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作者：黄仁宇 先生 -- foundera

01、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

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

“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

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

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

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

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月，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

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

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

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６６次，

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

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

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

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

他一生学习，到７０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

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

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

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

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

高兴。孔忆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

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

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

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

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

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卒于公元前４７９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

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

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３３６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６７年，又１１５年之

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

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

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

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

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

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

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

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

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

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

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

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

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

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

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

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

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

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

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

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

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

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

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

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

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

“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

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

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

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

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

“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

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

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

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

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

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

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

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

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

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这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

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

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

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02、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

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

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

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

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

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

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

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

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

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

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１９７４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

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

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

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

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

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

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

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

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

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

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

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

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

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

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

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

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

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

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

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

松疏，经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

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

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

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

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

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

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

“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３

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

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

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

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

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

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

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

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

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

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２２７０年，

有旱灾１３９２次，水灾１６２１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

“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

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

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

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

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

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

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

“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

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

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

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

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

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

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

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

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

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

期间，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

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

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

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

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

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

（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

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

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

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

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03、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

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

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

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

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

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

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

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

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４２４至３８７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

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

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农家仅有极少

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

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

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

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

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

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

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

王之了，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

至今仍传说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

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

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

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

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附

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确

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百家各有地

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

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时行政的精髓，

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

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

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

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

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

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

过将假设的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

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

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

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

“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

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

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

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

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

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６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

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

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

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５世纪和４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

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央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３５０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

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

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记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

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

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

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

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

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

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

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

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无，也可以“背籴

居奇”，这样又顺便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

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没学家

HerrleeG.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２０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

也开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

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

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

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

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

日我们重读李悝“尽地力之数”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

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04、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

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

公无后各约９０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１８０年

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

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

通史，《汉史》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

的出入。然则公元前９０年和公元后９０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

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

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万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

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

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

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

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

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

“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曾为

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

章帝刘坦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

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

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

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

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

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

“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

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

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

“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

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

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

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

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

也。”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食，饮

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

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

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

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的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

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

里列有古人１９３１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

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的按上上至下下区

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

尼之外即再无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央，申子，墨

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

“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

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

下”。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

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有

如衡量其材之长短。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世俗观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

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

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

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

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05、文景之治

汉朝于公元前２０２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

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

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

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

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

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

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２３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１６年。这３

９年，从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

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

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

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可是今日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这一段历史，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

时期的早熟。汉高祖刘邦还沛县时，作歌鸣志自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

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国家安危看作一

体。创业既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

不择手段。从个人的立场，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一

不辜虽得天下不为”的宗旨相违。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日情况，

他们只身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诚有如１７００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著《威权皇

子》时所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

信处死时，“且喜且怜之”，班固亦称“且喜且哀之”。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写

汉高祖的情形一致，应当是基于事实。

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

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各地区间经济

因素的成长，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根据。在此种

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以后地方分权，就无凭藉。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及民权？因此就只有

皇权的膨胀与巩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则其施政不出于“开明专制”的典型。我们也知道：

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

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其真伪不论，

即算它做得最好，顶多亦不过“民享”，而不是“民治”，长期如此，其权力必凝固而

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乃是公元前１５４年“七国之乱”，吴

王刘鼻是汉高祖的侄子。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

两人发生争执，刘贤被景帝打死，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

安埋葬，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

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

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

杰”。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

数。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晁错就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

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

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其他楚，赵，济南，留川，胶东，胶西也反，以诛晁

错为名。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

他穿朝衣晋谒，不料被骗，临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

这样七王就失去了称兵所凭藉的理由。

七国的叛变，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

者妻子入宫为奴。又１１年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此央央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

出他经常带有一高兴和不服气的态度，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找着细故

将他下狱死。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

亦由朝廷遣派，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

县的体制。司马迁作〈景帝纪〉时，注重刘启一朝，为“安危之机”。只有班彪班固父

子作《汉书》时才强调文帝“宽忍”，景帝“遵业”。又提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

的歌颂。

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

必予以道德名义。很多事情其解决办法又要迅速确断，因此通常惨酷少恩。汉朝的皇帝

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讳。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

