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被错杀的第二位抗联军长——景乐亭 -- 小兴安岭装装

还有？

对自己同志，怎么与浙赣那边一样乱哪。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不这样 随时都会灭亡

抗联面对的是一个及其惨烈 复杂 和残酷的战场 这跟管内后来的抗战差别非常大.

我看原文 周好像没有具体掺和进去吧.

三、处死原因辨析

据东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7卷《西返经过纪要》（1940年4月）记述：1939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保中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崔参谋长石泉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保中嘱崔石泉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王效明、崔石泉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以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申报总部处理。但当时处于敌情状况紧张中，部队内部困难甚多，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深恐于看守景乐亭以待总部到着后审理之过程中，发生意外，故讨论结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证据确凿，应行紧急处分，遂于3月26日将景乐亭执行处死。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处死景乐亭这一事件上，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景乐亭在面临日伪军严重军事压力时，未能积极拓展生存空间，开展游击战争。反而“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抚远一带，”后来借病越界进入苏联。

　　2、景乐亭煽动部下，组织7人反革命小团体，密图投降日寇。

　　3、景乐亭与七军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关系不好。有“藉词构陷，互相倾轧”的可能。

4、七军领导人的主观态度。在日军经济封锁和严重军事压力下，七军内部面临严重局势，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七军领导人在处理这一事情上，希望处理问题迅速、果断，生怕景乐亭在羁押期间出现意外。这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是简单化工作作风的流弊。

　　四、景乐亭事件处理上的几点质疑

　　1、调查处理过程简单，证据单一。我们只看到对李德山的审讯和景乐亭的无罪辩解，对所谓的反革命小团体其他人则没有看到进行审问和查证的记录。此时，张荣喜、王玉洁等人尚在苏联比金，于明礼则于1939年底被捕。如果光凭李德山本人的孤证，在没有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情况下，就轻易定案并迅速对景乐亭执行枪决，这是十分不严肃的。对景乐亭来说，也是不公正的。况且我们也不能排除日寇实施离间计的可能。

　　2、执行上过于迅速。在处理这件事上，王效明、崔石泉等七军领导操之过急，在景乐亭处死后第二天，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就越境来到虎林小穆河。在此之前周保中与王效明、崔石泉有电报联系，已经告知其行踪并规定通信员联络事宜。在景乐亭回国时，周保中明确告知同行回国的崔石泉，因景乐亭身体行动困难，决定自3月4日至3月20日，给予其病假17天，住军部随军休养。周保中同时嘱咐崔石泉，等到二路军总部返回虎饶地区时，对景乐亭再行审理。很明显，七军某些领导在处理景乐亭问题上，不想让景乐亭有再次接触周保中的机会，或者不想让周保中在处理景乐亭事件上有难做之意，也许可能周保中对他的处理已经有所授意，并与王效明等有所沟通。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五、七军领导层之间的复杂关系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始终比较不融洽，不够和谐。尤其是崔石泉、郑鲁岩和景乐亭三者之间在权力核心的争夺上表现明显。这直接影响了抗联七军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内部长期互相倾轧，极大内耗了七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景乐亭被错误处死这一悲剧的上演。

　　崔石泉是抗联第七军的创始人。也即是日后的朝鲜副首相崔庸健。1923年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1924年毕业到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区队队长。1926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1928年3月后，先后在黑龙江通河、汤原、宝清、饶河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军政训练班。1932年10月，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饶河成立特务队，全队6人，崔石泉任队长。这是饶河地区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是抗联第七军的前身。崔石泉先后担任饶河游击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参谋长，四军二师参谋长。1936年9月，东北抗联七军成立时，任参谋长。周保中曾评价崔石泉是“中共最有长久斗争历史的干部同志，对革命是忠实的，有贡献的，在饶河游击队的创造上，在支持七军的全部工作斗争上，有其作用和工作的效益的。”

　　可以这样说，崔石泉是七军的元老和创始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崔石泉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对于这样一位资历深、军事经验丰富的革命者来说，这应该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否认，七军内部领导层在如何处理汉族和朝鲜族将士的民族关系方面上存在不当之处。崔石泉一方面被某些领导人所排斥，“没有更积极地进行工作担负，没有更努力的发展自己的长处来更大贡献于党，并且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同时忽略了执行党的重要领导”，另一方面个人也存在“狭隘民族主义、派争残余成见，在生活上有腐化现象”。 无论从个人革命经历，还是在个性特征上，他和景乐亭的差别很大。在对待景乐亭事件上，崔石泉持不排斥或者说坚决主张持严肃处理的态度。在景乐亭进入苏联境内后不久，七军的一些领导人就在大别拉炕讨论决定，由崔石泉暂任代理军长，并对部队进行了缩编。这一点似乎与赵尚志当年进入苏联不久，李兆麟就以反 “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倾向斗争为名对其进行攻击的行径颇有几分神似，很有几分机会主义的味道。

　　至于郑鲁岩和景乐亭，对立关系就显得更为明显，双方水火不容，互不相让。郑鲁岩1934年底加入饶河游击队，兼任饶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36年3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同年9月兼任下江特委宣传部长。1937年11月任东北抗联第七军政治部主任兼下江特委书记，1938年9月以派争和不服从领导为借口，擅自处死七军高级干部毕玉民，被组织处分。1939年3月，调任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兼吉东省委秘书处第三出版部主任。10月23日在虎林土顶子密营被日军讨伐队俘虏，随即叛变。对于郑鲁岩这个人，下江三人团书记季青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道，王效明说他是过去七军派争时期钻空子发展起来的，对人总是一套着数，若即若离，他做的丑事很多。什么工作都不做，只是那块工作好往哪凑。1939年4月下旬一天，郑鲁岩公开和一位有夫之妇赵桂顺同居，被景乐亭发现，当场就把赵桂顺枪毙，并将郑鲁岩予以逮捕。在他与景乐亭的权力争夺上，明显处于下风。

