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项羽本纪》是扬项抑刘，还是扬刘抑项? -- 姚磊

作者：王述昌

　　内容提要：王允站在汉皇的立场写司马迁的《史记》为“谤书”，自然是认为《项羽本纪》不该杨项抑刘。当今学术界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对项羽进行了“热烈的歌颂”，不言而喻，其所持的观点也是扬项抑刘。与王允不同的只是对扬项抑刘给予了肯定。笔者从《史记》的写作目的、《项羽本纪》的主要情节、选材及用材的角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并与《高祖本纪》等进行了认真对照比较，发现《项羽本纪》并不是扬项抑刘，而是扬刘抑项。因此将一己之见提出来讨论，以求得到方家的批评指导。

　　关键词：项羽 刘邦 《史记》 《项羽本纪》扬项抑刘 扬刘抑项

　　《 三国演义》第九回《除凶暴吕布助司徒，犯长安李?嗵?贾诩》中，写王允杀董卓之后，得知蔡邕竟敢伏卓尸而哭，便大怒，要杀蔡。众官惜邕之才，竭力救之。太傅马日（石?危┮嗝芪皆试唬骸安?喈旷世逸才，若使续成汉书，诚为盛事。”允曰：“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使谤书流传后世。”终不听众官劝阻，处死了蔡邕。王允所说的“谤书”，即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查阅《后汉书?王允传》，方知《三国演义》中王允骂《史记》为谤书一段话，几乎与《后汉书》记载一字不差。从汉末王允骂《史记》为“谤书”起，到南朝《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把这一段谤书论载入史册，经唐宋元说三分艺人及元杂剧等的广为传播，再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将这段话照搬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最后由明末清初的毛纶、毛宗岗父子改定《三国演义》时予以保留，到目前为止，汉末王允的谤书论流传了近二千年！《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藏一册，近代还以不同文字翻译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这说明谤书论影响不仅非常深远，而且异常广泛。我们只有从《三国演义》王允骂《史记》为谤书说起，才足以引起大家对谤书论影响的高度重视，也才能从根本上清除谤书论的影响。

　　王允所谓谤书论，具体到《项羽本纪》，就是批评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抬高项羽，贬抑刘邦。王允的谤书论，也是当今扬项抑刘论的根源。至今在学术界和高校仍极具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项羽本纪》所持之见解就是“扬项抑刘”，只不过看问题由站在刘邦的角度改为站在项羽的角度罢了。从认定《项羽本纪》为扬项抑刘而言，则都是一样的。该《中国文学史》中有两段较为集中的论述：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王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汉王乃得与数千骑避去……适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坠孝惠、鲁元车下。膝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悉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蠢，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候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上述分析，观点已十分明确。该书认为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的英雄来写的。对项羽进行了“热烈地歌领”， “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按：指刘邦）的怯懦、卑琐和无能。”那合乎逻样的结论自然只能是司马迁大胆地“扬项抑刘”了。就笔者所涉猎的大、中专语文教材、教参及专家学者们的著述看，凡涉及到《项羽本纪》的，可以说无一例外，其观点都与该《中国文学史》一样：扬项抑刘。为方便称引，在此我们将王允之谤书论与《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歌颂论统名之曰“正统论”。笔者以为在与时俱进的今天，在我们把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推向全世界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正本清源，指出正统论的错误，消除其影响，揭示出《项羽本纪》扬刘抑项的本来面目。为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司马迁著《史记》之目的不在于讥谤当世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父亲临死时拉着他的手嘱咐道：“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的父亲“所欲论著”的是什么呢？文章接着说：“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诚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甚念哉！”

　　这段话就是要司马迁务必将《春秋》之后迄于当世的四百多年的历史写出来。文章接着写司马迁面对弥留之际的父亲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

