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还毛主席清白—师东兵与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谈话实 -- foxjone
[SIZE=3]历史绝对不会取悦任何人的，历史是无情的法官，它可以延期判决，但是它绝对不会永久沉默；它可以被人蒙上各种外衣，但是它绝对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行走；它能够对付来自各种强权的压力，也能够经受来自任何泪水或鲜血的洗礼；历史的真相即使是最丑陋的、最狰狞的、最美丽的、最辛辣、最苦涩的，也是永久的财富，它不接受任何美容师的修饰和涂抹……”[/SIZE]这是师东兵在采访王稼祥夫人时说的，给王夫人留下了极深的影响：
该文章发表于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热门人物》第二期，文章很长，有兴趣的河友可以去看看，以下是访谈部分实录：[URL=]http://wengewang.org/read.php?tid=1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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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料到，在中共历史上留下深深足迹的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会在她63岁时一改医生的职业，成为举国皆知的作家。她在10多年的时间里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女皇梦》、《黎明与晚霞》、《爱与仇》、〈灿烂红叶〉、《难以忘却的昨天》等长篇巨著使读者争相购买，毁誉不绝。这些作品描述的事实不管多么令史学家感到震惊，作者的身份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于是，我（师东兵）产生了拜访她的念头。在历史人物里，她的份量很轻，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里并没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几本书却给人们留下了有关她的许多话题。据接触江青的一位她的亲属对我说：江青看了朱仲丽写的《女皇梦》后，轻蔑地说：“她懂得个屁！曾几何时，她对我巴结得要命，给我写了无数的信件，把我吹捧得上了天。当时我对她还是有好感的，几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她的好话，说王稼祥同志的功劳。现在她根据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诬蔑，说明她的品质是多么的恶劣！”这番话，更使我对朱仲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988 年12月23日上午，我经有关方面的介绍，来到她的寓所，和她畅谈了四个多小时。我进她小院的时候，她在楼上打量着我。到了她的客厅后，她很客气，亲自签名送了我她写的几本书，并给我提供了有关王稼祥的一些材料。她说：“有关稼祥同志的故事和历史，我写得已经不少了。但是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本来面貌写出来，我看了你写的许多作品，愿意给你提供一切我能够提供的材料，希望你能根据中国革命的大舞台，把稼祥同志的真实形象写出来。所以我听说你要来，有意识地给你准备了这些东西，但愿我们之间能够合作得愉快。”
我说：“我们之间是互相提供方便和资料的关系，目前还谈不上合作。但是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那就是把真实的王稼祥告诉我。我看了你写的江青和其他的革命领袖的作品，总觉得离我所接触的历史相差有距离。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和以后的谈话，能够使我缩短这个差距。”
“ 你看了我的全部作品，有什么看法和感想？”她有点迫不及待了。“特别是我写江青的那几本书，读者对此很感兴趣。你也在一些作品里描写了江青，有些史料我还没有看到，能否给我提供一些？我们交换也可以呀！今天我们都不要客气，有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讲，我们以作家的身份来研究历史。”
1988 年12月23日上午师东兵与朱仲丽的谈话：没想到我（师东兵）还没有开口讲打消顾虑，她（朱仲丽）倒先提起了这方面的内容，使我们之间立刻有了共同点。于是，我说：“我看了你的《女皇梦》，感到有些描写和事实以及历史的文献大不相同。今天我是以一个作家和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和你探讨问题的，希望我们能坦率和诚恳地交换看法。”我只得实事求是地亮明我的态度，“你写的所有的作品中，唯有《女皇梦》影响很大，但是引起人们争论的焦点也最多。主要的问题是你写的情况和众人所掌握的事实不符。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多年来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不管现在人们对她是什么评价，我只想把许多的历史真相搞清楚。这既是作家的本份，也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天职。从这一点出发，我对江青的历史也有很多的兴趣。我正在多方面地搜集材料，寻找当事人，翻阅有关的档案，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一部反映江青的纪实作品。研究和再现江青的真实历史和故事，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有重大意义的。江青在她参加革命，也就是入党的时候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她的出身很苦，这也是她要求加入革命行列的一个原因。我看了她30年代写的一些文章，并不是个人的发泄。其中对文艺的认识，比如说主张到工农大众中去体验生活，对当时国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毛泽东之所以看中了她，并不单纯是由于她的美，而是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她在30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的思想是激进的，她的革命要求体现在她30年代的许多活动之中。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这说明，江青的历史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同的。你说对吗？”
1988年12月23日上午师东兵与朱仲丽的谈话：朱仲丽点点头，说：“ 你说的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就是我写的《女皇梦》，人民文学社出版社要出版的时候，也是相当难啊。有些部门就是不让出版，送审也不批，他们也批不了。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担负了很大的风险才出版了《女皇梦》。我对此，很有意见。我们的出版部门的主管人员岂不是自己捆绑自己吗？
