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就《双城记》与伯牛兄商榷(详文见回复贴) -- numzero

个人推测伯牛兄的“双城记”之一指的是安庆，而以行文看，是将1860年春陈玉成在皖北的作战也列入了“双城记”的一部份，即二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之计的一部份，我觉得这一说法有些牵强。《李秀成自述》中提到他为解围之事与洪秀全发生意见分歧时是这样说的：

　　“那时江浦上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不同，轻骑回京奏主。。。。。。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址一带。。。。。。与主力辩，当被严责。。。。。。不得已，后而再行前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再留，准我出京。”

　　注意这里提到的李秀成守浦口，“张帅”(张国梁)与太平军恶战的时间发生在1859年12月，张国梁至道12月26日才返回江南大营，则李秀成“轻骑回京”的时间理应在浦口战事暂告段落之后，也就是1860年1月的事。

　　然则，陈玉成西援是1859年11月下旬的事，小池驿会战是这年12月拉开序幕，而在1860年1月上旬全面打响的。这个时候李秀成才刚刚回到天京，正与洪秀全就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争执，小池驿会战又怎么可能是“围魏救赵”的一部份呢？李秀成在下面也说，“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由此看来这是“围魏救赵”决策的前提之一，而非决策的一部份。

　　伯牛兄文中提到2月8日和春奏报中洪秀全于“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对照李秀成“轻骑返京”及与洪秀全意见分歧的时间，窃以为恰恰说明这个时候“围魏救赵”之策尚未确定，如果已经决定由李氏兄弟“围魏救赵”而以陈玉成在西路活动，那就不会有“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的事情了。所以，我不太同意伯牛兄说和春尚未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的说法，而认为太平军在这个时候尚未形成解京围的决策。

　　再看小池驿会战以后太平军的动向。

　　伯牛兄文中说“连逢败挫，玉成早已无心恋战，此道密诏适可作为退兵的借口，乃收拾精锐回援天京馀下疲师弱旅则仍驻潜、太之间”，但事实上，直到潜山太湖失守后，陈玉成并不曾离开皖北战场，相反，小池驿之战后，陈玉成前往皖北腹地展开攻势，3月初在舒城一带驻垒布防，后又转战滁州，全椒等地，直到4月下旬东向参加攻打江南大营之战。

事实上，根据李秀成的说法，“围魏救赵”的策略是针对“五困天京”的局面而谋划的，也就是1860年2月1日江南大营攻陷九袱州之后的事，证以上文2月8日和春奏报洪秀全令下游将领“上窜”的诏旨，二者是一致的。那之后，太平军主要将领在枞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不管决策是出于洪仁?\和李秀成的共议也好，李氏兄弟的共议也好，或是太平军军事会议的决策也好，“围魏救赵”的部署是在这次军事会议后才付诸实施的，这点敌我双方的记载是可以相互印证而证明的。而陈玉成既然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那么时间就只可能在小池驿会战结束之后。此外伯牛兄文中所引的许瑶光提供的“会议纪要”中记载芜湖会议“以破杭州，分我兵势”的时间也是咸丰十年，时在正月，即小池驿会战尾声之期，也可见小池役会战非决策的一部份。

　　根据以上记载，“围魏救赵”之策的决策时间不早于1860年1月(按照洪仁?\的说法，是李秀成“轻骑返京”的那段时间，而李秀成的说法则是“五困天京”即2月之后))，而付诸实施的时间不早于1860年2月下旬，陈玉成则是在小池驿战败后赶来参加了这场军事会议。又据李秀成记载，这年4月中上旬太平军主要将领再次在建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攻打江南大营的方案，陈玉成此时仍在皖北，但在4月下旬挥师东援，显然是配合“建平会议”之后的行动。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陈玉成部的活动均旨在扭转皖北的被动局面，交战的对象也是瓮同叔，李世忠等人，很难视为“围魏救赵”的直接组成部份。

伯牛兄根据1860年2月和春的奏折提出“玉成奉诏回援，赶到天京，恰是秀成自杭返京之时，不太可能是两军的邂逅，而应是此前的约定”，但李秀成返京之时恰是与小池驿会战之时，故并无在京之“邂逅”，和春的奏折只是说洪秀全诏令上游将领回援，并未成事实。李秀成此番返京也不是自杭州返，而是自江北返，而李秀成所谓的陈玉成不约而至，指的是小池驿会战结束后的枞阳会议，非天京之会。当然，这不可能是“邂逅”，陈玉成可能是洪仁?\约来的，无论“围魏救赵”的决策人中是否包含洪仁?\，这个决策都得上达天王请旨，所以洪仁?\肯定是知道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小池驿会战还是会战结束到第二次江南大营破围战期间，陈玉成部的作战都是相对独立的，说陈玉成与李秀成约好了一东一西分头行动并将其视为一项整体战略似嫌依据不足。

