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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从复出到辞世

黄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从福州赶回北京，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自从1965年11月在上海同毛泽东分别以后，他一直未见到毛泽东。罗瑞卿在解除“监护”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信，但未获回音，不知毛泽东是否看到了这封信。自从上海一别，如今11年过去，毛泽东已安卧在鲜花丛中，罗瑞卿不禁痛哭失声。

　　9月18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的追悼大会，但在“四人帮”控制下，竟然不通知他参加。经罗瑞卿坚决要求，才同意到广场去参加追悼会。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三个人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愤慨地说：“他妈的，罗瑞卿一个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谭政比较好说话：“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给他们增派了一辆车。下车后，罗瑞卿坐着轮椅，由罗宇推着，穿过中山公园，将轮椅停在广场西北角。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见他待的地方烈日暴晒，便劝他找个荫凉地。他愤慨地说：“连这里也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啊！”

　　追悼会开始，罗瑞卿在罗宇扶持下，走下轮椅，拄着双拐，坚持肃立。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无论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他这个老卫士，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一直是赤胆忠心，九死不悔。他的崇高气节犹如嘉陵江两岸的苍松修竹，历经千磨万劫而依然坚韧如初。

　　毛泽东逝世后27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恶梦终于结束。但是，中国前进的脚步依然十分蹒跚。

　　在“两个凡是”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罗瑞卿又只担任军委顾问的情况下，他仍然时时不忘揭批林彪和“四人帮”。他采用写信等方式，对一些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力求使读者在思想上划清同林彪、“四人帮”的界限，从而拨正军队建设的航向。

　　1972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1964年林彪又策动大比武”，罗瑞卿立即给军报写信，指出：这是“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那篇文章把射击“打鸡蛋壳”和翻墙头也当作“花架子”批，罗瑞卿提出了异议。他说：“前者是为了练习对隐蔽在战壕内之敌的精确射击，后者同我们现在练兵中还在实行的超越障碍也差不了多少”。他认为，江青提出的让部队学习样板戏中的耍大刀，才是花架子。

　　1977功3月，罗瑞卿出席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叶剑英提出，全军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部队建设好。他提出，要在全军开展，“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讨论。随后，《解放军报》组织撰写了10篇文章，在当时最迫切需要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的10个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以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罗瑞卿对这一讨论非常关注。《解放军报》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认真阅读。他还亲自写稿参加讨论。5月31日，他在住院期间写信给《解放军报》社长华楠，提出准备搞两个短篇，题为《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和《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是个阴谋》。随后，他同军报帮他记录整理的记者详谈了自己的构思。在记者按他的想法整理成文后，他又精心修改，然后以“本报记者”名义分别发表于《解放军报》6月17日和7月9日。他还以“一读者”的名义为军报写了《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一文。这些文章对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起到了指导作用。

　　在这一期间，他还给许多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向中共中央和军委转信，为平反这些案件而引线搭桥。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罗瑞卿到任时，军队由于在十年浩劫中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问题成堆，百废待兴。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实事求是的作风遭到背弃，说大话、空话、假话盛行；军队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派性猖獗，内耗严重；有些科研项目被迫取消，拉大了武器研制和装备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机构臃肿，员额膨胀，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废弛，纪律松懈，各类事故层出不穷，部队战斗力下降。1975年，邓小平曾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肿、散、骄、惰、奢”，并提出进行整顿，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被冲掉了。

　　罗瑞卿作为邓小平的助手，一复出便首先抓整顿，并将邓小平所说“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当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文革”中“左”的错误的影响，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用以整顿为纲来取而代之，既要有清醒的认识，更需要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

　　1977年秋季，罗瑞卿负责筹备军委全会，他曾多次对起草文件的工作人员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他在向叶剑英、邓小平请示报告后，对《解放军报》社长华楠等说：“军队还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也挑不出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的基石。撼动这块基石，是破除“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从1977年秋天开始，罗瑞卿即围绕整顿，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他力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他大力支持《解放军报》冲破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所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主张揭露林彪、“四人帮”极“左”的面目。当他在一份文件中看到提及活跃在“文革”期间的“风派”和“震源”人物后[风派：指“文革”中看风驶舵、投靠林彪、江青一伙的的人物。震派：指受江青指使，在各单位闹“地震”的人物。]对起草文件的同志说：“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也是一种危险人物。”他建议《解放军报》撰写专文揭露这三种人。当他看到这些文章后，高兴地说：“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鉴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在作风上，他主持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即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赖、散”、整顿官僚主义和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

