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们仨: 费孝通 杨绛 钱钟书 -- 云横居士

至于孙令衔告诉表兄说阿季有男朋友（指费孝通），恐怕是费的一厢情愿，孙令衔是费孝通的知心朋友。阿季与钱锺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吵架”，就在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阿季和好友蒋恩钿、袁震三人一同接谈。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在转学燕京前，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as an end not as a means）；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阿季做普通朋友。他后来与钱锺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

命运有时就那么捉弄人，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钱锺书不仅和费孝通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就鞋跟脱落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不知费老是怎么想的，似乎始终难忘这位意中的“女朋友”。1949年秋，钱杨夫妇应聘清华任教，与费老同事。思想改造运动中，费老自我检讨他有向上爬的思想，因为女朋友看不起他。晚年作文不顾事实，干脆说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杨绛。本来就爱无事生非的小报就此大事炒作。一次我告诉杨先生：某小报大字标题“费孝通的初恋是杨绛”，没有什么内容，还是引的费老那句想当然的话。杨先生说：“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让他们炒去好了，别理它。”

　　钱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这就等于谢绝了他的访问。费老有新作出版，常送杨先生“指正”，有时也派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探望一下杨先生，送盆珍贵的花或小玩意儿什么的。一次杨先生来我家串门儿，快到中午的时候，让我陪她到住在同院的费老家坐坐，对他的多次问候表示谢意。费老万没想到杨先生亲自登门，兴奋得说个不停，时近正午，定要留饭，杨先生推说我家已作准备便匆匆告辞。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心意到了，礼貌周全，前后用了不到二十分钟。我不得不佩服杨先生的聪明安排和她对费老始终做一个“普通朋友”的一贯坚持。

１９３２年，费孝通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女生王同惠。他与王同惠同系，但相隔两班。王同惠比费孝通小两岁，河北肥乡县人，北京笃志女中毕业后，１９３２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１９３３年圣诞节，费孝通送给王同惠一本人口问题的专著。当时，费孝通在翻译英文著述《社会变迁》，王同惠则在翻译法文著述《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个巧合进一步密切了他们的往来。王同惠把费孝通的译稿要去阅读，费孝通建议她到图书馆借得原版书，边阅边校，日后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要求费孝通也像她一样，将她的译稿和《甘肃土人的婚姻》的原文一起阅校，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

　　费孝通、王同惠一边求学，一边抽时间完成了《社会变迁》和《甘肃土人的婚姻》的翻译，两书译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血融会，堪称两人爱情的结晶。

　　１９３３年夏，费孝通燕京大学毕业，获社会学学士学位。毕业时，他又考进了清华研究院，师从俄籍社会学大师史禄国（Ｓｈｉｒｏｋｏｇｏｒｏｖ）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费孝通的学籍虽从燕京改到了清华，社会关系却没有多大改变，生活圈子还留在和清华园不远的未名湖畔。尤其是仍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王同惠，更是牵惹他时常流连未名湖畔。

　　费孝通和王同惠“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

如同一对比翼鸟

　　费孝通非常喜欢王同惠，王同惠不像一般女生那样爱打扮、爱显摆。她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粉饰”，性格温婉和蔼，人又大方聪明，可谓才貌冠群芳。 王同惠则十分欣赏费孝通的才华和学识，更理解他心底更深一层的理想和抱负。

　　热恋之后，费孝通“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废墟和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平时，费孝通的个人工作室里只有他一人，王同惠来时两人作伴，有学业上的研讨切磋，有两情间的欣赏思慕，有追求上的志同道合，有费孝通的机智幽默和王同惠的聪颖爽朗，加上窗外有乔木、有流水、有芳草、有弦歌的求学环境，“平服”与“舒畅”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情景与心境了。

