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忍不住给纽约时报中文网一位作者写了个读后感 -- 红军迷

ORVILLE SCHELL 2013年10月29日

一个让人兴奋的题材，配上大量之前未被利用的史料，有可能使得人们对于一个重要人物甚至整个时代的观点彻底转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就是一剂最强力的春药。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领导者像慈禧那样，身负重重毋待洗脱的偏见。慈禧皇太后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直至1908年去世。多年来她在西方世界被尊称为“老佛爷”、“母龙”(She Dragon)，她是一名篡国者，而这个“帝国在她的治下分崩离析”。

张戎是颇受好评的回忆录《鸿》的作者，还曾与人合作撰写了具有争议性的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这一次，她准备要扭转外界对于慈禧的负面定论。她的新书相当引人入胜，在书里，她感伤地写道，慈禧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要么是专制邪恶，要么是无可救药地无能——或者两者兼有。”但是张戎完全没有把传主慈禧写成是一个阻碍改革的邪恶保守派。在她的笔下，慈禧聪明、爱国、思想开明。在她看来，慈禧具备一个女权主义者的雏形，虽然帝国的官僚系统充斥着狭隘的、厌恶女人的男性精英，但是她顶着压力，“带领原始的中国步入了现代”。张戎得出结论，慈禧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是一位“卓越”的人物，“过去百年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

虽然张戎对慈禧的赞美如同为圣徒作传，但是她使用了大量新的中文史料，为重新评估慈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虽然对于慈禧的那个历史时代，坊间已经有大量的历史记载、日记和文献形式的中文出版物，但是英文的研究则少得多。由于此前没有人将两种语言的详实资料都用起来，因此对慈禧统治时期是缺乏真正权威阐述的。慈禧的故事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启发性。

重走长征之二：那些壮观但空洞的纪念碑园

潘亚当(Adam Century) 2013年10月26日

我第一次在瑞金上车的时候就引起了十几个当地农民的关注。这种县城里的老外极少，而我当时又穿着摩托服和头盔、骑着一辆250CC排量的车，就更让人好奇。我当时虽然已有驾照，但还没上过路。第一次把车启动时因为不习惯这么给力的车，所以猛地往前冲，差一点撞上周围震惊的农民。我的长征就这样起步了。

为了重走长征，我首先要找到一个可行的路线，但问题是并不存在“一条”长征路，而是好几个方面军单独走的不同路线。当我决定走最有名的由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路线之后，我又遇到了更大的一个问题：路线很模糊，甚至有很多路段完全不知道当时的红军是怎么走的。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红军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怎么能留下很具体的路线？

比如，根据旅英独立制片人孙书云2007年用英文出版的纪实作品《真实的长征》(The Long March: The True History of Communist China's Founding Myth)，当年才26岁、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肖克，负责带领第六方面军从江西到湖南，在湖南跟贺龙的第二方面军集合。但是他手中只有一张粗略的国家地图，上面只标出省会和主要的河流。在湖南的边界，肖克的第二方面军在原地兜圈子，绝望地寻找任何路线或地图，他们甚至背着一个年老、裹脚的当地女人帮他们指路，也没有带来希望。幸运的是，第二方面军在江西边界走到了一个传教士建造的教堂，墙上挂着一张很详细的国家地图。直到那时，他们才定出自己的位置。不过此图是用外语写的，军团得全部依靠共产党绑架的德国传教士勃沙特才能看懂。勃沙特跟红军走了长征全路，被绑架的时间一共有560天。

既然当时的红军如此迷惑，我又怎么能查出他们的详细路线？基本上不可能。因此，我决定先找出来所有和一方面军有关的遗址和纪念馆，并根据它们的地点来追踪一条准确的路线。这样我也能保证可以多跟当地人接触，多了解当地人怎么看他们自己的历史。

从表面上看，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起点瑞金跟其他无数的小县城一样。便宜的出租车停在红都大道边等着客人，还有几百个小商铺，销售着各种生活必需品。但是一骑到县城的周边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仍停留在三十年代苏维埃的世界：到处都是苏维埃的遗址、大型的共产党标题，恍惚间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在一天的调查中，我看到了十几座毛泽东雕塑。我从来没有想象能有那么多种形象的毛：胖而年老的毛，强壮、英俊、戴帽子的毛，正在挖井、“为人民服务”的毛，还有穿着宽松、大号裤子、类似于嘻哈风格的毛。

我在瑞金印象最深刻的是巨大的红五星广场，在一面摆着一座19米高、“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雕塑，中间有超大绿色和蓝色的地球雕塑，上面放着必有的锤子和镰刀。雕塑对面有钢制的八个巨大的汉字：“苏区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偌大的广场中间，就能感到夏天的清风拂过，而整个广场没有一个旅客。

走了一段路才发现广场里还有两个人：一对十几岁的恋人，在“永”和“放”两字之间偷偷地搂搂抱抱。当我走过他们的“秘密花园”时，他们低着头，满脸通红地看着地面。因为这里人迹罕至，他们才选择这个地方悄悄谈恋爱。

我从瑞金骑到了附近的武阳桥，这座桥被称为是“长征第一桥”。河里的水很清澈，周围的农田偶尔被简单的农房打断。在桥上我遇到了几个当地的小孩子，还好奇地问了他们红军当时是从什么方向渡的桥。其中两个小男孩给我指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而剩下的都直勾勾地看着我。还没等我接着问问题，他们就害怕地跑走了，好像我是一只咆哮的黑熊。

从武阳桥往西骑到广西省得先路过广东和湖南。在广东，我看到了无数冒着黑烟的巨大工厂；在湖南，我路过了南部的南岭山脉。我的目的地是广西兴安市，即湘江战役所在地，中共党史一直坚持说红军长征在此地“牺牲了五万人”。最近有不少史学家对该数字提出质疑，说大多数所谓“牺牲”的红军其实是逃离了部队，并没有死。1985年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作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查阅了不少当地的史料，后认为在湘江战役死亡的红军只有一万五千人。

湘江战役纪念碑园如同现代中国很多其他的纪念地一样。它巨大的规模过分到一种可笑的程度：总占地八万平方米，山下有硕大“长征”字样的花坛，还有四个巨型头像和五组浮雕组成的大门；进了大门还要爬201阶台阶到达最“壮观”的景点：一个超过34米、上面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主碑。纪念碑园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子玩“乐高”造出来的。

纪念园规模壮观，里面关于历史的内容却少得可怜。随处可见牺牲了“五万”人这一数字。也许官方仍然不愿意否认“五万”这数字的原因是因为湘江战役的失败直接打下了毛泽东后来在遵义会议中地位提高的基础。如果不把这么惨烈的失败放在博古和李德的身上，也许后来所谓的“转折”就不会那么明显。

不管具体死亡的人数有多少，仍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在危机中仍没有放弃。从兴安往北，我骑到了界首镇——战役主要交战的地方。在湘江边上我找到了战役中红军的司令部旧址。司令楼已经多年没有对外开放，门被生锈的锁锁住，院子里也长满了杂草。

在兴安的纪念碑园我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各种纪念方式的简单叠加让我身心俱疲，没有感到应有的庄严肃穆，很难静下心反思历史。但在界首镇，我感到了一种跟历史的连接。我闭上眼睛，让湘江澎湃而镇定的水流音把我送回过去的时光。

注：潘亚当(Adam Century)来自纽约，目前作为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学员在中国生活和做研究。此文由潘亚当用中文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