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厚重河南》――叩访朱仙镇 -- 加勒比超人

作者：齐岸民

在朱仙镇西大街，我指着一栋房子对街上的陌生人大声地问：“这是老房子吗？”连续问了几栋，回答都是否定的。一个开杂货铺的中年女人指着不远处一栋塌了一壁山墙的房子说：“那个是老房子。”我没有继续追问，因为那栋房子虽然破败不堪，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最多不过是解放前的遗物，远不是我所想要找的老房子。

我对中国历史四大名镇之一的开封朱仙镇仰慕已久，也耳闻西大街是当年朱仙镇７２条街道中比较牛气的商业街。可如今当我站在西大街上，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条质朴的民宅街，街上稀稀拉拉几家铺子，有卖烟酒糖果的，有修自行车的。从眼前所看到的场景，我简直无法相信，历史文献中描述的那个繁华的朱仙镇就曾经存在于这片土地上。

　　若干年前，一位领导人曾经在朱仙镇颇有些黯然神伤地撂下一句话：中国四大历史名镇，唯独朱仙镇没落了。此后，朱仙镇政府怀着一腔热情开始了复兴计划。

一串解不开的疑问

　　第一次去朱仙镇，接待记者的是镇党委的一位副书记。他领我看了镇上几个景点――岳飞庙、关帝庙、清真寺和启封古城遗址。我试图与他或其他镇上官员讨论关于朱仙镇能否再度振兴的问题，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他说，看看资料，什么都有了。

　　第二次去朱仙镇时，我预先没有和镇政府联系，而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在“民间”闲逛。闲逛中，我依旧没能消解心头的疑惑：朱仙镇业已逝去的繁华究竟是何种程度上的繁华？是否有点言过其实？

　　岳飞庙的导游金瑾说，关帝庙那石板路，是镇里用散落的老石碑在很早以前铺就的。她蹲下身子，擦去石板上的浮土，露出石板上的字迹，以证实自己的说法无误。街头一位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我小时候，这镇上的庙宇还一个挨一个，关帝庙的木牌坊也在。现在，这些都毁了。”听着老人的感叹，看着关帝庙前那对漂亮的石狮子，触摸着贾鲁河上老态龙钟的大石桥石栏，我对朱仙镇繁华往昔的怀疑又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贯穿朱仙镇南北的贾鲁河，当地人称之为东京运粮河。如今的贾鲁河水极浅，水色如墨，似乎连扬起波纹的气力都没了。两岸的仿古商街空空如也，寂静得有些压抑。

　　作为中原地区连接江淮流域的最大水陆交通码头，朱仙镇是如何衰落的呢？单单一个黄河泛滥还弄不败它、整不死它，那么是谁给了它最致命的一击？是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势所致？还是近代铁路、公路的兴起与发展败了朱仙镇的地运？没有太多的学者给朱仙镇的衰落原因下一个最终的结论，不过大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贾鲁河赖以载舟的水干涸了，朱仙镇便随之萧条了。这是否是最直接、最根本、最实质的原因？我实在说不清楚，也不想对业已形成的观点礼貌般地点头称是。

我心存着解不开的疑问，返回郑州。我不知道该如何在“厚重河南”这个版上向读者表述朱仙镇的历史和现在，也不知道表述它的意义是什么。是把历史资料再作一次糅合，玩一次文字粘贴，还是试图告诉人们，只要我们肯努力，就能够在今天重新拷贝出一个明清时代的朱仙镇？

　　有必要拷贝繁华的过去吗？确实，今天有不少人在做这样的努力，尤其是先前自认阔过也的确阔过的地方，譬如西安、开封、南京、杭州、扬州等。曾经阔过的朱仙镇，也有这个愿望。

一个淳朴的中原乡镇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城市的建立是因为人类想要过上好日子、方便的日子。

　　人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不断建造城市的历史。全世界的乡村人口正在不断拥向城市，更多的城市正在无休止地向四周膨胀。巴黎最初的规模只限于一个叫斯德岛的小岛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巴黎人又在老城之外建立了拉?德芳斯新城。几年前的浦东新区，在上海人眼里还是乡下，如今已经成了新上海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朱仙镇人振兴古镇的动机，就是想使朱仙镇的“沙盘”建得更大一些，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朱仙镇政府就有一个“沙盘”式的计划。其实，朱仙镇人的胃口并不是很大。他们的愿望也只是有限地修缮或恢复昔日的庙宇、街道。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有没有必要为历史盛名所累，死抱着复古主义的情结去实现振兴之路？即便此路可行，所需的资金又从哪里来？即便是募到了资金，盖起来的仿古楼宇人们认不认？

　　皖南徽州原本已经保留了许多明清两代的牌坊和民居，却傻乎乎地又投巨资建了一个“徽州文化艺术园”，拷贝了一个又一个的仿古牌坊，结果招来一顿臭骂，落了个名利双亏。安徽人建“徽州文化艺术园”，其初衷是想让游人无须路途颠簸，就把徽州一府六县的景点一览无余。虽然想法很好，但他们花钱费力建起来的伪“古董”，却倒了大多数旅游者的胃口。

　　朱仙镇是否在重复着与徽州同样的错误？这只是一个问题的提出，不是结论。我们没有能力为一件正在进行的事情过早下结论，但有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催着我们思考。

　　其实，在我们之前，有一个学者已经思考过了。

　　１９９６年９月，这位只身来到河南，再次对中原乡村社会进行调研，９月２３日当他第二次来到朱仙镇时，留下了如下的文字：

　　上次来访，时值麦收时节，全镇街道，几乎全成打麦场。此次重访，恰临秋收，大街小巷，晒满玉米。百余年前华北平原上的繁华市镇，如今只是一个大村落。

　　我没有断章取义的意思，这是实情。如今的朱仙镇，的确长着一副很典型的中原乡镇的淳朴样子。

水运时代造就朱仙镇辉煌

　　在我们审视朱仙镇兴衰之前，有必要对古代中国倚重水运的历史和朱仙镇的过去作一扼要交代。

　　从拍摄于清朝末年的老照片中我们发现，当时车辆的轮子大得有些夸张。那圆圆的轱辘一看就知是木质的。有着这种轮子的车辆，在当时那些颠簸的土路上前行，可想而知该是多么艰难。因为陆路运输困难，所以在古代中国，水运的地位至关重要。如果有自然河道，人们肯定会把它利用起来。在没有河水的地方，人工掘地也得整出一条能浮舟载船的河道。战国时的鸿沟、隋代的大运河、明朝的贾鲁河等，大都由人工开掘而成。当时挖掘运河，犹如现在的铺铁路或者修高速公路。

　　北宋的首都汴梁，就是一个河运的中心。元代时，黄河多次在开封决口，汴河等河流最终被泥沙淤塞。明弘治七年（公元１４９４年）开始开掘贾鲁河，至明末，贾鲁河完全开通。朱仙镇的繁荣，即自贾鲁河开通之日始。

朱仙镇最兴盛的时期是清康熙年间。当时，朱仙镇的镇区呈不规则的圆形，纵横三里许，周长十里余，有四个大门。河水自北南下，穿镇而过。在镇外的贾鲁河上，设置有一个闸门，可启能闭。舟船从朱仙镇南下，经淮河可远达扬州。

　　朱仙镇人一说起过去就不禁眉飞色舞：“那时俺这镇上人口２０多万不说，光各地的客商就有好几万，街道、庙宇多得数不过来。”

　　当时的朱仙镇究竟有多繁华、多阔气？在这方面只有史料文字的简单记述和口口相传的人云亦云，没有任何可资“养眼”的场景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不过，与同列四大名镇的汉口作一下对照，多少可以弥补这一遗憾。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汉口，还是一派粉墙黛瓦、千帆林立的南方水城神韵，那是一帧泛黄的老照片给人的直观感觉。在四大名镇中，朱仙镇和汉口都是因水运而盛极一时的，故而可作一比。

　　当年的朱仙镇确实不愧为一方商业重镇。据史料记载，镇中往来客居的商人，有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诸省的，其中以晋商实力最雄厚。晋商在朱仙镇上设票号、建关帝庙，垄断了金融行业。陕甘帮多经营山货皮毛，徽商帮专营典当、茶业，福建人一般贩米卖糖，本省人则开酒肆和手工业作坊。本镇西双泰的竹竿青酒、玉堂号的豆腐干以及年画，也是远近驰名的品牌。

　　朱仙镇不仅是商业重镇，也是历史名镇。信陵君门客朱亥，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用铁椎击杀晋鄙的那位大侠，老家就在这里；岳飞北伐，却被朝廷十二道金牌召回，也是在这里；李自成曾经在这里与明军主力激战；太平军、捻军攻打开封时，都是屯兵朱仙镇。

贾鲁河淤塞之后

　　朱仙镇走向衰落，是黄河多次施暴的结果。

　　据《开封县志》载，从公元１１９４年到公元１９４４年的７５０年间，黄河在开封县境内决溢多达３７１次，平均两年泛滥一次。每次黄河泛滥，都会出现城镇被毁、村落消失、耕地被淹和民众流离失所的惨剧。

　　黄河泛滥造成泥沙淤积，贾鲁河的河床逐年抬高。朱仙镇完全不通舟楫，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其水运地位随即被周家口代替，这是历史学者认定的朱仙镇衰败的第一个阶段。４年之后，京汉铁路通车（１９０４年）。１９１２年，津浦铁路开通。于是，中国整个南北交通路线面目全非，一个倚重水运的时代彻底宣告结束。

　　据朱仙镇略通文墨的老人讲，清朝道光年间，大水淹了朱仙镇的东镇。当时水深丈余，水退后积沙数尺。此后，店铺大多西移，西镇成了维系朱仙镇繁荣的最后屏障。

　　河南省文化厅的老开封人钱大梁说：“唐代以后，长安、洛阳急剧衰落，而汴梁却因为有了汴河的存在，五代之后一步步繁盛起来。明清之后，汴河、贾鲁河水运功能消失，开封区域作为河南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随之逐渐减弱，最终拱手让给新兴城市郑州。”

　　一些学者甚至从风水学的角度把这种转移解释为是“地运”变化所致。其实，汉口“命中注定”也要面对洪水的肆意蹂躏。史载，从公元７７０年到公元１８２１年，也就是１０００多年的时间里，汉口地区就发生过５０多次比较大的洪水。１９３１年的大水险些毁了现在的武汉三镇，慌得司令官夏斗寅在龙王庙设案烧香，面对长江三跪九叩。蒋介石也急匆匆赶到武汉视察水情，发表《告被灾同胞书》。单单是水灾也就罢了，火灾、战争也是汉口的常客。

　　作家池莉说，老武汉是泼皮的，它熬过来了。武汉如果没有了汉口，也难以构成灯红酒绿的商业文明。汉水、长江没有淤塞，依旧可以行舟。况且，铁路时代又恰在汉口挽了一个结，汉口的“地运”便没有败。汉口没有衰落的理由。不到百年的光景，汉口就全然改了昔日小巧的南国俊模样，抖搂出一身大都市的习俗与豪气。

　　而咱们的朱仙镇呢，它没有办法留下过去的，也没来得及创造出新的，就被人类不断追寻好日子的意志抛弃了。

复兴计划开始于八年前

　　中国古代四大名镇包括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和广东的佛山镇。如今这四大名镇中，唯独朱仙镇依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镇。

　　１９９５年初，朱仙镇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这个昔日的明星镇决心突出重围，击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重困境，在新时代再现辉煌。在“大干，干大，干快，干好”的口号下，朱仙镇制定出了一个“超常规、大跨度”的发展战略，计划在两三年内彻底改变落后面貌。这一动机良好的计划，在后来被人称为“不自量力的冒进”。

　　一位学者记录了朱仙镇的那次努力：

　　１９９５年，镇上同时启动多项城镇建设工程，一是投资近百万元盖现代化的镇办公大楼，二是拓宽镇内的四条大街，三是在镇中建“开发区”，四是硬化村、镇之间的道路等。同时兴建那么多的工程，钱从何处来？向银行贷款，但是县各银行已无多少钱可贷。余下的只有两途：一是要各基建工程队带资承包，许诺工程完成验收后付款；二是向全镇人摊派。

　　据一些资料显示，当年的“摊派”颇有些大庆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譬如，拆迁一间沿街民居，补偿１５０元至２００元；镇辖１４个村，每村集资１６万元，在镇中建一座楼。１９９５年，朱仙镇人均负担开发费将近６００元，而该镇１９９５年人均收入不过１２００元。

　　这次复兴计划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并没有终结朱仙镇振兴经济的决心。后来的镇领导继续推行复兴计划，只是策略上有所调整，方式上要温和得多。

