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晏阳初：“误教”与“无教” -- 豫蒙

2003-3-26 11:02:23 中国乡村网版权所有

本文是作者于1936年10月17日在湖南衡山乡村师范的演讲辞。

原载《民间》第3卷第13期，1936年11月。

我国人口占世界1/5，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数千万方里的土地，现在受人侵略，无法抵抗，人家的飞机大炮，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华北紧急，全国动摇了。你们是有血气有思想的青年，试想一想，中国为什么到如此田地?我以为根本的原因是“误教”与“无教”。何谓“误教”与“无教”呢?中国现在受教育的人很少，而所受的教育，又多是不切实用的。所以有“教育误人”、“教育杀人”这种说法，这就是“误教”的意思。4万万人口中有80%没有受过教育，这就叫做“无教”。中国数千年来的旧教育，现在已经整个地推翻了，可是新教育尚未产生。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的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地拿来借用。现在的学生是在学日，学美，学英，弄得一塌糊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许多大学生都在失业，而国家复闹人才缺乏的恐慌。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这是充分去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因此破产。??

中国人办教育不知道中国的情形，随便把外洋的东西搬进来：好像一个人害病，不问他的病源，任意给他吃药，一定要弄坏的，所以教育办了几十年，对于中国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好的影响。你若去问一个统计学家，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口，他一定回答说大约是4万万罢!有的说3万万5千万，有的又说4万万5千万，其间差了这样大的一个数目，全没有确实的调查。譬如人家问你家里有几口人，你都不能回答，这岂不是一件最耻辱的事。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的事，不知道苏俄的事，犹情有可原；中国人而不知道中国的事，这真是罪无可恕了。中国现在的金矿有多少，煤矿铁矿有多少，耕地有多少，森林有多少，有人知道吗?但是日本人会知道，美国人也会知道，说起来是如何的痛心啊!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校而学校，学生毕了业，就不管他失业不失业了。甲校如是，乙校亦如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去办学校，不明了社会上的问题，去根据问题而定方针。只晓得照样画葫芦，人家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甚至有人为饭碗而办学校，这更是不堪闻问了。?ブ泄?人的大毛病，是说而不干。你看有好多人只管在那里说，“教育误人”、“教育杀人”，闹得声彻云霄，而无人实地去改造，更有谁能认真吃苦，到乡村去!大家有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以为别人不去，我何必去呢?得过且过，已经过了4 000多年。须知时至今日，已不是“得过且过”的时期，乃是求得过亦不能得过的时候了。我们敌人的枪口，一天一天向我们迫近，我们怎样还不觉悟，还是偷闲躲懒，不肯去干。我们常见有人写文章，骂教育，结果还是空论一场。我们怎样说就要怎样做，要怎样做，就要先认识中国情形，认识社会情形，亲身到社会里去体验。??

中国教育堕落到这种地步，如何得了?所幸误教尚少，假如误教普及了的话，那只有坐以待毙。现在还有80%的“无教”者，正待我们去普教，故中国前途尚有可为。我们不应当再拿外国教育去教他们，要创造一种中国教育，要用中国药来医治中国病，且要看清病源然后再去下药。??

今后新教育的途径是：不要再模仿别人，要自尊自信，自己创造。外国的科学我们要学，外国的教育，自有他们的背景，我们如何能够毫无目的地盲目抄袭呢???

个人的行动，也是随时代而变迁的，现在你若仍不出户门，坐在家里读书，那是不成功的。中国人最低限度要明了中国的情形。想明了中国的情形，不是要去调查南京、上海、天津、北平这样的大都市，是要深入农村。因为中国4万万人不是完全住在都市，有80%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从前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读书人自作聪明，所以演成了现在的状况。“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空计划，绝对不可靠。明了事实，才能发现问题，发现了问题的因果，才能计划改造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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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民间实况和疾苦，没有数字作根据，便不知从何处下手，所以要有调查统计的工作。现在说到诸位同学来到这里预备将来去做建设农村，复兴民族的工作：各位要知道教育的基本不在大学和专门学校，是在小学。比如建筑房屋，没有坚固的基础，就不能筑成一座崇楼高阁。没有好的小学，又从哪里去得到好的大学生和专门学生?小学的目的是为教育这广大的民众的，所以很重要。留学生从外国回来，他们心目中成了一个做大事、做大官的观念，谁还顾及得到小学教育。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忘本，本就是基础。我们把基础教育称做小学教育，所以人人以为它小，便不愿去干。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中国人与西洋人不同的地方从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譬如建筑房子，外国人行奠基礼的时候，非常隆重；中国人却要到上梁的时候，才大行庆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只重外表，不重基础。??

