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房龙 宽容 序言 -- 老兵帅客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就象自幼学拉小提琴，可是到了三十五岁别人突
然给我一架钢琴，命令我象克拉威尔演奏能手那样生活，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
我已经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学会了某个领域的
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所学的是借助一种明确建立的秩序观
察过去发生的事情，即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
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国家。而且在我年幼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
切的万物之尊，必须不失礼节地崇拜才行。
后来开战了。
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
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关闭了，一个已
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献龉磐?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会长久，但却使文明再过几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早
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
十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得到的外国报纸中总有整
个四之一的篇幅被涂抹的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次涂抹是为了擦
去一些内容，因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
整个世界把这种监督看作是“黑暗时代”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西方伟大共
和国的人保留了几份被涂有“鱼子酱”的美国滑稽报纸，给本国老百姓看，让他们
知道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实际上是落后的野蛮人。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米尔顿的格言：“最
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
正象电影上描述的，“开战了”，于是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
布是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
它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
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
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应该
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至于其它的，谁愿意印什么就
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
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
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
产生危险。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
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
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
既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
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知道，如
不然，也会很快被忘记。希腊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
这样做的。但是一俟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为朱比特的远亲、
远远地离开了普通民众，一切就部改变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笼。这是一桩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
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上谏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监狱。但如果人们
把罗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耶稣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线。一世纪后期，
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依弗索斯附近周游了很长时间。那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是
闻名已久的。保罗四处传教，驱逐魔鬼，获得极大成功，使许多人承认了自己的异
教错误。作为忏悔的象征，人们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带着魔法书聚在一起，把
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可以读到这些记
载。
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忏悔罪人的自愿，《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保罗曾经禁止过
其他依弗索斯人阅读或藏有这些东西。
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依弗索斯城的一些主教发出命令，凡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诚的信徒
不应当阅读。
在以后两百年中，被禁封的书籍很少，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寥寥无儿。
但是尼卡会议（三二五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
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
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
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
教审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总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
而他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亵渎不正派。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办法倒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纸上
的作品一起被烧为灰烬。那时的图书还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
所以这项制度甚为奏效。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古斯弗雷什。
从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
本之多的图书，在一四五三年至一五○○年的暂短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
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了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图书数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会忧心忡仲。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
的《马太福音》，却不能轻易逮捕他，不然的话对拥有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
两千万异教徒又该如何处置呢？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看来必须指
派一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
名昭著的《禁书目录》。它与宗教法庭的名声差不多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
政府也害怕出版物也象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
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十六
世纪中叶迥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为审查
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
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
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
审查分类了。
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此乃愚蠢之
事，绝无公众注意之图书亦会因此而大获瞩目。”
《禁书目录》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俟成功。大执禁读书目便地位骤增，
成为想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读者的向导书。还不止这些。十六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
家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
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
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利卖出，由
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
《禁书目录》直到前不久还十分猖厥，压抑政策的后果实在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寻，因为大学生不但不能使
用外国的教科书，就连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产品也是下等货色，质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
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
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我谨向已经厌烦于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伊拉斯谟信札，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
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整个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注意掌
握火候，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或曰：“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
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会使您受害匪浅，”
一会儿是卢樊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大学，一会儿又是剑
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
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辗成碎块。
如今，轮子（除做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
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
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不过，一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拥入我那
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进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 “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
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或曰： “弗拉明格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
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置疑，这些情况都很愚蠢，理应严受指责。不过它们似乎不在论述宽容的
著作范围之内。它们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的表露，他们与官方形式
的不宽容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联的，它使对安
份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按巴奇豪特所说，历史应该象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它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
最重要的事情上，至于其它的，则留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下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报纸忠实地记载下了一切，但即使
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希望的前途。
许多事情在前辈人眼里或许合情合理，附上“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语，本应理
所当然地被接受下来，可在今天却要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人常常会拍案而起，保
卫某些思想，而父辈和祖父辈却认为这些思想是无稽的幻想，毫无实际用处，他们
常常向甚为讨厌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开战，成功的次数倒也不少。
这本书必须保持短小。
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竭尽阿谀奉承之事，独霸一方的北欧人的荣誉已有所折损，
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无知无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偏执顽固，所
有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开朗的国家里，有害的可
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
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
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注
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
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
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
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
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反
悔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
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是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的独
有之物。
如果这本书屡次三番地把“不宽容”一词当做“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解，如
果我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确实没有转过原文，约十年前的一个秋天在北大书店第一次读到这本书，
曾将我的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可谓惊为天书，很长一段时间案边常
备，如今读来，仍然觉得格外亲切。
我们的土地上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喜欢问自己，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
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想知道的倒是受命操纵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战争中许
多人从事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哪一个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荒诞呢？
其它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可以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潜艇指挥员可以两三小时后返回，通过遗弃的残骸判断成功的程度。
壕沟里的可怜虫知道要坚持在某个堑壕里便是守住了阵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甚至野外的炮兵向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藏在七英里以外
一颗枯树上的同伴询问，所要摧毁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迹象，是否需要变换角
度再打一次?