　　镇政府一直想把朱仙镇开发成为一个影视城，一个旅游城。

　　朱仙镇距离开封２２．５公里，全镇人口３．８万，其中镇区人口１．８万，２００１年财政收入４６６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９８元。如此规模的一个小镇，究竟能撑起几条商街、多少店铺？毕竟朱仙镇不是上海，随便把石库门改造成“新天地”，就能把人气财气“哄”起来。对于朱仙镇政府来说，发展旅游产业也许还算是诸多条道路中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开封人多年来不也在一直致力于以旅游为“突破口”拉动城市经济吗？尽管与预期的目标还有距离，尽管有人对旅游兴城颇有微词，但谁又能够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开封人、朱仙镇人自有他们的苦涩。在看不清结果的犹豫中，他们不得不继往开来，一根筋地执著。

厚重的历史文化与薄弱的经济基础

　　２００２年，朱仙镇建设规划又有了新的设想：一、拓宽改造仿穆斯林一条街。该街全长２３４７米，宽２５米，总投资额１９０万元。另外要修建清真寺广场。这一工程需拆迁６２户，总投资９０万元。二、维修清真寺与建民俗馆，需７１万元。三、建设木版年画民俗村和木版年画一条街，总投资１１０万元。此外，还有运粮河的清淤、一河两岸商业街以及镇内几条街区门面房的仿古改造等工程。一共下来，预算资金需１７６５万元。关于资金问题，镇里有简要的文字表述：“依我镇目前的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只能拿出３００万元，仍有１４６５万元的差距，恳请市委、市政府酌情解决。”

　　阅读了大量关于朱仙镇的“内部材料”后，作为局外人，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朱仙镇是一个没有工业的镇，这与拥有以瓷器或陶器为主体的雄厚工业基础的景德镇、佛山不同。朱仙镇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吃土地”，一年也不过四五百万元的进账。镇里干部、教师几百号人，发了薪水之后，财政收入已所剩无几。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能够理解朱仙镇人想借“历史文化遗存”迅速致富的初衷。像上海的周庄、安徽的西递和宏村，都是单靠旅游业就迅速致富的。

　　就历史渊源而言，朱仙镇远比周庄、西递、宏村悠久厚重。仅历史遗迹和文物，朱仙镇便有“内八景外八景”之说。作为外八景之一的启封城遗址，少说也有２６００年的建城史。还有镇内的岳飞庙、关帝庙、清真寺，哪一个不是飞檐挑角、雕梁画栋？单说岳飞庙吧，朱仙镇的岳飞庙是中国三大岳飞庙之一。从文化艺术方面来说，朱仙镇木版年画被公认是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

　　然而，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给朱仙镇带来可观的真金白银。

复兴：变味的口号？

　　朱仙镇的历史和文化是辉煌厚重的。不过，有一个细节被朱仙镇人忽略了。

　　砖木结构的房子，耐久不得。我国古代楼阁庙宇里石碑上，碑文总免不了一番唠叨：某某始建于某某朝，某某重修于某某年间。这似乎已经成了套话。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砖瓦木石已非出自古人之手，而是某仿古建筑公司所为。

　　启封城遗址不管多么具有考古价值，也仅仅是学者留连忘返的地方。在一般人眼里，它也就只是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儿。到１９８６年，地表之上的岳飞庙仅存一座摇摇欲坠、四壁漏风的大殿。１９９１年朱仙镇人用无限的虔诚和有限的资金恢复其历史原貌时，注定要留下工艺不精的抱憾。

　　从这一点来看，朱仙镇的八大景就没法与徽州的宏村、西递那些原汁原味的明清老房子“过招”。

　　朱仙镇人自己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朱仙镇旅游业发展的报告中称：“（从开封）开车４０分钟到镇，个把小时在朱仙镇游览完毕，给人以不值得看的感觉，游客在朱仙镇只留下门票钱，未给朱仙镇带来其他效益。”原开封市旅游局局长高力正曾说：“我可以将团队介绍给你们朱仙镇，但旅游车辆停哪儿？客人如果要上厕所，我再用车将客人拉回开封吗？”之所以有这一番“牢骚”，当然是因为朱仙镇景点尚无一处合格的停车场和水冲式厕所。

　　一位学者在提到朱仙镇发展旅游业的问题时，也有不同看法：“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总想找到一个‘突破口’以便奇迹般地赶超发达地区，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说‘旅游业是一种无烟且高效产业’，抽象地拿来也没有错，但要发展旅游业，一要凭特殊的自然景观，二要凭特殊的人文景观。复制的‘人文景观’能否引起游人的兴趣，这本身就是个值得考虑的大问题。”

　　事实上，自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岳飞庙对外开放以来，朱仙镇接待游客虽已达８０万人次，可是近几年游客的人数又有缓慢下降的苗头。不过，朱仙镇人对投资旅游业依然抱有希望。他们认为，只要再追加投入，完善已有的景点，再开发一些新景点，到２００４年门票收入可达４８７．８万元，其他收入２４．３９万元。对于一个乡镇来说，几百万的旅游收入也许已经是一个让人满意的数目了。不过如果与其他三个历史名镇相比，这个数字就说不出口了。

　　一旦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简单地与古地、古时、古势、古人攀比，所谓的复兴就会成为一句多少有点变味的口号。

　　倘若朱仙镇整个明清时代的老房子，甚至整个寨墙寨门都侥幸存留了下来，也大抵如山西平遥古城、皖南和江浙一带的古村落一般。那么朱仙镇人大概也可以一边住在祖辈留下来的豪宅里享着清福，一边收着游客们送来的大把钞票。只可惜朱仙镇所存古迹无几，他们要么只把历史当历史送进“教科书”里，要么利用历史做经济的盘算。

　　朱仙镇人心里想的实际就是后者。开封实际上也是遵循着这一美好思路在试图打造一个以历史人文景观为由头的旅游城市。他们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盖一些已经灰飞烟灭的老房子、老街道。一位学者说过，几乎所有历史文化名城都有一个靠旅游致富的意愿。

　　河南省体改委《改革与理论》总编辑李萌认为：“历史名城也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可过分恋旧或为盛名所累。旅游发展经济，也是有前提的，光有历史的厚重，没有相对集中或保存完好的地表之上的文物，是构成不了旅游热点的。”

难解的方程！

　　城市规划学者亢亮说过：“居民聚落、城镇建制，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或因物产资源，或因交通要塞，或因战略区位，而逐渐形成城镇。”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

　　３５００年前，在熊耳河与金水河之间的高地之上，中国最古老的商城仰赖河水之利而兴起，盛极一时。但此后３０００多年，这里再没有“显摆”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一个灰头灰脑的乡镇般的郑州，这才有点都市的味道了。这一盛衰消长，地气之变化，仅仅是向西移动了７０多公里。

　　其实，纵使贾鲁河现在依旧水流不息，舟楫无堵，也已大势去矣。郑州迄今没一条像样的河流，也挡不住全省的人精往郑州跑，因为这个城市多的是机会。

　　明末清初，河南人口３００万左右，朱仙镇就有２０余万人。当时全世界超过５０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区区十个，用现在的口吻讲，当年朱仙镇有很多就业、发展的机会，自然就会勾得人去，客商、小贩、撑船工，连青红帮、妓女也跟着来了。像秦淮河的胭脂气一样，朱仙镇也有一条商业繁荣派生出来的春楼街。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个城镇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产生的阴阳两面中的一面。全河南十五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那里，当年的朱仙镇没有理由不“牛气”。

　　历经数十年规划论证后，世人瞩目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近期即将动工兴建。根据规划，其东线工程将利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作为长江水北送的主要渠道。东线第一期工程静态投资３２０亿元，工期５年，主要通过京杭大运河向山东和江苏两省供水。这是一个“古为今用”的不错的范例。假如这３２０亿元不是用于调水，而是投资再现隋炀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的“原貌”，恐怕就难以预料会是怎样的结局。好笑的成分大概会多于赞赏。

　　朱仙镇人面临的，其实也是一个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当然，要做好“古为今用”这道历史方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道难有答案的问题。

　　今天的朱仙镇人完全可以把心态放得平和一些，不为历史的盛名所累所困，是村就按照村的经济规律来，是镇就照镇的模式走。开封、洛阳也好，安阳、南阳也罢，都不能过于简单地把历史当聚宝盆，也不可误将厚重当包袱扛着上路。

（完）

作者：齐岸民

知道袁世凯，是从一枚“袁大头”开始的。我把它当作压箱底的宝贝，那是我姥姥给我的。姥姥没有说“袁大头”是坏蛋，也没讲他的好。反正那银元是银做的，就存留了许久。

　　后来，上了学，读了书，渐渐地知道了不少关于袁世凯的信息。袁世凯的一生，过得很颠倒。他从一介布衣一步步爬上大总统的高位，实在聪明得可以；他硬生生地想把国家从共和再拉回专制，也实在糊涂得可以。他曾经有成为一代伟人的最好机会，结果却落了个千古骂名。清室怨他，革命党恨他，说他好话的实在不好找。不过跟随他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旧属，却替袁氏下了八个字的评语――“尽瘁先朝，无负民国”，说得他跟个完人似的。真是阶级不同，态度迥异。

公元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在北京病逝，北方下半旗志哀，西南诸省悬旗致庆。袁世凯曾苦恼自语：“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他“息肩”之后，终于被“扶柩回籍，葬我洹上”。

　　掰指头算算，袁世凯撒手人间，已悠悠８７年。在决定去安阳探访袁林前，我心意纷乱。要直面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恶名极著的人物，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好在关于袁氏的千秋功罪，历史已有定论，那我就乐得轻松，不说生平，只谈袁氏的长眠地。比如：墓冢完好乎？袁家子孙还记得他吗？有人去祭祀吗？游客去得多吗？

袁林 安阳人似乎不陌生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袁林宽大的铁门紧闭着，铁门外黑压压站满了人。因为正门被堵了，安阳博物馆馆长朱爱芹只好委派一女馆员把记者从侧门引入。谈话间，不断有电话搅扰，弄得朱馆长无法专心回答记者的问题。门外似有人声鼎沸，分明听得远处传来铁门被用力摇动的闷声。

在安阳市问袁林，出租车司机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到目的地。初到安阳，感觉彰德府（安阳的旧称）人对袁林似乎不陌生。可若详问，便露馅了。

　　又一次去袁林时，一位出租车司机很热忱地给我侃：“袁世凯在全国有八个墓地，谁知哪个是真的，安阳的墓地八成是真的吧？”哪来的八个袁世凯墓地？我权当左耳朵灌风，右耳朵出了。

　　据说，每年正月十六的庙会，安阳桥（袁林南）附近的村民会折了柏树枝，回去烧了，以图逢凶化吉，治愈百病。如今袁林的树木严禁摘折，便有商贩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成捆的柏枝，在人们赶会时，竞相兜售。这一习俗，与袁林有无瓜葛，不详。

　　我在安阳的几天，正赶上当地政府投资重整袁林神道。在施工现场，民工正在撬运粗石，预备恢复神道中的两座粗石桥。

　　在安阳，我几次欲套出点当地人对袁世凯的看法和认识，不好启口，都作罢了。在安阳，见到或听到的，我都试图强行把其拉扯到与袁的踪迹有瓜葛的层面上。

　　我是想以此证明点什么吗？连我也吃不透自己的心思。

袁林 与中式墓葬大不相同

　　袁世凯死后，安葬在安阳洹水北岸，洹水也叫安阳河，河水如今还是汪汪的。当年在袁墓的四周，种了４６６３棵树苗。没被毁的，现在已经长大，可以庇荫一片地了。

袁世凯墓地的四边置了 ６个青石界碑。这６个界碑圈地为林，内占良田１３８亩，南北长１２００米。据说，祭田（当时官方文书的用语）是分别从万感村、清流村、乞伏村等２２ 个自然村的农家买来的，花了２万多银元。买谁家的，买了多少亩，《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列得一清二楚。

　　袁林形制仿明清帝陵，但墓冢则是西式建筑。所有青狮白象、石人石马，造型圆浑、简约不失精工。有碑亭一座，写着“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系袁世凯嫡系徐世昌的手笔。

　　袁林的照壁厚大无比，往神道尽南头一横，就是６０余米的身躯。当年，小日本的营地设在袁林附近，日本兵常以此照壁为靶子，砰砰啪啪地练枪法。

　　从外表看墓冢，是清一色的青白石，分三阶垒成。墓台之上有石柱铁门和祭祀用的石桌。墓冢呈半圆状，直径１７．３３米，系用青石围砌，然后上敷黄土。

　　据说，整个墓台部分，是比照美国总统格兰特濒河庐墓的形制建造的。

　　袁墓最特别的地方还不是它的西式构筑风格。与一般中国墓葬相比，袁墓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掘地落棺木，而是平地建墓圹。墓圹建好后，再像盖房子一样，垒土筑石将墓圹埋掉。当年袁世凯灵柩由北京移到彰德（安阳），墓工仓促，先建墓圹安置灵柩，并开隧道于左，为袁氏夫人预留备穴。

