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辨析―兼论曾国藩最后进攻太平军的部署 -- numzero

作者：张守常

在1964年的那一场“李秀成问题批判”中，罗尔纲先生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注1）遭到“批判”。但这―问题靠那样的“批判”是解决不了的，实际上成了悬案。本文不拟再评论李秀成最后写供词的表现，只想对罗先生提出来的“苦肉缓兵计”进行考查，就有关的史料和史事进行探讨，和罗先生商榷。如有不妥之处，还望罗先生及其他同志指正。

罗先生说李秀成是“伪降”，是用的“苦肉缓兵计”，其目的是：“要使敌人暂缓进攻，使太平天国得有时间实行早已定下的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其具体策划是：给幼天王打掩护，使他能够安全地突围到达广德、湖州的太平军中；使这支太平军能够保护幼天王安全地向江西转移，和在那里的李侍贤等部太平军会师；然后，他自己藉“招齐”为名赴安庆指挥，使敌人暂时停止攻击，则大江以南的太平军便可乘机向江岸集中，渡江与陈得才部太平军会师。这样便会“大有可为”，“天京陷落”将转变为“太平天国复兴的起点”。

为了证明这条计的确实存在，罗先生还举出了曾国藩“中了计”的一些“历史事实”。这就是：“曾国藩信了李秀成说幼天王‘定言(然)被杀矣’，他没有派兵去广德、湖州追击。他信了李秀成说广德、湖州军队即可不攻自遁，他不但没有派兵前去会攻和截断入江西的路，而且要把正在向广德、湖州进攻的李鸿章军队调去皖北。他还认为李秀成‘招齐’的话可采，向皇帝和有关方面初步提出。”罗先生归结说：“曾国藩是全部中了李秀成的计。”

然而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最后的大目的”呢？罗先生说是由于“黄文金的病死，与李世贤军队的入广东”这两件“意外的事变”给耽误了。

以上就是罗先生的主要论点。兹即围绕这些论点考核一下实际情况，提出商榷意见。

先看一下天京陷落前后的军事形势。

天京被曾国茎所部湘军围攻已两年，逐渐合围，粮食将尽，已难久守。解围或者突围，都有待于外援。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有三支：一支是江北以扶王陈得才为首的太平军，自陕西回师急救天京，已行至鄂东黄州府后境。一支是江西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部太平军，是奉李秀成指示陆续赴江西就粮的，约定在八月以后回援天京。一支是湖州、广德以黄文金为首的太平军。湖州位于苏浙之间，易守难攻，太平军守在这里，和天京成犄角之势，对天京可以相机支援；牵制住苏浙两省清军，减少对天京的压力；就近和广德连成一体，确保和江西太平军的交通线。

天京失陷，失去重心，太平军的动止便必然跟着起了变化。江北急救天京之陈得才部太平军，失去目标，遂徘徊于鄂皖之交。江西坚持在祟仁、金溪一线的李侍贤等部太平军，不须等到八月份后回援天京了，在清军自北而南的攻势下，遂向闽粤边境开去。湖州、广德黄文金部太平军，已在苏浙清军夹攻之中，天京失陷，更为孤立，且也无须在此坚持了。据《洪仁(王干)自述》，在幼天王脱险到来之后，他们鉴于“因湖州军乏军单，恐难建都立业，故议到建昌、抚州等处会合侍王、康王，往湖北，再会翼王、扶王等大队。”（注2）即使前此没有渡江而北向中原地区另图发展的计划，此时此境，这也是上策。但对此时已成俘囚的李秀成来说，天京既失，京外太平军的动向必有变化，但怎样变化，他已不能掌握了。特别是幼天王是否脱险他不能知道。根据当时冲出天京的信况，李秀成估计幼天王已死之可能性大，而未死之可能性小。如果连幼天王这一个政治号召的中心也已不存在了，那么京外太平军余部将到哪里去呢?一般的推测只能是：各自为战，茫无归止。所以李秀成可以断定黄文金不易也已无须再在湖州困守，“不攻自遁”；然而“遁”的下文他便无从指实了。李秀成对曾国藩的答覆，倒是并不妄为悬揣之词的。如果李秀成是在用计，并且肯定幼天王已到达湖州，那么湖州太平军的军事目的固然要隐藏起来，其动向也不能泄露，而他却直说“不攻自遁”。从哪里“遁”呢？在湖州被苏浙清军包围夹攻之下，只有西面一条经广德通江西的路，他这种“对即将出现的军事行动并不隐瞒”，若曾国藩因此而抢先截断这条通路，岂不误了大事吗？