　　费孝通、王同惠如同一对比翼鸟，快乐地来往于清华和燕园。昨天相约未名湖畔，今天相见水木清华，如此求学，岂不快哉！快慰之余，还可以一同去拜望恩师吴文藻和师母冰心。

　　这种缠绵、高雅、精致、清新的爱情，虽然并不曲折，却颇富传奇色彩，虽然发生在两位淳朴的男女同学之间，其浪漫却不让罗密欧与朱丽叶。尤其是费孝通这个痴心男主人公的形象，可爱温润之极。而他们除了风花雪月和花前柳下，更有着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这使他们的爱情时时更新，不断生长。一双才子佳人，南北珠联璧合，一边谱写着爱的诗篇，一边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游。

和费孝通一样，王同惠既有一般的求知愿望，也有更超越的想法。在合作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她曾问过费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这一突兀发问，是王同惠心底梦想的无意透露，也是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在她思想上的共鸣。为此，她和费孝通经常在一起讨论，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想法。　

蜜月携手赴瑶山

　　１９３５年，广西政府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的课题，向清华研究院求助，希望派员来桂支持。恩师决定选派费孝通。 费孝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溜溜的她”，王同惠高兴得不得了，并执意要和他一起去。费孝通也希望这样，他们把愿望汇报给恩师吴文藻和史禄国教授后，两位老师也表示赞同，只是觉得他们以同学身份一道上路不方便，社会上也不可能认可。费、王二人面对这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决定——结婚！当时，费孝通已获清华研究院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取得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奖学金。王同惠则完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的学业，按有关规定，可以保留学籍先去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再回学校续修四年级学业。

　　１９３５年８月的一天，费孝通、王同惠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地点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证婚人系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新婚蜜月，本该温存，可小两口新婚第４天便惜别恩师，踏上了到广西实地调查的征途。

　　从北京到广西，辗转两个月。他们一到南宁，顾不上遥远路途的劳累，第二天便与广西教育厅和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订社会调查方案，查阅资料。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０日，费孝通夫妇离开南宁，在翻译和向导的带领下前往大瑶山。１０月１８日他们从柳州象县进入大瑶山腹地东南乡（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当时的大瑶山被称为“蛮荒之地”，在这山高路险、荒无人烟的地方调察，其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这对小夫妻却甘之如饴，一边做社会调查，一边向内地发回题为《桂行通讯》的报告。

　　六巷乡的瑶民，仍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费孝通夫妇十分尊重瑶民的风俗习惯，不仅和瑶民同吃同住，还主动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一天，一个瑶民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村里的头人命巫师驱邪。费孝通夫妇赶紧拿出自己的药，耐心地说服头人，让病人服了药。病人好了后，全寨的瑶胞把他们当成“神人”。

　　一天，王同惠悄悄告诉丈夫怀孕了。费孝通一听，非常高兴，他关心地要求爱妻先返回北京休养。王同惠出于对丈夫的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决定继续留在大瑶山搞调查。她的想法是，争取在１９３６年２ 月前，将大瑶山居住的瑶族各支系的所有情况调查、研究完毕后，再回北京。

　长存在大瑶山的爱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他们又开始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进行调查。一路上，古陈村派出的向导在前面带路，费孝通、王同惠相互搀扶着跟在后面。行至五指山冲口处时，王同惠累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费孝通将她扶到一块大石上坐下歇歇。

　　这一歇，他们与向导失去了联络，迷失了方向。天慢慢黑了下来，费孝通忽见前面有一处似房屋的建筑，以为是人家，立即趋前探身察看，他的脚一触机关，轰隆一声，上面木石俱下，把费孝通砸压在下面。原来那是瑶族猎户为猎兽设的陷阱。

　　怀有身孕的王同惠见状，奋不顾身地用尽全身力气把压在费孝通身上的成堆木头和大石块逐一搬开。她见丈夫的腰部、腿部均受重伤，站不起来，便将他扶到附近的地上坐下：“我们是生死夫妻，我去找人救助。”说完，便消失在茫茫的荒野山中……

