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眼中的武侠小说(4) -- 小旋风

没有道理不鲜花一朵

无非是些通俗小说作者，不过是他们所处的年代文化产品过于贫瘠才得以至今还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作品水平无论从结构、文字、叙事技巧上都乏善可陈，情节上对国外作品的抄袭更是比比皆是。

评论评论你认为的他们的弱点，具体说说情节上是如何抄袭的，也好支持一下你的结论。

你的梁山咋还不更新？这两天俺就想看点儿轻松的！谢谢

马上来。

随便拿本美国当前的小说类畅销书读读，比较比较就知道了。不能说大部分畅销书都比他们写得好，至少不比他们差吧。这些作者安心挣他们的钱，没几个被吹捧成什么什么大师的。当然也有了，但说得听得都好像没有金庸的拥趸们那么一脸的热切和真诚。

或者拿本小说月刊十月当代之类的也可以，比起文学水平来，金庸的玩意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你让我具体说说，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所谓乏善可陈是也。要不你说点优点来看看。

还有就是基本的表达能力，放到专业编辑的手里，金庸的文章很多语句都不通，尽管他自己就是个著名报人。比如前两天往上流传的那个。当然那个的作者有的地方还是牵强武断了，看得出他不很熟悉武侠世界的一些设定，可是中肯的地方也很多。

所谓抄袭，他的大部分情节都有名著的影子，这个是公认吧。有的他自己也承认，本来就是在报纸上连载的玩意，他当初肯定也没当回事，没想到后来的动静那么大。

他的东西就是个营养不良时候的代替品，那会大家都没什么见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学都没什么了解，就像另一个人的作品里一个人回到古代背点当代耳熟能详的篇章就把古人都震了一样。现在回味一下懵懂童年当然无可厚非，可还是把麦当劳当大餐就浅薄点吧。

当然，也更厚道。

论金庸作品的恶俗因素

作者：nanhe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恶俗”因素

徐皓峰

“金学”出现

以写科幻小说著称的倪匡先生，以“金学家”自诩，所谓“金学”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之学。一九九四年八月，《北京青年报》发表了《金庸可能当大师？》一文，不久后，这个问号被去掉，在评选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时，世所共知，金庸被评为第四。对于他的成就，王一川先生概括为“情节与细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标示出金庸小说成功在文化含量上。

中国电影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艺术片与商业片”之争，缘于引进了几部外国商业片，制作水准高出国内一个档次，带来不小的刺激。有一派学者认为以商业片、艺术片来划分影片，太过宽泛，而且两者找不出一个精确的分界标准，他们提出一个更为宽泛的标准，只要“拍得好”就行了――说得如此有魄力，认为是学术观念的突破。

当“解放思想”的年代过去，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拍得好”的商业片后，又不得不承认，艺术片和商业片还是有区别的。今日的“金庸现象”像极了当年电影界的情况，抬高通俗文学的地位，的确是观念突破，足以显示学者的魄力。

金庸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关系到他的大师地位。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本质是通俗故事，却点缀着丰富的传统文化”、“金庸小说在内涵上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虽然表面故事多有俗套。”――这两种说法似乎都能说得通，因此产生论争。

美国小说家拉里-麦克默特里说：“我们的图书业称为‘出版业’实在是够简化的了，其实它是一种媒体混合物，其先决条件不是文学价值，而是促销能力。”畅销书往往是媒体混合物，在文字中包含着许多非文字的因素，金庸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为文学大师，而在于他的影响力，“金学”首先应该从大众心理学角度研究，而不要攀比“红学”。

在批评青年一代的艺术创作时，常用词汇有“不求思想，只求效果”，在形式效果上精益求精，却又意外的乏味――这也是好莱坞电影的标准，所有商业文化都如此。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商业书籍，大量的文字是在作效果，所以在讨论“金学”的时候，首先要辨析，我们讨论的是不是效果？如果是效果，效果是取悦，谈不上“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盗版书上赫然印有“海外华人以金庸小说来教下一代学中文”的字样，明显的促销广告语，但这个神话，梁守中先生在《武侠小说――华侨子女的中文课本》一文中证明是事实。金庸的作品在台湾、香港的正版，每册印有琴谱、字帖、名胜风景等与小说内容有关的图片，的确有利于丰富知识。