袁林 耗时两年 耗资７５万

　　因袁墓选址在河南，时任河南巡按使的田文烈便全权负责督建。田文烈字焕亭，湖北汉阳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随袁世凯到朝鲜任军中文案。其人有北洋老前辈之称。袁林的建造共耗资７５万元，其中国务会议决议由政府拨银币５０万，其他是袁的北洋旧属的个人捐款。《袁公林墓工报告》附有捐款清单，多者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张作霖、曹汝霖等，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低于两三千元的。

　　据说当时民国政府库银奇缺，袁世凯的遗产也不丰，所以安葬袁世凯之时，经费很成问题。移柩典地就用去２０余万元。墓地建造银两不敷，田文烈只好向各方求援，于是，袁世凯旧属的几十个大小头目纷纷解囊，工程才得以完成。

　　田文烈督工尽力不说，还不失时代意识。地圹工程竣工后，田在北京为工程剩余部分招标。当时投标者有１７家，最后兴隆木厂中标。１９１７年１月１７日，兴隆木厂商人马文盛与墓地工程处范寿铭代表双方签字，订立合同。合同文字不多，点点滴滴都想到了，其责、权、利分得明白，讲得清楚。袁墓工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想必是开了中国帝王将相墓穴建造之先河。

　　袁世凯墓地工程前后用时两年零两个月，其间续修了３次。１９１８年６月建成后，时任总统的徐世昌亲临察看。察看中，他又突发一念，指示在京汉铁路洹上村车站左边，添建道碑一座，以示景仰（如今此碑已不在原位，挪到哪里去了，袁林的人也不清楚）。此后，大凡北洋官员乘坐火车路过洹上村站，都要到碑前景仰一番。

　　袁林大致保持完好，其间虽然也有损伤，但也只是伤了表皮，不碍大模样观赏。令人惋惜的是，石人石虎残缺处都是用了水泥修补，违了古建“整旧如旧”的原则，多少有点寒酸。

　　关于袁林建造的具体细节，朱爱芹馆长自谦说知道得也不多。她说曾听到一则故事，故事说，袁世凯临终时曾密令儿子，墓地建成之时，见到穿红衣服的人就杀，同时他又专门命令营建墓地的知情者在墓成祭祀时要穿红衣。言毕，我与朱馆长一笑了之。

出殡 ８０人为袁世凯抬棺

　　我查阅了１９１６年６月７日至１０日的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多有文章报道袁的弥留之际以及灵柩入殓情状，如袁“弥留前二日，尚批答公牍”，其“精神异常委顿”，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张镇芳及袁家三四个公子均守在身边。当时长公子袁克定眼见到老父亲“蓦然晕倒不省人事”。这些报道还透露，袁的灵柩等当时均在彰德，于是北京方面急电彰德，命令立即送灵柩等进京。

　　传说在５８岁那一年（亦即１９１６年），袁世凯望着身边的内史夏寿田喃喃地说，他的上两辈子人都没有一个活到５９岁的，恐怕自己也过不了５９岁这一关。他还说看到有一颗巨星陨落了，这是他生平所见的第二次。他说，第一次巨星陨落应在文忠公（李鸿章）的身上，这次也许应在他自己的身上。说这番话时，他的脸色已经白得像一张纸。

　　不久，他真的就去了（患尿毒症致死）。１９１６年６月７日袁的遗体入殓时，头戴天平冠，身穿祭天礼服，俨然还是个“皇帝”的模样。同一天，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吏停止宴会２７天。６月２８日由居仁堂出殡时，动用了８０人为袁世凯抬棺。同时，北京城内各庙宇都被要求撞钟一百零一下。袁的灵柩经过之处，一律军警戒严，交通断绝。袁的亲朋故旧和清室代表以及各国公使一路相送到前门外火车站。鸣礼炮一百零一下后，运载袁世凯灵柩的专车沿京汉铁路南下。一路上专车不断停车受祭。６月２９日，专车到达彰德站。

　　袁墓的选址，主要是袁家人的意思。墓地所在地离洹上村一公里。修墓时，北京政府命有关方面派了两营兵负责守卫。

　　８７年后，一位彰德老汉还在念叨：“袁世凯墓可是吉穴呀，它脚蹬水，头枕山。”他说，那水指的是洹河，山是指韩岭。韩岭据说是汉将韩信认干娘的地方。

祭奠 袁家骝三赴袁林

　　太平村的李金玉老汉说，我小时候就见过有人在墓台上伏地大哭，长跪不起。那大哭的是袁家后代还是北洋旧臣，老汉就不知了。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８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先生在袁林说过这样的话：“他（指袁世凯）的老部下常常来吊祭，我陪祭。记得一次他们来墓地，号啕大哭，给我印象很深。”袁家骝是袁世凯之孙，袁家二公子袁克文的儿子。１９４９年之后，他先后到过袁林３次。袁家骝来袁林的时候，安阳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史军红曾经陪同过他。史军红是个有心人，她把袁家骝在袁林时说的话都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史军红很快地从办公室的写字桌上找到了那个笔记本。她一边慢慢地给我念袁家骝的话，一边描述袁家骝来袁林时的一些情景。她记得很清楚，讲得很生动，好像说的是昨天的事――

　　他（袁家骝）一踏进门，就显得有些激动：“还记得，还记得，我１３岁才离开彰德，老样子。”

　　袁家骝的个子很高，是一位很和蔼的老人。他说：“我第一次回国，黄华大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去看祖父的墓。去国内的其他地方都准，就这个没说准，也没说不准。后来在北京，周恩来接见我们，他问，听说你们要去安阳看看，好，那么你们就去吧。１９７３年，我第一次来这里。第二次来，是何竹康省长陪的，当时好像石人石马都恢复了。”

　　最后一次来，袁家骝待了两个小时。这一次我基本上不用给他讲了。那时两个袁世凯生平展室都开了，袁家骝看到祖父的照片，目光很虔诚很激动，他特意在祖父一张身着戎装的照片前留影。

　　袁家骝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１日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史军红是从《人民日报》上获知的。她把报上的那篇文章剪了下来。那篇文章中，有袁家骝的生平：袁家骝１９１２年４月５日出生于河南安阳县，１９３４年毕业于燕京大学，１９３６年赴美深造，１９４０年在加州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

　　今年２月１９日，袁家骝安葬于北京八宝山，他生前的一句话，感动了许多人：“我所做的一切，都因为我热爱中国，我对中国的爱永不褪色。”

　　今年３月中旬，史军红意外地收到了袁萌临的信函。袁萌临在信中表示，希望再赴彰德。袁萌临是袁家骝的侄子，袁克定的孙子。

　　袁萌临与史军红的相识，还要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说起。那日，史军红正在袁林门口坐着，来了一老人，买了一张票进来。史军红上前询问要不要导游，老人却问：“你是彰德府人吗？” “他的口气很洋，很老外的样子，挺认真的。”史军红当时就估摸着这位老人必与安阳有些关联，“老人很爽快地付了导游费。我陪他走了两三个小时，他很用心地听我讲。在袁世凯生平展室里，他听到有一个游客随口‘指摘’了一句袁世凯，马上一脸不高兴，嘴里嘀嘀咕咕，估计是嫌对方说话粗了。”

　　临走时，这位老人才说明自己是袁家后裔。那天中午，袁林管理部门特意请他吃了一顿地道的安阳菜，令老人激动不已。据说，袁萌临早年也去了美国，现被邀暂在北京大学任教。

　　这是目前，有姓有名来看袁林的袁世凯后人。

余音 最隆重的一次公祭

　　袁家最隆重的一次公祭仪式是在袁世凯墓落成后的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４日。当时的公祭仪式媒体多有报道，不过我手头现有的资料中，只有南方几家报纸所登的消息类小文。从自己做记者的体验可以推断，这些亲国民党的报纸，在这一重大新闻发生时并没有“机会”到现场。因此，这些报纸所发表的文字政治倾向性明显，却没有公祭仪式的描写。

　　当时的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在向上呈报的公文中，倒是预先对祭祀仪式作了周密的规划――公祭由各级官员和袁的家人参加；官员一律穿制服，“文东武西”站立，北向脱帽肃立；读罢祭文之后，在音乐声中，众人要焚香敬酒，在墓台前三鞠躬。这是规划，至于“实况”是怎样的，因为无文献可征，就不好说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南方的骂声隐隐可闻，但袁世凯的身后事办得还是很像个样子的。

　　据说当时的河南政府制定过“岁岁祭祀”的文本，并以十顷祭田的年收入作为年祭的支出。不过因为此后时局不断变化，这个“岁岁祭祀”的计划估计并没有被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

　　到了１９２７年，冯玉祥主政河南，袁世凯在安阳的遗产多被充公，洹上村的养寿园被改做河南省第二高中校址，袁林殿堂和配房为一家针织厂所用。

养寿园：无迹可寻

　　民国之后废府留县，彰德府改作安阳县。虽然地名改了，但直到如今，彰德府还是老安阳人时常挂在嘴边的雅词。说实话，我也偏爱“彰德府”这个名字。也说不出太多的原因，只是觉得读起来比“安阳”有味。

　　在安阳时，我一直近乎偏执地相信，洹水之滨准有让袁世凯难以割舍的东西，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归葬这个并不是其出生地的地方。

　　相信摄政王载沣借口袁世凯“患足疾”勒令他“开缺回籍养疴”的故事，无人不晓。１９０９年６月，袁世凯回到彰德，在洹上村建起了一座别墅，名之为“养寿园”。很久以来，我一直对袁世凯的那张“蓑笠垂钓图”印象深刻。这张照片总让人联想到姜子牙“愿者上钩”的深意。直到这次带着任务去安阳采访，才明白那是样子活儿，是特意摆给清室看的。蓑笠垂钓处就在养寿园内。当时的情况是，袁世凯特意邀请天津某照相馆到彰德为他拍了这张照片，随后送到上海《东方杂志》发表。

　　袁世凯在养寿园内苦苦熬了三年。终于武昌事起，袁世凯熬来了盼望已久的机会。

　　明明知道养寿园已被拆毁，无迹可寻，我还是执意想看上一眼。我搭乘出租车，一路打探养寿园的所在。问来问去，问得出租车司机都有点烦了。

　　当年，安阳人曾经十分起劲地去拆袁家的旧宅。他们的干劲很大，效率很高，很快就把养寿园拆得尸骨无存。在安阳，我曾经对养寿园的被毁耿耿于怀，但很快就释然了。当时被拆毁的何止是一个小小的养寿园？那么漂亮的北京古城墙，不是也拆了吗？

　　像北京人为拆毁古城墙无比懊悔一样，如今的安阳人也对拆毁养寿园追悔莫及。据说，今天的安阳官方有意在其原址重建养寿园。

　　先是干劲冲天地去拆，然后是长吁短叹地后悔，再然后是吭哧吭哧地重建――这样的流程，让人心酸。

　　在安阳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洹上村的名字。据知情人介绍，它的原址在现在的安阳市民航路西侧。这里往西是京广铁路，南边紧临洹水，与史载相符。在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大门前，我随便寻了人就问，三人之中有两人作了肯定回答。我由此相信，自己当时就站在养寿园的旧址之上。但斯时斯地的场景，已经丝毫勾不起怀古的冲动。

　　我和临街住的王凤忠老人路遇。今年７７岁的王凤忠老人说，袁家旧宅门朝南，有围墙，里面还有养鱼池。我没有继续深问，这就足够了。

袁家小宅：扑朔迷离

　　我的兴趣转移到袁家小宅上。在安阳，不止一次地有当地人给我提及此处。一位不知姓名的出租车司机，把我领到了三道街。他说，那里有袁世凯九姨太刘氏的住所。

　　三道街南北走向，在安阳老城区也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巷。那出租车司机真好，直把车停到袁家小宅门前。那是一个偏开门的四合院，外墙的青砖斑斑驳驳，没错，是老房。院内四棵树，各霸了一角，树冠绞缠，将小院荫蔽得严严实实。见有陌生人来，三四个中年男子围拢过来瞧稀罕。后来记者得知，他们都是安阳市民政塑料厂的职工。

　　其实，当时我的关注点不在那几棵树上，不知怎么他们说着说着就为这四棵榕树叫起屈来：“瞧瞧，虫把这树都蛀成啥样了，法都使尽了，就是不见好转。”“你是报社的，就给这几棵树呼吁呼吁。”那树的确病得不轻，虫洞满躯。

　　院内的房子中，都摆了桌椅，成了厂区办公室。房子都是雕梁画栋的，只是已褪没了颜色。房舍的大形制是中式的，门窗是西式的，大大的，较一般的旧建筑要敞亮。最引人之处是院子一侧的绣楼，两层，有楼梯可上，门却紧闭着。

　　这座袁家小宅的沿革史，厂里的人只能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这里是部队的招待所。招待所随部队调防后，这个院子就交给了塑料厂。那位送我来的司机好像懂得还多些，他说，出了四合院再往北走还有老房子。他边说边领路，最后一堵大墙挡住了我们。

