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谢国忠：投机中国的幻想终会破灭 -- 西风陶陶

谢国忠：投机中国的幻想终会破灭

http://www.crei.cn　　2005年3月25日　　来源： 时代人物周报　

全球金融市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人们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价格将会抬升国际市场价格。我认为相反，国际市场价格很可能将因为中国的发展而下降，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吸引了全球公司从中国的低成本中套利。

中国不是韩国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总是拿中国和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相比较，然后得出结论，认为商品和资产的价格应该比现在更高一些。房地产的投机者拿上海和伦敦相比，察看两者之间的房地产价格差距有多大，甚至将伦敦的房地产价格作为上海房地产价格的上限；外汇交易者们着眼于中国经济的生产力提高，认为中国的货币应该如三十年前的日元那样升值。

当一些小经济体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它的价格(比如工资、房地产价格或者理发的成本)确实可以上升到同发达经济体一样的水平上。例如，韩国全国总人口不到5000万。如果它加入到全球经济当中来，在边际水平上，全球需求将会吸收掉韩国的供给，因为这种供给量太小了。韩国的劳动力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劳动力的5%还要少，在经济起飞后不久，韩国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额外的全球需求将会推动它的工资达到国际水平，但不会超过国际水平就会停止增长。日益上升的工资将引起通货膨胀，资产和商品的价格也将向国际水准靠拢。

在中国经济中，这种价格的增长趋势将非常地不同。中国的劳动力总量比整个经合组织的劳动力总量还要大。当中国能够制造比其他经济体更廉价的商品时，即使这种产品的所有生产都转移到中国，工资也不会出现太大的涨幅。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制造量非常庞大，很多产品已经大部分都在中国生产了，比如鞋子、玩具和个人电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出口总量每十年里就能翻五倍，去年，出口总量占到了中国GDP总量的35%。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在沿海出口加工厂里的工资水平几乎就没有改变过。

劳动力严重过剩

挑战来源于中国拥有庞大的、日益增长但又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压低了中国人出售劳动力时的议价能力。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人口就已经接近了13亿，而劳动力的总量达到了7.6亿。2.56亿在城市经济中就业，1.53亿受雇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3.25亿仍然就业于农业部门。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总量是1.5亿。去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过热，也仅仅多创造了900万个就业机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情况很可能不会得到大的改善。

进一步讲，中国官方的统计很可能并没有讲出整个故事。首先，中国的人口或者劳动力总量很可能被严重地低估了。过去的二十年里，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可能导致很多农村地区低报了出生人口。我们的观察结果显示，在很多人口众多的省份(比如四川、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家庭的规模说明更高的出生率很可能被有意识地轻描淡写了。

第二，在2003年，没有雇佣工人的个体户达到了5000万个。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只能赚取一定的基本生活费。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更愿意获得一份有薪水的工作。领取薪水的工作职位数量可能位于1.5亿到1.6亿之间。仅仅这些就业机会的数量就可以和整个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所提供的全部就业机会相比。

第三，每年，大约有2000万人口满18岁，同时有同等数量的人口加入到劳动力大军。我们并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达到退休年龄。但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基本没有退休金或者养老金，很多城市工人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退休金，按照自己意愿退休的工人数量可能不超过1000万，这只占到非农就业人口总量的2.4%。因此，当前创造就业的步伐并不能满足或者说是消化规模庞大的劳动力的最新就业需求。官方的统计表明，农业人口的数量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生活成本不断提高

在一些沿海城市，到处流传着民工短缺的报道，同时，一些特定的职位所提供的薪水在迅速提高。

民工的短缺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沿海出口加工厂的工作条件太过恶劣，经常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而每个月的收入却只有70-100美元；二是在工资增长停滞达十年之久的同时，生活成本却在不断上升。民工外出打工一般是为了有所剩余以贴补家用――工资和生活成本之间的差额需要邮寄回位于农村的家里，以养家糊口。自从2002年以来，基本的生活用品价格迅速上涨：鸡肉价格上涨了35%，大米价格上涨了30%，面粉价格上涨了23%，水价格上涨了16%。民工工资的上涨速度根本就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民工不再愿意为了同等的薪水而进入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那些省份工作的原因。

在过去的两年里，经验丰富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呈现出两位数的高增长。全球的跨国公司都加紧了以中国为基地的资源重新配置，它们竞相聘请那些有丰富经验的管理者。这种人才的相对缺乏推动了他们的工资不断攀升。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量的新人将获得相关的经验，现在的薪水上涨在五年内将转变成工资增长停滞不前或者是下降。

在互联网泡沫中，在IT行业里，初始阶段相对需求的人才缺乏导致他们的工资迅速达到了国际水平，后来大学培养出了更多的IT专业人才，而且在高科技泡沫破裂之后，对这类人才的需求增长也停滞不前，现在，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互联网繁荣时期下降了70-80%。

