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 -- 燕人狂徒
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
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实际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并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
实际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红卫兵，并非彼红卫兵的。
在文革中，红卫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造反派红卫兵时期，所谓“反军”与“拥军”的两派红卫兵时期，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
现在对红卫兵问题认识常常有这样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而实际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为，仅仅只是被后来称之为“老红卫兵”的势力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红卫兵并不相干。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等，都属于这一类。而以后掘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等），则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老红卫兵”们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红卫兵这样讥讽“老红卫兵”），保省委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击败而瓦解，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百万红卫兵中，基本是“老”红卫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始作俑者，而同时又是文革初期那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与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各种媒体无论用何种体裁，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都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第二个误区则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就都是造反派。
其实，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的不同阶段，其构成与性质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号虽说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一批“老红卫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旧”中也的确显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风，然而，“老红卫兵”组织毕竟没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彭小蒙，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泽东亲自给她改名为“要武”），他们最终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随着“老红卫兵”们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上海红革会、湖南“高司”、重庆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则迅速崛起，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光。
在与以“老红卫兵”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作斗争中，造反派红卫兵是起了举足轻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时，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是这股造反潮流的领头力量，这个时期政治行动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红卫兵集聚。但是，随着所谓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到来，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了分裂。分裂为所谓“拥军派”与“反军派”。
出现这种分裂的原因与催化剂有二个方面：
（一）是工人造反派势力日趋强大，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必然是将上升为第一位置，但已领略“中心”风光的部分红卫兵头头试图抗拒这种现实的转变，进而发展到与工人造反派的对立。
（二）由于军队的介入。中央让各地军队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却又没有严格标准，对于已都打着造反旗号的（那时已没有人敢自称是“保守派”了）群众组织，各地军队便只好按军人的标准（守纪律），来选择和支持一些他们认为是“左派”的造反派组织，这样，面临被选择命运的造反派队伍发生分裂便是必然了。
一般来讲，青年学生红卫兵较易得到军队的青睐，因为学生红卫兵，就意味着单纯、可靠（不会有历史问题）。故，在这场分裂中，相当多的造反派红卫兵倒向了“拥军派”阵营（如湖南“高司”，重庆大学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使他们依然站在了工人造反派组织一起，哪怕地位已降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湖南的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红卫兵，四川的“反到底”红卫兵等）。
所谓“反军派”，也并不就是笼统的反对军队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对地方军区对自己进行压制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后来一般与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战军部队结成了联盟。实际上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不论有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军队也大都分为了两派，而这派别的性质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运动之后，受地方影响而各不相同的。在这个阶段，有相当部分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所谓“反军派”一边，反对马上稳定政局，而支持继续造反。
第三个误区，即是将“红卫兵”这个概念与“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来。
文革的造反运动之火，应该说确是红卫兵点燃起来的，红卫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仅仅是红卫兵，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而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仅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后达十年之久，而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二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后，作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们便退出了政治斗争而几乎全部被动员去了农村，从那以后“红卫兵”就不复存在了，而另一种身份“知青”（即“下乡知识青年”）便取代“红卫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
毛泽东对红卫兵的产生，原本是寄于很大的希望的，他不仅从事实际行动中支持他们，又是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创立者们写信，予以鼓励支持，同时，在发动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十六条》）中，明确地宣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又是不顾年迈，一连八次在天安门接见数百万红卫兵。而且，他确还曾有过一个想法：在红卫兵中培养国家接班人。
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说：“原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
毛泽东之所以开始对红卫兵寄于了厚望，是因为他的确认为中国社会已产生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产生了一个已不符合他的激进观念要求的、并也不太听命于他了的官僚阶层。因而，“红卫兵”的出现，使他认为这些朝气勃勃敢说敢做的青年学生，有可能通过文革，而取代共产党队伍中已是暮气沉沉的官僚们，从而将他认为的革命事业延续下去。