　　司马迁的父亲收集了丰富的史料，且不少已成篇，他作为汉皇的太史令，对汉室是感恩戴德的，这从他的遗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肯定不会以讥谤刘氏为目的而著《史记》。司马迁在其父去世三年之后，继任为太史令，秉承父亲的遗愿，在其父积累的材料和已成篇章的基础上著《史记》。他“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他开始著《史记》时也没有受腐刑，他又有什么必要去讥谤汉皇呢？司马迁在父亲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从时间上讲，不局限于其父所言之上接孔子的《春秋》，下止于当时的四百年，而是“上计轩辕，下至于兹”（《 报任少御书》 ）的三千年，孔夫子的《春秋》则被包含于其中。从目的来讲，也不局限于写“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太史公自序》）而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致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抑书》）由此可见，司马迁著《史记》之目光有如高翔于九万里之上的鲲鹏，他所要探寻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成败兴坏之纪”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西汉至孝武才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三千年中国文明史的长链中只是小小的一环，他怎么可能在这小小的一环中突然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而自乱体系呢？且人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司马迁受腐刑是在他的《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即在《史记》写作尚未最后完成之时的事。在此之前，世受皇恩的司马迁又怎么可能事先预定一个以讥谤刘氏为目的的写作计划呢？再说司马迁受腐刑时，他的《史记》业已“草创”，只是“未就”，他“惜其不成”，担心巨制不能成功，宏愿不能实现，所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辱负重，继续坚持写作，因而，此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改变写作目的和计划，去讥谤刘氏、王允诬司马迁写《史记》之目的只是为了讥谤当世，因而称《史记》为“谤书”，岂不是冤古人太甚？

　　其实，王允的“谤书论”也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司马迁当时，上大夫壶遂就对司马迁著《史记》之目的进行过攻击，诬司马迁是欲效孔夫子作《春秋》讥讽当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其父之言对壶遂的攻击批驳说：“《春秋》扬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迁自己又进而就西汉这一百余年的历史著述批驳说：汉兴以来，功德无量，自己作为史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迷，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缪矣！”司马迁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史记》关于汉代的一段，写的是英明神圣的汉天子的“盛德”，是汉代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业绩，且他只是客观的记述历史事实，将世传进行整理而“非所谓作也”，即其意不在于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褒贬，因而壶遂把《史纪》比作孔夫子意在衰贬的《春秋》是荒谬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批驳的重点并不在于壶遂对全部《史记》写作目的之歪曲。因为全部《史记》的写作目的是非，充其量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且已引其父之言进行了批驳。司马迁批驳的重点是壶遂对自己著述西汉这一段历史之目的的歪曲，因为这一段涉及到当代，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谁知几百年之后的王允不仅没接受当年壶遂受批判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在壶遂“讥刺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所谓的“谤书论”！且居然在王允死后近二千年的今天，人们一方面大唱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一方面又因袭壶遂、王允旧说，否定司马迁自己对著《史记》之目的的申述，并进而落实到《史记》的具体篇章，说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扬项抑刘，有意抬高孝武的老祖宗刘邦的死对头项羽，从而达到贬斥刘氏的目的。持此论者说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是把项羽当作“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的英雄来写的，对项羽进行了“热烈的歌硕”并进而说这正是司马迁进步的表现，正是他伟大的地方云云。人们不禁要问：项羽和刘邦都是消灭暴秦的主要领导人，只不过是在灭秦之后的楚汉相争中项羽最后失败了，刘邦胜利了。难道从政治上讲，失败了的项羽就代表进步，胜利了的刘邦就代表反动么？即便知此，所持之观点不仍然是扬项抑刘吗？这与壶遂、王允之论又有何不同之处？站在刘邦一边讲，认为扬项抑刘是对汉皇的讥谤；站在项羽一边讲，认为抑刘是为了扬项，是对项羽的歌领。但无论是讥谤论也好，歌颂论也好，都认为司马迁著《项羽本纪》是为了扬项抑刘。我们说司马迁著《史记》之目的并不在讥刺当世，而是在探寻“成败兴坏之纪”。至于著述西汉这一段历史，更是为了载汉兴以来的“明圣盛德”，肯定汉皇成汉兴汉之纪，因而，不可能以《项羽本纪》来颂扬不懂成兴之道而招致失败的项羽，贬抑“拨乱除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的刘邦。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写作目的没有必要、也不需要扬项抑刘。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二、扬项抑刘不符合《项羽本纪》的实际