　　在组织上，他积极批转信件，主持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同时清查了“三种人”。随后调整了领导班子。但是，他却从未提出给自己平反的要求。当夫人郝治平问他时，他说：“不要急。党有难处。我们不能够给党增加困难。”他感到，让他出来工作就行了。

　　在军事工作上，他主持战略委员会，重新分析研究了国际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

　　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上，他对军委决定的重点抓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的研制组织大力协调，同时抓紧常规武器装备的改进，以逐步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在基层工作上，他强调从严训练和管理，恢复和发扬光荣传统，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正规秩序，减少和消灭各类事故。为了推动部队建设，他十分注意运用先进典型。在他的倡议下，航一师、硬骨头六连、神枪手四连等单位都受到了表彰。

　　罗瑞卿在开展这一系列工作时，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主张维持“文革”后形成的使国家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万马齐喑局面的人。“两个凡是”就是这种主张的概括。显然，要使党、国家和军队迈开前进的步伐，必须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

　　早在提出“两个凡是”的社论发表之初，邓小平便直率地对此提出了批评。他在5月24日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当时正在住院的罗瑞卿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他向华楠等人详细询问了这一社论发表的前后经过，然后对华楠说：“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要坚持科学的态度，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小平同志强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决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首先是对我们党的学风的破坏。”1977年8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精通目的在运用，背诵词句等白费。实事求是方本色，万勿空喊最最最。”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1000多字的思想评论。罗瑞卿立即发现了此文的重要意义。他把军报负责人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罗瑞卿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1978年5月10日，经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光明日报》供稿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此文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报纷纷转载。此文立即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能否从“文革”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迈开前进步伐的思想大讨论，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此文发表后，有的人反对。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罗瑞卿则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篇文章。他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丈章，它提出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又说：“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

　　就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引起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在军队内又出了一件从表面上看与此次讨论无关而实际却有着密切联系的事情。4月12日，当时的海军主要领导人向华国锋汇报工作，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大连看望海军。海军主要领导人准备调集大量舰艇北上旅顺参加检阅，但未向军委报告。

　　4月13日，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向萧劲光报告，萧指示：“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17日，正在301医院试用假腿的罗瑞卿接见了杨国宇，在听了杨的报告后，罗向杨提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二、既然12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杨国宇向罗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因。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后来，到1979年7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再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后，也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海军大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很好。罗瑞卿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

　　此事处理完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党内仍相持不下。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这一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中肯的批评。然而，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仍然不肯接受。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然批评《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推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确了就是反毛主席。

　　此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正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此文是专为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显然，经过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那么一讲，此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乃至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都不可能发表了。吴江等想到，《解放军报》曾向他们约稿，便决定将此文送给《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社打好清样后，立即送给罗瑞卿。罗瑞卿读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他不仅具体指导，而且直接参与文章的修改。他亲自查阅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华楠、姚远方等人去同吴江商量，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此文进行全面修改后，他再次审阅，并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修改期间，他就如何改好这篇文章的问题同胡耀邦通过6次电话，同《解放军报》社通了5次电话。

　　文章基本定稿之后，罗瑞卿又第三次进行审改。这时华楠决定随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华楠出国前，罗瑞卿又给他打电话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本的原则》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

