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浅谈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腐败案的来龙去脉 -- 温相
最近有一家报社约我写个为期三个月的栏目，主要是反映反腐败的，因为以前写的一个关于反腐题材的东西反响还可以，写了第三篇的时候，对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的判决下来了，于是，就想借此把这件事一起说说。
说到张国光，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些干部群众有很多话题要讲，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张国光这个人内向，不善言谈，但是，很会取得领导的喜欢，他的上升除了和领导的提拔有关，更为主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需要大量的年轻、有学历，在文革中没有打砸抢劣迹的干部出现，按照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所制定的条条框框，张国光被李涛等人看中，选拔为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这个职务算不得提升，因为此前张国光已经在松陵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可是，这个位置却让张国光从此走上更为荣耀的位置。
关于东北干部，我这里多说两句，从我自己接触的东北干部来看，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不错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喜欢吹牛，二是喜欢喝酒，三是喜欢摆谱。套用东北当地群众的话说：“干实事的不多，扯闲蛋的不少。”扯蛋这句当地方言的意思就是光说不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说嘴干部。张国光倒没有什么特别讲话的欲望，这和沈阳市前任市长慕绥新略有不同。一位曾经给张国光专门做文件起草修改的辽宁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说张国光自己就说过，他是理工类出身，一直搞技术，对理论什么的不在行，讲话唯恐说错，所以，秘书给起草的东西他总是一看再看，免得会场上出了毛病，他也是非常少的几位几乎从不临场发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之一。可是这么一个特点还是给张国光赢得了“国光书记很有城府、很有内涵”的虚名。
不过，张国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甘于沉默的，九十年代初期，沈阳实行一段时间的砸破铁饭碗的“砸三铁”运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以及《经济日报》都相继给予重点报导，一些丢了铁饭碗的干部群众不满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张国光以中共沈阳市委书记的身份到场讲话，这次没有事先带有讲稿，他对那些单位的领导说：“有市委给你们撑腰，我给你们撑腰，我不仅是沈阳的市委书记，我还是辽宁省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兼党委书记，有谁不满意你叫他去找我来。”这番讲话当时被登在当年的《情况反映》上面。
外界曾经报道说张国光一手提拔慕绥新和马向东，这点并不确实，慕绥新一直在省里工作，以后是副省长的位置上调任沈阳市市长的，他和张国光都是平级干部，不存在谁提拔谁，马向东当初从沈阳市商业局局长的位置上被推选担任沈阳市副市长一度受到人大几位老头子的抵制，这倒是张国光出面做工作以后才得以当选的，然而，张国光是以市委的名义出面，说到提拔也未免牵强。而举凡市长、副市长在人大选举遇到阻力时，市委书记出面做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副市长党内提名都是市委提交给人大的，这是一个基本程序问题。
张国光早在慕马一案时，就有风闻说他也不干净，我那时候还专门咨询了有关人士，当时一个超前的说法是辽宁省沈阳市两套人马最后可能就留下一个闻世震，那时候还是将信将疑，现在看来确实不错。这次张国光事情告一段落时，中纪委纪检监察四室的一位老兄说了句话：“张国光和刘涌是一个待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刘涌原来也是改判之后重新被拿下的，张国光调任湖北之前，中组部有关领导已经对张的工作做了结论，然而，等到辽宁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刘克田出事以后，张国光才又面临新的调查的。
刘克田是返城知识青年出身，和马向东一样都是街道干部起家的，对于基层的关系和那一套哲学知之甚深，对于如何取悦领导可谓挖空心思，刘克田在出任副省长时，中组部干部二局做过考核，这时候，辽宁省委一名工作人员从工作角度出发给中组部当时担任考核的二局副局长写信，说刘克田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有舞弊行为，这样的干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副局长很重视这件事，专门去刘克田所念的辽宁大学了解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名工作人员在信中列举的一些证人都翻然改了口径，以后，中组部干部二局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辽宁省委方面还做过解释，自然刘克田也就大事化小了。马向东一出事，中央党校地市级干部培训班的一位班主任（党校教育处的教授）就说刘克田也是早晚的事，原因是马向东在党校学习期间，刘克田经常来北京看他，二人的关系似乎早就脱略同事的境界。马本人也说刘是他的大哥。
