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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为邓小平“狡辩”－－兼评张云逸和莫文骅 -- 席琳
笔者按：这是笔者一篇旧帖，是日前在开国将帅论坛发的一个读书笔记，承蒙该论坛的军史专家盛越先生和二网友参加讨论，才累积下来，共五部分内容。
这些内容涉及到1929年我党在广西的两次起义和红七军北上期间一些党史问题。因为是在辩论，双方的论点和个别用词可能会不十分恰当，而且掌握的史料也可能都需要进一步的推敲。
因喜欢溪溪河的文化氛围，并有感于林小筑兄的意见，遂将该帖文字略加整理（基本保持原汁原味），以飨大家。如有不对的地方，尤其是有关红七军的两个文献，笔者以前没有看到过，一个是1943年在延安的红七军老战士座谈会的记录，一个是龚鹤村在香港写的两本回忆录，希望知情者和河内各位高手给予帮助和补充。谢谢！
笔者整理并发表此文，事先并没有征求盛越先生和两位网友的意见，在此一并致歉。
一、从百色起义的领导人排序，质疑“敦厚张云逸”
广西百色起义的领导人排序，目前官方排序为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现今的资料表明，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时邓小平、雷经天和韦拔群均不在百色，参加起义的红七军领导人为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由于红军实行党指挥枪原则，领导人排序为陈导民（前委书记）、张云逸（常委）和龚鹤村（候补委员）。
然而，从当事人张云逸大将在1960年的回忆中，只有张云逸和邓小平两人，而没有当时在红七军党内排名第二、百色起义期间担任红七军前委一号领导人（前委书记）的陈导民和红七军的参谋长龚鹤村。同时张云逸为了突出自己，文革期间曾在全国会议上公开讲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政委邓小平不会打仗，后来还中途离队，为周恩来总理出面制止。
对于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李明瑞，张云逸也颇多微辞，说李明瑞“产生动摇”，“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于广西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书记雷经天，张云逸说雷经天表现不好（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3月）。
众所周知，解放后张云逸一直经营广西。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里的百色起义领导人排序和变迁基本上延续了张云逸的观点。所以纵观张云逸将军在百色起义期间的表现及以后的为人，笔者实在怀疑吴东峰先生在《开国将军轶事》中称张云逸大将为“敦厚张云逸”，是否为同一个张云逸，以及该称呼依何而来。
另外，据革命老人胡兰畦（陈毅前妻）的回忆录，“黄花岗第73烈士”也另有其人，而不是吴东峰先生文章中的张云逸。
盛越: 张老讲的是实话
张老说邓小平不会打仗，后来还中途离队，是为了突出自己？你看过“邓政委”当核心后拍的故事片百色起义没有？是谁突出自己？李明瑞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处理他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包括处理宁都起义总指挥等人。说李明瑞“产生动摇”，“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说法是当时的环境。张老死得早，他要能看看百色起义那部片子，我敢担保他准会气死。至於雷经天，表现好不好在不同角度看是有区别的。
最后，所谓众所周知，解放后张云逸一直经营广西。其实张老管广西也就是解放初期，后来陶铸来了，一顿痛骂剿匪不利，轰走了莫文骅(不然莫留广西，至少正兵团是评得上，后来也不会是中将)，张老在广州养病也就养下去了。众所周知，广西王是韦国清，至於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里的百色起义领导人排序和变迁基本上延续了张云逸的观点, 我看不出有什么依据。
二、莫文骅中将也不“敦厚”
谢谢盛越先生的指教。
张云逸大将所述邓中途脱队也许是事实，但不应当在邓小平二度落难时提出，给人以落井下石的感觉。再说，邓小平两次离开红七军都是有案可查，第一次是在百色起义之前，由于中央有电报（见陈导民《七军前委报告》1930年1月）。第二次是在1931年2月，离开前对许卓有交待 （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1993年），此其一。
其实, 最早在50年代末编造假材料提出邓小平参加百色起义并正式宣布红七军成立的人恰恰也就是张云逸（见朱明国主编《张云逸研究史料》第18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现在我们知道，事实是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时邓小平本人不在百色。百色起义的宣布是经红七军参谋长龚鹤村主持会议，由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正式宣布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成立。作为前委常委（前委排名：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和红七军军长及百色起义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当初张云逸不会不知道邓小平在不在百色。此其二。
