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1) -- 内燃机车
受父亲之托把他的回忆文章放上来。都是一些凡人小事。拜托大家。
1 张家滩和解放桥
四川,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巢穴。解放四川,谁都预料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可解放川东垫江的过程,却是金鸡高唱,和平接管。
记得解放前夕,县城路过了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服装、军容、装备都整齐,并不扰民,来去匆匆。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迷惘、惊奇。
一天,我去南街郭世富家玩,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客人,他是谁?一位军官。从哪来?就是从刚过路的部队中开小差的。可见,国民党部队军心涣散,到了何种程度!
解放军进城后,在庆祝晚会上,我们学校的教师好奇地问一位战士:“这次,你们打了几仗?”战士笑着回答:“国民党军队跑得太快了,我们追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这不像打仗,好象是在赛跑。我们走得太累了!”那时,不通公路,就比赛两条腿谁迈得快。
12月7日下午4点左右,垫江县城的上空,天色碧蓝,冬水田映着枯树的倒影,碧波荡漾。胡启恒带着几位地下党的同志,行色匆匆,赶到了南郊张家滩桥头。此时,解放军的一位指导员正拿着望远镜在查看地形,胡启恒赶上一步,连称:“同志们辛苦了!”并且向他介绍了情况,说明地下党已经把劝降的工作做好了,县长正率领旧政府官员在育婴堂附近,等候解放军入城接收。接着,解放军整队进城,沿途老百姓敲锣打鼓,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群众情绪热烈,盛况空前。晚上,热情高涨的群众,又在城北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同时收缴了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全部武器。垫江就这样和平解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纪念垫江和平解放的时刻,“张家滩”从此改名为“解放桥”。
我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把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鞭炮,燃放庆祝。可今天,这是庆祝解放呀!我们渴望已久的“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的美好前景,不久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改天换地的胜利喜悦,我们该如何庆祝呢?
我灵机一动,发动一些学生砍树枝,堆得老高。晚上,我们在球场当中,点起篝火,火光把夜空照得通红,同学们围成圆圈,又唱又跳。记得我临时编了个迎解放的歌,音乐老师谭自燮谱了曲,高亢的歌声,从古老的保和寨上,传向了四面八方。
第二天早上,全城所有的机关领导和相关人员,在简易师范学校开会,听入城解放军领导作报告。这天,人早早就到齐了,黑压压的一片,连那些抽大烟、睡懒觉的官绅,都提前到达,会场严肃、宁静,一个穿着旧灰布军装、腰间挂着手枪、瘦瘦的军人,上台讲话。他主要讲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部队目下的任务,主要是追剿逃窜的蒋匪帮,县里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治安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主任委员李学民(地下党员),委员中除胡启恒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是县里军、学、商界的非党知名人士。他把名单念完后,就散会,部队随即开拔,离开了垫江。
李学民,当时听说他在新民乡以挖煤作掩护,他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交通局长的徐坚同志,他兼任我所在单位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办公室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这个老革命,他到延安前参加地下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李学民(原名李英才)。为一些历史问题,徐坚在文革中很受了点冲击,西南局还开过全体大会斗他,这说明李学民曾经是个老资格的地下党员。李学民这个主任只当了几天,就调到万县(现万州)去了,由徐树人接任,直到12月19日西南服务团的人员到来为止。
12月12日,新华日报报道:“……另部解放军于7日解放垫江,国民党县长率部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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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来是你
胡启恒和刘德彬关系好,德彬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启恒倾向革命,受德彬影响较大。我和德彬是小学、初中同班同学,大学阶段一块办《桂溪风》,关系很好。相互的思想倾向,知根知底。
解放前,有个晚上,县城的一间小屋里,灯光昏暗,拥挤着坐了七、八个年轻人,神情严肃、紧张、神秘。干啥?新青社为新入社的几个同志,举行宣誓仪式。会议由胡启恒介绍我的情况,举手、念誓词,经过这些程序,仪式完成了。
这次入社,我有点高兴。为什么?因我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时,心里有个结,没有组织,光有理想,不踏实,这回了却了宿愿。
启恒给我讲,中心县委的指示是:“保护城乡,配合接管。”要作好县里军政上层人员的策反劝降工作。
11月下旬的一天,县国大代表谭叔愚在家召开“应变会议”。谭家住南街,穿过一条种有翠竹的小巷,便进到客厅。开会的人,有20多位,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克勤来得较早,他一身军装,斜挂皮带,脚穿长统皮靴。先到的人相互寒喧,烟雾缭绕,噪声一片。闵克勤把专署驻垫江保安大队长谭道禄喊到一边,问他应变办法,谭说:“我和军统谍报组长邓乐群商量过,先把部队拉到新民乡,解放军来,打烂了,上西山!……”闵说:“好呀!那我们也把队伍拉出去。”……顽固分子想要顽抗到底,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地下党派新青社员潘本立,以县大专同学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以后,讨论的焦点是“打”、还是“跑”。在这种关键时刻,参加会议的人,还真想听听年轻人的意见。潘本立说:“能不能不打不跑,找出一个稳住社会,保住家乡的办法。”闵克勤紧接着亮出了底牌:“谁能让共产党出来和我们当面谈,我们不跑不打,他们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情报反馈回来后,特支书记徐树人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只有主动出击,才能作好争取工作。谁出面?启恒说:“我在县城时间长,三教九流都有来往,他们不会对我起疑心的,我去谈!”
12月1日上午,县农科所大门两旁的几棵槐树,在冷风中焦燥地摇曳,会议室里,廖县长的代表皮世德、谭叔愚的代表谭正品、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克勤、县参议员刘琢之、县农推所主任余麟章,正急切地等待着地下党的代表。当启恒走进会议室,主动同大家握手,自我介绍:“地下党派我来向大家问好!”大家都愣了,过了一会,才惊呀、高兴地大声说出这么一句:“呵!原来是你呀!真是天天见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呀!”
接着,启恒传达了二野刘、邓首长,对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不念旧恶、量才录用”的指示,大家齐声说:“好!好!”心情一下放松了下来。启恒又讲了上级对准备接管的四点指示,大意是自卫队等候整编,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护厂护校护路等等。
谈判结束后,廖县长和闵克勤把这些要求,很快拟了公文,布告全县,为保境安民、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解放初期,启恒在公安局工作,在这期间,闵克勤、谭叔愚被镇压了。他们相信启恒讲“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话,“放心”得太早了。我估计,不知道阶级斗争复杂性、残酷性的人,何只胡启恒一个。
1965年,分别15年后,我又在垫江见到启恒,这时他已调任非权力核心的县文化馆长。文化馆在县城东门禹王宫,这晚他留宿我在馆里。这次见面,言谈少了。我问他:“怎么我的几个侄儿也算‘地主’,不准上学?祖辈的账还记在孙辈头上呀?”他没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这些当权的,看不起地下党员,他们知道是谁到张家滩去接解放军的吗?”
