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乙编 -- 谭伯牛

天子者，代天育民；反过来，天子也可以代天杀人。这就是天赋帝权中最重要的一项。然大概而言：一些开国之君，兴起于草莽，篡夺于宫禁，不得已亲自动手杀人；以及一些性情残忍，视法制程序为虚设的暴君，偶尝手刃臣民；除此以外，有过亲手杀人经验的帝王，史上并不多见。宣宗拜天理教之赐，得以厕身于此一稀见行列；且不杀则已，一杀，便杀了一双。事情发生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在养心殿外与?F宁（那会儿还不能称宣宗）邂逅，?F宁“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事闻，文宗表扬他“忠孝兼备”，赐封“智亲王”，顺便将他的火枪赐名为“威烈”[1]。除了这次“杀贼”，宣宗继位後还有一次“杀人”经验。某夜，宣宗在乾清宫，盛怒，立招值班侍卫王入宫，亲授宝刀，令太监带路至某宫某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级来覆命[2]。为什么杀，杀了谁；已不可考。然钦赐宝刀，又命提头来见，此与亲自动手无甚区别。即此观之，宣宗之性格颇有?追窒蓝?之气，似与旧史定论所谓“恭俭宽仁，守成令主”[3]有些出入。

“守成”一语，其为褒义抑为贬辞，视语境而定。如，萧规曹随，曹参即“守成”者，此可谓褒。而宣宗继统为政，不论国内之民乱，单说鸦片战争之割地赔款，即已是“守成”失败。而《清史稿》犹称之为“守成令主”，则知其为委婉的批评，而非实在的赞许。且《清史稿》论其处理鸦片战争一事，曰：“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则又是“为尊者讳”的曲笔。盖“先之以操切”者，并非“当事大臣”，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对“夷人”的态度，虽非抱有极度狭隘的“民族主义”，如其孙穆宗（同治）然[4]，而论“怀柔远人”手段之圆滑，则远逊其祖高宗[5]。他的“操切”，屡见于亲笔批答之朱谕。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则徐击毁英舰，奏捷，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摺内建议：“（此役後，英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宣宗不以为然，批曰：“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此种举动，难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谁“继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于粤，乃转道浙江，陷定海，并驶临大沽口，又游弋于山东、奉天间。宣宗竟以此归罪则徐，曰：“不但终无实际，又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则徐不过两广总督，浙江、直隶等地战守，他如何负责？随即诏革则徐职，代以琦善，并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经过或停泊，不必开放枪炮。此後事态发展，众所周知，毋庸赘述。不谓宣宗“畏葸”，可乎？欲战，则修守备、调兵将、筹粮饷；欲和，则派代表、讲政策、开会议。世间最误事者，莫过于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始则不揣己力、不明敌势，一味孟浪求战，偶获小胜，便志得意满，谓蕞尔小夷不足平；一遇挫败，则又方寸大乱，甘词厚币，腆颜求和；和议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鸵鸟，只要“夷人”不来聒噪寡人，寡人便当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绪不佳，忍无可忍，便又来一个浪战-战败-求和的循环。此後，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对各国宣战诸役，莫非如此办法，亦莫非如此结局。“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宣宗既开了这个坏头，其後，吾国近代史遂以“被侮辱与被损害”为基本调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宣宗虽逃不掉“操切”与“畏葸”的指责，但是，自道光後期而造成“乱世”，以至误国、辱国乃至亡国，这份责任却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拙撰前述八旗流变，以谓八旗制度已由共和国体蜕变为特权福利体制，大部分旗人亦因此从活泼健悍之民族蜕化为颟顸无能的莠民；而此次战争自则徐撤职後，委任大臣俱为旗籍，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恰可应验“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这句评语。孟森则说得更为直接：“是役也，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6]。据此，则应将不遵父命、擅更旗制的清太宗，及尽革旗权、独尊君主的清世宗，拉来同绑。而在乾隆一朝养成并茁壮终至乎不可收拾的贪贿、蒙混的官场作风，则是造成“满洲勋贵（乃至所有高官）无一成材”此一恶果的催化剂，因此，清高宗也应一并论罪。有此三大巨头顶罪，宣宗倒可以从犯之身减等服刑。太宗、世宗事迹既如前述，请略述乾隆朝士风宦习之劣，以为宣宗减刑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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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本纪十七《宣宗本纪》。