梁守中先生言：“说老实话，笔者在读初中时，也曾从金庸、梁羽生的小说中领略到不少传统文化的知识。”――“下一代”应该指的是小孩，梁先生说自己从金庸小说里学知识也是在初中，而且在中文环境薄弱的海外，用武侠小说教育下一代，只能算是特例，特例不能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

倪匡也有一句老实话：“平心而论，金庸、梁羽生也是要抄书的，并且将此列为武侠小说的一些点缀，以提高品位。”倪匡的这句话，容易被利用，美国《恶俗》一书言：“割破你手指的浴室笼头是糟糕了，但是把它镀上金，就是恶俗的了。”将糟糕的东西进行伪饰夸张，就是恶俗。其书还言：“一件明显糟糕的东西，其恶名不会维持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出来对其大加赞赏，人们会把它当作倍受尊崇的东西，处处为之欢呼喝彩。”――金庸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化，受到知识界百般推崇，令人感到有上面这句话的迹象。

王朔先生在1999年11月便批判了金庸的恶俗，王先生凭着直觉发言，招来许多倒彩。抄书并不能说就是恶俗，中国小说家有抄书的传统，《镜花缘》一书抄得登峰造极，作者沉浸于卖弄学问的快感中，使得小说后半部成了《周易浅说》等各种浅说的汇集，毁了一部杰作。抄得好的叫“用典”，比如《西游记》，清代著名道学家刘一明说其每个字都有一个典故！古人治学严谨，为证明自己的话，刘一明甚至有专门著述。这种用典的效果在摄影里叫“多重显影”，能令人“玩索而有所得”，不过《西游记》能成为四大名著，还是靠的文学。

金庸也善用典，比如《射雕英雄传》的五大高手“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便借用了古典的五行学说。东方属木，生生不已，是古代出长生神仙的地方，如有蓬莱仙岛，佛教讲东方有药师佛，所以东邪名黄药师，住桃花岛，武功样式繁多；西方属金，象征物为金蟾，多高山，主杀，所以西毒名欧阳峰，其子名欧阳克，武功为蛤蟆功。“东邪西毒”是中医用语，将地理与人体联系，说东方人易感风邪，西方人得病易深入，需要大剂量药物。

由于金克木，所以西毒毁了东邪的桃花岛；南方属火，有升腾之相，在俗为帝王，出家为高僧，所以南帝作了和尚，本名中有个“兴”字，道家“一阳来复”含回升之意，所以南帝武功为一阳指，由于火克金，正好克制西毒的蛤蟆功；北方为水，水处卑下，人间最卑贱为乞丐，与大众最贴近，在《周易-河图》有“二七在上”，所以北丐名洪七公，有九指，水至柔至刚，澎湃起来有大力，所以北丐的武功为降龙十八掌，天下至刚的武功；中央为土，为中和状态，介乎于有形与无形之间，所以中神通王重阳在书中一出场便死了，一闪即逝。而代替王重阳的是老顽童，老子说孩童时期就是人的中和状态。

《射雕英雄传》的主线是一对少男少女的爱情，但关键内容是这四大高人的故事，否则光靠一个傻小子（主人公郭靖智商较低），吸引不了读者。中国文化讲究对仗，靠着这五大高人的排名关系，就创立了一个格局，已令人有阅读欲，金庸利用文化心理增加小说悬念，的确是善于用典。

再如《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是引自民国宋唯一的《武当剑谱》，《笑》中风清扬讲授剑法的第一段话，与《武当剑谱》开篇段落几乎用语一致，都是以易经八卦来讲剑。金庸独孤九剑的打斗风格是，在对手没有发动前便制住他，《武当剑谱》抄袭的是唐代道书《文始真经》，《文始真经》上有一段剑客问答的寓言，就是讲的这种打斗风格。对于可随意编造的武打，金庸竟如此考究，难怪许多老先生也喜读金庸，因为确有令人“玩索而有所得”之处，在读通俗文学时竟意外地发现有学问可作。金庸作品借一两个典故，就造起传统文化氛围。（以上两点，在笔者阅读范围内尚未见有提及的文章，以此举例也许能有利说明金庸小说的性质）

