像他正在极力压制熔岩喷发一样。”
到头来甚至就连硅图公司都惹到了克拉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艾德.麦卡克莱格让他太分心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操他的艾德.麦卡克莱格。”）于是在1994年1月克拉克辞去了公司董事长职务，宣布自己要创建一家新公司，免得麦卡克莱格整天在眼前碍事。有一段时间里，谁都不清楚应该创建一间怎样的新公司，克拉克尤其心里没谱。他一开始想到要开设一张在线网络。1992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再过四五年时间”高速计算机体系”就能够传送“用户点播的音频与电影，虚拟现实游戏，数字形式的日报，周刊与月刊，图书馆，百科全书以及互动书籍。”正是他让硅图公司参与了时代华纳中途夭折的奥兰多全面服务网络计划。尽管这个项目遭遇了各种问题，但是他依然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理念非常着迷。
到了2月初，克拉克还在考虑下一步要怎么走。此时他的一位同事比尔.弗斯给了他一份Mosaic浏览器让他玩玩。此时像克拉克与弗斯这样严肃的生意人依然觉得互联网只是个稀罕物而已。但是弗斯第一次使用Mosaic的时候的确被镇住了。“这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啊，”他说。克拉克同样对这个新玩意儿爱不释手，他决定要联系安德森。就算不为别的，至少他总能用得上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安德森看到他的邮件之后几乎立刻就发出了回信，两人当场决定第二天见面。他们在帕洛阿托的维罗尼卡餐厅吃了早饭，并且谈到了克拉克的计划。伊利诺伊州的经历依然让安德森耿耿于怀。“我和Mosaic那堆破玩意儿已经没关系了，”他对克拉克说。
克拉克并没有急于求成。他邀请安德森加入他组建的非正式顾问团体。接下来的几周，安德森与克拉克协力联手，试图为任天堂公司构建一张在线网络。这个计划最终流产了。然后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安德森对克拉克说，“好吧，我们总还可以做一款Mosaic杀手。”克拉克的兴趣被提了起来。此前好几个礼拜他一直在考虑互联网。就像硅谷里的很多人一样，他一开始也觉得互联网是一片混乱之地，根本不可能在网上赚钱，因为网上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是万维网的飞速发展促使克拉克重新评估了自己的观点。1993年一年间万维网的网络流量就增加了341631%。“真有人能在互联网上赚钱吗？”他事后回忆道，“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既然被万维网与Mosaic武装起来的互联网正在经历指数增长，想不赚钱恐怕也不可能。这不过就是大数法则的作用——就算每个用户只出一点小钱，也能凑成一笔很大的生意。”简短商议之后，克拉克向安德森提出建议，“如果你能把整个Mosaic团队都挖过来，替我办成这件事，我肯定投钱。商业计划和传统投资人都可以去死一死了。”
几天之后，安德森向自己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前同事们发去了电子邮件，说他与克拉克打算过来看看。两人过来之后，克拉克告诉程序员们，如果他们能为他建造一款足以取代Mosaic的商务浏览器，他就保证让他们全都发大财。原团队当中的七名成员——包括拜纳、米特豪瑟与托提克——同意加入新公司。克拉克随即打开笔记本电脑为他们现场撰写了合同，为每一位参与者都提供了慷慨的股权安排。然后大家就去当地酒馆庆功去了。克拉克为这个项目投入了三百万美元，或者说他当时总身价的五分之一。就这样到了1994年4月4日，Mosaic通信公司正式成立，总部位于山景城，帕洛阿托南部一座无甚特色的小镇。这时地平线上已经出现在了一位强大的潜在竞争者。就在安德森离开伊利诺伊之后，超算中心利用Mosaic的产权成立了一家新公司Spyglass。不过克拉克并不很担心，因为他对自己的工程师很有信心。
1994年的春夏两季，安德森与其他人以及克拉克从硅图公司拉来的一批老将们从头构建了Mosaic。出于法律原因，他们不能使用原本的代码。程序员们分成三队，第一对专攻Unix，第二队专攻Windows，第三队专攻Mac。对于Mosaic团队来说这就像旧日重现一样。全体人员通宵加班，依靠披萨饼与汽水补充体力。有人做了一只名叫莫斯拉的巨大纸蜥蜴挂在墙上。这只蜥蜴成了公司的吉祥物，也为新浏览器提供了昵称。安德森原本是个亲力亲为的人，但他很快就退居二线，成为了公司的军师、拉拉队长与发言人。克拉克的第一招就是雇佣了一名新闻专员罗斯安妮.希诺。“我们这里有一群特别有意思的22岁小伙子们，我心想‘这就是个好故事啊。’”希诺后来回忆道。“我们这里还有一群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叛将们。我心想‘这也是个好故事啊。’”安德森是个很羞涩的人，但是他意识到了公共关注的价值。“如果你的名字广为人知，那和打广告也没有区别，而且还不用花钱。”Mosaic通信公司得到的媒体报道预示了日后媒体将会怎样吹涨互联网泡沫。许多光临过山景城的记者都很乐意为公司打气，尽管公司还没有拿出商业计划，更不要说开始盈利了。“他很年轻，他很英俊，他已经来了，”有一家报纸这样评价安德森。到了7月份，《财富》将Mosaic通信公司评选成为了“25家最酷的公司”之一。