[2]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一册，366页，中华书局，1984年。

[3] 金梁《光宣小记》第109页。此语亦即《清史稿?宣宗本纪》结尾“论曰：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的祖本。

[4] 穆宗为太子时，夏同善为侍读，同善佩西洋怀表一块，穆宗取而碎之，曰：“无是物，即不复知时耶！”穆宗又尝命太监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斫其首，连声曰：“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穆宗排外思想”条，上海书店，1981年）；穆宗之所以如此排外，当与幼年遭遇有关：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其父因此出京避难，并客死热河。

[5] 乾隆朝之外交，最足述亦仅足述者，为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一事，而事中最关键亦最富趣味的细节，则是叩拜礼仪之争。最终双方达成共识，英使以单膝跪地为礼，而不必行三拜九叩之礼，在“严夷夏之防”、视虚文重于实际的清代，实为创举。观《清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六、七月）中高宗与臣下商定觐见礼仪的数道谕旨，其善体人情、通权达变的手腕，实可予以高度评价。英国使团秘书斯当东所揆回忆录（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中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虽对福康安、征瑞不无微词，但于高宗及和?|之印象则甚佳，并不因礼仪之争及终未获得通商许可而有所讥贬，亦可视为对高宗处理此次外交事宜的赞许。而宣宗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事初起，则以倨傲临之；衅既开，则以慌乱应之；善其後，则以昏庸报之。前後不贯，进退失据，宜其狼狈不堪也。以此，故曰宣宗远逊其祖。礼仪之争事详见本书外交编。

赞～～～～～～～

• 双刃剑

但是雍正的手段吓怕了百官也吓怕了皇帝，再无人敢效仿。

题外话，刚看的时候以为是曾侯乙编钟的故事呢。。。

乾隆一朝，当时人固以为盛世，嘉、道时人亦尝缅怀。自叹身处衰世的龚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诗咏怀：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1]；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梦中的盛世。然自後世史家看来，乾隆一朝，盛则盛矣，而其衰败之迹实不可掩。钱穆总结出四条原因，以此解释乾隆中叶以後为什么会转入衰运[2]，略谓：

一、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高宗好大喜功，不如世宗之励精图治；而世宗刻薄，又逊于圣祖之宽仁。乾隆朝之所以後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今语云数字出官，其实，盛世云云，大部亦因数字好看有以致之。

二、旗籍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第一大贪为和?|，他入阁二十年，积财至八亿，相当于清国十年的财政收入。而和?|每贪一两，则向其进贡的督、抚以下等官所贪，必至数两十数两不止；若能合计乾隆後期二十年间全国贪官的收入，其数之巨，必也空前。倘不遇盛世，各官到那里去贪这么一大笔银子？然则，贪风大炽，赃款巨大，亦可认作盛世之所以为盛的有力证据。

三、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3]。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4]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今语所谓“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腐败”略同。总之，京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自谑恰５?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高宗早就表态，不赞成提倡“士气”，他说：

“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琦）、范（仲淹），尤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5]；