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到过他一封信,让我帮他去找原地下党长寿中心县委副书记范硕默,证明是范接受他入党的。唉呀!天哪!想不到连他的党籍都出了问题!好在,我到省医院病房找到了范,他承认胡启恒是党员。我立刻给他回信,让他快派人来调查,我说:“范的病很重,怕来晚了,见不到人!”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我回了次垫江,胡启恒已退休多年。我说我要去看他,友人说他已老年痴呆,叫我不要去。有病,更要去看。他在家戴了顶厚厚的绒帽子,手提一个垫江特有的灰笼,他见到我时,用铜筷子拨了下灰笼的火,把灰笼递给我,让我烤手。这次,他没骂人,也没提“张家滩”。可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你能平平安安活到今天,我真为你庆幸呀!就算你为垫江和平解放立过功,用后来的观念来衡量:你把闵克勤推荐为垫江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你敌我不分;说你历史、社会关系复杂,你说得清吗?真幸运!
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不同的历史烙印。
3 我说错了
我回垫江不久,新来了位县长廖鹏飞。那年代,县政府机构小,没有副县长,只几个科,每个科二、三人,廖来时只带了个秘书,机关原班人马。按旧礼俗,县里的一些主要乡绅,要为新县长接风洗尘,因我是垫江私立安定中学校长,算个单位领导,这些宴请,我大都应邀作陪,我自然就认识了新县长。
我这人内向,不愿和人交往,更不愿和当官的人交往。可启恒让我作些上层人士的劝降工作,于是我冒然主动去见了这位县太爷。一天下课后,我走到衙门口,经过两棵大黄桷树,进去有个小客厅,十来平方米,两把木靠椅,一个小茶几,廖县长给我泡了茶,很随便地就谈开了,当谈到战备问题的时候,他很坦诚地说:“前几天退下来那么多部队,他们都抵抗不住解放军,县里哪有这个力量。”趁此机会,我就直截了当地为他当了回参谋,我说:“我和你一样,都是刚从大学毕业,来到垫江没几天,可以说没干什么事,我如果作到学校不停课,你做到保境安民,就是解放军来了,他们能说我们什么?不但没过,还有功。”我说的是实话,他可能认为我在跟他“做工作”,谈到这里,他以一种坚定的口吻表态似地说:“胡校长,你放心,我保证不跑,负责到底。”
这是谈判?是交底?反正,我懂了,告辞!
有新华社报道为证,廖县长实现了他的诺言,率部投诚。许多年后,我问廖县长的下落,听说被镇压了。
我当时说的话错了吗?我们是刚毕业呀!是没干坏事呀!响应号召,主动投诚,不是“既往不咎”吗?“县长”就是反革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要“专政”,杀无赦!
顺便讲一下潘本立,解放初很活跃的,容易犯以革命、进步自我陶醉的毛病!听说,不久,在学校教书时“犯了罪”、“劳改”、“病死”了。犯什么罪?有人信,有人不信!
4 深山出太阳
解放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歌剧《白毛女》久演不衰,风靡一时。以后还拍成电影,全国放映。
《白毛女》以它源于生活的现实题材,深刻揭露旧中国的社会矛盾,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强烈对比,大大地激发劳苦大众打破旧世界,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
这个剧本在国统区,理所当然是“禁书”。我孤陋寡闻,对这本书一无所知。刚解放,“禁书”解禁,地下党员郑华(当时失去关系,1983年恢复)马上把这本书奉献了出来,正如剧中的一句台词一样:好像深山出太阳。对于“戏剧”,我们安定中学的师生,可能都没有接触过,什么导演、演员、化装、服装、布景、道具、灯光……,我估计都是一窍不通。更不用说“歌剧”了。
我们这帮人要在县城公演歌剧《白毛女》?谁敢说这个话?反正,我没有这个能耐!
一天夜里,训育主任汪曙光,到我寝室来找我。寝室很窄,我让他坐床上,一盏油灯,半明半暗的。他说:“校长,我想排演《白毛女》!”
天哪!这点子只有他才想得出来。汪老师,穿着西服便装,留个平头,体格健壮,挺精神的。校里这些老师年轻,常常突发奇想,让我吓一大跳。我们学校设在县城制高点的保和寨上,寨上陡峭城墙的制高点又面向县城。一次,他们动员学生,把庙里的一口大钟,沿着十分险峻的台阶,抬到了全寨的最高点,每天12点时,就让工友上去撞钟,雄壮的钟声响遍全城。当时,老百姓中间有个流行语:“保和寨的钟响了啊!快放学了!”或者说:“该煮饭了!”
我说:“我们哪有演歌剧的条件啊?”
他说:“你莫管,我来办。”这种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精神,我哪敢反对!那你就去吆喝吧!
主角白毛女,学校女老师都没有,到哪找?在西街住家有个女老师李增恕,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科毕业,现回家“避难”。同她一道回来有个女同学叫段麒麟,她虽是学体育的,可对唱歌跳舞既爱好、又有一些基本功,关于演喜儿的事,和她谈,一拍即合,她满口应承、答应了。
汪曙光自告奋勇演杨白劳、余文理演黄世仁,……反正,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合味口的,都拉进了剧组。
学校食堂成了排练场,还邀请了梅亚松老师来负责音乐,风琴、二胡、口琴,有什么奏得响的都弄来,咿咿呀呀,闹个不停。排练晚了,李增恕、段麒麟就干脆住在学校,不下山了。
经过十多天的排练,在西街龙王庙真的演出了,当然轰动城乡。演了相当一段时间,来看演出的人很多。演得好不好?老实说,我不知道。汪老师分配我的任务是管景片,我长时间在后台,组织一批同学,把景片编上号,两个同学负责一张,坚守岗位。前一场演完了,下一场很快就换上。我还演了一个角色,就是斗争黄世仁时,我扮演了个领导干部,出场说了几句话。戏演得咋样,我一次没看,不好评说。不过,我学会了《白毛女》剧中的很多歌,什么“北风吹,雪花飘……”现在还能哼几句!
