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谈港币的地位问题 -- 梅轩济
英国之所以“和平移交”香港，在笔者看来，从金融的角度，英国就是看重了港币对于中国大陆的“外汇”地位。那么我这一帖，就谈谈港币这个“外汇”地位问题。
97回归后，港币的发行，增加了一个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现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虽然是发钞行，但不是唯一的，与其具有同等发钞行地位的还有汇丰、渣打，这就郁闷了！同样都是港币发钞行，三家银行发行同样的货币，币值相同，中银香港发行港币的基础是强大的大陆经济，这汇丰、渣打两行发行同等币值的货币，其所依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弹丸之地的香港经济？如果不是，难道是这两家外国银行，其总行所在国英国的经济总量？英镑在香港自由流通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港币的定价权，更多地在于中银香港，更多地在于中国政府。
因此，汇丰、渣打发行港币，本来就是英国政府对于中国大陆经济红利的侵占，无论香港回归前后，香港一个地区的经济体量，都是不可与整个中国大陆经济总量相提并论的。从“金融政治”的角度讲，两家外国银行，竟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发行货币，这是一种非法行径，是那些至今秉承着殖民主义思想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全体中国人民经济利益的非法侵占。
谈到人民币的国际化，香港人就笑了，因为港币早已国际化，港币对于大陆地区来说，一直就是外汇的一种。但既然是外汇，港币价值所参照的是人民币还是美元等一揽子货币呢？谈到香港自由港的国际地位，西方各国就笑了，世界各国企业，都可以去美国、欧洲上市融资，而与此对应的，世界各国企业可以去香港金融市场上市融资吗？谈到香港作为亚洲地区金融中心的问题，新加坡就笑了，即便上海期货市场，其现货交割地也都在新加坡，同样都是一个城市，香港对于亚洲经济的服务程度、控制程度，比得上新加坡吗？！所以，港币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准外汇”而已，自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港币的国际地位下降明显，对于大陆经济的作用渐渐成为“鸡肋”。
香港的未来地位，在于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否则将会更加彻底地沉沦下去！对此，香港在想什么呢？西西河的各位网友，有些什么看法建议呢？抛砖引玉吧！
楼主这是没搞懂港币发行的流程吧？
港币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汇丰、渣打（还有中银香港）拥有的，严格来讲并不是港币的发行权，而是港币的印钞权。港币采取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大体就是发钞银行拿多少美元给港府（金管局），就可以发行相应数量的港币。当然金管局那些美元（储备）就存放在这三家银行里。
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中国把这一揽子货币叫做外汇，我们是通过向国际市场提供各种商品、原料、劳务等，才获取的。且不说我们向国外提供的这些商品、劳务是否廉价，所获得的这些外汇是否值得，在这里，研讨一下这些外国货币所代表的政治权利问题。
自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在国际贸易中，不再充任货币职能，国际商品交换主要以纸质货币作为交易手段以来，货币的政治权力属性，从那时起，已被更加凸显。尤其一国政府发行的本国货币，由于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充当交易媒介，更加生动地体现了该种货币所代表的一国政府，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政治权利。我们对于货币的政治权利属性的考量，首先关注的是该种货币发行国政府的经济信用，但这不过是公平交易原则下的良好愿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裂，新型交易原则将美元与黄金脱钩，所体现的是公平交易原则吗？恐怕是更多的政治权利体现其中。
所以，外汇这种“东西”，对于我们的一般感受，我们之所以把某种货币称之为外汇，而没有将手中的人民币称作外汇，我们只把美元马克英镑日元看做外汇，而把那些曾几何时在中国短暂出现过的“巴西币”看做废纸，是因为我们对于外汇的认识，首先考察的是这种货币背后，那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从以前我们举全国之力出口商品“挣外汇”，到后来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越日本名列世界第一，外汇储备量持续增长到4万亿美元之巨，我们突然开始关注政府如何“花”这些钱了，因为我们以前外汇总量很少那时，希望政府把这些珍贵的外汇，更多地用于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民经济急需的物资和高科技技术，但“富人抠唆穷人大方”这个常理，却让我们必须考虑，这4万亿美元外汇一旦花光，我们不又将继续做回穷人？而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对于我们这个颇具成长性的国家，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治意识？
说到这里，笔者要话锋一转，直抒胸臆了：我们现在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之际，更多地考虑的是，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币不是别国在国际贸易中所使用的“外汇”呢？但这个问题比较大，留待河友们讨论吧？谢谢！
并感谢回帖讨论！
香港实行的是美元抵押的货币发行制度，港元货币的基础是美元。
理论上，发钞行每发出7.8港元的港币现钞，需要向香港金管局存入1美元，所以理论上港元和美元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最后拿现钞换，保证7.8港元可以换回一美元。
所以，中银发钞纯属回归中国的主权象征，没什么其他的经济含义。
真的很简单。
那就是，大家努力，把其他国家/地区的人都打趴下了。然后说，大家用人民币吧。