　　正因为对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曲解了，所以连带发生了对《史记》具体篇章的一系列错误的认识，认为《项羽本纪》扬项抑刘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错误，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安排项羽入本纪认识有误

　　正统论者认为项羽没有当皇帝，而司马迁却将项羽入本纪，“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文学史》）笔者则不以为然。司马迁写《史记》要成一家之言即自成体系，如果他也像《汉书》那样，把项羽降入列传，那么项羽三年灭秦之后，“政由羽出”的时期该怎么记事呢？还用秦纪年吗？秦已被项羽所灭了。用汉王年号吗？要知道“汉王”本身都是项羽分封的，那样作岂不是颠倒历史，自乱体系？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第四》云：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捩灭秦，自项氏。拨乱除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今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所谓“号令三嬗”即政权由秦--楚--汉三易其主。因为陈涉虽首难，但不久便失败了，天下仍以秦称。自项羽才灭秦，自号西楚霸王，“政由羽出”，分封诸侯，当然包括分封刘邦为“汉王”在内。秦汉之间“受命”的当然是楚即项羽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受命”二字，即“受命于天，既受永昌”之“受命”二字，放在秦汉之间，说明这一阶段项羽乃实际上为“受命”之主。如果不把项羽纳入本纪，灭秦之后，“成于汉家”之前这一段历史空白就无法交代。由此观之，司马迁将项羽纳入本纪，乃是事所使然，势所必然，自成体系之所必需，根本不存在有意扬项抑刘的问题。也就是说，王允的“谤书论”以及当今所谓的歌颂论，都与司马迁的本意毫无关。

　　如果认为项羽没有当皇帝，司马迁将其入本纪，就“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那么，司马迁在《高祖本纪第八》之后，紧接着写《吕太后本纪第九》又怎么解释呢？反过来说，孝惠帝“自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长乐宫，太子袭号为帝”至“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当了七年皇帝，司马迁却并没有写《孝惠帝本纪》。孝惠帝之后、文帝之前，还有几个非孝惠帝嫡子的皇帝也都没有入本纪。这又怎么解释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司马迁看重历史事实，看重他自立的体系。即当时实际是谁主政、谁就应该入本纪。刘邦之后名义上曾经历了孝惠等几个皇帝，但实际主政的都是吕太后，故安排吕太后入本纪。同理，灭秦之后，实际上“政由羽出”，故理应安排项羽入本纪。可见把项羽入本纪认定为司马迁有意扬项抑刘，“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云云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不要误以为写入本纪就是赞扬，还要看作者所选取的材料是什么。比如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而刘邦最后攻鲁久攻不下，直到刘邦将项羽之首传示于鲁，鲁才下。这说明项羽平时对鲁一定相当不错，否则不可能出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 （《高祖本纪》）如果司马迁将项羽如何有恩于鲁的事迹写出来，恐怕项羽的形象就又有所不同。然而司马迁却没有选取这方面的材料，致使读者读完《项羽本纪》之后，只知道项羽是一个残暴而愚蠢的人物。这样的本纪不仅不能提升主人的整体形象，相反，还有损主人的形象。

　　（二）对主要情节理解有误

　　正统论者对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有关项羽的几个最典型的情节如鸿门宴不杀刘邦，及垓下别姬、乌江自刎等都作了错误的理解，因而以为司马迁是欲通过这几个情节表明项羽虽然失致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刘邦虽然成功了，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流氓无赖。于是得出了《项羽本纪》扬项抑刘的错误结论。笔者以为上述这些典型事例的确存在于《项羽本纪》中，关健是应如何看待这些事例的问题。首先说司马迁总体上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例的。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网罗天下放失旧文，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上述事例的几个基本看法：这些事例都是经过司马迁收集整理并进行过粗略考证的，基本上是事实，此其一。其二，写作目的是为了考查项羽和刘邦是怎么“成效兴坏”的。因而，这些典型事例是项羽终被刘邦战胜、“卒亡其国，身死东城”的确凿见证。