　　后来，我向《安阳考释》的作者张之先生求教。他笑笑说，几年前，文物部门就向他打听过袁家小宅的事。他托三道街附近的熟人问了，说一个老人知道。谁知见了那老人，他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张之先生说：“可能是顾忌什么？弄不懂。”

　　那座绣楼到底是谁住的？九姨太刘氏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５０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个姨太太。九姨太刘氏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若这小四合院当真为九姨太刘氏的小宅，那绣楼也许是仪祯的闺房吧？

　　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１７个儿子、１５个女儿； ２２个孙子、２５个孙女。袁的儿孙总和达７９人。在袁林展室，有一张袁世凯与子孙的合影照。合影照上的人有着礼服的、有穿戎装的。如今，袁家的后人数量众多，活跃在国内外。他们中有不少人成就不凡，比如前文提到的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先生。

寻访：遭遇热情村民

　　一直觉得守墓人挺神秘的，尤其是大人物的坟墓。袁世凯的墓冢想必也该有些说头，在未去安阳前，我就在揣摩：袁林总该有一个守墓的吧？不然那些善使“洛阳铲”的盗墓者不早就蹂躏了它？在我的脑海里深烙着一个概念――十墓九盗。盗墓贼都是三头六臂、来无踪去无影的高手，那么守墓人至少也得是会使一两下棍棒的武林中人吧。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意外地找到袁林的守墓人后裔――殷家。

　　殷家就在袁林前的太平村，袁林管理处也即安阳博物馆的馆长朱爱芹告诉了我。站在袁林的大铁门内，就能看见太平村了，一色米黄的农舍。

　　那天从袁林出来，日头已西落。我独自在村头走过去折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拦人盘问（恕我用词不当）：“你知道袁林守墓人殷家在哪儿住吗？”

　　半个小时后，我遇到了关凤文。关凤文的吐字不是很清楚，他说他知道我打探的人，不就是殷百俭吗。我跟着他进了太平村的小巷，没几步就到了殷家。关凤文对着一铁门喊了数声，不闻人应。

　　关凤文说，老殷可能在他大妞家盖房子，还没回来。他每天晚上都回来，你明儿一大早来堵他吧。听到有外乡人的声音，四五个村民就围拢过来。问明记者来意后，他们竞相唠起他们记忆中的袁林（凑巧遇到的都是老者）。

　　他们说：“这庄看袁墓的，除了殷家，还有张才、李兆成、李明进家的上辈儿。”

　　李金玉老汉说：“袁克定来袁林那场子事，我亲眼见了，他当时就是这样一拐一瘸地。”他边说边模仿袁家大公子的走路动作（学得很认真，我相信了他的所见）。

　　“牌楼门前，还站了一排士兵，腰杆子笔挺笔挺的，一点也不含糊。”至于后来袁大公子是怎么祭祀的以及那场子事的年代，他已记不清了。

　　关凤文有点打擂台的意味，赶忙叙述他的不俗阅历：“我见过毛主席！”他指着不远处的路边说：“我就在路那厢蹲着，毛主席就站在桥上，周围跟了许多人。我记得可清楚了，毛主席穿了件灰色衣服……我小呗，没人管我，村里其他人都不让出门。”

　　关说的假如不错的话，应该是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日的事。毛泽东来安阳到袁林的那一次，是１９４９年之后一直到今天，领袖级人物唯一一次到袁林。当时有人给主席反映说有人想炸掉袁墓，毛主席听后以为不妥，讲道：要把袁林保护起来，教育后人。

　　如今，在袁林主殿景仁堂后门的石台阶上，还放置着一个牌子，讲的就是这码子事。

　　在太平村老一辈人的回忆中，多数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都成了支离破碎的故事。他们还记得，日本人在时，袁林的西边建了军用机场。

　　我还从老人的述说中，知道殷家的祖辈不是彰德府人（老安阳人对安阳的习惯称谓），是从内黄逃荒来的，殷家人也不会武功。

追忆：殷百俭讲述先辈守墓生活

　　在没有见到殷百俭之前，我已经不指望他能把一切说得清楚，见一面足够了。

　　第二天，在孙家庙村头的一片工地里，我很快就找到了殷百俭。当时，他正在他大女儿家的新房工地上忙碌。

　　我与殷百俭并肩坐下来，面朝着工地。当时我的问话是没有次序的，想到哪儿聊到哪儿。后来在整理记录时，我觉得好像遗漏了一些问题。但我还是十分庆幸，关于袁林的过去，关于袁林最后的守墓人，我们毕竟倾听到了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追忆――

　　我老家是内黄县东庄集野庄村，我爷那辈子从老家要饭而来，落脚在太平村村北头。因为是外乡人，没有钱置地，日子可能不大好过。袁家人是怎么找到我爷、我爸的，说不清楚。那时，袁家在安阳有人，找我家商量的，说是袁家十七少爷。他说：“你家看墓，那里（指袁林界石内）有闲地，你们可以种地，也就不再另给钱了。”

　　当时，一块儿谈妥的还有张家、刘家、李家，东街村也有一家。具体年月记不住了。我家就寄住在青石桥东边三间旧房里，那房解放后扒了。

　　过去的袁林，没有围墙，四处敞着。我爸（殷长友）白天没事就走走看看，扫扫院落，给殿堂内的器皿掸掸灰什么的。一挨黑，我爸就到享堂（景仁堂）睡。

　　我记得很清楚，景仁堂前曾经有块大白玉石，南北长２ 米，东西宽１．５米，上坟时，人总要在玉石板上跺跺脚。在安阳解放之前，袁家人时常上坟。碰到邻近的人家，袁家人还散发些银钱。堂内原来都做了吊顶，是不露房梁的。现在袁林的围墙和中轴两厢的一些房子都是以后又盖的。袁林大模样没怎么变。要说毁也毁过，毁得最多的是树木。小日本往东扩建飞机场时，毁掉了一些柏树。袁家人知道后，来与日本人交涉过，什么说法我也不知道。安阳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修筑防御工事，把树砍了许多，没人能拦着。

　　袁林没被盗过。国民党的队伍想“发洋财”，挖过，挖不开，还用洋锹撬过（他偶尔会用些老词汇）。可能他们也不是没有一点顾忌，最后撤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红卫兵扬言要炸袁坟，没炸成……

　　解放后我家就不再看墓，政府管了。

　　听邻里讲，殷百俭从滑翔学校水电工的岗位退下来后，他的五孩接了班。退休月薪 ６００多元，平时没事，老人就弄点蔬菜到街市去卖。

　　关于对袁世凯的评价，我没有打算向殷百俭老人讨教，那样会为难他的。不过，他倒说得实在：“听上辈人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不大知道他的情况，我家看墓只是为了生存。”

　　像祖辈人那样，殷百俭一直没离开袁林。从他在太平村的老宅中出来，走不了几步，就能望见袁林牌楼门了。

　　殷家受袁家委托看护袁墓的细节，不见诸任何文史资料，恐怕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但袁林周边居住的老人都还认这档子事。殷百俭的追忆虽说有一搭没一搭，像散落的珠子难以重新穿在一起，但它对于今人了解袁林的历史沿革还是有裨益的。

　　相关资料表明，袁林落成后，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了董理社，以保护管理袁林。董理社当时设有墓地管理员，雇用司事２人、打扫夫役１２人。从《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知悉，当时袁墓管理员的月薪是６０元，司事是２０元，夫头是１２元，夫役是７元。而殷家除了种地之外，没有其他收入。据关凤文讲，殷家种的祭田，就在袁林的神道东侧，紧邻着太平村西边，很长一溜。由此可以推测，殷家应该不是董理社雇用的夫役。可能的情况是，北洋政府垮台以后，董理社不复存在，袁家只得自想办法，就找来了殷家等几户贫民来看护袁墓。于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殷家等几户贫民就成了袁世凯的守墓人。 ｚ

（完）

作者：许笑雨

引 言

　　西方的史学家说，如果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不那么高的话，恐怕世界史便会因此改写了。

　　中国历史的长河如果缺少了酒这种颠倒众生的液体，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但要重写，而且无疑将会寡淡许多，东方艺术史上多少耀眼的明星也会黯然失色……

　　如此说来，酿酒鼻祖杜康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

　　采访“杜康”时正值“三夏”大忙，中原农村的景色也不同一般，终于看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如黛远山，还有潺潺流水。随风涌起的金黄色麦浪，送来阵阵麦香……闻着麦香寻酒香，或许正是采访“杜康”的最佳时节吧。

　　出洛阳龙门南行，即进入伊川县。伊川境内，伊水纵贯南北，传说杜康就是在伊水河畔第一次造出了酒。

访古探幽 两个园中寻杜康

　　我在传说中杜康造酒的伊水河畔寻觅他老人家的遗迹，多少有些失望，最终甚至连一片借以引发思古之幽情的残砖断瓦也没找到。

　　寻访杜康文化，伊川的杜园是一处。杜园位于伊川县城西南，园中有黑虎、白虎两泉，据说是杜康酒的发源地。大门上有书法家沈鹏用草书写的“杜园”二字，进门绕过影壁墙，白虎泉就在眼前了。泉边建有一亭，名曰“怡然”，亭中石碑上刻录着白虎泉的历史、杜康造酒的渊源等。碑文中说，天下名泉之所以能成名，或借山水之胜，或仰名人题咏，但像白虎泉这样因为泉清水洌、有着长久功劳的泉水世上并不多见。传说当年杜康踏遍千山万水寻找水源，最终选择了黑虎、白虎两泉，酿成天下名酒。１９６９年，伊川杜康酒厂在泉边扩建，３年后杜康酒便香溢四海。为表彰白虎泉的功劳，所以伊川人刻碑勒石，以彰其功！看罢碑文，看看白虎泉，不觉让人心生感叹，因为可怜的白虎泉如今已气若游丝了。

　　但距离此处几十米的黑虎泉仍然生命力旺盛，至今还是伊川杜康酒的水源。陪同的当地同志非常热情，坚持让记者尝尝黑虎泉水。记者尝一口，发现与平时喝的自来水相比，果真有天壤之别！

　　这座１９８７年建起的杜园里还有溢香堂、酒圣祠等建筑。我们去的时候是正午时分，满园鲜花竞放，烈日下煞是夺目。

　　第二天我到汝阳采访，那里的杜康仙庄和杜园类似，都是由当地酒厂建的杜康文化主题公园。青石匾额上“杜康仙庄”４个字是书画大师李苦禅所书。仙庄的主要建筑杜康祠为仿宋廊院式格局，高低错落，虚实有致，“杜康祠”３字则是李可染所题。走进祠堂，迎面是一尊巨大的青铜酒爵，高足有３米，酒爵里有清水汩汩溢出，显然是寓意杜康酒文化源远流长。杜康祠的“献殿”里摆放着彩塑的李白、贺之章等饮中八仙，据说他们都与杜康酒有着深厚的渊源。

　　杜康仙庄的内容比杜园更丰富些，投资也更大，据说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建成的，这里有杜康村、杜康河、杜康泉，甚至还有杜康墓和当年杜康造酒时“有饭不尽，委余空桑”的那棵桑树。

　　据说在陕西的白水县，也有一整套这样的杜康遗迹。

古今中外 酿酒起源说法多

　　我现在知道的关于酿酒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夏禹时期的仪狄发明了酿酒术。战国时编辑的史书《吕氏春秋》说：“仪狄作酒。”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上说：夏朝帝王大禹的女儿让仪狄造酒，进献给禹，禹尝了以后觉得好喝得不得了，就说：将来一定会有因为喝酒而亡国的人。于是禹疏远了仪狄并命令禁止造酒。汉代的刘向显然是在向读者暗示桀、纣因酒丧国的历史，而把先觉先知的本领加在了英明帝王夏禹头上。夏禹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先进人物，好像所有的本事和功劳安在他身上都不为过。

　　还有人认为酿酒始于黄帝时期。汉代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中记载了黄帝与一个叫岐伯的人讨论酿酒的情景，书中还提到一种古老的酒――醴酪，即用动物的乳汁酿成的甜酒。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很多发明创造都出现在他生活的那个时期。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黄帝内经》一书是后人托名黄帝之作，其可信度比较差。

　　“猿猴造酒”也算一说。《清稗类钞》中的《粤西偶记》记载，说粤西平乐一带，山里的猴特别多，而且都有造酒的本事，擅长采花酿酒。上山打柴的樵夫偶然闯进了它们的巢穴，发现这里的酒多不胜数，并且香美异常，于是称其为“猿酒”。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常神秘，但我觉得也有道理。猴子把吃不完的果子偶藏一处，或者大量落果积累以致发酵成酒，这种事也说得通。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人类饮酒的历史，就可以推到五六十万年甚至３００万年以前， 因为那时已经有猿人了。

　　此外，古书中还记载有用酒捕捉猿猴的故事。人们把酒放在猿猴经常活动的地方，猴子见了酒，就争相畅饮，据说也能像人一样喝得酩酊大醉。当它们醒来时，就已经置身笼中了。由此来看，猿猴与酒可能真有点关系。

