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 内燃机车

42 “月成洞”和“当小偷”

总指挥部办公室，杂事多，来一件干一件。

但有一件事是正规的，每月必办。什么事？每月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一期简报，用电报发出。简报有个规定，字数，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不得超过一千字。你有这个本事？对我，是个锻炼。

稍久一点，我发现简报内容，讲工程进展情况多一些。成昆铁路，有七百多公里，穿过川西南和滇北高原，隧道和明洞427座，两公里以上的隧道34座，隧道总长占线路总长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简报上差不多月月都要报隧道“月成洞”多少米，创造了什么新记录，等等。什么是“月成洞”？就是一个月“完整完成”隧洞多少米，“完整”包括所有工序。也有把不同工序完成的工作量，折算为“成洞指标”的。当时，这种隧道施工的计算办法，成了一种竞赛运动，各单位都争创新记录，让你吓一跳。这种“放卫星”的办法，和当年亩产十几万斤稻子的方法，有点类似。种稻子是把几十亩成熟的稻子，移栽到一亩田来表演。这“月成洞”是许多个月作好准备工作，到一个月来集中完成，创造一次高产记录。你能月月“放卫星”吗？隧道工作面只有那么大，没有特殊的技术创新，谁能作到？

西南铁路大会战，进展神速，战果辉煌。川黔线，仅复工一年，1965年7月通车。贵昆线，不到两年，1966年3月通车。

我们总指挥部因为管工又管兵，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也穿军装，是没有军籍的军人。贵昆线通车时，贵州、云南两省，“对开”第一趟客运专列，邀请许多知名人士，在中途的梅花山隧道开庆祝大会。我有幸乘坐了这列专车，在梅花山工点观看了我国京剧名家关肃霜的精彩演出。我回到成都，刚走进办公室，大家都嘲笑我当“小偷”？

什么当“小偷”？我在从贵阳去昆明的列车上，卧铺车每位乘客发了一个白被单，折叠得好好的。我这人，懒散惯了，嫌打开被单麻烦，把被单放在茶几上，将就躺下睡了。第二天，列车员来清点卧具，我少了被单。一会车长来了，他看我是解放军，在那么多旅客面前，不方便责怪我，把我请到了餐车。

“你丢床单了？”

“是！”这还能赖帐。

列车长讲了一段铁路规章，意思是要我照价赔偿。

“是我不小心给你们造成损失，惹麻烦了，对不起，该赔！该赔！”心想，解放军还能赖帐？我当场交了赔款。

钱交完后，车长让我留一个姓名、单位、住址，意思是如果将来抓到了小偷后，好和我取得联系。

没想到，我这几声“不小心”、“对不起”，把列车员发动起来了。他们说：“人家解放军，赔了钱，还直赔礼道歉！”一定要管这个车厢的列车员查个明白。

真查清了，原来这被单，就是这个车厢的列车员捡了。我还没回成都的时候，客运段的书记已经带着列车员来过了。所以大家早知道我掉被单的事！

没过几天，客运段韩德仁书记又陪列车员来了，因我已换上便服。列车员进门就指着我说：“啊！对！就是他！”

这次，我“大度”了一回。我劝韩书记一定不要处分列车员。怪我不小心，谁叫你把被单放在一边不用呢？

顺便再讲两句，这次我去昆明，住在铁道兵师部，因为我是上级机关来的，师首长接见，还安排和首长一块用餐，当了一回“嘉宾”。还学会了进出大门向卫兵还礼、见到首长敬礼等等礼节。我还利用这次机会，去了一次西山龙门，那时不兴旅游，真的，冷清清的，一个游客也没有。我1986年再去，相隔20年，游人多得连龙门的门都进不去，到处人山人海。这才真叫今非昔比！此一时，彼一时！

43 车牌风波

这里讲的车牌，指的是汽车前后挂的牌照。一般，军用牌照是白色的，民用牌照是蓝色的。

当时，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因为施工队伍中有铁道兵，所以我们机关的车牌也有军用牌照。

有一天，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的保卫秘书来找我们，他说：“红卫兵已经知道大章同志的车牌号码了，他们要堵他的车，李省长出不来，是不是先把你们车上的军用牌照借用一下。”

李大章不光是四川省省长，还兼西南局书记，他派人来借车牌用一用，我们还能不借？也根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街上出现了“打倒李大章”的大字报。这时，才开始感到有点紧张。

果然，有人追查起来了。有一天，西昌工地指挥部保卫部一位同志来电话，非常严肃地说：“你们把解放军的车牌借给‘走资派’，谁指使的？好大的胆子，你们要反党乱军呀！”一提反党乱军，这个帽子可把我们吓坏了。心想，不是说罗瑞卿他反党乱军吗！我们这时真感到六神无主，好象大难临头似的。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接到西昌电话通知，说刘建章副总指挥当天乘飞机来成都，让我们去接。我提前赶到候机室，这里旅客零零落落，不时也有戴红袖章的人进出，我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坐下，苦苦地思考着车牌的事，要不要对刘副总指挥汇报呢？

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了最近一次见到刘副总指挥的情景，那是我去找他签发总指挥部的简报，过去常是吕正操部长签发，这次吕部长不在，他是我们的副总指挥，也是领导，但他却幽默地和我开了个玩笑：“你们是我们的上级，我怎么能签发你们的文件呀？”把我逗乐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刘是十分关心和体贴下级的，这事不能向他隐瞒。

我一接到刘副总指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说：“糟了，刘副总指挥，我们犯大错误了！”他侧过头来诧异地问：“出了什么事？”我把借牌照的经过讲了，我说：“保卫部正在追查这件事哩！”在“文化大革命”中，遇上这样的政治风波，以为刘副总指挥是不会马上表态的。没料到，他马上就说：“这事我知道了，以后有人追问，让他问我好了。”天哪，我心上那块大石头，一下就落地了。