看50年代张云逸在广西修养时给比自己小十余岁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亲笔信，那么个谦卑吆，实在是想不出他后来会公开指责当了走资派的邓小平。
至于莫文骅中将，不提也罢。
50年代评军衔，莫文骅没有能评上上将，莫文骅本人认为原因是高岗讲了话，为此事莫文骅还曾到军委去闹。这事是否和陶铸有关，文革期间莫文骅说没有说我们不知道，但莫文骅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说。莫文骅在其回忆录中倒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臭高岗，说高岗水平很低，但爱装蒜；爱跳舞，但舞姿笨，舞风差（见莫文骅著《莫文骅回忆录》第653-6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我相信莫文骅说高岗的事也许是事实，但须知高岗此人早已失势，作古，并遗臭多年，莫文骅为了当年的鸡毛蒜皮落井下石，可见并无上将的风度。此其一。
莫文骅为军中儒将和多产的作家和诗人，自当令人敬佩。但看1961年在《民族团结》第7期上发表的署名为中将莫文骅的一篇革命回忆录（莫文骅：“回忆红七军的诞生”1961年，13-17页），可谓是拍马惊世之作。在这篇图文并茂的文章中，莫文骅不仅让远在上海的邓政委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还让邓小平指挥了“百色保卫战”。并演译的活灵活现，连邓小平当时穿什么衣服，什么口音，说什么话都“回忆”的一清二楚。其实，邓小平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是1930年2月下旬以后的事，因当时没有政治委员制度（见陈欣德文章：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邓小平网上纪念馆），此其二。
亏得莫文骅还撰文指责“有些人写回忆录，把别人的东西编成烈士的遗作，甚至把错的说成是对的，这样的东西影响不好，对后代也无益处”（莫文骅同志来信，1984年4月20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355-357页）。莫文骅倒实在是聪明的很，把烈士的东西“编成”是活着的当权者的，可见并没有“去掉私心杂念”（引文同上）。
这倒与文革期间开国少将程世清"创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有异曲同工之妙。
盛越: 看来你下了些功夫
至於落井下石，不能太理想化了，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张老在那时不说话是不行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不同意您说的所谓邓小平第二次离开红七军前对许卓有交待，请问他交代许卓他何时离开吗？情况一紧急，招呼都不打就溜了。不是我本人看不上他，毛毛写的那玩艺也能充其老爹不是逃兵的证据？应该实事求是，逃兵就是逃兵，还找什么借口？
莫文骅解放广西时是十三兵团政治委员 (司令员是黄永胜、第一副司令是李天佑)，在广西剿匪这件事情上，莫文骅对陶铸很有意见，陶铸认为张老、莫文骅心肠太软，杀得不够。莫文骅和肖劲光与高岗在陕北关系搞得很僵，高岗想当留守兵团的政委，可是肖、莫都不愿意。
至於红七军成立的有关军史事实，我没有考证过，所以无法发表看法。
三、 张云逸说邓小平不能打仗，也不是实情
首先，张云逸是行伍出身，百色起义时已身经百战，邓小平则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百色起义前唯一的行伍经历也是在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中央先后派陈豪人、邓小平及邓拔奇去百色也不是为了去打仗，而是去做政治领导，做兵运，是政工干部。打仗自有张云逸、龚鹤村、李谦、俞作豫、冯达飞等一应纯军事人才负责。张云逸以己所长，比人所短，为人已不算厚道。
其次，张云逸之所以说邓小平不会打仗，是因为邓小平任政委的红八军很快被打散了，而红七军则在陈豪人、张云逸、和李明瑞的领导下人越打越多。这实在是冤枉了邓小平。红八军正是在主要军事领导人俞作豫等没有正确理解和执行邓小平及中央的指示下才打了败仗。再说，邓小平刚去红八军也没有几天，对红八军的班底并不了解。同时，打胜仗靠的前线军事指挥员的临机应断和士兵的临场发挥，前线军事领导人出的错误不能完全算在后方政治领导人的头上。后来，红七军也多亏了邓小平的正确领导才转战千里。
第三，抗日与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任政委的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战略转移。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制订的行军条例和步兵操典更是全军学习的榜样。更不用说后来指挥淮海、渡江、西南剿匪战役的大手笔。请问，此间张云逸除了资格老，时代好，有匹夫之勇外，还有那一样可以与邓小平相比。据说50年代初评元帅时邓小平榜上有名，而张云逸在大将中也不是打仗最出色的吧。
解放后邓小平倒霉时张云逸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不一定非要说违心话，可以像刘帅那样保持不说话吗。既然非要不甘寂寞，出风头，抢功劳，那就有辱“敦厚”的美名了。
盛越: 我看这是满篇笑话,红七军也多亏了邓小平的正确领导才转战千里？
