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实例解析，不同层面的认知对比 -- 明日天涯
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对问题认知的不同，就使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效果出现不同，能解决整体问题的认知和只能解决局部问题的认知就存在着认知层次的不同，这个帖子就中西几个典型的历史实例来展现和分析一下。
《法国历史逸闻》记载，法国七月王朝的国王菲利普曾对他的孩子们回忆说，法国大革命发生时他是奥尔良公爵的长子沙尔特亲王，才19岁，天真幼稚，充满幻想，正参加革命军队与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奥地利作战，由于表现出色，在革命军队击退奥地利干涉军后被杜牧里埃将军特派回巴黎汇报。由于他父亲的软弱行为被革命和保王双方都看不起，顺带还连累到了他，他报告完毕后要求回军队，而非去地方任职时就遭到了拒绝。当时他还并不认识的司法部长丹东把他拉到一边，说做决定的陆军部长是个笨蛋，他会为沙尔特妥善处理这个问题的，并请沙尔特次日到家里谈话。
次日，丹东告诉他事情办妥了，不过对他回巴黎后轻易发表议论提出了告诫，说沙尔特很有才能，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去军队效力，而非是掺和政治，言下之意就是不能掺和当时大革命环境下偏激、复杂多变的政治（好像太祖对年轻的林彪也有类似做法），以免言多有失。他对沙尔特指责的“九月事件”中的屠杀行为解释道：“这是我干的，巴黎人什么都不在乎，必须用鲜血把他们和流亡贵族隔开。”
丹东预示说：“我深深感到，这个刚成立的共和国不会持久，还将流许多血。法兰西将因她身上固有的恶习，或优点而重新建立君主制度，但绝不是照搬原来的君主制度。旧制度已经寿终正寝！”他说法国会建立民主的君主制度，而非是世袭君主制，所以丹东劝沙尔特在环境比较单纯的军队中服务，静待时机，并说他很可能有一天会登上王位。
从法国后来的历史看，丹东的预示得到了验证，虽然不是绝对准确（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若能绝对准确地预示未来，就太神了），法国确实流了许多血，革命政府也确实没有持久，法国最后建立的是共和制度，总统作为元首权力大，但是不世袭，而且还不是终身制。丹东对人的鉴识能力也得到了验证，沙尔特亲王确实做了国王。这样预示社会衍变的能力，即使是本朝太祖也做不到。不过中国倒是有类似的预知，例如：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周公和姜太公在立国时候就认识到了他们诸侯国的弊病，后来历史发展也确实如此，孔子崇周的结果，也就使儒家社会先天上带来了弊病，那就是积弱，但是奴隶主贵族的自私使他无视其所崇拜的周朝的开国元勋所作的，得到历史验证的判断，宁愿积弱之下受屈辱乃至灭亡，也不放弃私家的特权。
回头来看看丹东的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丹东的话里没有半点为自己争取私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分析问题时排除了个人因素的干扰；另一点是站在反对君主制的革命者的立场，他应该绝对排除君主制的可能，可是丹东却没否定未来可能的君主制，这就是说他避免了主义或成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判断，丹东唯一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所以在分析法国的未来时，就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干扰和限制，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其才能所能允许的相对客观的认识。
第二个例子是管仲的：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彊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彊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治理齐国，方法就是尽量方便平民，使平民能便利地生财，这样国家自然也就富强了，所以管仲再奢侈，齐国人也觉得正常，因为他们自己也富裕，且是管仲治理的功劳。换作后来的儒家社会，平民生活很难得到保障不说，还要经常受到土豪劣绅和官僚的欺压，怎么能不出现“朱门酒肉臭，路由冻死骨”的控诉呢？反映儒家社会之前社会情况的《诗经》，最多也不过抱怨统治者“不稼不穑”，坐享其成而已。
再看王安石的变法，他的主张确实在他当地方官的所在地得到了部分验证，可是他以此来证明变法措施的正确却还远远不够，加上所用非人，原来在一地证明为可行的措施，推行到全国就成了害民了，反倒是反对变法的一些士大夫对新法的坚决抵制，使得治下的老百姓没有受害。这就证明他的新法也许能随一地之俗，为老百姓提供些便利，但是却不能反映全国普遍的俗欲，也不能反映各地不同的需求，所以成为害民之法也就是自然的结果了。他变法的理由是理财，目的在于增加国库收入，不是为了增加民众的生财之道，便利民众生财，所以在全国实行时，就与管仲的治国之策，甚至他自己在地方上的实践背道而驰，成了榨取民财和害民了。儒家社会真要作国富民强的改革，是需要改革儒家社会本身的，王安石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变法既局阈于儒家社会的传统思想，又以偏概全，把局部经验扩大为全面真理，怎么能不失败呢？他对儒家社会的治理，也就反而不如传统的儒生士大夫。王安石的失败对社会改革主张是很大的打击，因为儒家社会重视文章道德，后世的儒生士大夫遇到改革主张时，反对的理由一条就是以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改革都失败了，后人怎么行？这话今天看来很荒谬，很不可思议，道德文章能决定社会改革的能力吗？可这就是儒生士大夫的观念。