以后，刘副总指挥回到西昌，被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造反派，打翻在地，残酷批斗。听到这消息，我们难受极了，也许我们还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吧！

一天，有个老太太，满头白发，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来到我们办公室，这是谁呀？一问，才知道是刘副总指挥的爱人，专程来探望他的。老太太一肚子气，她说：“飞机上多是指挥部的干部，谁都不敢和我打招呼！”她想在我们这里洗个澡，当天就乘火车回北京。我说，今天怎么也弄不到卧铺了，你这么大年纪，留一天，我们给弄个卧铺再走。但她坚持要“坐”着走。没法，我送她到火车站，到处乱碰，直到开车前几分钟，我才弄到一个硬卧号，把她安顿好了。我望着出站远去的列车，心潮起伏：刘副总指挥、老太太，这车牌风波也许连累了你们，路漫漫其修远兮，祝愿你们一路平安！

44 陪华罗庚教授游都江堰

华罗庚，我国一代数学巨匠。

晚年，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他在全国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就是从成昆铁路开始的。

1964年初，华罗庚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他要用数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意愿。毛主席亲笔回信：“华罗庚先生：诗和信已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敬颂教祺。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1964年4月，华罗庚在毛主席“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的赞赏和鼓励下，他选择成昆铁路，作为他推广“双法”科学实验的突破口。当他了解成昆铁路1100公里中，桥梁、隧道占到线路总长的41%，600多公里处在裂度7－9度的地震区，大滑坡180多处，泥石流沟240多条，工程艰巨，世所罕见。他觉得“双法”在成昆线推广，大有用武之地。1965年3月，他在西工指开办了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统筹法学习班，他亲自主讲，深入浅出。他说：比如打混凝土，影响强度因素很多，假如只有两个因素，如果每个因素有1000个选择可能，就要作一百万次试验，才能选出最佳效果，采用“优选法”，只作225次试验就够了。在西工指他培养了第一批学习应用“双法”的骨干。

华罗庚来到关村坝隧道工地，看到秀美的山川，他说：“这里山河的壮丽，地势的险峻，都是我一生少见的。”厕所搭在悬岩山，他因左脚僵直成残，蹲厕所艰难到用双手爬在地上才能保持平衡，他不以为苦，却吟下了这样抒发豪情的诗句：“多来西南峥嵘地，少去江南鱼米乡，生身故乡非不爱，更爱三线炼人乡。”他经过成昆铁路的实践，他撰写了《统筹法评话》一书，向毛主席作汇报。主席亲笔回信：“华罗庚同志，来信及《评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敬颂教安。毛泽东，1965年7月25日。”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鼓励。

“双法”的推广应用，得到了中央和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组织了全国1200多科技人员，组成40多个新技术战斗组，奋战在成昆铁路工地。在华罗庚的带领下，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西南部分高等院校师生等45人，组成“统筹法战斗组”，在沿线作统筹试点。

成昆铁路后勤物资供应，主要靠公路运输，汽车最高保有量达到6300多辆，平均运距189公里。一个时期，公路上的汽车，白天象成串的蚂蚁，晚上象不断线的萤火虫，逶迤山间，络绎不绝。特别是永乐到乌斯河区段三十一公里线路，单车道、弯道多、视距短，会车道少，有五座单线隧道，经运输统筹战斗组实测，每昼夜双向车流通过能力，只能达到600辆左右，实际需要通过1000辆以上，公路成了盲肠、死胡同，到处停工待料。领导急晕，司机犯病！

经过统筹战斗组日夜测算，建议把永乐、道林子、长河坝到乌斯河划分为三个区段，实行单向放行、闭塞行车的办法，优选出待避的最短时间，集中调度指挥。据测算，一次放行100辆，空列通过时间为110分钟，重列为125分钟。先让重列直接通过，空列在道林子、长河坝待避50分钟，这样，车队放行一次需160分钟，每昼夜放行九次，可通过1800辆。统筹方案实行后，行车能力大大提高，因行车密度不可能有设想那么均匀，1966年9月达到1246辆，顺利打通了死胡同。因此司机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在庆功会上，一个共同的声音：“光荣花应该献给华教授！”

1966年的金秋季节，华教授回到成都，理应由总指挥部办公室接待。当时沈恒泽副主任回北京去了，大家让我陪他们去游了一趟都江堰，省交际处派了一位女同志一道。此时，岷江正是枯水季节，按照“深掏滩，低作堰”的古训，大批民工正在内江掏滩，都江堰管理处的负责同志，引导我们来到岸边，他指着横埋在地下的三根碗口粗的铁棒说：“这叫‘卧铁’，是两千年前李冰父子留下的淘滩标高，每年淘滩，不掏到‘卧铁’，不能完工。”华教授用他的手杖在“卧铁”上敲了几下，他带着对前人崇敬的心情，严肃地说：“‘卧铁’就是李冰父子优选出来的淘滩最佳标高，他不仅是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专家，我看也是位应用数学家！”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给华罗庚亲笔写信，说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说他：“奋发有为”、“大有收获，极为庆幸”。这些都是对华教授研究应用数学、推广“双法”的肯定。可等华罗庚从成都回到北京后，“造反派”照样给他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说他推广“双法”，是为“走资派贴金”，“不要党的领导，以目乱纲。”悲乎！

