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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谈西方名词翻译中的常见问题

神州遗少361 原作　提交：20:29:41 08月03日

小谈西方名词翻译中的常见问题

如何把西方世界中的名词准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长期以来是个老大难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翻译人员的文化水平良莠不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汉语本身存在表音和表意先天不足的欠缺。原则上说，名词翻译其实无非是音译和意译两种，但西方语言中的许多发音，在汉语(包括方言在内)里根本没有，许多概念更是找不到特别合适的汉字载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代翻译家们提出了翻译的很多标准和原则。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文化输入活动是引进印度佛教，有稽可查的第一位翻译家是安世高，他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曾长期印度留学的佛学家玄奘在初唐年间主持了机构健全的译场，在19年间译出75部佛经，共1325卷，并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影响甚大。清末思想家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1898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从此成为不刊之论。“信”即诚信，“达”即通达，“雅”即典雅。三者之中，“信”最为重要，“达”次之，“雅”又次之。但再好的理论毕竟也只是理论，即便是在现代的实际翻译工作中，能够比较理想地符合这三条标准的实不多见，结果使人完全无法从中文译名推出大致的西文原名，给国人造成了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和文化中的大量困难，没有达到翻译工作应该达到的目的。下面，我就来简单地总结一下西方名词翻译中的几个常见问题。

一、“L”和“R”混淆。

这应该说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汉语里不存在拉丁语和大部分欧洲语言、也包括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中的“R”这个舌后颤音，很少有中国人能够把它发准，所以翻译家们往往用相近的“L”代替它。具体表现有：“La”和“Ra”普遍都“拉”“Le”和“Re”普遍都被翻译成“雷”、“里”或“勒”；“Lo”“Ro”普遍都被翻译成“罗”或“洛”；放在词尾时，“L”和“R”都被翻译成“尔”……等等，比如拉登(Laden)和拉巴特(Rabat)、巴黎(Pari)和巴里(Bali)、罗伯特(Robert)和罗兹(Lodz)。

二、“B”和“P”混淆。

如果说把“L”和“R”混淆起来，还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的话，那么把“B”和“P”混淆起来，就让人无法理解了。也许是因为以“P”开头的汉字多数不够“雅”；为了它们看起来“雅”，所以翻译家们就喜欢本末倒置，把最重要的“信”扔到一边去了。具体表现有：“Ba”和“Pa”都被翻译成“巴”；“Bi”和“Pi”都被翻译成“皮”或“庇”；“Bo”和“Po”都被翻译成“波”、“玻”或“伯”……等等，比如巴基斯坦(Pakistan)和巴士拉(Basra)、波兰(Poland)和波斯尼亚(Bosnia)。

三、“D”和“T”混淆。

与把“B”和“P”混淆起来的问题相比，把“D”和“T”混淆的这个错误就更加让人无法理解了。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有些翻译家们不会说普通话，或者借用了他国译名。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台湾和海外十分流行，幸好近年来在大陆比较少见，具体表现有：“Da”和“Ta”都被翻译成“大”或“达”；“De”和“Te”都被翻译成“德”；“Do”和“To”都被翻译成“东”，“Du”和“Tu”都被翻译成“都”……等等，比如大马士革(Damascus)和大不里士(Tabriz)、德意志(Deutsch)和德律风(即电话，Telephone)、安东尼(Antonius)、奥古斯都(Augustus)等。

四、“C”和“G”混淆。

应该讲，这个奇怪的问题责任不全在中国翻译家们，因为拉丁语里本来没有“G”，是在罗马帝国中后期从“C”演变过来的，两者形状相似，也确实容易混淆。但国门打开了这么多年，如此明显的错误还在各种书籍里大行其道，实在令人费解。具体表现有：“Ca”和“Ga”都被翻译成“伽”；“Con”、“Cun”、“Gon”和“Gun”都被翻译成“君”……等等，比如伽太基(Carthage)和伽利略(Galileo)、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君特(Gunther)。

五、“H”和“X”混淆。

这个问题是把“雅”置于“信”之上的典型，主要表现是把“He”和“Hi”都翻译成“西”或者“希”，比如希腊(Hellas)和西班牙(Hispania)。

六、“E”和“O”混淆。

这个问题也同样是因为把“雅”置于“信”之上，主要表现是把“Co”、“Go”和“Ge”都翻译成“哥”或“格”，比如哥伦比亚(Colombia)、哥白尼(Copernicus)、哥特(Goth)和格鲁吉亚(Georgia)。