什么叫“正确领导”？当部队被切断、四处枪声大作，当政委的就借口“马上”要离队向中央汇报，就换了便衣溜走，这叫正确领导？张老在部队被敌人切断情况下临危不惧，才把部队带到中央苏区。邓小平到上海以后，军委(当时负责人是周恩来)根本就不见他，谁有功夫去听个逃兵的汇报？他后来去江西他只不过是个中心县委书记，做地方工作而已。
“邓小平制订的行军条例和步兵操典更是全军学习的榜样。更不用说指挥淮海、渡江、西南剿匪战役的大手笔”？
邓小平自吹自擂说自己“指挥”了淮海、渡江、大西南战役，真是厚颜到了何等地步，刘邓大军，没有邓，大军照样横扫千里，要是没有刘，就凭他个邓，能挺进大别山、战双堆集消灭黄维？遇上点危险早就换便衣溜了。
四、邓小平真的是“逃兵”吗？
盛越先生对中国革命和战争史的广博知识令人敬佩。但笔者不能同意盛先生说邓小平是“逃兵”的观点。毕竟当年张云逸也只是说邓小平是“中途离队”，离当“逃兵”还远的很呢！
首先，如果邓小平真的如盛先生说的那样当了“逃兵”，文化大革命这一死关邓小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和总设计师一类的捞什子，至少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史上将缺少一位传奇人物。凭当年江青和康生的能量和资源，手段与老道，再加上在党内和军内象张一样的墙头草或马屁精并不在少数，也没有把邓小平弄成真的“逃兵”。须知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多少还是能够捕风捉影的。连当时还不怎么样的薄一波也还整了个“叛徒”当当。怎么就没有能够把邓小平整成个“逃兵”呢？可见是真的呢假不了，假的呢也真不了。
其次，30年代苏区批判“罗明路线”，邓小平首当其冲。由王明操控的中央曾对邓小平1931年2月份离开红七军一事做过专门的调查，走访了包括张云逸、许卓、雷经天等当事人，时隔并不久，但没有挖出有关邓小平当“逃兵”的铁证。否则，以当时苏区肃反和党内处理AB团的惨烈和手法的下作，如果邓小平真的如盛先生说的那样当了“逃兵”，邓小平纵有三条小命也都陪进去了。就不会有后来的“刘邓大军”和自卫反击。
第三，邓小平本人在1968年写的“我的自述”中对此事有详细的交待。邓小平承认在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的情形下离开部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邓小平坚持说他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是经红七军前委（邓本人，许卓和李明瑞）决定了的。再说邓小平本人也确实是去了上海，也确实的向中央写了报告。请问世界上有这样当逃兵的吗？至于当时中央负责人是谁（邓小平认为是王明）以及接不接见邓小平，大概不是当时的邓小平可以控制得了的。
红军时期，叫得最响的是“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毛也离不开朱，朱毛不能分家，这是为事实证明了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叫得最响的非“刘邓大军”莫属（如果有人硬说林罗或陈粟或彭杨或其他什么大军更出名，我不和你争辩）。同样的道理是，刘邓也不能够分家。尽管我基本上同意盛越先生的说法，即也许“没有邓，大军照样横扫千里”。但这还叫“刘邓大军”吗？
相反，张云逸不可谓位不高，权不重，机遇不好（如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任师政委时，张云逸分别任军参谋长和副军长，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又先后去世），但自邓小平离开红七军以后，张云逸一生可又成就什么大事，辉煌过什么（百色起义除外，但没有邓小平，百色起义已早被人忘记）？
就是论打仗，邓小平离开之后，张云逸单独指挥过几次胜仗，又消灭过多少敌人？不是我刻薄，要不是毛主席看着张云逸岁数大，又驳不开邓小平的面子（要不张云逸在50年代猛拍邓小平的马屁），张云逸连评大将的份儿也没有（同样在新四军一起干事的陈毅虽然在打仗方面也不能够服众，但陈毅确是结结实实的元帅）。
本人不愿也不胜任对邓小平和张云逸的一生的功过进行评述。仅就张云逸解放后对邓小平前恭后倨的态度, 和对早年百色起义时期老战友的评价这一点上认为张云逸大将十分不配“敦厚”的美名。如果“开国将军逸事”的作者将此称号送给朱总司令，徐向前元帅，刘伯承元帅或其他任何厚德将军（莫文骅显然不在此列），笔者认为都会更名副其实。
再次感谢盛越先生。
盛越: 你太客气，但我还是要肯定地回答
邓小平当然是逃兵，讲“中途离队”真是太客气了，在部队处於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主要领导应该做什么？是稳如泰山还是找借口走人？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其次别把文革想得那么一刀切，并不是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倒霉，比如王树声不仅没倒台，甚至还负责驻京中央国家机关的军管。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是和对刘少奇、周恩来有区别的，这也同时说明邓小平善於伪装自己的真实思想和面目。
最后说起张老，1955年授衔时他已经到中央监委，得知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他几次给毛主席和军委写信，提出自己年纪大(比毛主席还大一岁)，身体不好，提出不授衔，在他授衔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拍了板的，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是没资格在军事方面和张老相提并论的。
伊.山.新.参: 要用事实说话.