　　费孝通忍着巨烈疼痛趴在地上，盼着妻子快快带人来救援，可听到的是野兽的吼叫声和寒风的嗖嗖声。天快亮了，费孝通慢慢往前爬，自寻救助、寻找爱妻。直到１７日傍晚，他终于碰到一位瑶族妇女找牛，费孝通急忙向她招手，但那位妇女却转身跑了。不久，瑶族妇女带来了两位瑶族男青年，轮流把费孝通背回古陈村。

可是，王同惠杳无踪影。副乡长盘公西闻讯后立即下令：凡１６岁以上的男子，马上出动寻人。全村瑶民连续６天寻找王同惠，但踏遍了周围的山村乡寨，也未找到她的踪迹。费孝通昼夜萦回梦祈，犹盼爱妻生返。一天深夜，他梦见爱妻掉在水中。第二天一早，他把梦兆告诉瑶民，叫他们注意到有水潭的地方寻找。说来也巧，就在这天（失踪后的第７天，即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３日），瑶民们在古陈与罗运交界的一处悬崖下的山洞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原来她那天救夫心切，不慎坠落深渊……

　　瑶民们按瑶寨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副乡长挑选了８位身强体壮的瑶族男青年，分别抬着王同惠的遗体和重伤未愈的费孝通离开六巷乡古陈村，经平南县到达桂平县江口圩渡口上轮船。原本，费孝通准备把爱妻的遗体送回她老家河北肥乡安葬，但船到梧州后，费孝通见遗体已不便长途运转，只好将爱妻遗体埋葬在梧州白鹤山上。费孝通请人精心设计了同惠之墓，并拖着重伤之身亲笔为爱妻写了碑文。　

真挚的爱情不泯灭

　　王同惠女士，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实地调查而遇难的女学者。遇难那一天，是她和费孝通结婚的第１０８天。

　　费孝通竭力把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深埋在心底，在爱妻墓前，他以志相许，发誓一定要实现爱妻生平的遗愿。 随后，费孝通从梧州转至广州柔济医院做脚骨开刀手术。他在医院治伤期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件事的经过。”

　　在广州柔济医院里，费孝通伤情稍稍好转，便立即着手整理王同惠在瑶山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至１９３６年６月回到北京时脱稿。之后，《花蓝瑶社会组织》在上海出版，作者署名王同惠。该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语言、民风礼俗、信仰、典章、生活、劳动、卫生、教育、家庭关系等情况，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

　　王同惠女士墓碑在“十年文革”中流落于当地一所学校，后被一位好心的教师保存下来。上世纪７０年代末，费孝通得到彻底平反后，墓碑才得以复立。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费孝通到广西梧州谒王同惠墓，睹碑思人，百感交集，还赋诗一首，犹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并告慰同惠在天之灵，说自己老骥伏枥，而曾经有过的生死爱情，又使他灵魂升华，始终本着“荣辱任来去”宗旨做人。

　　《江村经济》（海外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被公认为中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奠定了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的地位。《江村经济》卷首，费孝通满怀深情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同惠在天之灵，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真挚的爱情不泯灭，激励着费孝通在事业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他怀着这份爱走向江村，走向群众，走向农民，走向世界，并一直走向社会学的巅峰。

“自海伦（即毛彦文）与朱（即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办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说的情绪。吴为朱之挚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接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9月30日《参考消息》转载）一文在评介杨绛先生《我们仨》等作品时，有一段叙述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瑷及其夫婿的文字：“在文革社会的紧张生活下，阿瑗根本没有时间去恋爱。大概已经30岁出头了，她在工厂里做工，交识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得一，也就同他结婚了。此人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因而自杀以求解脱，那时阿瑗33岁。”读后不禁愕然，因为这里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文中所称阿瑗即杨绛《我们仨》中的主人翁之一钱瑗；“王得一”即钱瑗的前夫。于是我立即找来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和《干校六记》，对照之后发现涉及钱瑗的夫婿的记述在《我们仨》中很少，主要是在《干校六记》中，而夏先生这段文字在杨绛先生的两书中并无类似的记述。我对杨绛先生的著述了解不多，不知夏先生这段文字是否别有所据？但不论夏文所据为何，上述记叙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与钱瑗伉俪都熟悉，了解个中真相。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为了表示对于故友的纪念，故稍事补苴钱瑗伉俪的有关事略于后。

