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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关于夏朝:缘起 -- 天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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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关于夏朝:缘起

前些日子看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才知道原来夏朝是否存在还曾经是一个疑问。

其一是由康有为所提出的“托古改制说”。他认为,从儒家的几个著名人物来看,从孔子、孟子、荀子,王充的著作里,出现了时代越靠前,对上古史却不分明的特点。这就有力的证明了,所谓的上古史是由后代编造出来,用来寄托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理想。特别是随着殷墟的发现,在殷墟中发现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提到夏。而在周朝的文献和文物中却可以发现对于商的描述,所以夏的存在与否实在值得怀疑。有学者认为,夏不过是商朝的另一个映像。另外,在我们阅读关于三皇五帝的文字时,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伟光正大的代表,于是说他们只是一个高尚人格的代名词,而不是什么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还有学者认为,三皇,是三才的变型,而五帝则是五行学说的体现。所以,既然这些历史人物都是虚假的,那么他们的事迹当然也是假的。

其二是由顾颉刚为代表的层累造成说。这派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古文献表现出了越是越后世的文献越多、越详细的。这是由于在纸张、印刷术大规模普及之前,古人的文明传播主要是靠口耳相传,这样就容易产生许多错误,而这些错误在漫长的年代里,逐渐失其本真。而这样一代代的错漏相传,到最后文章的本义已经变得不知哪里去了。

其三是由蒙文通所提出的所提出的“论三鲁、晋、楚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这是说,由于古代的交通不发达,文化传播的范围有限,这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同一个传说,根据本地的民情不同而进行了改动,从而导致了上古史料的失真。比如说,鲁国爱礼仪,所以他们笔下的汤就是礼仪方面的典范;晋人比较功利,所以提出舜和禹都是篡位的人;而楚人比较迷信,所以他们笔下的夏朝看上去则鬼气森森。虽然这三个国家的传说都有所不同,但还是可以看出一定的脉络。在上古时代的中国,有许多的部落,而这引起传说则在他们相互的生活过程中而逐渐混杂。这种混杂又随着不同的地域、民情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上古的传说充斥着混乱和错漏的缘故。

但是,对于康有为把三皇、五帝及夏全归于虚妄的说法,还是有异议的。有学者认为,三皇、五帝与夏朝的历史中含有大量的传说,而传说中则不免有以讹传讹的成份,但是也不能把它们一概抹杀。各个不同的学说,比如说道家、儒家、墨家都引用古时的事,来作为自己学说的论据。由于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引用史料当然也有不同程度的歪曲,或是加以改造。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这些传说全部都是假的,不存在的。这些学者认为,对于这些流传下来的古文献,我们还是要通过侦别,一篇一篇地发现其中的编造部份及真实的部份。这种侦别,现在最通行的方法就是把古代文献作为指导,然后去做田野考察,用实物的考古发现来印证古文献的真假。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上古文化三代中提到:“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自汤以前商代先王先公,正与自禹以下年世相当。史记所载商先王公已有甲文为证,史记载夏事,自可”不必证而信。】”。另外,钱穆对于上古史的神话意味和“层累”所引起的失真,并不同意一概抹杀,还应该予以具体的分析,“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比如说:“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凡古书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然亦有须经审细考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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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夏朝:二里头遗址

夏朝有没有存在,由于考古发现,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没有悬念。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都城,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以三期为界,之前为夏,之后为商。

首先,虽然还没有完全挖掘完毕,但是从二里头遗址来看,发现了纵长方形,面积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这是目前在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宫城。二里头都城遗址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和布局。宫殿区是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在宫殿区内建有宫城,宫城的形制基本上是方正的,宫城内有大型的宫殿建筑群,宫殿内有道路网络,有供排水设施。在这些宫殿建筑中,方向基本一致,有中轴线和对称的格局,此外,虽然这些宫殿的建造年代不同,但都保持着统一的方向和建筑轴线。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似乎已显示出“左社稷,右宗庙”的布局。在有的宫殿基址内发现有墓葬,那些墓葬里有很多很高规格的随葬品,比如说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饰品、成组的蚌饰和海贝以及大量的陶器。从这两座与墓葬组合成一体的夯土建筑,其性质与功能应当是相同的,很可能是宗庙建筑,这反映出宫殿区内的宗庙建筑,年代虽有早晚的不同,但其位置是固定不变的。在宫殿的西部,早已发现一座宫殿基址。其形制略呈正方形,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建在夯土台基上,台基高出地面约0.8米。殿堂位于台基北部正中,前为广阔的庭院,四周是廊庑式建筑,台基南中间为大门。这种高台殿堂、庭院广阔的建筑,显示出这里应是夏王朝行使统治权力进行统治活动的场所,即“社稷”之所在。这种“左庙右社”的布局,为后世都邑的宫殿所承袭,并形成定制。