但是，使用贝尔塔型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奇怪虚假的孤独世界中。他们冒冒
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却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是什么，就连知识渊博的弹道学教
授也无济于事。炮弹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也许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
也会打中教堂或孤儿院，或安静地潜入河底或扎入墓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在许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处。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型火
炮，他们的文学炮弹也许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不过一般发射的只
是可怜的哑弹，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做废铁，或制成雨伞架
和花盆。
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
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
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
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
照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币、
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十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
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
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谷登堡，却使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以及其它新印刷公
司发了财，他们从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捞油水。不过，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并没有
在当时的世界――作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
想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象那样开大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
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作品造成了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总的说来是铲除了
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没
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他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
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
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声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
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文艺复兴的确大大振兴了良知的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不过运动的领
袖们并没想这样做。
早在这之前很长时间，便有人提出质问，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
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析祷，必须以何等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必
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必须读些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然蔑视这
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
但终不免失败。
伟大的简?胡斯余火未息的骨灰被不光彩地掷入莱茵河，这是对全世界的警告：
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执刑人焚烧了，它告诉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
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
“传统”这座坚固堡垒是在十五个世纪里靠巨大的权威逐渐地精心建成的，靠
外力攻打休想占领它。在高墙壁垒之中也有不少丑闻。三个教皇动起干戈，谁都说
自己合法，是圣彼得的唯一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腐败透顶，制定法律只是
为了使人通过花钱疏通来破坏的；君主的生活完全道德败坏；贪财谋利之人以日益
加剧的炼狱恐怖做幌子，要挟可怜的父母为死去的孩子缴纳大笔钱，所有这些都人
所共知，却又丝毫无碍于教会的安全。
然而，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无切身之恨，他们胡乱
开了几炮，却使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坍了。
布拉格的“瘦小苍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未尽之事却被一群
杂混的平民百姓实现了，这伙人别无他求，只想做为世界诸般善事的赞助人活着和
死去（最好等老了以后再死），做圣母教会的虔诚弟子。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
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还会怒发冲冠。
以马可?波罗为例。
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无怪乎拘谨于西方城市巴掌
大地方的人们称他是“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向人们描述说，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
宝培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个小家伙束手无策了，然而他在进步的历史中起了绝顶重要的作用。他的文
笔并不好。他对文学也怀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
是耍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为了
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靠这
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马可?波罗是个头脑
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相信他在小亚细亚见过一座山被一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
里，因为圣人想告诉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轻信了许多广为流传
的故事，讲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他讲述的事情却胜过前一千三百年中的
一切，从而推翻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马可?波罗从生到死当然一直是教会的虔诚弟子，谁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时
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他还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
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中还是波罗更为危险。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
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 而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得知世
界上还存在着《旧约》作者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
《圣经》权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启蒙开化是数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不过，探险家、
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这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
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它允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会使
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论。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趣昧宜人的长足
旅行，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相等，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
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架呢？
象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更奇特。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
拜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说，传说中关于康斯坦丁
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从这以后
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只不过是个拙劣的骗局，是皇帝
死去几百年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编造的。
也可以回到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基督徒。
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侧的人所持的信仰是亵渎和异端的，那些可怜
的生灵不可能见到第二次基督降临，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不过，当一四九
九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
这些善男信女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耶鲁撒冷是宇宙
的中心。然而“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返回，这表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