　　为了寻找酿酒的起源，我翻阅了大量资料，以免漏掉某种可能的看法。在翻阅资料时，有一篇报道让我大开眼界。这篇报道说，最近科学家发现，在茫茫宇宙中，存在着一些天体，就是由酒精所组成的。这些天体中所蕴藏着的酒精，如制成啤酒，可供人类喝几亿年。作者认为，这就说明酒是自然界的一种天然产物。人类不是发明了酒，仅仅是发现了酒。酒的最主要的成分是酒精，许多物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变成酒精，如葡萄糖可在微生物所分泌的酶的作用下，转变成酒精。作者说，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将某些物质转变成酒精。大自然完全具备产生这些条件的基础。

　　如此说来，中国古人的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

千百年来 公认酒祖是杜康

　　更多的人愿意相信杜康造酒的说法。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载“杜康作秫酒”，还说：少康先做扫帚，又做秫酒，少康就是杜康，死后葬在长垣。

　　可别小看史书上这寥寥几个字，现在竟成了中国酒文化学者们探讨酿酒起源的重要线索。《左传》中对少康有详细的记载。历史学家郭沫若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杜康就是少康，夏王相的儿子。当年夏王相被一部落首领寒浞杀害，相妻已孕，幸得逃脱，生子少康。寒浞得悉少康的消息后，又派人追捕。少康逃到现在河南省虞城县附近的有虞氏当了“庖正”，舜的后人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又分给他方圆５公里的田地和５００人。少康开始恢复父业。最终在夏王相的旧部的支持下，少康杀了寒浞，重建了夏朝。史书上说的“少康中兴”，就是指的这件事。

　　杜康造酒的传说恐怕地球人都知道。他把剩饭倒进树洞，久而发酵，气味芬芳。杜康由此受到启发，发明了酿酒术。杜康在受迫害的年代里寄人篱下，司职“庖正”，是专管首领吃饭的，其职责就是努力把领导的饮食搞得丰富多彩些。发明酿酒术应该算是他钻研业务的成果吧。

　　晋代江统所著的《酒诰》中说：“酒之所兴，乃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偶然吃剩下的饭倒进树洞里，在温度和其他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自然发酵，溢出从未有过的香味。古人对这种现象产生了好奇心，经过不断琢磨实践，从而逐渐发明了酿酒技术。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科学。

　　据考古学家考证，酿酒早在夏朝甚至夏朝以前就存在了。夏朝距今约四千多年，目前已经出土了那个时期的酿酒器具。在远古时代，人们可能先接触到某些天然发酵的酒，然后加以仿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中可能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杜康可能是这许多人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不过在古代，往往将某种发明完全归功于某个人。在酿酒方面，功劳就都归给了杜康。

　　“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越是模糊难辨，越感觉神秘好奇。酿酒起源的问题还是留给考古学者们去慢慢研究吧！不管酿酒起源的真相究竟如何，现实的情况是，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早已实实在在地把杜康尊为酿酒的鼻祖，这种传统文化的认同恐怕是谁也难再改变的事实。

　 桀纣贪杯丢掉江山

　　自从杜康发明了酒，这种蕴含着无比能量的神奇液体便无孔不入，渗透进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

　　如果要评价杜康的功过是非，还真不好说。在杜园和杜康仙庄这样的主题公园里，都设置有关于中国历史上“酒功”、“酒过”的形象展示。

　　先说“酒过”。杜康发明了酒，很不幸，首先就是他的子孙因此而亡了国。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桀，嗜酒到了疯狂的程度。他造了一个甚至可以行船的酒池（酿酒剩下的酒糟堆积成山，有３．５公里之长），不分昼夜与爱妃末喜以及众宫女饮酒淫乐。他们还创造了聚众饮酒人数最多的记录，一次性组织３０００人站在池边豪饮，以“醉而溺死者”为乐。遇上这样的酒鬼国君，夏王朝很快就被商汤所灭。

　　更不可思议的是，取而代之的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国君纣王比起夏桀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喝酒方面，纣王也创造性地增添了新花样，不但“流酒为池”，而且“悬肉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接下来的武王伐纣、商代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纣王其实并非一无是处，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可见无论头脑还是四肢，纣王原本都很发达，是否完全因为嗜酒以致堕落到不堪的地步，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了。

　　到了战国时期，酒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就已经很大了，从“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典故中就可见一斑：楚宣王会见诸侯，鲁国恭公到的晚了一点，而且带去的酒味道太淡，楚宣王很生气。恭公说，我是周公之后，给你送酒已经是有失礼节和身份的事了，你还嫌味道不足，太过分了吧？于是不辞而归。宣王于是联合齐国发动了攻打鲁国的战争。齐国一直想进攻赵国，但却畏惧楚国插手干涉。这次因为楚国有求，齐国就不再担心楚国来找麻烦了，于是发兵攻打赵国。赵国的邯郸因为鲁国的酒味淡不明不白地做了牺牲品。

酒让历史生动浪漫

　　中国历史上因酒误国、因酒误事的故事多不胜数。但“酒功”的例子也有不少，最典型的就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称帝后，总感到兵权掌握在武将手里会威胁自己的皇位，于是他就请手下的高级将领们喝酒。酒至半酣时，赵吐露真言，你们掌控着军事大权，我实在是不放心啊。不如大家交出兵权，你们如释重负，我也不再担忧，咱们以后就可以天天痛痛快快地喝酒啦！第二天，所有的高级将领都主动交出了兵权。凭着几杯小酒，宋王朝避免了像其他朝代一样因君臣猜忌而引发大规模的杀戮事件。

　　自从杜康发明了酒，它很快就流进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领域，成为政治、军事斗争中常用的手段。楚汉争霸时的“鸿门宴”、三国时期的“青梅煮酒论英雄”，都是“酒”的杰作！

　　如果中国历史中缺少了酒，浩繁的廿四史将枯燥许多。历史这条长河，自从流进了酒这种神奇的液体，河水便从此奔涌得更加浪漫、更加生动。有人说，酒是历史的兴奋剂。

　　在汝阳杜康仙庄中一处草木葱茏的小山丘上，竖立着阮籍、刘伶、向秀等竹林七贤的塑像，他们或挥袖舞剑，或吟哦高歌，或郊野对弈，或醉眠长卧。讲解员说，“竹林七贤”曾隐居在这里饮酒作乐。

　　“竹林七贤”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恃才傲物、不愿与当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文人名士就只有借酒浇愁了。

　　“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刘伶可称得上中国第一“酒狂”。据说刘伶经常喝醉以后赤身裸体躺在地上酣睡。有人进屋去劝他穿上衣裤上床睡，他却说：“天地就是我的床，房间就是我的裤子，你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啦！”他又曾坐鹿车出门，随身带着一壶酒，命仆人背着锄头跟在后边，说：“我醉死到哪儿，就把我埋在哪儿。”

　　“杜康造酒醉刘伶”，是伊河两岸流传最为广泛的传说。一次刘伶路过杜康开的酒店，但见门口贴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一看，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暗想：俺刘伶往东喝到东海，往西喝到四川，往南喝到云南，往北喝到塞外，从来没有醉过半天，这小酒馆竟敢发如此狂言，看我不把你的坛坛罐罐都喝干！他大摇大摆进了酒馆，连饮３杯，结果一醉就是整３年。

　　刘伶和杜康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个时期的人物，但几千年来民间始终流传着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故事，可能是谁也不愿破坏这美好的浪漫吧。

　　看看刘伶在《酒德颂》中的名句：“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境界真令我辈叹为观止！

酒让艺术熠熠生辉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许多古代中国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了杜康，没有了酒，辉煌的中国古代艺术史不知要暗淡多少！这恐怕才是杜康莫大的“酒功”！

　　几千年来，杜康被尊为酒祖，无疑是曹操的功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魏武帝一曲激情短歌，不知引发了多少中国人的唏嘘感慨！杜康从此也成了酒的代名词。

　　打开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你就会闻见浓浓的酒香――“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朋酒以飨，曰杀羔羊”；“既醉以酒，尔肴既将”。

　　据说孔圣人也喝酒，王充在《论衡》里还透露了他的酒量：“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

　　三国时的孔融认为，当年屈原之所以在楚国不合群，得不到提拔，就是因为不会喝酒，他在《与曹操论酒禁书》中说的“屈原不馕酾曹，取困于楚”，不知自诩“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听到这话是什么感觉。

　　中国文人的代表人物李白和杜甫，都终生嗜酒。“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郭沫若先生曾煞费苦心地统计出，在李白和杜甫现存的诗作中，涉及酒的，李白占１７％，杜甫占２１％。可想而知，假设没有酒，李杜的诗歌一定会少了许多韵味，我们今天读到的《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一定会薄了许多。李白的命运让人感叹，最后竟因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好酒，他的诗词文赋以及生平轶事大多都与酒有关。其实他的酒量实在不怎么样，“终日饮酒，不过五合”。苏东坡曾经在酒醉后立下“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祠”的禁令，但他爱请朋友喝酒，看朋友畅饮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他为此专门写过心得体会：“见客举杯徐饮，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东坡不但饮酒有情趣，酿酒也有情趣。他曾心血来潮用蜂蜜造过蜜酒，不过没成功，因为被他邀来品尝蜜酒的朋友“一饮三遗矢”，东坡自己也不停地往厕所跑。

　　诗人似乎天生与酒有缘，如果缺了这种特殊的添加剂，中国的诗歌肯定会减色不少。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引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引出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绝唱；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引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就连女诗人李清照，也经常“把酒黄昏后”，“沈醉不知归路”直至“浓睡不消残酒”。

　　不但诗与酒有缘，在绘画和书法艺术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好求，但是求画者如果先用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提出要求，总能如愿以偿。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作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乘着酒兴所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待到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唐代“草圣”张旭，写字前先大醉、再狂呼乱走一通，泼墨下笔如有神助……

　　如今无论是在伊川的杜园还是在汝阳的杜康仙庄，都不乏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文墨宝，李苦禅、李可染、娄师白、启功、沈鹏等诸多书画高手们的真迹都被刻在石碑上。我粗略地看了一遍，这些诗文都是颂扬杜康的溢美之词。

　　我正感叹收集到这么多大家的墨宝是多么不容易时，同行的一位先生说，其实书法家也愿意在这些可能长久存在的地方留下痕迹，如果把书画留到我等无名小辈手里，谁又能看得到呢。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怪味故事：两省三县争杜康

　　自从几千年前杜康在伊水河畔造酒之后，这一带的酒香始终未散。尤其是盛唐时期，这里的酿酒作坊更是星罗棋布，多不胜数。唐朝诗人宋之问曾写过一首诗，记录寒食节在伊川饮酒的情形：“……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晋代的竹林七贤，唐代的大诗人杜甫、白居易都曾慕名而来品尝这里的仙水佳酿。

　　后来，杜康酒渐渐式微。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杜康酒才重新焕发了生机。目前在全国有３家生产杜康酒的企业，分别在伊川县、汝阳县和陕西的白水县。“三杜鼎立”引发的是是非非，和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争夺杜康品牌的“两伊大战”一度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新闻，给几千年的杜康文化赋予了新的内容。

　　３个地方虽然都生产杜康酒，都打着杜康文化的大旗，可３个杜康却又各不相同。我查找了３家杜康的相关资料，发现“伊川杜康”是夏朝人，“汝阳杜康”是周朝人，而陕西的“白水杜康”竟是汉代人！大家的观点还都有论据，每个地方还都有遗址。伊川和汝阳毗邻，虽然各有各的“杜康造酒处”，但毕竟这两个“造酒处”都在伊河的支流上，而且相距不远，这还好理解。可白水县也有一整套的遗迹，杜康河、杜康泉、杜康墓，一个都不差，这就实在是不好解释了。

民间故事：名酒助战杀日寇

　　在伊河岸边，有一批痴迷杜康文化的研究者，伊川县的翟智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听说记者来采访杜康文化，翟先生特意把他多年的研究成果都搬来了。

　　５０多岁的翟先生满头大汗，扛着一个死沉死沉的旅行包进了记者的房间。他“扑通”一声将大包摔在地上，喘着粗气说：“这里全部是资料！”打开旅行包，里面是《水经注》、《说文解字》、《汉书》等一堆史书和发表的论文材料。这些书不知他翻了多少遍，有些早已是少皮没毛了，书页中还夹着许多注释用的小纸条。那天晚上，在宾馆柔和的床头灯光下，翟先生那双不大的眼睛坚定而有神。说起杜康造酒的渊源，翟先生引经据典，出口成章。