演出的时候,西南服务团来了,县政府正式成立,县委的政委和政府的县长,都来看了我们的演出。我们为学校增了光吧?
这次演出,不管好坏,总算在垫江戏剧演出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次完整地演出了大型歌剧;第一次演出了以解放区为背景题材的大戏;第一次在垫江舞台上歌颂了共产党,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们迎接解放巨大热情的汹涌澎湃!
以后,段麒麟回重庆建工学院读书,毕业后在西安某火电设计院当了高级工程师。“白毛女”转业了!
5 归队
《白毛女》公演完后,妻在华西大学“寄读”已完成学业,正在重庆七星岗市民医院实习,我匆匆忙忙就去了重庆。
怎么个匆忙?现在说起来可能你不信。
我没有和董事长打招呼!没有找教师开个什么会!没有找教务主任问问学校经费收支情况!临走时,我也没回学校拿一分钱!这个学校好像和我这校长没半点关系似的。我只是和教务主任熊大象说了一声:“我走了哈!”
我糊涂、我歉疚!我对不起我聘请的这些老师们!
我到重庆不久,接到胡启恒的信。他说:“县里已报请川东区党委批准,任命你为垫江中学校长,希望你马上回来到职。”他后来又来信催我,让我尽快回去。
我怎么想的?解放前,我回去当校长,可以帮助解决一些老同学的就业问题。现在想什么?如今是新社会,我学土木工程的,我应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当时看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描写那些共青团员战天斗地的情景,让人十分向往。所以,我当即给启恒回了信,我不回去,决定“归队”。
在县里,县立垫江中学是一个完全中学,校长可能有个什么级别,总算个小官。我不懂什么级,成渝铁路开工,我到资中工务段当了名学习技术员。
我这决定,自认很革命,豪情满怀,却给私立安定中学的老师们,带来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幸好,不久,他们大都到重庆等地,顺利找到了新的岗位。熊大象任重庆某中学校长、熊维熙任重庆14中教师、余文理和谭自燮去了荣军学校、易权经到湖南某矿当工程师,刘德钦继续上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熊维熙在重庆14中学任数学教研组长,也算成个走资派,被打得爬回家,来成都避难时,到我家作客,谈到安中往事,他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说法!
我家住铁路新村,午饭后,在朝南一间小屋喝茶,都坐在床沿上,他个儿小,细声细语,大发高论。他说:“你要不走,比如训育主任汪曙光是蒋经国办的中央干部学校的学员,上校军官,台湾蒋政权的某些高官是他的老师或同学,在镇反运动中,在迷信暴力的年代,这后果你能说得清吗?走出来了,大城市、大单位,政策掌握好一些,汪曙光后来不还成了统战对象吗?”
我再道歉,我说:“几十年来,我没听见哪位教师怨我,真对不起!”
维熙说:“你说得不对!现在看,你帮了我们大忙。”
有道理!前不久,垫江老乡易权度从涪陵来成都,到家中看我,谈起往事,他说:“我在垫江和你的学生易伯康等闲谈时,他们讲,幸好胡校长走得早,要留下来,说不定也活不到今天啊!”
6 内控叛徒
我介绍傅伯雍,主要是想对比一下,假如我留下来当垫江中学校长,可能会是什么下场!
傅伯雍和我小学、中学同学,光华大学毕业,垫江女中教师,地下党员,“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大屠杀的幸存者。
垫江女中特支,上级指示作为重庆和游击区的转运站,曾送去一些同志和枪支弹药等物资。1948年10月的一天,大竹县山后区党委派党员干部游中相来垫江联系工作,当晚在北门外张家塆被捕,特务凶神恶煞地把游捆起,从身上搜出个日记本,本子上记有傅伯雍、盛国玉、陈鼎华三人的名字。因此,特务先后抓了他们三人,投入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27日晚,漆黑的夜空飘着细雨,在急促的竹梆声中,几辆大卡车满载着特务,开进了渣滓洞炭坪。特务李福祥、余相北,拿着手电、钥匙,把200多个难友,全部集中在楼下8间牢房,8支冲锋枪对着8个牢房窗口,疯狂扫射。然后,特务把牢房打开,见着没死的,补枪。再关上牢门,堆起干柴,泼上汽油,纵火,牢房一片火海。当时,因特务极端恐慌,没了电灯,几十个幸存者,掰开牢门,冲出牢房。站在远处瞭望的特务,看见有人跑出来,立即端起冲锋枪扫射,冲出来的人也牺牲了大部份。
傅伯雍呢?牢房附近有个水磨,平时看守曾押着他来磨房碾过米,傅伯雍冲出来后,就机警地钻进了米房,和另一个难友,撬开了一块木地板,下到小溪沟里躲起来,没被特务发现。那些躲进厕所的,通通被枪杀了。天亮后,两位难友,沿着小溪,爬上了歌乐山。冬天很凉,穿着囚衣,晓风吹来,全身战栗。两位难友这份光景,觉着为了躲避敌人耳目,还是分开行动好。生死患难相共,前途吉凶未卜,便将一把随身带的木梳,折成两截,各拿一半,留作纪念。
仅隔两天,重庆解放,傅伯雍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以后,自愿要求回垫江,报效乡里,任县教育科长。谁料,1956年,垫江开展了一场党内肃反斗争,转眼之间他被定性为“内控叛徒”,全家株连。
有证据吗?有,三条。
一、“中美合作所”是军统头子戴笠直接掌控,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这样严厉监控的集体屠杀,不是因你叛变,特务故意放你,你能跑得出来吗?二、傅、盛、陈三人被捕时间有先有后,一定是傅供了盛国玉后,抓盛,盛供了陈鼎华后,抓陈。三、所谓游中相身上的日记本,没有着落,纯属编造的谎言。
对这个结论,傅伯雍不服,申诉了廿多年,材料几大堆。他认为这些“推理”,通通站不住脚。垫江女中那些党员,一个没被出卖,唯独盛这个农村妇女群众被出卖了,有啥道理?火烧牢房,一下冲出来几十个,既然这些都是特务故意要释放的人,为什么大多数后来又被枪杀了?要放“叛徒”出来做内奸,为什么要集体放?不悄悄放?游中相的笔记本,被特务搜走了,自己怎么可能去找回来呢?那年月,申诉等于翻案,翻案必须加罪,昔日的脱险“英雄”,现在变成罪人。
打倒四人帮后,全国掀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从1979年开始,经过县委组织两年的调查,游中相的日记本,在敌人档案中查到了,傅伯雍的“内控叛徒”问题,才有幸得以平反,重新定了个干部22级。为这事抱不平,刘德彬写信给省委统战部长黄启璪,黄将信转给省委组织部领导,特批改定18级。让他再享受一次大学毕业生的待遇。
我有傅伯雍的政治资本吗?他尚且这样,我能更好吗?如果现在让我猜,我会毫不犹豫地猜个“上上签”:“挨”定了!