我也看到过你的许多作品，没想到你能掌握那么多的材料。我敢肯定，有人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不然你不会知道那么多重要的东西的。其中你写的内容，我也知道，但是不那么详细。我们这些人都是许多事件的当事人，但是如果没有材料和文献的提示，也是不能够全面地了解情况的。越是要掌握更多的材料，就越要下很多的功夫。我（朱仲丽）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她被捕后的情况，我主要的是依据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揭发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学作品嘛，没有合理的虚构是不行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才能写出惊世之作。”
我（师东兵）感到了一种震惊，像她这样的作家如果搞合理的虚构和想象，是否能行？我说：“是的，文学作品不能够当作历史来看待，但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写作品应该怎样想象和虚构？这恐怕应该好好地讨论。我写作的时候，在材料面前必须多作分析。提供材料的人身份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所表达的事实也会有区别。我接触过许多的重大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所讲的事实就不完全一样，甚至是根本的颠倒。这就要求作家具体分析了。我写作的原则态度是，依靠材料但绝不迷信材料，相信文献也要注意掌握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当事人的全部活动。认真地听取现在当事人的回忆，了解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绝不在空想和猜测上写文章。就是文学加工也要有历史资料为依据，绝不能离开历史事实和人物本身的行为而想象。如江青没有想当女皇的行为与念头，你（朱仲丽）想象了她的那么多的言论和行为，能算是历史吗？”
“你对王稼祥同志的历史了解吗？”朱仲丽打断我了我的话题，突然提到了这一点。
我说：“王稼祥同志所写的东西我都看过了，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给中央和其他领导人所写的东西。当然，我也看到了你所写的全部文章和作品。但是，这些材料还远远地不够，我很想听听你的介绍，给我一个真实的王稼祥同志和真实的你。我写东西首先是要熟悉大量的材料和历史背景，特别是涉及到人物的言论和行为的时候，必须要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和经过检验的讲话记录。不能只听一些人的介绍，也不能只看个别的文献。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是很难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的。”
朱仲丽被我的表述说服了，这才认真地给我讲起了他丈夫的全部历史：“稼祥是个书呆子气十足的老实人。如果不是革命的需要，他可能是一个学者而不会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几十年来，他只知道默契地为党工作，从来不会追名逐利。正是他的高尚品质激励着我，才使我决心拿起笔来。”从她所讲的事实里，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不管是曾经多么伟大和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举动的人，其实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和一切人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不同，于是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走着与众不同的道路。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果没有造就伟大事业的历史条件，他们绝对不可以造就影响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
朱仲丽点点头，说：“应该是的，因为我和稼祥结婚后，发现江青早就和毛泽东在一起了。江青此人，我在《江青秘传》和《女皇梦》这两本书里已经详细地写到了。但是里面的细节，我是有夸大的，不夸大不行，出版不了，这有当时的背景在里面。我写江青的时候，许多领导同志都说，你写江青有资格，你了解她。其实我也是了解她的表面，深层次的东西不好挖掘。”
我说：“里面的材料一看就可以发现你是参考了大量的中央专案组整理的东西，那些不同的人揭发的材料虽然都是有关江青的佐证，但是我对你和她直接接触的材料更感兴趣。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家，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我是不敢用的。我对你直接感受的东西更为信服。”
她说：“你说得不错，比如我揭发江青和四人帮、林彪之间的勾结，就是根据中央专案组的材料和其他的揭发材料而写的。我的书是纪实文学嘛，是可以艺术加工而合理地想象的。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和毛泽东及江青长期接触，对他们最为了解……”
她的话题再次回到贺子珍上来。她说：“其实，造成她（贺子珍）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这一次，气得毛泽东也动了手。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毛泽东知道江青在上海结过婚，但是他没有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历史不算什么，我也是离过婚，而且是结过两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许多观点能够和毛泽东一拍即合，这是他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征求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王稼祥、康生、贺龙等领导人都是同意和拥护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也没有对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谓那些东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需要，我们把它作了演义……”
我的录音机在轻轻地转动着。为了准确地记下她的见解，我在笔记本上作着记录。对她讲的这些内容，我丝毫不怀疑。那时的中国老共产党人，用他们自己的实践，给中国的后代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那是一个时代的光荣，是一个历史的光荣。
朱仲丽庄重地说：“最令我感动的是，王稼祥同志对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失误所采取的正确态度。”我对此，尤其关心，便说：“请你详细地介绍一下吧。”
