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忙总：我也说易之 履 -- 履虎

考虑到产业集群，如果物流成本高，就很难把成本控制住，也就不可能把工业分散到各个小镇。

俺也很看好这个模式，不过感觉难度很大，更多的可能是把是食品/农产品加工企业、IT服务业迁移到离农村较近的地方。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前两年要炒作物联网了。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沈志华。这个人的传奇就不说了。

看了他的一些书和资料，应该说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段，他的对毛的观点偏向于强调毛在决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另外他从国际共运的角度看待中苏关系和建国后中国的历次运动，强调毛以及身后的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的对于主义和理念的追求乃至位置的追求，以及由此导致的中苏分裂，国内的对应的反应。

把中苏关系类比于宗教里面对于异端的处理，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分裂。

这种视角很不错，至少是从苏联角度来看待。不过个人觉得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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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中国革命中几经沉浮最终有了后来的位置，套大话，这是革命的选择和历史选择。当年TG的各位领导人哪个不是英雄才俊。正如忙总所说，领导人需要公正中和，能做到这点大概还有几人，如周，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始终保持清醒领导革命越战越强，事实证明这只能是毛了。

如水果大所言，中国这一百年其实是中国文明怎么从农业化转向工业化文明的历程，这其中的社会结构以及思想变迁还在继续。如人所言“历史的三峡”这样的道路从1840起，各路英豪有过多种实验，到1949摆在毛面前的依然是如何从农业化到工业化。1840后的100年各个方案背后的各种利益尘埃落定，局面还是那个局面。1945的中国和1840的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少数的精英统治着广大的农民。虽然我们已经完成民族独立。1945的中国是独立国家，这是确定的。蒋给的道路依然是两千年来的路，依然是国际发展中国家的路，最好的例子是印度、巴西。但是从1840以后在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就是国家的防卫与独立，刚刚从亡国灭种危机中走出的中国人这种感觉更加强烈。1949另外的道路摆在中国人面前。

这就是1949 的底色。这就是毛接手的中国。此外，国际共运的历史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1942之前，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是共产国际支部，不然毛在党内的斗争历史无法解释，事实上不管怎样中国TG的历史和苏联是无法分割的。

要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尤其独立的工业化，必需要动员中国的庞大资源，背后是社会结构的改变，后来是服务于社会结构的思想。

1950的朝鲜战争，不管什么原因，想想5年前中国人刚刚从灭亡危机中胜利，可以知道毛的选择不是那么不合理。1950开始，给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之后的苏联投资和苏联项目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温铁军有相关阐述。

在匈牙利事件后，相信毛看到中国有成为东欧的可能。这个时候的不那么大的联合舰队事件，就可以理解了。此外，毛应该想到中国的崛起必需要建立在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上，否则老的规则体系不可能容下我们。他用他自己的语言这么说，我们要解放全人类。当然有国际共运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句话现在被当做笑话。事实上这是远见卓识的。正因为这样，把中国崛起放在大背景下，我们才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尤其是非洲东南亚的革命。也为今天中国的触角探了路打了基础。

在我们从苏联获得工业基础的时候，毛把目光转向美国，这背后又是巨大的利益博弈和组织变迁。这样的变化，水果大有深刻分析。

毛的30年给了中国苏联的工业基础，给了中国继续工业化所不可缺少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接纳。国内对应的是不容于工业化的封建官僚主义的扫荡，激化是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健康水平提高与文化初步普及，为后面铺平道路，。他要做的太多，每件都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待续

成本太高，而且总的劳动力人口在减少，

更看好工业向铁路动脉沿线或高速公路交汇处小型城市集中化，形成许多中小型城市。

当然这里有一个变数，就是这些地方的地价高到抵消集约化带来的好处。

我曾经亲眼看到某敏感话题的内容三个月内正反面周而复始了一遍，无所适从。

确百无一用。其实，其它9等，都是现代书生了，哪还有什么自以为是的书生。

日本的赤军，美国和欧洲的60年代的青年反叛运动都有当时中国价值观（革命和造反）输出的影响因素。

美国平民福利的改善主要还是罗斯福的功劳吧？虽然二战后也在持续改进。。。

以“尺寸”来衡量。

必然管的是大尺寸。

偶然管的是小尺寸。

比如，评价一个人的话。

一个人肯定会死，这是大尺寸，是必然。

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地点、方式死去，就是小尺寸，是偶然。

比如说我20岁那天被张三醉酒撞死，就是偶然。如果有人硬套所谓“历史的必然”，说那天就算张三没喝酒，也肯定会有个喝醉的李四来撞人，这就不合适了。很可能没有那个张三，我可以活到80岁老死在床上。

回到太祖与中华文明的问题上，

我的倾向是，以数千年时间为纵轴，以全球各种文明/种族/政权为横轴，当做一个“尺寸”标准。

在这样一个尺寸下，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在数百年时间内的胜负兴衰恐怕都很难称得起“必然”了。