刘克田和张国光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刘克田事情一出，张国光也就在所难逃了。慕马一案其实早就结案，不料此刻还是牵扯出来两位省级干部。按照目前的判决，即便张服刑一两年就可能保外，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和他的一生的所谓奋斗都将宣告毁灭，当然这种毁灭他自己的缺乏自律是主要原因。
辽宁的群众说：“国光到底是国光，成不了红元帅。”
另外说张国光调到湖北后，官声倒是颇清，民望其实不错。只是背上前债，无奈啊。
现在各级领导都忙着调换，老张本来就有错误，不收拾他收拾谁？
也是应该重重的宣判，一个省长一年三十五万的合法收入，像辽宁那种地方不会比浙江更差，对付五十万一年没啥问题，老张一任五年，然后怎么说还要再混五年吧？或者政协或者全国人大之类的，十年正省，党和人民也算对得起他了，子女的事情也解决了，还贪污？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像老成就是在互相攀比中走向覆灭的。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玩儿，感觉，除了广东外，最以貌取人的就是东北了。
没有人比上海和纽约人更以貌取人的了。
这“一年三十五万的合法收入”是怎么算的？记得薄袭来说他一个月才三千？
国务院的副部也好，地方上的副省也罢，包括军队的副军和武警省总队的总队长和政委，国家大型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内。一个月基本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部分补助差不多是5000元左右。另外，还有医疗补助和出行补助以及对外访问补助，这些不管你用不用每年都是固定给的。就说出行补助一项，光是使用汽车就可以得到每天500元人民币的补贴。具体天数可以上报，制定的是一个基本水平，比如副部长一级的按照××天计算。当然你说副部长去哪里还没有车坐，那是另外一回事，补助就是这么给的。
此外还有公务员岗位津贴，这是按照级别加的，越高加的越多。
虽说部和部不一样，省和省不同，但是，基本上差别不是十分之大，当然灰色的另当别论了。有一个基数是固定的，否则大家还不都抢着去富裕省份或者富裕部委做官了吗？
浙江被抓的省出版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自己交待他一年的合法收入就是二十五万元，因为浙江是富裕省份，新闻出版和发行又是不错的部门，但是，他和其他的厅局级干部的相差不会超过五万元一年，由此你就想想正省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单位，工作人员年收入在十五万左右的也不在少数，关键是这些领导的收入不单是税后的而且是基本不用的，或者是根本就不用的，而是净存款。这点老百姓就有差距了。还不包括一些下属单位送给的赠品，虽说要登记的，可是制度不见得人人照办。
更像是社论或是评论员文章的类型，“论理”深刻，不拘泥“谈人说事”，与神驴兄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如我等之水平只有拜读的份儿，很难有插针的可能。
顺便提几个相关的人和事：
对沈阳八十年代的领导有提拔作用的出除了有李涛（1980年11月至1985年4月以辽宁省委书记的身份兼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外，还有任仲夷（1977年2月至1980年11月先后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和郭峰（1979年2月至1980年10月以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身份兼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他们都是解放初旧东北势力的代表人物，都经历过东北早期的几次“政治风暴”，因此在选择接班人时其实是慎之又慎的，只是后来的历史发展的太快，他们这些老人家早已看不明白了。
正是这几位老人提拔了当时所谓的“辽宁三李”，也可以免强加上李泽民（1986年至198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并称为“辽宁四李”。
八、九十年代中央对辽宁有影响的人除了李铁映外，还有沈阳中捷友谊厂出身的邹家华，他对类似松陵这样的军工企业一直是“格外关注”的。
就如一个人在单位里，只跟一把手搞好关系是不够的一样。中央的某些人（如邹家华）即使在地方上的某些人（如张国光）的提拔过程中未起什么作用，在张等人上来之后，也一定会找机会主动“攀枝”的。这样，他的关系网才会越织越大，地位才会越来越稳固。
也正是因为此，当某一腐败大案发生后，在查处过程中才会遭遇重重阻力。虽然不见得有关人等都参与其中，但必竟与当事人有一定的瓜葛，担心会“投鼠忌器”。
嘿嘿，现在流行水晶富士、美国红苹果～～
老干部中就问三个人，一个是郭峰，一个是黄欧东，一个是李涛。任仲夷八十年代初期就调任广东，李泽民是学校上来的以后调任其他省份。说起来李涛和黄欧东还是冤家。
其实各省都有这么几个硕果仅存者，北京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