　　这篇文章一发，天平便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一方倾斜。尽管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有的还不承认错误，但大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场关干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尽管罗瑞卿未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盛会的胜利召开，但是，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迸发出的光辉，就象那照亮长空的夕阳，喷吐出满天绚烂的晚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罗瑞卿复出仅仅过了11个月。这是异常紧张的11个月，他每天工作时间之长、工作量之大都是十分惊人的。他虽然身残年迈，但壮心不已。他一复出就又同“文革”以前一样，进入了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的状态。他的家庭从他从狱中出来以后形成的短暂的平静不复存在，一切都围绕着他而快节奏地运转。秘书来不及调来，曾患癌症动过手术的郝治平也上了阵。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平时需坐轮椅，行动不便。为了节省时间，他工作时便不喝水，以减少去盥洗室的次数，午休时，他连假肢也不摘，便和衣躺着休息一会。他生病住院、病房便成为办公室。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总参作战部长谭旌桥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几乎每天深夜12点左右都要接到他打来的询问情况和交换意见的电话。《解放军报》的夜班编辑下班后，也习惯性地要等到报社领导传来他的指示后才去休息。战友和亲属担心他累坏身体，劝他放慢工作节奏，他却说：“《水浒》中有个拚命三郎。我们今天就是要当这个拚命三郎。”他还常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面对国家、军队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想赶快干，趁自己头脑仍然清楚，精力还算充沛的时候，多于工作，以追回他因受迫害而失去的10余年时间，弥补国家和军队在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失。

　　罗瑞卿常常说：“做领导工作光坐办公室批阅文件、听汇报，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是危险的。”“文、革”前，为了视察陆海军边防，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沿海和边疆各省。他到过许多国防工程所在地和工厂。复出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内视察过京郊、天津、徐州等地的国防工事和部队。有的地方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他便拄着手杖走。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他的关怀，便告诉部队，以后罗秘书长到什么地方，汽车、轮椅通不过时，就组织人抬。而这反而使罗瑞卿感到于心不安。他不愿意麻烦人，渴望着走出轮椅，扔掉手杖，大干一场。

　　1977年，党组织请了两位西德专家来给罗瑞卿安装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义肢。这两位医生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罗瑞卿怦然心动。

　　1978年3月，郝治平检查身体时，被发现肺部有一处阴影。连续观察，未好转。3月13日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证实是原患乳腺癌转移到肺部，罗瑞卿听了这一消息优心加焚。他对孩子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 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她，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 。 ”??

　　随后，罗瑞卿请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西 德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西德做安装义肢手术的情况，搜集一些有关资料。4月间，罗瑞卿向 中共中央写报告，准备去西德治腿，中央同意。5月中旬，301医院将罗瑞卿病情材料以及 左 下肢、股骨头伤残部位X光照片，交信使送到我国驻西德大使馆，由他们同西德方面交涉 。6 月，去西德治腿事已定，并开始着手筹备。??

　　7月初一个上午，罗瑞卿在西山办公的地方接见了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民航局长沈图。当他 们来到时，罗瑞卿坐在轮椅里带着歉意说：“我不能站立起来迎接你们了。”??

　　他们互致问候后，罗瑞卿说：“中央批准我去西德治病，要坐民航飞机去。”他边说边将中 央批准的报告递给张廷发。张廷发看了一下又交给沈图：“没有腿真不方便。”罗瑞卿等 沈 图看完，一面轻轻抚着残腿，一面说，“不要说下去调查研究，就是生活自理也困难。 ”他 露出一丝苦笑，“这次中央为我出国治病，作了十分仔细的安排，国家又为我花这么 多钱， 我心里过意不去……”??

　　这件事张廷发可能早已知道，未说什么。沈图是头一次听说，不禁问道：“有把握吗?”??

　　“王炳南和钱信忠同志都做过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残疾人很多，安装义肢恢复行 走功能的也很多。在这方面，他们的医疗技术和经验都是一流的，我的病历已经寄去了， 他 们的答复是做这样的手术没有问题。”??

　　为了安全到达波恩，张廷发、沈图又向罗卿汇报，使用波音-2408号飞机，15日在北京西郊 机场起飞，走经乌鲁木齐、布加勒斯特的航线。??

　　7月15日晨，沈图了解到北京至乌鲁木齐航线完全适航。8时许，罗瑞卿夫妇及随行人员和医 疗小组，到达专机停机坪，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等也到达。在飞机扶梯前等候的机长向坐在 轮 椅上的罗瑞卿敬礼，并向罗瑞卿夫妇一一介绍了机组人员，罗瑞卿夫妇同机组人员一一 握手 ，连声说：“谢谢，谢谢。”??

　　起飞前，罗瑞卿的小孙子和小外孙一直在罗瑞卿膝盖上坐着，同爷爷、外公又说又笑。??