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可以不再依据美联储的黄金储备，而是依据世界贸易总量，来决定印制美钞的数量，这充分体现了美元，其早已不再是原有的经济权利概念，而实际变成了一种国际政治权利。任何国家，只要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就必须使用美元结算，而一个国家只要还想把国际贸易长期做下去，而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美元储备，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对于中国，由于长期参与国际贸易，致使国家外汇总局储备的美元越来越多，直至最终名列世界第一这一点，我是这么看待的，我把这个现象，更多地看做是由于我们国际贸易总额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应导致的必然结果。世界第一的国际贸易量，必然意味着国际结算美元储备的世界第一，哪个前因哪个后果，我认为是应当这么排列的。
那么，当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之际，我们不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经过长年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这个国际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的“经济头衔”吗？或许国人更应该关注这个经济头衔所意味着的政治权利。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它与我们应该更加看重的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比，无足轻重吧！因为我们同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打交道，经济贸易总是最正常的和平手段，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最大诉求，无非还是经济利益。既然美元作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更多地表现为政治权力属性，那我们就更多地拥有美元，以便在国际交往中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利。虽然这与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以后，所能带来的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中的政治效果，明显差强人意，但毕竟我们的人民币，正在大踏步走向国际化！
请看下一篇:《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
不过所占比例不高，现在好像也不高。
本篇主帖谈的是港币的地位问题，因此，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时，我们还是从港币谈起，因为港币对于中国出口创汇，其功劳是不能埋没的。不应忘记，改革开放以前，香港一直都是中国政府最初的对外窗口，是我们最大的外汇来源地，即使改开之初也仍然如是，多少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举办，没有香港一直以来始终是我们最为便利的通商口岸，其在对外交往中巨大作用的发挥，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因此，港币作为中国政府在那个年代几乎唯一一种外汇来源，以及籍此协助大陆打破西方封锁，历史作用显著。但也正因为如此，港币历来遭受了西方世界的过度限制，甚至疯狂阻击，始终局限于一种地区货币地位。并且，由于港币毕竟势单力孤，在危机时刻还必须仰仗大陆扶持，而大陆为了维护港币固有的经济地位以及港人福祉，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
既然如此，从港币的荣辱兴衰得出教训，中央政府就必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另辟蹊径，那就是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沿海和陆上地区更多地设立对外贸易口岸。更为重要的，在对外贸易中，我们逐步放弃以外汇作为国际贸易媒介，走人民币与世界各国主权货币等值互换的道路，由此不再被迫接受西方主权货币作为外汇，其对于中国人民的无尽盘剥。从此，中国对那些与人民币实施货币互换的国家，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人民币和各主权货币，都将不再以美元等一揽子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实施直接交换。我买你的货物支付你的主权货币，相应的，你买我的货物也可以支付人民币。
如何评价这样一种中国首创的国际贸易模式，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巨大的促进作用呢？以美元作为参照系来谈，首先这种独立的交易模式，避免了继续使用美元，从而否认了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使所有与人民币互换的各国货币同样具备了“国际结算地位”，均等同美元；再者，将来中国陆续与所有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进一步加大人民币与各国主权货币互换力度，假以时日，人民币不就真正成为世界各国“新的结算货币”，而被普遍采用了？更进一步说，中国去年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如果从今往后，所有这些国际贸易均以人民币结算，那将标志着人民币多么骄人的国际地位呢！如果这个愿景成真，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不就真的走通了吗？
我记得几年前港币比人民币价值还高，现在已经贬到人民币的8成了。
这是因为跟着美元一起贬的原因吧？
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开实质性步伐！
报道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自2009年开始与二十多个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署本币互换协议。首次动用本币互换，显示随着贸易往来的纵深发展，已经让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双边货币结算需求得到实质性提升。
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元地位形成挑战。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温彬认为，虽然货币互换的运用确实对美元产生了替代性作用，但本身并非想挑战美元地位，而是双方出于自身需求使用双边货币。一家韩资银行的中国客户经理则介绍，“中韩签过互换协议还没用过韩元，需求目前还是很少，目前两国贸易融资主要还是用美元，少量用人民币。”