　　翟先生说，伊川县黄兑村有条小溪名叫杜河，就是《水经注》上所说的康水。这条河的源头有一泉，水甘质纯，大旱不枯，久涝不溢。传说大禹治水时其人马常在此处饮水，后人称此泉为“上皇古泉”。这个泉就是杜康最初的造酒处。后来因为造出的酒供不应求，杜康才到白虎、黑虎泉边造酒。建国初期，黄兑村还有杜康酒坊院，院中还有石牌坊，上面的对联如今村里还有老人记得……

　　翟先生把一张伊川地图铺展开来，几乎占据了整张床。他不时地戴上眼镜，比照着《水经注》等史书上的记载，给我指点着哪是伊水，它有几条支流，这些支流分别发源于何处，从哪儿流到哪儿，在哪儿汇入主流，杜康最有可能在哪儿造酒……我也顺着他的思路苦苦求解，但最终脑子里还是一团糨糊！

　　不是我想懒省事，也不是遵循“读书不求甚解”的古训，如若将这个推理过程展现出来，大多数读者也会像我一样“头大”。如今已是７０多岁高龄的何修路老人是伊川杜康酒厂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地被尊称为“当代杜康”。这次采访中未能见到这位老人，甚为遗憾，但记者还是从侧面了解到一些他的事迹。何修路老人祖籍伊川县皇得地村（即今天的黄兑村），村里的“上皇古泉”据传就是当年杜康最初造酒的地方。何家世代酿酒为生，他从小闻着酒香长大，跟着父亲夏采曲，秋蒸酒，据说１２岁时就学会了酿酒的全套程序。因为何家酿造的酒工艺讲究，味道醇正，又出自皇得地村，人们称其杜康酒。

　　皇得地村的村民都知道何家酿的杜康酒在抗日战争中还曾立过一功。１９４４年日军占领伊川时，有酒贩经常将他家酿的杜康酒卖到日军军营，日军官兵很是喜爱。当地的自卫团团长、皇得地村村民郭绍绪知道后，于当年的８月２５日设宴招待日军，请他们喝杜康酒。席间，郭绍绪等突然发难，击毙日军１１０师团１３９连队官兵１３人。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

名人故事：周恩来与杜康酒

　　１９６８年，何修路调到伊川县酒厂。当时酒厂的规模还很小，只有一个白酒车间，几十个工人。何修路看到厂里主要生产红薯干白酒，就提议把历史名酒杜康酒恢复起来。这可是个大胆的想法，因为生产杜康酒要用粮食，那个时代，哪来那么多粮食生产酒呢？

　　直到他们去安徽亳州参观了古井贡酒厂后，才下定了恢复杜康酒的决心。古井贡酒厂１９５８年建厂，１９６３年古井贡酒就成了全国八大名酒的第三名。这件事对他们刺激很大，“全国八大名酒，河南竟一个没有！”

　　“恢复杜康酒考察研制组”成立后，何修路挑选了９名青年技术人员开始了艰难的攻关过程。他们挖掘杜康酒的传统酿造工艺，登门拜访酿酒专家，到各大酒厂考察学习。１９７１年７月，杜康酒试制成功。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５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来我国访问，９月２９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恢复邦交。２９日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田中。席间，熟悉中国文化的田中提到“天下美酒，惟有杜康”，在座的郭沫若先生向田中介绍了杜康酒的历史。据说周恩来总理曾指示调查河南省各县的县志，要求恢复杜康酒的生产，还说要把酿好的杜康酒送给田中角荣。

　　发生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的这段佳话成了当代杜康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提到杜康，就会说到田中访华，就会说到周恩来总理与杜康酒的故事。这个故事无疑从客观上促进了杜康酒的发展。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与伊川县毗邻的汝阳县和陕西的白水县相继建厂开始生产杜康酒。

酒业故事：一个商标三家用

　　１９８１年，我国商标法颁布实施，“杜康牌”商标落户伊川。两年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伊川县杜康酒厂分别和汝阳、陕西白水的两家杜康酒生产企业签订了“杜康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形成了“一家注册，三家使用”的“三杜鼎立”局面。

　　２０年来，３家酒厂曾经相互抢地盘，挖人才，还打过价格战，产生过不少纠纷，也打过一些官司。如今，３家酒厂已进入相对平稳的竞争状态。记者在伊川、汝阳两地采访时，已经感觉不到剑拔弩张的态势，只是还能闻到硝烟散去后的味道。

　　陕西白水杜康酒厂我不了解，不敢妄加评论，但我知道，伊川杜康和汝阳杜康两家企业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都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伊川杜康的一个同志说：“当年杜康酒紧俏得很，县长写条子也只能搞到一箱。去全国各地办事，带上两瓶杜康酒，管用着呢！”时至今日，两家企业的经营状况都不比从前了。许多业内人士分析，“三杜鼎立”消耗了企业太多的元气。有关专家认为，商标具有独有性，应该是独家使用的，“一家注册，三家使用”违反市场规律。企业不能快速发展，除了体制、管理方面的原因外，这是重要因素。

　　伊川杜康酒厂经历了“三九集团兼并风波”之后，去年在老厂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杜康酒业有限公司，力图脱胎换骨，轻装上阵。

　　杜康是酒的代名词，在品牌内涵上无与伦比。但酒文化只能赋予企业灵魂，并不能赋予它旺盛的生命力，杜康要想再度崛起，制胜于市场，眼光恐怕不能只盯在商标、品牌上。未来的杜康文化如何演绎，我们走着瞧！

（完）

作者：齐岸民

空陈迹思古风

　　出了郑州市区，往西北方向走１５公里，便到了古荥镇。

　　古荥镇即历史上荥阳故城的所在地，早在春秋、楚汉时，此地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由此，这里留存有多处历史遗迹，因此，此域相对彼地，多了一些历史文化含量。

　　进入古荥镇，映入眼帘的不是青砖黛瓦、朱栏翘檐的古街、古巷、古楼舍，而是一色的瓷砖外贴平顶楼房，与其他中原乡镇街区构建、模式无异。

　　由古荥镇主街西段向南拐数百米，田野处隆起一条状土丘，粗粗大大，由北朝南笔直延伸。 一路前行，到达一豁口处，随同记者的古荥村民耿永卫让车停下，他下车后直往一土坡方向走去，身体前倾，双手攀援，由陡坡吃力而上，其他人尾随而至。此时脚下已是荥阳故城的西城墙。

　　当记者站在高大的古城垣上时，天际灰蒙阴霾，也许是这种单调的色彩见得多了，无从给人以遐想，而荥阳故城的荒凉美、沧桑感，也正于遐想之中陶我一醉。因为，它已失去原貌，只是陈迹。

　　城脚下有一村民说，２０年前还有人在城垣上种庄稼，收成不好，也就没人再侍弄它了。古城墙多半残存，东墙早年已被济水泛滥冲毁，现已平整改作了良田，在人均不足１亩耕地的古荥镇，农民惜土如金。南墙的东端，农户竟把房舍盖在墙体翼侧的倒塌处。

　　不过，与城墙西北一段所遭受的厄运相比，古荥城墙实在是幸运得很。那里的农民无所顾忌地在长城墙根挖掘取土，回家垫牲口圈。据说，当地人认为那是熟土，好使。荥阳故城痛失原貌，毁坏于古代战事有多少不得而知，而如今的人为毁坏又有多少更让人扼腕不已。

　　我们姑且相信它今天的形貌是自然力之为，它是渐进的，迟早也会被风化为一条地垄，一条土埂，然后淹没在一片庄稼地里，断了子孙登古城墙的雅趣。在去了西墙外的汉代冶铁遗址后，看到遗址被包围在房屋内，以求很好庇护的样子，欣然之后，又觉得没了味道。据当地人讲，冶铁遗址盖了房，进行了保护，却少了一份空旷无碍的感觉美。闻言，恍然找到失去“味道”的依据。

　　凡陈迹，都有沧桑感，若是缺乏对某一文物陈迹史料的了解，它本身所蕴藏的文化难以与观赏者心灵贯通、释放，那你眼里所及的，是什么，也就是什么了。多数人的审美还是感觉“原状”比陈迹有看头。今天我们在山海关老龙头长城、金山岭长城、八达岭长城看到的城墙，都属于“整旧如旧”保持原状的。

　　荥阳故城有无恢复原始状态的必要，还没有人将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河北有一段长城正在修复，承修者把原有的残墙涂得白灰一片，或在砌筑新墙时把老墙拆除，一些专家认为，这哪里是“修我长城”，分明是“毁我长城”。

　　按照文物工作者的观点：不破坏就是保护。荥阳故城还是空留陈迹的好，它的感觉之美、遐想之美，一如中国古人望天空看云彩组合而自娱，多半要靠自己的心境了。

　　登高望远，极目处依稀可见南城陈迹，据新版《郑州文物志》载：古荥阳城初建于战国，呈长方形，南北长２０００米，东西长１５００米，与郑州商城面积相当，同为夯土版筑而成，但墙体（高宽）相较，荥阳故城略大于前者，而以历史价值来讲，有“中华第一城”尊号的郑州商城高于后者，不过，就其历史的事件性、故事性而言，后者无疑多一层文化积淀。

　　５８岁的耿永卫说，楚汉相争时，刘邦便是从这西城门悄悄逃逸，其替身纪信则率众出东门诈降。现古荥镇纪公庙村有纪公庙一座，就是缅怀纪信的。当地人说起纪信，如数家珍，敬仰有加。纪公庙村的王全成老人讲：古荥闺女出嫁单单就不打西门出，是个回避，也含敬意。

　　初次到古荥时，这里人误把记者当做考证者了，似乎记者还能从这片土地上再挖掘些什么离奇的东西。其实在未接受写古荥历史选题前，记者对古荥的历史和文化仅仅是一些记忆的碎片，远远达不到考证的地步。最初，记者无意识地跟着来自民间的志愿向导“指挥”，虚心地记，认真地看，但后来让自己突然间感觉蛮有意思的竟是：古荥民间对历史遗迹的传说存在相左的解释和误传。

　　耿永卫包括后来作为向导的纪公庙村的李喜林，都先后提及了小双桥村周勃墓，而这一民间盛传周勃死后葬于古荥的说法，直到１９８９年始被文物部门认定为讹传，那高大的土台实为商代遗存建筑基址。不过，这里的村民依旧在此立周勃的墓碑，依旧筑建了供奉香火的房舍，依旧认为它还是从前老人说的埋葬周勃的墓冢。

　　后来，记者第二次去古荥时，李喜林送了一本打印的《古代荥阳民间传奇故事选》，封面上注明“李喜林编”，还加盖了印章。后从报社老通讯员岳金河那里知道，像耿永卫、李喜林这些当地人都是把收集、整理古荥历史文化作为志趣的，这样的人在古荥镇还真不少。记得第一次到古荥镇岗李村找寻耿永卫，被他热诚邀进家门，宅内厅堂，大小地图挂满了四壁，说起古荥，他一脸高古，一腔热忱。他是记者三探古荥的第一位志愿向导，也是读罢本报记者杨士斌“鸿沟”一文后，数次向报社打电话，力荐写写古荥镇的热心人。不过，古荥人承袭民间传说多于对史料的研读。

　　一介村夫，亦耕亦读；一“父母官”刘满仓（镇书记），相约只谈今不论古的，唠着叙着不知怎么又拐到历史文化上了。那天采访，正赶上今冬郑州第一场雪，镇长朱清杰巡村，记者与他顺道在邙岭赏了雪景，回来后除了赞美还是赞美。

　　古荥镇，多丘陵、滩涂又兼平原，黄土地细腻疏松，利于耕种，南有索须河，北临黄河，从古到今，有水灌田，农林不衰。现村村种蔬菜、栽果木，人均年收入３１６０元，不算富也不穷，但村村最新最美的房子，不是民宅，而是娃们上课的学堂。

古荥可圈可点，古今倒真有点琢磨头。

萧瑟故城今何在 铁马冰河入梦来 古荥探幽之二

兵戈俱往矣

　　古荥阳应该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地方。

　　在西汉以前，不知有多少人在这片沃野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先人无谓的血，流成了河，千年一叹的今人，惟剩一个概念，古荥是兵家必争之地。后人早已把血腥冲淡，讲故事说历史全成了文化。

　　项羽是中国古代将领中，最具有欧洲骑士风骨的历史人物，楚汉在荥阳数年血刃相见，死伤无数，项羽起了恻隐之心，天真地把政治当做了个人恩怨，竟十分真诚地与刘邦协商：“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闻言，当时也许用了现在流行语ＳＢ类似的古语暗骂了一句（无史可考），脸上堆着笑说：我宁愿斗智，不斗力。司马迁《史记》如果在细节上没有杜撰的话，当时汉王的笑，一定是很小人的。

　　后来，“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签约后，项羽解除戒备，引军东归，刘邦却背约出击，天下复又“匈匈一年”，刘邦又小人了一回。

　　无论是鸿门宴的“为人不忍”，还是乌江之刎的“不肯见江东父老”，身为楚国贵族的项羽，在与汉王兵戈相见时，多多少少吃了所谓骑士精神的亏。黄仁宇说：“春秋时代的车战，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一定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束缚。”