抄书抄得好的小说有《红楼梦》，集中了各种杂学，被称为“大百科全书”。倪匡先生称金庸的小说是“小百科全书”，为何言小？倪匡承认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知识是一种基本知识，比如小说中的医学是基本医学原理，小说中的书法艺术是基本的书法知识，由于文笔好显得魅力十足，正如王一川所言的“魅力”，魅力无法实究，所以言之小。而且由于要将知识引入武侠小说，需要作一点奇幻化处理，因而在表现传统文化上，金庸的深度比古人稍逊一筹。

廖可斌先生认为“不可否认，有相当读者，就是通过阅读金庸小说，才掌握了那些本该掌握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如果读者已经掌握了那些知识，金庸的小说会不会贬值？廖先生的话，令人感慨这一代文化教育的悲哀，而不能用来证明金庸的成就。

既然从“知识含量”这一点不能评价是否恶俗，也不能证明是否优秀，就要先将小说中的“学问展示”段落放下，去判断剩下的东西是否“糟糕”。

金庸的故事

王朔先生说：“他（金庸）真敢从别人作品里拿人物，那个段誉，叫贾宝玉好不好------”指出金庸小说有抄袭成分。王先生搞过多年电视剧，商业电视剧的写作基本就是抄袭。毕加索有一个著名的作品，他为一只牛的造型画出了近五十副变体画，略作改变就成了另一副画了。编剧们保持高速创作，奥秘就在于会作变体，这是世界上所有电影、戏剧学院编剧系学生必受的训练，以前读过的名著，略作变化，就成了一集剧本，否则即便是大师也没那么泛滥的创造力，填不满饿鬼一样的电视时间。

金庸早年曾有为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的经历，香港电影有抄袭西方名片的积习，对于这一变体技巧金庸先生应该掌握。比如，《基督山伯爵》中，一个青年人受情敌陷害，被关入监狱，幸好遇到了一个博学的老人，学得一身本事逃了出来。金庸的《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爱情受挫，并受罚到深山练剑（等于进了监狱），所幸遇到前辈高手，学了一身本事后出山；《基》给了年轻人一笔财富，《笑》给了年轻人一身武功，都迅速成为社会强者；《基》中老人病亡，《笑》中的前辈仙游去了，均不再出现；变化是《基》整体以报仇为主线，而《笑》以破案为主线。

再如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四个人讲述同一件事，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讲得差距很大，最终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以表现人性的自私丑恶，后来被黑则明拍成著名电影《罗生门》。在《罗生门》成为公众话题时，金庸写出了《雪山飞狐》，也是分人讲述的形式，被香港人拿来与《罗生门》相提并论，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但金庸的分人讲述，不是每个人都说出一个完整故事，彼此不同，而是每人说一段，最终拼成了一个完整、确定的故事，分人讲述只是叙事花样。

后来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开头也用此手法，众人讲述令狐冲，彼此差距很大，但这只是主人公的出场方式，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金庸不能真正采用芥川龙之介的手法，总要给读者一个明确交待，可见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确存在差距。

金庸《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黄蓉，类似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莉耶》，两个世仇家族的下一代谈上了恋爱，《罗》剧结尾朱莉耶假死，《射》书结尾黄蓉也假死。金庸还抄袭自己的故事，《鹿鼎记》中的神龙教约等于《笑傲江湖》中的东方神教，《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约等于《射雕英雄传》的老顽童，黄蓉、杨过、韦小宝的骗术大致一样。至于受克利斯蒂娜夫人侦探小说的影响，金庸对这点是不违言的。作变体，是商业书创作的基本技巧，不再枚举。

三毛评价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刨除打斗部分，就是很好的爱情小说。”这一评语得到了共认。金庸小说的故事主线都是一对少男少女的爱情，基本是十五六岁。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蝴蝶鸳鸯派的爱情相似，缠绵纯真，成了一代代中学生的恋爱范本，尤其金庸擅长写暗恋、失恋，作为暗恋、失恋频率极高的中学生，自然同感多多。