“师范教育”这个名词倒是很好的。“师范”二字的意义，是说既可为师，又能做范。有许多做先生的不见得就能够做人的模范，能够做人模范的，却都可以做人的先生，希望你们能够做人的先生又能做人的模范，真正负起乡村师范教育的使命来。去教育那广大的平民与农村中的大多数的儿童，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

我们能够去教育那么大的民众，“无教”也就要变成“有教”了，但是我们怎样去教他们，这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应当去教他们什么。要明白现在已经是20世纪了，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时代了。现在是飞机、大炮、毒瓦斯的时代了!

我们要做一个“现代人”，一方面要不忘本，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一方面要应用欧美的科学，要有驾驭自然的本领，一扫从前那种靠天吃饭，信赖命运的行为，换上一副创造新天地的气魄，这才能有办法。不然，你就不配在这20世纪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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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样才能使你做一个现代的人呢?惟一的办法，就是“吃苦”两个字。你能吃苦，一切〖JP3〗都能如你的愿。我国有句俗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确含有真理。美国有句话说，“总统出自茅庐”，我希望你们努力吃苦，在教师指导之下为去苦干，去造就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民族的仆人，大众的仆人!??

苏俄在十几年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理她，不许她加入国联。可是现在还不到20年，各国都把她当做嘉宾，先后同她复交，国联也很恭敬地请她加入，给她一个常任理事席，使濒将破产的国联，因她得以支持，这是何等的荣耀?可是苏联在这十几年内的苦也真吃够了，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为的是国家的建设，因此才有今日。所以，我们要下决心：洗尽从前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理。这种念头在前一二百年或者还可以，到了20世纪的今日，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在你我的生命范围内，都没有享福的希望!??

在我国今日这种民穷财尽，天灾人祸交逼的时候，人民真是不能说不算吃苦，但是这种吃苦能算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吃苦吗?我们要效法苏联那种有计划，有目的，有意义的吃苦。??

衡山省立乡村师范在湖南是很重要的一个乡村师范学校，今后基础教育的奠定，全在各位的身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去吃苦。德国之所以能有今日，虽在他精强的兵力，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在师范教育办得好。就是我国现在各处实验县的中心工作，也是在普及平民教育，造就干部人才；而干部人才，又多半是出自乡村师范的，因为乡村师范的学生都是有志改进乡村的。村政弄好了，县政当然也要随之而好，省政，国政，自然整个的就会上了轨道。这样方能安邦强国抵御外侮，这样我们方能生存于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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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希望各位的有两点：(一)对于学问的追求：学问的重要，是人人都知道的，无论做什么事，都非有学问不可。别的且莫讲，就以你们本身而言，你们为了要改造社会，建设乡村，就得认识社会的整个面目，至少也要知道湖南衡山这一个小圈子，一方面还得明白些做人的道理，多有些常识才行。(二)对于人格的修养：中国能通中西古今有学问的人也不少，可是他们的学问尽管好，若是没有人格，恐怕他们的学问越好，他越能够卖国。有许多什么日本通、美国通、苏俄通根本就通错了，这是什么缘故呢，缘故是没有人格的修养。所以我觉得学问还在其次，人格却最要紧，我们有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

各位同学，国难已到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若再不努力，就只有灭亡一途。国家亡了，就是要爱国也无国可爱，到那时可就悔之晚了。希望各位同学永远不要忘记我今天所讲的话。

晏阳初（１８９０―１９９０年）

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四川巴中人。

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

１９１３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１９１６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

１９１８年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１９２０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

１９２０年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

１９２３年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

１９４０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

１９４３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被美国锡拉立兹等三所大学授于博士学位。

１９５０年移居美国。５０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

６０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

晏先生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中国长沙、定县、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在渝所创乡村建设学院，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晏先生世界驰名，被誉为“最具有革命贡献的十大伟人”。