钱瑗的前夫与我是大学的同年级同学，我们于1955年9月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全年级九十余人，分为三个班，他在二班，我在三班。首先需要“正名”。夏文和杨绛先生的作品中钱瑗前夫的名字都被写成“王得一”，事实上他的名字是王德一，在他大学四年和日后工作中直到辞世都一直用这个“德”，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得”字。他出生于1937年3月，籍贯是山东济宁。大学读书期间，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采取五级计分法，他的学业成绩大部分得的是“优”。1956年搞了一阵子“向科学进军”，王德一被评为“优等生”。四年中他先后担任过学习班长和班主席。1959年7月毕业时，我们两人一起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他被分配到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一直没有调动，我被分配到中国现代史教研组一年后，转人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从此我和他的交往比在上学时更为密切了。他参加工作不久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这与他的勤奋有关。记得有一天很晚，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教研组伏案而写，铺着厚厚的一摞稿纸，额角沁着小汗珠，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修改讲稿。大概第二年他就承担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这在青年教师中是很突出的。他也善于为文，故在人民公社化时，大约1959年秋冬，我们一起被历史系领导派去北京郊区的房山人民公社编写公社史，共同“战斗”了半年之久，主要由我们二人执笔写成了一本十余万字的《房山人民公社史》，油印成册，不过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这就是钱瑗的前夫的真实情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工人，而是一位大学教师。至于说王德一“和善忠厚”倒是符合事实的，这在《干校六记》中有一些生动的叙述，与我所了解的王德一是一致的。当时钱瑗在俄语系上学，与王德一是同一届学生。俄语系与历史系同在一个楼——“文史楼”，俄语系在一、二楼，历史系在三、四楼。钱瑷也于1956年被评为“优等生”，1959年7月毕业时也留校工作，在俄语系当助教。1966年转入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他们二人的学历、经历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钱瑗伉俪的婚恋，也不是夏文所描绘的那样。钱瑗、王德一在大学读书时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很活跃的，校园中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美工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二人都很喜爱绘画，画得都不错，我经常看见他们二人忙于“美工队”的活动，举凡宣传活动所需的海报、黑板报等绘画任务都是他们一起参与的。不过，这个时期王德一的恋人尚不是钱瑷，而是我们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毕业时那个女同学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他们的联系就日渐减少以至中断。毕业以后，钱瑗、王德一两人继续以绘画为学校的各种宣传活动服务。由于这种工作关系，他们之间的接触自然就很频繁，这时王德一曾经向钱瑗表露过爱慕之情，但是并没有得到钱瑗的积极回应。直到“文革”中钱瑗才主动向王德一示爱并明确双方的恋爱关系，而他们结婚则已经在“文革”发生后的第三年——1968年初了。由此可见他们相识、相恋的时日是相当长的，过程也是曲折的，并非一蹴而就，草草从事的。

大约1967年冬，我与王德一一起去了一趟天津。那时“文革”的昏热暂时告一段落，学校开始搞“复课闹革命”，宣传队派我们二人去天津师范学院了解那里的“复课闹革命”的情况，据说他们在这方面搞得好。我们花了半天时间在那里看了看大字报，后来就到街上吃饭，饭后逛商店时发现天津的豆制品等小菜品种比较丰富，于是王德一说要买几样带回去请钱瑗的父母吃。当时物资匮乏，这种食品属难得之物。那时他们尚未结婚，由此可见其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德一和钱瑗结婚以后就住在历史系单身教师的集体宿舍一一四合院北楼二层西头的一间靠北面的房间里。当时我住在南面的一个房间。德一有时也回钱瑗家住，大约1969、1970年之际，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了，忙完学校的任务之后，我骑车回我迁在东城的住处时，德一也骑着车从后面追上了我，说是要回钱瑗父母家住。我们在地安门分手，我往东拐，他继续往南走地安门大街。

