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社会经济基础与军事制度的关系 -- 妖猫drake
古往今来，军事制度作为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始终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 进行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演变。军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军事体制、军队编制和职官体系、兵员和平民的管理训练、动员制度、平战时期部队机动与指挥体系、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体系等各项制度。其基本作用在于保障国家军事力量良性发展，以便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争行为，确保政权和国家的稳固与发展。
简单来说，军事体制就是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谁当兵？主要是决定国家军事体制、兵员和平民的管理训练、动员制度等。第二：当什么兵？主要指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体系。第三：怎么当兵？主要包括军队编制和职官体系和平战时期部队机动与指挥体系要回答好这三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兵员这一个组成军队的最根本资源的情况，也就是说，能担任战争任务的社会成员都处于何种社会阶层，他们所处于的阶层有何特点。
以奴隶制社会为例，社会成员可以被分为三个阶层：贵族，他们人数是社会中最少的，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们占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他们不需要靠参与生产来维持生活。他们控制了国家的决策权和社会文化的导向权；平民，他们的人数比贵族多，比奴隶少，处于权力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拥有人身自由，也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但需要亲身参与生产；奴隶，他们的人数最多，处于权力金字塔的底层，既不拥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也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在武力威胁下被迫参与生产。因此处于此种制度的东西方文明在“谁当兵”和“怎么当兵”这一对问题上都给出大致相同的答案。
我们首先来看处于社会最底层、数量也最为庞大的奴隶阶层。奴隶既无人身自由也没有可供保卫的生产资料，本质上他们是反对社会和更高阶层的，因此让他们装备武器对于本国的威胁远大于对敌国。所以在各种文明中，都鲜有吸收奴隶参与作战部队的例子，除非是政权处于最危急的情况下或贵族和平民组成的部队都已经被消灭，比如商纣征发奴隶参与牧野对周决战以及罗马在坎尼之战后将罪犯和奴隶招入军队。这种情况下，奴隶都被许以战后的人身自由和生产资料报酬，但即使如此奴隶部队仍然难以被信任，如商纣就在牧野遭遇了奴隶部队倒戈的结局。由此我们知道在任何奴隶制文明，奴隶都将被排除在军队之外。当然此处的“奴隶”的判断标准主要不是人身自由，因为在东西方奴隶制文明中，最初的常备军最初都是一种类似“国家战争奴隶”的形态，他们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必须不断的接受训练和参与战争。但由于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国家战争奴隶”更类似以战争为生产实践的特殊平民阶层。
讨论完奴隶我们再来看处于社会权利金字塔顶端的贵族，社会地位决定贵族必然成为军队的核心，他们是部队的领导者和制度的制定者。足够的空闲时间和财产水平使得贵族的训练和装备情况都处于部队的最高水平，不需参与生产又使贵族部队有远离故土的长期服役的基础。所以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动员军制中，贵族部队既是核心又是部队中的主力。但是由于社会和其个人都认为贵族自身的“生命成本”最高，因此贵族部队之间的战斗始终保持一种“仪式”和“竞技”的风格，他们也不断使用手中的政治权利反对将本阶层部队长期派往异国他乡。同时由于日益脱离生产实践，贵族阶层逐渐在失去战争方面的创造力。那么为什么说战争的创造力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人类在战争中的一切发明创造实际都是对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经验和工具的变化，战斗队形和更为复杂的阵型变化均来自于狩猎，筑垒和攻城是建筑建造和拆毁经验的放大、武器则都是现有生产工具的变形体，无论是阿基米地的吊车、罗马的扭力弹簧武器、中国的战车乃至于现代用于战争的坦克和飞机，这些武器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日常生产工具的影子。所以只有参与日常生活实践的人才能熟悉生产工具和生产实践组织，在实际使用总结经验，并把这些经验运用在其他的社会实践如战争行动之中，这就揭示了为什么社会主义战争理论认为“战争的伟力蕴藏在广大的民众之中”。对于贵族阶层，他们不需要以参与生产实践活动为生，因此绝大多数贵族迅速的脱离生产，与工具和生产组织脱节使他们丧失了战争方面的创造力，贵族部队的装备和战术因此逐渐变得呆板落后，根本赶不上平民部队战术和武器的发展，最终遭到淘汰。所以我们在历史中每每发现农耕民族的贵族部队战斗力在初期的强大后迅速衰落，使后来的贵族思想家百思不解，只能在作品中空发哀叹，认为传统的尚武传统和意志品质是由于沉浸于享乐而退化的。