而一个“愤怒青年”的爱情，与金庸有很大不同。王朔先生对金学嗤之以鼻，在他批判金庸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原因在于他看金庸的时间晚了，他说自己在1999年之前从未看过金庸小说。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再看金庸就觉得甜腻，而对一个中学生就刚好，当他们成长为中年人后，对于金庸武侠小说有种特殊的情感，已超越了小说本身，因为金庸小说是他们成长的参照物，听到金庸被评为“第四”，当然大快人心。

1972年，金庸开始了修改自己全部武侠作品的工程，修改后就出版，结果招来了许多读者在报刊上撰文，向金庸表示抗议。金庸武侠小说原本是报刊连载形式，一写两三年，往往有前后不连贯处，再由于脱稿仓促，文笔难免粗糙。修改当然会好，不料招来读者的反感，冷夏先生记录的读者评语是“新版注重精雕细刻，斧凿痕迹太深，不像旧版那样感情自然流露”，其实不是金庸妨碍了自己的情感流露，而是他破坏了读者的情感。

由于是报纸连载形式，连续追读多年，读者容易有较深的情感投入，即便新版文字比旧版好上几倍，读者也还是钟情旧版，因为那是他们最初的感觉，不容破坏。当然，随着看过报纸连载的读者日渐老去，这个问题就澄清了，新版明显好于旧版。

动物学研究者发现，动物在出生的时刻是认同的关键时刻，基本上是见到什么就把自己当成什么，许多人工喂养的小动物，由于饲养员伸手入玻璃罩喂它们奶，它们就会把自己当成一只手，长大后对饲养员毫无感情，却对饲养员的手有性要求。从接受心理学解释，“最初的认同”是一股足以摧毁一切标准的力量，犹如初恋一样刻骨铭心，不容侵犯。所以摆脱了那种认同心理，方能评论金庸。

金庸修旧版并不只修字词，还铲除掉多余枝节，将故事梳理得合理、流畅，然而老读者却不买账，从此可以看出，故事对于金庸的小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会强求金庸将故事说得滴水不漏，那是金庸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与探讨人性的严肃文学相比，通俗小说是凭善讲故事取胜的，但其实读者对故事的要求很低，只要情节能令“男欢女爱、恐怖暴力”的内容展示出来，读者就获得了满足。比如金庸的前辈还珠楼主，他的代表作《蜀山剑侠传》就典型的前后不连贯，而且没有结局，却倍受读者喜爱。所以通俗文学的上限下限差距很大，有情节严谨的《福尔摩斯》，也有散文体的色情文学，如《失乐园》。

金庸写故事基本是电视剧剧本的写法。与电影相比，电视剧更像戏剧，由于制作经费限制，电视剧主要靠台词来造戏，不可能完成精良的视觉效果。电视剧总是尽量压缩场景的，能够用一个场景决不用两个场景，以免换场景消耗时间和经费，所以在一个场景中要求多几个冲突层次。如此，就越来越接近戏剧。

五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一种戏剧体的电影，金庸在电影公司期间学写电影剧本时，所看的多为西方戏剧剧本和理论。在《射雕英雄传》的后记中，金庸明言自己受了戏剧影响，典型例子是“牛家村酒店”一场戏，在同一地点，陆续出现了三十多人，来来往往，各有所求，完全是舞台调度，好一场大戏。这一手法被金庸延续应用，他的书中经常出现二三十页“原地不动”的情况。对此金庸说：“这种手法小说中没有人用过，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有多少人用过了。”

金庸的小说中有许多精彩的人物调度，这是一流话剧导演的素质。虽然金庸没有成为曹禺，但他与曹禺先生有相通之处。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戏剧家有一部分人受奥尼尔影响，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中隐含着一件陈年往事，所以剧作结构是逼住一个人，让他回忆，真相大白后就悲剧地毁灭。曹禺的《雷雨》、金庸《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段落，都与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近似，有些开场白的用语都相像，如“像坟墓一样可怕、憋死人的房间，全家人就一直活埋在这坟墓里。”只是金庸将乱伦变为通奸，将毁灭变为化解恩仇，令五十年代传统的中国大众可以接受，也就此逊色。