主要论著：

《平民教育概论》（１９２８年）；

《农村运动的使命》（１９３５年）；

《十年来的中国》（ １９３７年）等。

晏阳初博士今年岁初在纽约寓所辞世。新闻媒介谥之为“蜚声中外的平民教育家”。博士以演说雄辩和组织事功擅场，是实践型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平未尝着意著书立说。国内出版界一九八九年相继推出《晏阳初文集》、《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既慰前贤，又益后人，功德无量。唯不知博士生前已及见到否？ 一八九三 一九九○，博士生命长河，汩汩淙淙，浪花水沫，流走几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风尘。寿终正寝，尽其天年，自是人生一幸。由是而念及他留居大陆的最小的儿子晏福民同志，却英华早谢，于十年动乱之初含恨以终；便难免漾起几分凄苦，几分怅惘。今日摩挲遗编，审视晏先生已然凝固了的生命长流，更有目迷五色、思绪难理之感。即如“蜚声中外”，而今域内国人对晏先生盛名恐已鲜有知者；“平民教育家”，更难解何所云而然。至于四十年代初季，晏先生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动画艺术大师狄斯尼(米老鼠唐老鸭艺术形象创制者)等人杰一起，同被美洲学界推选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听来更如出自爪哇国的海外奇谈。且无道其宏言谠论若“第五自由”者矣。 “第五自由”论，起自二次大战后期。其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对之作了补充。他说：“我们不只能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Freedom From Ignorance)。”(《晏阳初传》，431页) 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这就是晏先生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精义所在吧。而最能道出晏阳初及其同仁孜孜 、不懈其志之丰神的，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在延安一语中的之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堵述初：《毛泽东先生会见记》，见《晏阳初文集》附录)赘言一语：二十年代初晏阳初倡导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长沙城沸沸扬扬，有一百多位义务教员参与其事，与晏氏同龄的毛泽东即在其中。 宗教家精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当然不是在指斥虔诚的基督徒晏阳初传布“精神鸦片”或“用笔杀人”。揣度言之，其“深致敬佩”者，大约是意在弘扬一种巨大热情、执着追求和虔诚奉献精神吧。四十年前，我曾有幸黍列晏先生门墙桃李之荫，就读于其创办的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师生集会，例必按“平教会”传统行礼如仪：全体起立，唱《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歌词系晏先生延人执笔，自选《苏武牧羊》曲调谱成。众人高歌，激越昂扬，苍凉悲壮；浸淫其中，的确能感受到几分宗教情感。其词曰：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 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今日吟咏韵味，品藻词翰，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忧世拯民、奋进求成而又不无寂寥苍茫之绪的异样况味；也许其中正积淀了一代知识界人郁郁心声――激昂慷慨中难掩其迷惘困惑之情？且复于曲律跌宕中，又如见当时已年近花甲的晏阳初引吭高歌身姿；笃诚笃敬，肃穆庄恭，正是一尊虔诚布道者声容。今日若把歌词作“平教”纲领研析，倘能不计所谓“历史局限”而作持平之论，对其“一心为平民”的坦诚告白，“务把文盲除尽”的铮铮誓言，无论如何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况且，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思想家：从一次大战在欧洲战场十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历经二十年代初倡导全国识字运动，发展而为“乡村建设”的定县试验及四川、湖南试验，晏阳初的确是躬行践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的。仅以“务把文盲除尽”而论，也许今日之我辈愈益感到这份历史遗产的沉重和艰辛。就此而言，称晏先生为先知先觉和先行者，也不应为过吧。且听他在一九二七年发出的沉痛呼声：“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晏阳初文集》)，一卷，116页) 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斯人去矣！回首当年，我所及见的晏先生正主持乡村建设学院及“平教会”巴县实验。功业成就，声誉日隆。虽未改其谦冲平易、坦诚热情本色，但已颇具“平民”而“圣者”气象，俨然一代宗主了。且盛筵难再，历经战乱烽火，“乡迷”绿洲，于神洲鼎沸之际，总有一种其曲将终、其人将散之感。一曲平民教育运动长歌，总括而言，华彩乐段，在定县试验十年(一九二六―一九三六)。晏阳初的宗教家精神，也随之而张扬极致，夺目生辉。 　 定县实验，是晏氏“平教”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参加这项实验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会”的领袖人物，几乎清一色具有负笈海外的学历，当时遂有“博士下乡”美谈。晏阳初组织和带头的这次“博士下乡”也许是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真正自觉自愿的“上山下乡、扎根农村”运动吧。一九二六年开始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和试验。一九二九年，时正盛年的晏阳初，以其特有的青春锐气(这种锐气，晚年犹能见到)，偕同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毅然离开北京，举家迁居定县。安家落户，一住八年。“平教会”总部也随之搬到定县。随之举家迁居定县的知名学者、教授，先后达数十人。其中有正牌博士头衔者所在多有。值得特书一笔者是孙伏园先生到定县担任中国第一家《农民报》主笔。一九三五年鼎盛时期，“平教会”工作人员达五百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小小定县，一时人才荟萃，谈笑鸿儒，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段别具异彩的风流佳话。较之我辈熟知后来居上的“很有必要”和“五七道路”，应是另有一番滋味。今日思之，众位前贤先辈，不必脸红心亏。 晏阳初晚年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充满感情：“我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我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见《乡建校史研究会通讯》第六期，10页)这样的变化，当然会“触及”洋博士们的“灵魂”。对此，晏阳初十分清醒。他当时就指出：“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传》，179页；参见《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01页)。而且，他指出：“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21页)。――多抄几句，除欲一显晏阳初雄辩风格外，也实在是觉得五十多年前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然而，芦沟桥一声炮响，定县实验遂风流云散。“平教会”也不得不南下潇湘，西去巴蜀，到重庆郊区歇马场高坑岩大瀑布旁另起新居。殆及刘邓大军炮声撼山城，乡建学院及巴县实验终于降下帷幕，改弦更张，别赋新辞。而晏阳初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的平教理论基石和针对四大问题提出的“文艺(文化)、生计(生产)、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自然也难逃黄杨厄闰。对于历史的选择，晏阳初在其晚年，以智者之勇，仁者之风，有此明快了当的悟道之言：“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乡村的面目，还得有现在这个制度。”(见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作者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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