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 京华烟云AMIP

在当时资本主义正蓬勃发展的外国人眼中，明代绝对是个十分奇特的王朝。

一方面，明帝国似乎并不差钱。虽然黄仁宇先生说过，全明朝276年所铸铜钱数，北宋只要两年即可全部铸成，从而得出了明朝经济衰落的结论，但他大概忽视了，明朝尤其是明朝末年，帝国的主要流通货币除了铜钱外，更有白花花的银子，而当时世界的贵金属，尤其是白银的相当大一部分，都囤积在中国。

但是，当时中国白银的产量极其有限，官府银矿的年产量仅为6000公斤（1公斤相当于26.6两），而帝国国库每年收入的银两则在十万公斤左右，由此不难推测，大部分白银都来自海外，尤其是它的主要产地——美洲。

据统计，西班牙在新大陆殖民地所产的白银，有约20％被Galleon（即著名的‘西班牙大帆船’，通常三桅或四桅，载重量很大且可商战两用）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其亚洲殖民地马尼拉，然后再运往中国。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则通过中亚贸易，由欧亚草原间接转入中国。

按照西方人的计算，仅1597年这一年，西班牙从美洲海运到中国的白银将近35万公斤，这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要多。很显然，美洲的主人虽然表面上威风凛凛，但其实却在给遥远的中国打工，绝对的“驴粪蛋儿表面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一切都是因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虽然西班牙并非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所需要的消费产品，尤其是那些自己无法生产的，仍多是通过贸易而非掠夺而得，使得发现新大陆以后到十七世纪前期，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一直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相比西方的粗制滥造，当时中国的商品绝对拿得出手，而且高附加值，尤其是瓷器、丝绸和茶叶，每一种都绝对是让欧洲人眼红的硬通货物。老外眼馋想要？可以，拿货币来买吧，而当时东西方通用的货币，就是金银这样的贵金属。

到了后来，眼看着白花花的雪花银飞也似地流入东方那个无底洞，无计可施的西班牙人狗急跳墙，甚至动起了歪脑筋——十六世纪后半叶，不断有急红了眼的官员、商人向国王菲利普二世上书，强烈要求入侵中国，其中甚至包括菲律宾总督桑德等军政要员，但随着海军无敌舰队在英国的覆灭以及陆军在尼德兰战争陷入泥潭无法脱身，一生中三次宣布政府破产来赖账的菲利普二世，这回不敢再在东方折腾了，于是此事最后无疾而终。

后人认为，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另一个冤大头的贡献——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鬼子们对“唐货”可是一向趋之若鹜的，以至于当局为了限制入超，不得不对中国产品专门征收高额的“唐物税”——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而另一方面，钱却永远都不够花。利玛窦写道：“赋税、关说和其他贡物，据一般说法一年无疑已超过了一亿五千万（不清楚利玛窦在这里用的是什么货币单位，当时的意大利各地货币种类多如牛毛极其混乱，但显然从上下文推断，一亿五千万是一笔极为庞大的资金），它们不归入皇帝的金库，皇帝也不能随意处置这笔收入。

“作为通用货币的银子被存入国库，而用米交纳的收入则被存人政府的仓库。民用及军事开支和政府各部门的用度也都由这一国库提取，而国家预算之大是远远超过欧洲人所能想象的。人们很难相信，有时候即使这样庞大的收入也不够应付开支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增收新税以保持预算平衡。”

而这些税收常常都只体现在账面上，至于真正能收到多少，只有天晓得。比如公元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帝国财政部即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而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比例了，足够让税务官谢天谢地。

除了维持帝国日常运转的开支，皇室的奢侈消费，以及官员的腐败潜规则外，花钱的另一个大头，无疑就是为防范长城外骑马民族而消耗的军费支出。仅“万历三大征”的军费就高达一千二百万两，把当年张居正改革积攒下的红利吃得干干净净，而帝国北部边防军每年的军费都在八百万两以上，还仅仅只够维持日常开支，一旦打起仗来，就要不可避免地大出血，因为帝国财政根本没有应对突发战争的预算。

而明朝在北方的战争绝不算少。为了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从朱元璋开始，皇帝们组织了多次大规模远征，“他不满足于把鞑靼人逐出中国，进而追击到鞑靼本土，几次打败他们，毁坏他们的土地，终于迫使东鞑靼人陷入绝境，直至使他们放下武器，交纳贡赋，屈膝投降。”

其实，明军的这些远征并非像传教士形容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有胜有负，其中既包括公元1388年在捕鱼儿海这样的大胜，当时明将蓝玉大破蒙古，俘获元军八万，北元益宗皇帝（即天元帝）战败后被部下杀死，“元”这个汉式国号从此不复存在；也包括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这样的大败，当时明英宗亲率据说有五十万的大部队全军覆没，连皇帝本人也当了俘虏，此战直接导致北京被围，帝国险些覆灭。但不管怎么说，“鞑靼人”被“逐出中国”甚至“陷入绝境”，在明朝前期确实发生过。