他“退而求其次”的事很多，典型如《神雕侠女》中让小龙女死去，即将完成一个悲剧杰作，但屈从读者的要求，金庸又让小龙女复活――这是当年报刊连载时的热门话题，不少行家认为的败笔。金庸作品常摆出杰作的架势，然而最终会露出破绽，这也是通俗文学迎合大众口味的必然。

金庸的最后作品《鹿鼎记》有所突破，将武侠成分降到最低，被某些学者称为可与《官场现行记》媲美的社会小说，但金庸加强了色情成分，出现许多“蹭女人便宜”的场面，流氓气很重，等于为删除武打作了补偿，拉拢住了某类读者。

金庸的代表作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字，由于容量巨大，其中有雅有俗，泥沙俱下。由于金庸掌握了变体的技巧，他逐渐减少了上一代武侠小说的俗套，取法乎上，常变化出一些与世界名著等量齐观的故事，所以不能说他的人物、故事“糟糕”，甚至还规模恢弘、构思奇妙，但他难以一贯维持，总是突然就降下水准，确有“糟糕”处。

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

经过上段落对金庸作品有话剧倾向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金庸武侠小说最适合拍成电视剧。受经费、技术限制，他想象奇特的武打场面很难完成，但他的文戏一样激烈。可在受电视采访时，金庸屡言导演们不忠实原作，买了版权后就任意改编。笔者猜测，金庸主要是心疼他小说中的场面调度没能在屏幕上实现，金先生也许认为这才是自己的精华，因为文化知识是可以抄书的，是个人修养，而场面调度完全是创造，是天才。

至今没有人能拍出金庸的“话剧味”，金庸最著名的影视作品《东方不败》被徐克导演拍成了一部日本风格的电影，主角穿日本服饰睡榻榻米，淡化了原著《笑傲江湖》的政治丑剧格调，对原著中被讽刺的丑角――东方不败进行了美化，将权力斗争的丑恶转化为一个凄美的同性恋故事，感动了观众，同时削弱了原作的批判力度。

但这是一部在视听艺术上精美绝伦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新式风格，而且在武打风格上超出了金庸的范围，第一段落论证了《笑》书中的剑法观念来自于《文始经》，要在敌人没有发动前就制住他，甚至《文始经》具体写道要在对手的剑还没拔出剑鞘时出击。为渲染这一原则的神奇，金庸让主人公令狐冲或是失去武功或是染上重病，总是站着原地不能动，可别人一动就被他制住――这种反衬的艺术手法，在电影中是见不到的，

电影中的令狐冲使剑是翻着跟头使得，虽然造成视觉奇观，但品味起来，还是金庸原来的构思高档。

徐克是越南华侨，他父母的一代人看的是金庸前辈的武侠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名李寿民，借用道家修炼的观念写武侠小说，说的是“神鬼怪力”，应该算是《封神榜》的余绪，因而有许多奇幻的想象，对应一代人对现实的失望情绪，被评为上一代（比金庸早二十年）武侠小说宗师。

从徐克作品可以看出，徐克对幻珠楼主情有独钟，已经为《蜀山剑侠传》拍了两部电影，1983的《新蜀山剑侠传》2000年的《蜀山传》。还珠楼主的特点是诗意的视觉奇幻，所以徐克对《笑》中的东方不败的武功进行了改造。原著中的东方不败为争夺权力而自阉的人，对他的武功没有太多描写，只是速度惊人――这种描写手法，也是反衬，先写了众高手武功的复杂丰富，但众高手一到他面前就被一个“快”字打败。

而徐克抛弃了金庸的这一构思，为东方不败设计出许多武功，创造了精彩的视觉奇观，由于必然造成东方不败的魅力，所以又抛弃了原著的丑陋形象，索性让林青霞反串了这个角色。徐克将金庸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灌注上还珠楼主的美学。