七、“A”的两种发音混淆。

众所周知，“A”在词头一般发近似“阿”的音，而在词尾发近似“亚”的音。可惜我们的有些翻译家们并没有领会这一点，把在词头的“A”也翻译成“亚”，比如亚细亚(Asia)、亚美利加(America)、亚美尼亚(Armenia)、亚历山大(Alexander)和阿非利加(Africa)、阿拉伯(Arab)等。

八、一半音译，一半意译。

很多翻译家们都喜欢对西方名词一半音译，一半意译。他们的原意也许是好的，希望借此帮助国人对外语加强理解。但可惜规则不一，经常造成误会。比如既然New Zealand可以被翻译成“新西兰”，那New York为何不被翻译成“新约克”？有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德国大众汽车总部所在地叫Wolfsburg,现全部音译为“沃尔夫斯堡”，但过去则是一半音译，一半意译的。先是有人把它译作“狼堡”，后某著名翻译家嫌“狼”字不雅，竟信笔将其改为“朗堡”，后人遂不知所云。不精通外语的读者，往往不知道翻译家在何处音译，何处意译。又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末，某老举人听外国地理课，知德国有慕尼黑城，乃大怒曰：“荀子有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屈子亦云：‘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好清而恶浊，亲白而远黑，此先贤之至德，虽万世不可易也。今德国人不慕沙白而慕泥黑，其所谓‘德’者安在？甚哉其伪诈也！”众咸不能对。其实在德语里，慕尼黑叫“明兴”，巴伐利亚叫“拜仁”，都是很好听的名字。过去也曾经有人这么翻译，但后来不知为何又改用它们的英文名了。“拜仁慕尼黑”一名半英半德，就更加可笑了。我上中学时，也听同学问过比如“西班牙在欧洲，那东班牙在哪里？”或“葡萄只长芽，不长牙吧？”之类的问题。又有一次历史考试作弊，身边的两个不学无术的家伙问我：“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叫什么？”我轻声说：“君士坦丁堡！”结果卷子发下来，这两位大仙一位答作：“军事坦丁堡”，另一位更绝：“菌丝蛋丁煲”！历史老师又好气又好笑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不用再考虑报志愿的事了，我已经给你们找好了……”

九、漏去词尾的若干音节。

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名词往往音节过多，即便翻译过来，也很难熟记。所以很多翻译家们采用了漏去词尾的若干音节这一办法，虽然行之有效，但也遗祸千古。具体表现有：省略“us”，比如“Romulus”被翻译作“罗慕路”，“Commodus”被翻译成“康茂德”；省略“an”,比如“Theodosian”被翻译作“提奥多西”等。

十、其它问题。

莫名其妙，而且导致严重误解的大小翻译问题，实际上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把“Charles the Great”翻译成“查理曼大帝”，其实“Charlemagne”只是他的英语外号而已(而且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英语呢)。他的原名叫“卡尔”(Carl或Karl)，即“查尔斯”或“查理”(即Charles)的旧式写法，与马克思同志或英国王储同名。更加要命的是，他的弟弟倒真的叫“卡尔曼”(Carlmann)，完全可以翻译作“查理曼”。再比如著名的东罗马帝国皇帝Justinian，他的译名就很奇特。“Ju”一般被翻译成“尤”、“犹”或“朱”，比如犹太人(Judean)或朱丽叶(Juliet)，绝对不能翻译成“查”；“ti”被翻译成“丁”是因为“t”和“d”混淆，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最后的“an”也被省略了，于是乎Justinian大帝就不被叫做“尤斯提尼安”，而得到了一个与他的原名风马牛不相及的新名字“查士丁尼”，让人怀疑那位翻译家是否学的是哑巴外语。过去在佛经古籍的翻译中，人们倾向于使用刁、难、怪字，而汉唐宋明各朝语言发音不同，时间长了以后，它们听起来就离梵文原音越来越远了。

如果仔细研究，我相信还能分析出更多传统性的名词翻译问题。很多，甚至绝大多数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它们已经约定俗成了，改起来阻力很大。最好的解决方法当然是直接引用原文名词，可惜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有办法，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