不少严重错误，那么这些人应该相信谁呢？
我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
很遗憾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导的是美和享乐。教皇虽然
暴跳如雷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可是只要这些反叛者健谈、懂一点印刷和建筑
学，他倒也十分乐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美德的热情鼓吹者，如撒沃那罗拉，和不
可知论者冒有同样大的危险，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在诗歌和散文中抨击了基
督信仰的基本观点，而且言词激烈，绝不是和风细雨。
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却无疑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反
对现存的社会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理解发展的束缚。
薄迦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在这两百年里，抄写匠和印刷
商从未清闲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无一不间接地暗示，
由于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会落入了无
知的僧人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为悲惨的灾难。
马基雅维里和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对伦理学并不很感兴趣。他们讲究实际，
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因为它的组织强大，魔爪甚长，
会带来很大害处，所以从不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
询。
但是他们对过去事情的求索之心总也得不到满足，他们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活
跃的思想极不安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坚信“我们知道”，但是从这时起人
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更值得后世纪念。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爸爸“谆谆教导”似的给我讲这本书上的故事，对我现在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始终忘不了前言里的故事和罗伯斯比尔。
有时甚至觉得前言里的故事和丹柯的那个“燃烧的心”有些相通之处。
“水至清则无鱼”，有些东西何妨视而不见?
对一些东西过于苛求，其实亦有悖于宽容的精神。
看这个说得多好
老兵将转战何处，晓生跟你去闹闹。
我第一次读此书是在大学毕业后不久，一共看了三遍，第一遍没有看懂，第二遍似乎懂了，第三遍已经茫然了。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此书，似乎是在和老友夜谈，舒适惬意，通体俱泰，快矣快矣。
房龙此书，写成于将近百年之前，而国内直至今日尚未有匹，甚憾。
营养多了、鱼多了他会再回来的。
而我又实在是不想看到某些高人对我帖子的回帖，那些玩意儿就是讲些大道理和骂人，除了煞风景以外什么都没有，也跟在我的帖子后面，配吗？
见时事跟贴。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两，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极少出于一种单
一的动机而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是向一所新大学解囊捐赠一百万美金，还是连一
个铜子也不愿意给饥饿的流浪汉，不论是宣称说真正的智力自由生活只有在国外才
能得到，还是发誓永不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是坚持把黑称做自，还是把白称做黑，
总是有不一而足的种种动机促使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们要是
真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老实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碜可
怜了。出于天性，我们总要从各种动机中挑选出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项，修饰
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诸于世，称它是“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不过这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住大家，却从来没有一个方法能蒙骗自己，
哪怕是善?一分钟】
大家都清楚这条使人尴尬的真理，因为自从有了文明以来，人们便狡黠地达成
默契，在任何公共场合里都不得戳穿它。
我们内心怎样想，这是自己的事。只要外表保持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便
会感到满足，因此就很乐于遵守这样的原则：“你相信我的谎话，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却没有礼仪之限，它在我们的一般行为准则中是个绝大的例外，因此它
极少能被允许跨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由于历史迄今只是少数人的消遣之物，所
以名叫克莱奥的可怜女神至今一直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尤其与不如她体面的姐妹
们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还被邀请
参加每一个晚会，这当然引起了可怜的克莱奥的无比愤恨，她不断施展微妙的于腕，
以图报复。
报复纯属人的天性，却又很危险，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中常常索价高昂。
每当这个老妇人向我们揭露数世纪流传下来的成套的谎言时，整个安宁幸福的
世界就陷入动荡之中，狼烟四起，上千个战场包围了世界。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
漫山遍野的一队队步兵慢慢地爬过大地。以后，所有的人都回到各自的家舍或墓地，
整个国家一片荒凉，不计其数的金银枯竭到最后一文钱。
如前所述，我们的同行现在已经开始认清，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它受无
法言明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这种法则迄今却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受到尊敬。
于是，我们就搞起非常有用的科学大扫除，这对子孙后代造福匪浅。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题目，那就是：基督教改革运动。
直到前不久，对这场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全盘肯定，一
种是全盘否定。
前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品行高尚的神学
家对教皇龌龊的统治和受贿大为震惊，自己就建立起独立的教堂，向真心诚意要当
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仍旧忠于罗马的人绝没有这么高的热情。
按照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既可憎又可恶的反叛，
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不想结婚，还希望得到本该属于教会圣母的财产，便阴谋闹事。
一如既往，双方都对，可又都错了。
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明
白，宗教上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的次要原因，际上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
济革命，神学的背景微乎其微。
如果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相信菲利浦王子是个开明统治者、他对改革后的
教旨很感兴趣，这当然要比向孩子们说明一个无耻政客如何通过狡猾诡计，在向其
它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
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打扮成宽宏慷慨的英雄，他希望得到的是黑森家族取
代自古以来掌权的世敌哈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莱门特主教可以被比做是可爱的牧羊人，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精
力都徒然地用在保护羊群不跟随错误头领误入歧途上，这要比把他描写成典型的美
第奇家族的王子更易于理解，因为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看成是一群酗酒滋事的德
国僧人的不光彩吵闹，并运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
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在天主教的课本里对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惊讶。
这种历史在欧洲可能是必要的，不过我们既然在新世界上幸运地落了脚，就不
必坚持欧洲大陆祖先的错误，而应该自由自在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菲利浦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他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说
在宗教信仰上不虔诚。
他丝毫不是这样。
一五二九年他在著名的《抗议》 上签字时， 他和其它签名者都知道，他们会
“遭到猛烈暴风雨的严酷打击”，还会在断头台上了却一生。他如果不是具有非凡
的勇气，就不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要讲明的是，历史人物受到启发做了一些事情，也被迫放弃一些事情，
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种动机，要对他（或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人）下断语是很困
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个解决方法似乎过于简单。我想
做一点补充，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善良的主在数世纪前已经把宽恕
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尽宽恕之职吧。
我们可以低就一点，尽量去”理解”，这对于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已经够多了。
现在我还是回到宗教改革上来，这个题目使我把话题扯开了一些。
据我的“理解”，这个运动起初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个世纪里经济
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称为“民族主义”，因此它与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是
不共戴天的敌人。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各国都被迫要看那个国上之国的眼色行事。