在最初几个月里，Mosaic通信公司完全依靠克拉克投入的300万美元维持生计。克拉克很不情愿引进外来投资者。“如果你要向别人请求几百万美元的投资，那么你至少要对你干的这些事情给出一个说法。而当时我的确是没什么说法。”他解释道。“我能给出的唯一投资理由就是骨子里的直觉。”但是到了1994年夏初，克拉克更深切地理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他也需要雇佣更多的人手。幸运的是，他能够借助硅谷内部的独特生态来支持新生的创业企业，正是这种生态将这片位于旧金山国际机场与圣何塞之间这片三十英里见方的土地变成了全美国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英特尔、惠普、3COM与克拉克自己创建的硅图公司都将总部设在了这里。
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实验与探索发现的过程。在任何给定时刻都有成千上万个有可能或者没可能挣钱的商业创意涌现出来。发展这些创意的传统方法是建立公司对其投资，然后让公众来试用产品。例如索尼的PlayStation与辉瑞的伟哥就取得了巨大成功，新配方可乐与高保真电视则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但是有些创意过于冒险或者过于富有革命性，以至于现有的公司无法对其融资，唯恐它们可能会生吞活剥同一家公司的其他产品。从商业角度来说，通用汽车实在没有必要研发一款能够行驶五十万英里不抛锚的家用轿车，因为假如当真有这样一款车型的话，广大美国家庭就用不着每三年买一辆新车了。诸如此类的产品——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将其称作“搅局科技”——只有在现有体系之外才能得到发展。这正是硅谷大展身手的领域。过去四十年里，在这里发展了一套替代性经济体系，其基础就是扶植创业公司挑战现有商业模式。
附属于且围绕着斯坦福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是这一体系的支点，驱动杠杆的燃料则来自风险投资人。这些风投公司向有望成功的创业人士投资钱换取公司股票。人们通常认为，半路出家的纽约投资银行家阿瑟.洛克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设立了第一家硅谷风投公司。当年他协助过仙童半导体与英特尔的融资，而这两家公司正是硅谷的奠基者。到了1974年，这一地区已经吸引了超过150位风投前来安营扎寨。很多风投本人就是科技创业者，例如仙童半导体创始合伙人尤金.克莱纳与惠普前任总裁汤姆.珀金斯。克莱纳与珀金斯在1972年创建了凯鹏华盈投资公司，这家公司很快就成了美国风投界的领跑者。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硅谷已经出现了十几家风险资本公司。许多公司都将总部设在门洛帕克沙山路。西装革履的MBA毕业生基本上已经取代了老派的创业风投，但是整个行业的法律结构依然维持着七十年代以来的样貌。绝大多数公司都采取合伙人制，由普通合伙人——即风投本人——向有限合伙人——即投资人——收取每年2%到3%的管理费用，并抽取净利润的25%到30%。投资者包括富有的个人、养老金基金会以及其他体制化投资者，例如哈佛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捐款。有些风投基金的规模达到了两亿五千万美元。这笔钱的管理费使得很多风投在首次投资之前就拿到了丰厚的薪水。尽管有罚金制度。向风投基金投资依旧非常有利可图，平均年回报率超过20%。因此几十亿美元涌入了这一行业。
规模如此之大的风险资本正是硅谷得以成长的关键因素。伯克利大学地理学教授安娜丽.萨克西尼在1996年出版的《地区优势》（Regional Advantage）一书当中将硅谷风投与马萨诸塞州更保守的同行兄弟们做了比较。马萨诸塞州也是世界级的科技中心。一位硅谷工程师这样告诉萨克西尼，“我创建融汇公司的时候，在一顿午餐期间仅花了20分钟就从三个人哪里得到了总数250万美元的投资承诺。这三个人都是同一家餐厅的食客，看到我在餐巾纸上撰写商业计划，就主动找上了我。”按照萨克西尼的说法，马萨诸塞州的风投群体加速了128号公路附近高科技产业的衰落。在硅谷，风投则是创业的财政引擎，为创业公司提供了专家建议。运营经验以及现金流。