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进入熟练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初期。十年前，每年从高等学校毕业需要就业的人口只有92.4万人，2003年已经达到了380万人。大约40%的大学毕业生将很难找到实际上的确需要大学生做的工作。为了距离这个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更近一些，很多跨国公司将继续将大量的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

谁在获益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了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的劳动力并不能享受到这种增长所带来的高工资，那谁将得到这些增长的收益呢？

我认为，跨国公司将牢牢控制住分销的渠道和商标所有权。大型零售商的不断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的议价能力。这些大型零售商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进行生产，而所生产的产品则运往富裕的发达经济体市场销售，这些零售商获得了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大部分收益。当然，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也会收益，他们可以支付更少的金钱就能获得同样质量的商品。相对于中国的消费能力，中国的投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发生改变。

中国的工人从他们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获益甚少，这对中国的房地产和商品的价格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房地产价值的增长主要和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密切相关。房地产投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带来工资的快速增长，他们只是赶在了中国工人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前面抬高了房地产价格。中国的工人将会用未来更高的工资收入来购买价格已经很高的房地产。这只能是一种幻觉。

认为“商品价格的日益增长是合理的”的判断是基于同样的幻觉。中国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的只能是与其工资水平相对应的消费水平，而这并不是由经济的总规模来决定。中国经济正在快速扩张的是就业数量，而不是工资在普遍增长。最后，来自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负担将压低每个消费者的真实收入。中国的消费者不可能迅速变得富有到足以赶上商品价格的快速增长。但是，原材料价格高涨所带来的冲击将被房地产泡沫所吸收。

　　(中国房地产信息网 www.crei.cn)　　(作者：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谢国忠)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但是，只要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就会继续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率得以提高。

　　《21世纪》：数据显示，2006年新增城镇人口约为1500万人，与前几年城镇人口每年新增2000万人相比较，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有所减慢。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原因是什么？

　　蔡昉：一种可能是，每次我们做完人口普查都要调整数据，例如2000年做了一次最大的调整，重新计算了城乡人口比例，2005年进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也可能会调整数据，这是一种可能性。现在讲的城镇化，不是户籍城市化，而是只要居住半年以上就算在内，实际上指的就是比较稳定的农民工。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城镇化的速度确实在由高速向常规转化。

　　我们做了调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下降。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我们估计，在现在的条件下，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因为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我们的城镇化速度有所降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我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的了。

　　我们没有想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越来越不剩余了，我们脑子里长期以来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现在要破除这个神话，我们过去高估了农业中实际就业人数，低估了农村中非农产业中的实际就业人数，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实际已经转移，进了乡镇企业，没有进城，我们却将这部分算作是剩余。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无穷无尽。

　　破除了这个神话，你就会发现一些传统观念的错误，过去很少通过提高农业技术节约劳动力，而是那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土地稀少，不需要节约劳动。但现在实际情况是，我们需要通过农业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力，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能再度产生大批可以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按照发达国家的情况，通常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大概也就是5％左右，有的国家像英国只有2％，高一点的日本也只有6％，按照这个比例算，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力还可以大量转移出来。

　　实际上，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提高得很快。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其它产业不同，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发达国家要提高一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需要技术进步，需要投资改善它的资本构成；但农业从来就是一个劳动力剩余的产业，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不是技术提高，而是取决于这一批人有没有出路，农业劳动力能不能减少，只要人数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都不用增加什么投入。再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需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

　　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说中国没有劳动力可转移了，而是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会结束，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使农民进行转移。所以，我们确实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如果还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障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转折点，要从过去的偏资本转向偏劳动。

　　《21世纪》：我们目前的城市化率还比较低，您所说的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得太早了？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有大量人口没有城市化，那人们的生活水平会比较低。

　　蔡昉：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是有两个转折点，两个“刘易斯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结束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需要提高工资才能够继续转移；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基本相等。只有在第二个转折点到来的时候，城市和农村的边际劳动力生产率基本相等，农村人口才不再向城市转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差不多，城乡基本上一体化了。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到来的是第一个转折点，只要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就会继续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率得以提高。

　　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得比较早，比其他国家早，这取决于我们的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转变比其他国家快得多。中国的死亡率解放以后就下降了。部分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在七十年代之后开始下降，中间只有约20年的时间，而其他国家从低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一般要用50年以上。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几乎是全世界最快的，其结果就是，六十年代之后，少儿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抚养比比较低，遇到改革开放的大好条件，这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人口红利”。但这到来得快，去得也就快。既然前一阶段时间少儿比重较低，那一代人之后，为劳动人口的人数也会比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大大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能够无限供给，使中国比较快地就到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到来较早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村的工业化，甚至可以看做是农村的城镇化，如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是中国特有的，如果把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都算到城市人口中，那城市化率就会提高很多。现在的统计中，乡镇企业的1.4亿劳动力和他们的家人，是没有算成城市人口的，但他们实际上是非农就业。