要是没有同仇敌忾，就不能使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
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团结为一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足以摧毁长期监禁他们的监狱围
墙。
如果各自怀有的险恶嫉妒之心没有由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暂时收敛，超脱私人
的仇视和野心，宗教改革也绝不会成功。
反之，宗教改革就会变为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只需一支雇佣军团和几个
精力旺盛的宗教法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下去。
改革领袖便会重蹈胡斯的厄运，追随者们也会象从前被杀的沃尔登学派和阿尔
比格学派的人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集团会记载下又一次易若反掌的胜利，接踵而
来的便是对“违反纪律”的人们施以施雷克里克式的统治。
改革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小到了极点。胜利一到手，对反抗者生
存的威胁一解除，新教徒的阵营便瓦解成无数个敌对的小山头，在已经大大缩小了
的范围内重演敌人当权时的所有错误。
一个法国主教（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曾经说过，
我们必须热爱人类，不论人类处于什么境况。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回顾一下，在近四个世纪的时光里，人们曾充满希望，但
同时也陷入更大的绝望。多少男男女女怀着崇高的勇气，在断头台和战场上为了理
想抛弃了生命，而理想却从未实现过。我们也看一看数以百万计默默不闻的小市民，
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是神圣的，便为之牺牲；还有新教徒的起义，他们本想建立更自
由更开明的世界，却一败涂地。这都会使人们的博爱之心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
直言不讳地讲，新教徒奉行的主义从这个世界上剥夺了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
的东西，又加进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
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无秩序。不过，与其说这是宗教改革的过错，倒不如说是大多数
人本身具有的弱点造成的。
他们不愿意慌张从事。
他们根本跟不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善良的愿望，最终他们会跨过通往新世界的天桥。但是他们要选
择最好的时机，而且还不肯放弃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宗教大改革原想在基督徙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摈除过去的一
切偏见和腐败，可是它完全被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搞得混乱不堪，既不能
前进也不能后退，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与它所深恶痛绝的教廷组织毫无二致的运动。
这便是新教徒起义的悲剧，它不能从大多数支持者的平庸智理中摆脱出来。
结果，西部和北部的人并没有象所期望的那样取得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未能产生一个所谓一贯正确的人，却贡献了一本书，据说是完美
无暇的。
不是出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当权者，而是涌现了无数个小当权者，每一个都想
在自己的范围里充当领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为两部分，一半是占统治地位的。一半是占非统治地位的，
一半是虔诚的教徒，一半是异端分子，而是制造出无数个意见分歧的小团体，彼此
毫无共同之处，还深恨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它没有建立宽容的统洽，而是效法早期教会，一俟获得权力，依靠不计其数的
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便公然宣战，无情打击不赞同他们
社团的官方教义的人。
但是在十六、十六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无法避免的。
要形容象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的勇气，只有一个词，说来还相当吓人：硕
大无朋。
德国边远地区的不毛之地有一所潮汐学院，里面的一位教授是个朴实的多明我
会僧人，他公然烧毁了一项教皇训谕，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
还有个体弱多病的法国人，他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镇变成了堡垒，完全不把教皇的力
量放在眼里。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的刚毅坚韧，堪称超世绝伦，现代世界无一可与
之媲美。
这些胆大包天的造反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只不过这些朋友都抱有个人
目的，支持者也只是为了混水摸鱼捞一把，好在这不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这些造反者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赌博的时候，并不能卜测出世界将会怎样，
也没能预见到北部大部分民族最后会云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但他们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大旋涡，就不得不随波逐流了。
不久，怎样使自己保持在水面上这个问题就耗去了他们的全部力气。教皇在千
里之外的罗马终于了解到，这场人所不齿的动乱要比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僧人之间
的争吵严重得多。它是一个法国牧师的阴谋。为了赢得众多资助人的欢心，教皇暂
时停建了心爱的大教堂，开会商讨发动战争。教皇的训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飞送到
四面八方，帝国的军队开始了行动。造反的领袖们无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平衡的概念，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
同一个路德曾经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可是几年后，他一想起邪恶
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浸礼教徒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齿，似乎达到了疯狂
的程度。
这个无畏的改革者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们不应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
帝，而到了最后却烧死了理论明显比他更高一筹的敌人。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新的纪元，那时黑暗之后终归会出现曙光，然而他们在
有生之年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在他们眼里，宽容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他们在没有容身之地的时
候，还心甘情愿乞灵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以它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一旦仗打
赢了，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废品仓库的墙角，和其它
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作不实用的东西扔掉。它躺在那里，被忽略，彼遗忘，直
到许多年后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翻找出来，人们捡起它，擦去污迹，又
一次走向战场，但是使用它的人的本质已经改变，与十六世纪初期奋战的人截然不
同。
不过，新教徒革命也为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倒不是革命本身取得的，
这方面的收益的确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进步。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令禁止人们读《圣经》，但也没
有鼓励普通凡人研究这本圣书。现在每个正直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终于可以拥有
一本圣书了，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在火刑柱
上被烧死。
熟悉可以抵消人们在一无所知的神秘事物面前的敬畏利恐惧感。在宗教改革后
的两百年见，虔诚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一切，从巴拉姆的驴子到
乔纳的鲸鱼。那些敢于质询一个逗号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
发性的”元音点）知道最好别让大家听到他们怀疑的窃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仍然
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使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口纷坛的责难
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会十分严重。实际上这本书是一个由牧民
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但是长期不断地研究它却逐渐产生了后果，这是路德、
加尔文和其它改革者未能预见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讨厌希伯莱文和希腊人，小心
谨慎地不使《圣经》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头来，越来越多的治学严谨的学生只是
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里面的许多描写残忍、贪婪
和谋杀的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故事绝不会是在神示下写成的，根据内容的性质判断，
那只能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
从这以后，许多人当然不去再把《圣经》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
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
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重新捡
了起来。
还有一点从宽容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
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
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很难苟同于这些观点，但他们也会对这场运动怀有感激之情，
因为它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对他们的天主教义也同样带来了一些益处。本来，
