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中的成语09 -- 桥上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文十七年传》（p 0626）（06170404））（056）

这是郑国执政的子家写给晋国执政的赵宣子（赵盾）一封信中的一段，写这封信是因为当时的大国晋国压迫小国郑国，小国郑国已经受不了了。于是子家就在这封信里宣告郑国已经被逼急了，威胁要和晋国拼命。

这一段提到了两个成语：“畏首畏尾，身其余几？”（wèi shǒu wèi wěi,shēn qí yú jǐ）和“铤而走险，急何能择？”（tǐng ér zǒu xiǎn,jí hé néng zé）。这两个成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后人用到的时候一般都把后面四个字的问句省略掉，只剩下前面四个描述状态的字，这样使用的范围就更宽了。

关于这两条成语，杨伯峻先生分别有注：

《淮南子说林训》云：“畏首畏尾，身凡有几？”高诱《注》云：“畏始畏终，中身不畏，凡有几何，言常畏也。”

铤音挺，杜《注》：“疾走貌”。此言小国若为鹿，则将如鹿之急不择路，赴险犯难矣。

如杨先生所言，从这个情境就产生了另一个常见的成语：慌不择路（huāng bù zé lù）。

不过“铤而走险”这个情境还与当时人常用的另一个成语所描述的有几分相像，那个成语就是“困兽犹斗”（kùn shòu yóu dòu），《左传》中有两处有人说到这个成语。：

《宣十二年传》：

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p 0748）（07120501））（066）

《定四年传》：

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槩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定四年传》（p 1544）（11040305））（110）

“困兽犹斗”和“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这两句话都说的是打猎中的场景，其实最上面第一段《左传》中还有另一句话也说的是打猎中的场景，就是“鹿死不择音”，杨伯峻先生注此句云：

音，古有二解，孔《疏》引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急之至也。”此读音如字。杜《注》：“音，所茠荫之处。古字声同，皆相假借。”此读音为荫。《庄子人间世篇》云：“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则先秦人实解音为声音。《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其上疏自讼云：“臣虽汙秽，廉洁无闻。今见覆没，耻痛实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昧略上。”亦以音为声音，则服说合本义。说参洪颐煊《读书丛录》、章炳麟《读》。

看起来“鹿死不择音”（lù sǐ bù zé yīn）或“兽死不择音”（shòu sǐ bù zé yīn）应该也是当时古人的成语。

当时的贵族（君子）及其子弟亲族（民）的职责主要是出征打仗，而打仗的日常训练就是打猎。所谓“春蒐、夏苗、秋狝、冬狩”（《隐五年传》（p 0041）（01050101））（004），虽说都是打猎，但也都同时是军事训练。因此，这些人对打猎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场景才会这么熟悉，常挂在嘴边上。

其实头一个成语“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我感觉也是在讨论打猎中打到了动物以后怎么办，哪些部分能吃哪些部分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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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

听从毛主席教导，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

点解？

大国待俺们好，俺们就安安分分当人，不然俺们就是禽兽，造反啦

可逮着吃白食的地方了。、

要待俺们不好，就狗急跳墙了。

《文九年经》：

楚人伐郑。（（p 0571）（06090007））（056）

《文九年传》：

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囚公子坚、公子尨及乐耳。郑及楚平。（（p 0573）（06090501））（056）

我的粗译：

楚国的大夫范山对楚穆王建议说：“如今晋国的国君年纪很轻，顾不上打理手下的诸侯，现在正是我们图谋北方的好时机。”于是楚穆王带大军开到狼渊讨伐郑国，抓住了公子坚、公子尨还有乐耳，郑国只好向楚国求和。

一些补充：

此时晋国的国君是晋灵公，两年前他还被母亲抱在手上，此时自然非常年幼，所以实际掌权的是赵盾（赵宣子）。

狼渊（杨注：狼渊当在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太平寰宇记》谓之狼沟，《水经潩水注》谓之狼陂，云：“陂南北三十里，东西十里，《春秋左传》曰楚子伐郑师于狼渊是也。”），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8，北纬34.0（许昌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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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年经》：

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p 0571）（06090008））（056）

《文九年传》：

公子遂会晋-赵盾、宋-华耦、卫-孔达、许大夫救郑，不及楚师。卿不书，缓也，以惩不恪。（（p 0573）（06090601））（056）

我的粗译：

我国的公子遂率兵会合晋国的赵盾、宋国的华耦、卫国的孔达、还有许国的一位大夫一起救援郑国，但等他们赶到郑国，楚国的大军已经达到目的撤回去了。《春秋经》里没写上这些卿的名字，就是因为他们出动得太晚了，以此警诫那些不认真履行其职责的人。

