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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十字岭上-记左权将军生命中的最后6小时（之一） -- 毛毛球
1942年5月25日，发生在山西辽县（左权县）-河北涉县交界处太行山区的战斗，由于左权将军的牺牲，而使得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南艾铺和它身边荒凉、险峻的太行一脉-十字岭名扬天下。战后，辽县改名左权县、十字岭主峰改称左权岭。有意思的是，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南艾铺和十字岭主峰（左权岭）划给了涉县，造成了因这场战斗而被命名的县在其现有版图里并没发生过这次战斗，战斗中的一系列主要战场和最重要的地理标志-左权岭反而全在邻省邻县（河北涉县）的奇特现象。
十字岭战斗，由于现场的极度混乱，大量文件的散失，严重的人员损失和幸存者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对分离，使得对战斗过程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又由于作战的一方是八路军总部机关，如此众多的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在一次战斗中伤亡、被俘，在建国前的党史、军史中也是罕见的（在过程上，可与之相比的另一次大概只有西征军，当然二者的结果完全不同），涉及众多相关人员的表现、责任，战史上也属于“走麦城”之列，因此谈论少且多语焉不详。
5月25日的所谓“十字岭战斗”，时间上其实只持续了5-6小时，空间地域上包含了十字岭在内的涉县广大区域，战斗最激烈之处也不在十字岭；“十字岭战斗”，只是那一天，在涉县奋战的八路军总部机关战斗经历的缩影和代名词，正是由于他们中部分人的牺牲精神，在当天和随后2-3天中，使日军在判断上产生了错觉，大批的总部干部借此逃出生天，演绎了一场戏剧性地“胜利大逃亡”。
十字岭正岭呈西北东南走向，连绵20余里，和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主脉交错，状似“十”字，主峰海拔1323米。羊肠小道一端连接南艾铺，曲折地沿山脊向西北通到岭下的北艾铺、南岩沟村（这个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战后，在日军不断扫荡的威胁下，收容、转运和救治了数以百计的总部失散人员、伤员）。正岭两侧为数十米到上百米的深沟壑和绝壁，沿山势延绵不绝，这个地理特征在战时既拯救了总部却也差点成为全军覆没的肇因。该地区位于太行腹地，高山大岭、深谷幽潭，交通不便；此地也是根据地的腹心，抗战中，日军的扫荡很少能深入此地，因而对当地地形地貌并不十分了解。
总部各机关是5月23日晚饭后离开麻田-桐峪地区驻地的。其中，司令部（前总）从麻田武军寺村，政治部、后勤、北方局、党校和新华社分别从上、下武村（桐峪镇），上、下南会村、麻田镇等驻地出发，目的地涉县；武军寺村，位于清漳河一条小支流的北岸，距主河道4-5华里的一片断崖下，村庄因村旁的武军寺得名。41-42年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局势缓和，前总驻在此地；彭德怀、左权住在武军寺后面的禅房中，机要、作战等部门在庙内办公。十字岭战斗结束后，前总又搬回庙内，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24日中午，前总抵达郭家峪附近的水洼（又名水凹）村。一停下来，立即架起电台和各方联系。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总部各机关驻地分散（远的距离30-40里），转移行动较仓促，各单位物资多、老弱多，收拢困难，走得慢，前总为了等各机关，也只好慢慢走，因此17-18个小时只走了20-30里。