　　景乐亭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利用组织同志，用非组织的方法，逮捕郑鲁岩。”在解决内部问题上方式上不当，受到下江三人团的指责，认为其“分裂性并未完全消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景乐亭其人的性格特点：一是权力欲望强烈。《松坡关于景乐亭的历史材料》记载，1934年，景乐亭当日本的武装警察队的副队长，因与正队长争权，他两人同在日本机关被审，结果没有斗胜正队长，被正队长驱逐出队，也没坐牢被押。他在虎林、饶河等地来往走了几个月，在饶河参加了（四军）第二师。二是胆小心狠。（王效明评价）在处理郑鲁岩一事，景乐亭用非组织方式解决组织问题。一方面，说明郑鲁岩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说明景乐亭处事果断。下江三人团书记季青在回忆录中回忆道，王效明说景乐亭这个人特点是单小心狠，能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没有什么特长和技能，就是因为在队伍时间长，各方面情况熟悉，能应付过去，使你看不出什么毛病。从他日常流露出的言词看，对郑鲁岩有看法。这种看法是过去七军“派争”时期产生的，已经根深蒂固。

　　景乐亭在1938年11月被推选为七军军长，是未经二路军批准，由七军内部擅自决定的。是有具体原因的。1938年8月，抗联七军根据吉东省委指示，把部队编入第二路军，接受二路军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同月，吉东省委决定由鲍林、王效明、季青三人组成下江三人团，具体领导下江地区的二路军所辖各抗联部队。1938年，由于日伪军大量兵力长期围剿，压缩游击区，破坏根据地，部队给养相当不足，加之内部收编山林队大量叛逃，七军面临严重考验。11月13日，景乐亭和郑鲁岩在大别拉炕主持召开下江党扩大会议。会议未经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指挥部的批准，撤销了鲍林的下江特委书记职务，任命其为七军三师政治部主任；解除了崔石泉（即日后的朝鲜副首相崔庸健）的七军代理军长职务，保留军参谋长职务；决定由景乐亭担任七军军长。并决定组织七军军党特别委员会，由金品三任特委书记，郑鲁岩和崔石泉任常委委员，景乐亭、何可人、刘廷仲、黄太浩任执委。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七军部分主要领导忽略政治思想工作，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损害内部团结，为内部已经长期存在的不和谐关系再次撕开严重裂痕。1939年初，吉东省委把王效明、彭施鲁等直接派到七军，充实领导力量。3月，王效明接替郑鲁岩（1939年10月23日在虎林土顶子密营被日军讨伐队俘虏，随即叛变），被任命为七军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9年3月5日至6日，吉东省委下江三人团书记季青在虎林土顶子主持召开了七军党特委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人团的季青、鲍林、王效明，七军党特委常委崔石泉、金品三和景乐亭，郑鲁岩列席。这次会议首先检查批评了1938年11月召开的下江党扩大会议的错误；其次，检查了一年多来的工作和个别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再次，决定建立七军特委，调整了七军的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景乐亭任代理军长，崔石泉任军参谋长，王效明任代理军政治部主任。崔石泉任七军党特委书记，王效明、景乐亭任常委，李一平、鲍林、何可人、郝永贵任执委。在这次会议上，撤销了郑鲁岩的军政治部主任职务，调任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兼吉东省委秘书处第三出版部主任。会议决定，追任鲍林任七军三师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纠正了七军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整顿了队伍，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在七军的领导层也有较大人事变动，将景乐亭由七军军长改为代理七军军长，将此前被景乐亭取消职务的前七军代理军长崔石泉重新任命为七军党特委书记，并撤销了郑鲁岩的职务。这样就在七军的领导层上达成了一定的平衡，暂时调解了各方的矛盾，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各方的心结，为今后景乐亭被错误杀害埋下了隐患。

也许得不了很多的花，但是这个内容是实打实的

第一段话好像表示景乐亭从31年到34年，一直担任抗日武装的一旅一营营长；而第二段话有说，34年的时候他还当过日本的武装警察队的副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他叛变过？

这副官升师长也太快了吧。

1、景乐亭1934年在攻打完虎林县城后,没有随高玉山等退往苏联,就一直在虎林、饶河等地隐居。后被人介绍，当的警察队副队长。

特务队1933年4月21日改编为饶河工农义勇军，并在1933年6月与东北国民救国军联合，改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与景乐亭所率领的一营同属于第一旅。景乐亭在此时与后来成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4年2月3日由特务营改编而成）的大队长李学福熟识。1934年1月28日攻打虎林失利后，一旅一营已经溃散。景乐亭经人介绍，才当的警察队副队长。

2、景乐亭1936年3月任职是抗联四军二师的副官，不久提升为副官长，级别不低。由于抗联七军就是从抗联四军二师分出去的，也可以说四军二师就是后来的抗联七军。二师的师长级干部都当上军级干部了，所以后来景乐亭当上七军三师的师长应该不算升的太快。 况且七军三师实际上是由收编的山林队组成，不是七军的基干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