不过，西方传教士显然没有搞清楚，当时与明军激烈对抗的主体其实是蒙古人而不是女真人即所谓“东鞑靼人”，他们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这次战争风暴主要落在女真地区鞑靼人身上，鞑靼人被逐出中国后就是回到女真地方。”

从史料来看，起码一直到明朝中期，帝国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大体保持着和平，当地的女真酋长们以藩属的身份向帝国朝贡，并从朝廷那里获得封赏，以及，相对更加重要的贸易特许权。

尽管混淆了蒙古与女真，但来自资本世界的传教士绝不会忘记女真与中原的贸易情况，他们对此津津乐道：“后来，那里的鞑靼人，或作为臣属，或作为友人，年年都经辽东省进入中国，跟当地居民进行交易；因为鞑靼人已经贫困，不愿再跟中国打仗。他们携带各种货物，如中国人很珍视的叫做人参的根；海狸皮、貂皮、黑貂皮等贵重皮货；以及中国人用来织网的马鬃，男人用作束发，表现为最美的打扮。”

事实上，当年努尔哈赤进京送礼活动，目的正是为了获得贸易许可证或进出口专营权，也就是所谓的“敕书”。后人认为，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换句话说，通过对特许贸易权的控制，明帝国牢牢掌握着女真人的经济命脉。

“但鞑靼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很快形成自称为盟的七个部，相互攻战，最后大约在1550年合并为一国，称为女真国。”公元1550年为嘉靖二十九年，也是农历庚戌年，当时女真人仍处于分裂状态，并没有“合并为一国”，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要到九年后才出生，而且女真各部也并不自称为“盟”，不知这位传教士是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

笔者猜测，传教士很可能将蒙古人的事儿和女真人再次弄混了。十六世纪前期，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征战，忽必烈的后裔巴图蒙克——即中原史书上著名的“小王子”——重新统一了蒙古本土，他被尊为“达延汗”，“达延”就是“大元”的谐音。随后，达延汗将蒙古高原划分为六个万户，由他的七个儿子统治，这些万户后来逐渐发展成蒙古的行政区划“盟”。但此事发生在公元1550年之前四十多年，与传教士说的时间显然也对不上。

而公元1550年的最重要事件，无疑是著名的“庚戌之变”——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又称为阿勒坦汗，他是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从古北口攻破长城，如入无人之境般经过帝都东大门通州，竟然一直杀到天子脚下，京畿震动人心惶惶。明廷无计可施，只得任蒙古兵在北京城外饱掠八天，对方才心满意足地安然离去，“掠男女羸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此事直接导致兵部尚书丁汝夔做为替罪羊被杀，真正负责人严嵩宰相却安然无事。

对于“西鞑靼人”，传教士也有涉及，他写道：“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因为中国人认为与人打仗并不光彩，按照他们圣哲的教导，他们的国家可以采取别的方法维持和平安定。”显然，这些人指的应是就是蒙古人。

但其实，“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对中国国情只知皮毛的老外此言差矣。在对外政策上，与习惯性卑躬屈膝的大宋，或者两次鸦片战争后孙子样儿的大清不同，咱大明一向是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这不，当初为了让这些瘟神早点儿滚蛋，朝廷被迫答应了俺答汗提出的“朝贡互市”要求，但事后就马上反悔了，随即关闭了宣府、大同等地的贸易市场，于是不可避免地再次引发战争。

可不要误会，要“朝贡”的并不是失败者大明，反而是胜利者俺答汗，只不过贼不走空，朝贡的目的正是为了“互市”。除了制作武器、装饰品等少数物件外，草原人手工业并不发达，资源缺乏技术落后，大量日用品只能依靠中原，即“必资内地以为用”，而获得方式只能有两种，要么是通过贸易用马匹来交换，要么是拔刀子去强抢硬夺，前者就是所谓的“互市”。

因而，就像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样，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对明帝国来说不仅仅是经济手段，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据史料记载，由于明朝的经济封锁，俺答汗治下的蒙古人铁器严重匮乏，有的家庭甚至吃不了熟食，因为连做饭用的锅都没有。

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贸易对彼此都有好处，因为中原虽然物资充足，可严重缺乏作战用的马匹，双方正好互通有无。可是，俺答互市的要求却激起明帝国朝廷上下一片反对声浪，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并不是那些只知道放嘴炮的喷子，而是世间公认的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杨继盛，后来他因为弹劾奸相严嵩而被诬陷下狱，打得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这位汉子竟然亲自打碎瓷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此公之刚烈即使不是后无来者，起码也是前无古人。

