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鸦片战争我们败给了谁? -- 唵啊吽

鸦片战争起于鸦片贸易的争端，而争端的关键是鸦片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利益的主要获得者是英国政府及其利益集团，利润之大是以每年千万两白银计算的，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所以当清王朝决心禁烟，并得到林则徐的坚决执行后，英国的损失会有多么大，以至于不惜发动一场战争来保证贸易的进行，远征军出发了。

谁都不会否认，这场战争是因为一笔巨大而且可以持续收获的财富而发起的。对于发动战争的英国一方因受利益的驱动是志在必得的。那么中国呢？封建体制下，百姓对国事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战争的决心和意志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态度以及权贵阶级的支持，可以说权贵阶级的作用举足轻重，那么权贵阶极的态度如何呢？战争首先是决心和意志的较量，那么清王朝的权贵阶层是否也像英国政府那样志在必得呢？或者说他们对于这场战争将采取何种态度呢？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阶层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是对政策走向拥有支配权和话语权的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们不希望打这一仗，如果非打不行，他们甚至希望战争的结局是败而不是胜，但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看看鸦片贸易吧，英国人把数万箱鸦片走私进关，英国商人充当的是国际批发商的角色，那么国内批发商、地区批发商和终端的零售烟馆是些什么人在经营呢？鸦片贸易产生的巨大财富的国际批发部分被英国人拿走，那其余部分归了谁呢？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条从英国商人到国内批发、零售的完整的利益链条，而这个利益链条上的国内部分的主要受益者是烟商和地方官，也就是说，一条官商一体，内外一体的鸦片贸易利益链共同推动鸦片贸易，并分享着鸦片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利润的来源当然是中国的国民，而巨额的利润又使得这个利益集团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当林则徐决心彻底取缔鸦片贸易时，触犯的不仅仅是英国商人的利益，同时也触犯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在利益的作用下，他们要的不是禁烟，而是开放贸易，他们希望的不是赢得这场战争，而是输掉这场战争，以便获得持久的收益。一句话，他们是英国的同盟军，他们站在战争的英国一方，但是，他们又拥有左右我们行动向我们发号施令或者施加压力的能力。因此，这场战争的胜负在战争开始前，英国远征军还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场战争中国注定是输家，中国人民注定是输家，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林则徐为什么会在顶住了英军的进攻后被革职，不难理解，当英军被三元里的人民团团包围已经无路可逃的时候，却被政府强令驱散，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炮台上的大炮，为什么会被自行炸毁，兵勇为什么被自行解散，就不难理解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为什么许多地方竟然没有做最基本的战斗准备，反而那样热衷于和谈，现在我们已经不难发现，那个笼罩在中华民族头上的魔咒的本来面目了，很清楚我们的敌人不仅仅是那一支一万余人的远征军，还包括站在我们身后，影响着政策走向却与敌军里应外合的国内利益集团，我们是腹背受敌。

1846年12月6日，一艘中国制造的帆船从香港出发，开始了其漫漫的远航。这艘长45米，高5.8米，排水量800吨的三桅帆船绕过好望角，于1847年7月到达纽约，这也是第一艘造访纽约的中国船只。这艘名叫“耆英号”的中国船随后又访问了波士顿，并于1848年2月17日离开波士顿港驶往英格兰，仅用了21天，耆英号就到了泽西岛，稍事休整后于3月28日到达了伦敦，这比美国蒸汽邮轮的速度还要快。

刚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伦敦市民们对“耆英号”的到来非常好奇，他们宁可花上一个先令也要登上中国船来看个究竟。大批参观者当中甚至包括了维多利亚女王和诸多王室成员。中国帆船抗击风暴的能力，以及精良的制造工艺甚至优于英国本土造的帆船，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中国制造”在前工业化时代所创造的最后奇迹。

实际上，就在普遍认为是中国屈辱史开端的184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一些有争议的研究成果甚至显示，当时中国GDP是世界的33%，比美国和欧洲的总和还要多，而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GDP只占世界的5%。

黄仁宇曾经这样描绘那个时代中国制造的盛景：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中国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

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与我们想象中的帝国暮日不同的场景：

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它们以其优良的品质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出口品，那些被认为是保守和落后的长三角自耕农们则是世界上最为勤勉和智慧的供应商。

在珠三角地区，“景德镇—广州产业链”的形成，源源不断地按照欧洲王室贵族提供的订单，生产出奢侈的外销瓷产品。

在福建沿海，茶叶的出口则为地方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茶成为各国商人竞相争购的商品，这一优势一直持续到1880年代。

即使在市场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方，比如运河上的城市——临清，则成为北方制砖产业的中心，鼎盛时期，有数千座窑口在日夜不停地为北京城提供修建宫殿、城墙、陵墓所需的“贡砖”。

而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更加封闭的省份，如四川等地，其地方特产如盐、酒等一样跨越了省界，行销于远近。

在那些繁荣的城市和忙碌的工场作坊里，很多后来蜚声世界的产品，已经赢得了口碑。在这幅图景当中，中国近三百年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活跃程度完全超出了我们平日的想象。

广州地方官对走私情形了如指掌，但许多官员不但不力行查禁，反而与中外不法奸商勾串，从中渔利。以两广总督李鸿宾为例，他一面向道光奏报如何禁烟，一面却指示巡船每月收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他手下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则与洋船约定，每箱鸦片收五元到十元，名曰“实放”。更有甚者，水师船有时还代运鸦片进口。为了应付朝廷，水师有时也要弄出几箱鸦片呈缴，邀功。韩肇庆就用这种方法，骗得嘉奖，擢为总兵，赏戴花翎。

这是片神奇的土地，当李鸿章晚年看着曾国藩、左宗棠和曾纪泽先后离去，给人以湘人已尽，中华必亡的时候，确不知道一个叫毛泽东的孩子已经来到了人间。当庚子国难，八国来攻，谁能想到，不到一个甲子的时间之后我们会在朝鲜打得26国联军丢盔弃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