“1958 年，我国自上而下地刮起一股 [共产风] 、[浮夸风] 。王稼祥经过考察和研究，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后，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应该提醒党，帮助毛泽东认识这种 [左] 的倾向。他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话，请他转告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并不象报纸上所讲的那么好，我不赞成在农村搞共产风，不赞成把全党大办钢铁的指标定得那么高，也不相信报纸上讲的粮食产量有那么多。我希望全党应当注重调查研究，千万不要犯 [左] 的错误。他和这位常委谈话以后……”
我问：“这位常委是谁？”
朱仲丽笑了笑，说：“还是不要提名吧？”
我说：“这是为了研究历史嘛，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朱仲丽说：“那么，你在短时期请不要公开。”我答应她后，她才说：“是邓小平同志。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经他汇报包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说：[ 两百多中央委员，都赞成中央的意见，就是王稼祥同志一个人反对呀！索性我们就为他开一个会，叫他到会再说说他的意见。] 邓小平再次向王稼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不需要在会上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不同的意见应该无条件无保留地向党提出来，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如果认为我的意见对，就采纳；如果是我错了，我坚决该正就是了。不需要专门为我开会。] 我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也对邓小平说：[ 千万不要为稼祥开会，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呀！] 事实证明我们对了……”
我笑道：“不是情有独钟，而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你知道吗？林彪事件的真相本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揭露，现在某些人又在制造混乱。包括林彪集团的当事人也在翻案，把本来已经比较明白的事实又在历史上搞得糊涂了。这样，一个真正对历史和社会负责的作家就有一种天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给后代和历史以真实的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大姐，我可以坦率地说：你的那些作品也有把历史搞糊涂了的地方，说得再明白点，你的作品里有许多的地方不真实，夸大了你和王稼祥的作用，贬低和侮辱了许多的你的对手，包括大家现在都不喜欢的江青在内。”
我看到她的脸色微微一红，变得很不自然了，她说：“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比如说我的书里有哪些地方不真实？”
我看她的神色并没有发怒的表示，似乎愿意和我继续交谈，也就很不客气地给她提了几条。她不住地点点头，坦白地说：“是的，你说得很对。为了我的书现在能够出版，我不得不这样写，我也知道我现在这样写是政治需要，同时我对那几个人物很反感，我是带着我对他们的仇恨和我对稼祥同志的不公而写的。”
我说：“所以我说，你是一个作者，而绝对不是一个作家。作家的写作虽然要带自己的感情和观点写作，但是根本上他要对历史负责。在历史的真实上是不能带着任何的非历史因素而写作的，只有材料和写作的真实可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而不能仅仅看一个作家究竟写了多少东西。我要么就不写，要写就要真实地写。我写作绝对不取悦任何人，也不能牵就什么人。在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表现那么好，也不是按照他们的编排得那样是什么英雄好汉，他们生怕历史恢复了本来面貌，就千方百计地压制和打击秉笔直书的作家和作品。我对那些歪曲历史和不让真实地写作的审查很不以为然，一方面不让真实再现历史风云的作品出版，另一方面却让一些公开篡改和歪曲、甚至是伪造历史的什么作品大量泛滥。这种对历史和后人的嘲弄实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能容忍的。我主张在历史上必须允许公开讨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单纯的禁书和压制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
我的激动和愤怒使朱仲丽大为惊奇，她说：“想不到你的写作竟有如此专一的信念。那好，我们之间应该定一君子协定，凡是你出的书都要送我一本，我的书也送你。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也写写我本人和稼祥同志，我一定给你提供真实的材料。你放心，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我从心里是赞成的，尽管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有我的地位和原因。但是，听了你的意见，我会在今后的再版中，修改一些历史事实的。我要把你的这些话记下来：历史绝对不会取悦任何人的，历史是无情的法官，它可以延期判决，但是它绝对不会永久沉默；它可以被人蒙上各种外衣，但是它绝对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行走；它能够对付来自各种强权的压力，也能够经受来自任何泪水或鲜血的洗礼；历史的真相即使是最丑陋的、最狰狞的、最美丽的、最辛辣、最苦涩的，也是永久的财富，它不接受任何美容师的修饰和涂抹……”我没有想到她对我的这番话竟有如此的兴趣，自然感到一种兴奋和自豪。
这时，朱仲丽微微闭上眼睛沉思了片刻，低沉地说：“稼祥虽然走了，但留给我们的遗产却是非常丰富的。我相信，青年一代会从他的足迹中继承下这笔宝贵财富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拿起笔来写稼祥、写许许多多的老革命家的原因。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而永垂文坛史册。我只是想把我真实经历过的东西艺术地展现出来，启迪我们的子孙后代。”她把王稼祥生前写的一些文章和资料复印了一部分送给我，作为永久的留念。这对我自然也是一种信任和鼓励，我很感激地把东西珍藏起来。
于是，我想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主题和现在的这个题目。中国文坛从来都有“文若其人”的说法，似乎可以把文章和作者完全地划上等号。我对这句名言持保留的看法。无论什么读者，他的阅历总是有限的，所接触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也有限，这就给一些伪造历史的人提供了市场。我看了现在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和文章，真正忠于历史的当事人似乎并不多。当初肉麻地吹捧党内高层人物的人，现在对今天政治的失意者像躲避瘟疫般地洗刷自己，好像他们天生就是大彻大悟的能人。如果历史的真相是如此，一本历史的教科书就该重新编写了……。.