另一个让人有些不安的是，转移行动前向北展开掩护总部侧翼的前总警卫团-特务团在电台里要不出来了，虽然目前总部附近的敌情不算严重，敌人似乎未察觉总部转移的方向，但由于行动前作战部队都放出去了，身边只剩下前总警卫连、政卫连、后勤警卫大队（小营）、朝鲜义勇军（有枪的30多人）总共不足4个连、400-500人，一旦有事，这点儿兵力很难说起多大作用。这一天，扫荡的日军开始全线进攻，根据地周边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这里的山村却依然宁静安详。从电台反馈的消息看，总部转移将经过的地区敌情变化不大；由于电台功率的问题，山区无线通讯中断是家常便饭，在忙了一下午之后，前总领导决定收摊吃晚饭。说到吃饭，百团大战之后，由于日军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和封锁，太行山区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部队定量每人每天13两小米（16两制）。又由于根据地灾荒严重，前总号召总部人员每人每天捐出2两小米支援根据地人民；每天三餐改两餐、干饭改稀饭，因此每顿饭都要掺入大量的野菜、麸皮充数，这天的晚饭也不例外。这么做的一个副作用，尽管炊事部门考虑到晚上行军的需要特意加大数量，可对大多数人来说，到下半夜就已经饥肠辘辘了，而到第二天上午，人变得有气无力，体力精神都很差。话虽这么说，路是不能不走的，晚饭后，大队人马启程。前总行军的规矩，首长走在前面，接下来是作战科、机要科、通讯科的一部电台，如果中途休息时间长，就架起电台工作。按原定去涉县的计划，总部接着搬。
25日上午9时许，前总到达了十字岭脚下的南艾铺，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前总并不是第一支抵达南艾铺的队伍。拂晓时分，129师385旅769团一营和团直属队、385旅直山炮连，在团长郑国仲、一营长李德生、营教导员王亚朴带领下，已经到达。769团的前身是红四军10师，刘伯承率129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抗日时，身边的部队就是该团。769团抗日首战便是赫赫有名的“夜袭阳明堡”，陈锡联担任首任团长；该团是129师的主力团之一。郑国仲带部队进入南艾铺，马上对东、北方向放出警戒，同时向西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敌情，部队就地休息；此刻他们并不知道，几个小时之后，总部机关上万人会涌入这里，而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他们和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将成为这些人的依靠。
一夜行军，前总走走停停，各机关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窄窄的山路上人越走越多，行军速度越来越慢；天亮时人人都疲惫不堪，一肚子怨气，这一夜，总共只走了20来里路，还不如前一天走得远。
见到郑国仲，彭德怀、左权很高兴。询问了情况之后，左权通知郑国仲总部白天不走了，在南艾铺附近休整一天，晚上再走；命令郑国仲指挥部队展开，屏蔽南艾铺。郑赶回团里，让李德生率一营1、2连占领南艾铺南面2里多长的小山，构筑防御阵地；命王亚朴带着3连继续占领南艾铺北面制高点，监视东、北方向。前总没有进村，通讯科就地架起电台，开始要各作战单位并了解敌情。郑团长走后，左权找来机要科长段连绍，叫他赶紧把“失踪的”特务团通过电台找出来；他不放心，虽然有这么个“天上掉下来”的一营，可全部警卫部队的数量也只有不足千人，而保卫的是上万人的非战斗人员，这些人相当部分非老即小，大多数手里连把刀都没有。