　　这一点在《高祖本纪》中刘邦君臣有详细的说明：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赞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赏，不绝粮道，否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抢也。”

　　显然，司马迁在此是借刘邦之口指出“成败兴坏”的关健是怎样用人，其意并不在衰贬。有，显然也只是扬刘抑项，而丝毫没有扬项抑刘之意。

　　我们再看《项羽本纪赞》：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日：“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板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这一段可以分三层来理解：开头至“何兴之暴也”为第一层，首先表达作者总的感情态度，对这个政治暴发户感到不可理解，有一种揶揄嘲讽的味道，与我们今人谈到那些暴发户的感情和态度没有什么两样。第二层从第一层之后至“未尝有也。”这一层是讲项羽的功绩。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项羽的功绩故事，只是客观的记述，“非所谓作也”，即并没见“热情歌颂”之意。二是以对比的方式，写项羽白手起家，到成为“近古以来未偿有也”的人物，看似赞颂，实际仍是对其“暴发”的一种不可理解的感慨。余下为第三层。这一层是讲项羽的问题。问题涉及到项羽的性格、人品、政策等多方面。这是上述整段文字的落脚点。细审原意，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对项羽其兴也暴，其亡也速的原因进行了综合考察，其结论为“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这段文字是对《项羽本纪》的总结，深刻批评了项羽不懂“霸王”之道，以致身败名裂而不悟。而在前引之《中国文学史》第二大段中，却将这段文字理解为“热情地歌颂”，并说寄予了“深刻的同情”。这显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

　　其次，我们再具体来看看司马迁是从哪个角度来使用前面所说的几个所谓典型事例的：

　　1、鸿门宴不杀刘邦的问题。鸿门宴不杀刘邦，让煮熟的鸭子飞了，这只能说明项羽的愚蠢而与项羽的仁慈毫无关系。试想他刚听到曹无伤有关刘郑欲王关中时的报告之后是什么心态？那时他大怒，下令军中“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这里哪有一丝一毫的仁慈之心？后来因为自己的叔父当了内奸，项羽为叔父所卖而不自知，竟听信了叔父不应杀刘邦之言，加之第二天刘邦与张良、樊哙君臣的一番精彩的“表演”，才使愚蠢的项羽最终不听范增之言即刘邦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让刘邦得以逃脱。这里，司马迁笔下的主人公项羽，分明是一位暴烈、愚蠢的莽夫，何仁慈之有？

　　2、垓下别姬的问题。别姬一场的确颇具人情味。但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人情味”却成了项羽的致命死穴。在四面楚歌声中，面对全军覆亡的命运，身为最高统帅的项羽，丝毫也没有想到长期同自己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十万将士，而心中念念不舍的只有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宝马。由此，足见其平日“人情味”之狭隘。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齿寒心冷，不说在司马迁时代，就是在今天，这样的统帅，这样的“人情味”， 也同样会令人不齿。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与刘邦“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气概相比，是何等的小气，何等的愚蠢！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按照刘邦的观点，项羽别姬是项羽赶走他身边唯一的人才范增之后，迟早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闹到别姬的地步，这本身就是对项羽最有力的一种批判！司马迁将这一发生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生死厮杀，惨烈搏击中的细小情节，选入《项羽本纪》，并与项羽入咸阳时“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的行为前后呼应，这分明是在批判项羽胸无大志，贪恋欲利，至死不悟。用司马迁的话说，这是“祸莫??于欲利”。凭什么说司马迁写垓下别姬是在歌颂项羽的人品呢？