在决定是否要投资某个项目的时候，硅谷风投往往会查看三大因素。首先是潜在市场的规模，其次是理念的原创性，最后是创业者的个人能力。Mosaic通信公司满足了所有3个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协议就能水到渠成。问题在于克拉克本人，他对于风险资本的看法远比萨克西尼更加暗淡。在他看来风投全都是一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迅猛龙”。这些金融掠食者只知道廉价购买创业者的理念并且将回报的大头据为己有。克拉克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吃过亏。当初他创立硅图公司时候曾经被迫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交给资助他的风投——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创立了Mosaic通信公司之后，他发誓这一回绝不重蹈覆辙。最终他还是会允许风投向Mosaic通信公司投资——他也没什么选择——但是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他本人要保有公司25%的股份，其次任何投资者购买股份的价格都要比他高三倍。
这两项条款在沙山路引起了一阵惊呼，因为风投们已经习惯了对创业者颐指气使而不是相反。当克拉克造访凯鹏华盈的合伙人之一约翰.道尔的时候，已经有两家风投拒绝向他投资了。46岁的道尔在硅谷家喻户晓。他从小在圣路易斯长大，手里攥着莱斯大学的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与哈佛大学的MBA学位。七十年代期间他在英特尔工作过，后来与别人合伙成立了一家芯片公司，最终以1亿2500万美元出手。1980年他加入了凯鹏华盈，并且向好几家特别成功的创业公司进行了投资，其中就包括推广了电子表格的莲花软件公司，全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康柏公司，以及在个人电脑工作站领域一马当先的太阳微系统公司。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道尔的运气变坏了。他将宝押在了Go这家公司上，然后这家公司就因为试图营销钢笔式计算机而亏损了很多钱。后来他又卷入了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失败尝试。道尔非常需要再来一次重大成功，恰逢此时克拉克主动找到了他。此前两人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两个人可谓是天差地别。克拉克身高6英尺2英寸，肩宽背厚，说话粗野，脾气火爆。道尔则又瘦又矮，不苟言笑，整天总是戴着一副塑料框眼镜，一张嘴就是商学院的各种行话，《纽约客》的记者约翰.海勒曼将他称作“体内充满咖啡因的克拉克.肯特”。但是克拉克与道尔有一点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工程师，都知道科技可以凭空创造出有利可图的企业，也都对Mosaic的受欢迎程度心悦诚服（1994年夏天得到应用的Mosaic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万份）。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向道尔展示了Mosaic，并且对他说，“这个领域太大了，必须要一头扎进去。”道尔接受了乔伊的建议。他很爽快地同意按照克拉克的要求提供五百万美元投资。克拉克将会是Mosaic通信公司的最大股东，凯鹏华盈将会是第二大股东。假如Mosaic的替代产品就像道尔预期的那样取得成功，凯鹏华盈肯定会大为盈利，但是克拉克还会赚得更多。
脾气暴躁的工程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顺便也转换了硅谷内部的权力平衡。以后风投就要按照创业者的条件来付钱了。几十年以前在电影行业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权力从金主（工作室）转向了人才（演员与导演）。这一转变很快就在好莱坞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后果——大量金钱投进了越来越难以服人的风险事业当中。不用多久这一模式就会在硅谷得到复制。
