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张春桥之妻文静投降日寇的变节往事 -- 温相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投降日寇叛变，并且为日寇的宣传做了不少的工作。这件事在文革中曾经被披露出来，但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大权在握，动用专政工具压制这些真实的资料，所以，一直到文革以后叶永烈在他的作品《张春桥传》中才得以再次向广大读者进行介绍。（最早是在叶永烈的《张春桥浮沉录》中提及）我最近结合了一部分史料，进行对照，发现叶永烈同志在对张春桥妻子变节这件事上的描述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现在，我把内中的一些情况包括张春桥重用这位有过重大历史污点的妻子的事情都一并贴出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文革新贵张春桥的一些本来面目的同时也对叶永烈的这套四人帮系列丛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下面我将分成几个小节来完成这个贴子的全部内容：

1.文静的干部登记表

2.文静投降日寇并且为日寇工作真相

3.张春桥怎样为妻子开脱并且重用文静

4.从文静、江青、叶群、张春桥的历史污点想到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陈丕显回忆录》

2.《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3.中共天津市委批转天津市公安局《关于文静变节投敌的情况报告》

4.中共长春市委编辑收录的张春桥之女张维维回忆张春桥的部分口述。

5.《姚文元日记》（部分）

关于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化名）的履历问题最早在国内八十年代公开刊物上披露此事的当属叶永烈的《张春桥传》了，在《张传》中，作者于《晋察冀之恋》一节写到这么一个内容：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

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

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叶永烈列举的这个干部履历表是文静的干部登记表的其中的一份，另一份是上海市委审干小组调查文静历史问题以后填写的，关于这份干部履历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的《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0页上有这份干部履历表的影印件可以作为证明。

张春桥之妻文静曾用名：李淑芳、李岩、李若文，其中李淑芳是原名，而后两个则是笔名。这个材料在影印件的干部履历表上填写的清清楚楚，也和叶永烈的《张传》中介绍的情况相吻合。

文静是李淑芳以后改的名字，习惯上人们还称呼她为李文静，实则就是文静两个字。

文静是1916年3月26日出生，比张春桥年长一岁。天津人，其父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文静参加过青年团组织，1942年来到晋察冀解放区。

根据天津市公安局给提供的资料显示说：“张春桥妻子文静，好书法、能写作，酒量很大。”因为这份公安局的资料无法公开告诉大家卷宗的号码（属于一般保密级，但也不能公开卷宗号码），我就把徐景贤回忆的有关情节给附上。

徐景贤在他的新近出版的《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4年6月第一次印刷）的390页上详细的介绍了文静的一些事情，徐景贤和张春桥夫妇关系很好，不仅是私人的关系，也是工作上的关系，而且，他们又都是住在康平路的，他的回忆应该比较具有真实性。

徐景贤说：“文静既能抽烟，也能喝酒，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都和张春桥契合”（该书394页）

关于这一段，叶永烈的《张传》中是这样描写的：“她（文静）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郭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这个难忘的1943年12月8日也就是文静被俘的日子。请注意，叶永烈在《张传》的晋察冀之恋的有关文静被俘的这段用了两个陪衬，一个是“天黑乎乎的”，一个是“被门口的雪”，这说明当时是半夜或者凌晨，而且还下着雪，那么叶永烈所说的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

我们来看一下天津市公安局的结论：“文静于1943年12月8日被捕，被捕前担任中共平山县郭苏区委员会宣传委员。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几位女同志。”

徐景贤的回忆说：“李淑芳在1943年12月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入了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中。”

由此可见，文静被捕的时间、地点、天气等细节上，叶永烈的《张春桥传》同当时的历史背景基本吻合，没有造假。

叶永烈在《张春桥传》中如此描述文静的变节和为日寇效劳的往事：“她，自首了。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

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

尉的表彰。”

按照叶永烈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文静变节以后做的效劳日寇的事情主要是在宣传方面，并且做作品为证。那么，叶永烈的这个描述是否符合历史呢？

天津市公安局的材料中如是写到：“文静被捕以后变节投降，被日本侵略军编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石家庄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1417部队，归日寇宪兵中尉矢野一郎管辖。文静在变节期间，为侵略者撰写大量反动宣传文章、为日军的侵华行为做辩护，鼓吹“中日满、永亲善”，她不仅在电台上播音，还参加演出，主要反动作品包括

《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

陈丕显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审干小组组长，长期负责上海的市委干部组织工作，对干部的情况比较熟悉。（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柯庆施，陈丕显在柯庆施手下工作）他说：“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俘获，变节投敌，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我多次提醒柯庆施”（《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该书21页）

如果说陈丕显和张春桥有很大的历史过节，那么我们再看看和张春桥同一个阵营的徐景贤的回忆，这段回忆在徐景贤的回忆录的第390页上，里面详细的描写了文静叛变的经过，徐景贤给文静这一时期的活动的结论是“沦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徐景贤的回忆和叶永烈的描写的情节基本吻合。

我们再看姚文元是怎么说的，在姚文元的札记中记载了这么一段：“20日（1973年9月20日，编者注），小红（姚文元女儿）告诉我说，邓妈妈去了我们家，还去了徐叔叔（徐景贤）、王叔叔（王洪文）的家，没有去毛弟（张春桥之子张旗）的家。我就想这一定是因为她的历史问题，邓所以没有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内部读物《姚文元札记》和《姚文元日记（未刊部分）》）

由此看来，文静的变节投敌不仅是货真价实，而且，在圈内也是无人不知的事实，那么为何文静在文革中还能一直那么活跃，一直在被谴责之外呢？这就和柯庆施与张春桥有关了。

结果还不是什么好事！呵呵！

好久没上西西河了！好久没给温相大人捧场了！对不住对不住！希望温相多发文章！温相文章绝对最有看头！小弟只要上来一定大力捧场！

呵呵，不过温相大人！您的影视系列后来就一直没消息了！我一直都在等着您说说我非常敬爱的徐静蕾呢！

重要史料注明出处，言之有据，加以比较。送花两朵。

天津市公安机关的资料其实是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但是，这份资料不是公开发布的，所以，我就加上一些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或者当事人的札记来作为必要的补充，这样就会让证据显得丰满起来。

总之，让事实说话是最好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办法，比什么绝对相信或者不相信一类的主观论断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