　　3、乌江自刎，是项羽悲剧的顶点。正统论者之所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主要也是据此一节而说的，因此有必要着重探讨一下。在古代诗歌中，最为世人所知的一是晚唐杜牧的《题乌江亭》，一是南宋时期李清照的《绝句》。

　　杜牧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这首诗用不着分析，因为他对项羽乌江自制的否定与批利简直像白天一样明白。

　　李清照诗云：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表面看，似乎在肯定项羽乌江自刎的人品。实际上如果考察一下李清照国破家亡之后，流落江南的生活，方知她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批判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诗歌史上这样的诗多得很，我们从来都不是只看表象，而是透过表象看诗人所要表达的实质。再者杜牡向来是以有政治眼力为后人所称许的诗人，而李清照则无此殊荣。我们是信李清照还是信杜牧呢？我们查阅《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毕桂发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二次印刷），发现他只读过杜牧《题乌江亭》而没有读李清照的这首《绝句》。这多少也能说明某些问题吧？以毛泽东之渊博，他不可能不知道李清照这首诗，从他的“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看，只能说他不喜欢项羽，因而也不喜欢赞美项羽的李清照的这首《绝句》。

　　常言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项羽果如乌江亭长所言渡过鸟江“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又一“范增”的一次劝谏。项羽依然听不进去，最终竟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借口，用自杀来求得自身的解脱。这种所谓的骨气和人品难道还值得我们今天的人肯定与歌颂吗？

　　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刘邦该有多少次面临着比项羽更为严峻的时刻啊！如汉之二年，项王在彭城“围汉王三匝”，幸遇大风，“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如是者三”。汉之三年，汉王逃荥阳，项羽“追汉王于荥阳”，因纪信假扮汉王投降被烧杀，汉王方才能“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藤公出成皋北门”。时间长达三年，环境一次比一次险恶。汉王几死者数矣，可曾想到过以死求解脱么？这一比较，我们从何处可以看出项羽乌江自刎一节是值得称颂的呢？适见其只是一个大笨伯而已矣！常言道，胜不骄，败不馁，胜败乃兵家之常事，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项羽连这些常识都不懂。一败则气馁，且自杀。其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所谓人品又有何值得肯定的？或许又有人说，刘邦虽多次身处危境，但他的军队还在，而项羽已全军覆没，不宜相提并论。其实项羽如果听乌江亭长的话，渡过乌江又何愁没有人马！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又如何能看出司马迁对项羽乌江自刎是持歌颂态度的呢？悲歌别姬、率部突围是乌江自刎的前奏，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明确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这就实际上连“悲歌别姬”、“率部突围”都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扬项之说从何说起？由是言之，扬项抑刘根本不符合《项羽本纪》的实际。之所以历来认为《项羽本纪》扬项抑刘，除了王允等别有用心者之外，应该说主要是人们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应该承认，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使用的一些材料，客观上确实可以看出项羽有顾全大局、诚实守信、勇猛直前、富于人情味等一些品质。但我们应该明白，这只是这些材料中所隐含的客观信息，而绝不是司马迁的写作目的所需要的内容，也不是司马迁使用这些材料写作时所选取的角度和内容。因此，我们不应将这些隐含于材料中的客观信息，当作司马迁当年写作《项羽本纪》的主观意图，硬说他是在以此歌颂项羽。