宰相在传统政治中具有何种意义，值得高宗如此激动的进行批驳？盖宰相之设，就是吾国传统中“士”之精神最核心的部分在政治制度上的具体落实，此一核心精神，即所谓“士者，以天下为己任”。全国士大夫的领袖，或曰代表，便是宰相；皇帝若欲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须设立相职，否则，这种共治在制度上便无法落实。自汉代以历唐、宋，中国虽称专制，然君权、相权各有所属，其间比重虽或与时迁变，然总因一相之存在，此段历史便不能被笼统的称为皇帝专制。直到明代洪武十三年不再设立宰相，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皇帝专制的国家[6]。然明代虽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渐久而权重，隐约恢复了几分宰相的规模，大搞改革的张居正，即其最著者。清承明制，故不设宰相；清鉴明失，则设法削弱内阁之权。于是，这才有了一个名为“办理军机处”、以後简称“军机处”的机构[7]。军机处既夺内阁之权[8]，难道不会变相为又一个内阁，养成几个无名分而有实际的宰相？清帝思及此弊，故定下军机处无常设大臣、不得直接向部、省发布政令的规矩；这么一来，除了建议权，军机大臣再无其他权力，远逊于史上宰相之尊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宗才会说出“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的话。既禁止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亦即否定士之精神，从而催折士气；然则，亮吉所谓“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岂非奢谈？故曰：乾隆以後，士气之不振，势所必然也。除不设宰相，明示不欲与尔等士夫共治天下以外，康、雍、乾三朝屡兴文字狱、科场案，亦专用以打击士大夫，斩其首以儆效尤，折其气以示後世，务求“子孙能以朕心为心，整纲维而勤宵旰，庶几永凝庥命，垂裕万年”（高宗语）。士气太盛，动辄面谏庭争，“予一人”之尊不免因此稍减；顾士气太弱，以至于无，则虽有“朕即国家”之乐，终不免树倒猢狲散的凄凉，如孟森所谓：“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然後知自侮自亡之故，呜呼晚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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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然余氏又云：“虽然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上确有契合之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读者欲详细了解余氏的观点，可参见余英时撰《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5] 。

[6]

[7] 军机处于雍正年间设立。高宗即位，罢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复设，嗣后乃成定制。

[8] 亦有论者质疑军机处削弱阁权、加强皇权之说，谓：“军机处和内阁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权力系统，二者在权力分配上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对应关系，而是在维护皇帝独裁权威、完善独裁体制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政务分工。清代专制皇权的强化并非仅仅是汉族儒家文化作用的结果，尤其不是军机处这样一个简单的办事班子所能办到的”。参见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

[9]

吾国老于政治者，莫不赞同这句话。只是，这又明显悖于法治。故二千年历史，差不多就是各路豪杰的玩法史。

仁宗即有世宗的能力，又如何？能保证他的子孙也都具有乃公乃祖的能力？

呜呼哀哉。

孟森言“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然後知自侮自亡之故，呜呼晚矣”，确实如此。

一、“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世宗之励精图治；而世宗刻薄，又逊于圣祖之宽仁。乾隆朝之所以后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此论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实情；然窃谓此条须补充说明，方称圆足。

假设――历史固无庸假设，为求说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宽仁克绍其祖，则乾隆一朝当继承并发扬康、雍两代的规模，渐臻于政治清明、财务健康、国防稳固、文化发达的太平盛世。此一假设，并非基于过度强调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观”，而是建立在具体史实上的审慎判断。康熙一朝，撤藩，取台湾，治黄河，绥服蒙古、西藏，尊道学[1]，重艺术[2]，兴文教[3]，文治武功，大有可观，清代盛世之意识形态与国防建设的基础，即奠定于此一期间。雍正一朝，有鉴于康熙晚期为政过于宽厚以致朋党大兴、贪风大炽的教训[4]，乃汲汲于综核名实，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而始终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对接踵而来之盛世最具意义者，则有二事：一为并地丁、停编审[5]，一为定火耗、加养廉[6]。前者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蒙混而受到损失，后者将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提高全体官吏的俸禄水平，同时减轻了民众的杂费负担。因此，雍正中期以后，在最低限度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增收幅度加巨，从而为乾隆朝的“财政奇迹”奠定坚实基础。爱新觉罗?弘历何幸，天赐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着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号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设之盛世作为评判标准，则知吾人今日所见之乾隆盛世，实在是名不副实。若是真正的盛世，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广泛的官僚腐败，全体的士风颓丧，巨大的财政亏空，遍地的民众暴乱？这个疑问，似非简简单单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能回答。

郑鹤声尝论高宗之“治事精神”，谓：

“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7]；

高宗奉“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为座右铭，律己律人，屡屡降旨责备群臣贪睡晚起，贻误公事：

“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8]；

又云：“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按当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9]

“辨色”、“昧爽”，都是天刚亮的时分。高宗这么早就起床视朝，是否有故意为难或曰矫情的意思？非也。《礼记》：“朝，辨色始入”；《尚书》：“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可见，高宗正是严格遵守儒家规定的帝王之学。反之，大臣们却跟不上他的节奏，“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齐风》），反教皇帝“坐以俟之”，这可成何体统。然即此可见高宗勤政之一斑。