分析人士介绍，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元流动性紧张，是中国与多个国家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初衷，但其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扬帆出海，互换协议也有了更多内涵。例如在阿根廷、马来西亚和印尼，人民币主要是在贸易中充当支付结算的角色;白俄罗斯则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香港是人民币第二大集散中心，货币互换主要是为满足资金供给;而韩国则主要是帮助在华企业进行融资。
与有关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系列本币互换协议，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短期流动性问题，同时，也是支持互换资金便利双边间贸易融资。其运作机制是，央行通过互换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例如中国与韩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后，韩国中央银行可根据需要将得到的人民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韩国企业从中国进口商品时，就不必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的中介货币，而是可以直接从本国金融机构借入人民币进行结算。中国出口企业则可收到人民币计值的货款，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汇兑费用。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韩政经互动频繁、有升温之势，此举也是体现之一。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室室长禹泰熙6月2日表示，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第11轮谈判在竞争和电子商务领域取得进展，但在属于核心争议项目的商品领域，双方尚处于交换意见的阶段。韩中FTA第12轮谈判将于下月在韩国举行。
香港与中国其它城市相比，具有两大优势，其一背靠内地之地缘优势，其二是所谓的“制度优势”，那么，这两大优势孰先孰后呢？
综述
香港：“回归”正常
香港的香味，似乎正在淡去。
17年前，有一首歌风靡内地，歌中不断地感慨：“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彼时，香港虽然未必是内地人心中最“香”的，却是在“香”单上最有可能一亲芳泽的。它数十年的繁荣与优势来自哪里？
17年，弹指一挥间，如今香港人最为认真考虑的却是：香港是否真的会被边缘化？
一窗独留
香港怎样那么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以及不同的立场，都有各自的解释。对此，无论学界还是舆论界，大致有两大类解释：
一、香港之香，来自于英治时期建立的自由市场及其一整套法律体系；
二、香港之香，来自于其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及内地所给予的强大支撑。
其实，这类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制度优势，后者是区位优势；前者是“香”的内因，后者是“香”的外因；前者是港人的后天努力，后者是港地的先天条件……
即便侧重前者，也大可不必迷信英国人对自己创造了东方之珠神话的吹嘘。大英帝国固然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少闪光的碎片，帝国谢幕了，这些光芒至今仍在。然而，至少在1949年风云突变之前，相比于“大家闺秀”的上海，香港至多只能算作“小家碧玉”。
1949年中国内战消停，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转机—— 一方面是以上海人为主的内地富商，携带巨额流亡资金涌入；另一方面是冷战降临，中国内地被铁幕包围。在这一点上，后人不能不佩服英国对红色中国的率先认可，这对换取香港“现状”暂时不变，无疑大有裨益。而新生的红色中国，也明智地勒住了战马的缰绳，留下香港，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铁幕合围中留下了一个顺畅出气的窗口。
偌大的中国都堵上了，只留下香港一窗，巨量的物资进出口蜂拥而来，量全国之物力，推香港之繁荣，小小的香港被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稳稳砸中。彼时的香港发迹，与其说是“香港奇迹”，不如说是“中国奇迹”：一个大国（未必是强国），奇迹般地与世界断绝了往来，而且一断就是30年，香港因此也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腾飞。其实，不光香港，包括中国台湾、乃至日本，亦都因此沾光。
那是香港腾飞的第一次重大机遇。
自唐宋以来，除了明清开国早期短暂的海禁之外，中华帝国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贸易。以德国学者弗兰克为代表，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到十九世纪初期，有一个漫长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的“单口通商”——即广州作为欧美商人对华贸易的唯一口岸，被广泛理解为中国“闭关锁国”的标志，自此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重开多个口岸，普遍被称为“广东体系”（Canton System）。而这，恰恰是流传最广的误读。
乾隆时代的“单口通商”，所限的仅仅是欧美商人，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英、美商人。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厦门，都可以继续自由贸易；来自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商人，也依然可以继续在其他口岸自由贸易。
无论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华帝国的政府行为来看，从未“闭关”，亦未“锁国”，而且，中国商人一直牢牢掌控着诸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到1870年代才因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及蒸汽轮船的普及而丢失。