　　预定起飞的时间9点钟快到了。送行的人都劝罗瑞卿上飞机。罗瑞卿摇摇头，他要等王震。

　　“爸爸，走吧，不要等了。”他的女儿劝说着。

　　“主胡子说来送我，他一定来。我要见到他再走。”

　　正说着，王震到，他一下车就快步走到罗瑞卿面前，一面同他紧紧握手，一面说话。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两位老将军的亲密情谊而感动。

　　飞机要起飞了。罗瑞卿吻别了他的孙子和小外孙，举着双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送行的人都热烈鼓掌。

　　9点57分，飞机起飞。郝治平坐在背对飞行方向的椅子上，坐在对面的罗瑞卿猛然想起郝治平有晕车、晕飞机的毛病，便要同她换座位，郝治平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能坚持。”罗瑞卿摇摇头，然后站起身来艰难地扶着桌子往郝治平这边走，郝治平忙站起身把他扶过来，然后坐到对面去。

　　郝治平看着对面而坐的、已是白发苍苍的罗瑞卿，不由得想起一件件往事。她想起了新婚之夜那一碗鸡汤，想起了反“扫荡”中他盖在孩子木筐上的那块油布，也想起了他在天安门上给孩子带来的那一把糖果……她想：在革命斗争中他意志如钢，可对待家人，又是柔情似水啊！

　　飞机于当日13点30分钟在乌鲁木齐降落，新疆军区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当晚，新疆军区负责人谓罗瑞卿看秦腔影片《火焰驹》。这部电影写奸臣主强诬告边关武将李彦荣投敌，其弟彦贵被逐出汴梁，在丫环芸香帮助下，与未婚妻黄桂英相见。被撕毁婚约的岳父黄璋发现后，派人杀死芸香，嫁祸于彦贵，彦贵被判死刑。即将问斩时，李彦荣赶到刑场，救了弟弟，彦贵与桂英结婚，结局是大团圆。经历了被林彪迫害、蒙冤七载余的罗瑞卿，对这一出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戏很感兴趣。看戏时，他猛然想起文化部长黄镇曾问他，《穆桂英大战洪州》这出戏还能不能演。他当时感到没有把握来回答。看完戏后他立即打电话给黄镇，向他推荐此戏，并告诉他，《穆桂英大战洪州》亦可上演。

　　7月17日，罗瑞卿夫妇继续在乌鲁木齐休息。罗瑞卿同张爱萍通话，告诉他，治好腿有99％的把握。他说：“现在我还坐轮椅。等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

　　7月18日8时，罗瑞卿一行10人、驻西德大使馆武官林千及机组13人，乘B2408号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16时13分在布加勒斯特加油，19点40分到达波恩。驻西德大使张彤和文化参赞齐怀远到机场迎接。

　　在波恩，罗瑞卿夫妇受刘伯承夫人江荣华之托，为刘伯承买了一箱药。然后亲笔给杨勇副总长写了一封信，托返回北京的专机带回。当机组人员向罗瑞卿夫妇告别时，机长林长福代表机组全体人员对罗瑞卿说：“我们等待首长的好消息，到时侯我还来接您回去。”罗瑞卿爽朗地说：“好，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来，再接我回去。”

　　到波恩不久，罗瑞卿住进了距波恩200余公里的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7月29日，经内外科检查，情况良好，决定8月2日动手术。

　　7月31日，郝治平在张彤大使陪同下，坐汽车到医院看望罗瑞卿，并让他给家里写几个字。罗瑞卿写道：

　　儿女们、媳妇们，并两个小孙孙：

　　妈妈和我身体都好。只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总有些感到不惯。再加上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我们虽接触不多，但也看到一些等级森严，也感到有些看不惯。好在这里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大自然也多少给了我们远离祖国，并且有些想家的人以安慰。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

　　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医院里的教授专家们，因为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做得好，虽然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但就医疗这一点，他们是全力以赴的。

　　其余由妈妈写。亲你们，亲我们两个小孙孙。

　　这封信，罗瑞卿就写到这里了，但谁也料不到这竟是他的绝笔。

　　下面由郝治平接着写道：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两百多公里，汽车走2点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2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一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