7 第二次救我
妻属于不和人争高低,不惹事生非,安份听话那种知识分子;对病人,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的那种医生。她生前,我从没想到,她曾经多次救过我的命,是这些年才忽然意识到的。
解放前夕,要不是她托友人给我送来两张回四川的船票,我肯定留在南京。我离校后,我的垫中同班同学董俊松,是学生运动中“四一大血案”时的总指挥,南京解放后是学校校务委员。我不回四川,完全有可能和他一块参加西南服务团,可能一块分到云南江川,在江川和他一块去的几个同学,都在征粮中被土匪杀害了。
我把这看成是她“第一次救我”,是言过其实,还是言之成理?
我前面讲,要不因为妻在重庆实习,我决不会那么匆忙去重庆,决不敢抛弃那么多老师,更不敢“对抗组织”,拒绝到垫中任职。如果去了,后果呢?上一节讲了傅伯雍,这里再对比讲一下盛国玉。
盛国玉的丈夫叫余梓成,是地下党员,但她并不知道。只是因为游中相那个日记本上记有盛国玉的名字,她糊里糊涂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关在第二女牢房,和江姐、邓惠中、胡启芬等关在一起。当她被关在重庆长官公署二处时,曾见到了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杨还告诉她:“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她觉得很荣幸。
大屠杀时,盛国玉的床正对牢门窗口,冲锋枪扫射时,真是奇迹,竟没有打中她。特务进屋来补枪,用枪托打了她几下,她没有动,特务认为她早死了。特务出去后,屋里还有胡芳玉活着,胡芳玉听见她床响,叫她起来,喊她:“快走啊!”在门外的特务,听见屋里有响动,从窗口对着胡开了一枪,胡死了。以后,盛国玉不敢乱动,直到火烧得大了,屋顶都快塌了的时候,她觉得熬不住了,心想,与其烧死还不如象胡芳玉那样被枪打死好受些,于是她鼓足全身的劲,跳过门口的两堆大火,闭着眼睛,纵身跳下一米来高的台阶,跳到了院坝里。她原以为特务马上会向她开枪,想不到等了一会,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特务已经撤了。她跑到离八室不远的厕所,躲在尿槽里,直到天亮,老乡进来把她救了出去,躲到重庆解放。
在那次党内肃反斗争中,傅伯雍定性为“内控叛徒”,盛国玉呢?既然认定陈鼎华是她出卖的,陈已在大屠杀中牺牲了,盛国玉该定个什么罪、戴个什么帽子呢?她不是党员,不能定“叛徒”,那些人想来想去,终于给她找来一顶似是而非的大帽子:“坏分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盛国玉“坏分子”的帽子,戴到什么时候才摘了呢?她和傅伯雍同案,傅1980年摘帽,盛也是拖到1980年,才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不过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好年华已逝。那些年,没有补偿政策,让你回去仍然当个小学教师,已经对你够宽大了吧!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个主题歌,其中有句歌词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盛国玉连她丈夫是共产党,她都不知道,她怎么可能去出卖陈鼎华呢?那些高明的福尔摩斯,他们的“推理”水平怎么就那么低呢?除了明知故犯,你找不出任何解释。
用这两个人的生动例子对比,是不是可以这么假设:我如果留在垫江当校长,会戴上什么帽子呢?可以说你和地主阶级划不清界线,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吧?如果老师中有人出了问题,可以说你是包庇反革命吧?在“三、五反运动”中,你两任校长还不当“老虎”,谁来当?旧知识分子翘尾巴,你看不起、打击排斥工农干部,对吧?反正,无论定你个什么罪都可以,革命的需要,运动一来,凑百分比也得把你凑进去?当然,这是“推理”假设。
妻这“第二次救我”,总不能算我找话来说吧!那么严肃、沉重的事,哪敢戏言?
8 幼稚的狂欢
我从垫江起程到重庆时,向新青社员龚开基的叔叔龚泽普,要了一套黑布棉衣穿上,心想我从外表也要打扮成一个革命者。
到达重庆后,我住在同乡兼私塾同学聂诗言家。早上,我去找老妻实习的市民医院,从七星岗上去要走一段上坡,才到医院。到了门诊部,看见妻穿着白大褂,还是戴着那付近视眼镜。见我去了,她急忙介绍蒋主任,还有赵皿等两位中大实习同学。她端了个凳子,让我等一会。我看见她忙里忙外,喊病人、拿器械、问病史,还像个大夫的样子。
挨到下班,她拉着我一块到门诊部后边的食堂吃饭,八个人一桌,坐满就吃。饭后,爬了一段很陡的梯坎,才上到她们的单身宿舍,她住在最外边靠左的一间,两张单人床,一个条桌,两把木靠椅。那个年月,这条件很不错。
妻曾经告诉过我,她读书时寒暑假回家,总要把学校里的事,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向父亲讲个够。今天好容易有个机会,她把重庆解放的经过,急忙给我讲。细节我忘了,我只记得她说:开始听说国民党特务开过会,要把重庆的桥梁、仓库、渡口……通通破坏,才撤退;有的又说:杨森逃走时,要纵火烧城,医院呢,当然也是干扰破坏的重点。大家紧张极了,逢人就打探消息:“怎么样,解放军离重庆还有多远?”巴不得他们跑快点。大家焦躁地等了两天,传来消息,杨森跑了,解放军过江了。重庆悄悄地迎来了解放。
一会,同寝室的贺启芬回来了。贺大夫万县医专毕业,地下党员,画了点淡妆,容光焕发,青春美丽。贺是妇产科大夫,解放后曾奉派到苏联留学。听说,回国后,在一次生小孩时,难产,死了!还真是医生医不了自己的病,一个妇产科大夫竟死于难产。不过幸好,她没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被戴上“苏修特务”、“反动权威”的帽子。这都是后话了。
那年月,在国统区的年轻人,只要信仰相近,真是毫无顾忌,无话不讲,口头语:“都解放了,还不该狂欢几天。”当贺大夫听说我是垫江人时,她马上问我认不认识刘德彬?我说是老同学、好朋友,原来贺大夫和刘德彬在万县医专同过学,一下距离更拉近了,她说:昨天刘德彬还来看过我哩!