45 大米改玉米

有一天，我在一楼大厅碰上熊宇忠副总指挥。

他身穿一件洁净的灰卡叽中山装，身材魁伟、健壮，脚步沉着、坚定，态度严肃、安祥，我们迎了上去，他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问我：“老胡，你能帮我找到一本《营养学》书吗？”

我毫不迟疑地应声道：“能，准行，我爱人是学医的，我看书架上就有两本，明天我给你带来。”

熊主任高兴地点点头。一会儿，我回过神来时，心里却犯了嘀咕：“怎么熊主任研究起营养问题来了呢？”

过不几天，沈主任通知我到三楼会议室开会，说吕正操部长听熊主任汇报。

因为这一向在熊主任办公室里，反映工地没有大米吃包谷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有人含蓄地质问：“筑路部队、工人吃包谷，这怎么加快三线建设？”

支援机构又反映：“运输跟不上，大米运不进来，临时措施，山区只能就地供应部分包谷。”

会议室里，深绿色的丝绒窗帘拉开了，柔和的阳光透过白色网眼窗帘，射在浅黄色的墙壁上，显得很亮、很协调。

吕部长坐在正中，熊主任坐在进门左边的沙发上，还有几位铁二局、铁道兵的领导也在座。这次熊主任发言用了一个多小时，他说：

成昆铁路大会战，30万大军涌向工地，大批材料、物资、装备要及时运到现场。依靠原有的地方公路，北段要绕道汉源、泸沽，南段要绕道安顺、昆明，都要增加1000多公里的运距，根本满足不了运输的需要。

开工以来，地方有关部门配合施工单位，新修直通工地的公路2000多公里，加上修复、改建的可达3000多公里，对改善运输条件作了很大努力。

会战开始时，施工单位的汽车保有量才1400多辆，地方支援1000多辆，现施工单位已增到4000多辆，行车密度早已“超饱和”。

从峨眉运进的长途物资，每天平均2000多吨，单向重车500多辆，而实际通过能力只有300辆左右。常常路上一堵车就是几百辆。

这样，靠汽车运大米进去，矛盾很突出，暂时只能就地供应部分包谷。

熊主任的汇报，有条有理，有根有据，让听的人注意力很集中。会议室里出奇的安静，连喝口茶的人我也没看见。

这时，熊主任从他的大皮包里把我借给他那本《营养学》拿出来了，他翻开早已折好的一页，把大米、面粉、玉米（包谷）所含各种主要成分的比例作了介绍。

他说：中米100克的发热量为351卡，上等面粉为352卡，玉米为355卡；中米脂肪含量所占百分比为0.86，上等面粉为1.1，玉米为3.9；蛋白质含量百分比中米为7.19，上等面粉为10.8，玉米为7.88；其他钙、磷、维生素A、B含量玉米都略高于大米……

所有的数据，他缓缓地、加重语气念了两遍后，把书放在茶几上，然后继续说：可见，吃玉米有个习惯问题，但不会影响健康，当然，我们支援部门要想法多调运大米进去！

开始，我觉得摆在熊主任面前这个难题太大了，心里紧张。他汇报完后，会议室的气氛一下松弛下来了，没有什么争论和反驳意见。

最后，吕部长只讲了两句：“宇忠同志都讲了，就这样吧！”

在楼梯上，当熊主任把《营养学》还我时，我说：“你亲自研究掌握这么多材料，不容易呀！”

他十分自信地对我讲：“吃人嚼过的东西，一是没味道，二是误事。老胡，你说呢？！”

成昆铁路，进展神速！

有一次，我问熊主任：“工地大米供应好些吧？”他说：“好些。不过，战士们讲，过去小米加步枪闹革命，如今包谷加风枪修铁路，一样打胜仗！”

46 和彭德怀在一个楼办公

我们和彭德怀元帅，在一个楼办公。可我看见他的时候和知道他的事，都极少。

早在他来成都前，听三线建委的同志传说，有个大人物要来当第三副主任。大人物是谁？后来知道是彭德怀！

他到达的第二天，招待所的服务员，神秘地告诉我：“他来后，安排他住一楼五套间，他说住得太好。晚上送去五盘小菜，他说太多，退了两盘。第二天就搬到永兴巷去住了！”

我们当然迫切地想一睹元帅的风采，怎么办？大家出了个主意，说这大楼只有程子华主任和彭德怀元帅，才有资格配吉姆车，如果院坝停有两辆吉姆车，彭帅就准来上班了。到一楼大厅去等他下班吧！

我们确实去等过，好象只偶然看见过背影，没正面碰见过，真失望。

有天晚上，我值夜班。不知从哪来了个电话，说红卫兵要揪彭德怀到北京，让我们准备专车。我稀里糊涂把他打发了！我们管施工，又不管运输哩！

后来，彭德怀元帅的保卫秘书景希珍，分配到资阳县作武装部副部长、兼县公安局的军代表。恰好我也调到资阳431厂工作，这一个楼办公的情分，我俩算老熟人了。他爱人还在成都桐梓街住，他发了工资，趁我通勤回家的机会，让我捎带一下，举手之劳，这该办吧！有时，他找厂里要点柴火，小事一桩，我还能推辞！

他没找我帮什么忙，我却找他办了件难办的事。贵阳铁路分局招工，答应将我小儿子胡x林招收过去，要求把户口一块迁，才好办手续。碰上成都市防止知识青年逃避上山下乡，出了个绝招，不准迁户口。我灵机一动，我在资阳工作，儿子迁到父亲这来，总可以吧。我去找景希珍商量，你们公安局可不可以帮助把“户口”迁去？景希珍说，这个当然可以啊，你去迁来资阳就是。