难怪即使后来的鞑靼人皇帝，对杨继盛也钦佩得五体投地，比如顺治就曾说过：“朕观明有二百七十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为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杨继盛。”显然，这绝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他对互市激烈反对，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杨继盛认为，与鞑靼贸易存在着“十不可”和“五大谬”，也就是十项不应该以及五个大错误。最主要当然是军事上的，比如害怕蒙古人借着互市的机会杀入长城，或者暗中埋下伏兵劫杀我重要官员，等等。另外还有其他顾虑，比如面子上的，认为和蒙古做买卖太丢脸跌份儿——“堂堂天朝而下与边臣互市，冠履倒置，损国家之重威”，再比如经济上的，怕将来没钱没马的时候不好擦屁股——“大约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之后毕马少而我帛亦不继，将何以善其后”，以及害怕蒙古人强买强卖以“下马索上价”等等。

应该说，这些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蒙古人的狡诈众所周知，杨继盛提到的那些“不可”和“大谬”，此前和此后也确实都发生过。而更根本的是，当时明军的实力远远不能保障双方在互利的条件下开展正常贸易——只有当抢劫成本远高于交换成本的时候，草原人才会坐下来，真心实意地与中原人贸易，在此之前，既然抢劫远比交换来得容易，那干嘛非要费事呢？即使真地开放市场，恐怕也是单方面的强买强卖，就像杨继盛指出的那样。

于是，为了防范心怀怨念的蒙古人入侵抢劫，明帝国不得不修筑长城并布署为数庞大的驻防军，传教士写道：“同时，为防备敌人觊觎古老的财富，中国一直派出百万士兵守御从东至西的长城。”

明朝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九边三卫”，即大同、榆林、甘肃、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太原、辽东、宣府（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和固原九个边镇即总兵辖区，以及长城以北的太宁、东胜、开平三个卫所。同时，帝国也确实保持着数额高达百万的常备军，仅“九边”就长期陈兵六十万以上，当然这些仅是纸面数字，至于其中有多少吃空饷的幽灵士兵，则不得而知。

在帝国户部可支配的资金中，大部分都用在了军事开销上，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满足边防需求。万历时，中国北方各军镇有在册官军人数近七十万，各项军费粮饷里面，单是现款也就是银子就高达八百多万两（另外还有粮食、劳务等大量实物性支出），这个数字在万历初年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常例。

对此，利玛窦曾经写道：“虽然除了鞑靼人的侵扰而外已经享有很长时期的和平，政府仍花钱维持着百万人以上的军队服役。这个数字看来并不夸大，如果我们回想在北方三省中一一其中之一称为辽东——几乎全人口的半数是经常在为皇帝武装服役的。”

不过，当传教士们到达中国的时候，明朝和蒙古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互市关系，这主要归功于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的高瞻远瞩，以通过新政而逐渐恢复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他们终于解决了困扰明帝国两个世纪的蒙古问题，至于具体细节这里不做展开。传教士们眼中看到的是一片安详，这番和平景象，往往让这些外来者得出中国一向如此的错觉：

“中国在大明朝治下得到巩固，享受了二百五十年持久的和平安定。”

然而，另一批鞑靼人还是杀来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三、少年鞑靼说》

盗版不至于，现在上西西河很少，如果着急，可以上天涯或爱吱声看。

他写的是大实话。

不过并非主流

随时都能完，故暂停

以后再说吧

我听一个回族朋友说的。

但是都不是啥 正宗回回

传说胡大海是波斯后裔，就是色目人出身了

可是他儿子却酿私酒

（明英烈等评书，把老胡是回回的传说散布的到处都是）

常遇春据说也是回回

最正儿八经的回回是郑公公，元代云南平章赛典赤-瞻斯丁之后，赛典赤者，赛义德的另译，表明郑公公祖上可以追述到伊玛木阿里和先知穆罕默德。郑公公的老爹还是哈只，是朝觐过的

然后这个根正苗红的回回，给福建长乐妈祖庙作《天妃灵应之记》碑；在斯里兰卡作《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为南京大报恩寺手书了一卷《妙法莲华经》，要都这样，就实现伊斯兰民族的世俗化了

一个新疆锡伯族写的小说，里面写到马仲英手下的回回兵，有些人的恶习，如酗酒、鸡奸、梅毒。在战争中，人性扭曲的厉害。

今天看李峰和萨苏合著的《中国海魂》，里面提到郑和，引用一下：“1961年，一位著名学者，伊斯兰教领袖、哈姆加长老曾明确写下一句令人深思的名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之发展，与中国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密切相关，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

这里也就拿来一说

北京马明道先生曾于1934年访问风阳。他据回族老人的传说，皇觉寺原来系清真寺，先名为何无考，洪武帝登基后赐名“皇觉寺”，意为他在此寺中觉醒人生。

还说常遇春、沐英等都是回民

又说明武宗信奉伊斯兰教

（这后一个是混扯，唯一一个靠得上边的就是武宗曾经一度下诏禁止杀猪，估计是这个并未生效-在当时中国不可能生效-的诏书让民间产生了错觉）

其实按照基督教徒的讲法，武宗对葡萄牙使节介绍的东西很感兴趣，大有皈依基督的希望

hehe...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