　　项羽大概是承脉了“归师勿遏”、“穷寇勿迫”礼仪太多，而落个没脑子的嫌疑。难怪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４月挥笔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狠狠批评了霸王项羽的“革命不彻底性”，同时，也暗指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不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决策英明。

　　项羽的“沽名”、刘邦的“诡诈”是小处，对历史的演变不起决定性作用，毕竟楚汉相争，是两个集团利益与力量的较量，从史料上看，刘邦几次做出的重大“馊点子”，多少都有萧何、张良的影子。刘邦非完全“诡诈”，项羽也不真很“沽名”。

　　荥阳一役，是刘邦先挑起的。汉高祖二年，刘邦辖制五路诸侯，共５６万人，东进攻入彭城（今徐州），捣了项羽的都城，楚军反攻至荥阳，汉军在荥阳又聚集了力量，仗着这里高大的土夯城墙（现最高处２０米），竟遏制住了楚军的凌厉攻势。

　　楚汉两军，前后相持３年，主要的战场始终在荥阳、成皋一带。拿近代的话讲，两军打的是阵地战，以城池为堡垒，野外筑土墙作掩护。在古代，攻城的难度比较大，最过瘾的打法是出城交锋，一方不肯出，另一方就需要骂阵，骂急了还真奏效。比如，汉高祖四年间，项羽离成皋，一再交代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不得应战，汉军骂了五六天，曹咎熬不过，发兵而败，曹自尽。

　　汉高祖三年，楚军破了汉王的甬道，荥阳城粮食缺乏，请和被拒。纪信因相貌、口音颇似汉王，主动要求做其替身。夜间，刘邦命两千女子身着铠甲由东门出，楚军遂四面围击。纪信随后乘坐刘邦的车跟随士兵大喊：“城中无粮，汉王投降。”楚军信以为真，高呼万岁。而刘邦与几十骑兵从西门出逃，奔向成皋。

　　项羽见到纪信，问刘邦哪里去了，纪信如实讲了，也没多审，就弄了一些干柴什么的，把纪信烧了。纪信大抵是全人类自有了替身后，第一位为主赴死，后又享受庙堂待遇的忠烈了。他在汉军里，只是一个小将，这也是古荥镇人说的，《史记》上也只写到“汉将纪信”，多大的官衔没注明。

　　纪信诳了项羽一把，必死无疑。但那两千小女子的命运，却没有记载，也没有传说，是集体被残酷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还是掳去做了其他？为什么作史的只关注侯王将相，不着点笔墨给她们？

　　刘邦杀人，项羽也杀，不过，史料上多写了项羽的狠。荥阳城在汉王逃走后不久，为楚军破，守孤城的御史大夫周苛、枞公被活捉。项羽拉拢周苛，允封３万户，要说这也够实惠的了，周也算一条汉子，不为“五斗米”折腰，破口大骂，项羽大怒，就命人支口大锅，烹了周苛，顺便把什么也没骂的枞公也杀了。周苛、枞公庙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了后没有再修缮，如今去看，荒凉得已不成样子。

　　楚汉鸿沟划界后，荥阳故城战事消弭。西汉时由郡降为县，属河南郡，东汉渐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４９３年）城废。现在的荥阳已非荥阳故城之地域，而在古时的大索城。

　　古荥镇坐落在古城的东北处，面积不及当年的四分之一。古城南墙外７６０米，沿索须河北岸，东西残存８００米城墙，城墙下叠压有商、周灰坑。古时的城墙，都是军事性的堡垒，而荥阳故城历经的战事，也非楚汉一役，晋楚称霸中原，于此鏖战，战国时，秦国血洗此城，秦末农民起义军吴广率众也兵临城下，吴广死于城外，他是被自己人杀死的。

　　城西的汉代冶铁遗址，在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没有发掘前，当地老百姓传说那片土地都是先人的血染红的，后被文物专家认定，那不过是铁矿石。

　　怎么想，两千多年过去，历朝历代士卒的血、骨，早已融了土，如今，这古城内外都种了庄稼，长势良好。

兴复谁来也

　　一条黄河提灌站水道由古荥镇日夜不停向南流入西流湖，然后是一个庞大的水管网，密布到郑州市家家户户，这便是城市赖以生存的自来水供给系统。

　　郑州城市供水源，仰仗黄河，若黄河干涸，郑州哪里取水？要么靠南水北调工程供给，要么学先人考虑废城。北魏太和年间，废荥阳，移至现在的荥阳县（古时的大索城），其废城迁民的动机史料记录不详，水的缺失应该是导致先人弃城的因素之一。不单纯是缺饮用水的问题，最致命的是鸿沟水利系统逐渐丧失漕运功能。

　　在北邙邻近黄河一段，依稀可辨昔日鸿沟的痕迹。以记者三探古荥实地所见，史料所载的水乡泽国，今天已经再难觅踪迹，荥泽干枯变为田野、索须河现不过一沟渠，称河实在勉强。

　　从一些资料看，当年的荥阳为鸿沟水系的源头，人工开掘后与５个自然水道形成一个漕运网，直达淮河。战国时代，其水系连通梁（商丘）、楚（徐州）、吴（苏州）等诸侯国。

　　城西的汉代冶铁处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大的冶铁遗迹。古荥人故老相传，那成吨的铁矿石都是由水路远道运来。古代中国城市的水运是交通的命脉，开封也好，洛阳也罢，多多少少有因水系行舟无碍而被择为京都的。隋代的大运河贯通南北，也在于南粮北上。英国人阿绮波德?立德所著《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也谈到了清末中国陆路通行的艰难，水道舟船拥挤繁忙的状况。由此可见当时经济依赖水运的程度。

　　汉王刘邦垓下一战后，原打算建都洛阳，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入主关中。西汉都城西迁，远离了荥阳，又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漕运的需求大为减少，因此鸿沟系统的运输一度萧条。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１３２年），黄河在濮阳决口，向东南狂奔，灌满大野泽再顺菏水经泗水泻入淮水。至此，黄河进入第一个泛滥改道期。黄河无常的改道，不仅使自身的通航受阻，也导致泥沙沉积鸿沟，其后，鸿沟仅剩下一条水道――汴渠（由开封东走徐州）。

　　古荥的土壤是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其处地域是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河（古时的黄河从今荥阳的马沟一带向北流而后东走东海的）。由于那时的农具材料、工艺的落后，所以这种土壤的裨益对于先人是十分重要的。汉代以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长江流域的农业逐步取代黄河流域，古荥随大的区域经济走弱也是必然。

　　北魏弃城，可能造成当时这一地区人口的锐减，以致土地荒凉。如此推断，缘起在岗李村与村民的闲扯。记者随口探问岗李村李姓有无家谱，结果被村民邀入家中，几人合力挪动实木大床，从床底抽屉中珍而重之地捧出红皮家谱６ 大本，置放桌案上示于记者，不一会儿聚拢的村民都言自家也有存本，再细问家谱中的不明之处，却无人能说得明白。该村村支书也说不大清，只知道岗李村扎村７００多年了，前面的村比岗李还早，已经８００年了。

　　第二次到岗李村，见了岗李村８３岁的李杰三老人（上世纪５０年代任村小学的校长）。他说，岗李村是从山西阳城县迁来的，大概时间是元末明初。当年这古荥已少了人烟，移民是为了垦荒。

　　黄河的几次泛滥改道，随后带来移民潮也是实情。明初山西人的东迁河南，也有史录。不管古荥镇的村落是原居还是后来迁移，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佐证的，这片土地确实一度人烟稀少、旷野荒凉，不然也无须迁民于此。据考汉代初期的人口１０００多万，到了中期最多时也不过６０００万，北魏时人口还不及这个数目，那么相对今天的人口，古时可谓地广人稀，往往城与城间尚余未耕之地，也为整体迁移带来可能。

　　城弃就会人空，这也是可以想见的景况。荥阳一名，处荥泽水西北（水之北为阳）而得名，隋易名荥泽县，清康熙年间，又被黄河淹没，复在荥阳旧址设城。今天古荥后缀已无“阳”字，一是有别今天的荥阳市，二是现已经没有泽水之北的地貌，也就多少没了缀“阳”的理由。

　　汉代以前，荥阳至少繁荣了１０００余年。其后，它再也不是历史足迹的聆听者和代言者了。

（完）

此时此刻，我就站在淅川县荆紫关镇的制高点上，俯瞰着脚下的这座小镇。在深秋透明的阳光里，在野菊花和黄姜的馨香中，这座地处南阳盆地西部的小镇显得越发神秘而幽远。

　　荆紫关是什么？它只是一道关口吗？它只是一座小镇吗？它诗一般的名字后面有着多少传奇故事？

　　丹江河自西向东绕过荆紫关镇奔流而下，毗邻河道的是一条弯弯的长街。在这条长街的两侧，整齐地排列着砖瓦结构的店铺。这就是北方城市绝无仅有的“清代一条街”。

　　这条街道就是荆紫关的第一个传奇。

　　这条狭窄的古街长达２．５公里，里里外外都透出古色古香。走近古街，首先看到的是一道古关门。在风雨中屹立了８８年的古关门已有些倾斜，好似一位驼背的老者。仔细端详，只见这座关门是砖石结构，表面雕有古雅的花纹。关门上方横嵌着一块石匾，黑底白字，上写“荆紫关”三个魏体字。据碑文记载，现存的关门建于１９１４年，因门楼装饰图案与其他关门有别，此门因此又叫“花城门”。

　　研究荆紫关历史多年的镇干部田先生说起了荆紫关的来历。荆紫关的得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３０４年，此地属于楚国管辖，楚王派太子荆来镇守此地，于是此地就取名叫“荆子口”。到了明朝中叶，明王朝派官兵千余人驻守此地，并改“荆子口”为“荆子堡”。因为这里漫山遍野盛开着紫色的荆花，清朝初年，当地人又把“荆子堡”改为“荆紫关”。“荆紫关”这个充满了诗意和浪漫的名字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当地人的充分认同，于是便一直沿用至今。

　　一道和战争、血腥相关联的关口，就这样拥有了一个饱含诗情画意的名字。

　　荆紫关镇的清代一条街街道两旁，肩并肩地排列着７００多间砖木结构的两层瓦房。这些建筑基本上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清代建筑的原貌。临街的房门，统一都是用木板钉成，昼抽夜闭，便于做生意。穿过临街房，是狭长的院落。院落两侧是对称的厢房。一个院落里多的有２０多间屋子。整条街道的建筑融南北方的建筑风格于一体，显得古朴而独特。两家临街房之间都建有两米长的烽火山，意在阻隔火灾的蔓延。从这一点来看，过去的商人们就有很强的消防意识。

　　古街上的居民都说，关于古街的变迁，一位叫杨永春的老人知道得最清楚。杨永春老人今年７８岁，是一位退休教师。老人介绍说，荆紫关镇古街的形成，离不开丹江河的古代航运。

　　发源于陕西凤凰山麓的丹江河，在峭壁群山中蜿蜒２００公里到达荆紫关，然后一泻而下，入汉水汇入长江。历史上，丹江是我国江汉平原一带通往古都长安的惟一水上通道。据古代地理学典籍《禹贡》记载，战国时期，丹江就已经通航。唐朝中叶，都城长安异常繁华，南方许多物资都要通过丹江运往长安。到清朝嘉庆年间（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荆紫关就已经成为商业重镇。当时，丹江河水运兴旺，河边码头停靠着南来北往的船只。有时候，这些船只有三四百艘之多，“百舸竞发，千帆落桅”的景象蔚为壮观。在丹江河岸边，专门为船工、客商服务的客店、酒楼一家挨一家，形成了６００米长的河街，叫卖声日夜不绝。当时的荆紫关镇上商贾云集，有三大公司、八大帮会、十二家骡马店、二十四家大商号。

　　那时候，丹江河荆紫关段水深河宽，而且水势平稳。所有来自武汉的大商船都必须在荆紫关靠岸，因为只有载重量在３０００公斤以下的小船，才能继续上行，到达陕西的龙驹寨，也就是现在的丹凤县。从下游运来的陶瓷、糖、洋油、洋布等工业品，到了荆紫关就要大船转小船；从上游运来的药材、木材等农副产品，到了荆紫关也要小船转大船。据传说，一个陕西商人在荆紫关开办了一家字号叫“德盛正”的商行，这家商行曾经拥有白银７０万两，雇佣了１００多人。

　　清朝末年，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臣僚逃至西安。这些人在西安停留期间所需的大批物资都是从南方运来，通过丹江水路经荆紫关进入陕西。随着商贾的急剧增加，荆紫关迅速繁荣起来，一时享有“小上海”的盛誉。那时一到晚上，荆紫关的河街就像现在的车站一样，灯火通明，老远就能听到“像一笼蜂般的”吆喝声。当时河街上仅是经营餐饮的就有几十家店铺。“歪脖的板面条”、“董久章的锅贴馍”、“王怀娃的卤肉”等，是其中最有名气的几家。