我真的在成都把我小儿子的户口迁到资阳，下了火车，还没回厂，就直接去了公安局，在门卫问景部长在不在？值班的说：“景部长到内江开会去了！”他仔细看了我一番，又问：“你是不是迁户口的事啊？”我说：“是，你咋知道呢？”“唉！人家景部长走的时候交待了的。”接着，他在我那张户口迁移证上写了几个字，转贵州省遵义市遵义机务段。在上边盖了个公章，完事。我高高兴兴回厂去了。我一路走一路想，这在大机关呆过的人，办事真痛快！

听说，县武装部又调来个副政委，是军区文化部下来的。他利用平时的间隙，帮助景希珍回忆了在彭大元帅身边的一些事。等到彭德怀的案子平反后，景希珍的《在彭总身边》一书，很快就出版了。

景希珍不久调回了北京，当年和他相约，以后有机会共事的闲谈，也成了笑谈。

若干年后，我在《炎黄春秋》2007年10期，看到讲彭元帅在三线建委工作时的一篇回忆文章，讲到他下去视察时，上面曾给接待单位打招呼：“第一把手有意识回避；对彭的言行作好记录；事后写出报告。”开座谈会，还布置参加的人只准谈哪些，不准谈哪些。”现在看来，他那时恢复工作，可能象征意义大一些！

47 西工指夺权

文化大革命，到处两派打派仗，闹得不可开交！咋办？派军队“支左”。

西工指八百多干部，大约一半是铁道兵调来的，是正正规规的解放军；约一半是铁路系统调来的铁路职工，属铁道部。开始闹革命，大家都抓走资派，不分兵和工。后来，这西工指的文化大革命，特殊性、复杂性，可以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军人和铁路职工成了对立的两派！

有一天，我们总指挥部办公室来了些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学生兵，我们可以把他们叫作“红卫兵”，专程来抓西南铁路的走资派。听我们介绍，这里都是些小兵，没有走资派。他们给我们讲了讲北京的事，讲红卫兵如何让走资派“坐飞机”、把走资派“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还示范表演了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武斗”的架势。

他们晃了几下，走了。直奔“西工指”抓走资派去也。这帮人自己编了个番号，叫501小分队，多少人？三十多个。人人军服崭新，皮靴锃亮，人高马大，气势汹汹。就象“红卫兵”敢抓彭德怀元帅那样，似乎大有来头。他们一到西工指，发布第一号公告，就宣布：吕正操是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工指是反党乱军的“吕家王朝”。西工指发出的1968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的号召，成了“以生产，压革命”的反革命铁证。

接着，这501小分队的人，把他们在成都向我们传授的经验兑现了。一天，宣布在礼堂开大会，小分队学员把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的副司令员郭维城，反扭胳膊，用“坐飞机”的形式推进会场，宣布：郭维城是投靠“吕家王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先是弯腰九十度，再打翻在地。这位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抢修抢险屡立战功的老将军，被这样反复揪斗、折磨达半年之久。其他，如象1926年参加革命的副政委刘建章、政治部主任老红军黎光……等等，都遭到同样的斗争、殴打。

1967年1月23日，西工指以兵为一派的组织“红战旗造反总部”，宣布夺取了西工指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强迫原西工指的领导干部，在“夺权声明”上签字。这个“红战旗”本来就属“兵一派”的，接着又从西工指下属的铁道兵某师，调来几百个荷枪实弹的军人，进驻机关大院，前来向军人组织“支左”。宣布除“红战旗”外，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组织。

1967年6月17日，铁路职工将几十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以“砸烂黑战旗”为号召的造反兵团。从此，兵和工这两派，争争夺夺，打打砸砸，从无宁日。最后，“红战旗”被迫撤离西工指机关，“617”取得了所谓“反夺权”的胜利。

两派斗争，伤亡人数，无确切统计。西工指政治部副主任计琢成就是在运动自杀的。据西工指机关撤出的人回忆，说那是象囚犯越狱一样，逃跑出来称得上九死一生，弄不好还会陷入没吃没喝的绝境。

我已离开了铁二局，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我是黄新义重用的坏人。铁二局十多万人，工人造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工程处处长徐振霄，是我在九龙坡学习大队的中队长，他可称根红苗壮，自杀了。我在二建队时四分队长李景诗，有天在我指挥部来闲谈派系斗争的事，回去没几天，自绝于人民了。我在政工系统工作，这个系统的人，纯而又纯，文革中，到处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抓狗崽子”，我不论在铁二局、还是在西工指，运动中，我自认是“贴了标签”的斗争对象。我经常自我掂量，我如果不来总指挥部，肯定“在劫难逃”！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总指挥部，是个不折不扣的逍遥派，午饭后上街看大字报，平时天南海北，愿怎么吹、怎么吹！斗争李井泉，我们也去看看、听听，过的什么日子？一根毫毛没人碰！

老妻呀！我调总指挥，是你第三次救我的命！不管别人怎么想，牵强附会也好，胡说八道也好，我认定了，九泉有知，我再次跪倒，谢恩！

48 “一号命令”来了

文革中，“林副统帅”发布了“一号命令”，十万火急，一切机要文件必须立即转移出成都市。

我们有兵、有工，三线建设全是机密，总指挥部的档案往哪里转？

我和机关林礼柱同志闷了半天，想不出个好主意，我们早就听说国务院有个业务领导小组，我说：“管他的，给领导小组写封人民来信碰碰运气怎么样？！信写短点，字写大点，也许能看到。”

“碰运气信”发走后，我匆匆忙忙赶到熊副总指挥那里，他已搬了家，屋里显得拥挤、零乱。听了我焦急的诉苦，深思了片刻，他说：“明天早上，你在商业街省委门口等我。”