　　三、司马迁《项羽本纪》选材有失偏颇

　　《项羽本纪》中，几乎处处表现的都是项羽的残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如项羽攻襄城，“已拔，皆坑之”，“夜击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遂北烧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其老弱妇女”，“杀秦降王子婴”，拭义帝，“烹说者”、“烧杀纪信”， “烹周苛，并杀枞公”等等，乃至为他所拥立的义帝都认为他太残暴，不宜重用，而将入咸阳的大任交给忠厚长者刘邦。项羽带八千子弟渡江而西，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摧毁了暴秦，随后又在长达五年的楚汉相争中分封诸侯，“政由羽出”。如果项羽真的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所描写的那样残暴而愚蠢，项羽还能带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诸侯还能接受他的分封吗？在四面楚歌之时，还能有“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吗？这只说明司马迁《项羽本纪》最多只写出了项羽残暴和愚蠢的一面，一定还有另一面即好的一面司马迁没有写出来。按理这好的一面是应该存在的。破釜存舟北上救赵，诸侯匍伏相见，不敢仰视所表现的只是项羽勇猛的一面。尽管这一面很重要，但作为一个最高统帅，如果仅仅只有这一面，显然是不可能在长达八年的血与火的战争中得到广大人民和军队的拥护的，一定还有仁义的一面。如前举之有恩于鲁以及高起、王陵回答刘邦时所说的“项羽仁而爱人”等。十分可惜的是我们从《项羽本纪》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材料。按照司马迁写本纪的一贯做法是，将本人的优点写在本传，而缺点则由相关之人的传记中出之，可项羽“仁而爱人”的这一优点却不见于《项羽本纪》，而在《高祖本纪》出之。不说司马迁这是在有意贬低项羽，而至少可以说是没有抬高项羽。

　　正统论者认为抑刘的主要根据就是项羽要烹刘邦的父亲时，刘邦说了下面几句话：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汉书?项籍传》虽将项羽由本纪降入列传，但并未删除这一段，可见是事实无疑。这一事实可以作刘邦的缺点理解，说刘邦不近人情。可能司马迁就是这样理解的，因此《高祖本纪》之中没有这一节。按照司马迁写《史记》的做法即前人所谓的“互见法”，可以看成是司马迁对高祖心存回护而有意省略的。但笔者以为应该作刘邦的优点理解，兹就此说明如下：

　　第一，就当时情势而言，刘邦的父亲被项羽绑在大锅里，只要项羽一声令下，刘邦的父亲就会被煮成肉羹。此时此刻，即使刘邦实力比项羽强，也无法措手，何况还没有打败项羽的实力呢？此时刘邦除了指斥项羽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么？刘邦项羽既在怀王面前结成兄弟，刘邦的父亲当然也就是项羽的父亲，现在项羽要烹刘邦的父亲，当然也就等于项羽要烹自己的父亲。如此一来，项羽就得背上禽兽不如的恶名，无法立于天地之间。正因为如此，所以刘邦说完“项羽怒，欲杀之” 。只可惜正统论者没有理解刘邦这种指斥的分量。反倒把它作为了刘邦是流氓无赖的证据。若果真只是一种流氓无赖的花招，何至于使“项羽怒，欲杀之”呢？

　　第二，项羽与刘邦相持于广武，“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羽患之”，故欲以此极端之手段威胁刘邦就范，以使自己迅速摆脱困境。刘邦指斥项羽，表明了自己决不会因此就范的决心，这就从心理上给了项羽致命的一击，彻底粉碎了项羽企图摆脱困境的痴心妄想。这更是使“项羽怒，欲杀之”的根本原因。