单位里的事情就那么回事，这个单位与众不同的地方没上级。
所以一定把一些人说的那么坏，纯粹是别有用心。
流字错了吧？
“1958 年，我国自上而下地刮起一股 [共产风] 、[浮夸风] 。王稼祥经过考察和研究，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后，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应该提醒党，帮助毛泽东认识这种 [左] 的倾向。他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话，请他转告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并不象报纸上所讲的那么好，我不赞成在农村搞共产风，不赞成把全党大办钢铁的指标定得那么高，也不相信报纸上讲的粮食产量有那么多。我希望全党应当注重调查研究，千万不要犯 [左] 的错误。他和这位常委谈话以后……”
我问：“这位常委是谁？”
朱仲丽笑了笑，说：“还是不要提名吧？”
我说：“这是为了研究历史嘛，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朱仲丽说：“那么，你在短时期请不要公开。”我答应她后，她才说：“是邓小平同志。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经他汇报包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说：[ 两百多中央委员，都赞成中央的意见，就是王稼祥同志一个人反对呀！索性我们就为他开一个会，叫他到会再说说他的意见。] 邓小平再次向王稼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不需要在会上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不同的意见应该无条件无保留地向党提出来，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如果认为我的意见对，就采纳；如果是我错了，我坚决该正就是了。不需要专门为我开会。] 我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也对邓小平说：[ 千万不要为稼祥开会，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呀！] 事实证明我们对了……”
我静静地听朱仲丽讲。这样的情节，我还没有接触到。我很关注类似这样事件的具体细节，认为这是纪实文学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前提是必须真实。
朱仲丽继续回忆当时的情景：“武昌会议没有接受稼祥的意见，他急得病了，高烧很厉害，但是一句牢骚也没有。那一段，他总是在走廊里散步，闷闷不乐地叹气。那时，我在天桥友谊医院当中方院长，每天除了给他看病外就是尽力地安慰他。到了1959年4月，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纠正 [共产风] 等错误，并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等问题。在将会议的决定形成文件时，毛泽东指示在文件下达之前征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稼祥看后，愁容一扫，高兴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中央文件的下达，证明了我的意见没有错，我放心了。] 他没有丝毫表现自己、炫耀自己的意思，从此再没有提这件事情。你大概知道彭德怀1959年7月的 [万言书] 那回事吧？其实稼祥的正确意见要比彭德怀早七个多月，比中央文件也早四个多月。他提意见完全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党。”
因为师东兵和朱仲丽在反浮夸风的问题论述不清，为避免读者对毛主席产生误解，下面中括号里的文字是本人添加用以澄清事实的，试想，毛主席在1958年3月初就反对浮夸风的，且后面有陆续的指示，怎么会到了1958年11月末开始的武昌会议上反而冒进呢？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简介
发表日期：2005年11月1日 出处：人民网
1958 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举行。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期间（12月１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著名短文；12月６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页）
“1958 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4 页）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 139页）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 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我们谈到彭德怀时，朱仲丽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和王稼祥在1956年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 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地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 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的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地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 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像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 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坏的斗争。我觉得，稼祥同志是守纪律的，也讲究工作方法。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他不赞成在国际上倾家荡产，主张量力而行。把我国的大批外汇无偿地给某一个国家，让他们完全靠我们的支援而过活，这不好。这就是后来批他的那个 [三和一少] 。但是他提意见，完全是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是与人为善的。这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里都很清楚。毛泽东多次说：[稼祥这个人哪，不喜好玩，不爱出风头，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问题。] 说明他老人家是心明如镜的。”
与其看王稼祥夫人转述,不如翻翻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再翻翻庐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