第二天，我们俩在传达室说了说，进了大门，在二道岗被哨兵拦着，给里边打通了电话：“我是熊宇忠，有事想找找李大章同志。”里边打了招呼，才通过。

一幢坐落在绿树丛中的小楼，幽雅清静，二楼是会客室，先是李大章同志的爱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随后大章书记出来了，寒喧了几句，他认真听了熊副总指挥谈了我们的处境后，用商量的口气说：“都是三线建设的档案，就和西南局建委一起转移行不行？”我们当然说：“行！行！太好了。”

从省委大院出来，我问熊副总指挥：“你苏州反省院的事怎么啦？”他充满信心说：“我心中有数，没事！”

不久，大章同志爱人到总府街招待所找到钱敏同志和我作了交代。钱敏同志给了我们两个装文件的大木箱。

正当我们在整理文件装箱时，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找胡崇俊。

“我是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的，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把熊副总指挥找李大章、钱敏同志的情况讲了。“那好，我们同意这个意见。”

搬运档案那天，钱敏同志亲自帮助我们把木箱抬上汽车。由老林和建委的同志一道，把档案运送到灌县深山里保存。

当时，我和老林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打倒“四人帮”后，铁道部成立了成昆铁路总结委员会，在进行工作中，各单位的档案资料基本都散失了，困难不少。总结委员会的同志见着我时，很高兴地和我讲：“幸好你们保存了档案，真要感谢你们呵！”

49 揪“黑五类狗崽子”

什么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黑五类”子女叫什么？“狗崽子”！

“红卫兵运动”，现在，可不可以理解成：发动一些小孩，去打倒走资派、“黑五类”和“狗崽子”？红色恐怖、阶级专政。说不清！

我们西工指的干部，一部分是从铁道部调来的。记得董处长从北京探亲回来，就十分紧张而又惊奇地告诉过我：有些红卫兵给老师剃阴阳头，有的学校的老师、校长活活被打死。

北京发生的事，我心里虽不在意，还是让侄女婿周裕兴，把我的两个小儿子，弄到车辆段去“学工”，躲是非。

我大女儿曾丹娅，13岁，在二局铁中念初一，“是祸躲不脱”，她却变成了“黑五类”“狗崽子”！

那年月，职工象上班一样，晚上要政治学习到九点钟，才能回家。

1967年的一天夜里，妻学习完毕，刚出门，看见漆黑的走道边，坐着一个孩子。天哪！这不是丹娅吗？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医院来了？从家到医院，大街小巷，弯弯拐拐，起码得走一个小时。看见妈妈出来了，她畏缩地挨到妈妈身边，好久才冒出一句：“同学们说我婆婆是地主（已平反），我是‘狗崽子、黑五类’，我是吗？”当时，妻哪懂得什么“红卫兵运动”，只以为孩子们闹着玩的。若无其事地安慰了她两句：“你想呀！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你咋会是狗崽子、地主婆呢？同学们乱说，莫管它。”这晚，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边，推着自行车，母女俩好容易才走回了家。

第二天，铁中教室外边的一排桉树，还是那么挺直、安祥，可教室里却在召开“红五类翻身会”，把“黑五类”曾丹娅揪上台，要她交待剥削帐，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丹娅问：“什么叫剥削帐？”下边说：“你婆婆是地主，你这小地主婆还装糊涂？”丹娅把妈妈昨晚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开始下边平静了一会，经过叽叽喳喳一阵，一个同学站起来，揭露曾丹娅耍花招：“什么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是混进来的吧？刘少奇还是共产党员哩？”台下响起一阵口号声：“打倒曾丹娅！曾丹娅必须低头认罪！”

当天晚上，妈妈学习完了，又看到女儿坐在那里！女儿很伤心、很恐惧，畏畏缩缩地讲今天挨斗的经过。好个粗心的妈呀！她一心想什么？毛主席没讲过第三代是“狗崽子”呀！她把女儿受的天大的打击、委屈，仍然没当回事，还只认为是孩子们闹着玩哩！没有安慰她，反而责怪她说：“你大概平时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吧？咋没斗别人呢？”万能的主呀！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没有把这愚昧的妈妈，教得聪明一点呢！

爸爸呢？等我从资阳通勤回来，听女儿唠叨后！想的竟和妈妈惊人一样！毛主席怎么可能让红卫兵干这种事呢！都是你曾丹娅平时没有和同学搞好关系嘛！在爸爸、妈妈这里得不到一点点支持、安抚，有客人来家，她悄悄向客人求助：“我婆婆是地主，我是地主婆吗？”有一次，她拿着剪刀，站在饭桌上对着我怒吼！她似乎对谁都失去了信任！

小孩子突然变得失眠、孤僻、急躁、多疑，性格变态，人格扭曲。妈妈急了，她这时才懂得点什么叫“红卫兵运动”，我们门对门的一家，说是在旧社会当过军官，被“抄家”了。她发觉自己在对待女儿挨斗的事上，犯了错误！赶快补救吧！

开始到学校了解，闹“翻身会”最积极的某些学生，父亲或者母亲，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自顾不暇，还闹什么？恰好，我们伟大的理论家陈伯达站出来批判“血统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是反动的。我们找老师、亲友反复开导女儿，说她不是“黑五类”、不是“地主婆”，想解开她思想上的结。可惜这个烙印太深了，她已变成了“迫害妄想狂”，她觉得这世界上，人人都要打倒曾丹娅！咋办？

给她到省医院找专家看病，省院没有精神科，只有神经内科，专家诊断是“神经官能症”，处方：吃中药。这有啥用？只怪我们是精神病“盲”，有病乱投医呀！这个妈、这个爸，好蠢呀！