谈起刘德彬,妻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很得意地考问我:“解放后第一批进中美合作所的人员是谁?”我咋知道。她大声宣布:“是我,我是第一批进去消毒的。”可一会她又改口了:“不对,我不是第一批进去的,中大医学院同学陈梓璋,她的爱人郭崇学在大屠杀中牺牲了,重庆解放后,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进去找郭崇学,她比我还早!”
由“中美合作所”,贺大夫又讲起了杨汉秀,杨和贺有过工作关系,她说:杨汉秀从延安奉派回来,作她伯父杨森的劝降工作,听说提了三个条件:起义投降、保境安民、活捉蒋介石。这前两条好说,这第三条杨森碍难。没法,杨森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只好牺牲杨汉秀,解放前夕,她被“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勒死在歌乐山荒郊。现在看,杨汉秀死了是烈士,英名长存;活着呢?
妻生怕我不知道新闻,她一边用小刀切广柑,一边接着贺大夫的话,给我讲:“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不是十一月廿七日开始的,早就断断续续杀了一批囚徒,只是解放军来得快,急了,才集体大屠杀的。”她还描绘,她们进去收集了很多血衣,用大锅煮沸消毒后,树枝上到处都挂起血衣。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去医院。有一次,我们还约了中大的一批女同学,在上清寺聚興城银行黄启愚婶婶家聚会,七手八脚,一边弄吃的,一边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咳嗬!咳嗬!非常兴奋,非常起劲,算得上“狂欢”!后来,妻责怪我,大家都在干活,就你不动手,好意思?我说:“我唱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只顾高兴。黄启愚当年抗日爱国,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过“青年军”,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启愚,这是当初天真的你绝想不到的吧?
我和妻一块,还到一个有名的剧场,看过话剧《血泪仇》。阶级教育嘛,反动的剥削阶级欺压劳苦人民,使我们更坚定了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
狂欢归狂欢,小知识分子难免也有牢骚,在回来的路上,妻不满她们医院的军代表,向我唠叨了几句:“他念文件都念不通,一开腔就是你们要好好改造,简直以征服者自居。”
我后来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找到了刘德彬,他还是用当年老朋友的规矩,留我在他那里住几天,他们那时是揭露蒋匪帮罪行的活教材,人们把他们当英雄,享受“中灶”待遇。他还不懂得得什么叫政治审查,只是为等到了“天亮”高兴,一心要记住死去难友们的嘱托,跟着党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成天忙着筹备烈士追悼大会,研究烈士名单,编写《如此中美合作所》纪念册。他给我讲了在渣滓洞监狱一些受刑的故事,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老虎凳”。
我和妻受传统观念影响,对大学文凭是十分看重的,妻担心在市民医院的实习成绩,学校不承认,决定再回南京。谈到学历,这里讲个故事,老妻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个老同志,还有个营养师是个大学毕业生。两个退休后,碰在一块闲聊当年的事。营养师埋怨人事干事说:“我当年大学毕业,你把我和一般没学历人一样‘打整’,都弄个助理干事,这公平吗?”人事干事把嘴噘得老高,很不服气,她说:“我那时又不懂大学毕业生,该定哪一级,反正,来的都是助理干事!”从老区来的干部一般只重视什么出身、那年参加革命,是连级、营级、还是团级,哪管你什么大学本科、专科、几年制学制,有没有文凭?妻争取再回南京是怕拿不到文凭,可这一辈子也没人问过她一次文凭的事。那些年,什么大学毕业?人人都是革命大学毕业,什么工作都能干。“外行领导内行”,天经地义!
不久,我通过聂诗言找到他跑上海轮船的朋友,在弹子石岸边,把妻和她的同学赵皿,这两个幼稚的狂欢者,愉快地送走了。
9 四十年的愿望
我抗命不遵,要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去哪里呢?
后来,恰逢东北招聘团来重庆招聘技术人员,心想这大概可以如愿以偿了吧!东北,太远!干什么?不知道。心里七上八下。
这时,听说要修成渝铁路。我去沙坪坝见到徐光华、李盛琼两位老师。李老师说:修成渝铁路,好呀,建设家乡嘛!徐光华老师也认为合适,他帮助出主意:“听说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四川修的第一条铁路,占了两个第一啊!我有个朋友叫陈祖闛,就在成渝铁路工作,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打听打听。”
另外,我还听同学说:四川闹修铁路,闹了四十年,旧中国一寸钢轨没见着,解放了好呀,马上动工修建。啊,原来这是四川老百姓四十年的愿望呀!难怪,后来我听他们唱有关成渝铁路的歌,其中有一句就是:“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款又拉夫……”
拿着徐老师的信,我往城里去找陈祖闛。我是中午去的,他宿舍在嘉陵新村附近,从两路口上去,要爬很陡、很长的一段台阶,才到了他的住处。我敲开门,一个身穿长衫,高高瘦削的中年人,很和气的接待了我,他看了徐老师的信,他说:“想来修成渝铁路,好呀,欢迎呀!现在成渝铁路正在招聘人员,你拿着结业证书,来局里报名就是。”
接着,他以一个长辈关心晚辈的口气,给我讲了成渝铁路一些历史故事。他说:“修这条铁路可不简单,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和这有直接关系呀!”
这怎么和辛亥革命拉上关系了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他们主要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夺取在中国的筑路权。如象法国要求修滇越铁路,英国要求修滇缅铁路,德国要求修胶济铁路,俄国要求修东清铁路……。成渝铁路是川汉铁路的一部份,当时就有英、法、美、俄、德五国要争夺这条路的筑路权,为了“保主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争取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我国自己在四川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开始叫“官办”,后改为“商办”。修铁路的资金从哪里来?虽然名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租股”,就是按土地实收粮食的百分之三缴纳“股”金,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摊派,或者说是变相的税收。这部份股金约占到全部股金的80%。这就是说,修铁路的实际股东是全四川的老百姓。
强制摊派老百姓拿钱修铁路,这叫爱国,也还说得过去。谁想到,川汉路在1909年12月开工,到1911年5月,清政府就宣布“干路国有”,这实质是要侵吞从老百姓那里收来的九百多万两白银。因此激起了民变,四川省有142个州、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赵尔丰对请愿群众实行了血腥镇压,发生了成都血案。于是各地纷纷起义,组织“保路同盟军”,多达二十多万人,全省各地罢工、罢市、罢课,声势浩大。但清政府强取豪夺之心不死,急从湖北调动两旅鄂军入川。人民群众为保住自身的股金、血汗钱,奋起反抗,带领鄂军入川的湖广总督端方,在入川的路上就被“同盟军”杀了,四川总督赵尔丰也在成都被砍头示众。
由于从湖北调兵入川,当地军力大减,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起义,一举成功,为埋葬清王朝奏响了葬歌,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曲。
如今,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里,还高高地耸立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这次保路斗争!