　　近读谭伯牛兄新作《双城记》前一部份，见猎心喜，不胜期待。唯有一小节欲与兄商榷，即兄在《双》文中言太平军起于粤而亡于粤，并在附注中曰“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平军馀部在广东丰顺，被左宗棠军全部歼灭。至此，长江以南再无太平军。或有将此后两年内纵横江北之东、西捻亦算作太平军者，窃谓非宜，故此处断定太平天?肼骄?之起讫，不用其说”，在下以为值得商榷。

　　　　关于捻军以及其他地方起义军是否算太平军的问题，历来争执甚多，窃以为不能一概而论----即不能因为其曾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甚至曾表示奉太平天国为正朔，就划其为“太平军”，也不能因其半道出家，不是“根正苗红”的“长毛子”，就将其视为“外道”。那些与“假号”的太平军姑且不论，在确实接受过太平天国官爵者中，判断是否为“太平军”的主要依据，应视敌我双方的态度而定。即，旗帜和文书上是否书写太平天国给予的官称？文书中是否使用太平天国的纪年？是否接受了太平军制的改编(即使不够彻底)？另外，可以作为参考的还有，敌人对其是否用“发逆”“发匪”一类惯称太平军的称呼？

　　　　伯牛兄认为“东捻”和“西捻”不算太平军，在下只能同意部份----即老捻军的那一部份。因为张宗禹和任化邦等人虽然曾经接受过太平天国的封号，可是他们后来使用的王号如“梁王”“鲁王”等却很可能是自假的，更主要的是他们始终延用捻军自己的旗帜和军制，简单地说，他们虽然以个人身份接受过太平天国的封赐，却不曾放弃独立的地位。因此，把他们视为“捻军”比“太平军”更为恰当。。

　　　　但是，1864年以后太平军就不存在了吗？这一点在下就不同意了。因为“捻军战斗”的主体虽然是捻军，可是这只队伍中的许多重要将领如遵王赖文光，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奏王赖世就等都是太平天国的嫡系将领，正牌的太平天国王爵，他们所部的实力虽然远不及张宗禹，任化邦，但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体系，并没有和捻军混为一体。如赖文光与任化邦虽然共同领导东捻，但据曾国荃在同治六年二月奏报东捻军情形时称：“此股(东捻)捻匪有北队……南队之分，北队……伪鲁王任拄为渠首，……南队……伪遵王赖文光为渠魁”，可见即使同在东捻，也有“北队”“南队”之分，北队是以任化邦的蓝旗捻军为核心，而南队则以赖文光等太平军旧部为核心，包括西北太平军余部和一部份石达开余部(德王唐日荣部)。我们固然不宜刻意为太平天国争正统，将任化邦的“北队”也勉强划入“太平军”之列，但对始终高举太平军旗，延用太平天国年号(见《赖文光自述》)，矢志“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的太平军旧部们，也同样不宜抹煞他们作为“太平军”的性质吧？

　　　　还有一些将领，并非“老长毛”出身，但在接受太平天国给予的官爵的同时也接受了太平天国的政权意识。----比如西捻余部袁大魁，此人出身履历无法确考，但却可以确知，他的部下在覆灭之前是使用“太平军目”进行编制的，换言之，即使他曾经是地方起义军的首领，其部队也已经完全接受了太平天国军制的改编。不仅如此，在天京陷落5年后的1869年，他还在张贴署有太平天国纪年的告示以号召人心----纪年方式和军制都是衡量一支军队政治归属的最重要的依据，既然袁大魁在这方面的表现已于太平军无异，我们似乎也难以否定其作为太平军的性质吧！

　　　　除了捻军余部以外，石达开的余部似乎也不应被剥夺“太平军”的身份----天京方面历年所颁历书，诏旨中均列石达开之名(衔)，“朝天朝主图”上也有石达开的座次，可见尽管洪秀全本人对石达开心怀忌恨，但天京政权始终是公开承认石达开部的嫡系地位的。

　　　　石达开本人虽于1863年在成都就义，但他的余部却没有停止战斗。其中一部份会合了西北太平军，后来与捻军和赖文光等人并肩战斗，另一部份则转战于云贵及两广地区，其最后覆灭的一支队伍是由广西人李文彩所率领。虽然李文彩长期与各路少数民族义军联合作战，而且曾经“降而复叛”，但他一直打着“太平天国亲天燕”的旗号，本人使用“宰辅”(石达开远征军的官职之一)的官称，而清军在文奏中也独称其部为“发贼”“发逆”，并未将其与其他少数民族义军混为一谈。(“黔中苗，教诸贼，虽扇乱有年，究皆乌合，倘〔与)李七合党，渐习发贼伎俩，必为楚、粤、黔三省大患“自伙发逆后，狡悍异常”)---- 既然无论李文彩自己还是清军都把这支部队视为太平军，我们是否也有理由接受这一定性呢？

　　　　李文彩部最后覆灭的时间是1872年4月，地点是贵州的牛塘村。窃以为这才是太平军最后覆灭的时间。太平军兴起于西南，最后也终结于西南，只是不在两广，而在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