给她换换环境吧！散散心，让她忘记过去，忘记伤害。去过重庆、北京、青岛，我们以为可能有点好转吧？这个精神烙印，靠说教、散心是抹不掉的。用心良苦，白用苦心！

愚蠢的爸、妈，还干了更愚蠢的事哩！

接着是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一个已经有明显精神症状的小女孩，还能一个人去上山下乡吗？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咋可能理解和知道父辈们当时是啥精神状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肝脑涂地，千真万确。工宣队来家动员，我们夫妇想，象我们这样热爱毛主席的人家，还用得着动员吗？

那个年代过来的青少年，谁都记得：“听毛主席的话、向毛主席保证”成了绝对真理，没有任何异议。女儿虽然被当成过“黑五类”，可仍然最听毛主席的话，她心甘情愿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把自己的衣服、补了又补，准备去劳动。我们还为女儿专门做了一个木箱子，好后悔呀，木箱、小孩咋搬得动呢？他们是从北站坐火车走的，我去送，我哭了，不好再看她，车没开，我哭着回家！她们下乡的地方是“渡口市”，后改称“攀枝花”。这个市是因为有攀钢才出现的，刚开建、很荒凉。女儿分在大山深处的民政公社，山高路险，上山打柴，有时不敢背、只敢拖。当知青，丹娅常给家里写信，每封信写得很长，都表示要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我这个爸呀，回信也写得很长，差不多《毛选》里的最高指示，能用的我都用上了。天哪，除了说教，不能实在一点吗？

为女儿的事，我常自责。是爸、妈无知，害了她终身。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后来又把“黑五类”子女的称呼，换了一个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实际意味着：他们本来是不好的，只是经过教育，有可能变好。这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含义，弄不清有多大区别。这“原罪”是从哪里继承来的呢？难怪，希特勒讲血统论，要杀犹太人！如果我是“黑五类”，为什么不可以断子绝孙！何必让子女遭罪呢？

国家物资总局有位局长，在我们办公室谈事。我请他给渡口市物资局长写了封信，求他就近照顾丹娅，她从公社到渡口去见过这位局长，局长还真当回事，表示：丹娅如愿在渡口工作，可以帮助安排，太感谢了！后因我调到431厂，劳周裕兴到渡口，历尽千辛万苦，把她接回成都。后在我单位当了电工。

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现已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

我只反思对不起女儿！我不可能象韦君宜那样，想那些更深刻的事！就这么一点点，也够苦的了！

50 精神病女儿

1972年，为便于照顾受刺激的曾丹娅，我们商议，将她调回成铁中心医院，因老妻在那里工作，比较方便。

一个人，如果人家把你认为是精神病，正常也会变成“非正常”。一次，成都闹水灾，丹娅冒着危险，骑车冲过深水，去到医院，一位领导看见她那狼狈的样子，转身就骂：“神经病。”

丹娅失眠，老妻让她住院调整一下。不两天，有人认为万一“出事”，负不了责，坚持要转送精神病医院。1973年6月，丹娅被送入营门口精神病医院，戴上了“精神病人”的帽子。从此，不少人开始把她当“太空人”看待，异类！

精神病院就那么好住么？这里，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有的抑郁，有的狂躁，有的吵闹不休，让人恐惧。女儿那么小，那么清醒，进精神病院是最佳选择吗？最近，我偶然翻到了老妻关于女儿住院的几段日记：“1973年8月5日。送走了丹娅，心情非常沉重，在路上丹娅说：‘又好象小时候送我去托儿所一样，送到了你就走了，他们又把我关起来。’丹娅说：‘我好可怜，怎么得了这个病！我希望你天天来看我。’又说：‘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哪天你病了你就不能来了！’‘我好害怕那些医生、护士，我一闹，他们就要把我捆起来。’我说：‘你不要闹嘛！’她说：‘我觉得闹一下才舒服，我还是去上班，还会好一些。’”天哪！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病人对“住院”的真实感受！

应医生的要求，老妻到病房去陪丹娅住过一夜，看老妻是什么感受。“1973年8月12日。10号下午去医院看丹娅，江医生把我留下来在病房陪丹娅住一夜，那一夜真是不平凡，整夜一会有人哭、一会有人唱、一会又有人在不停地走来走去……第二天，看见丹娅做完针刺治疗，就一道回家了。”

我计算了一下，丹娅1973年住院到1988年回家，先后断续上班4年，住院11年，回家后和家人一块生活了20年。这里，再看老妻的另一段日记：“1973年8月8日。我想能否接她出来几天，叫渝宝回来照顾一下，不好，再送她去医院。老胡不在，真急人！病情为什么愈来愈发展，是病本身的发展还是进了精神病院的刺激，她本来最害怕患精神病，住进去了，就一定得承认是这个病，这会引起别人更看不起她，的确是可怕的。我想，让她回家来住，环境总比医院好，住川医怎么样？人真是没有了主意。正象丹娅说的，她为什么要得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家要碰上这样的问题？医生说丹娅病程太长了，是我这个做医生的妈妈把她耽误了，真是这样的吗？太可怕了！”

“人应该经得起考验的，是的，考验是痛苦的。人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幸福，可是，丹娅为什么又这样的不幸！”

“人的感情不能太脆弱，要坚强，人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要生存下去就得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心就是要斗争，在人生的征途上是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决不能做软蛋！但我自己毕竟是太软弱了，一切只怪自己，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不然孩子们也不会这么脆弱，这样胆小，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的，医院里太冷酷了，病人和医生没有真正的同情，她多需要温暖啊！还是接回来吧！”

