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爷爷” -- clathrate

我的老家是著名的老区，基本上隔十里地肯定出过一个将军，烈士就太多了。

我的亲爷爷有六兄弟，他是老二。1931的时候，村子里一下出去了19个年轻人当红军，他的哥哥就是其中一个。结果到了解放以后才知道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这位1/19的幸存者55年的时候评了少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因为我爸爸的这位伯父名下无子，所以就把我爸爸过继给了他，不仅仅是在家谱上而已，而是具体体现在分房子等事情上。

听我家人说，这位将军说他当红军时碰到过我那家谱上的爷爷，长征路上还见过一面，后来就再也没消息了。

我的亲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挺能来事，解放初期就当了相当于现在乡长的小官。不过那时当这种官可不是什么美缺，他吃不下苦干脆回村上种地去了。

有时我想想老家那几十年一贯的破烂样，心里实在是有点不理解，牺牲这么多人为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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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家离我爷爷家正好十里，而我的外婆家正好就在这两个村子中间。

小时候经常跟着大人沿着那条土路来往于爷爷和外公家，路过要经过外婆她们村子，村子对面有个小镇，镇子外面有个纪念碑。大人们偶尔会告诉我，外婆的哥哥的名字就在上面第一个。

闹革命那时外婆的哥哥在当地很有些名气，国民党抓了几次但抓不到他，一气之下就把他的妈妈和妹妹(就是我外婆)给抓了，作了几个月的大牢，后来花了不少钱才搞出来。

后来外婆的哥哥牺牲了，解放后就上了纪念碑。小时候我不太懂，一直以为那么多人就埋在那纪念碑下，这么小的地方怎么可能埋这么多人呢？

说起来心酸，这纪念碑也没什么人看护，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倒了。

有一年我上井冈山，陵园里那个纪念堂里黑色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土地革命时期烈士的名字。看了那个叫人心里难受啊。

井冈山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博物馆里的一罐黑乎乎的盐，以及旁边一封非常感人的家书。

祖辈上搞过革命的真是不少,我爷爷也当过土八路

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沂蒙山区就成了共产党个鬼子争夺的地盘，不知因为什么，我爷爷就参加了游击队，隔着条沂河，白天就躲在西边的山里头，晚上就过河到河这边的村里，搞宣传，搞情报，也搞给养，抓个汉奸什么的。不承想冬天的水凉，来回走的多了，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关节炎什么的，腿都瘸了。

后来游击队就跟大部队走了，爷爷也就回了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

主要还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可以说是历史性的、顽固性的贫困落后，要改变这种面貌，需要持久而艰苦的努力。想想也不奇怪，“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条件，就是偏远、敌人的势力达不到么，在什么沪宁杭苏锡常京津唐，哪里可能搞得成？应该说国家在给投资给优惠政策的时候，“革命老区”这块牌子还是可以加一些分的，我的老家也不过是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时候过了一下、建立过一个非常短暂的根据地，有一批年轻人跟着红军走了（具体数字不太准确，反正不算少，活到49年以后的寥寥无几），沾了“革命老区”的光，向上面要项目争投资的时候总少不了这个理由。

什么发展，国家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但没什么管用的。

当地民风剽悍的说，我有个亲戚解放初到那里工作，说红安县当时好像只有五万人口，结果收上来九万支枪！

多是山区贫瘠的地方，多种经营以后好一些，不过还要路跟上

吃是第一位的，满足不了吃，其它发展就会受到极大制约――这一点尤其在经济发展的低层次阶段非常突出。

我发现一个基本规律，但凡产业结构多元化搞得好的地方，粮食自给问题都是早就解决了――也许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今天已经不能自给了，但是你把时间点前推，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其实问题的玄机所在，我们可以从黑非洲找到参照答案，多数国家出口资源换来的宝贵外汇，很大一部分都消耗在进口粮食、喂饱老百姓上面了，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受到很大的干扰。

出去打工了，村里基本就剩下老弱病残了。

说起来这些年赚了钱的人也有一些，也出钱修了路修了学校，不过纪念碑没人修

民风实际上谈不上彪悍的，但是土地革命时贡献了不少人。

说起来也是个好地方，起码是饿不到人的。所谓三年灾害的时候也没饿过，不过粮食基本都贡献出去了，结果天天吃红薯。我爸爸说那时全家每天就一小碗米饭，让他弟弟吃。全家人就先看他吃，等他吃完再来啃红薯。结果是我爸爸现在坚决不碰红薯一下。

改革开放后俺家还是

宿命啊

人杰地灵，有山水的滋养而清秀，而没有富贵之地人的贪婪，聪明而好义，或许是水土的影响，性情热烈而易于接近，生性淡泊而不衷名利。战争时期，江西参军的很多，牺牲的很多，而官位多不过高，善为好汉而不善作达官，或许其英毅质朴的性格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