当我了解这些故事以后,到成渝铁路搞“建设”的决心,已不可动摇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就拿着重庆大学给我发的临时毕业证书,到成渝铁路工程局去报名。那时候,觉得解放了办事真方便,来一个、考一个,当场就考。一个什么人,给我出了几个政治题,比如:五星红旗代表什么意义?一会就完了。又换了一个屋,出来一个人,简单问了我几个技术名词。得了,当着我宣布,你被录取了!
因为成渝铁路沿线还有土匪骚扰,暂不能到工地去,领导决定我们这些新招聘的人员,先集中起来学习一段时间。
我们集中学习的地点,好像是国民党时代的九龙坡机场,所以我们单位的名称叫:“九龙坡学习大队”,大队和一中队住在飞机坝,我分配在二中队,住地和一中队相隔较远,像个学校,有大食堂、操坝,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近些。中队下边有区队,我们二中队下边好像有三个区队。我到了学习大队后才发现,我们重大土木系同班的同学,大多数都来参加学习。听介绍,一中队的学员是散居各地的“旧”人员多一些,我们二中队刚毕业的大学、中专学生多一些,好像仅三区队有些领工员、测量工。我分在一区队,区队长李孔文,我们小组八个人,四个大学生、四个中专生,在一间十来平方的小屋里,睡地铺,开会、学习都在那里。
学习前半段,是学《社会发展史》,由大队长孙连捷作辅导报告,他一讲一天,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太多了,我都认真记的。后半段,学技术,由局里派高级工程师来讲课,比如怎么注意排水,防止冲刷路基等等。
多年以后,我们当初小组的熊晫同志(后任西南交大副教授)告诉我,他在学习大队还挨过一次批判。我们的伙食是大灶,开饭时,每桌用一个洗脸盆装一盆菜,放在院坝里,饭是用大木桶蒸的,八个人围成一圈,大家在地上吃。有个礼拜六,有些同学回家去了,锅里的菜剩了一些,熊晫和几个同学要求增加点菜,和炊事员发生了点争执,后来熊晫被点名批评,说这是他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会上熊晫声明了几句,队长李孔文看他是个新学员,找他谈了次话,才把事了结,知识分子开始尝到点挨批的味道。
很巧,二区队的区队长邵善臻,是我中大土木系的同学,随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来的,他那时是供给制,要发点津贴,星期天,他拉我去下馆子,硬要帮我改善一下生活。他参加革命早一点,规矩懂得多一些,他反复提醒我:“学习会上,不要发表负面意见哈!”那时我革命热情那么高,哪能说负面的东西哟。
学习大队从三月学到六月份结束。结业时评学习模范,我光荣地被“模范”上了,奖了一条小毛巾、一个小笔记本。那年月,算重奖啊!
10 傻丫头
我到了学习大队,心安理得。第一件事,填表、写简历,建立一生中第一份个人的人事档案。暂不讲我“写自传”自己“惹事”,先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
张光婷,重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中学生,“暑期学园”学习后,分配到西南铁路工会女工部,和我同事。她一天无忧无虑,嘻嘻哈哈,每逢星期六在食堂办舞会,她拖着我这样的“老笨”,在舞池里乱转。我说我不会跳、不跳了;她不听,拖起就走,说我教你。
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不见她了。
二、三十年后的一天,我从资阳回成都,上了一趟短途列车,我发现车厢里的列车员像张光婷,她一下把我认出来了,拖着我进到她的休息室,很窄,只能坐下我们两个人。
我问:“你咋当起列车员来了?干了多少年?”我太吃惊了。
她答:“几十年了!”很平淡。
再问:“为什么?”我不平。
她答:“听真话吗?吓着你了!我是‘特嫌’!”
什么根据?
“我向党交心,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你发神经!”……
列车哐嘡、哐嘡不断地响,她从休息室出去为旅客张罗一番,回来开始说下文。
那是1951年,叫向党“交心”,写自传。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呀!他们说向党交待得越多,表示越忠诚,党就会越相信你。我实话实说,写了个毫不沾边的事。
我家在巴县元明乡,我有个“毛根朋友”叫刘光月,她家很穷,很小就在我姨妈家当保姆带娃娃,那哪是带娃娃,是小孩带小孩。1948年,我在街上偶然碰上了她,她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叫陈剑平,射洪人,经常打她。这以后,刘光月常到学校来诉苦,我没法,只好劝她说:“你小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忍了吧!”次数多了,我就说:“不让他,跟他闹。”刘光月很害怕,她说:“我不敢,他凶得很!”
因为陈剑平有时要来学校接刘光月,我们见过面。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寄来的一封信,心里直跳,以为是他看上我这女学生了。打开信一看,里边有一张表,我看不懂,怕极了,我几下就把信撕了。从此,我主动和刘光月一家中断了联系。
火车要过隧道了,她赶快去开灯、关灯,回来,我听她再往下讲。
1953年,审干,组织部门告诉我,说陈剑平是特务,已镇压了。这样,我成了“特嫌”。
1954年,我被“清洗”出工会,去搞成人教育,教夜校。我觉得太闲,主动要求教小学,在宁夏街一小,我教的班级,小学升初中的成绩,在几个铁路小学中,名列前茅,成绩还可以。
1964年,下放我到房建段劳动,理由说我是“三门干部”。这时才有人悄悄告诉我,说我这“特嫌分子”,怎么能教育好下一代?我当工人,踩泥巴、编墙、抬水泥、运砖……啥都干,天天死心踏地在“改造”。1966年铁二局把我移交给铁路局,甩在离成都家里比较远的一个车站,我最小的孩子才五岁,怎么办?没法,我去找领导求情,我自己要求当列车员!领导开恩,大笔一勾,换到客运段,一直干到今天。”
我知道她已用不着安慰了!我问她,你跑过哪些线路?她说:“成铁局管的都跑过,现在老了,领导照顾我,让我跑短途。”
这些年,我有时见着她,已恢复当年活蹦乱跳的本色,情绪很好。只听说有一段时间生过重病。老了,我闲得无聊,想起这件往事,给她打了个电话,不讲客套,拿起电话就问:“你自己戴的那顶帽子摘了没有?”