观其自述及后世史家传述，可知高宗之“帝王精神”，不论主观客观，不论细节大概，都不逊色，且足多者。但是，吾人对他的评价却低于其祖、父，对他的统治也终不满意，甚而连太平天子的荣誉称号也不愿授予他。为什么？理由说来既简单，又有趣，只怪他命太长、寿太高也。高寿、考终是“五福”之二[10]，高宗兼而有之：享年八十九，在位六十载；其福居二千年帝王之首[11]。然庄子早藉尧帝之口，讲过一番“寿则多辱”的道理[12]；高宗之长寿，适足辱国。帝王再如何伟大，也逃不过每况愈下的生理机制。常人一过六十，精力日衰；帝王因早年训练有素（清宫的皇子教育还是很严格很有成效的），又长年养尊处优，其治事之年或能较常人为延长。然不论如何，皇帝年逾七十，再要日理万机，怎么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了。力既不足，犹念念不忘“乾纲独断”，大事小事一把抓，则自辱、辱人以至辱国，不问可知矣。举个例子。

乾隆四十六年，“古稀天子”亲自纠办一桩文字狱，对前大理寺卿尹嘉铨处以“绞立决”。嘉铨造了什么“文字孽”，惹得天颜震怒如此？从降罪诏中摘录一条，以观大概：“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自号‘古稀老人’！”[13]按：“古稀”一词，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之二）之句；观高宗之意，此语之专利权竟已转为彼有，臣子虽年逾七十，亦不得僭称“古稀”矣。我有个侄子，不满两岁，长辈都叫他“宝宝”，他亦自称“宝宝”，偶然听得长辈称其它小孩为“宝宝”，他便愀然不乐，嚎啕大闹。高宗珍爱“古稀”称号，不欲与人共之，与予侄欲独专“宝宝”称号之心意略同；老小老小，其谓是欤？予侄固不可治国，“稚态”可掬之高宗，独能治国乎？是故，有论者曰：“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14]。

“恒足为祸”之“恒”字，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之意。这层意思，高寿帝王并非不能认识。高宗他爷爷就说过一段很感伤的话，既叹息保持“帝王精神”之不易，亦示囿于政体非竭力行之的不得已。其词“???扯∧?”，甚繁复，实为预撰之遗嘱，今择其要者转述如下：

“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馀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朕心窃谓不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正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万?祝?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15]

年届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撞豢赡埽坏?是，“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这就是高寿天子的两难之局。此局实无法解决，除非换一套制度，让适龄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专制实行二千馀年之久，谁能摆脱这种历史惯性？圣祖纵是伟人，其智勇亦不足语此，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勉力支撑，徘徊等死。幸亏他死得还算及时（卒年六十九），令誉得以保全。高宗则不然，当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质，犹欲“万?捉猿鲎圆谩保?而其智其力，实不足裁一事，遑论万?祝?终至晚节不保，贻祸家国不浅。他于统治六十年之际内禅退位，谓不敢迈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于至治，身後享有令名，岂非甚善？设语虽涉荒唐，其义可深长思也。

以故，钱氏之语，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为妥贴。然此犹就主观欲作好皇帝、客观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馀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则“帝王精神”根本无从谈起，其盛衰亦不可问矣。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毋庸对“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国之民尽陷于前途未卜的赌局。只是，在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以前，欲谈吾国历史，还真没办法舍“帝王精神”不谈，不仅要谈，还得大谈特谈。此亦钱氏总结清运何以由盛转衰，第一条便举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么帝王情结，而是历史实况如此。若避而不谈，却去讲一些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那反而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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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森论道学对清代国运的影响，云：“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一脉，历雍、干两朝，名臣迭出，直至道、咸兵乱，平乱者根本在湘中理学，不可谓非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清史讲义》，第176-7页）；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异军突起，挽既倒之狂澜，续若断之清祚，成就中兴，其所以感廉立懦，登高一呼而天下景从，谓非道学之助，可乎？故孟氏云“道学决不负人国家”也。