　　《21世纪》：我们是否也会很快就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能是在低水平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蔡昉：如果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城市和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基本相等，那就是一种均衡状态，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其实，城市化水平多高并不是最重要。没有人说城市化水平是70％就好，50％就不好，我们嫌城市化率太低的原因是城市和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差太大，因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差距。如果形成了均衡，那就说明生产要素和产品是充分流动的，改进效率的制度障碍不存在，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农村的生活水平低，人们就会迁往城市。

　　我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形成充分竞争，各个产业、各个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都实现均衡，均衡以后我们不在乎谁的比例是多大。不过，我不认为我们很快会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21世纪》：也就是说，现在是有制度障碍妨碍了均衡的实现，是哪些制度呢？

　　蔡昉：现在看，阻碍劳动力流动最核心的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不光是一个登记的问题，它是一个母制度，派生出很多东西。如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农村不能成为一体的，在就业上也有歧视，企业用下岗职工有奖励，但是用民工却没有。所以，户籍制度及因其而诱发出来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这一系列制度都构成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说到底，就是要有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

　　制度障碍现实存在，我们不可能一下就消除。政府部门愿意走一条渐进式、不引起振荡的道路，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也是这样。因为解决户籍制度的关键不在户籍制度本身，而在于社会现实的状况。如果现在就放开户籍制度，可以随便流动，那几亿农民都涌向城市，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所以，重要的是先消除附着在户籍身份上的福利因素，特别是巨大的城乡差距。

　　其实户籍制度也在改革，名目还是一样，但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30年前，我农村的亲戚到我们家来，都要报临时户口；现在到城里打工，租了房子，甚至把小孩花高价送进学校，都是合法的，没有人敢剥夺这个权利。我们提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是对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具体内容提出更明确的要求，这样改革的目标更为明确，进程也可能加快。

　　《21世纪》：说到制度，各地现在都在调高最低劳动工资，这是不是也是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适应？

　　蔡昉：目前，劳动力制度的调整都会倾向于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之后，劳动力市场的规制程度需要逐渐提高，但是管制也有可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因此，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特别慎重地选择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不宜操之过急，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

　　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低的工资水平，在这个水平下企业家愿意雇佣越来越多的人就业，结果是原来没有工资的人现在有稳定的工资，人均收入水平是提高的。还有一种是硬性提高了工资，企业家由于工资成本提高，所以减少了雇用的人数，结果是一部分人受雇，他们工资比较高，但另一部分人却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结果就是有人工资高，有人没工资，收入分配不公平。所以我觉得，保持市场工资、扩大就业，是初次分配中最有效率的一个办法，调高最低工资应该与市场工资相协调。当然，有些雇主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劳动者进行欺诈，针对这些情况，就要有严格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21世纪》：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城市要吸收更多的就业，就必须提高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据观察，实际工资水平确实在上升，这跟当下的通货膨胀有没有关系？

　　蔡昉：我们习惯做实证，要做完计量分析，建立一个模型才敢下结论。对于当下的通货膨胀，我还没有进行这样的研究，只能做一些定性的、猜测式的分析。这一次通货膨胀，80％是由食品价格拉动。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需求增加，食品供给没有大问题。猪肉的供应是出了点问题，其实猪肉和劳动力短缺是有关系的，农户散养猪的数量下降，他们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去养猪，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其他方面则是由于需求，农民工工资提高，拖欠减少了，再就业取得了成就，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也增加了，就一定会增加食品消费，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很高，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重较大。因此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80％是由食品造成，其他的核心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现象。

　　我觉得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应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控制投资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用货币政策来解决不是方法。用货币控制无非就是让经济冷却一下，经济冷却能解决食品物价问题吗？造成的结果是，开工减少，劳动力需求减少，伤害了就业，伤害了三农，低收入者反而增多。我觉得，以ＧＤＰ年增长11％的速度发展经济，零通货膨胀是不正常的，更让人放心的是能够有一个轻微的通货膨胀，那可能会更健康一点。就好像说，剧烈运动完之后你得喘气，你得口渴，如果你剧烈运动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连心脏都没有加快，人们反而会担心你会猝死。

　　但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的确可能对低收入者造成冲击。政府应该尽可能用财政的办法，防止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更要防止贫困率的上升。我觉得国家现在采取的许多补贴办法是正确的，效果也将是最直截了当的。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三种估算　　　　

　　 转移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 剩余劳动力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情形一 20000 41.2 17802 36.7 10698 22.1

　　情形二 23232 47.9 18989 39.2 6279 12.9

　　情形三 23232 47.9 22787 47.0 2481 5.1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2007-12-13 10:09:00D:蔡昉：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挑战 ← 农村改革 ← 中国改革论坛.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