“摘了!”
她说:拖到1979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我实在想不通,就去找领导,要求把我为什么是“特嫌”的事说清楚。
我这事,人家早已忘了。我这一闹,才把我人事档案翻出来看。办案的人后来给我讲,他气得一脚把这鬼把戏“翻”了,我才“归队”、回工会。办案人还笑话了我一句:“当年你这个傻丫头,谁叫你乱写呀?”我心里怪不是滋味!“不过,同志哥,我现在已经懂事,这句话只是我心里想的,人面前不得说。”
这建立个人“人事档案”的事,我原来以为是学苏联、“一边倒”。现在才知道,这也是我们有特色的发明。
11 军民共建
早在1936年,国民党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到1949年解放,14年间,共修建桥、隧、土石方工程约占总量的14%。
建国后,修铁路,都是铁道部领导。成渝铁路不是!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赵健民到中央请示修路时,中央决定:“西南铁路暂定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技术业务由铁道部指导。”修路的指导方针是:“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才,修好铁路。”
现在的工程局,有庞大的施工队伍,若干个工程处,工人有时多达几十万。那时,工程局下边只设:九龙坡、油溪、永川、荣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成都等九个工务段,简称“总段”,下设分段、支段,只管几百个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关系暂属西南军政委员会。
刚解放不久,为什么就决定修成渝铁路?因为这一决策,不仅可以带动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繁荣,安置城乡失业大军,还可留住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避免外流。老成渝、川黔、湘黔、中国桥梁公司……等单位,确留下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高级工程师,为后来完善旧线设计,提高质量,消除隐患,使线路完全符合铁路二级干线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渝铁路工程局,解放不久改名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6月改名西南铁路工程局。再后,因承担的任务不一定限于西南,又改称铁道部第二铁路工程局,简称“铁二局”。后又改为贵阳铁路局。现在叫中国中铁二局集团公司。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举行正式开工典礼,邓小平政委致词,他讲了重要意义,希望少花钱、办好事,希望军工尊重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尊重群众意见。……
成渝铁路的施工队伍从哪里来?当时叫“军工筑路”。西南军区直属部队、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军区,各成立一个军工总队,每个总队四千到八千人不等,加上民工和失业工人,统称“两万军工带领十万民工修路”,这支队伍属西南军区管辖。
当时军工带民工,主要担任土石方工程。一些桥梁、隧道任务,另由工务段发包给包商承担。
这两个系统怎么统一领导呢?新成立一个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任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西南铁路工程局长赵健民任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军工和工务段铁路职工的一切工作。
军工筑路到了1950年10月,因抗美援朝另有任务,除留下少数干部,继续带领民工,各总队都陆续归还建制。到了1951年2月,又调来七千多“工兵部队”,参加修路,干了近一年,1952年1月回归建制。
军工总队回去后,1950年11月,西南工程委员会下边另设民工指挥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各设区指挥部,以下辖支队、大队、中队。
1951年3月,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开始筹建专业施工队伍,在民工中选拔优秀骨干,于6月成立工程总队,留下军队干部四百四十多人,担任各级领导。这批民工,开始是临时工待遇,以后逐步转为铁路正式职工。经过一段时期培养,这些从事土石方作业的工人,陆续转为修建桥梁、隧道,掌握施工机械的骨干,开始有了专业的筑路队伍。
对于包商那一部份人员,资中工务段首先把包工队改为自办工程队,由段上直接领导。后全局推广,专业队伍逐步扩大。慢慢演变成了工程局现在这种模式。
这个演变过程,可能早被人遗忘!现在,我特意提一下,作为史料记载在这里。
12 凉风坳风光
随着成渝铁路开工号角的吹响,我们学习大队的学员陆续“奔”赴工地。这里用“奔”字,是我们把工地当圣地一样向往!
从重庆出发,几辆大货车同行。因沿线还有土匪骚扰,第一辆车,是一个排解放军,护送我们去工地的,车前边还架了挺机枪。这说明,修路是在社会秩序还没完全恢复的条件下动工的。
车队可能载有五、六十个人,分配到沿线各个段的都有。大都互不相识,人和行李混装,分不清什么等级高低,没有软席、硬席的区别,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
老成渝公路,路况很糟。司机哪是开车?像跳摇摆舞,刚躲过一个坑,接着又是一个,实在躲不过了,车子猛烈颠簸一下,全车人东倒西歪!停车休息时,我看见人群中有个人像陈祖闛,入路前我找过他一回,在学习大队听过他一次讲课。不知道他这次分配到哪里?一会,匆匆忙忙,上车赶路。我没过去和他打招呼!
车队过内江,有个穿解放军装的中年人,有人来接他,喊他韦总段长。同路,算是有缘,见识了个“高管”。第二天中午到资中,车停在资中工务段门口,段上的人拥出来迎接,想不到陈祖闛也在这里下车。有人争着给他提行李,还听见有人喊他:“陈总段长,总算把你盼来了!”原来我俩分配在一个单位,他还是我的总段长!