1994年夏天，《时代》刊载了第一篇以互联网为题材的封面故事，就此开下了这方面题材的先例。这篇文章将互联网称作“最接近信息高速公路运作原型的事物”，还补充道，“互联网的增长速度比O.J.辛普森的律师费还要快。”等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Mosaic通信公司终于看上去像一家正经公司了。新款网络浏览器的研发工作进展顺利，员工队伍不断扩充，这些人并不全都是软件写手，也并不全都会在写字台底下打地铺过夜。有些人是营销人员，有些人是勤务人员，有些人甚至还有执行副总裁的头衔。到了9月份，Mosaic通信公司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交易，客户是长途电话公司MCI。Mosaic通信公司同意为MCI旗下的一家在线商城提供软件。营销专员格雷格.桑德斯受命为Mosaic通信公司的主要产品想一个足够响亮的名字（莫斯拉听上去不太严肃）。从工程师那里听取了不少点子之后——比较出色的两条建议分别是“信息口胡”与“信息奶头”——桑德斯想出了一个沿用下来的名字：网景。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决定新款浏览器的收费标准。前任苹果电脑管理人员麦克.荷马目前负责营销部门，他希望将每份软件定价99美元。安德森对此坚决反对。他知道人们希望互联网上的一切都是免费的，但这还不是他的唯一考量。他一直在研究微软的历史，这家计算机领域最赚钱的公司从来都会将软件廉价出售，旨在占据市场份额。安德森相信假如网景想要占据网络浏览器市场，打败例如Spyglass这样的竞争对手，那就必须将自己的浏览器以接近于不花钱的低价送出去，并且设法在其他地方赚钱。“基本上这就是从微软那里学来的课程，是吧？”他解释道，如果你的产品具有独特性，那么你的选择就很多了。你有很多方式可以赚钱。你可以通过独一无二的产品来收钱，但你也可以通过受惠于这一产品的其他产品来收钱。基本课程之一就是市眼下的市场份额等于日后的收益，假如眼下没有市场份额，以后也就没有收益。”最终安德森与荷马达成了妥协，网景将会采取“免费但并非免费”的发行策略。学生与教育机构可以免费下载这款浏览器，其他人有九十天的免费试用期，之后要支付39美元。Mosaic通信公司还试图通过特制软件来挣钱，这种软件叫做服务器软件，专门面向那些希望建立自己的网站的人们。Mosaic通信公司翻新了一条最早由吉利剃须刀发扬起来的传统商业战略：剃刀可以免费赠送，但是刀片要收费。
1994年10月13日，Mosaic通信公司在网站上公布了Beta版网景。接下来的情况与二十一个月之前的伊利诺伊如出一辙：第一个下载改进版网景浏览器人的是一名日本用户，一个小时之内全世界的几千名计算机用户都试图下载这一软件。在那以后需求再也没有疲软下来。Beta版网景看上去与大哥相差不多，但运行速度更快，界面更漂亮，也更不容易崩溃，此外还支持更复杂的页面布局并且允许用户交换例如信用卡卡号之类的加密信息，这一点对于日后在线商务的发展至关重要。媒体看法总体而言很积极。“我们都被镇住了，”《商业周刊》在报道当中援引了一名用户的说法。这篇文章还认为网景可以让互联网成为“家中购物、银行业务以及其他多种服务的大众媒介。”唯一的麻烦在于伊利诺伊大学威胁要起诉，声称每出售一份网景自己应当都提取一笔授权费。克拉克与安德森坚称网景代码是全新的，但是两个月的法律纠葛之后，他们还是同意一次性向大学支付一百万美元，并且将公司名称改为网景通信公司。
到了1994年12月，网景公司推出了Alpha版网景浏览器1.0。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超过三百万份软件在网上发布，使之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软件。绝大多数浏览器都是免费提供的，但也有一部分销售了出去。各家公司团团围住网景，希望获取新款浏览器与服务器软件的使用授权。到了1995年3月，网景已经取得了七百万美元收入。与此同时万维网的惊人增长也在继续，根据1995年初《商业周刊》刊登的调查显示，此时的万维网网站数量已经达到了27000个，而且每两个月就会翻一番。按照这个增长速度，到了年底的时候网站数量就要达到一百万了。就连此前对信息高速公路非常着迷的传统媒体公司也不得不注意到情况的最新进展。在1995年2月，一群包括赫斯特集团、时代明镜以及TCI在内的企业出价1700万美元购买了网景公司11%的股份，这一来整个公司的估值就达到了1亿5000万美元。
一个月后，市场对于网景浏览器的需求依旧有增无减。此时克拉克接受了《纽约时代》的专访。他说，“我很震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事。”克拉克的惊喜大概并不掺假，但是他很有理由进一步炒作网景现象。尽管他的公司成立还不到一年，但是他却已经想到要去股票市场见见风浪了。
股票市场就像电力与上下水体系一样：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发明，而且难免偶尔出问题。有些人手里有闲钱无处花，也有些投资项目缺乏足够资金，股票市场的职能就是将前者占有的资源向后者转移。这一点听上去或许无关紧要，但却并非如此。依赖其他方法来盘活储蓄进行投资的经济体系——例如苏联的票证制度或者德国的银行系统——都遭遇了问题。股票市场并不仅仅会划拨资源，也会为创新与努力提供刺激动力。如果一位创业者成立了一家业绩喜人的公司，他或她就可以通过首次公开募股或者说IPO向投资者发行股票，这一过程称作上市。在股票市场大发横财的前景正是很多人早上起床干活的动力。