天主教会这个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绞尽脑汁，
千方百计扫清这些指责。
取得的成功还甚为辉煌。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不再容忍波尔吉亚人了。诚然，教皇和从前一样，
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变这种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罗马时期受信任
的大主教们在选举教皇时要是挑上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它任何一个外籍人，下
层百姓非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万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新主人由忠诚的
耶稣会会士辅佐，开始彻底的大清洗。
放纵胡为的事情不再有市场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研究（也就是服从）修道院创始人定下的规矩。
在文明城市里，行乞的僧人踪影全无。
大家对宗教改革的不屑一顾态度已经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热切向往圣洁有益的
生活，做善事，竭力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担的不幸的人。
即使如此，教延还是未能收回已经失去的大片疆土。按地理概念讲，欧洲北半
部人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
不过，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成果用图画来说明，那么欧洲实际发生的变化就
更为清晰。
在中世纪，有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新教徒的造反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一五一七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计划是这样的。
可是新教徒没有受过长达数世纪的如何进行迫害和镇压的训练，他们想建立一
个没有反对者的禁地，却失败了。
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从窗子、烟囱和地牢的门口逃跑了。
没过多久，整个地牢大厦陷于崩溃。
到了夜晚，异教徒便整车地搬走石头、大梁和铁棍，次日早晨用它们建造了一
座自己的小堡垒。它的外表很象一千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普通监狱，但缺乏必
要的内在力量。
堡垒一旦投入使用，新的规定和制度一旦被张贴在门上，大批心怀不满的信徒
便蜂拥出走了。他们的上司，即现在的牧师教长由于从未掌握过旧式执行纪律的方
法（逐出教会、酷刑、处决、没收财产和流放），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观望着
已经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学所好建起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
一套暂时能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
这一过程经常往复，最后在不同的禁地之间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
者可以在这里自由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放任暇想，下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事业带来的帮助。
它重建了人的尊严。
撰写每本书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却直到稿子快要结束时
才冒出来。的确，一本书如果没有危机，就象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也许这
正是问题的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在几分钟前出现了，因为想在一九二五年撰写论述宽容思想的著
作似乎相当荒谬，也因为我迄今为这部基础研究而花费的那么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
苦可能徒劳无益了。我很想用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点燃篝火，也
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付之一炬。
这该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与自己定下的命题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了这么久，难
免也会感到枯燥无味。第二是怀疑这类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第三是担心这本书只
会为不那么宽容的同胞们提供把柄，他们利用书中一些次要的史料为他们自己的可
恶行径进行辩解。
可是除去上述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这些问题也的确存在），这本书还有
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它的“结构”。
一本书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开头和结尾。这本书倒是有个开头，但是能有结
尾吗？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可以举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和正直的旗号的，实际
上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宽容被抬举到了至高无上美德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打倒这个可恶的
东西，让我们全都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说不清怎样才能达到我奋力追求的目标。现在有各
种各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
期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不少于二百四十九个题目，学院保证学生的水平能
登峰造极，而且费用很少。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如何有四十（或四千）个课时中讲
明白“怎么做到宽容”。
历史据说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无法帮助我摆脱这种危急情况。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专业著作，谈谈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
式建筑，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任何资料都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
研究在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大显身手或大力反对的男男女女的生平。
从这些优秀人物讲述他们的命题的方法，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联系，从他们对
食品、饮料和烟叶的嗜好，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马裤，我们都可以对他们热情赞
助或恶毒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可是从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热烈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只是出于很
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是政客、
作者、国王、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他
们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却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他们对宽容
的兴趣就象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这伙人非常怪异混杂（想一想斯宾诺沙、弗
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要发现彼此性格中有共
同之处几乎不可能，尽管一般来说，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不论这个
工作是从戎、探测还是使世界免于罪孽。
因此，作家很想求助于警句。世界的某一处有一句警句，能应付各种进退维谷
的困境。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和老贝哈
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按我的记忆）接近了这个
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宗教信仰做依据憎恨旁人，却不能爱别人。遗憾
的是，这条真知灼见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逊于
任何人，也最从心底里仇恨别人。有些人全无信仰宗教的天性，却对野猫、野狗和
基督世界的人类倾注了真挚感情。
不行，我必须得出自己的答案。经过必要的思考（但是没有多少把握），我要
讲述一下我自己所认为的真理。
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
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又从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
坚固绝对的信念。
在如今超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叫嚷要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个，百分
之百地相信那个，但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一直对标准化
的理想很反感。
纯粹依靠人喂大的猫和狗是人所共知的傻瓜，因为如果没人把它们从雨里抱走，
他们就会死亡。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金属：钢。没有
一个珠宝商会费尽心思地去搞百分之百的纯金、纯银手饰。小提琴无论多好，也必
然是由六七种不同木材组成的。至于一顿饭，如果是百分之百全是蘑菇，非常感谢，
鄙人实难领教。
一句话，世间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含有不同成份，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仰要例
外。我们“肯定”的基础里要是没有点“怀疑”的合金，那我们的信仰就会象纯银
的钟一样总是叮当作响，或象铜制的长号一样刺耳。
宽容的英雄们正是由于深深赞赏这些，才与其它人分道扬镳了。
在人品的正直上，诸如对信仰的真诚，对职责的无私忠实，以及其它人们所共
知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本来可以被清教徒法庭视为十全十美的完人。我想讲得
更深一些，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活着和死了以后本可以进入圣人行列，可是他们的
特殊意识逼迫他们成为某一个机构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而这个机构自称只有自己才
有权力把普通百姓加封为圣人。
这些英雄怀疑天国的神灵。
他们知道（一如前辈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浩瀚无际，头