现下我能想到的是像老马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奴隶---封建---资本）才有资格被称为“大尺寸”。

有就是说，我认为中华能有今天地位（疆域、实力、潜力），是一种小尺寸上的偶然。回顾1840--1949的那段历史，我常常和朱红明河友一样后背发凉，我们发展成三哥那摸样，甚至更惨的可能性实在不比实际情况的小。

当然，我说的偶然，这个偶然不单单指出了个太祖是偶然，他身边的战友、对手、对他有影响力的马恩列等等都算在这个偶然范畴里。

强调独立自主，但这个主终究只是做自己的主，做不了别人的主。观察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每次自主时间长了就会出大乱子。还是因为有客观规律在约束事物的，一直自己玩，就难以产生积极的变化，难以出现新的机遇。也就是始终被同一个循环所约束，即所谓的历史周期率。

改开可以看作一种尝试，损失一定的自主，博一次上升到更高循环的机会。虽然在那里还是有周期率存在，但至少那个循环的格局要大于我们完全自主所处的循环，可以让我们独立自主下的“主要矛盾”，转化为更大循环中的次要矛盾。

只有独立自主，才能做自己的主，才有机会做别人的主。让别人做主，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更不用说做别人的主了。真不明白你是什么逻辑。

你说的“更高循环”是“国际经济大循环”吗？你认同比较优势论？

在80年代搞“国际经济大循环”，“市场换技术”，结果是市场丢了，装备工业瓦解了，技术没换回来。

大概也就毛子那种国家，可以仗着国土广袤，物产丰富，又有大杀器，才能搞独立自主。

试想如果大家都独立自主，从1500年以来的历史就都是弯路了。根本原因还是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不均的，对于缺的东西，要么是彼此交换，要么就是直接抢。直接抢有风险，而交易的话，其实就是彼此出卖国内利益，互通有无，或者在好一点，不用直接出卖国内利益，可以用海外利益来做交易。但本质上都是用自己手里的东西去换别人的，大家各自凑齐自己那副牌。

至于你说的那些吃亏不讨好的事例，其实很正常。要知道这个国家在30年前有60%以上的经济活动是不需要通过货币和交易就可以完成的。对于怎么做交易，必然有个交学费、摸索的过程。对于教训要深刻反省，对于手段可以探讨，但要说方向出问题，肯定不是。因为如果方向出问题，我们应该已经完蛋了。

“试想如果大家都独立自主，从1500年以来的历史就都是弯路了。”

——1500年以来的历史是弯路还是正路现在很难下结论。

“而交易的话，其实就是彼此出卖国内利益”

——这样的逻辑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对于怎么做交易，必然有个交学费、摸索的过程。”

——难道改革开放前就不做外贸了？70年代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投机还是赚了不少钱的。

“但要说方向出问题，肯定不是。因为如果方向出问题，我们应该已经完蛋了。”

——谁说方向出问题就一定完蛋？

什么是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就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能保证自己的技术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

在工业革命以后，独立自主的基础条件有两个：

一.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当然像美国那种在日本和欧洲驻军的情况另当别论。

二.有稳定可靠的资源供应。一种是依靠国内供应，一种是像美国那样拥有全球海权。

当然粮食安全也是基础，这一条是所有的历史阶段都必须的。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有真正的技术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完全自主。

你想一下你的观点的逻辑关系，站在和你相反的观点上的人，用这个格式和思路是不是一样也能说出具有相同说服力的话。

第一句话说1500年以来的路是弯是直还不知道——逻辑上其实就是大家总要死的，谁笑到最后还不知道。既然死后无知，那么又何必生时奋斗。但这是个诡辩性质的说法，虚无主义的调侃可以，但实际论证没意义。讨论问题永远的立足点是怎么活。活不过当下就是失败，这个没二话

交易的问题：理查一世说只要价钱合适，他就会卖掉伦敦。卖国不是问题，各取所需之下而已。当年新生的苏维埃为了喘息获得生存，连布列斯特条约都可以签。

至于说改开前也有人做外贸或者期货，还是那句话，当时这个国家60%以上的经济活动是与市场毫不相关时，你举的那些东西都是局部和个例。人家也可以反问你，难道前三十年就没有贪污犯和腐败分子嘛？

方向出问题是不会马上完蛋，不过肯定好不了。前三十年的确为后三十年奠定了基础，但这不是否定后三十年方向的理由，更不能说前三十年时已经预见到了后三十年的发展——最简单的就是对于世界大战的看法，改开后一系列措施的战略立足点就是邓修正了毛对于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的观点。

至于对于独立自主的理解，我觉得你这个也很笼统和空洞。独立自主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为了确立一个必须坚持的底线。面面俱到的下场就是摊子无限铺开铺大，任何问题都上纲上线，动辄以原则论的结果就是最终毫无原则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