另一个拍金庸的大人物的是胡金铨，胡金铨是台湾公认的武侠片宗师，晚期将武侠片拍成人文电影，因商业失败而沉寂。徐克请胡锦铨拍摄了《笑傲江湖》一片，此片因徐克介入导演工作，出现了许多在胡锦铨作品中不可能出现的低俗笑料，但基本风格是胡锦铨早期影片《新龙门客栈》式的。由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流行明史研究，台湾四五十年代还是热门，张学良幽禁期间就以“研究明史”作为对外界的说词，胡锦铨精通明史，他影片开头常有一段半史半政论的念白，片中的恶势力常用魏忠贤东厂太监代表。

《笑》书是金庸少有的没有历史年代的作品，到胡锦铨手中，就成了明朝，片头一开始就是一伙太监在商议，主角之一是太监头子。看来，导演们总是借用金庸来满足自己的喜好。如此一改，固然政治色彩加重，但金庸原著中暗喻、曲写的味道就没了。

央视版《笑傲江湖》是一个企图避免庸俗的尝试，正好原著也是金庸逞才气的一部书，主人公令狐冲虽然写成只是粗通文字的武林人物，但他的心理活动完全是文人式的，而且此书音乐、书法、围棋、中医、佛道遍布，此书气质应是“才子气”。 可惜由于大陆导演普遍缺乏武打片传统，所以在细节上出现了“串味”的情况，拍成了“绿林气”，武林人物的衣着、形象多粗俗，缺乏超逸之气。

而且大多演员穿上武林服装后显得尴尬，似乎对自己是个武林高手很难建立起信心，这种毫不投入的表演令许多戏都变得乏味，拖了导演的后腿。相比较而言，香港演员总能作到煞有其事，由此可见，虽然大陆金迷为数众多，可武侠文化的氛围还是薄弱。

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溃不成军，但央视版《笑》剧在宏观上却优于以往金庸影视作品。原著开头设下一个秘籍丢失的悬念，不是主动侦破，而是随着主人公令狐冲的行走江湖，答案自然逐渐暴露，这一过程很难把握，是犹如看长卷画般，“徐徐打开”的分寸。黄建中导演作到了这一分寸感，毕竟大陆第四代导演以文学素养深厚著称，读金庸小说的起点较高。

《笑》书的是故事核心其实是师徒关系，古代社会讲究“天地君亲师”，老师是离自己最近的人，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这个观念现在很淡薄，但在古代社会很严重。《笑》书主人公令狐冲主要的情绪波动，主要是对师傅的情感，他有许多的耍豪气的行为、多次有自毁倾向的行为，都是耍给师傅看的，因为师傅怀疑他。《笑》通过一个人表面的叛逆行为，来写师徒情谊，这种“虚写”令人有品味的余地。

这是小说的精妙处，最紧要的人物关系，其他人物都围绕这一关系而形成格局，黄建中的作品稍有一点征兆，而胡金铨作品中的令狐冲一开始就识破了师傅的人品，就全无了味道。

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一般都比小说更为通俗，将金庸的文化点缀，全然拿掉，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无线版的《射雕英雄传》中的东邪，在原书中东邪是文化的象征，琴棋书画天文地理都是通才，是照着魏晋狂士的形象来写得，常如“竹林七贤”般狂笑纵情。而在电视剧中，东邪全然没有了“魏晋风流”，一味气派威严，太武林高手化了。

而且由于制作经费限制，往往夸大爱情成分，将戏份集中到一两对男女身上，将金庸拍成琼瑶。至于所谓金庸顶峰之作、可当社会小说看的《鹿鼎记》，常会拍成通俗喜闹剧，甚至成了贺岁片。从金庸小说的影视作品中，可以探明金庸俗的一面，必然是原小说有此因素，才会被这般发扬。

一部小说在世俗中的影响，看它拍成多少部影视作品便可以判断，因为影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媒体。确定无疑，金庸作品在世俗中的影响很大，这一现象已经不是文学本身所能涵盖。而且武打片在香港是基本片种，风格多样，并不只是金庸故事，令人猜想，不是金庸造成了这种民众心理，是时代民众对武侠有心理需要，方成就了金庸。