一些补充：

鲁国的公子遂、晋国的赵盾、宋国的华耦、卫国的孔达都是当时本国执政的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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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年传》：

夏，楚侵陈，克壶丘，以其服于晋也。（（p 0573）（06090701））（056）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楚国又派兵进犯陈国，攻占了壶丘，因为陈国是属于晋国那头的。

一些补充：

壶丘（杨注：陈邑，当在今河南省-新蔡县东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1，北纬32.7（新蔡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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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年传》：

秋，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人败之，获公子茷。陈惧，乃及楚平。（（p 0573）（06090801））（056）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楚国的公子朱从东夷方向讨伐陈国，被陈人打败了，还损失了公子茷。但陈国害怕楚国，还是反过来向楚国求和。

一些补充：

这里的东夷，我估计是《僖二十三年传》“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p 0402）（05230301））（045）的“夷”（夷-城父）或该地的东部，推测其位置为：东经115.98，北纬33.64（亳州城父镇）。

关于“夷”，杨伯峻先生有多处注释：

焦、夷皆陈邑。焦当今安徽省-亳县，夷在亳县东南七十里。杜《注》谓“夷一名城父”，其实城父不过夷之一邑耳。说详昭九年《传注》。（《僖二十三年传注》（p 0402）（05230301））（045）

夷，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城父故城。（《昭九年经注》（p 1306）（10090002））

楚有两城父，此所谓夷城父，取自陈。僖二十三年楚伐陈，取焦、夷。杜云“夷一名城父”，即此。（《昭九年传注》（p 1307）（10090201））

春秋同名异地者多，城父亦有二，昭九年《传》之城父，本陈国-夷邑，汉于此置城父县。（《昭十九年传注》（p 1402）（10190601））

濮音卜，陈国地名，即昭公九年《传》之夷-濮，说详孙人和《陈濮水考》（《文史》第二辑），其地当在今安徽-亳县东南。（《隐四年经注》（p 0035）（01040006））

杜《注》：“濮，南夷也。”（《昭十九年传注》（p 1402）（10190601））（桥按：既有南夷，自然也可以有东夷。）

从杨先生的注释看，“夷”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理区域，可能也是一个行政区，其中不止一个城邑，可能后来“城父”成了此区的首邑。

另外，“自东夷伐陈”或还可以理解为自（陈国）东面的“夷”讨伐陈国。

《文十一年经》：

夏，叔彭生会晋-郤缺于承匡。（（p 0579）（06110002））（056）

《文十一年传》：

夏，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匡，谋诸侯之从于楚者。（（p 0580）（06110201））（056）

我的粗译：

两年以后的夏天，我国的叔仲惠伯与晋国的郤缺在承匡会合，商议怎样对付楚国那头的诸侯。

一些补充：

承匡（杨注：承匡，宋地，当在今河南省-睢县西三十里。），东经114.92，北纬34.40（睢县匡城乡）。

下面是以上涉及的一些地点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但请注意一点，图中黄河在“卫”之东南，但当时黄河其实是流经“卫”之西北的：

东经111.55，北纬35.73：晋（曲村，成六年后方徙新田）

东经115.10，北纬35.66：卫（濮阳高城遗址，帝丘）

东经116.99，北纬35.60：鲁（曲阜）

东经112.42，北纬34.67：王城

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郑韩故城）

东经114.92，北纬34.40：承匡（睢县匡城乡）

东经115.59，北纬34.38：宋（商丘老南关）

东经114.03，北纬34.00：许（张潘镇古城村）

东经113.80，北纬34.00：狼渊（许昌市西）

东经114.88，北纬33.73：陈（淮阳县城）

东经115.98，北纬33.64：东夷（夷，亳州城父镇）

东经113.29，北纬33.50：叶

东经114.25，北纬33.25：蔡（上蔡二郎台）

东经112.53，北纬33.00：申

东经115.10，北纬32.70：壶丘（新蔡县东南）

东经114.70，北纬32.31：息

东经113.20，北纬31.75：随

东经112.18，北纬30.42：楚（“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纪南城）

“当时的贵族（君子）及其子弟亲族（民）的职责主要是出征打仗”，看到这里无限感慨！古代奖励军功，为国家开疆拓土之人，才可以成为贵族。现代已经没有贵族阶级，凭借科举考试也可以进入仕途，做文官尚可，但武将怎么办？难道凭借管理训练和演习？文官凭借政绩考核保住官位，武将凭借吹牛拍马加杠添星，天长日久，国家必然走向文恬武嬉的危险境地。这里，我也给您附和一个成语，就“文恬武嬉”吧，楼主不忧烦吗？

