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走资派的前世今生之一.释名和辩证法 -- 史文恭

作为一个归类，“走资派”曾是一个席卷中国，令冠者闻风丧胆的名词，作为这个词后面所代表的那一批人物，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个名词的产生，和它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兴衰浮沉，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伴随着这个名词的沉寂和它所代表的群体的回归，新中国迈入了一个颠覆性的新时代。所以，这是一个镌刻在时代之上的关键词，一个承接原教旨主义TG异化过程的关键词，一个凝聚了无数悲欢离合的关键词，一个在多年以后依然让我们回味的关键词，---那么，就让我们开始，看看这关键词的前世和今生吧。

走资派的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定义看似简单，实际内涵很深。---

其一，按照这个定义，那美国，英国的首脑们算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 “走资派”并非泛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势力，而是一个特指，它的指向是TG内部的一部分成员。而且是领导成员，--据此，我们就能看出，“走资派”这个词首先就是贬义的，它的指向是一个背离组织宗旨的群体。

其次，作为一个判断标准，这个定义突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标准，是很有深意的。自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之后，中国已然宣布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出现一群明显是动摇“国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判定原则究竟如何，它到底是经济制度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呢？

最后，“走XXX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定语，突出了两点，即，“正在进行”的“领导者”。而这就让我们奇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TG党员怎么能成为TG政权的“当权派”呢？

所以，可以看出，“走资派”这个定义本身就隐含了前三十年TG政权中的一个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纠结。-----不过，在展开这个“纠结”之前，还需要说明一个关键问题，-----严格地讲“走资派”这个概念是出自于1965年东哥主持制定的著名历史文本，《二十三条》，后来这个概念风靡文革，成为被打倒的一大批TG各级领导的代称和他们的罪名。 但本系列中的“走资派”并非狭义的“走资派”，而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为作为历史爱好者，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名词，“走资派”可以在一夜之间出现于1965年，但作为一个群体的发展，绝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因此，要说清楚这个故事，就要说明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缕清其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广义上的“走资派”，可以理解为建国后第一代TG革命者所转换的当权者。而本系列的故事，围绕着的也就是红朝第一代的吏治逸事了。

好，回来。在第一篇里，对于这个“走资派”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归纳。按照TG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来说，所谓“走资派”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作为革命政党的TG向执政党的TG转换的过程。是从一个争取人民到统治人民，从打破秩序到维护秩序，从物质匮乏到朱门狗肉，从团结一致到各执己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大背景是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的小背景是TG作为一个组织自身发展的历程。而两个大背景互相渗透的影映下，闪烁的是辩证法无情的原则。即任何事物运动的过程，都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转换的过程。你喜欢美食，于是你暴饮暴食，然后你腰带渐宽，终于你胃口大减。-----这是发生在史文恭身上的小小的一个辩证法的例子，而这不过是生活里小小的悲喜剧。但在历史的转轮里，辩证法的法则所影响的就不是可以一笑了之的。曾经战无不胜的TG，曾经在外敌围困，内无粮草的绝境里自力更生的TG，也会从少年，青年步入中年，老年，成为像现在这样一个富得流油却充满胆固醇的巨人。而这个过程的推动力量，正是来自TG内部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转换”。------是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因此，需要我们用自然的心态来消化和吸收。

最后，这个发生在TG身上的“走资派”的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进程。所以，这是俺给上一个小坑的补充。

这个过程的转捩点是8平方。8平方标志着TG正式转变为统治阶级而不再是一天到晚“带领”人民的造反和斗争的山大王。本来这个转变可以有温和的道路的。但是由于TG自身理论研究的极端缺乏，TG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如果早有人想史MM这样梳理名词背后的意义，也许天朝的发展能少走许多弯路。

坐等史MM的理论探讨，还有更重要的--------“吏治逸事”的八卦，八卦越多越好

一个人成为走资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因而还是加上定语比较明确,

建国后第一代TG革命者所转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

“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带有太多的道德色彩，用于分析本身已经道德色彩过份的三十年，会把问题搞乱，陷入无聊的道德批判，虽然不论你如何冷静可观，有些人就是以道德批判为乐。

不是我的原创，听来的。

关于文革的起因有多种论述，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种：

（1）权力斗争说

（2）路线斗争说

（3）阶级斗争说（包括反“和平演变”说）

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我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仍然可以考虑判定方法问题，就是怎么判断文革的原因到底是以上三种中的哪一种？

下面从一个司机的角度谈谈判定方法问题。

假定一群人坐在一辆车上，这时车上就可能发生三个级别的斗争：

（1）争夺方向盘的斗争，谁来开车？你开还是我开？这就是权力斗争；

（2）决定行车路线的斗争，我说经过A地再到C地，你偏要经过B地到达C地，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就是路线斗争；

