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有几句话不知该怎么说 -- 肥狐
我帮你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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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不能代表我，（但是我代表人民，至少是代表人民中的大部分）。
我觉得共产党搞得不好（我不讨论我的好还有其中代价）。
中国应该交给我或者我信任的人来管。
以下的内容我不会讨论：
1. 中国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子？
2. 希望中经济和政治的构架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3. 谁会支持？为什么？谁不会支持？为什么？
4. 这样搞了以后中国的利益有什么好处或是坏处？
最后，请大家被我说服，并支持我！
总之你的文字虽然不“JJWW”，但是很特殊，鹤立鸡群，值得交流。
我这样想：不存在什么“我信任的人”，交给谁管都一样，因此爱谁谁，无所谓。
我猜测大部分中国人都这样想，都是屁民，马马虎虎糊里糊涂能过日子行了。至少GCD管着我还活得下去，有朝一日洪水滔天也是要死大家一起死，看起来居然概率不大，够好的了。我选择了共产党，请和冰茶一起上。
你的政治态度有点非此即彼不容模糊：从共产党手里拿来交给别人管？老大，这玩意儿是能拿来拿去的吗？我连想都不敢想。你的气势实非屁民能仰望，你替我总结我的想法，太抬举我了。
我的政治观点为0，也就是网上有时装个B，一条修长的大腿足以使我放弃任何立场。你列举的政治经济种种伟大标题已经使我眼花缭乱，足以证明高远视野，我是一句话都答不上来。如果你有时要谈这些话题，请通知一声，我一定来学习。
总之我表个态，我服管，爱党，有时可能说说怪话，但总体上是个好同志。怪话谁不说？领袖也说了“不要放屁”。
也许是临时, 也许是永久的, 给那些留恋西河, 却又找不到自己话语的人.
不过呢, 也要当心被人直接找上门来, 还得有两把刷子才成. 好像你家的刷子还不赖 : )
怎么听着这么伤感？
我的刷子刷鞋还行，打架不行，有人找上门来我就给你发信呼救
推荐兄学习金瓶梅和肉蒲团，一来开心，二来学些战法
如果有人感兴趣, 俺再解释为啥子投蛋.
BTW, 现在似乎投弹不表示对贴主啥啥啥的意思, 仅仅表示对贴文的不满, 或者说不赞成, 是以鲜花表示赞成/赞赏的对立面....嗯~ 这个表达方式俺喜欢~ 何况, 还可以通过工具取消, 使俺有知错得改的机会... 大善!
。。。
仍蛋取消成功^_^
所以他这篇文章还是有一些根据，不算空穴来风，虽然是浅易的探讨，还超出了专业范围，跑到了政治等方面。
若一定要从某角度看，大可认为是六经注我，把想法套上个比较专业的外套。淡定即可。
汉语之命运——百年未完的争辩
郜元宝
《南方文坛》2009.2
河里不让转载，所以七零八碎地摘点放上来，看个意思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启发，国内学界普遍关注语言包括现代汉语问题。我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也接触到一些和语言有关的问题，比如“母语的陷落”、“音本位和字本位”、“本体论与工具论”、“同一与差异”、“语言转换与文学发展”等，但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观念之争，和语言学研究有所不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正生活在怎样的汉语世界?我们的母语究竟怎样了?有哪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直左右着汉语的发展?对此没有清醒估计，不仅文学研究恐怕任何学术操劳的基础便都可疑。但语言问题很容易混乱而空洞。海德格尔说谈论语言犹如谈论沉默一样危险。索绪尔认为再没有什么比语言学的对象更加变幻莫测。这都是经验之谈。我思考汉语现代化问题，往往苦于不得其门而入。今日汉语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它是一个需要语言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诸学科通力合作的系统工程。而且我怀疑这可能也是个无解的问题。我们生活于其中，有所觉悟，有所警惕，诚心看守语言的家园，或许更重要。海德格尔区分过“研究语言”和“体验语言”，对我启发很大。围绕现代汉语的一些观念之争，仅仅追溯现代汉语这一学科的历史还很不够，应该和国人的语言体验息息相通，比如不妨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运动，使汉语现代化研究进入汉语的体验与创造，这样才能避免把语言当做僵死的对象来“研究”。
现代汉语转变之初，西方语言对它的冲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汉语和外来语接触，是导致自身深刻变化的根本原因。有很多学者研究“语言接触”，复旦大学史地所周振鹤教授和中文系游汝杰教授较早进入该领域。……周、游两位的研究始于80年代，其实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钱玄同甚至认为刘继庄《新韵谱》成书的1692年就是现代国语运动的纪元，评价极高。更早的还有王国维，……
现代语言改造的确有着深刻的政治性。晚清进行语言改革的一批人首先都着眼于国家民族等问题，然后才有语言文化的觉醒。政治和文化是汉语改造交替演进的两个主题。建立新国语首先就是一个政治命题，是为了富国强兵，维护国家统一，追认汉字在历史上为国家统一作出的贡献，后来更直接服务于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
语言问题不仅作为政治问题提出，也往往诉诸政治寻求解决之道，而政治在语言改造过程中也确实起过决定性的作用。30年代鲁迅明确指出“新文字”和“大众语”不能一条腿走路，不能单靠知识分子，必须获得政治支持。40年代以后的语言建设证明他的预见多么准确。……