平时，我们常说：声声血、字字泪。这哪是日记？这就是见证。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太希望她能痊愈了。出院、上班、停药、翻病。多几个反复，病情就更严重。

1982年初，有天夜里，老妻看见丹娅忽然从厨房拿着菜刀出来，幸好她警惕性高，马上退回另一间屋，把门关上。她在外把房门、桌子都砍烂了，惊动了四邻。邻居故意在外敲门，高声大叫，转移她的注意力，闹了一夜，等我接到电话，下午赶回家时，她已安安静静，若无其事。我问她：“你昨晚干什么了？”她说：“我一时糊涂，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特别强调：“妈妈头上的包，可不是我打的！”还说：“糟了，爸爸回来，一定要把我送派出所关起来。”她现在一句也没说胡话。

那些天，弄得我和老妻晚上不敢回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再糊涂”，虽然她一再要求不去精神病医院，最后，只能强迫把她送去“关”起来，一“关”四年！

有次，老妻在报上看见宝鸡某医院，可以用动脑手术的办法，治疗这种狂躁型的病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她又独自一人去宝鸡、上西安，找医生、求良方。她西安四军医大学的同学劝导她说：“这种手术还不成熟，可能留下重大后遗症。”怏怏而归。

丹娅住精神病院，用过各种疗法，如电休克等，病人十分痛苦！用过各种新药、贵药，每年费用高达一万多元。后转入成铁局夹江精神病院，用最古老、最便宜的药氯氮平（二、三元一瓶），半年后出院。医生一再讲：“这病只能控制症状，不能根治，回去药吃维持量，不能停药。象这种病人，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是最好的治疗。”

这话能信吗？

二十年了，病情稳定。

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如果早有人这么简单告诉我，我们能受这几十年折磨吗？女儿能受那么多罪吗？

这二十年，丹娅只要有我在一块，不论远近，她都去；没我同行，再近也不去。慢慢，我认识到，没我，她没安全感，害怕，有“迫害妄想”。从此，我认真陪她，形影不离，我自称“模范爸爸”。我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我不照顾好她，咋对得起她死去的妈呢？”

老妻生前，把女儿生病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脆弱，她用毛主席三个“不亦乐乎”的教导，鼓励自己坚强。老妻啊，前几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留下名言：“违反规律，何乐之有？”你是如此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党员，何错之有？

51 我的出身

出身、成份，这两个词，是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填表时，才碰上的。那时，我没学过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区还没土改，真的弄不清。

怎么填？“出身”这一栏，我看大家都不愿填“地主”，那我来填一个吧！好奇、冲动，什么原因，我说不明白。“成份”，当然填“学生”。你们以为我在讲笑话？没撒谎，千真万确。

我曾经听人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几个领导研究上报“右派”名单，算来算去，还差一个。有位领导和我不懂“地主”一样，不懂什么是“右派”？随口说了一句：“把我报上吧！”

我父亲长期在电报局工作，解放前，当中学英语教师。因父亲抽大烟，母亲还兼作小买卖，卖点日杂用品维持生活。家中原有点地，因我读书早卖了，余很少。在县城租房住，临解放前不久，伯父在城墙脚不远，修了个土墙茅屋，邀父亲搬去同住。因地处农村，我家一下变成了农业人口。最初评为中农，减租退押评为富农，土改时认为我家生活较好，划为地主。我出身没有填错。

我是独生子。1952年父亲病逝，农会同意我母亲迁来和我同住。五十年代，我国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老妈经审定有选举权，光荣地领取了雪白的、盖上大红公章的选民证。你别看老妈不识字，她知道有选举权，她已变成了“公民”，对选民证保管得可好了，用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从这以后，几乎任何一次公民选举，她都有选举权，她那存放选民证的小包，加上了一张、又一张。

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那时我在贵阳。妻单位有人站出来给她打招呼：“你家婆婆是地主，应该遣回原籍，早走早主动，省得别人找麻烦！”天哪！有选举权的人，不算公民，还是地主？妻自己都说她脆弱，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办。她从没去过我的垫江老家，这次，她孤身一人，送老妈回家，往哪送？县城我有个堂哥，那时老妈已六十多岁了，就寄在他那里，托他照看一下吧。到县公安局上户口，人家掌握原则，地主一定要回农村安置。好不容易，又找到我家住农村的一个堂弟，在他家总算落下脚。妻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返回单位，如释重负。为啥？不是早走早主动、少麻烦吗？

老妈在农村一呆十多年，认认真真劳动改造，不慎在一次田间干活时，摔断了腿。堂弟来信，说已送县人民医院，后又说已经痊愈出院。真的好了吗？断腿没有接好，错位愈合，人要拄拐杖才能挪动，成了残废。这次老妈受伤，我没回去，为什么？她是地主，一个共产党员能当地主分子的孝子贤孙吗？据说现在某名牌大学称，不孝顺父母的不予录取；我这不孝顺父母的人，还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吗？人变成了双重人格，难呀！

平时，我是怎样奉养老妈的呢？寄钱养她，有个划不清阶级界限的问题，咋办？为这事，我专门回去了一趟，找了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记得我是到书记家去拜访的，我主要的问题，是每月给老妈寄多少钱，才能得到农民认可。不然，老妈还在过地主阶级的生活，我咋向组织交代呢？这位书记好象没听懂我的话，他没有经历过我的处境，没有我作为党员的顾虑。他关心的另外一件事，他说：“你只要不欠生产队的口粮款，我们保证分够她的口粮。”唉呀！答非所问呀！于是我自己划了一个杠杠给他说：“口粮款，我保证按时交纳，我每月另给她寄10元生活费，高不高？”懂了吗？我怕的是我给老妈钱寄多了，他们有意见。他这次好象意识到我专程来访的原因了，他非常轻松地讲了一下过去：“你们家，我知道，是贫民，评成份的时候，一轰而上。我们没把她当什么，你放心，寄10块钱可以嘛！”从此，我按照书记的认同，每月给老妈寄10元生活费，按时给生产队寄口粮款。