据我们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股票市场出现在古罗马的公共论坛。有门路的人们在那里进行各种贸易，标的物包括土地、房屋、船只、牲畜、奴隶以及债券。古罗马的股票（拉丁语称作partes）与债券来自包税商（publicani），这些人代理执行了罗马政府的很多职能，例如收税、修建神殿以及疏通河流。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钱斯勒在其著作《金融投机史》（Devil Take the Hindmost: a History of Financial Speculation）当中指出。最早的股票市场出现在罗马并不奇怪。罗马帝国有一套保护私有财产并允许其自由贸易的法律体系。在罗马崩溃后的黑暗年代里不存在法治，贸易也仅限于以物易物，直到中世纪金融市场才得以重现。意大利城邦——例如威尼斯、佛罗伦萨或者吉诺亚——率先发行了政府债券，还创建了具有可交易股份的公司。但是直到十六世纪，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才出现了第一家现代化股市。1585年，西班牙军队入侵比利时，绝大多数交易圆都跑到了阿姆斯特丹，使其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金融首都。这里有银行、复式记账、合资公司与股票市场，人们可以在股市里进行各种投资。
投机——即购买商品并希望它们的价格在出售之前上升——至少也像股票市场一样古老。导致各路投机者沦为受害人的狂热心态同样非常古老。十六世纪阿姆斯特丹的投机者心里“充满了躁动、疯狂、骄傲与愚蠢，”一位同代人这样写道。“他们不知道买家的动机就敢售卖，他们购买商品不需要理由。”有些人甚至到了弥留之际“还在为股份而操心。”最早有记录投机狂潮正是发生在荷兰，投机标的物是郁金香球茎。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郁金香狂热当中，豪达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从20荷兰盾上涨到了1200荷兰盾（当时荷兰的平均年工资也只有300荷兰盾而已）。到了1937年2月，郁金香市场崩溃了，许多投资者都血本无归。
最早有记录的股市狂热发生在1720年的伦敦。南海公司此前刚刚获得与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的垄断许可。公司发行了股票，半年时间里南海公司股票价格就从128英镑上升到了1050英镑。伦敦爆发了一阵激烈的投机潮，从亚历山大.蒲柏到艾萨克.牛顿再到乔治一世国王本人都未能置身事外。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人们看着浮动的股市，希望寻找新的投机工具。这些“泡沫公司”——当时就有这种说法——会在报纸上贴出自己的商业计划，并且愿意在伦敦金融城的咖啡馆里接受认购。它们当中有科技公司，例如理查德.斯蒂尔爵士的鱼塘公司声称发明了一款新式渔船，可以让鱼获在抵达港口之前保持鲜活。它们当中也有金融服务公司，例如马修.韦斯特尔的“购买与销售南海股票及其他公开股票的公司。”此外还有探险公司，例如“伦敦探险者公司，主营业务是在南方大陆进行贸易与建立殖民地。”（还要再等半个世纪库克船长才会登上所谓的“南方大陆”或者说澳大利亚。）
随着市场景气的持续，新股数量也急剧增加，1720年1月，伦敦股市上只有5支股票，到了6月就达到了87支。有些泡沫公司显然是在弄虚作假，例如“从铅以及其他种类矿砂当中提取金银”的公司。有一个厚颜无耻之徒甚至还成立了一家公司，打算“进行一项极其有利可图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事业。”此人卖出足量股票之后就逃到了欧洲。到了1720年9月，泡沫破了。南海公司的股票跌了75%，包括牛顿在内的很多人都被洗劫一空。在群情激奋之下，时任财长以及其他几位南海公司高管都被送进了伦敦塔。蒲柏悲叹道，“南海的洪流与旧日的洪流不同，淹没了所有人，却放过了少数奸邪之徒。”
美国加入股市投机游戏的时间相对较晚。181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华尔街开门营业，但是直到南北战争与铁路发展为止，大规模融资才算正式开始。银行家杰.库克率先向人们展示了如何说服普通美国人拿出储蓄收入换取由政府与企业颁发的纸片。在南北战争期间，库克成功地组织销售了价值5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债券。此后他的另外几项冒险则没有那么成功。例如在1869年他接手了连接苏必利尔湖与皮吉特湾的北太平洋铁路，并且试图销售价值1亿美元的铁路债券。他最终没能得手。1873年9月18日星期四，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黑色星期四，库克的银行破产了，当时他正在造访格兰特总统。恐惧席卷了华尔街，债权人纷纷想要提出他们的存款。其他几家银行也跟着倒台了。“公众似乎陷入了绝望，”《纽约论坛报》这样报道。恐慌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纽约股票交易所不得不闭门十天。整整一代人对于金融市场的信心都被摧毁了。马克吐温在《傻瓜威尔逊》当中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公众心态：“10月份，这是一个特别不宜进行股票投机的月份。其他几个危险月份包括7月，1月，9月，4月，11月，5月，3月，6月，12月，8月与2月。”