盛越在以观点代替事实和分析，难以令人信服
从头到尾感觉你没有拿出什么过硬的证据来，这跟你一贯谈论军史的风格不符。就凭“不应该离队”，就给邓扣逃兵的帽子？你无法解释席琳上文的两个关键问题：1。有材料表明邓离队经过组织批准，2。即便在后来邓倒霉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对立面也没法就此作出什么文章。
尤其是后一点，盛先生答以“毛对被打倒的人是有区别的”，言外之意，是文革中毛可能压下此事，但是苏区时代毛本人倒霉的时候呢？
而且这种反驳在逻辑上避重就轻：就象你说甲杀了人要判刑，律师说经过公安局调查，查无实据，然后你说“公安局可能受贿”。这是个“莫须有”的反驳，而且根本不是要点。你得要么拿出公安受贿的证据，要么最好是直接拿出甲杀人的铁证。
邓小平离队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迄今无证据表明他是“私自”，“为了逃命”两个要害。别忘了，你指控邓某人犯罪，那么法庭上举证的责任可是在你，如果你无法提出“私自”的证据来，人家是假定无罪的。
作为看客，感觉盛先生这次感情用事了，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据。换句话说，有屁股决定脑袋之嫌。
研究历史，除非能拿出过硬的事实证据，否则不应该轻易依靠一厢情愿的个人好恶去推翻现有的结论。
盛越: 这样讲就是“令人信服”的
就因为邓小平离队是组织批准的，所以做为政委，就可以在部队被敌人切断，四面处於困境、危在旦夕的紧急情况下把困境中的部队丢下单独跑路，这不算”逃兵“，也不是”私自”，是组织同意我溜的，因此是”无罪”的，如果不是为了逃命，为什么不等部队转危为安，安定下来，再离队汇报呢？而且还要别人如果不怎么看就是‘感情用事”了，是“不令人信服”的，请问这是哪门子“理性”的逻辑？
邓小平在江西”幸运“地和毛泽东兄弟一起受批判，当时叫反罗明主义，那个罗明后来长征中失散跑到海外当爱国华侨，建国才回广东。延安整风的时候，邓小平虽比不上刘少奇，但也差不到哪里去，直到“二月逆流”打闹怀仁堂时，陈毅还旧事重提。
这个邓小平在文革中又一次显示出他当年溜出红七军的“逃兵”本色，你去看看他那时候的大作，那时候叫检查吧，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要能保住自己的那条老命，他多么低三下四都无所谓，毛主席我看是动了恻隐之心，不然根本没道理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惨死，邓小平却能保得住命，如果不是这样，至少最近这1/4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得改写。
辽.宫.黑.兰: 至少这次席琳的证据比你充分，观点更令人信服/no_text
盛越: 应该是令你信服还差不多，为个逃兵狡辩何来公信？/no_text
辽.宫.黑.兰: 你却没有这个令我信服的本事
你一直回避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1。有材料表明邓离队经过组织批准，2。即便在后来邓倒霉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对立面也没法就此作出什么文章。
再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西路军失败以后离队的多了，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级别，那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也不是太大不了的事。盛越对老邓的看法，主观色彩太强，而事实证据弱。
盛越: 邓小平这个逃兵问题很早就有人提出过了
好像是延安整风时期红七军老战士座谈会, 资料不在手边，凭记忆写的。所谓汇报只是个好听点的说法，对军人而言，在最需要的时候离开部队，不是逃兵是什么？至于文化革命期间为什么没问题，那是因为主席保他，主席对他和刘是有区别的。
五、先吹捧而后揭发邓小平的恰恰就是张云逸和莫文骅
50年代末创造性地编造历史，以当事人写回忆录的形式不遗余力地大力吹捧邓小平参加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的人，一个是当年的红七军军长 － 大将张云逸，另外一个就是当年的军部参谋 － 后来靠拍马（先拍毛泽东，后拍邓小平）有功评了中将的莫文骅（分别见1960年3月张云逸的漫谈，载于“张云逸研究史料”和1961年“民族团结”第7期）。
当时邓小平政治上正如日中天，是政务院的副总理和中央的总书记。
不久，邓小平倒霉，成了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于是，这两位开过国的将军又一唱一和，又是发表谈话，又是提材料，又是附照片的，忙的不亦乐乎。当时搞的连汪东兴和知名的整人专家康生都非常的吃惊。周恩来总理也不得不出来于1968年在全国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揭发邓小平（说是根据莫文骅的举证）。
没想到啊，文革后邓小平能够复出。
莫文骅中将赶紧又是发表诗，又是出版书，把老邓吹捧的云里来，雾里去的。说自己不仅善于顶林彪的命令（打广西时），而且敢于反对高岗（延安留守兵团时），一副诸葛亮在世的样子。
好在邓小平也不是好惹的，不但不买莫中将的帐，还早晚的指使着邓毛毛写了两部书，猛夸红七军的烈士李明瑞和韦拔群。邓小平的女儿虽然没有点名批评莫文骅和张云逸，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一些红七军的老同志”指的是谁。那莫文骅也不得不退休走人了事。
亏得张云逸没有活到邓小平三度复出，否则啊，不知这位“敦厚”的张老将军又将如何表演和收场。
真的很难说，是人捉弄了历史，还是历史在捉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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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莫文骅文革以后怎么只当了装甲兵的政委呢，也算是一个正兵团了。
莫文骅可能就是应该首中将，因为他的资历不够上将。在四野南下时，他才被调到13兵团当政委，可能是因为塔山阻击战吧。13兵团和15兵团对调，他留在了广西。他可能认为他那时是13兵团的政委，他就应该史上将了，没准应该和肖劲光一样是大将了。
莫文骅以后写回忆录到是很积极，到处写，到处讲。
上次席琳谈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问题的反思时提了这两人做例子，只是下笔温厚，用了“某”字来代。在下历史知识太差，又甚好奇，所以才有此问。当时baumchen和gfsun很快就指了出来，真真佩服。今又得席琳长文，总算对事情前后有了了解。历史之恩恩怨怨，真是说不尽啊。
被您这么一点拨，莫文骅跟大将军衔还可能粘那么点儿边。
延安留守兵团时，大将肖劲光是司令，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基本上算是平级。据莫文骅说高岗当时非常垂筵留守兵团政委的位置。是让莫文骅给他拔拉掉了。人家高岗后来可是评元帅的料，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肯当大元帅的话 － 这不是我说的，网上有好几个朋友都这么说。