语言文字包含政治问题，不限于满汉民族矛盾和中日国际冲突(“五四”时期“欧化”之争则牵涉到是否坚持汉语本位的中西文化冲突)，在主权国家内部，语言也充满政治性。“五四”以后，白话文方兴未艾，但外部压力(文言复兴)依然严峻，内在紧张(文学书写和应用文写作尚未成熟)也难以舒缓，就在这时，瞿秋白提出“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口号，要求汉语现代化超越“非驴非马不中不西不入不鬼”的“白话文”，跃入“大众语运动”的新阶段。这是国内两种政治冲突的反映：代表国家权威表述的文言文取缔之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白话文一时难以反映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和文化理想。……现代语言运动牵扯了很多因素。一是中外文化碰撞，一是国内政治力量角逐，然后才慢慢进到文化觉醒。文化觉醒第一个标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加入了已有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本来诉诸政治和教育，但胡适认为一定要有文学参与才能收效，因为一个民族认真锻炼语言文字的是文学家，文学的参与把国语运动充实了很多，通过文学来创造新国语，新国语反过来为文学提供新语言，这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文学的国语一国语的文学”的经典表述。语言变动的目标不是做成文学工具就够了，还要建立新国语，像但丁为意大利造成新国语，《圣经》翻译为英国、德国造成新国语。新的民族文化生活必然有新的语言来匹配，集中表现就是文学。语言接触与改造从翻译、学术、政治一步步落实到文学，这是“五四”语言思想的精华。尽管有了很深的自觉，比如国语运动与文学运动汇合之后，政治对语言改造的影响仍然存在。“五四”以后，国民党公文始终用文言，客观上纵容了多次“文言复兴”死灰复燃，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人们对文言保留，必要的尊重；共产党提出大众化、拉丁语，客观上助长了语言现代化过程中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但也催生了生气勃勃的通俗文艺。
这属于相反相成的趋向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更强调口语的趋向，瞿秋白可算是个有力的代表。他发展了“五四”以来对口语的尊崇，并且对口语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有官绅、知识分子的口语和老百姓的口语，“大众语”就是要把“五四”文入建立起来的白话文的权威取消，交给大众的口语。这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也是一个很大的对抗。
但吸收方言土语有两种情况，是像韩邦庆那样被动记录方言，还是像章太炎要求的努力找到方言与既有汉字书写系统的对应关系?章太炎说不懂小学即不懂方言，这当然过于绝对了，但如果不注意书面语和方言土语的对应，方言土语能否有效转换成文学语言，就是个大问题。赵树理全用方言吗?老舍全用方言吗?都不是。《海上花列传》方言最多，虽然有胡适、张爱玲大力推广，读者还是很少。李劫人《死水微澜》1935年初版方言也比较多，作家后来不断修改，方言就越来越少了。章太炎当时提出方言和文字的关系是有很深刻的洞察的。不进入方言和文字的有联系或相互转化的关系，仅仅被动记录方言，甚至从政治的角度崇拜方言，写出来的东西就离开汉语本体太远。
80年代初，晚年郭绍虞先生还继续研究“骈文”，提出骈文建立在“骈语”基础上。原来古人很少机会作文，孔子况且“述而不作”，其他非专门需要的人就更少动笔。但古人注意“说话”，无论日常应对还是重大外交场合，“说话”都非常重要，而这样的“说话”是很讲究的，不仅引经据典，微言大义，克敌制胜，机锋百出，还要朗朗上口。“骈语”就在如此讲究说话的习惯上发展出来，跟着才产生了骈文。周作人也注意到绍兴人的“炼话”，他祖父就很会“炼话”，把话设计得无比锋利，说出去对方就吃不消!周氏兄弟的杂文据说跟他们那个说话厉害(特别善于说“硬话”的祖父)有关。孔子教训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都强调说话的重要性，以及说话和读书识字的关系。以前许多人把“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这句话误解成专门针对文章修辞，失落了孔子对“言”的重视。在孔子那里，学“诗”习“文”的目的是为了“言”，即为了说话。我们现在只知道古人文章好，其实他们说话或许更漂亮。那时候真正有修养有身份的人动口不动手，能言而未必作文，跟现代社会言语粗俗文化低下而著作等身的情况，完全颠倒。同样是“说话”，郭绍虞发现古人有讲究的“言”，特别是“骈语”，跟“五四”发现的“口语”，实在不可以道理计。周汝昌先生说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都是文言性的，恐怕也从这个角度说的吧。这也说明，把文字口语绝对分开，从“莫须有”的赤裸裸的口语中产生伟大的文学，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也是选段，看个意思就行
论“以中释中”李翔海《河北学刊》2008.3
在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以来的较长一段时问里，“以西释中”之所以会成为论衡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论范式，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风潮之下，起源于特定的地域、有其特定的理论传统与理论特质的西方现代文化在自觉不自觉之中被当作了现时代人类文化的“共法”。换言之，西方现代文化被当作了现代人类文化本身。在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精神的外化。而由于人类无论是在内在的精神结构还是外在的存在环境方面均具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性，因而由各个特定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所构成的“人类文化”自有其共性。但是，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在生存环境、历史传统、发展道路等方面均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因而不同的民族文化系统又体现出了自身的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共性的“人类文化”可谓之“共相”，而体现了各自独特f生的民族文化则是“殊相”。在人类社会相对分散的“民族历史”阶段，多民族文化系统虽然不乏相互之间零星的交流，如在中国文化与古印度佛教之间还形成了涵摄、融合、会通，有的文化系统(如中国文化)还曾经在超越本民族文化区域之外的范围内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就人类社会的总体而言，各民族文化大都是以“殊相”形态生存、发展着。随着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特别是随着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成为世界性的运动，一个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分“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沿”的“西方中心”论的时代终于到来。