都运回国内很费事，要运也是运贵重物资。

城濮之战后“晋师三日谷”之事，在《左传》其他地方也有提及：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这里的“馆谷”，应指住进敌人军营，吃了敌人粮食。

《左传》中“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了晋国征讨原国的事情：

晋侯围原, 命三日之粮。原不降, 命去之。

先秦军事专著《孙殡兵法》则说：

将军令, 令军人人为三日粮。

因此推测，“三日粮”很可能是当时军队后勤供应的惯例，如果战争一旦持续几天以上，随身带的粮食吃光，军队就没法再打下去了。

“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说的是晋军进入楚军大营，吃了楚军的所有军粮，因此粮尽的楚军虽然实力犹存，但没法再继续作战了，这意味着晋军在战场上已经取胜。可即使这样，晋文公仍然忧心忡忡，因为楚军主将成得臣即子玉还在，直到成得臣被楚王赐死，重耳才算彻底放心。

这样的后勤保障水平，决定了当时的战争只能是速决战，一旦形成僵持，双方都只能撤兵休整。除此之外，获得额外补给的一个最主要方法，就是占有敌人的粮食，因此《孙子》才提倡“智将务食于敌”。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取胜的晋军夺取了楚军的粮食，而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中，取胜的楚军同样夺取了晋军的粮食，正所谓“城濮之胜，晋入楚师，三日谷，邲之役，楚亦谷晋三日”。

因此所谓“三日谷”，并不一定实指晋军大吃大喝了三天，而是说晋军夺取了楚军带来的所有粮食，使得对手无力再战。

《文十七年传》：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p 0625）（06170402））（056）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雖(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雖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p 0625）（06170403））（056）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p 0626）（06170404））（056）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p 0627）（06170405））（056）

我的粗译：

我们文公十七年，晋灵公（此时不过十二岁左右，实际掌权的是赵宣子）认为郑国对自己有二心，不肯接见前来朝见的郑穆公。于是郑国执政的子家派出使者前往晋国，带一封信给晋国执政的赵宣子（赵盾），信中说：

当初寡君（郑穆公）即位刚刚三年，就找了蔡庄公要他一起朝见主上的手下，当年九月，蔡庄公到了敝国，正当敝国发生了侯宣多之难，寡君无法和蔡庄公一起朝见主上的手下。到这年十一月，敝国解决了侯宣多，寡君也就追随蔡庄公朝见了主上的手下。到寡君十二年六月，归生（即子家，这是子家自称名，表示对赵宣子的尊敬）又辅佐寡君的嫡子“夷”（即郑穆公的太子，后来的郑灵公，这也是“自”称名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让陈共公从站在楚国一方转而朝见主上。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见主上以完成陈国转向的工作，十五年五月，陈共公从敝邑出发再次朝见了主上。去年正月，我国的大夫烛之武又前往贵国，辅佐“夷”朝见主上，八月，寡君再度前去朝见了主上。像陈国和蔡国这样紧靠着楚国的诸侯，之所以不敢对主上有二心，完全是因为敝邑的努力。敝邑这样努力为主上工作，为何还不能免于贵国的责难？

寡君在位之中，一次朝见了贵国的襄公，两次朝见了主上，寡君“夷”和手下的各位卿经常能在贵国国都“绛”碰上面。虽然我们是小国，但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了。现在大国还要说：“你没让我称心如意。”那敝邑就算灭了，也不可能做更多了。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有言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要是大国能施恩惠，那小国就是人，要是大国不肯施恩惠，那小国就是那鹿，到时候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大国的政令没一点准儿，小国已经知道反正不会有好结果，我们将动员所有兵力在鯈那里备战，就看您的手下打算怎么办了。

我们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敝国曾经前往齐国朝见，四年二月壬戌，又奉了齐国的旨意攻打蔡国，使楚国向我们求和。我们小国居大国之间，只能服从强者的命令，这不是我们的罪过。大国要不能考虑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没办法。