脑正常的人绝不期望能够解决。他们一方面希望并祈祷自己所走的路能最终把他们
引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又不相信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其余的全是歧途，他
们认为这些歧途尽管迷迷动人，足以陶醉头脑简单的人，却不一定是通往毁灭的罪
恶之路。
听来这与《宗教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的观点截然相反。这些书宣传由
绝对信念的纯洁火焰照耀的世界具有绝对的美德。也许是这样。但是整整几个世纪
里，尽管那团火焰一直以最强的亮度熊熊燃烧，但普通大众却不能说是幸福美满的。
我并不想搞激烈的变革，但是为了变换一下，不妨试一试别的光亮，宽容行会的兄
弟们靠着它一直在审度着世界的事情。如果这试验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回到父辈的
传统里。似是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缕宜人的光芒照射在社会上，多带来一点仁慈和
克制，使社会少受丑恶、贪婪和仇恨的骚扰，那么收获一定会很大，我肯定，所花
的代价也会小得多。
一点衷言，待价而沽。下面我必须接着讲历史。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掩埋后，世界的最后一个公民（取其最佳最广泛的意义）也
泯死消亡了。古代世界充满了人道的古老精神，这是当时先进思想的特点，只是过
了很长时间，它才平安地重返大地，社会才又一次有了安全的保障。
正如所见，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商业的复苏为西方贫穷的国家带来了新的资本。新的城市平地而起，出现
了新的阶层。 他们资助艺术、 解囊购书，还投资给随着繁荣而兴起的大学。一些
“人道思想”的支持者大胆地以整个人类作为对象进行试验，高举叛旗，打破旧式
经院哲学的狭小局限，与旧的虔诚之徒分手了，因为后者把他们对古人智慧和原理
的兴趣看做是邪恶肮脏的好奇心的体现。
一些人站在了这一小队先驱的前列，这本书以后的部分全是他们的故事，其中
最可称赞的要算那个温顺的灵魂：伊拉斯谟。
他固然很温顺，却也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并且精确地操纵了各类武
器中最厉害的一种――幽默远程大炮，从而使自己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炮弹里装着由他的智慧制成的芥子气，径直射往敌人的国土。伊拉斯谟式炮弹
的种类繁多，很危险。一眼看去似乎毫无害处。它没有僻叭作响的明显导火索，倒
象是绚丽多采的花炮，可是，上帝保佑那些把这些玩艺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们吧。
毒气肯定会进入幼小的心灵，而且根深蒂固，整整四个世纪都不足以使人类免除后
遗症。
这样一个人，竟出生在北海淤泥沉积的东海岸的一个索然无味的小镇子，也颇
为奇怪。十五世纪时，这些被水浸透的土地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
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长年累月闻着鲱鱼味，因为鲱
鱼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品。即使招徕一个客人，也只能是个走投无路的水手，他的船
在阴沉的岸边触礁沉没了。
这样讨厌的环境会形成童年的恐惧，但也会刺激好奇的孩子奋力挣扎，最后摆
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一生下来就事事不顺当。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大自然亲密
无间，诚挚友好，对这种事情比我们现在要计较得多。他们为之甚感遗憾。这种事
既然不应该发生，他们当然也就很不赞同。不过除此之外，他们的头脑过于简单，
没有想到要去惩罚播篮里的小生命，因为这不是孩子的过错。伊拉斯谟的不正规的
出生情况并未对他造成很大不便，它只是表明他的父母太糊涂，根本没有能力应付
局势，只好把孩子和他的哥哥留给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亲戚照看。
这些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怎样打发他们的两个小监护对象，母亲一死，两个小
家伙就无家可归了，首先他们被送到德汉特的一所负有盛名的学校，那儿的几个教
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会”，不过我们如果读一读伊拉斯谟后来的信件，便可以
判断出，这些年轻人只是在共同生活这个词的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共同”。继而，
两个孩子分手了，弟弟被带到豪达，置于拉丁文学校校长的直接监督之下。校长是
三个被指定管理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监护人之一。如果伊拉斯谟时代的学校象四
个世纪以后我参观过的学校那样糟，我只能为这可怜的孩子感到难受。更糟糕的是，
三个监护人这时已经挥霍了孩子的每一分钱，为了逃避起诉（那时荷兰法庭对这类
事情毫不通融） ， 他们急忙把他送进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祝他幸福，因为
“现在前途有保障了。”
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磨出了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两。中
世纪末期，所有修道院中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只字不识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种田人，
这个过于灵敏的年轻人形孤影单，多年被迫与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想起来真觉得不
是滋味。
幸运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纪律松弛，使伊拉斯谟能把大部分时光用在前任修
道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搁置在图书馆里早已被忘记了。他吸吮着卷
==浩繁的著作，最后成为古代学问的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有很大的帮助。他
总是在活动，很少去参考图书馆的书。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记
忆加以引用。大凡读过收有他著作的十大本卷宗或是只通读了其中一部分的人（因
为现在人的命太短促了），一定会对十五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大加赞叹。
当然，伊拉斯谟最后还是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象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环
境所左右的，这样的人造出自己的环境，而且是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创造的。
伊拉斯谟的余生完全自由了，他没完没了地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便使工作
不受慕名来访的客人们的干扰。
可是直到他行将辞世，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缅怀使他的灵魂陷入死
亡的沉睡中的时候，他才饱尝了一会儿“真正的清闲”。这对于紧步苏格拉底和塞
诺后尘的人来说，一直是极少有人得到过的最美好的佳境。
这些过程经常被描写，我就不详细赘述了。每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以真正智慧的
名义凑在一起时，伊拉斯谟或早或晚一定会出现。
他在巴黎学习过，是个穷学者，差一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在剑桥教过课，
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徒劳无功）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
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偏执。他在伦敦度过很长时间，获得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
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新兰岛的糟糕道路来就象咒骂伦巴第一样熟悉。罗马
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在他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甚至莱瑟河水也不
能把这座圣城从他记忆中洗掉。他只要还在威尼斯，便可得到一笔慷慨的年金，每
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即使
他不愿任教，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也会被视作莫大恩惠。
但他坚定地回绝了诸如此类的邀请，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
万事之中他首先要自由。他喜欢一间舒适的屋子，讨厌破旧的，喜欢有趣的同伴，
讨厌呆笨的，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是
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他不得不称别人为“大师”，那这些就都成泡影了。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干线上，无论出现
什么情况，伊拉斯谟立即让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尽力让旁人看清那东西的真
面目，剥光它的装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无知。
伊拉斯谟在历史的最动乱时期能这样做，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不惹
恼宗教法庭的那帮朋友，这是他的一生中最常为人们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似乎一提起古人，便对殉道牺牲者有真挚情感。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支持路德、不拼出性命与其他改革者站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好象已经困惑了至少十二代有学之士。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诉诸暴力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什么运动领袖。
他毫无自诩正确的把握感，尽管他要告诉全世界下一千年应该如何实现，这确是一
大特色。他还认为，我们每次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把旧房子拆
掉。的确，地基亟待整修，下水道也过时了，花园里杂乱不堪，很久以前搬走的人
家扔下了许多破烂。可是，如果房主兑现了诺言，花些钱做些立竿见影的改进，容
貌便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所要做到的也仅限于此。尽管他象敌人讥讽的那样“中
庸”，但成功却不亚于（也许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暴君，
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伊拉斯谟象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
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于是，他向现存的谰言发起攻击，向广大平民呼吁。他采用了很高明的手段。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他写