在这样的风潮下，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差别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即现代与前现代的区别。而由于在线性进化论的主导下，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被看作是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运动，非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就被归结为在彻底丢弃自身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由此，西方现代文化就事实上是被当作了现代人类文化的“共法”。对此，不仅西方思想界有着明确的自觉，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在一定的时问里也可谓“甘之如饴”。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就曾经指出：“生为现代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作者导论这其中显然是体现出了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现代人类文化之“共法”的情怀，而这种主张并非韦伯的独见。正如爱森斯塔特所指出的：“大多数古典社会学和1940、195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假定——尽管是含蓄地假定——汇合在欧洲的现代性中的基本制度格局，以及在西方产生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将‘自然而然地’最后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照单全收。对现代化和现代社会趋同现象的研究，实际上假定这一现代性规划联通其霸权的、同质化的趋势将在西方延续下去，并且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在全世界流行开来。”对此，作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主张“全盘西化”论最为彻底的陈序经也同样予以了完全的认同。在他看来，“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类似的观点同样也不仅是陈序经的个人主张。直至20世纪80年代，“全盘西化”论依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就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既然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以西方现代文化去他非西方文化而代之，那么，以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准则、思维方式、问题意识、思想主题乃至话语方式等为标准来评断非西方文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以西释中”固然对于以现代语言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促进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有着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但是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由于这种诠释方式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标准对中国文化传统予以取舍、褒贬，因而往往不仅会丢弃中国思想文化的许多基本特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还会扭曲中国思想文化的存在形态；第二，由于是从西方文化出发来论衡中国文化的，这就很容易出现以西方文化之长论中国文化之短的情况，事实上是先在地把中国文化传统置于低于西方文化的序列中，因而很容易得出中国思想文化是“初级”的或“素朴”的结论。这显然不利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也不利于将中国思想文化中所蕴涵的智慧精神贡献于当代的人类社会。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时至今日，“以西释中”的理论范式已经不适合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俺看到这里，忍不住就扔了个蛋：任何一个词句的产生，都是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的；没有时代、社会的认可，即使“创造”了出来，也是不可能为人所接受的。。。俺看到这里的时候，认为您是在故意不厚道，故意无视语言的人文背景，所以扔了个蛋～。。。后来再看下去，实话说，越发看不懂了，觉着可能是自己太笨，所以不够格扔蛋；就收回了～
首先，你说我无视语言的人文背景，有点不fair。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一块知识储备，即使我想不“无视”，也说不出什么有水平的话。我只能把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汇报一下，汇报得不好也很正常，你不能无视我业余爱好者的身份。
拨开这些干扰，有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点。
政治话语有人为控制、强力介入的特点，但有时候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有多少是强力介入、有多少是自然形成，很难有客观的标准。研究语言的时候应该谨慎。我在回嘉木的帖子时候认识到自己受《1984》影响，而《1984》是小说。当然我这也谈不上什么研究啦。
另一方面，有目的地通过宣传和暗示向大众注入话语是普遍存在的，可能从人开始讲话那一天就存在了。经常和我瞎聊这方面话题的一个朋友不是什么人文学者，而是一个广告公司经理。
多长一个心眼，琢磨一下话语的真实质地，其用途是广泛的。上可以预见政治动向，下可以掌握领导心思，左可以抵抗不良广告，右可以勾引美女上床，有志青年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