[2] 高士奇《蓬山秘记》载清圣祖语，云：“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及朕密令内侍张性成钞写古文、时文，读之久，而知张性成不及。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劳，应改即改。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转引自蒋寅《金陵生小言》卷七）；按：倘高士奇记言不虚，则圣祖不仅倾心文艺，且鉴赏、创作之水平亦非泛泛之辈可及，盖能“辨白”诗文之时代与家数，非老于此道者不可致也。

[3] 康熙朝纂修《字典》、《皇舆表》、《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大型丛书，实为历代罕觏。而他个人在文艺以外的特长，犹有精研天文、算学二事。此外，从南怀仁学拉丁文，调停在华西人宗教争端，亦是清圣祖博学多闻、注意文教的表现。

[4] 过于宽仁，最大的弊端则是贪风大炽。见侯官古??后人姜斋《清外史》“贪风之盛”条。

[5] 简单一点说：并地丁，即将丁役和地赋合而为一，国民除纳地丁以外，别无徭役（以前人民因捐免徭役而缴纳的费用亦不复存在）。停编审，则是不再普查户籍，因为国家赋税既以地亩为征收依据，则不必再对丁口户籍进行统计。

[6] 明、清两代，官俸极薄，不足养家。官吏不得已，乃于赋额外加以浮收，以为应得之调剂。正赋以外的浮收，即“火耗”，今语“乱收费”也。康熙六十一年，陕西巡抚奏请提取本省火耗，“量留本官用度外，其馀俱捐补合省亏空”。此举可视作地方行政机构拟为违规行为正名。圣祖未准。然虽未批准，亦未对这种违规行为加以阻止。雍正五年，世宗乃定下由政府定额提解火耗作为外官养廉银的制度，从而解决了行政上的两大难题：一，杜绝州县私自加征；二，提高官员收入。此举毫无疑问违背了其父圣祖“永不加赋”的遗训，但是，“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征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诸久远”（《清史稿?食货志》）。故名义虽有亏，对国家财政、小民生计来说却不失为善政。

[7]

[8] 《

[9]

[10] 《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11] 清高宗以前，年迈八十的帝王，只有三位：梁武帝萧衍，享年八十五，在位四十八年；宋高宗赵构，享年八十，在位三十六年；元世祖忽必烈，享年八十一，在位三十五年。三人在世及在位之年，俱不及高宗。高宗于七十岁生日，自撰《古稀说》（四库本《御制文集二集》卷六），谓前代帝王年逾七十者不过六人，其中，元世祖、明太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汉武帝、梁篼祖、唐明皇和宋篼宗），则“不足为法”；俨然以千古一帝自居矣。

[12] 《庄子•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士以天下为已任而为士节之来源，这一段尤其精彩。

“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

按：此称“满族”，不若改用“旗籍”。盖旗籍分满、蒙、汉三种，“贪污放肆”之徒，虽籍隶满洲者最众，其馀二族亦不少见，然则欲求指称之准确，舍“满族”而标“旗籍”，方为允当。此外，关于“旗”、“满”之用法，窃犹有说，请略述之。

清代国内之最大矛盾，习称“满汉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兴起，其中，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者最为风靡，其宣传即借“满汉矛盾”发其端。例如，孙文尝云：“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1]”（光绪二十一年）；後来，将这个意思简化为一句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绪三十二年）。观其意，竟视满族为外国之人，而浑不计及清太祖以前之满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尝授官设职，以“属夷”待之，实非外国可比也[2]。然当时之人激愤以久，不暇细审，并未觉得这句口号有何不妥。逮民国建立，满族既为国民之一部分，犹欲“驱除”，未免不中情势，于是，就有了新的说法，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民国元年）。数月後，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则称为“五族共和”。自此，“满汉矛盾”问题在官方层面得到了妥善解决。然私家著述，犹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两代“汉官威仪”扫地以尽之恨，一遇机会便痛詈蒙古、满洲为“异族”、“外夷”者，钱穆即是其一。