直到一战之后，美国人才纷纷返回了股票市场。这一发展碰巧迎合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以及美国商业能力前所未有的自信。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后，持续的衰退就很少了。很多经济学家都相信货币政策的新科学已经彻底淘汰了衰退。与此同时例如通用汽车总裁阿尔费莱德.斯隆这样的工业家们正在采取全新的方法来管理企业并且收到了良好成效。1927年，金融周报《巴伦斯报》欢呼“一个没有衰退的新时代”的到来。（2000年9月，同一份刊物又在头版头条写道，“经济还能停住吗？尽管最近有减速迹象，经济依然稳健，衰退并不会到来。”）这种乐观主义情绪也扩散到了股票市场上。几百万人首次购买了股票，然后就在1929年10月被套住了。谐星格劳乔.马克斯与作曲家欧文.柏林都是新手投机大军的成员，也都在大崩盘当中失去了大部分钱财。来自演艺界的投资者还包括查理.卓别林，不过他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及时清空了自己的绝大部分投资组合。
在互联网繁荣时期，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十年代相提并论似乎成了不爱国的行为。胆敢这样做的人们都沦为了吹毛求疵之辈。但是尽管这么多人一厢情愿地闭眼装瞎子，这两个时代之间的相似之处依旧数不胜数，尤其是在科技类股票受欢迎的程度上。二十年代的投机者们最喜欢的股票包括莱特航空，波音公司以及美国无线电公司，这是当时最风光的公司，也是成长最快的公司。商业电台是革命性的媒体，极大地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美国无线电公司则是电台行业中最主要的玩家，不仅生产收音机，还会提供节目。1921年，公司股票价格位于1.5美元的低位。从那以后股价一直平稳上升，直到1927年直冲天际为止。到了1929年4月，经历了股票分割的调整之后，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冲到了570美元。在这一令人晕眩的攀升过程当中，老派观察家们一直大摇其头：尽管股价增长迅速，美国无线电公司却从来没有进行过分红，而且许多股东都是职业赌徒。到了1929年10月，股票丧失了75%的价值，1930年略有回升，然后再度崩溃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路下跌。尽管商业电台继续迅猛发展，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却一直没有恢复到1929年4月的水平——直到三十五年之后的1964年为止。
对于1929年之后的整整一代人来说，股票市场在很多美国人眼中再度信用破产了。短期的投机时期时有出现，但往往参与者都是承受风险能力较高的机构投资者与富人。中产阶级家庭通常将钱存在银行里，或者购买房产，或者进行其他投资。确实发生的投机行为依然与科技公司有关，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阵电子繁荣，IBM或者德州仪器之类的股票都趁势一飞冲天。接下来太空竞赛开始了，电子与计算机行业与火箭科技联系紧密，人们希望火箭科技能够尽快将人送上月球。随着股价上升，大量IPO随之发生，许多上市新公司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电子”、“动力”与“太空”之类字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伯顿.G.莫卡尔的《华尔街漫步》（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一书当中提到了一个特别扯淡（但是也很有先见之明）的例子。美国音乐公会的业务主要涉及上门售卖留声机与黑胶唱片，他们将公司名称改成了“太空声调”，然后就上市了。股票的发行价是每股2美元，不过很快就上升到了14美元。四十年之后，另一家音乐公司K-Tel International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并且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一次的魔法词语是“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