解放初莫在广西当十三兵团的政委时，上将李天佑还只是副司令员（黄永胜为司令员），莫文骅比李天佑高半级。
别小看这半级，评军衔时就是一个坎呀。
其实，莫文骅对他的那个中将头衔还是非常看重的。否则，发表回忆文章时不会专门挂上一个“中将 莫文骅”的署名。牛哇！
专门做学问的人发表文章的也不少，很少看到有人署名为“教授 XXX”，“院士 XXX”或“博士 XXX”什么的。
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只是署名“毛泽东”，而不是“主席 毛泽东”或“毛主席”。
现在，网上的朋友们就都更谦虚了，多少都准备那么个马甲。
呵呵，扯远了！
应该是杨伯涛（就是十八军的军长）的儿子吧。
取个名字就叫“杨伯涛之子”。
不过口气可是远过乃父。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
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
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
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
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 於
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
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
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
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
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
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
、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
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
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
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
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
，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
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
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
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
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
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
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
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
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
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
、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
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
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
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
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
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
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
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
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
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
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
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
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
。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
了到。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
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
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
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
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
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
，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
政治错误。
1929年9月，张云逸赶往右江的平马镇，去迎接中央派来的邓斌（邓小平）代表。
10月14日晨，邕江上泛起淡淡的晨雾，90只大船在码头停靠着，数百名士兵正来回地把一个个大木箱扛上船去。
张云逸走到俞作豫身边说：“作豫，有这些枪支弹药，够用了吧。”
俞作豫笑了笑：“按现在的队伍人数，每人3支枪都有了，但按革命发展的需要，武器弹药多多益善。全靠你当机立断接管了军械仓库，要不然，我们一人一枪都不够呢。所以，我得好好感谢你。”
“不要感谢我，搞这批武器是邓斌和雷经天等同志的安排，是中共中央和广西特委的决定。”张云逸说这话时，心里充满了对邓代表的钦佩。