上午10点刚过，走了一夜的人们大多还在睡梦中，炊事班的饭已经快熟了，四下里荡漾着小米的香气，电台周围忙碌的机要、通讯科的小鬼们，眼睛不由自主地不断光顾冒着热气饭锅。突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空袭开始了。关于当天空袭的开始，说法各式各样，大体分两类：空袭是突然发生的和先有空中侦察、后有空袭；前总活下来的人，对这次空袭的记忆可用两个字描述：突然。敌机飞得很低，直接对正在休息的部队投弹、扫射，机关骡马多，受惊后四处乱跑，目标彻底暴露了！空袭持续了一段时间；刚停下来，前总彭德怀、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等领导在电台旁的小洼地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目标已经暴露且总部各机关太臃肿，人多、牲畜多，行动不便；当今之计，惟有乘敌尚不了解我军虚实，也没有对我形成合围态势，赶紧分头突出去。会议根据左权的提议，决定兵分三路，左权率司令部（前总）和北方局为一路，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同时靠拢特务团；罗瑞卿主任带领政治部直属队、党校和新华日报（新华社），由政卫连、朝鲜义勇军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到太行6分区；后勤部门由杨立三领导，由后勤警卫大队保护，向东北角突围；769团一营殿后，保护前总和北方局，前总警卫连的3个排一分为三，分随3路走。会议结束得很快，左权安排作战一科、二科有指挥作战经验的参谋，按每路分别携带一部电台配上通讯人员、机要科的译电员，分头下到各部队，同时，左权要求电台在行动前，务必把特务团叫出来，要求其在外围向敌出击，吸引其注意力，掩护总部突围。前总领导没想到的是，敌人了解的情况和针对性的措施远比他们想象得多。
25日早上的空袭，对八路军总部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战役进程。空袭的主要后果是前总在匆忙中作出了分兵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否客观，我们需要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来看。首先，当时大部队基本上是夜间行动、白天隐蔽，即便和敌相遇或被围，也尽量坚守到晚上，再利用敌军包围的缝隙突围，凭借着熟悉地形和暗夜的掩护甩掉敌人；白天行动，敌可借助空中侦察，自如地调度、机动地面部队，而我军的情报来源单调；敌握有制空权，我军白天的机动受到极大地限制，即使动起来损失也会很大。战斗部队尚且如此，何况行动迟缓的机关。其次，计划原意是“敌进我进”，利用敌军急于突入根据地腹地，和敌相向而行，进而甩开敌军；但是，当时日军刚发起扫荡一天，部分军队还在外线，总部由内线向外突击，未必能拉开和敌军的距离；第三，为了保护分开的机关，将原本就少的警卫部队分散开，未将有限的兵力集中使用而是到处“洒胡椒面”，造成以后遇到敌军，大多数场合，分开的战斗部队由于人数很少，想打又打不了，想坚守又守不住，到最后，自己突围都困难，更不要说带上别人。在缺乏对周边敌军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下，前总的突围计划多少透着些一厢情愿的味道。另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重大影响是空袭和随后分兵带来的忙乱，让部队基本上都没吃上饭；等再吃到东西，很多人已经是2-3天以后的事儿了。
送走罗瑞卿主任、杨立三部长带领的突围部队，左权让参谋们集合队伍，回过头又跑到电台，亲自查问特务团的消息。时间已过中午，几次查询未果，左权失望之余命令放弃联系、收起电台。旷野里到处聚集着排好的队伍和三五成群的驼运牲畜；远处，东北、东南方响起密集的枪炮声，预示着先走的突围部队已经有麻烦了；近处，出发的命令已经下达，有些队伍已经安静地开始向山上移动，就在这时，炮弹的尖锐呼啸打破了沉寂。
敌人的第一发炮弹直接打进整好的队列里，随后，接二连三，射过来的炮弹准确地在人群中爆炸，一时间，到处血肉横飞，空中飞舞着炸起来的碎石和人体残片，周围飘荡着呛人的硝烟和浓浓的血腥味儿。人们本能地四下散开，寻找掩蔽，刚才还整整齐齐的队伍，此刻已是乱成一团、跑得七零八落。炮击转弱，敌机出现了，低低地追着人群投弹、扫射，刚站起来的人们又惊慌地趴下；更紧急地是南艾铺南面一营阵地方向响起了枪声，越来越密集。敌人来得好快呀！