从李秀成的“招降十要”看来，先招降他的儿子、弟弟、亲信部将，由亲及疏，逐层影响，“我部顺从，处处皆从”，那办法是就地缴械遣散，还怎么能集中部渡队江会师呢?上年九月古隆贤在石埭叛变投清，曾国藩对负责受降的人员下指示说：“十分防范，十分审慎，庶免后患。”那办法就是分批遣散，“仍分县、分起，派头目管带押送。”并且特别强调“务须一律解散，不令穷极投降之贼仍拥重兵”（注3）他这时又怎能听任太平军以投降打掩护，而在长江两岸集中呢？即使太平军终于集中到江岸来了，而在太平天国后期，长江水路的控制权已完全落入湘军水师手中，这长江天堑又怎能飞渡呢？此时李秀成已成囚徒，而如罗先生所设想的，在“招齐”的伪装下，靠说家乡土话既能躲过曾国藩的“十分防范”而传授指示

指挥太平军余部集中江岸，渡江会师，这会成为可能吗？

罗先生说：“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乃是从实际出发，并没有幻想。”而当时李秀成“从实际出发”，是不可能“幻想”出这样一条计来的。

罗先生为了论证这条计的确实存在，便又列举曾国藩“中了计”的“历史事实”。并且说“曾国藩不知用奇谋”，“是一个喜谀易受骗的人”。一个“老奸巨猾”(罗先生曾给过曾国藩这四字考语（注4）)的反革命大头子，忽然又成了笨蛋、傻瓜，这首先就不合历史事实。曾国藩打仗不用险著，特别是在后期，他打过不少败仗，吃过不少苦头之后，更是宁肯迟缓，但力求稳当，李秀成称之为“稳练不摇”（注5），所以说他不弄险、不用奇倒是可以的。但不用奇谋并不就是“不知用奇谋”，更不能因此说他也不知敌方用奇谋；相反地，正因他力求稳当，使他更不易上敌方的奇谋之当，他也就更不是“易受骗的人”了。对于李秀成，不管是巧言行诈还是真心请降，他早有一定之轨，“即在此杀之”（注6）。罗先生把他之不肯把李秀成解往北京，解释为“因为伯李秀成到北京去会利用他与清廷的矛盾把他对皇帝的大欺骗揭穿出来”。他可能有这样的考虑，但这至多只能是一部分的考虑，而且还不见得是主要

的考虑。李秀成所能“揭穿出来”的不外是征报战功和隐匿天京财富这样的事，欺饰冒功和滥肆劫夺，乃是清方反革命军队的通病，不独曾部为然。只要能够镇压人民革命，给皇帝佬保住宝座就好，象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事情，清政府是并不认真追究的，曾国藩之所以不肯解送李秀成入京，曾奏陈理由，所说的乃是他主要的考虑：“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汁就地正法。”尽管“营中文武各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注7）万一李秀成在解京途中“窜夺而述”（注8），岂不因夜长梦多而后悔不及？所以根本不理睬李秀成说他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的献策，而赶快把他杀掉完事。不论李秀成表现的多么诚恳，曾国藩认定他“甚狡”（9），根本不相信他那一套，更何由此而“中计”之有呢？