不逊之辞，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宣帝即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并且叹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不仅是“真人实事”，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入了有

待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我们读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者

立场的差异。

06、汉武帝

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

喜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

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所以我

们读他的传记，一定要上与“文景之治”相陪联袂，而下面“从霍光到王莽”，更与他

一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

的母亲亦即是未来皇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皇太子，是为景帝。刘彻生

于公元前１５６年，至１４１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１５岁。兹后他在位５４年，在

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是享国最长的君主。这纪录直到１８世纪才为清朝的康熙打破。

从各种资料看来，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装微行，几遇不测。他

打算进攻西南夷，就在长安附近凿地作“昆明池”，以便习练水军。在其他范围之内他

也不拘形迹。例如他母亲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隐匿不敢提及，他听到此事，就

公然亲自寻访他的半姊，并赐她名号田宅。他的皇后卫子夫曾为歌伎，他宠爱的李夫人，

曾为娼女。汉武帝也不是一介蛮夫，没有文华辞藻的雅致。他的宫廷里，既有正派的儒

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谐人物如东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马相如。我们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赋

（班固称武帝自作），“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见李夫人

的形影，作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则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没有情

感的人物。

刘彻未曾在战场里实际指挥作战，但是每有重要战事的部署，今人所谓“战斗序列”

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

的侄子，都以外戚创立不世军功。霍光与霍去病为异母兄弟，兹后更成为汉朝宫廷里的

中枢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被任为贰师将军，作战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

的最大失策。武帝对待臣属，也视人而定。他可以在厕所里见大将军卫青，也可以平常

燕居的服装接见大臣，只有右内史（助理机要秘书）汲暗老是据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

非戴冠整容，否则宁退避帐中，不去见他。后来因淮阳地方难治，召拜汲暗为太守，汲

暗辞不肯就，皇帝就说：“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也就知

道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须特别振作，也可以把这地方处理得很好。后来汲暗在

淮阳１０年，死在任所。

可是汉武帝也有一般专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视各地区，当地太守或因供应不周，

或因境内配置不如法，纷纷避罪自杀。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

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只能以身死解脱。皇帝自身即相信

神仙，亟求长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蛊”音古，以三个虫字

摆在一个“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

它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巫者即操纵着这精灵，用咒诅

符录削制木人埋蛊地下诸等方式谋害敌对。公元前９１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

巫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深怕刘

据一日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宫殿附近林园）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

（特务头目）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

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

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

卫青则已前死。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４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８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

子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

“行周公之事”。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

有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的问题，而

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１２７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

条上。１２２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

公元前１１２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１０６人。自高祖

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

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

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

临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

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

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

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

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

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

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

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

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

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

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

如搏影”。公元前１１９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

“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１４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

３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

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

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

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

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

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

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

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

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１５

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

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

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１５英寸雨量线

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

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２２００年后叙及秦皇

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07、从霍光到王莽

霍光于公元前８７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分辅助８岁的昭帝，事昭帝１３年。

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

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再６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６８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

迎中山王９岁儿子刘街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５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

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分进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

“假皇帝”，至公元９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１４

年多的皇帝，于公元２３年为民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

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王莽

则像貌类禽兽，“侈口厥逊，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

契，证明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

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人一真一假，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

殷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是重点之所在，以现在的眼光看来，

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６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

平帝刘街。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２５年，元帝在位１６年，

成帝也在位２６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

有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

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

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

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

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

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

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

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弹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

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弹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

霍光之女生女才６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１６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

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８０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

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

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

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８１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

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即为

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

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

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

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

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

“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

诛灭。”

所以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

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

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

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

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

之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６６年，时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

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

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

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

十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

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

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

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

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

“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

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

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

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２年将袭侯爵的１０６人革除

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

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

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

（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

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

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

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

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

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

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

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

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

因之能获得作赋各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

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

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

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Loewe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１７８年到