左权看到情况不对，明显的敌人已经迫近了，急忙走上高台，在敌机的轰鸣声和爆炸声中冲卧倒的人们高声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更要注意地面上的敌人！快冲出去呀！”听到喊声，有人站起来，丢掉背包和其它物品，开始向近处的山里跑去，然后是更多的人，最后整个机关几千人都动起来，不再理会疯狂轰炸的敌机，拼命地奔向十字岭山区，人们抱着同样的念头：赶快进山，只要进山就安全了。这时，左权发现彭德怀没动，立即叫来作战科长王政柱和警卫连长唐万成，让他们带上唯一留下的一个警卫排和2个参谋，跟彭德怀走；左权对彭德怀说：“13号，你的转移路线由王科长负责，马上走！”那时候，为了安全和保密，总部首长都有代号，平时不提名字，称呼代号，彭总是13号，左权14号。彭德怀看着被炮火震得四处躲避、遍布山野的机关人员，没说话也没动，只是难过的摇摇头。左权催促：“你的转移，事关重大，你安全突围了，总部才能算得救!”彭缓缓地回说：个人突围，为时尚早。左权急了：“你是八路军的光荣！日军摆得是铁壁合围，再晚，突围就困难了！”随即命令唐万成：“你知道怎样爱护彭总，扶他上马！”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时在场的人们还清晰地记得左权将军的急切，他已经顾不上叫代号了。唐万成带着警卫排的战士们一拥而上，将彭架上马背，彭德怀被这一举动搞得有点不知所措，望着左权：“你，你”左权不理他，接着下令：“赶快突围！唐万成！连人带马，给我推！”战士们连拉带推，拥着彭总离开。无奈之下，彭德怀对大家说：你们不要推了。随后策马离去，一起走得还有掩护人员和彭总的警卫员王传和、勤务员武安荣。很难想象左权将军当时的心境，警卫排走了，一营在阻击敌人，十字岭上，除了几支短枪，剩下的几千人赤手空拳；大白天带领着这样的队伍突围，是何等地艰辛。从那一刻起，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十字岭上他的同志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
有说法是日军由无线电定向已经测准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先前的四处扫荡目的只是“为渊驱鱼”...
山东老区所经历的两次较大的反扫荡失利，一次是42年冬的马石山，一次是47年的鲁南突围。失利的原因，其实都和基层有关系... 基层干群在敌人大张声势的恐吓下沉不住气，拖家带口纷纷转移，要跟队伍一起走... 结果反而互相拖累...
八路军后来的反扫荡策略其实也主要针对这一出：精兵简政 - 精简臃肿多余机构，一切为了战斗；武工队 - 基层干部能文能武，平时能做工作，反扫荡时就是战斗队，不用一见鬼子就跑...
其实最要命就是电台，好像赶夜路的人，举着火把在旷野走，生怕别人不知道。
摘自《刘伯承文选》
三七年：
第三，敌人袭击的部署是：在傍晚以前用一个便衣队显明地在我军前方装着警戒疏忽的样子，意在引诱我们伸出去打，以便他六个袭击支队好抓着我军侧背。这六个袭击支队都在夜间急行五六十里，在拂晓以前就开始其包围的袭击，正面是小支队，是缓进的。其他的支队特别是基干支队，则沿沟底秘密急出我侧背，想截断我们后路。
第四，敌人的尖兵前面是几个中国人引路，其后是它的骑兵、步兵以及炮兵跟进。先头部队穿着中国军装，意在混淆观察。在天明时，它先用平射炮打山的两侧，曲射炮打山背后，特别寻找我们机关枪阵地。步兵前进是很缓的，队中井有强迫抽来的一群本地壮丁，严令其杀人放火，特别对于抗战军人家属的烧杀，意在激起一乡的人们对立，自相残杀，以华制华，并有汉奸进行欺骗，想要抵抗日军烧杀的人家低头降服
三九年：
敌人在实行其“忍耐十年消耗”的三分屠杀、七分愚弄的“国家总力战”中，有灭亡人心的所谓“思想战者，有结合武装掠夺的所谓“经济战”者，有利诱威胁的所谓“政治战”者，有画起防共脸谱实行独吞中国的所谓“外交战”者。这一些在这里不说了，我在此来说敌人三分屠杀的武力战。