相比清代的广州，冷战时期的香港，才是真正的“单口通商”。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内地的苦难——除了冷战的铁幕之外，还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构成了香港腾飞的历史机遇。铁幕落下，仅在1949年和1950年，香港对内地贸易额就分别比上年上升66%及74%，大大超过1947年至1949年每年增长35%的水平。
两次转型崛起
“单口通商”，最初仅仅是转口贸易，这也是二战前香港的支柱经济。随着“单口通商”积累了大量资本、技术、劳力、原料和经验，香港逐渐具备了发展加工业的条件。1960年代，全球经济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香港比台湾、新加坡、韩国都更早地抓住这个机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大力发展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终于打造了“亚洲四小龙”之龙头地位。60年代末，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成衣、手表、时钟、玩具等十种产品的出口名列世界首位，很多产品己经远销世界各地。香港产品出口的比重则由50年代初的10%左右增加到80%左右，制造业己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而彼时的内地，依然在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挣扎，不仅令香港、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少了一个原本应该强劲的竞争对手，也给香港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与市场腹地，这也正是香港有别于另三条“小龙”的关键竞争力所在。
从1949年到1979年，可算是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
到了1970年代末期，国际石油危机爆发，香港出口受阻、制造业停滞。此时，内地终于开始了改革开放，再度为香港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多年前，有人曾经感慨，正是因为殖民地的遭遇而造就了香港的繁荣。但是，香港的繁荣真的因为被殖民才带来的吗？大英帝国很多殖民地，比如非洲，怎么就没有繁荣呢？区别之一，就在于其是否有腹地。
香港背靠内地的巨大腹地，先是托冷战之福，独留此窗通气；随后又托改革之福，内地再度开门时，香港成为排在门口的第一人，由此掀开了香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依赖内地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取“第二春”。同时，腾出手来，在香港本土实现了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到80年代末期，服务业在GDP占比中超过80%。并且，充分发掘内地改革开放的需求，将香港建设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更高层次上的“单口通商”——香港不仅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的灯塔，更成为沟通内地与世界的桥梁。
毫无疑问，在香港的经济崛起中，内地因素而非制度优势，才是区别于任何其他经济体的独特竞争优势。九七回归之前，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在封面文章中宣告“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对九七后的香港前途表示悲观。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判断充满了傲慢、偏见与无知，美国人所忽略的，正是内地因素对香港繁荣的关键作用：长期封闭，及突然开放，都是香港的发展良机。
百花争香的挑战
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发生在九七回归前后。
在香港此前的经济奇迹中，已经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对房地产及金融投机的过度依赖。亚洲金融风波来袭后，香港在1998年甚至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情势危急，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大力相救，后果难料。尽管缓过劲来，但这场危机的确打碎了香港的华丽外罩，大大削弱了香港的自信心和自我感觉，投射下巨大的阴影，香港人开始尝到了“失落”的滋味。
危机之后，香港一直试图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中央政府也大力推动了诸如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等政策，予以扶持。香港继续充当着内地最大的进出口商品转口地、最主要的资金筹集地、国有企业海外上市首选地和境外中资企业投资集中地等，这些都令香港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分享者之一。
毕竟，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千“窗”百孔，香港的窗口垄断优势大大减弱了。而随着内地经济的强势崛起，香港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少，优越感日渐丧失，挫折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之后，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中，港商港企总是享受着特殊的政策关照，其在内地从未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中、与内地商人和企业以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身份，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这既是香港崛起的原因之一，也是香港“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香港的“边缘化”，体现在其贸易中心、制造中心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内地城市的竞争下，不断消解。卧榻之侧的广深珠（广州、深圳、珠海），长三角的上海，都表现得咄咄逼人，并且从机场、港口到金融等，全方位挑战香港的地位。