与贵族不同，数量更为庞大的平民不能长期脱离生产实践，但出于对自有财产的保卫心理和通过战攻跻身更高阶层的企图，使得平民部队成为奴隶制社会军队后期的主力，他们之间的战斗是真正“你死我活”的血腥搏杀。财产和空闲时间的限制使得平民部队的战技和装备在初期都不如贵族部队，但是更优秀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使得平民部队能够很快在战争中学习和发展本阶层，战术和武器技术的此消彼长使得贵族部队发现曾经的优势已荡然无存，东方和西方的奴隶制时代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西方，轻装备和使用投射武器的平民“轻盾队”很快把战争变成对贵族重装步兵的单方面屠杀，这导致罗马文明干脆将全体贵族和平民混编为相同兵种的投射重步兵；而在东方，贵族组成的战车部队在春秋后期开始被使用弓弩更为灵活机动的平民步兵淘汰。
平民阶级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和创造力，促使贵族阶层被迫接纳部分平民军人成为将领，以更好的指挥平民部队。贵族阶层还通过操纵政权鼓励平民参军和从事军事训练来增强本国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并不断延长平民军队的服役时间以满足日渐扩大的疆域的卫戍任务，并将临时机动配属平民部队，逐步变为分区固定配属，这类任务最初是由数量少且难以承担损失的贵族部队担任。此时，各文明的军事制度开始由动员军制变为国家常备军制。这个过程中军队的核心仍然是贵族，主力则由贵族变为了平民。不过随着平民阶层长期参与战争和征伐，由于无暇照顾财产，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将最终破产，被迫将自己的生产资料抵押给贵族和未被征发的富裕农民。而平民部队在战争中威力的提升，促使平民相信可以依靠武力优势逼迫贵族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归还或重新分配因为征发而破产丧失的财产，如罗马共和国中晚期多次发生的老兵暴动以及中国的役徒造反都可以认为是平民部队依靠武力迫使贵族满足其经济和政治要求的行动。由此我们发现社会经济基础中各阶层组成和特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军事制度中与兵员相关的动员和指挥等问题。同时军事制度在特定条件下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这方面具体的内容我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
研究过奴隶制社会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了其军事制度对“谁当兵”和“怎么当兵”问题的回答，我们再看看社会经济基础如何决定“当什么兵”。上文我们就讨论到战争的创造力为何会以生产实践为基础，对于任何文明任何政权，其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体系同样是基于社会经济资源确定的。我们以东西方奴隶制文明军事体制中骑兵、战车和弓箭的不同地位为例来讨论社会经济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模式。对比东方和西方的环境，东方的平原面积更大，大型牲畜在生产实践使用更为广泛，较高的农业水平也支持大规模饲养牲畜。西方的希腊罗马世界只有面积较小的平面，以崎岖地形为主，缺乏大型牲畜资源，因此其实用范围极为有限。由于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差异，即使其形成了财产能够饲养马匹的“骑士”阶层，但是西方贵族的绝大多数由于日常生活不使用马匹或者畜力车作为代步工具，在战时仍选择成为步兵，于是马匹和战车势必难以成为西方贵族装备体系的核心。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东西方对于弓弩的不同认识上，由于在狩猎实践中更多的使用标枪，同时有羚羊角这样的优秀的天然制弓材料，西方世界的弓弩技术水平始终维持在单体弓和简单复合弓的水平上，在战争中的其平民轻步兵更多使用对盾牌更为有效训练更为容易的标枪。而东方世界由于狩猎中更多需要远程猎杀高速移动的大型走兽，又缺乏很好的制弓材料，因此在初期就发展出高水平的反曲复合弓，并将其作为平民轻步兵装备体系的核心。由此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基础中的资源因素通过限制生产实践进而决定了以生产实践和经验为基础的军制中关于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体系的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社会经济基础是通过影响军制的三个根本问题，即“谁当兵”、“怎么当兵”和“当什么兵”，来决定了军事制度的大致形态，这种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就是人类战争行为是以社会生产实践为基础进行和发展的。同理，研究东西方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军事制度，也能发现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影响。