（3）决定目的地的斗争，我说咱们到甲地，你说到乙地，车到底要开到哪里？这就是阶级斗争。

要判断车上到底发生了哪个级别的斗争，关键不在斗争的过程，而在斗争的结果。要看斗争结束后车辆的行驶情况来决定。

如果车的行驶路线和目的地都没有改变，只是换了驾驶员，那发生的一定是“争夺方向盘”的斗争；如果车的目的地没有改变，而只是改变了行车的路线，那发生的一定是“决定行车路线”的斗争；如果车的目的地改变了，原来要去的地方不去了，那发生的一定是“决定目的地”的斗争。

历史总是这样，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我们无法真正目睹当时的一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前后两个过程的对比来做出关于前一过程的大概判断。

外链出处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１月５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３月１１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３月２８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２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３月１１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户占５０—６０％；半守法半违法户占２０—３０％；严重违法户约占４％；完全违法户约占１％。１９５２年４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１０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造反派 保皇派

分类：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地富反坏右分子

对于“走资派”经过揭批查，鉴别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者以及经过教育认识错误予以“解放”的革命领导干部

经过“斗、批、改”，两派“工人阶级大联合”，军代表、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实现“三结合” 成立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人 也有被“揪出来”的 不过一般来说 是“天然革命”的

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建立后，会出现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因此要不断革命。这就是“走资派”的根源，和文革的理论基础。

不是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其实就是官僚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有两个根本，一是配给制，而是平等，二者是互为基础的，配给制造就了共同利益，平等造成了共同精神。共同利益和共同精神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而既得利益和既有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官僚集团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因此称为“走资派”，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人都是有私心的，以共同利益和共同精神为核心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盛行一时，根本就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恐惧情绪，对饥饿的恐惧，对战争的恐惧等等，恐惧让人们紧紧靠拢在一起，形成了共同利益和共同精神。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也是共产主义兴衰的根本。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改造主要针对的是地主和资本家，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反右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这些人也是记得利益者，更是既有精神的代表，文革主要针对的是官僚，这些人还是记得利益者，不同的是前两种既得利益者是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而官僚集团则是新中国成立后而形成的。

共同利益与既得利益，共同精神与既有精神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不同社会状况下，有的时候趋于对立，有的时候趋于统一。中国的近现代史，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变，既有朝代兴替，又有外敌入侵，还有科学技术的兴起，中华文明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亡国灭种和饥饿死亡的恐惧，在全中国蔓延，这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大环境。

对于后进国家而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实现超越发展的两种途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精英主义，精英主义主要来自贵族、骑士、武士等，中国向来缺少真正的精英，因此不可能有真正民族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一种大众主义，这刚好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文化一脉相承。可以说，社会主义是以国家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以民族的共同精神为基础，现在来看，只有这两种途径才能实现后进国家和民族的超越性发展。

以国家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铲除一切既得利益，如果有利于共同利益，这种既得利益就应支持，如果有害于共同利益，这种既得利益就应该打击。但不管什么时代，官僚主义都是一种有害的既得利益，因此不但文革的时候要打倒走资派，现在也要打击走资派，将来还要限制走资派。

现在，中国社会很多的乱象，其根源都是干活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干活，造成这种乱象的正是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勾结，相互媾和的结果，这，将是决定中国的未来命运。

不是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与真正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联盟，甚至融为一体，便是现在中国的“走资派”。

文革应该是路线斗争，但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有点激烈了。

必做好人？

我相信，“变态犯罪”这种事物，即使它“转化了”，改邪归正了，之前的变态，也绝不被普罗大众认为是“积极因素”。

比如，911，对美国轰炸机胡乱轰炸过的国家，也许认为是“绝对的善”----客观上，到底还是恐怖活动，只要美国人还没丧心病狂到把胡乱轰炸的集束炸弹换成原子弹，这句话，就说得通。

当然，人举行婚礼，你上去一阵炸弹，来个“父母兄弟”一扫光，剩下的亲人们，是否按“普世的逻辑”来思考911，或者干脆加入基地组织，见美国人就杀----这里面的道义与道德，绝对不是外国人能随便置喙的！

如果有人说，想报仇，找美军决战，恐怖活动算神马英雄？

当年对抗八国联军的农民，拿个木棍竹竿决战火枪，死百十个人，没准能碰一碰长毛洋人----今天的阿拉伯人，武器升级到AK47，火箭筒，死一千人，能冲到美军基地大门？

死一万都不成。

说到底，911还是美国人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