同时,在宫城外围发现垂直相交的大道。在宫城南部发现有规模庞大的绿松石器制作作坊遗址,其周围可能有壕沟。而且在宫城周围及附近有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玉石制作等官手工业作坊。虽然我们还没有在其外围的大城或郭城遗址,但是我们也只以看到二里头遗址宫城中没有“民居”遗址,它也的“城以卫君”性质是十分清楚的。那些位于宫城外围的大量官手工业作坊及贵族宅邸与一般居址,他们是服务于宫城主人的。由以上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分析可以看出,二里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都城。同时,他也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

除了对于宫城的发掘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考古证据也可以间接地证明二里头遗址的都城地位。比如说,在二里头遗址的出土遗存中,日用陶器种类丰富,做工讲究,有一些在中低层聚落很难见到的青铜礼器、玉礼器,绿松石饰物,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文明的精华,充分体现了二里头遗址做作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据初步统计,在已经发掘的500余座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中型墓葬仅20余座,其中除3座外,均发现于二里头遗址。这些作为礼仪用器的容器(以酒器为主)、武器和乐器成组出现,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文明。有证据表明,在二里头都邑衰微之后,这处在当时惟一能够制作礼器的铸铜作坊应被迁于郑州商城,在其后的二里岗时代,当时国家的统治者仍然保持着对青铜礼器的独占。这种对关涉国家命脉的礼仪建筑与铜、玉礼器的绝对占有,这是古代王国重要职能“祀”与“戎”的体现。

二里头文化在其鼎盛时期,强烈地影响着周边地区,王国文明之光,辐射到了很远的地方,西南地区,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三峡地区的宜昌白庙址、中堡岛等很多遗址都曾出土过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盉、豆鬶、盆、圆腹罐、器盖、玉璋等 。在东南方向的安徽、江西、浙江、上海等地相当于夏商时代的考古遗存中,二里头文化的器物也屡有出土。北方长城地带,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出土了陶鬶、爵、盉等共24 件。这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器,多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风格。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约在其第二、三期时,其文化因素广泛地传播到了周围的文化区,不但与豫西接壤的诸考古学文化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且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都能看到它的强烈辐射。周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的特征绝大多数与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同类遗存相当,表明二里头文化在其二、三期之时最为繁荣,势力达到鼎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以上各地区基本未见二里头四期的文化因素,说明四期以后的二里头文化对外影响力已消失殆尽。

从文化遗址来看,在坞罗河流域共发现21 处二里头文化遗址,面积从1000 到600,000 平方米不等。聚落模式以围绕伊洛河和坞罗河之间的稍柴遗址(600,000 平方米)为中心分布为特征。这个地区中心显然被6 处小遗址(从1000 到60,000平方米)和1 处中型遗址环绕,后者即是罗口东北遗址(180,000平方米),以它为中心在中游形成遗址群。这些二里头遗址,分属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分布在整个流域的上中下游。调查显示,遗址的数量和规模在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皆达到高峰,在随后的二里头文化四期则明显减小。聚落等级变为三级。聚落形态的变化与二里头遗址的情况相仿佛,后者同样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达到高潮而在四期进人衰退。

由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I 至Ⅳ期(公元前l900~1500 年)与历史记载中的夏代(约公元前2100 一1600 年)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大致相同,许多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的都城。

家园 关于夏朝:来自偃师商城的证明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存里有很多的商的元素,所以觉得二里头是商朝的一个都城。然而由于在距离二里头遗址六公里之外的地方发现了偃师商城,这个观点渐渐不为学者认同。

经过考古发掘显示,偃师商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建设过程。由这座城址的规模、内涵和布局来看,其重心从始至终是屡经扩建、改建的庞大宫殿(宗庙)建筑群,城内中部和北部分布着多处贵族或平民居住址,还有铸铜作坊等重要遗迹,从而毫无疑问地证明,它绝不是存在很短时间的单纯军事据点,也并非王室的离宫别馆,而是一座具有国家政治中心地位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

通过对于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的分析,发现在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在建筑和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很难把这二座城当成是由同一民族,同样朝代所建的。从建筑来说,二里头遗址重要建筑朝向为南偏东;偃师商城城址及城内重要建筑的朝向为南偏西,与郑州商城、迈北商城等一致。这种改变应该是建筑主人观念或文化属性不同的反映。从陶器方面,二里头文化常见的典型器物圆腹罐、三足皿、商柄豆、盉、觚、矮领尊等不见或罕见于偃师商城商文化中,而后者所具有的典型器物折肩盆、斝、橄榄形深腹膜等罕见或不见于前者中。从陶器群整体而貌观察,二里头一至四期有一脉相承的文化特征;而偃师商城陶器群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来源于下七垣文化,同郑州商城为同一系统。