　　光绪二十一年，荆紫关设立了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电报局和邮政局。由此也可见当时荆紫关的繁荣程度。

　　荆紫关镇镇长张振亮对记者说，当时荆紫关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现在荆紫关镇还有１０００多人属于当年那些外来商人的后裔，而这１０００多人中，就有１００多个姓氏。

　　如今的丹江河，古河道依然如故，但却没有了昔日“百舸竞发”的热闹景观。由于河水几乎干涸，大部分河床已经水落石出。杨永春老人指着河岸说，这里原来是“中码头”，那里是“炮船湾”。中码头是起货、装货的地方，炮船湾是炮船停靠的地方。当时各大商会为了防止土匪打劫，专门派炮船跟随商船护航。

　　说起丹江河后来“波澜不兴”的原因，杨永春老人说，陇海铁路和众多公路的修建，使得水路运输渐渐被铁路和公路所代替。此外，丹江流域植被遭到破坏后，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使得河床逐年抬高。而丹江口水库以及上游多个蓄水工程的修建，使得河流被拦腰截断。

　　如今在荆紫关漫步，还能够看到一些记录着当年繁荣景象的建筑，比如象征“风平浪静”的“平浪宫”、山西和陕西商人联合修建的“山陕会馆”、湖广两省商人修建的“禹王宫”等。这些建筑无声地矗立在街道两侧，述说着当年荆紫关的繁盛，也督促着今天的荆紫关人去创造新的辉煌。

百战之地演绎出“朝秦暮楚”

　　沿着丹江上行大约５公里，就到了一个名叫月亮湾的地方。在这个豫陕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两山对峙的关口。关口外，是八百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这个隘口，就是荆紫关的那个“关”了。荆紫关即由此得名。

　　这个关口，是荆紫关的第二个传奇。

　　一道险关要隘横亘于此，自古以来发生过多少战争，只有这青山绿水说得清。

　　史书记载，发生在荆紫关早期较有影响的战争，应该是秦楚之间的“丹阳之战”。战国时，秦国和楚国交战频繁。当时荆紫关是秦国与楚国的交界地，其中一部分属于秦国，一部分属楚国丹阳县管辖。公元前３１２年，秦国和楚国之间爆发了“丹阳之战”，秦国凭借占据荆紫关险要地势的优势，一举击败楚国。秦国获胜后，荆紫关全部归入秦国版图。之后，秦楚两国重新修好，秦国又把此地划给了楚国。

　　有个成语叫“朝秦暮楚”，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一时倾向秦国，一时又依附楚国，比喻人反复无常。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典故的出处就在荆紫关。荆紫关的人说，朝秦暮楚在这里不是贬义词。一种说法是：荆紫关属于秦楚交界地带，早上从秦国出发，到了晚上就到了楚国，形容距离之近。另一种说法是，早上这里被秦国占领，而到晚上却又被楚国夺了回去，比喻战争之频繁。

　　说起荆紫关的古代战争，荆紫关人一张口就爱提刘邦、刘秀、李自成。他们说荆紫关是块宝地，“到了荆紫关，转危必是安，商贾发财源，仕宦得高迁”。荆紫关人说兵家占领荆紫关就会“逢凶化吉”。他们举例说，楚汉战争时候，刘邦率部自汉水到达宛城后，就是通过荆紫关而率先到达咸阳的。结果他抢在了项羽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平定了天下。王莽撵刘秀的传说在荆紫关也流传很广。

　　明朝崇祯八年即１６３５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在陕西商洛地区与官军激战后突出重围，也是在荆紫关休整训练，恢复元气。离开荆紫关后，李自成一鼓作气，占中原，取北京，最后推翻了明王朝。荆紫关人说：“荆紫关也算是李自成的根据地哩！”

　　据记载，由于荆紫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王朝曾在此派驻官兵上千人，称“百户所”。清代时，荆紫关也驻有大批军队。据《清史稿》记载：“河南设总兵三人，南阳镇、河北镇俱顺治六年置，归德镇咸丰八年置。副将二人，荆紫关协，嘉庆六年置；信阳协，咸丰八年改营置。”

我军名将曾在此书写传奇

　　在近现代，荆紫关也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洗礼。荆紫关镇有一个地方叫金豆沟，当年红二十五军奇袭荆紫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据南阳党史资料记载，１９３５年，李先念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极为恐慌，下令调集兵力，向鄂豫陕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二十五军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兵，决定采取游击战术，远程奔袭敌四十四师的物资供应基地――荆紫关。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５日下午，徐海东副军长带领两个团，急行军６５公里，直抵荆紫关。１６日凌晨，身着国民党军服的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先头部队到达了荆紫关以西五公里的敌外围防御阵地金豆沟。金豆沟由一个连的民团负责守卫。民团连长刘汉章一见“国军”到来，急忙迎接。化装成敌军官的我方人员大声喊道：“我们是四十四师的，红军马上就要来了，这里由我们防守，你们马上集合队伍撤回！”信以为真的敌人刚集合好队伍，红军指战员就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就这样，红军一枪未发，夺取了荆紫关的要地金豆沟。奇袭荆紫关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为最终粉碎敌人对我鄂豫陕根据地的“围剿”立下了首功。

　　荆紫关清代五里长街的北段，有一处建筑十分宏大的古建筑。当年此建筑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任小秃”的豪宅，而今已经成了荆紫关解放纪念馆。

　　在纪念馆里，记者突然发现了毛泽东手书的狂草电文，是毛泽东指挥王震在荆紫关一带进行中原突围的几份电文手迹。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毛泽东，竟然多次在作战地图上对“荆紫关”这个弹丸之地圈圈点点，并数次挥毫写下了遒劲有力的狂草电令，可见荆紫关在当时的战略地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大学随着战局的变化开始搬迁。１９４４年５月，河南大学迁到了荆紫关。河南大学迁来后，当时的荆紫关高小立即搬进平浪宫里上课，把教室腾出来让给河大师生。荆紫关群众对河南大学师生非常热情，大家腾出房屋让师生们居住，并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送到师生们手中。河大师生为了表示谢意，帮助荆紫关创办了七七中学。

　　今天，七七中学已经成了荆紫关高中。走在校园里，听着那清脆悦耳的铃声时，记者的脑海中却总也拂不去以往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

一块顽石分三省 三种文化喜相逢

　　在丹江对岸，离荆紫关镇中心不足２公里的地方，有一条神秘的街。该街不足百米长，却有豫鄂陕三省人在此居住，号称“三省一条街”。

　　这条街就是荆紫关的第三个传奇。

　　“三省一条街”名叫白浪街，因地处白浪河河边而得名。

　　白浪街长不足百米，宽不过十几米，居民仅有百十户。街上很是冷清，当地人说，除了节假日，平时很少有人来。

　　最引人注目的是巷子中央的一块三省交界碑。碑有３米多高，呈三面棱柱状。碑的三面依次有河南、陕西、湖北三省所书的碑文。透过三省碑下的缝隙，记者看到碑下有一块露出地面的三棱尖石。尖石一面朝西，一面朝东南，一面朝东北。三省以此石为界，西归陕西管，东北归河南管，东南归湖北管，此石也就被称为“三省石”。相传，过去三省在此地经常为边界发生纠纷。有一天夜里，一块五彩缤纷的石头从天而降，嵌入此处。当时人们以为这是火星爷传旨，让三省百姓以此石为界，不再争斗。为了表示对火星爷的感激之情，当地百姓于此石旁建了火星庙。清朝道光年间，火星庙改称三省庙。

　　记者也试着探足踩在三棱石上，体验了一下“一脚踏三省”的豪迈。

　　淅川县委宣传部的贾文涛说，小小一条白浪街，却是三种文化的交会点：从这里向北，是以古都洛阳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向南，是以雄奇三峡为代表的长江楚文化；向西，则是以古都西安为代表的秦晋文化。于是这里便有了颇为有趣的风土人情――明明是门对门、门挨门的街坊邻居，可他们收听的戏曲各不相同，有听河南豫剧的，有听陕西秦腔的，有听湖北汉剧的。

　　最有趣的是，隔了一条街或是一堵墙，打个电话过去竟是省际长途。于是，为了方便，不少做买卖的人家同时装有两部甚至三部电话，往哪个省打电话就用哪个省的电话。

　　其实，在中国版图上，三省交界之地有４０余处，而惟独此地三省均设有基层政府：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湖北省郧县白浪镇和陕西省商南县白浪镇。三镇之间相距均为２公里左右。三省辖地在白浪街犬牙交错，屋舍相连，难分彼此。有些人家房子盖在两省接壤处，自称“夜卧两省”。

　　在这条小街上，不少家庭都是由两省或三省人员组成。有一年，河南一老汉办八十大寿，分别嫁在三省的几个女儿都回来祝寿，三省人济济一堂，好不热闹??老汉也因此有了一个雅号“三省总督”。

三地曾经斗不休 往日之日多烦忧

　　荆紫关镇干部田丰先说，以前，陕西人、河南人、湖北人之间常因宅基地、责任田、农用水等发生纠纷。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因为在丹江边修筑堤坝的问题，湖北洋奚公社（即今天的湖北白浪镇）与河南荆紫关公社发生冲突，双方都出动民兵鸣枪示威。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１日，荆紫关公社以民兵训练为名，将洋奚公社所筑的河坝炸毁。洋奚公社则在大坝附近埋设地雷，还抬出人工降雨用的大炮，瞄准荆紫关公社的办公室。

　　当时三地政府把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在了争斗上。经济方面，三镇采取了相互封锁政策，湖北的工业品、河南的小商品和陕西的土特产品不能互相流通，以商业著称的荆紫关市场严重萎缩。

　　治安方面，“三省一条街”成了“三不管一条街”。有人聚众赌博，警方去抓时，人家只需把牌桌挪一挪，就到外省境内了。同样，不法分子在此省作案，到彼省避难，警方无可奈何。荆紫关镇派出所副所长周培甫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三省一条街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受害人恰恰就死在三省交界碑旁边。三省所在的警方一看都傻了眼：死者的头在陕西，身子在河南，而双腿却在湖北。这案到底该谁办？三方都向自己的上级请示，最后还是公安部出面才解决问题。

西接秦晋非古道 南通鄂蜀有坦途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三边关系”渐渐趋于平稳。是谁最先架起了三省友谊之桥？是凌子和！几个老百姓说着，把记者拉到了跨越丹江河连接三省的荆紫关大桥边。桥头的石碑上写着“西接秦晋非古道 南通鄂蜀有坦途”。群众说，是原荆紫关镇党委书记凌子和在１９８６年带领群众为三省百姓建起了“连心桥”。这座桥结束了三省自古以来靠摆渡交往的历史，也使三省人民拉近了距离。

　　从此，一切都在沟通和协作中悄然变化着。

　　三方的公安、信访等工作开始了“三省联防”。前几天，河南荆紫关镇的一个男青年在湖北白浪镇强奸了一位陕西姑娘。受害人到陕西警方报案时，疑犯已经逃回河南家里。陕西警方根据三省联防协约，恳请荆紫关镇派出所协助抓获疑犯。荆紫关镇派出所当即出警，将疑犯抓获，并按照有关规定将案件移交给湖北警方办理。

　　在经济上，三个乡镇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的竞争。

　　几年来，荆紫关镇先后投资兴建了新街和１１０万千伏变电站，修通了淅川县至荆紫关的柏油路，并将柏油公路从荆紫关一直修到了河南省的边界线上。由于成绩突出，荆紫关镇被确定为河南省小城镇建设试点镇。

　　洋奚乡看到这一情况后，干脆把洋奚乡改成了白浪镇，借助闻名全国的“三省一条街”的名声，扩大知名度。

　　陕西的汪家店乡看到湖北洋奚乡改名为白浪镇，很是气愤，说湖北侵权，并四处上访告状，要求湖北停止使用“白浪”的名称。但告了几年没有结果，等拐过头来一看，湖北白浪镇已经走在了自己的前面。“不告了，你叫白浪镇，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叫白浪镇？” １９９８年３月，汪家店乡摇身一变成了“陕西白浪镇”。２００１年，他们干脆把镇政府搬到了“三省白浪街”附近。

　　三个乡镇的单位和个人也在明争暗赛。荆紫关人看到湖北白浪镇种植黄姜发了财，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黄姜。湖北白浪人看到荆紫关发展胡桑能赚钱，便也跟着种植。

　　荆紫关镇镇长张镇亮说，竞争争出了发展速度，争出了经济效益。围绕着“三省一条街”，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直径５公里、人口达数万的“三省内陆金三角”。目前，三方已正式建立了“豫鄂陕三省接合部行政协调经济协作区”。三镇已共同融资５００万元，投资修建占地３０亩的“一脚踏三省广场”，以吸引国内外游客。

　　楚风秦韵与中原文化正在这里共同谱写灿烂篇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