一些补充：

“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雖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这段话也可能是后来的两个成语——相继于道（xiāng jì yú dào）、无以复加（wú yǐ fù jiā）——的源头之一。

鯈（chóu）（杨注：“鯈”，亦作“儵”，杜《注》：“鯈，晋、郑之境，言欲以兵距晋。”），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5，北纬34.9（河南北部，晋、郑边境，邲附近）。其时晋、郑当以黄河为界，邲（东经113.45，北纬34.94）附近有黄河渡口，“舟中之指可掬”之处也。故此“鯈”当亦在这附近。

绛，晋国此时的首都，推测其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

《文十七年传》：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壻池为质焉。（（p 0627）（06170406））（056）

冬十月，郑-大子夷、石楚为质于晋。（（p 0627）（06170601））（056）

我的粗译：

此后，晋的巩朔来郑国讲和，并且派了赵穿、公壻池到郑国为质。这年冬十月，郑国也派了大子夷、石楚为质于晋。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文八年传》“复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处注曰：

《韩非子亡徵篇》云：“公壻、公孙与民同门，暴慠其邻者，可亡也。”公壻为国君之壻，杜《注》或本此，因谓“公壻池，晋君女壻”，其实不然。十七年《传》云：“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壻池为质焉，”则赵穿与公壻池为两人（朱骏声谓“赵穿名池，一人也”，不可信）。又据十二年《传》“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壻也”文，赵穿实为晋君女壻，反不曰“公壻”，何池独曰“公壻”？公壻亦是氏。《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有公祖兹，《论语宪问篇》有公伯寮，公祖、公伯可以为氏，则公壻何不可为氏？说参于鬯《香草校书》。竹添光鸿《会笺》因定五年《传》楚地有公壻之谿，便谓“盖公壻池本楚人奔晋因地为氏者”，亦仅猜测之辞。公壻池之封者，公壻池所定之疆界，非封公壻池之采邑。成十四年《传》云：“许人平以叔申之封。”叔申之封者，郑-公孙申所定许田之疆界也。此“公壻池之封”当与彼“叔申之封”同义。说本俞樾《平议》。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即公壻池之封。（《文八年传》（p 0565）（06080101））（055）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的“申”（杨先生注：申，杜《注》：“郑地”，据《汇纂》，则当在今河南省-巩县东、荥阳西之汜水境。），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2，北纬34.8（与在今南阳一带的属于楚国的“申”不是一回事）。

至此，子家达到了目的，小国对付大国，必要的时候也得张牙舞爪。

不然，梦大鸽子的儿子海淀小霸王早能进笆篱子吗。

你说的“三日谷”是“三日馆谷”的略语。原文出自晋楚城濮之战。

原文如下：

这里说的是楚军左军中计在晋军打击下溃败（前面楚国右军也败了），但楚军子玉约束其亲自率领的中军，故中军没有中计溃败。晋军随即休整三日，到癸酉日班师回朝。

这里的“晋师三日馆谷”中的“馆”指营寨，做动词用则指安营。“谷”指粮食，做动词用则指就食。合起来就是“安营就食”。引申为大战之后休整三日。

从上下文看，其实看不出晋军在哪里休整。但一千几百年后的注释家无中生有得说“馆，舍也，食楚军穀三日。”结果给歪解成占领楚军的营地，吃缴获的楚军粮食吃了三天。这其实和原文并不符合。

至于从当中推出春秋打仗只带三日的粮草就更不对了。晋、楚争霸的主要战场都是夹在中间做缓冲的几个小国。城濮在卫国，离开晋、楚都有相当的距离。事实上不论晋或楚都不可能只带三日的粮草就从本国出来打仗。不然的话还没走到战场，兵都饿死了。

至于携带三日之粮倒是有的。但这只是指单兵要携带的随身干粮而已。例如魏国武卒的选拔标准就是要“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

魏出于晋。所以魏国的武卒要携带三日的口粮可能是晋国的军制遗留。

春秋作战虽然规模不如后来的战国那么大，但一场大战从出兵到分出胜败也得往往几个月。只带三日的口粮是不够用的。

晋文公伐原事要同前文的“秦、晋伐鄀”结合起来看。秦晋伐鄀让楚国吃了亏。楚国攻陈，扶植顿国傀儡。晋的注意力主要在东方楚的下一步动作，对于原国是不是能打下来不过持鸡肋态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