管仲解决问题的思维与丹东是一个层次的，不同的是管仲是在治理国家，而丹东是在参与社会变革，王安石的层次就差一级了，他虽然是在国家范围内实行变法，但是先天上就局限于儒家社会的既成现实，所以先天上就很难改变现实，加以能力不足，不能像张居正那样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性格又执拗，错了也不认，所以失败也就很正常了。不过张居正先天上也是局阈于儒家社会，所以他也无法改变明朝的命运，只能延缓她的灭亡罢了。
第三个例子则是更差一级的：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建中初［冯注：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冯注：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冯注：神宗改元］、绍圣［冯注：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大家请看，司马光执政时候，有见识的人早把政局为他分析得一清二楚，连解决的办法也为他想好了，可是政局照样按照这些人的分析发展下去，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王安石的党人是被传统的儒生士大夫称为小人的，道德君子们怎么会任由小人取得匡正政局的功绩呢？不要忘了司马光本人也是个程颢所说的难以与之商议事情的道德君子。那么说那些小人们改好了，或者见风使舵改变了阵营不就免去了日后的反复，使政局恢复以前的轨道了吗？那也不行，因为儒生士大夫中的道德君子，虽然可以为了道德名誉放弃官位，却不会允许政局改变时候继续让小人们坐在位子上，因为那是道德君子应该占据的地位，何况还需要打击小人为君子扬名，所以，即使司马光赞同这几位有识之士的意见，他也不敢冒险实行，因为那会使他被自己阵营的人群起而攻之，照样办不成事情。因此，在王安石变法之时，以后的政局发展已经成为除了张居正那类有魄力、不迂腐的人之外，谁也改变不了的必然趋势。
司马光解决问题的层次这就比王安石还低一层，因为他除了儒家社会这个限制外，还多了道德君子这个限制，也就是道德比所要解决的政局更重要，重要得能明知政局会混乱，社稷会败坏也只得眼睁睁地看着。
第四个例子层次就更低了：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瓘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
这就是典型的儒生士大夫的德性，奸臣囚禁废黜母后，追贬前相，都是按照正规程序进行的，所以陈瓘指出想恢复他们的名衔，当先辨明他们是被诬告的，昭雪他们的罪名，诛罚假造名目的人，然后废除以前的诏令。一切要在合乎礼法手续的情况下进行，才不会留下把柄。不该速决速办，否则将来容易被轻易推翻，再被推翻，后悔就来不及了。陈瓘把事理分析清楚了吧，可满朝的士大夫就是不听，只图“快人情”，连正常的程序都不管不顾了。
按说吧，在官场混的都是人精，虽然可能不关心也没能力处理政局和社稷事务，但是不可能不关心自身利害，那为什么满朝的士大夫都对这个利害视而不见呢？即使他们想不到，可有人替他们想到了，所以原因除了书呆子和毛头小伙子之外，只能有一个，还是利害关系！政局变化之下，可能空出来的官位狼多肉少，升迁和表彰的机会近在眼前，所以士大夫们怕连眼下的利益都被人抢走，也就只得顾前不顾后，赶紧把地位尊贵的人的事情办完，就能下手抢了。其实这种心情我是深切领会过的，国庆时，我在网吧收到一封中奖信，虽然明知道是假的，可是随时可能崩溃的个人处境，却使我不得不企望于万一。当然，与我为生存挣扎的情况不同的是，儒生士大夫是满脑子功名利欲，尤其是科举之后的穷酸秀才，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和家族的鸡犬升天，早日从贫民变成贵族，就更是利欲熏心得像饿狼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久了，也就成为一种传统劣根性了。
看了上述的四级史例，我们就知道，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候，应该为自身排除各种局限，排除得越彻底，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客观地认识和理解问题。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缺陷，就是受到传统的和自身的局限太多，无法跳出各种局限因素的束缚，所以才一直无法对中国的问题作出客观认识。
另外请教一下，我见日本人吹嘘说丰臣秀吉建造的大阪城是当时君士坦丁堡以东最大的城堡，难道日本人说这话时候忘了中国？还有就是丰臣秀吉的夫人宁宁这个女人，到底是为什么才下决心毁掉丰臣家的？看了些材料后总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请教有没有关于英法百年战争的书籍？法国人现在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以前那个法国著名导演的《圣女贞德》（英格丽鲍曼）看着还不错，前两年看的一部法国拍的同名影片，简直不用英国人污蔑，就把贞德演成女巫了。请问贞德到底认罪没有？以我的个人看法，贞德那样的人，是不能用现在所谓的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的，是不可能认罪的，那些大概是英国人的诡计。
没看出中心思想阿，这个是读史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