信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那时信封上尚无需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一拿
起笔就洋洋至少八页。
第二，他编辑了大量古文，这些古文常常被传抄得十分糟糕，已经文不达意。
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学习希腊文，他煞费苦心要掌握这门被教会禁用的语言文
法，致使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与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来未免荒
诞无稽，但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绝不会梦想学会这门禁用的语言。
会一点希腊文会使人陷入无数困境。它会诱惑人拿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做比较，而
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保证，说它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这才是个开头。不久他便会到犹
太区去，学会希伯莱文法，差一点就要公开反叛教会的权威了。在很长时间里，一
本画得希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书，便可以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物证。
长老会的首领时常闯入屋子搜查违禁品。一些拜占庭难民为了谋生私下教一点
本国语言，便常常被赶出借以避难的城市。
伊拉斯谟克服了这些障碍，学会了希腊文。他在编辑塞浦路斯和其它教会神父
的书时加入了一些注释，里面巧妙地藏匿了许多对时事的评论，这些话如果做为一
本小册子的主题，是断不会给印出来的。
但是，注释的顽皮精灵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出现了，
我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希腊和拉丁文成语收藏。他把成语归到一起，以便使当时
的孩童都能学会古文，变得高雅。这些所谓的“矛板”中充满了聪智的评论，在保
守派看来这肯定不是出于教皇之友的手笔。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可以算是时代精灵所孕育的最怪异小书中的一本。这种
书其实是为了几个朋友一笑而作的。却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连作者本人也
没有想到。这本书叫《对傻瓜的奖励》，我们正好知道了它是怎样写成的。
一五一五年，一本小册子哄动了世界。这本书写得非常巧妙，简直弄不清它是
在攻击僧侣，还是在保卫修道生活。封面上没有姓名，但对作者有些了解的人认了
出来，它出自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之手：乌尔里克?冯?赫顿。他们猜得对，因为这
个有才干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奇怪的城市游民在这本大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写
了有用的滑稽部分，他自己也颇为之自豪。他听说连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 莫尔都
称赞了他的书，便写信给伊拉斯谟，请教他一些细节。
伊拉斯漠对冯?赫顿没什么好感。他的头脑有条有理（表现在他生活的有条理），
厌恶邋里邋遢的条顿人，这些人在上午和下午都为启蒙事业疯狂地挥舞笔和剑，然
后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馆里，忘却时间的流逝，无休止大杯大杯地灌酸啤酒。
不过，冯?赫顿有自己的路子，的确是个才干，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
在写信的过程中，冯．赫顿逐渐称赞起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一幅美满家庭的
迷人图景，觉得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别的家庭的出色楷模。在这封信里，他提
到莫尔这个作用非凡的幽默家怎样赋与了他写《对傻瓜的奖励》的最初灵感，很可
能正是莫尔创立的善意的闹剧（一个真正的挪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
鸟、狗、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他写出了使人兴奋
的并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
这使我隐约想起了英国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在好几个世纪里，它是荷兰儿
童唯一的开心娱乐。《庞奇和朱迪》木偶剧中有大量粗俗的对话，却又保持了一种
格调严肃高雅的气息。用空洞嗓音说话的“死神”出现在舞台上。演员们一个挨一
个来到这位衣着褴褛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小观众们总觉得开心的是，他们
又一个接一个被人用大帮敲了脑袋，再被扔进假想的垃圾堆里。
在《对傻瓜的奖励》中，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被仔细地剥去，《傻瓜》如同受
到启迪的验尸官，用它的评论和广大公众站在一边，赞扬他们。各种人物尽汇文中，
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被搜集一空。当然，当时的野心家，絮絮叨
叨大谈拯救世界的僧侣，连同他们伪装虔诚的游说和闭塞无知哗众取宠的词句，全
被写入书中遭到鞭答，这是不会被忘记的，也不会被饶恕。
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这些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南辕北辙的后裔，也出
现在人物表里，占据了好几章的篇幅。
不过，伊拉斯谟撰写的《傻爪》比玩具画式的幽默文学更有坚实的人性。在整
本小书中（其实在他所写的一应文字中），他都在宣扬自己的一套哲理，人们不妨
称它为“宽容的哲学”。
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道理，对神圣教规的实质而不是对神圣教规文本中逗号
和分号的重视、只把宗教作为伦理学而不是作为某种统治形式来接受，正是这些才
使头脑固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伊拉斯谟是“不信上帝的骗子”，是所有真正
宗教的敌人，“污蔑了基督”。但他们只字不提这本小册子中有趣的词句后面的本
意。
攻击（一直持续到伊拉斯谟去世）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个尖鼻子的矮个子一直
活到七十岁，而那时有谁想从官方既定的文字里增加或减少一个字都会导致绞刑。
他对风靡一时的英雄毫无兴趣，也公开这样讲。他从不希望从剑和火绳枪里得到任
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学上的一点争执便导致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
那么世界将要冒多么大的危险。
于是，他象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常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
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他当然是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冲来的邪恶意图和仇恨
的洪水根本不可能。他死后没几年，他的书也全部被冲走了。
不过，由于他的杰出努力，许许多多沉船的骸骨又冲到了后代人的岸边，成为
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的好材料，他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建起长堤，
切实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一五三六年六月与世长辞了。
他的幽默感一直陪伴着他。他死在他的出版商家里。
社会的动荡制造出了奇怪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起敬的书中，供全家阅读，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
及拉伯雷却是有失大雅。的确，这家伙挺危险，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
的儿童触及他的邪恶著作，在很多国家里，他的书只能从胆量更高一层的书贩那儿
得到。
当然，这只是骗人的官僚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许多荒唐事情中的一件。
首先，拉伯雷的书对二十世纪平民来说，就象《汤姆?琼斯》和《七面山墙的
房舍》一样枯燥无味。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他的言词并没有意图清楚的启发性。拉伯雷用的词汇在当时很通俗，如
今却不常用了。不过，在那一片碧蓝的田园年代，百分之九十的人与土地有不解之
缘，因此铁锹还是铁锹，母狗也下会被误解为“贵夫人的狗”。
不，目前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大夫的著作的反对意见，不仅仅限于反对他所用的
丰富但有些过于直率的用词，而是深刻得多。这起源于这样的情况：许多优秀人物
对凡是属于生活打击的人感到都无比厌恶。
据我的分析，人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对生活说“是”，另一种说“不”。
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有勇气尽量利用廉价的命运对他们的赐赋。
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他们何以自拔呢？），但看不起赐赋，还为之烦恼，就
如同小孩本想要木偶或小火车，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是”派的快乐弟兄们很乐意相信郁闷不乐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注意忍让他
们，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满悲伤、在失望中堆起可怖的高山，也不去阻拦。不
过，“不”派的伙伴却极少向第一种人献殷勤。
“是”派要想走自己的路，“不”派便会立即把他们清除干净。
这可不易做到，于是“不”派为了满足嫉妒心，便无休止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
属于活人而不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属于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称他的思想，从未向往过墓地。当时
这无疑是件憾事，似人们也不能都去做挖墓人。必须有一些乐观派，世界上如果到
处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来才吓人哩。
至于拉伯雷的生活，倒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由他的朋友撰写的关于他生平的书
里有少量情节被遗漏了，但可以在他敌人撰写的书里找到，固而可以相当准确地了
解他的一生。
拉伯雷是紧接伊拉斯谟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僧人、修女、执事和无数
托钵僧所把持。他生于芝侬，父亲不是药商就是酒贩（十五世纪这两种职业并不相
同），挺富裕，有钱供儿子在好学校念书。年青的弗朗西斯在那儿结识了杜贝拉－
兰格家族的后裔。那个家族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男孩子象父亲，略有天资，能写，
偶尔也能打仗。他们老于世故――“世故”这个词常被曲解，我这里是褒意。他们
是国王的忠诚侍从，担任无数公职，而仅一个头衔便可以把他们打入众多责任和义
务、但极缺乏乐趣的生活。他们成为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使，翻译古文，编辑炮兵