10月20日，张云逸带领教导总队和第4警备大队，经过3天日夜兼程，终于到达右江畔的平马镇。
同日下午，邓小平随溯江而上的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也到达了平马。当时张云逸正与几位负责同志在平马商会一间小店铺里研究工作，忽见叶季壮陪着一位陌生人走了进来。张云逸打量了一下那人，只见他神采奕奕，举止和蔼可亲，人约二十岁。张云逸马上迎上去：“老叶，这是……”“这就是中央特派员、党代表邓斌同志。”
“啊，邓代表，我早就盼着见你了。”
邓小平握住张云逸的手：“云逸同志，你们辛苦了，把这么大的队伍拉出来，不容易啊。你干得很出色，我都派人向中央汇报了。”
“邓斌同志，这几个月虽然没见到你，但每项工作都得到你的指点，有你把舵，我们觉得踏实。”张云逸给邓小平搬过一张旧木凳：“邓代表辛苦了，请坐下。”
“云逸同志，不用叫邓代表，就叫我邓斌吧。”
“好，邓斌同志，请坐。”张云逸挨近邓小平坐下，“这几天队伍行军劳累，你们也刚上岸，是否休整一两天？”
邓小平笑了笑：“张将军关心士兵身体无可非议，但目前形势太紧，时不待我呀。”说着，他做了个手势：“黄权的部队已逼近南宁，李宗仁、白崇禧也乘机跑回广西，我们想尽快控制右江地区，就得马不停蹄！”
接着，邓小平对张云逸说：“负责同志到齐了没有？我们来开个会！”
张云逸以商量的口吻对邓代表说：“先把部队当前的行动议一下，好不好？”
邓小平点点头。张云逸说：“我以为，还是按既定方案办：进军百色！明天就出发。眼下用不着的重武器和弹药，疏散到东兰、恩隆的山区保存起来……”
“张大队长！你没有参加津头村的党代会。其实，刚才龚局长的建议，早在党代会上就提出来了。”邓小平吐着烟圈，微笑着。龚鹤村高兴地点了点头。
“不过，我还是倾向张大队长的意见：在右江扎下根来！”邓小平夹着纸烟的右手打着手势，“我们这些部队还是火种，要把桂西山区烧红一片！巩固之后，就像鹤村同志所说那样，进军南宁，建立广西苏维埃！”
邓小平的发言赢得满堂附和。龚鹤村虽然曲高和寡，壮志未酬，但是，邓小平已给了他体面的下台楼梯，不好再提异议了。
会议进一步研究部队的驻防问题。这时，卫兵出现在门口。张云逸走出去，卫兵低声报告：“饭菜做全了！”
“好！都端进来。”
进完便餐，张云逸站起身来，走了几步说：“邓斌同志，我同意尽快赶到百色去，但是，几大船的武器弹药不能继续上驶，搬上岸又带不完那么多，这个问题，你看……”
“当前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离不开枪杆子。”邓小平说道，“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把大部分枪支弹药带走，目前暂时不用的重武器，先疏散到东兰、奉议等县的山区保存起来。你们各位的意见怎么样？”
“同意邓斌同志的意见。”张云逸和在场的几位负责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同志们，我们党掌握的队伍已经拉到右江来了。”邓小平对在座的党员领导说，“现在，我们可以公开宣传我党的主张，团结工农大众，开展土地革命。形势有利，但也不可掉以轻心。第三警备大队还属反动军官掌握，我们要有所提防。”
“在南宁时，我看三大队长熊镐心怀鬼胎，便暗中在他那里发展了几位秘密联络员，一有情况，他们会马上报告我的。”张云逸插话道。
“云逸同志可是个细心人。”邓小平笑着说。
“邓斌同志，刚才我听到一个情况。”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李朴汇报道，“东兰县的反动县长勾结当地土豪对抗农军，韦拔群同志那边有些吃紧。”
“这帮土豪劣绅，真是本性难移。”邓小平很气愤。他跟身边的张云逸低声说了一句，便对李朴说：“李朴，你和黄明春同志马上赶到东兰去，协助韦拔群同志工作，巩固和壮大农军，为建立红军作准备。”
“你们在东兰扎稳了，我们进驻百色，这样，百色、平马、东兰即为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向周围发展，这一大片地方就会完全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了。”
随后，张云逸向几个营长部署了任务。他说：“根据邓代表的意见，明天一个营进驻果德，一个营留守平马，一个营进驻思阳那坡，大队本部随邓代表进驻百色，我们要在右江扎下根去！”
所谓红七军前委的决定并无多少实质意义，许卓是邓小平的下级，李明瑞更是刚参加红军的“民主人士”，谁能阻拦身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当时有十万火急必须向中央汇报的任务吗？没有。向中央汇报和留下来主持工作、稳定军心、带领大家共同奋斗，孰轻孰重？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当然，有个组织决定，可以说邓小平不是“擅自逃跑”，但这块遮羞布并不能掩盖“逃跑”性质的实质。
当时的邓小平并不是象后来所美化的那么伟大，偶然发生软弱动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许他当时的确认为红七军完了，先保存好自己再说。30多年后，他再次这么做了。
有关邓小平离开红七军的事，我在原贴中已经说了不少。
这里只是想补充一下，也是自己一向的观点：邓小平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晚近的中国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望其项背的。
有一点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其它的我也在另外的一个帖子里面说过了，即邓小平的帅才、运气和心理素质），邓小平自己从来不文过饰非。关于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事邓小平尤其如此。至于后来的宣传，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毛毛的书，都有许多不为人所称道的地方。
呵呵，这一点，相信大家还是颇有同感的。
有网友揣测席琳就是温相，我看也象。网上大腕中对邓小平如此推崇者不多见嘛。呵呵
偶认为邓小平是很文过饰非的。
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的谈话中说:"我多次拒绝外国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即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
[SIZE=3]邓小平与南宁兵变[/SIZE]
75年前，由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上世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继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江泽民同志曾称之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两场起义的序幕，是由发生在邕江河畔的“南宁兵变”拉开的。