在总段休息了一天,四处看了看,听了听。我忽然下意识里冒出一个问号:“我可能是陈老总要来的吧?”总段机关在资中水南街,隔条沱江,对面就是县城。这条街,老长,有资中糖厂,还有岭南中学,是个区?是个镇?说不清。机关所在地是个大宅院,前门临街,后边笔直悬岩、紧靠沱江,院里房子很多,宽敞高大,全段人员办公,连家属宿舍都在这里。后边依地形、沿台阶修建了花园,称得上曲径通幽。几十年后,我去寻过旧,这里已成为县委机关。可以想象,这院落多气派。我了解到:资中工务段管辖六十公里线路,下边有四个分段,17分段在银山镇;18分段在水南街,和总段面对面;19分段在归德乡;20分段在雷姑坪。分段下边一般有三个支段。分段、支段都只有五、六个人,总段有十多个人。工作人数“极小”,承担的任务数“极大”,仅一年多时间,胜利铺轨通过资中。
可能是第三天的早上,陈总段长在他办公室和我单独交代了几句,他说:“我想把你分配到19分段凉风坳支段,那里工程大些,对你学习锻炼有好处。”同来的人,分派到其他各分段的都有。
从总段到凉风坳,得背起被盖卷走路,三十多华里,要走大半天。支段靠沱江边,河边上去有个高坡,坡上有杂树、翠竹、人家,隧道从这高坡穿过。离隧道口不远,有几间小屋,是支段办公室和宿舍。支段长谢宗贤,四十多岁,是帮工程师。那时的技术等级,正、副工程师下边是帮工程师,往下是技术员,再往下就是我这号人:“学习技术员”。支段有一个领工员沈志芳,三个测量工杨仲和、张乃其、王文华,再加上我这个“新兵”。隧道长500米,这么个小隧道,现在看是小菜一碟,当时可是成渝铁路最长的隧道,解放前这里设了个工程处,由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高级工程师主管。隧道设在直线上,导坑已打通,只剩下“挖底”和“砌拱”等任务。整个隧道都没电,用电石灯照明,出碴用土斗车,现在看,这种原始的施工方法,实在太落后了。可比起成渝线其他的隧道施工,还算先进的。就在旁边不远,有个罗汉道隧道,用桐油灯照明,用人工挑抬出碴。
我初来工地,什么都是从头学。因为包商负责施工,平时到隧道里看看工程质量,隔几天搞一次“抄平”、“放中线”,避免隧道“超挖”、“打偏”,月末收方计价,给包商发工钱。那时候,生活困难,工资很低,老百姓从十几里外赶来当临时工,一天只领一斤半蚕豆,吃都不够。军工的工资一样低,挖土方一天挖三立方米,领三斤二两米。“抄平”、“放中线”开始是谢工干,慢慢放手让我干,当你看经纬仪、水平仪时,测量工“吊悬锤”、“掌塔尺”,他喊叫“好”,你看仪器的人,马上定位,误差自然就少了。
收工回来,我有时发神经,不顾大家的疲劳,硬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教他们学唱《南泥湾》,表现我革命,得意哟!谢工有三个小孩,小的可能有三岁左右,我最爱逗他玩。十多年后,一次在贵阳遇见谢工一家,他妈把小三叫来,对他说:“小时候,胡叔叔那么喜欢你,快叫!”他可能上大学了,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知为什么?后来,我调到了分段。分段长黄龙文副工程师,设计、施工经验都丰富,有才学又厚道。分段有个老技术员,还有一个中专毕业的实习生,只我们三个人。我改干内业工作,具体画土石方断面、算工程量;画地形图。我画平行线,尽用三角板推,毛里毛糙的,觉得简单极了,不耐烦。后来,施工计价时,我画的线稍偏一点,数量相差很大,我犯了大错误,黄段长悄悄给我改了,没骂我,我暗自难受。我按照测量的“点”划地形,画出来的图,我看不懂。后来,我到现场实地看了看,才慢慢明白了一些。
我还管过炸药!黑火药、黄炸药,都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民工队来领药,我就发给他们。我管的“雷管”很多很多,我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人来领,拉开抽屉就发。后来,我才知道,这哪是管炸药,这是在玩命。以后,在山上修了炸药库,专门保管炸药、雷管。
和我们分段在一块办公的,还有一个归德乡支段,支段长叫邓荣昌,他一天到晚,干得很辛苦。和我这样分段的人,联系较少。
工地人少,我偶尔也觉得无聊,一个人跑到沱江边,看碧蓝碧蓝的滔滔江水,陶醉在梦幻般的情怀里,心想:看吧,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多快呀!再过五年、十年,我们伟大的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
13 没休息的岁月
1950年7月,中国铁路工会西南区筹备处成立。1951年4月,资中工务段工会成立,我糊里糊涂被民主推荐成段工会主席。开始我还是业余兼职,不久我就调到总段,成了脱产兼职的工会干部。
那时,我思想上没有半点杂念,从没想过什么“专业”,更没有想过什么“前途”,只知道“干革命”,高歌猛进向前冲。
我到总段后,政治协理员吕勇调来了。他马上把我转为青年团员,在资中地区建立了团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在总段,我发现这里的人很忙,从总段长开始,每晚人人都加班到十点以后,从不休息礼拜天。这里我再强调一下“从不”两个字,你信吗?我敢说,如果讲忠心,可比“比干”,这些曾经被戴上“旧”知识分子帽子的人,他们改善了成渝铁路的设计,并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就修通了这条铁路。
总段开始没有电话,每天有两个通讯员,向东沿途步行收发文件,去往银山镇方向;向西去往雷姑坪方向,当天来回。当时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交流信息。
全段开始没有一个医务人员,职工看病都要向地方求医。记得我在19分段,一个人住在很大一个仓库里,没蚊帐,害了疟疾,硬是走了几十里路到县城才看上病,拿了药。
民工刚来时的情况,比这更狼狈。有的民工上路,没带被子,只背了一捆草。有的一个队,几百人,没有一个洗脸盆,早上炊事员挑两桶水出来,当作大脸盆、共用。当然,没有卫生员,没有星期天,……这一切都得适应呀!
总段有时也请分段的同志来开会,最初还要自带行李,走路要走几个小时,挺难呀!客人到总段来,招待什么?总段隔壁,有个小面馆,卖红烧牛肉面,一角钱一碗。来了客人,就到这个面馆吃面,算是上好的招待。这类事,我常干。
怎么发工资?那时不叫多少钱一个月,叫多少“工资分”一个月。比如一个干事173个“工资分”,我当三级技术员时是274“工资分”,二级是303个“工资分”。什么叫“工资分”?一个“工资分”规定含多少种日常生活资料,像米、面、布,每种含多少数量,把这些生活资料的种类、数量,按当月的“市价”计算,就算出了这个月每个“工资分值”是多少钱,发给本人。“工资分值”随物价变化,每月都在变。一般是一半发钱、一半发米。为什么实行这种“工资分”制度呢?主要因为:如果物价波动,大家生活不会受影响。你问,这种办法不是太麻烦了吗?在那物价水平波动大的年代,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对吗?
到了年末,我领工资时,忽然发现多了许多钱,让你大吃一惊!原来年终“发双薪”不说,如果一年不请假,还要加发十二天工资,意外收获,让你高兴一阵子。
今天看昨天,觉得什么都原始。晚年,陈总段长老讲:过去“选线”,要躲隧道、大桥,尽绕沱江、长江边走,成渝路绕成505公里,要是现在,300公里,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