金庸与民众心理

中国文化历来“重文轻武”，武打片原本不该如此兴盛。《老子》记载，古代武官居左文官居右，不是表示左尊右卑，而是左凶右吉，左为凶煞之位，所以武官居左。中国文化中“武者不祥”的观念太重，况且明清两朝近六百年时光中，中国是禁武的。这六百年始终有教团起义，白莲教、明教、八卦教等，教徒练武，所以武术被禁，例如今日著名的梅花拳、形意拳当年便是被清朝乾隆所灭的拳种。

武侠片兴起于何故？比较美国西部片可以知道，西部片兴起于罗斯福当政期间，政府鼓励创作让美国人有民族自豪感的文艺，在此情况下1938年有了西部片。同样，中国武打片的兴起也有社会因素。清朝末年国事衰微，倍受外国欺凌，以至梁启超这样典型的书生，也表示要不学诗书学兵书，孙中山建立民国后，为杭州国术大会写下条幅“强国强种”，成为一个口号，要“野蛮”国民体魄，振作懦弱性格。

强种要用武术来强，国民政府连续举办全国武术大会，这种政府组织的武林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徐克编剧的《黄飞鸿四》中黄飞鸿遇孙中山，两人有一段关于武术的交谈，便出自这一典故。在1928年南京建立了中央国术馆，理事长是冯玉祥，当时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国术馆是由海外华侨捐款建立的，当时海外华侨捐款的多是革命事业，由此可见练武在当时人们心中的意义。

社会动荡时，自然会“重武轻文”，也使得古典文学中“志怪传奇”这一支发扬光大。中国小说的起点是唐宋传奇，连《容斋随笔》、《阅微堂笔记》这类高官的笔记和《太平广记》这类皇上编订的书中也有武侠，发展了两千余年，泛滥起来当然非同小可，形成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长篇武侠小说热潮。纵观电影史，一种新的电影浪潮的兴起，往往是哲学、文学浪潮在背后支撑，有如此之厚的基垫，这半个多世纪以来金庸武侠小说的盛势顺理成章。

在好莱坞，几十年来故事模式基本不变，只是几年更换一次生活细节，也正因为不断补充生活细节，所以故事不衰。好莱坞电影里的生活细节只是一种戏剧技巧，比如希区科克电影里破案的线索是一只怀表，现在改用是电脑，所以青年导演无法凭借自己对新生活更了解，而取代老导演――同理可证，武侠小说与寓言、儿童文学近似，是一种受外界现实生活影响很小的小说，丰富故事，不靠补充现实生活的细节，而是靠补充文化典故，所以也就理解了金庸的抄书、用典。

金庸武侠小说必然要有文化，在传统生活淡薄的今天，武侠小说是中国人重温民族根性的一种方式，非“雅俗”所能概括。

（完）

三国,水浒在那个年代里,何尝又不是上不了台面的"俗"文学,如果让儒生们来评价,估计用词比王朔更刻薄.

满清在关外的时候把三国作为兵书来研究,并不说明它的学术价值超过孙子兵法,同样甲克虫的水平也不可能超过帕瓦罗蒂,但影响力却是大师们远远不及的.

社会是多层次的,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水平去欣赏高雅的东西.相反,一些的比较通俗的作品却往往更能吸引大众的胃口,更能影响他们,只要这些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

至于宣传嘛,我觉得金小说中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却是目前大多数中国公民最缺乏的基本信念,让他们多学习学习只有好处.

我看过后，更加认识到了金庸作品的伟大。

不过一码是一码。它畅销，它在一定人群中喜闻乐见，这都是事实。可要说它在文学史里有多高地位，那就是胡说了。四大名著之所以有他们现在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在不同方面的突破。金庸的东西在哪些方面能拿得上台面呢？

至于你说的教育意义，只能说你把中国人民的道德层次过于低估了，居然需要武侠小说来升级。抗日的时候人们的民族大义是怎么培养的，是看《新儿女英雄传》么？

金庸现象是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正好能满足文化断层时期一些人们的需要：不太艰深，不太肤浅，有阅读快感，还显得学贯中西层次不低。什么都有一点，什么都不到位。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有一定追求却不愿付出太多艰辛，小富即安，酷爱上网，呵呵。对金庸地位的捍卫其实也是对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