公元前２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５７次。迄至公元前７２年，亦即

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

诏书４４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

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８次，元帝有１３次，成帝又有１２次，这样接二连三

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１９年

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

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08、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５０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

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

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

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

“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

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

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

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

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

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

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１３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

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

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

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比如他用

“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

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

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

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

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

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

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

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

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

是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

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经此一代大

儒的提倡，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

《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

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

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

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夜，

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

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夜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

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水

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

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

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

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

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

为自然法规须待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

的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

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

很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

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

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１０５年前

后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

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

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圆

周率为３．１６２２。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

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

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５０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

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

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抄录。可见得以知

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回头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

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

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

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

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

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09、西汉与东汉

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

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１５年，如果视为一

个朝代，则它连亘４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

渐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

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５０００万到６０００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

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

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趾反叛，有马援平定。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

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８９年的北

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２０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

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可不费中国

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

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时发兵２５０００。公元９４年更合西域八国兵７万

人讨焉耆。

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

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汉人也欺凌他们，引

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

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

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这种部队，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

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都以黄色为尚，

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巾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

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

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

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虽

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

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史上称

为“中兴之主”。

最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

以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

有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仑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

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

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

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

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

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

历史的人一开眼界。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历史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

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

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

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作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

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

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

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

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

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

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

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Twitchett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

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

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

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

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

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

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

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

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

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

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

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

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４００年没有

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

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

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

《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

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

中国找开新局面。

10、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

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

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１４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

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

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

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

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

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

科长或书），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

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

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过多

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室”，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

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

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

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

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２８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

与的邓禹，２４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２１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

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２３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

因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

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

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

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

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

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

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

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

防制其他部队渡河追其后尾。兹后寇询“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郸，

此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

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郎。这

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

略。

公元２５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也确实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

分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也要去讨伐他，使他身首异处。刘秀则仅须在侧观

望。到这年６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尔后几个

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

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虽说各方的征伐

仍旷日持久，一直到公元３６年最后一个对头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

群雄。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都能够补短截长，互相牵制，除了他的

宗室身分，谨厚的声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备之外，他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时

他对大小事宜，都亲身督察经营，毫不松懈。他经常在局势艰危的时候，冒生命危险亲

临前线。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以想象大敌已居他预料之中，

若不规避，一定是准备好一决雌雄，所以能临危不惧。反而是小敌会出其不意的出现，

需要警惕，否则处置不当，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

脑，而且有作大将的才干。

《后汉书》耿龠传说耿为将，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孙述传说成都已降，

吴汉仍族灭公孙氏家属，并纵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纪〉也说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

“吴汉都成都”。可见得当日作战时的残酷，而中兴仁义之师尚如是，其他“贼匪叛逆”

可想而知。公元３０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诏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

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可

见得自公元１７年绿林起兵以来，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

无可置疑（只恐怕不会由近６０００万突降至２１００万）。同时各起兵的都有“宾客

家室”参加，有时这些附属人员也参入野战军之内。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围，经常逾月。

各军的辎重车辆，动辄几千。这些史料，也使我们联想到军事组织之中必用社会中层人

物为这设计并筹办联络后勤等事项。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条件下，巨家大姓的受

战事淘汰，又可能较一般住户程度更深。

公元２８年东汉的官方纪录中有下面一段的记载：

王莽末天下大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寿春，拜尚书令。时

朝廷无典故，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孙述败后，才由成都传送郊庙乐器，葆车，舆车辇于洛阳。与之相连的文字

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周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大量流

血之后，相次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重建，各种作

朝廷装潢的文物，尚不齐备。所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复到文刘时三十分之

一，一方面严刑峻法的稽考文册。公元４０年“河南尹张汲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

皆下狱死”。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识形态，就使他完成了中兴大业。

当日君权世袭，中央集权又无法放弃，我们企盼刘秀改弦更张，可能有些过分。但

是我们读到酷吏列传中的各阳令董宣（各即是洛，因东汉自称以火德兴，避水加佳作各）

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的杀人犯置之于法。当日又称“货轻钱薄”，则是民间需

要有力量的货币制度，使物资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

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