　　第三，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多方面表现了刘邦对父亲的孝顺之心。汉二年彭城之役，刘邦见形势危急，便赶快派人到家乡去转移父亲和妻子儿女。刘邦当上皇帝之后，更是每五日去朝见父亲一次，“如家人父子礼。”为避免父亲跪迎自己，后来干脆封之为太上皇，可见其对父亲是非常孝顺的。这进一步说明所谓“幸分我一杯羹”的说法只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手段。由此观之，刘邦“幸分我一杯羹”的说法非但不足以证明刘邦是什么流氓无籁，相反还表现了刘邦“为天下者不顾家”（项伯劝阻项羽语）的政治家胸怀，以及其临危不乱的机敏智慧和策略。正统论者以此认为司马迁抑刘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可以说是姊妹篇。如果连读，对照比较，还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出司马迁不仅没有扬项抑刘，相反更加可以看出其扬刘抑项的鲜明倾向。比如同样是写两人的大志，写项羽观秦始皇用的是“彼可取而代也”一句，给人的印象是直率而鲁莽，没有策略，容易带来灭族之祸。其季父项梁当场“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则足以说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写刘邦则用的是“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其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水平，既表达了大志，又委婉含蓄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再比如同样是写两人起事，写项羽，说他用的是阴谋手段，杀害了本来是倡议响应陈涉、推翻暴秦的会稽太守从而夺取军权的；而写刘邦则是写其光明正大：“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沛令与会稽太守情况大致一样，但刘邦取代沛令而为沛公，却是大家“尽让刘季”、“刘季数让”、推辞不掉的情况之下才接受的。在灭秦的过程中，处处表现的都是项羽的暴，刘邦的仁。最典型的是攻取咸阳之后，刘邦“约法三章”， “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而写项羽则是“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这还是《高祖本纪》中的三句话，显得比较概括。如果看看《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其残暴的印象则更深。在楚汉相争中，在关健时刻所表现的，又往往是项羽的愚，刘邦的智。贯穿刘项本纪全篇的这一系列对比的事实难道不是扬刘抑项而是扬项抑刘么？

　　班固的父亲班彪所著《王命论》（见《汉书?班氏自序》）对《高祖本纪》已作了全面概括：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所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机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皆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圣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其处；始受命则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

　　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没有抑刘，相反倒给刘邦加上了许多灵异的光环。若按高起、王陵，乃至刘邦本人亦没有否认的“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的话分析，“项羽仁而爱人”尚且那么残暴，那么“慢而侮人”的刘邦一定有比项羽更多的坏事，而事实上《项羽本纪》中却并未见刘邦干什么坏事，《高祖本纪》中自然更少。这样一比较，《项羽本纪》选材之失就显得更加严重、突出。司马迁扬刘抑项之心也就更加分明。

　　总起来说，司马迁写《项羽本纪》立意在“虐捩灭秦”四字，写《高祖本纪》立意在“拨乱除暴”四字，而远不只是选材有失偏颇的问题。从对所选材料使用的角度看，司马迁也是不够公正的。例如灭秦，项羽处处面对的都是秦军主力，攻占的都是大城市、战略要地，理应从智勇的角度着笔，对其进行热烈地歌颂，而司马迁却大都着笔于项羽的愚暴。再比如鸿门宴，项羽答应项伯不杀刘邦，无论参谋长范增怎么样动作，项羽就是不表态，这本来是表现项羽讲诚信、顾大局的一场重头戏，结果司马迁又从项羽愚蠢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地表现。还有项羽别姬也是如此，本来是很有人情味的，但作者却是从项羽胸无大志、贪恋“欲利”的角度写的。由农民起义推翻一个强大而残暴的中央集权王朝，这在当时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理应用最美好的词语对灭秦的最高领导项羽进行最热烈的歌颂，而司马迁却在项羽“灭秦”的前面赫然加上了一个表示“残暴狠毒”之意的“虐”字，称之为“虐捩灭秦”；而将在灭秦过程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的刘邦称之为“拨乱除暴”。司马迁立意抑项扬刘真是再明白不过了！

　　至于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抑项扬刘，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司马迁不管怎么伟大，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史官，他身为汉武帝的中书令，写当代的历史，他怎么可能把汉代的老祖宗刘邦写得很坏而把刘邦的死对头项羽写得很好呢？再者刘项之事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人们都当了汉皇的顺民，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就是司马迁所能收集到的，当然主要是刘邦的“盛德”，项羽的“虐捩”了。

　　总而言之，从《项羽本纪》中，我们只能看到司马迁从立意到选材、用材，都在批评项羽背信弃义，“虐捩”残暴，从而“天下非之”，并未见颂扬之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刘邦宽厚机敏，“拨乱除暴”，终使“天下惟宁”。由此可见，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扬谁抑谁，已昭若日月；王允的谤书论，当今之歌颂论，都是没有根据的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