曾国蒲在天京陷落前后，对于进攻太平军有一个通盘的看法和部署。当1864年春李世贤等部太平军经皖南一批批地陆续进入江西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鄙意欲逐贼至广东，俾三江、两湖之众不愿随往，庶粤匪终有穷时。计惟严防赣江以西，不令阑入瑞、临、袁、吉。姑委抚、建、宁都一路，除郡城外，都不置守，暂任蹂躏。俟春霆(鲍超)自饶而南，黄少春自广而南，克庵(刘典)自袁而东，钓峰(王文瑞)自吉而东，并力驱之回粤，得三数猛仗之后，则三江、两湖之贼散者必多，免致纷窜赣江以西，扰及湘鄂，愈形棘手。”（注10）他这一计划的用意是：第一，他这时已看到太平军“号令不一，心志不齐，粮食不继，江浙被掳之人已纷纷逃散”（注11），所以把太平军赶向广东，就可促使三江、两湖的人更多地散去。第二，守赣江即所以保湖南，湖南是湘军的饷源，特别是兵源所自出的后方基地，他自来就认为“固湘而后能全军心”（注12）。第三，守住赣江，则太平军就不能够从赣西北到达鄂东南，就无法接近长江汉黄一线北渡会师；而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加强自九江以下的江防了。这样，就在长江以南，赣江以东，南至闽粤边境，布置成了一个大口袋，他打算把进入口袋的太平军“驱之入粤，……庶如鼠入牛角，愈攒愈小，乃会有尽期耳。”（注13）还有一点他必然有的用意，即“驱之入粤”便更不易回援天京了，或许是怕人说他自私吧，他在计划中未提到这一点。他把这个计划在四月初即通知了江西的沈葆桢和浙江的左宗棠，好使“此后调度不至两歧”。他命令湘军水师大头目彭玉麟、杨岳斌“于浦口以上七百里要津渡口节节布置”（注14），“师船遍布”（注15）。先派彭玉麟驻九江以兼顾赣江，后来杨岳斌又奉朝旨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赴南昌。他又把原驻天京东南句容、东坝一线的鲍超的霆军调往江西(由李鸿章部下的刘铭传军接防)。这样就使大江南北的太平军根本无法会师；而江南的太平军最后也正是在曾国藩安排的这个口袋中失败的。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在天京失陷以后，士气大降，军心涣散，溃散现象严重，还接连出现叛降事件。反动统治者对待人民革命武装，常常是“剿”“抚”兼施，两手并用的；但总是在“剿”的力量不足时才辅之以“抚”的。大刽子手曾国藩，根据他在当时的军事部署和对太平军余部的士气兵力的实际估计，认为“剿”是有把握的。他根本不理睬李秀成的“招齐”献策而把李秀成杀掉，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态度。太平军余部不久即逐一失败(只有以赖文光为首的一部分太平军并入捻军，又继续了三四年的斗争)，也说明曾国藩的看法大体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而罗先生所说的“当前的形势对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云云，显然是把天京陷落后的太平军估计偏高，而对清方力量估计偏低，把李秀成估计太“智”，而把曾国藩估计太愚了。

如上所述，李秀成是无从设想什么“苦肉缓兵计”，而曾园藩也根本不会中这样的计的。

然而罗先生却举出了曾国藩“中了计”的“历史事实”来，这又该怎样解释呢?

罗先生说：“曾围藩信了李秀成说幼天王‘定言(然)被杀矣’，他没有派兵去广德、湖州”，从而掩护了幼天王脱险。按“定言(然)被杀矣”，乃是李秀成叙述与幼天王冲出城来失散之后，根据幼天王还只是一个“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的情况所作的推测之词，在这前面还有―句“生死未知”，李秀成并没有把话说死，其意只是说凶多吉少而已。如果他真是想给幼天王打掩护，为什么不瞎编一个幼天王确实已死的话(例如有人说过的“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注16）这可以死不见尸)，来彻底地麻痹曾国藩呢？实际上是：六月二十一日幼天王已入广德，二十五日曾国藩从安庆到南京，当晚始审讯李秀成，两天以后李秀成才开始写供词。可见幼天王之未被清军向广德追击，得以脱险，与李秀成的供词的“掩护”无关，因而也就更谈不上其时还远在安庆的曾国藩的“中了计”。其事甚明，这一点是无须多说的。