步兵训练材料，出色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有用劳务。
杜贝拉家族后来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阶他们饮酒作乐的
有趣的食客。他的一生有许多坎坷，但总能依靠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他一同上司
产生矛盾，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便向他敞开；偶尔在法国出现了对这个年轻倔犟
的道德主义者不利的情况，便总有杜贝拉家族的一个人正好奉命去国外，急需一个
秘书，要求不但懂点医学，还是个有造诣的拉丁文学者。
这里不琐碎细说了。不只一次，我们这位有学问的大夫的生涯似乎就要突然在
不幸中完结了，而老朋友的势力又把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愤怒或加尔文主义者的
怒火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看做是他们的同伙，但他却在大庭广众之
下无情地嘲讽了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十足的热情，就象他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讽刺
老同事似的。
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神学院当然最危险。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疾呼，
但一出小小的瑞土州疆界，他的闪电就象爆竹一样丧失了意义。
相反，巴黎大学神学院，再加上牛津大学，则坚决支持正统派和“旧学”，他
们的权威一遇挑战，他们便毫不留情，并总与法兰西国王和绞刑吏有会心的合作。
哎呀，拉伯雷一离开学校，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爱喝好酒、
爱讲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他所干的还要糟。他屈从了邪恶的希腊文的诱惑。
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一听到传闻，便决定搜查他住的地窖。他们发现了成堆
的文字违禁品、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得的书。
这个发现实在可怕，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多方活动，才使他解脱了困境。
在教会发展史里，这是个奇妙的阶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在提高教会利
益上做出了难以估价的努力。不过，不只一个教皇预见到，修道院体制发展得太强
大会十分危险。但是一如既往，正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才
迟迟不见有所行动。
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看法，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由一小撮目中无人的贵
族无声无息、自然而然地把持着，内部从未有过动乱，而其它所有由普通平民组成
的组织则必然与内讧形影不离。
世间万物，唯有真理离我们最远。
也许一如前因，这个看法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一个字。
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一听说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吃一惊。
人们说：“一个大组织只要有一个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人都跪下喊阿门，服
从他，那么管理起来还不是易若反掌。”
在新教徒国家长大的人要对这个错误复杂的问题有一个正确全面的了解，那真
是难上加难。不过，如果我没有搞错，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象美国的宪法修
定案一样历历可数。
况且，重要决策总要经过充分讨论，而最后做出决定之前的争论常常会动摇教
会的稳定。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正如同我们的宪法修定案也一贯正
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后”的，一经明确地并入最高法律，任何争持都到此结束。
谁要是说管理美国很容易，因为人们在紧急时刻都会站在宪法的一边，那就大
错特错了，就象是说天主教徒既然在重大的信仰问题上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么，
他们一定是一群驯良的羔羊，把拥有自己独特想法的权力都放弃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倒是有好日子过了。但是，
只要肤浅地研究一下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主张信仰
改革的人在著书立说时，似乎以为罗马当权者全然不知道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满
怀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其实他们才是真正不知事情的真相，或者说不能处埋好他
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象艾德里安六世和克莱芒七世这样的人完全了解教会有重大弊病。不过，指出
丹麦王国里有些腐败现象是一回事，而改正弊病则是另一回事，就连可怜的哈姆雷
特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那个不幸的王子是最后一个美好幻觉的受害者，他以为靠一个诚实的人以无私
的努力便能在一夜间纠正几百年的错误统治。
许多聪明的俄国人知道统治帝国的旧式官僚结构已经腐败，丧失效率，是民族
安全的威胁。
他们做出了暴风雨般的努力，却失败了。
有多少同胞在经过思考之后仍然看不清民主式的而不是代表式的政府（正如共
和国的创立者们所向往的那样）最终会导致一系列混乱啊！
而他们又能怎么办？
这些问题自从引起人们关注以后，一直非常复杂，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大动乱，
不然是很难得到解决的。然而这种社会大动乱极为可怕，它使许多人望而生畏。这
些人宁愿不走向极端，而是修补一下陈旧的和衰老的机器，同时祈祷机器再开动时
能出现奇迹。
靠教会建立和维持的专横的宗教社会专制制度，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
恶。
在历史的许多世纪中，军队总是最后随总司令一起逃跑。说得明自一点，形势
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教皇能做的只能是稳住脚跟，改善自己的组织，同时安抚
那些惹起他们共同的敌人――行乞修道士不满的人。
伊拉斯谟常常受到教皇的保护。不管是卢万刮起狂风暴雨还是多明我会暴跳如
雷，罗马总是拒不让步，指着这个无视命令的人悲哀地表示：“由这老头去吧！”
经过上述介绍，我们对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头脑敏捷但桀骛不驯的拉伯
雷在上司要惩处他时常常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的研究工作接连不断受到干扰
使生活忍无可忍时，他能顺利地得到准许，离开修道院。
他松了一口气，掸去脚上的尘土，来到蒙彼利埃和里昂学医。
他的才能的确不几。不到两年时间，这个独身的僧人成为里昂市医院的主要内
科大夫。不过他一取得新的荣誉，不安定的灵魂便开始寻找新的乐园。他没有扔下
药粉和药片，但是除去学习解剖学外（这是同希腊文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他还操
起了文学。
里昂座落于罗呐河谷的中心，对致力于纯文学的人是理想的城市。意大利是毗
邻。轻快地走上几天使能来到普罗旺斯。特鲁巴杜尔的古代乐园虽然在宗教法庭手
中化为狼藉，但壮观的古老文学传统却没有完全丧失。况且，里昂的印刷厂很出名，
产品优美、还藏有最新的出版物。
一个叫塞巴斯蒂安?格里弗斯的人是主要印刷商之一，他要找人编辑他的中世
纪古收藏品，自然想起了这个人称学者的新医生。他雇用了拉伯雷，让他开始工作，
卡朗和希波克拉蒂教派的论文出手后，紧接着又是历书和注释。正是从这样一个不
起眼的开端中产生出了那个奇特的大卷本，它使作者跨入当时名作家的行列。
追求新奇事物的天资不但使拉伯雷成为著名的开业医生，还成为成功的小说家。
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
那就是，有学之士写书必须用粗俗的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语，并采用一
五三二年的地方话，不加任何修饰。
至于拉伯雷何时、何地、如何发现他的两个心爱主人公，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
我很愿意留给文学教授们去研究，说不定这两人是异教的上帝，凭借本性，熬过了
一千五百年来基督教的迫害和鄙视。
或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欢中发现他们的。不管怎样。拉伯雷对民族的欢乐有很
大贡献，人们称赞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色彩，任何作家都得不到如此高的赞誉。
不过，他的书与现代的可怕字眼“趣味书”不能苟同，它有严肃的一面，是通过对
人物的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的大胆一击。书中的人物是对教会恐怖统治者的讽刺性
的写照，而正是这种恐怖统治造成了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无以数计的痛苦。
拉伯雷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成功地避开了会招惹麻烦的直接评论。他把握
住的原则是：监狱外面一个活泼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面一打子脸色阴沉的改革者；
因而他避免过份表露他的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敌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分毫不差地斥责了他的书，巴
黎的国会也把他的书上了黑名单。没收和焚烧所管辖范围内能找到的所有文本。不
过，尽管绞刑吏猖撅（当时的绞刑吏也被官方派出去毁书），《巨人传》仍然是畅
销的古典作品。差不多四世纪以来，它一直启发着能够从誊意的笑声和妙趣的智慧
的合成品中汲取乐趣的人们。有些人认为真理女神嘴边一旦挂出一丝微笑，就不再
是个好女人，因而《巨人传》总是让他们烦恼不安。
至于作者本人，他在过去和现在都被看作是“一本书而闻名天下”的人。他的
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不过拉伯雷一生很谨慎，他虽然是由于得到了
大人物的“特别照顾”才得以发表了自己恶毒的著作，却对他们敬而远之。
但他冒险去了罗马，没有遇到困难，相反却受到友好的欢迎。一五五○年他回
到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逝世。
要准确衡量这样一个人的正面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个人，不是电流，
也不是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仅仅是在摧毁。
也许是这样。
可是在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年代里，正是人们大声疾呼迫切需要有一支能摧毁社
会的队伍的时候，领头的也正是要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
谁也未能预见到，他们要建立的许多新大厦中的许多东西，还会象旧房子一样
龌龊难看。
不管怎样，那是下一代人的过错。
下一代人是我们该责备的。
他们本来有机会重起炉灶，极少有人能遇到这样的良机。
他们却忽视了这个机去；还是让上帝宽恕他们吧。
时事版的事情我是不会在乎的，哪里都有爱国的娃娃，我所在意的是这里公平、自由讨论环境的丧失。所谓的重振西西河，被某些人搞成了毁灭西西河，虽然他们也打着重振的旗号。
我不惮于战斗，但是战斗环境里基本不可能有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