钱撰《国史大纲》，为史学名著，而第八编《清代之部》，第一句话便是：“明太祖驱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既曰“再建”，则我们翻到第七编《元明之部》，看他怎么定义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4]。一则曰“狭义的部族政权”（清），一则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元），下笔虽略有轻重，而鄙夷愤慨之情，溢纸而出。若照钱穆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这种表达，是十分不恰当的。《国史大纲》篇首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注：“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试问，元国与清国，其为中国乎，抑为外国乎？元国与清国之历史，其属“本国以往历史”范围耶，抑属“外国史”范围耶？起钱氏于地下，问之，必答曰：其国，中国也；其史，“本国以往历史”也。然则，何以对元、清两代，即以“异族”、“非传统”定义之，并不“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似谈外国史者？钱氏此种论调，以今语批评，可谓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异族政权”何必编进国史？），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之论而言：不但“满族”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啄昴甓加蟹⑸?，确实称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对六十年间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满族官僚”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为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

[7]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的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于满族中更高达81.5%，远较非旗籍之52.4%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贻运尝云：

“朝廷用法，严于满臣，以为优礼汉人，亦以为不足责也”[8]；

即是对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用法严于满臣”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贻运所言，可称“优待”，然亦非清末革命党人宣传所谓“苛待”者。孟森云：

“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之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9]；

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本族”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说，就是：

“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10]，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11]；

即使如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的“法术”而已，“仅腾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12]。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天赋士权”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后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紧接“仓廪”一句，管子便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知礼节”、“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拙咄?等重要性。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孜?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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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编《国父年谱》，第72页，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6年。孙文尤不算当时最激进的排满者，例如，邹容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用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革命军?绪论》）；简直是种族灭绝的语调，远较“驱除”说为激烈。

[2]

[3] 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就职宣言，此即宣言中语。

[4] 钱

[5] 畏罪自杀。

[6] 严拿不获，报称落水死。

[7] 此表资料俱源于《高宗纯皇帝实录》及《清史稿》，并参考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中乾隆朝高官犯贪统计表。曹文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和?|之名不见此表，盖因其罹罪伏法已在高宗死後，不能列入乾隆六十年中的统计。和氏为当时第一大贪，敛积至八亿两之巨，相当于清国十年之财政收入。且与其勾结之官吏甚众，而仁宗办和案，因考虑到稳定政局的需要，并未按籍穷治，故逃法者甚多。姑息之仁，且影响到嘉庆以後政局，盖如和?|之徒，不仅贪贿，而且在国家政治层面欺上压下、自作威福，对君主专制政体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如道光鸦片战争时期的穆彰阿，误国辱国，即为显例。仁宗办理和案时若能计及于此，借机清理权臣的政治痼疾，以儆后来，或能以此福荫其子，亦未可定。清代帝王无宰相辅政之益，而常受权臣误国之弊，拙撰第三编有论此者，请读者参观。

[8]

[9]

[10] 钱穆认为清代无制度可言，政事俱以“法术”出之，如设军机处，实行密摺制度等，莫非法术。参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五讲《清代》。

按：承朋友问及，甲编、乙编到底为什么而写，谨作简介。这是一本书的第一部分，或曰背景部分。此书主旨，在观察、比较及分析1861年即咸丰十一年前后之中国局势，拟对政治、外交、军事三个方面做整体考察。窃谓近代中国之巨变，此一年分实具重要意义。此一年前后，不论国内之中央-地方关系，中枢决策思路，清军-太平军之军事抗衡，对外之观念转变，外人对华态度，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目前写的几段，如八旗制度，如盛世之衰，都是为道、咸间的巨变作介绍、做铺垫。背景介绍完毕，则将详细叙述由中枢政治、地方宦术、中外关系、主要战事交织而成的时局。不知道这么一说，各位朋友是否稍能明白此书的规模？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1]。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2]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今语所谓“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腐败”略同。总之，京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几在是。但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自满洲入主中原以来，对士气的摧折，一代胜于一代，迄于乾隆，论压制士人、禁锢思想，更是空前启後，不愧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三端：一曰文字狱，一曰修四库全书，一曰坚决彻底取缔宰相之职的合法性。请先述文字狱。

文字狱

文字狱，何代无之[3]？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砍头的原因，有太祖自述在，请看：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按即明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擞??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原来，太祖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对谐音这种文士惯技掌握得十分熟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然据太祖摸索总结得出经验，骂人不吐脏字，除了谐音，还有别的方法：

