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中国模式的文化因素 -- 南洋
最近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好像有这么一组辩论:
威权政权紧握权力却仍然安全是因为以下原因：
经济增长已经改善了多数人口的福利，只要他们继续受益于该政权的政策和稳定，就等于是他们给当前政权投下了继续存活下去的一票。
该政权在外交政策上取得了许多可以感觉到的成就，如确保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在广泛议题上对抗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公民的看法里）有效遏制了台湾总统陈水扁支持独立的举动。这些成就在一个有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大众中产生出了一种自豪感。
该政权维持了一系列的具有安全阀功能的机构，尽管它们是无效率的，但还是给不满的公民提供了一种反对执政党的替代选项。这些措施包括了信访体制，法院体制，行政诉讼体制，以书面的方式给媒体写信，以及政府监视和操纵下的互联网聊天室。
该政权一直能够使用镇压手段去防止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反对派兴起。它以部分让步收买了示威者，与此同时则逮捕了示威的组织者。当面对有决心的，像中国民主党或法轮功这样的组织化对手时，在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逮捕和囚禁了相关的活动人士。该政权已经对庞大的网络警察和技术做了投资，迄今为止使它既得以避免了被有心人士利用网络去进行协调组织又避免了激起自发运动的火花。
该政权一直掌控着广泛的和复杂的宣传系统，在这样一种方式中广大公众感受到了媒体中的多样性和显著的自由，而在同一时间敏感的政治讯息被从公共领域中消除掉了。6
党已经发展出了能够笼络经济和社会精英的能力，所以对于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讲“为了变得更好这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要么是通过党员身份要么是通过非正式的侍从关系，大多数企业家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党所用。
该政权拥有必要的决策体系来应对经济和社会变迁。虽然地方官僚机构可能已经腐化，即便这样该政权在中央和一些地方机关内部还是聚集了一批相当符合标准的技术官僚来收集情报，供养着专家和智库，并在内部进行商榷，使官僚层级里的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被听到。政府有能力辨识主要的问题（例如，在金融系统中的，在环境政策中的，农民负担方面的，社会福利安全网）并且经常（但并不是绝对）做出技术上熟练的决策。此外它往往能能够达成决策的目标，虽然并不总是能够在官僚机构中执行他们。
对政权的韧性至关重要的是精英的权力意志。领导层是团结在一起的。如果它是分裂的（正如Bruce Gilley所表明会发生的那样），那么无论是经由崩溃或是经由民主转型，我同意政权会很快衰落这种说法。但是，领导层已吸取了64事件以及“苏东波”（苏联，东欧和波兰的共产政权的衰落）的教训认为对其所有党员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表现出不团结。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中，拥有权力才是最重要的。”8为此，精英制定了限制政治冲突强度的规范。这些规范包括，最高领导人在70岁退休，最高领导人拥有在他们所掌控的领域内做出决策的权力，重要决策都以集体的方式决定，并且已退休的政治老人不干预政治。因此，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统治下，领导人已经以这种方式处理了他们的关系，使得权力上和政策上都没有破坏性的分裂产生。
如果是外国人和外国机构, 能做出这样的调查和结论已经非常不易了, 当然, 立场还是在美国政府上, 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的. 这篇文章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还有一些细节的叙述是因为文化差异而对中国的理解出现的错位, 不过大部分是细枝末节.
但是这篇文章仍然没有解决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即开始困扰西方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眼里的威权主义和没有充分人全的社会， 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这样的社会一定会失败，而且必须要失败.
如果说这篇文章里带有对中国体制的敌意和抨击，更多是出于这样的缘故，过去亚洲的小国，比如韩国的军人独裁，新加坡的新威权体制，台湾的长年戒严，这样条件下经济腾飞的“东亚模式”，西方价值观对其不够重视是因为其影响力尚小，小国抓住了机遇就能发展，和体制关系不大.
中国这样的大国，机遇固然重要，但内部的运行机制在成就里贡献更大，这对西方的价值观构成了重大挑战，当前中国还没有输出价值观，但是拉美和非洲这样西方价值观遭遇了挫折的地方，却是东亚模式潜在的输出对象（当然，我对此不以为然，东亚模式的成功，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是中华文化圈的吃苦耐劳，说点政治不正确的，拉美，特别是老黑们，他们实在太懒，东亚模式是无法复制到那里的）
文化因素重要性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印度. 我们现在看印度，正如这篇文章看中国. 我们总是纳闷，印度没有强力的中央政权，基础建设十分落后，大量的贫困人口，严重的等级分化，剧烈的民族冲突，一半的国土有分裂要求，游击队和土匪蜂起，这样的国家，为何还能维系统一呢？ 还是有我们了解不到的因素在起作用.
所以对于文化因素缺乏考虑，是这篇文章最大缺点，它仍然没有能够跳出价值观的约束，对中国乃至东亚模式的文化基因进行剖析，而只是停留在：“他为什么还不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倒台？万一他真的长期不倒台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原教旨主义地在人全上纠缠，还是实用主义地不管它自己居民的死活，“只要白人能有优待”就好”。它对于中国政府对于维系政权的努力和效果分析得很多，但是忽视了分析中国人对此的反应，只有政府的努力，而人民不接受，这个体制也是维持不下去的。
我个人认为这是从西方价值观看东亚模式遭遇困境的瓶颈之处，因为他们公理式地把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当成和西方人一样会反抗一切集权体制，追求免煮柿油人全的背景，却没有意识到如果事实真是这样，早就该符合他们先前的崩溃预测了。
我认为，从文中看来，作者本人其实对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正确并不感冒，但是他仍然不得不一再在文中强调他的实用主义观点没有和主办者的价值观作对的意思，这也使他在表现一些威权主义的优势时，采用了非常隐晦和绕圈子的说法，比如那三个“未必如此”。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下，是很难对东亚模式深层的文化因素进行思考的，即便真的想到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使之较西方而言更容易接受威权政府”，那也是不能说出来的。能说出来的，只有“经济发展了”“外交上有自豪感了”等这样较浅的分析。而事实上，中国内部对于“经济发展产生的贫富差距导致人民不满”的讨论比他的“经济发展导致人民支持”的观点更深刻，当然，或许在他们的概念里贫富差距不算什么问题，另外，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对于外交政策的抨击也是毫不客气的。
所以话说回来，这篇文章细致并且基本上客观地观察了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现象和中国政府的行为，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来说，也急需这样真实而温和地从外部视角的观察和分析。不足之处，就是仍然摆脱不了西方“政治正确”的价值观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