历史上，类似的“边缘化”，也曾经在广州上演。
作为最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广州曾经长期垄断了中国与英美的外贸，这种垄断既造就了广州的繁华及“十三行”商人们的富裕，也令他们日渐丧失了对竞争的适应能力。当鸦片战争后西方敲开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广州的繁华迅速退潮，被上海所取代，而“十三行”商人则迅速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表面上看，当年的广州和现在的香港，都是因为全国开放范围的扩大和开放力度的增强，削弱了特殊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优势，但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特殊垄断，缺乏经济学所谓的鲶鱼效应，造成了经济内在活力的萎缩，尤其是竞争能力的萎缩。温室里待久了，一下子到了广阔天地里，不仅难以大有作为，反而经不得风雨雷电。
九七后，香港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加剧了“边缘化”的进程，阻碍了其与时俱进进行转型的能力培育。
一是香港的投机心理。在长期的高速发展泡沫之下，港人普遍有着“搵快钱”的心态，整个社会的投机心理严重，从炒股、炒楼到炒作所谓的科技电讯产业，莫不如此。而当楼市下滑时，港人居然游行要求政府救市，可谓是对“自由市场”的一大嘲讽。
二是香港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从政府到民间，总是将“起楼”作为拉动经济的不二法宝。
三是总是期望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
当然，内地改革中出现的同质化建设、无序竞争，也对其有相当影响。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中，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依然是“自由竞争”的时代：各地都在大型项目上跑马圈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争夺先机，另一方面也是争夺政绩。珠三角地区，还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继续为香港做“经济互补、前店后居”的配套，而不是自己下海呢？
回归17年来，与其说那是香港走向“边缘化”的历程，不如说那是走向正常化的历程。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所获得的那种特殊国情支撑，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悲剧，是“非正常”的。而改革开放的过程，则是中华民族复兴、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从一窗通气到千“窗”百孔，从一花独芳到百花齐放，这是中国的进步，当然也是香港的进步。香港不再独香，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也是香港之福。
回归17年，紫荆花旗下的香港，也快到了成人礼的年龄。在更大的历史发展机遇面前，香港如何与时俱进、焕发新“香”，是考验港人的试金石。香港能给自己、给国家、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新“香”呢？
谈论港币新形势下的地位问题，笔者旨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为此，提出以下两点:
1.人民币资本项下对外开放，是否紧迫于当前？
2.人民币国际化可否借助香港试水？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人说中国银行现有六十多家海外分行，其实中国政府早已实质施行了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对外开放，但笔者对此的看法是，毋庸讳言，中银六十多家海外分行一定可以较好地服务于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甚至可以对当地企业发放贷款、签发信用证、发行长城卡等等，但这均限于“间接融资”，距离直接融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比如我们这些海外金融机构，能否保荐当地企业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发行股票呢？即使可以实现这一点，那么这些国外企业能否适应中国资本市场的相关制度呢？人民币国际化之关键，我认为就是资本项下的对外开放，必须允许别国企业来中国上市，我相信这必定是许多外国企业的殷切期望，中国政府对此，只需完成制度设计即可，但这一“计划”是否迫切，就是另一回事了，容在下求教于西西河各位高人吧。
对于第二点，香港特殊于中国其它城市，就在于其地缘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果我们把这两项优势充分加以利用，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尤其针对性地解决国外企业来中国直接资本融资问题，那将是具有非常明显之现实意义的。既然国内企业可以去香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那外国企业为什么不可以？其间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吗？这些障碍即使深沟高垒，但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宏伟蓝图相比较又算得了什么？！中国既然胸怀世界，就毅然迈开这一步吧！我们总在强调金融业的全面开放更需要谨慎稳健，既如此，何不试水香港的全面开放呢？最起码，香港目前已然是亚洲金融中心，与别的中国城市相比较，更具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先发优势。
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中央政府之所以对香港期待有加，甚至开放更多的对外口岸与香港展开竞争，都是为了激发香港的创造性，绝不想看到香港日趋保守和堕落！上海自贸区已经成立，香港对此什么反应？笔者只是不愿看到，有朝一日上海成为中国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中心城市，进一步建设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际，到那时，香港会不会顾影自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