其一 侦 察
一、特务机关——扮着各色各样的人，秘密散布于各要点，收买小孩、小贩、邮差、流氓、僧道、耍把戏的、妓女、相公、窃贼及其他种人员之类，有计划地构成局外间谍网，侦察我军政要闻和盗取机要文件。但他最厉害的还算是打入我抗战机关作局内间谍，如我们在枣强、深县战斗所俘的间谍中，竟有国民党河北省府的无线电报务员及副官。
二、强迫居民察报军情——为达此目的，有拘捕居民以作抵押者，有以烧杀威吓者，在沿铁路两侧及警备区域，大多如此。
三、偷听电话及无线电报。
四、飞机侦察——特别在敌军进攻的直前，飞到预计攻击的地方，作低空侦察。最近敌人侦察轰炸机的行动往往是先头来一架，到它认为可疑的村落上行低空侦察，摇着青天白日旗，假装国民党的飞机，企图引诱当地军民出来，如见是居民而非军队时，则招致其后两架散布大量的愚弄欺骗传单，否则即行轰炸。
五、部队侦察——是用伪军游击队和日军便衣队进行的。当日军进攻时，其先头侦察部队，经常是假装我们八路军。
总而言之，敌人在我广大民众一致坚决抗日的浪潮中进攻我军，如果照例扑空或被不意的反击，那就越发增加日军士兵的疲劳、不满与反战情绪。
所以，日本强盗遂着重于用那不费本钱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收买汉奸、间谍，汇集我军动静的情报，以免作“无的放矢”的进攻。
其二 通 信
日本强盗为速送情报，特别是当日军部队遭受我们突然干脆的袭击时，
为通报消息起见，非有飞快灵敏的通信工具不能应急。因此，日本强盗就不能不强化其通信工具，特别是小部队的通信工具。据我们所知，其小部队特用的通信工具，有下述的七种：
一、拳大的无线电台——我们夺获了这样的电台三部，曾试验之，其音响达一百里还清晰。
二、飞机——有时侦察机配合小部队行动，作通信用。
三、轻便电话机——有个耳筒很便于利用，或架设电线，收发密码的电话报。
四一年：
一、事前强化间谍，实施佯动和实行谣言攻势，以侦察或迷惑我军。
二、“扫荡”时，向合击点疏开成十路以上的并列纵队，如梳子形状，其间隔不过十里。每个纵队有两三个梯队不等。其主力走山梁，以三十至五十人的便衣队走山沟担任搜索联络，如发现我军时，则与主力配合进行包围。
敌人将以此种并列纵队造成“铁壁合围”，企图把我军包围、缩小在狭小地区而消灭之，并在我军可能转移的要路上，伏击或追击我军。
三、敌人飞机群经常在我根据地狂炸与侦察，妨碍我之运动。如其属于助战者，则在其陆军之前担任侦察，即在发现我军时，也不单独攻击，而要待其陆军进攻时才配合进行轰炸射击，特别是阻击我军的去路。
四、搜索消灭我首脑机关，甚至有时以空军着陆队实行此动作者。
五、进行拐骗的袭击，或夜行晓袭，或假装撤退，诱我疏懈，然后急转袭击，或以飞机故意掷下假文书，漏出假装的弱点，诱我去寻求，以中其诡计，甚至敌人便衣队经常伪装八路军侦察诱惑，破坏军民团结，破坏抗战军各部间的团结。
六、突然出动奔人根据地，控制要点，构筑据点。这不只是稳扎稳打，而最主要的是摆成圈套，迫我军陷入其中。故其在一地域辗转实施大小合击，以至反复行之，甚至在一地域反复十余次之多。在“清剿”时，对抗战工作人员搜杀尤为厉害。撤走时则敌人各部交错行进成织布状。
七、在根据地大烧大杀大抢，摧毁军民食粮财物，特别对我军后方军事建设与潜藏的资材，摧毁、挖掘尤为彻底，甚至有其高级军官督察其军队搜索一山一沟，进行挖掘至一星期之久者。
八，离间军民，组织汉奸暴动，进行并村，并虏去民众，制造无人区，企图使抗日军队失去民众的依靠，实行所谓“竭泽而渔”。
九、强化囚笼政策，其兵力沿交通线进行纵深配备。但因其抽兵加强“扫荡”力量，故在交通线的基本段的兵力比前锋段特别薄弱，而以特务爪牙进行侦察，控制民众，组织会门，瓦解或反对抗战
摘自《刘伯承文选》
这篇摘选的段落篇幅比较长，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到网上查找。它的发表时间：一九四二年三月——对主帖的事件背景是个极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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