至于王德一的自杀，也不是因为他“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云云。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王德一被驻校“宣传队”宣布隔离审查，其主要“罪行”是“炮打林副统帅”。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王德一在“文革”中除了一般的参加“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活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事实”中得知，王德一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了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的工作。当时“宣传队”对他发动的攻势非常猛烈，仅举一例就可以想见其余：为了逼迫王德一“端正态度”，特意在文史楼三层西头的大教室里召开了一个历史系与外语系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联合“批斗”大会，其用意大家都明白：因为王德一的夫人是外语系的老师。用这种办法来“株连”家属，恐怕也属于“史无前例”的一项发明创造吧？此事件之后不久，有一天上午大约八点半左右，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全系师生员工混编为若干小组）正在文史楼三楼一间教室里由一位“军宣队”带领进行“天天读”，忽然杨家兴同学来敲我们的门，说；“不好了，王德一好像是在上吊！”杨家兴同学当时也是被隔离审查对象，他趁大家“天天读”的时间从自己专用的隔离室出来在楼道里溜达，从门缝里窥视王德一专用的隔离室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我们立即蜂拥而出，由“军宣队”带头跑上四楼，由于王德一事先把门插上了，于是众人“强攻”才把门打开。只见王德一吊在北面窗户上的暖气管上，双手还紧紧攥着他在挣扎时抓住的垂挂在窗户周围的标语、大字报纸。人们立即把他解下，放在房间里面一张原先用于裱糊文物字画的大木案上，发现他已经气绝，人们围在他周围不知所措。这时我立即想到：只有马上找医生抢救，其他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没有向周围的任何人打招呼就奔下楼，骑上我买来不几年的“飞鸽”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校医院。到了校医院值班室，我气喘吁吁地说明情况，请值班的周大夫快去急救。周大夫立即拿起急救箱，出来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我使劲蹬车，到了文史楼，急奔四楼。房间里的人们还围在王德一的周围，周大夫拨开众人，立即为王德一做人工呼吸和各种急救措施，累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王德一去世之后，钱瑗就搬出了四合院的历史系集体宿舍，从此我与她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不过到了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先后成立了“优秀教学成果奖”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会”，我和钱瑗都是其中的“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评审全校的优秀教学成果和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优秀学术著作等奖项的工作，这样就有机会比较经常在一起开会了。1990年她获得校级“优秀教学管理奖”就是这个期间的事情，那是对她担任外语系副系主任期间所作贡献的表彰。我与钱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我从历史系下楼回家时，在楼梯上碰见钱瑗，她也正在下楼准备回家，我们边走边谈，其中有一段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说到当时社会上对于钱钟书先生的种种传说时，钱瑗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些传说很多都不是事实，是捕风捉影的编造。”我们在文史楼的西边分手，那时，她还是那样的急急匆匆而又神采奕奕，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年之后她就罹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了。 以上就是我在读了夏先生的大作和杨绛先生的大著之后对于钱瑗伉俪往事的一点补正。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有忡。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疾呼史以直书实录为贵，可以说直书实录乃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之一。纪实性文学作品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叶公超算是最幸福的了，陈仰贤爱他，袁永熹也爱他，吴宓都喜欢

的袁永熹和陈仰贤，都喜欢的是叶公超。许渊冲在《诗书人生》一书中言：“对袁永熹和陈仰贤，叶公超可以说是‘双胜’，吴宓则是‘双败’。”但叶公超只爱袁永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