“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4]；

人家和尚说：贫僧是宗教界人士（殊域），无功于世间，深自惭愧（自惭无德），今冒然称颂，还请圣明天子（陶唐，即帝尧）多多包涵。太祖却凭藉深厚的拆字和语法修养，从中读出“歹朱”“无德”的讥讽，这分功力，令吾辈情不自禁，不由得要大赞一声：弓虽。女子弓虽！

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桫《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清圣祖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无怪乎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文字狱的特点，一则借之为工具，以芟削曾助其得帝位之功臣，如年羹尧案；一则将计就计，极力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如《大义觉迷录》之刊布。清胤肚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5]；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清胤肚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肚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6]。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

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名世尝作诗赞颂年羹尧，胤肚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肚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7]。诸臣诗文写毕，经胤肚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读吕留良遗书，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生武装颠覆的念头。他致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历数胤肚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其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8]，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肚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9]。胤肚更将谈话记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肚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以下，择其书序之要者，稍作评议[10]。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

按：《书》，即《尚书》。此次辩论，胤肚选用的理论，全部是儒家经典，颇有“以夷制夷”的意思。但是，作为二百馀年后的评委，我不得不指出，他一开始，就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因为，华夷、满汉之区别，其本质究为种族概念（或曰文化概念），而非地域概念。尽管如此，他的道理却不算错，毕竟，作为浸淫于君主专制理论之帝王，能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种民本理论作为自我判断的标准，终属可贵。接着，他说：

“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N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窃谓此语虽过于现实主义，然不能不说，恰可击中“华夷”区别论的软肋。“自古中国”倘能征服全球，则世间不复有“夷狄”也。惟其不能，故有所谓“夷狄”。而在今日，昔之“夷狄”（满洲）既入主中国，且主动接受儒家学说，“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前揭孟森语），再要“目为夷狄，可乎”？由此，胤肚自然想起了韩愈的名言：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11]；

满洲不仅“进于中国”，甚而占有了“中国”，若仍不“中国之”，可乎？至此，正名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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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余氏又云：“虽然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上确有契合之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读者欲详细了解余氏的观点，可参见余英时撰《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3] 秦代坑儒凡四百馀人，似可视为文字狱之滥觞。汉代，司马迁婿杨恽，因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被腰斩（《汉书》卷六十六）；宋代，苏轼“以诗托讽”，被逮治，後酿成“乌台诗案”；秦桧以文字狱打击政敌，牵连数十人（《宋史?高宗本纪》）；明代，高启代人撰《上梁文》，太祖见之，“因发怒”，腰斩之（《明史》卷二八五）。这都是历代文字狱中较为著名的案例。概言之，宋代以後，文字狱较前为频繁，盖文字狱亦随“文明”之不断发达，而水涨船高。

[4] 赵翼《廿二史??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条，据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八年本影印，中国书店，1987年。按：今人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认为，此类案件，明初文献并无记载，嘉靖以后，才出现于野史稗乘，万历末《国朝谟烈辑遗》据此，踵事增华，绘声绘色，至赵翼《??记》则已集大成，俨然定谳。据其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并未死于太祖刀下；来复以胡惟庸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见《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撰者无缘得见陈书，以上概述全据王春瑜书评《功夫文章学子书》转述，王文刊于1998年04月01日《中华读书报》。

[5]

[6]

[7]

[8] 吕留良尝与吴三桂通信，见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第906页。

[9]

[10]

[11] 他引用作：“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与韩愈原文字词稍异，意义相同。

另潜水斗胆请问,双城记就那样完了.

牛啊！

我一般都在公司上网，无法发信。为了你这篇文章，专门回家再登上西西河来顶一顶。

我尤其喜欢你那个龚自珍的开头。我近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和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感慨颇多。世有阮、嵇、龚、鲁等人，心中发愤，本非常人所能窥，偏有后世道学家等，当初本是疾汲于“戮之”者的，这时却又装作一副最理解先知的人物，登讲台布道了。不免为前人一叹。

此系列极好，我极喜欢兼佩服，望谭兄仔细琢磨，不可以等闲写之，庶几可成一家之言，历十年仍可读。

若我所料不差，今年我或能与谭兄一晤，届时再当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