俞李合作 邓小平受命到邕城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仅有一个开局，新桂系即被蒋介石的支解反蒋阵线、兵逼武汉和策反倒戈“三板斧”搞垮。新桂系从武汉前线到广西老巢，一战即溃，李、黄、白被逼下野出走。由于倒桂有功，俞作柏、李明瑞分别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开始他们短暂主政广西的生涯，在广西地方史上称为“俞李政权”。
早在蒋桂开战之前，蒋介石派杨永泰携密函赴港游说新桂系左派将领，与桂系李、黄、白有隙的俞作柏，动用俞的关系策动桂军倒戈。但俞作柏对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心存芥蒂，在彷徨中找到中共驻港负责人杨殷，征询中共方面的意见，并希望得到支持与帮助。在俞的请求下，中共中央即令两广巡视员贺昌赴港，具体与俞洽谈，速调中共北流县委代理书记俞作豫（原桂军副师长、俞作柏胞弟、李明瑞表弟）协同俞作柏北上武汉，策动李明瑞倒戈。我党对俞作柏的帮助，为后来的“俞李合作”创造了前提。另外，由于俞作柏在港闲居期间，与汪精卫改组派有一定的联系，也为其日后被拖入改组派倒蒋的旋涡伏下了祸根。
1929年5月下旬，俞、李倒戈后，从水路回兵广西途中，俞作柏在香港作了短暂的逗留。在港期间，俞作柏与中共驻港代表进行了秘密商谈，请求中共方面派遣军政干部，帮助其新政权治理广西。应俞、李的要求，中共中央派遣了曾在冯玉祥军队中做过兵运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到南宁，与俞、李政权开展统战和兵运工作，并全盘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工作。7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与中央特科成员龚饮冰一道，从上海到香港，辗转广州、梧州后，乘船到南宁，并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中央为方便邓小平的工作和安全，调曾与邓小平一道在中央秘书处工作过、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陈豪人，到南宁协助邓小平。陈豪人到南宁后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直接沟通邓小平与俞、李的上层联系，转达邓小平对广西党组织的指示。在当年派系林立、错综复杂的“俞李合作”期间，在俞、李政权和军队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出于安全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俞作柏、李明瑞也只是知道邓小平、雷经天、俞作豫等少数几个中共党员。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还先后派遣贺昌、张云逸、何世昌、许卓、叶季壮、袁任远、李谦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参加俞、李政权和军队的工作。
邓小平到南宁后，肩负领导开辟广西革命斗争新局面的重任，走上了他革命生涯的重大转折。时过半个多世纪，邓小平在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忆到这段历史时说过：“２５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从那时起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暗度陈仓 邓小平巧施兵运计
由于俞、李政权是由倒戈建立起来的，基础十分脆弱，且国民党各派势力都极力渗透其中，李、黄、白新桂系，蒋介石中央系和汪精卫改组派在俞、李政权中都有一定的势力。为此，俞、李期望借助中共的力量，对内可防止新桂系东山再起，对外可抗拒老蒋的渗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我党则借助“俞李合作”，发展广西党组织，在俞、李军队中秘密进行“兵运”，待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实现工农武装割据。这就是当年我党与俞、李合作双方各自的政治目的。
在合作期间，邓小平利用俞、李要扩编广西警备军，夯实自己基础的意图，通过俞作豫、陈豪人建议俞、李开办广西教导总队培训初级军官，并推荐徐开先、张云逸分任教导总队正、副主任。１９２９年8月下旬，６个警备大队（团级建制）分别成立，张云逸任第四大队长，俞作豫任第五大队长。我党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一批军、政干部和党、团员安插到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
由于张云逸原是同盟会会员、北伐四军第26师参谋长，资历颇深，深得俞、李的信任，俞、李即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全权交由张云逸掌管。张云逸以改造两支军队为目标，采用改变建制、明升暗降方法架空旧军官，让共产党派入的干部控制教导总队的实权；在警备第四大队，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等削弱旧军官的职权，发动士兵揭发反动军官劣迹，将他们挤走后用我党的军、政干部取而代之，把党的秘密组织建立在基层连队上。为配合张云逸改造军队，广西党组织还从南宁、玉林、贵县等地动员一批党、团员和千余名工农青年参军，为党控制两支军队奠定了基础。仅在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内，党、团员就有300多人。同样，俞作豫充分利用与俞、李的亲属关系，将一批党、团员安插到警备第五大队内。但由于警备第五大队的中层军官不少是俞作豫桂系旧部，部队改造进程稍为缓慢。
在改造旧军队的同时，邓小平极其重视发展农民武装。在他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成立了“兵委”，领导各地农军和农村的武装斗争。在１９２９年8月中旬召开广西农代会期间，邓小平指示广西特委争取到俞作柏以“红河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农军200余枝步枪，2万发子弹，且在韦拔群的300农军来邕领枪时，留下他们进行军事训练。这一时期，邕宁农军和左江部分县的农军也得到省府拨给的一些武器、装备，为日后举行百色、龙州两起义和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西党组织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成功地改造了在南宁的３支旧军队，掌握近5000人的武装。南宁兵运的成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水平。
发动兵变 邓小平挥师左右江