从文化内容来看,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为白陶、原始瓷、绿松石、玉器等与统治阶级的宗教、仪式、生活和艺术有关的奢侈物品,体现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文化对周边文化精华的主动吸收:‘这种吸收并非是简单的混合,而是经王朝官工的提炼、加工,赋予王朝礼制的内涵以更高的文明成果,再辐射于四夷。虽然一些普通日用陶器也时而闪现,但都不能形成完整的组合,要么很快消失,要么被改造吸收。例如三期的陶鬲,并非完全仿自其发源地的同类器形,而是按照本地的制陶工艺及审美观念,对其进行了一番改造,充分体现出本地文化的强势地位。及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它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普通的日用陶器,不仅有一定的组合,而且其形制特征与来源地的高度一致,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强势。从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式看,三期之前的外来文化因素向二里头的传播属于‘浸润式”,当是和平交流的产物。四期时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同时出现于二里头遗址,其传播方式当属‘嵌入式”,很可能是大规模军事入侵和人员迁徙的结果。特别是他们出现时,它们又与典型的商文化陶器一起出现于二里头遗址,恰值本地文化的衰落之时,联系史籍所载夏商之际夷、夏、商三者的关系,其情形很可能是岳石文化人群追随商人伐夏的步伐来到了二里头。

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文化遗物的重要方面,蕴含着普通陶器所无法比拟的重要信息。对二里头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聚类分析表明,二、三期的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特征一致,而四期的则单独聚为一类。将二里头遗址各期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特征与郑州二里冈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作比较之后,又发现二里头四期大部分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与二里冈期的多有重合,且与河北、山东出土的一些战国时期的青铜钱币的铅同位素相似。有关学者据此认为,二里头四期青铜矿料来源较前期发生了改变。我们推测,二里头青铜器矿料来源在三、四期之间的突然改变,应该不是原矿产地资源枯竭的原因,而是夏商政权更迭这一政治事件造成的。三代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青铜器主要不是用作生产工具,而是作为礼器使用,是政治权利的工具。商代夏后,原属夏朝的“溥天之下”、“率土之滨”均为商朝所有,作为维护政权的重要工具青铜器当然也由新的统治者掌握了。商朝统治者或许是出于其政治目的,并未彻底剥夺夏人使用铜器的权利,但却严格控制着铸铜原料的供应,而这一点也与二里头四期铸铜作坊的持续使用相吻合。

偃师商城第一期早段遗存中还包含大量的二里头文化的器物,与二里头文化四期同类器物比较,一致中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属于被早商文化吸收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自第一期晚段往后,商文化面貌趋于成熟,至第二期早段,特征鲜明且系统性极强的早商文化已经定型,从而表现出随商王朝的建立、巩固到强大,表现出商文化在继承先商文化传统基础上,广泛吸收并整合、改造夏人及用边各族文化成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迅速发展的发展程。以上表明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不是同一文化共同体早晚相承的两个阶段,而应把它们看作两个不同的文化遗迹。后者既与郑州商城同属商文化系统,那么,将早于偃师商城并繁盛多年的二里头二、三期遗址推定为夏代晚期至夏末的都址,应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结论。

这个结论也经过了碳14的检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系列含碳标本采用常规法重新测定,给出二里头遗址第四期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60年至前1521年,偃师商城第一期1段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600年至前1560年,上述测定结果偃师商城之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王朝更替之年,二里头四期(至迟其晚段)是已进入商代早期的夏遗民文化遗存的观点虽不完全契合,但并无冲突。但是由于二里头遗址宫城比起偃师商城的宫城规模大一倍,而时代上又比后者早,特别是由于偃师商城的建立时期正是二里头衰落的时期,所以可以得出两者有取代的关系。特别是在偃师商城地区是属于夏人统治的中心区域,属于夏人旧地。所以偃师商城是营建于夏人旧地的早商都城,具有慑服夏人、统治夏人旧地的功能。

顺便说一句,夏商与商周在朝代上都有相当的重叠。换句话说,商是夏代列国之一,周是商代列国之一。再反过来说,继承夏祀的杞是商代与周代列国之一,继承商祀的宋是周代列国之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代夏的情形与周代商一样,只是两族(国)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夏人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却并未灭亡。胜利了的商人并没有将夏人赶尽杀绝,而是按照古己有之的习俗,让夏人保留一部分权利。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P98

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许宏,中原文物,2006年第三期P39

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P217

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程平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P114

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陈星灿,刘莉,李润权,HenryT.Wright,Arlene Miller Rosen,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P165

朱君孝:二里头文化与夏商分界再探,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P53,4,5,6

通宝推:桥上,
家园 请将同系列的帖子都跟在主贴后边,这样可以方便粉丝跟,呵呵
家园 秦代周虽然也是诸侯篡主,但是却赶尽杀绝

搞郡县制,最后自己也没有好下场.汉代秦才是真正改朝换代的开始.

家园 我前些日子看吕思勉的《中国通史》,

我前些日子看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他的一个观点我个人觉得很有道理。就是秦的灭亡是封建势力的一个反扑。

“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这样,人民业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著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在骊山起坟茔,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都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之态。况且不必论理,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著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

家园 深得我心。

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上古文化三代中提到:“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

发现释读甲骨文前,那帮人否认商朝存在。可甲骨文证明太史公在商朝世序上一点不错,足以证明在太史公的时代他手头有足够的依据。后世遗失了证据不能不能用来反推太史公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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