　　你们进步、健康！等候爸爸的好消息！

　　爸爸、妈妈

　　1978年7月31日

　　8月1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在张彤大使陪同下，去医院看望罗瑞卿，同罗瑞卿在病房合了影。郝治平待得很晚还不想走。罗瑞卿对她说：“走吧，走吧，你回去休息吧，我已经服了睡前的药，明天就作手术。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说完，他微笑着摆着手，目送着郝治平出门。这就罗瑞卿给郝治平留下的最后的影象。

　　8月2日上午，医生给罗瑞卿动了手术。中午，从手术室传来消息，手术成功。守候在室外的郝治平激动得掩面痛哭。但因怕感染，医院未让郝治平看望。傍晚，又传来消息，罗瑞卿已苏醒过来，还用英语对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说：“Goodevening，ThankYou！”

　　看来一切顺利。经劝说，郝治平回旅馆休息。她刚躺下，突然听到了不祥的电话铃声，接着便有人敲门。等她赶到医院，罗瑞卿已因突发心肌梗塞而与世长辞，时间是凌晨2时40分，北京时间为上午9时40分。

　　罗瑞卿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且不说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也不说他在解放战争年代，既经历过翻车的车祸，也经历过在高空飞机突然出事。他这一生中觉得必死无疑的大难，就经历过3次。每一次他都从死神手中挣脱了出来。然而，到了1978年8月3日，正当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的亲人为他的手术成功而庆幸的时候，他却突然离去。同志们万分惋惜、亲人们悲痛欲绝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邓小平扼腕长叹：“太不幸了！太不幸了！”从老将军杨勇、杨得志、张爱萍、萧华到部队文工团的一些著名演员，从抗大的学员、野政的干事到解放军广大官兵，从公安战线的领导人到国防科工委科学家，大家纷纷写文作诗，悼念这位可亲可敬的罗大将。

　　8月5日，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迎回北京。这一天，西郊机场细雨蒙蒙，似乎苍天也在落泪。许多白发苍苍老将军、老干部都冒雨仰望着天空，等待着运送罗瑞卿遗体的专机到来。当专机破云而出，徐徐降落时，许多人已泣不成声。解放军战士将他的灵柩缓缓抬下飞机。在杨勇等的扶持下，已经长眠的罗瑞卿大将的灵柩被送上灵车。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悲痛地握着郝治平的手，劝她节哀保重。1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罗瑞卿追悼大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在追悼会上，邓小平致了悼词。他说：　　

　　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维护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革命学风，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抵制和斗争。他坚决保卫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痛绝。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和技术的辩证统一，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和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训练、破坏战备等罪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罗瑞卿同志对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的领导人非常崇敬和热爱。他具有光明磊落、刚直不屈、明辨是非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因而，林彪把他视为篡党窃国的障碍，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使罗瑞卿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林彪、“四人帮”加给罗瑞卿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和种种迫害，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罗瑞卿同志是正确的，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罗瑞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沉痛悼念罗瑞卿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政治敏锐，忘我工作的高贵品质；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对敌狠，对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讲求效率，勇于负责，处事果断，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作风……

　　罗瑞卿同志永垂不朽！

《怀念罗瑞卿同志》

乔治华盛顿: 罗瑞卿的一生都活得很明白，怎么要去西德呢，还是没全活明白

happy_lamb: 真恶心，要说林彪作过什末好事

就是整罗瑞卿了。{cchere.com happy_lamb}

历史真是想怎末写就怎末写，让人作呕。{cchere.com happy_lamb}

罗瑞卿，一句话概括，就是有卵子的太监

司马水镜: 罗瑞卿一生总结出两个字“报应”

皇家骑警: 报应呀，报应

cchere.com ◆皇家骑警 发表于：2003-08-05 18:47:34

从某种意义上讲，罗大将确实是主席的一头优良走狗。最后也是落了个走狗的下场。no surprise.他的继任杨上将比他的结果要好上那么一点。

支持李梅: 这是中央常委的决定，要给老罗加上担子，复出以后的罗瑞卿就像晚年的周扬。

乔治华盛顿: 有一张文革时批斗的照片,彭德怀站着,罗瑞卿在箩筐里,那是他们可能想到了皖南事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