毛泽东说：这些年轻人、学生、红卫兵，正是杜勒斯寄托发生和平演变的一代。而现在，让他们亲自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与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有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然而，红卫兵――不论哪一派红卫兵，甚至是毛泽东原本极为欣赏与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二年左右的表现，却终于使毛泽东对欲在红卫兵中培养接班人的想法，彻底破灭。红卫兵在文革中虽然敢打敢冲，但却极不善守成；他们有很快便破坏一个旧世界的能量，然而，却绝无建设与驾驭一个新社会局面的本领。所以毛泽东意识到了：“红卫兵今天上台，而明天，有可能就会被别人打倒。”
一九六八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实际就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因为，文革发展的进程，上海与各地已经可以左右与支配各地局势的工人造反派，已使毛泽东意识到了红卫兵与青年知识分子，仍然象他在延安时期所评价的那样：只能起先锋与桥梁作用，真正的主力军，还得是工人阶级。
因而，一九六八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让红卫兵们不仅从文革运动的主流中退出，而且也让他们从城市中暂时退出，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红卫兵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一个其情况与意义都很不相同之处：文革前，城市学生们下农村的，只是极少数应届毕业生，而且带有某种阶级偏见：下乡的大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而让他们下农村，确带有“改造”他们之意，即将他们的“剥削阶级”家庭对他们有过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予以清洗、改造。但那时，只动员他们去，却还并不强迫全部非下乡不可。
但一九六八年的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却是要求全部在校大、中学生（大学生去农场），并且不管你读没读完课程、毕没毕业，也不管你原是哪一派的红卫兵，更不管你是出身什么样的家庭，统统一律下去。
此外，将红卫兵一股脑全部下到农村的战略，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抛弃。似乎倒可以说，是毛泽东多种想法因素的综合考虑。
第一，文革形势表明，青年学生的“破坏旧世界”的任务已完成，不论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已打烂“官僚主义者”阶级体制的状况看，已不能担任左右并稳定局势大任的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继续留在城市中，无疑，是不利于毛泽东已开始想结束混乱局面的部署之施实了。
而当时，为此部署所进行的“复课闹革命”，在实践中基本没有收效。学生们的心思，在当时那种实际无书可读的情况下，确根本无法回归学校；而各种各样的新型造反口号（“反复辟”“反倒退”等）又不时从这些毫无城府的学生们口中冒出，甚至对文革运动、对中国整个社会制度重新思考的思潮，也在红卫兵学生中产生与漫延；红卫兵学生们不仅自己在学校中派战不停，而且，还很容易地影响到社会中那些原本已逐渐适应新秩序的工人、农民的群众组织，有可能导致工人农民中再次产生新的造反动乱势力。
因此，立即将红卫兵全部下放到农村，显然，是毛泽东的一种迅速排除重新再燃造反动乱之火的紧迫性权宜部署。
第二，毛泽东让红卫兵下乡上山去时，不再称其为红卫兵，而用了“知识青年”这个词。
从称“红卫兵”，到说“知识青年”，还处在文革前期高潮之时，毛泽东对青少年学生们的身份之思路的转换，意味着什么呢？
对此，也许应该推断：这是毛泽东对那一代青年学生们依然存在只具“先锋与桥梁”片面性缺陷，所采取的一种战略性补课，以让他们能象他历来认为的那样，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全面增进他们的才干，今后能做国家的栋梁。
与工人的结合，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队伍本身也才刚刚稳定，“派性”的余火尚未完全消亡。而相对来说，农村在文革中的局势是较为稳定的，并且那里还的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无论有多少红卫兵去，农村都能接纳。
由此看来，对毛泽东来说，一九六八年底，让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确既有时局的需要，也似不能排除他存在有长远的战略性考虑。
几百万知识青年下到农村，社会的代价是很大的。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确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事。在客观上，他们带给农村的，无疑会有知识、文化、城市观念，以及极大地强化了城市与乡村的联系。而这一切，在现实中，应该多少对今天的中国，能有些积极的正面影响。
红卫兵退出去了，在其后的七、八年间，但文革并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动更没有熄灭，只是造反派的队伍中从此少了“红卫兵”即青年学生这股力量了。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等人又一次启动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他们的政治斗争工具，发动两校的大学生们写贴了不少大字报，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批判邓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然而，历史已不会倒回去了，此时的大学生们也远非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多少带有很多理想与自发的成份，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所写所贴大字报的举动，则已有着几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与当年的意气风发的红卫兵运动相提并论了。
在整个红卫兵运动过程中，只有一个问题，对其原因，至今尚不清楚：在文革还在进行途中，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几年之时，为何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领袖们，以及其他各省区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却就遭到了整肃打击呢？
（至于在四人帮垮台后，蒯大富等被推上了审判台，倒不奇怪，符合政治游戏的逻辑）
红卫兵运动是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与支持，才得以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并且毛泽东还曾想在造反派红卫兵之中，培养出一批政权的领导人。虽然，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改变了他的初衷，并让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上山下乡。但是，对造反派红卫兵，照讲，毛泽东始终只是恨铁不成钢而已，而不应该会有整他们的意思与念头。
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封号、称呼，原本就是毛泽东本人首先说出来的，可见，他对这“五大领袖”的感情之近之亲。因为，他们都是他的文革思想的忠实的追随者，也是由他一手扶持成长起来的，并还曾想在他们中培养出国家领导人；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之轻率之不成熟，最终使他放弃了对他们的希望。
据韩爱晶回忆说：
一九六八年7月28日凌晨的接见谈话完毕时，毛泽东本已离开了接见厅，突然又转身进来，对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以及蒯大富、韩爱晶等“五大领袖”，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泽东说了这些后，才在工作人员的扶持下走了。
由此可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及整个红卫兵，在毛泽东心中能有何等的位置。
可是，尚在文革的中期，尚在中央及所有舆论还是大为文革高唱赞歌之际，蒯大富他们为何却竟还是倒了大霉、成了阶下囚呢？
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其《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说到了处理整肃“五大领袖”的事。吴德说：
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指一九七○、七一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与清“五一六”分子），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查清、批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
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
这里，毛泽东对待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态度，吴德所说的情况，与韩爱晶所描述的情况，显然很不相同。究竟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想法？还是吴德所说有误？
如果说，确是毛泽东改变了他对“五大领袖”的评价，那么又是些什么因素所导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