正当我党与俞李合作进入关键时期，一桩突发事件改写了这一历史。1929年9月17日，地方军阀张发奎不满蒋介石铲除异己，在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的鼓动下，在湖北宜昌通电反蒋。改组派为壮大反蒋力量，将广西俞、李拉入改组派反蒋旗下。9月20日，张发奎率部南下受挫，改组派为挽救颓势，要求俞、李出兵进攻广东，接应张发奎，并派薛岳来桂送委任状和军费作诱饵，坐镇南宁催促俞、李出兵反蒋。
我党察觉俞、李追随改组派反蒋动向后，感到事态严重。邓小平指示陈豪人、俞作豫等人，去做劝阻俞、李出兵的工作，指出其执政不久根基未稳，贸然出兵反蒋，会凶多吉少。在邕秘密指导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广东省委领导人贺昌也约见俞作柏，表达我党对出兵反蒋的意见，努力劝俞、李不要贸然出兵。但由于俞、李与改组派牵扯太深，自认为反蒋已成骑虎之势，决意孤注一掷。
鉴于俞、李执意出兵，邓小平等领导人预料到改组派的反蒋游戏不会太长，及时做出应变准备。一方面指示俞作豫、徐开先、张云逸等在俞、李军政联席会议上，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尚未训练好，不宜上前线为由，争取留在南宁，避免我党掌握的武装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经过努力，俞、李最终同意这３支部队（除教导总队部分集训的学兵返回原部队外）留守南宁，任命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全权处理南宁的治安与防务。此时的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加快了“兵运”进程，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10月1日，俞、李在南宁举行出兵反蒋誓师大会，分兵沿西江进攻广东陈济棠。出兵几天，蒋介石重演了“俞李倒桂”的翻版戏，以200万大洋和广西省主席高官收买桂军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倒戈拥蒋。再由吕焕炎串通李明瑞部属的黄权旅、蒙志独立旅、杨腾辉五十七师，反水拥蒋。俞、李在众叛亲离下，于13日宣布下野，反蒋不战而败。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邓小平临危不乱、沉着应对，领导广西党组织采取果断措施：急调广西特委委员雷经天、陈洪涛到恩隆县那马镇建立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指示广西特委委员严敏协同韦拔群等率领东兰、凤山农军提前结束在邕军训，返回原地待命；派出李干、张震球、黄永达、黄书祥、陈鼓涛等迅速赶赴隆安、思林、果德、奉义、向都等县，建立党的县委，并调何建南、麦锦汉等赶赴左江龙州，在左、右江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自卫军，做好接应南宁撤退和起义的准备。同时，还指示张云逸立即接管省政府金库和军械局，征调大批商船集中在邕江码头候用。派中共联络员龚饮冰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南宁举事”计划。
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回南宁，邕城一片哗然，气氛异常。10月12日，以教导总队战术教官许廷杰为首的桂系反动分子，煽动教导总队伍生团哗变，拉队投蒋。子夜12时，骚乱开始，枪声大作。在危急关头，教导总队的共产党员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徐开先、李朴（政治教官兼连长）带领一批党员和李天佑、卢绍武等进步学兵，在反动分子哗变拉队离开前，先发制人袭击许廷杰住所。张云逸率大队人马及时赶到，平息了这场叛乱，留住了大部分学兵。面对反动派的卷土重来，邓小平当机立断领导广西党组织发动兵变，将党控制的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３支旧军队，转为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邓小平等领导人，还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条件出发，断然否定中共广西军委部分委员提出在南宁举行起义的要求，移师左、右江。“南宁兵变”被当时的中央军委肯定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义的一次兵变。”
10月13日，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等2000多人的武装队伍离开南宁，向龙州进发。俞作柏、李明瑞随队到龙州后，俞作柏在党组织护送下，经越南安全转移到香港。李明瑞则在邓小平的努力争取下，在龙州参加了革命，并成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15日，邓小平、陈豪人带领警卫队和地方党组织人员，乘船押运军械和物资，溯右江西进。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部分学兵共2000多人，从河岸陆路掩护邓小平、陈豪人等物资船队。20日，雷经天等广西特委领导人在平马镇与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会面，讨论有关布防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事宜。22日，邓小平乘坐“昌平”号汽轮和其他物资船一道，到达百色。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2月11日，在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下，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在百色举行起义，成立红七军，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次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的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成立红八军。百色、龙州起义拉开了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领导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撰写人：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刘家幸 2004）
莫关于红七军的回忆最早是50年代中写的；
当时总政号召大家写写历史，莫就写了；
这批东西当时是不准备公开的，交上去就封起来了。
60年代初， 肖华不知为什么把莫的文章翻印下发
了出去。有人从文章里看出了毛病。 莫被扣上了“中伤红七军主要领导人”的帽子，丢掉了政治学
院政委的位子。
文革开始， 莫因为这篇文章又被拉了出来；
这回说他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