过去的事，有的说得清，有的永远说不清。

52 摘地主帽子

黑五类、地主婆、精神病！这些年、这恶梦、这苦难！长萦心间，驱之不散！

1979年，打倒“四人帮”几年了，我常为自己“评成份”。我父亲一辈子当职员，母亲是小商，解放前三年已没什么土地了。主要生活来源，都是劳动所得。老妈这地主帽子，到底戴得对不对呢？这过去从不敢想的事，现在我突发奇想。

我老家垫江县，属涪陵地区管辖。恰好，我有个熟人在涪陵地委工作。我去信问他，这成份问题可不可以改啊！他不知道凭什么回信说：“可以改，正是时候。”

我向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说明情况，他觉得我讲得有理，他说：“去就去吧，算我派你去。”岳书记爱人陈厂长知道这事后，她出于关心和爱护，劝了我几句：“这些年，谁也没把你这出身问题当回事，你现在还去找这麻烦干什么呀？”陈厂长讲得有情有理。我说：“没啥，就是气不过，心里憋得慌！一想到这些年的遭遇，就是想问个青红皂白。不为啥！”

我乘火车、换轮船，风尘仆仆赶到涪陵。有幸见到了秘书长。秘书长向书记转达了我的来意。听介绍，书记是新提拔的一个年轻干部，他明确表示，请秘书长打电话给垫江县委，让他们复查一下。

我马上换乘汽车，翻山越岭，回到垫江。我堂弟有个邻居是副县长，我特地到他家拜望，问他知道这事不？他说：地委确实来过电话，县委很重视，已指定专人复查这事。查什么？我家历来只有一个佃户，一问便查清。事容易查清，可问题越问越吓人，这“土改”的事谁敢碰？谁负得起责任？县委又向地委反复请示，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县委书记安慰我说：“问题已经查清，文件正在打印，你先回去，材料我们给厂里寄去。”我真高兴，这天大的难事，办得真顺利。

回到厂里，一大早，我闯进厂政治部主任李副书记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就问他：“垫江发来什么文件没有？”“来了！”我毫无顾忌地表示：“好了，这回真没白跑。”李书记拉开抽屉，把文件找出来递给我，指了指，你看看这后边两句。我接过打印的文件一看，李书记说的两句话，是平时惯用的名词，叫“留尾巴”。文件承认我家属于错划地主，但鉴于“土改错划”，中央没有正式文件，等有了文件后，再作处理。四平八稳，上下左右谁也没有得罪，谁也不负任何责任。只是对于我，等于不说。

这事咋办？李书记再没说一句话。潜台词是：地方政府都不敢表态，叫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服气。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碰见铁道部办公厅主任老孙同志，我拦着他讲了这件事，他以一种打抱不平的架势，告诉我：“把材料交我，这事我来办。”我遇上了救星，痛快。不久，部里把我的材料转下来了，刘部长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象这样的事到底该怎么办？”问谁？李副书记更有话说了，连部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知道？

我仍然不死心，中央不是天天讲：“有错必纠吗？”我到北京参加谷燕民同志追悼会，利用这次机会，我走访了中组部，要再没有结果，我就死心了。可中组部就是不一样，看了材料，问清情况，大笔一挥：“应按中央指示精神，实事求是予以纠正。”盖了个来访专用章。我如获至宝，这不就有了中央精神了吗？

下一步咋办？想来想去，对口，找省委组织部去。一位处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材料和中组部的批示，听我介绍了情况。他说：“你把材料留在这里，我帮你办！”我提心吊胆地提醒了他一句：“这东西丢不得呀！是我唯一的命根子啊！”他说：“不会，过两天，你再来。”过了两天，我先跑到他门外等着，一见他上班，就堵住他。他说：“你这些东西，我让三个部长都传阅了，我正在拟文件，内江、涪陵地区、你们厂，一家一份。文件中我加了一句，限期将处理结果报来，你放心了吧！”果然，不久涪陵地委给我厂里党委发来了函，正式给我妈摘了“地主”帽子。我的“出身”问题、女儿的“狗崽子”问题，通通都完满地得到了解决。“气不过”的气，烟消云散。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我涪陵地委那位朋友，他主动地向我握手称谢，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帮我们地区办了件好事，那时，‘土改错划’，是禁区，谁都不敢碰、怕触雷，你这问题一解决，该办的冤案，大都办了。”

我老妈平反了，她能再迁回成都吗？县公安局表示：“可以迁，要成都来个准迁证。”好，到成都派出所去办，人家说：“已经回乡的不能再回城。”那时，城乡是二元结构，还没人敢讲“一体化”。

现在，大讲孝顺父母，我是个独生子，这个伤残老妈，总不能不养吧？幸好，我们居委会主任李伯伯，了解我家情况，一脚一手包办。先是居委会向派出所申请，报公安分局，再报市公安局，终于发了准迁证。我专程去垫江，把老妈接回成都。

老妻来车站接车，多年不见，发现这老妈不用拐杖，已不能走路。后瘫痪不起。

1991年老妻脑溢血病逝。1992年老妈走了，死时因长期卧床，手脚已不能伸直。她艰难地走完了大半生“地主”、小半生“非地主”的人生。

年轻的朋友们，我讲了这些，你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不懂、无聊。不懂吗？那是社会历史。无聊吗？那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