如封建社会时期，西方始终以骑士（地主中主要从事战争的一群人）阶层为军队核心以专业部队为军队主力的国家常备军为主动员兵为辅的军事体制不同，东方封建国家不断的在半专业士兵为主的国家常备军和雇佣兵集团为主的军阀军制之间摇摆，虽然这两种的军制的核心与西方同时期军制相同，也是主要从事战争的一部分地主。但透过纷乱的表现，我们发现，东西方军制都符合其社会组成和所有制基础，地主作为生产资料的主要所有者，也拥有租种其土地的佃农或农奴的一定人身控制权。所以在军队组成上，势必产生与此结构相似的一个个小型军事集团，或者称之为军阀。军阀之间又进行联合和吞并，建立小军阀对更大军阀的逐级效忠，或称之为“附庸”，而处于附庸关系最顶层的就是国家最大的地主——政权中的独裁者。但由于东方很早就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西方式的逐级附庸关系在东方国家只在改朝换代前后的国家大混乱大割据、如中国的三国时代、日本的源平合战时期等偶尔出现，除此之外，东方国家的附庸关系基本只有两级，即皇帝——所有地主，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东方封建国家军制中“怎么当兵”这一问题与西方有了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即东方军制要首先满足对内镇压的动员要求、对外作战主要处于防御状态、更要防止皇帝外的任何地主窃取国家军队指挥权。所以东方国家大量采取了强令半专业士兵租种国有或者说皇帝私有土地的方式来保证常备军士兵基于租种土地而对皇帝本人效忠。中国的屯田兵、唐府兵、明卫所兵，日本的镰仓幕府建立的“御领地”、“御分国”、“御入口地”以及俄国沙皇建立的“沙皇特辖区”等。而当中央集权制国家出现政权势力弱化，国有土地逐渐被地主阶级兼并侵吞的情况下，半专业士兵也沦为地主土地上的佃农，自然也不可能再作为部队的主力。同时拥有大地产的地主阶级开始依靠生产资料优势，组织只向个人效忠的雇佣军集团。丧失国家常备军的政权和意图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争相将各类军阀部队松散的组织起来作为军制中的新主力部队。再如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以公民动员兵为战时主力部队，在和平时期均只保持规模较小的专业士兵组成的常备军，但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军队的主力部队是无产阶级但其核心只能来自于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核心和主力始终是无产阶级。
那么上文我们讲到，在特定条件下，军事制度也能反作用与社会经济基础，这种作用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还是以奴隶制社会为例。在国家常备军军制下，作为军队主力的平民部队被长时间的征发服役甚至离乡背井戍卫边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会因为脱离生产而最终破产，丧失主要的生产资料。而贵族和小部分的富裕平民通过战争和经营拥有了社会绝大数生产资料，他们与丧失资料的贫民和奴隶签订交换生产资料的各种租约，通过各类租税，实际上剥夺了被雇佣者的绝大多数生产成果和部分人身自由。因此，需要向从地主和富农手里租取生产资料的贫农的效忠对象由之前授予其土地的政权变为现在租予其土地雇主。同时部分的平民在丧失生产资料后变为专事战争的雇佣兵，这批专职士兵拥有更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技能，也有参战所需的作战装备，他们与贵族中乐于参与战争的一批人组成了国家常备军的主体，并开始逐步垄断战争。这样大部分的平民和贵族都不需继续参与日常军事训练和长期服役，于是丧失了原有的参战能力。而雇佣兵由于其实际上是从战争贵族而非国家手中接受报酬，所以与佃农一样他们只向特定战争贵族效忠，于是最初的军阀组织出现，并依靠垄断的战争能力威胁国家政权和其余贵族以及平民满足其经济和政治要求，将在土地已经实际被私有分裂、奴隶和大部分平民变为有部分人身自由的佃农，整个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濒临解体后，最终埋葬奴隶制国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封建国家。
当然，东西方这种军事制度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过程和结果也有一些不同，前者的在奴隶制后期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将“大一统”思想灌输给全民，所以在封建时代仍然维持形式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而西方的奴隶制原始民主虽然让位给集权制，但是仍在由贵族演变而来的地主阶级中“余音绕梁”，所以其建立的封建制体系是拥有高度自治的割据。这种某新型阶级通过军制掌握武力并进而重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情况也出现在封建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当“新模范军”、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新军乃至明治维新中奇兵队等击败封建军制下的旧军队时，资本主义社会才最终就不可逆转得把封建社会经济体系打出了历史的擂台，当苏俄红军、中共的解放军逐一消灭本国资本主义旧军队，表现出无产阶级作为军队核心的巨大威力和创造力时，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已经注定要将资本主义踩在脚下，踢进历史的故纸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由新社会生产关系产生的新阶级总能通过军制的演进最终掌握对旧阶级的战争优势，并通过这种优势革新国家的制度，淘汰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