罗先生说：“曾国藩中(了)李秀成掩护广德、湖州军队向江西进军的计”那证据是李秀成说据守湖州、广德的黄文金部太平军“即将不攻自遁”，曾国藩就“相信广德、湖州太平军是一支残兵败将，再没有什么善谋计算，也毋须截击，就会自行逃走的。因此，他没有派兵前去。”但是，罗先生又说：“当时军事形势是，太平天国已不能再守苏浙，必须转移江西、湖北，而清朝则必须在苏浙地区消灭太平军，不使入江西过湖北。”因为，罗先生引李鸿章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复漕运总督吴棠信说：“金陵杭州如即收复，上窜江、楚，亦成不了之局”，故要“遮其他窜，防其溃决。”又引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前两个月复湖南巡抚恽世临信说： “将来湖州果克，冲出之贼，舍江而外，亦复别无去路，为息方长。”曾国藩“不是不明了湖州太平军必将向江西转移，与太平军入江西后发展的形势。”广德在当时是太平军自湖州去江西的仅有的一线通路，“曾国藩早已知道了广德的重要。”那么，正如罗先生所说的：“到攻陷天京后，曾国潘有五万大军在南京，他为什么不派兵去进攻广德，截断湖州太平军的出路呢？”即使已属“残兵败将”，堵住广德就地全歼，岂不比“溃决”“他审”，“为患方长”者更为省力和有利？况且幼天王脱险到达广德、湖州的消息已很快传出，正象李秀成已说过

的，“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则其“为患方长”者就更不能轻视之了；按照罗先生的推论，这个“为患方长”的结果，且将是复兴太平天国。怎么能够设做，老奸巨猾的曾国藩因为听了李秀成“即将不攻自遁”的话，就会认为“母须截击”，而听其“自行逃走”呢？仅就罗先生的这一段几百字的文章本身来看，就已不能自团其说了。

然而曾国藩毕竟没有派兵进攻广德。这在当时的全局中本来不是什么要紧之事，但这一点被罗先生拿来当作一个有力的论据，因而我们不能不就这问题也作一番考查，看一看曾国藩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派兵进攻广德，跟罗先生所说的李秀成的“伪降”和曾国藩的“中计”能不能扯得上关系。

自从苏州、嘉兴、杭州、常州、丹阳等地相继失守以来，各地太平军大都是先聚集湖州，而后经广德出皖南，赴江西就粮。此时清军未尝不想“合围聚歼”，但“力量终不及耳”(罗先生前引李鸿章给吴棠的那封信中的话)。左宗棠曾提出“逼溜合龙之说”（注17），即由曾国藩派兵堵住广德孔道。曾国藩说“不能早取广德以与浙师合龙，不为无过；然敝处兵力粮运，实办不到。”（注18）到这年三四月间，太平军一批一批地进入江西的已甚多，曾国藩才就已成的局势提出了在赣东布置大口袋的作战计划。所以他主张等“湖州、广德各股窜尽后，再行驰入江西会剿”（注19），不但不要堵住广德，反而要留此缺口，好诱使太平军向江西出走。浙江的左宗棠军和江苏的李鸿章军夹攻湖州，但他们也都留着湖州至广德的一线通路而不急于堵死。天京既陷，湖州太平军必将循此通路出走，则城池可不战而得，此时太平军因天京失陷而士气动摇，凭城防守，还较易固结抵抗；若出走在路上有追击或拦截时，便易溃散。李鸿章当时即说：“苦攻硬爬，最损精锐。”（注20）“如张雨翼以俟其窜，于山谷险要截击之，最易打好仗。”（注21）所以他们正利于太平军之自动出走，而不愿先将去路堵死。左宗棠，因为前此进入江西的太平军大部分是他从浙江“纵”出去的，颇被诟病，所以此时表面上不得不说“与苏军合围蹩之，如能聚歼，免致流毒地方”（注22）之类的漂亮话，并且声称要从安吉北上截断湖州到广德的通路；而实际上，直到太平军离湖州西去，安吉还没打下来。所以李鸿章说“左帅好谈远略，专事取巧。”（注23）其实李鸿章也在取巧。此时苏军兵力比浙军敷馀，已分布在湖州以西和广德以北的长兴、溧阳、南渡、东坝、高淳等地，且装备有新式炸炮，攻坚力强；但直到太平军快出走的时候，他才命令刘铭传进取广德。七月二十七日黄文金离湖州。二十九日刘铭传到广德，广德太平军没有拒守，就保着幼天王走了。二十日黄文金部前队到广德城下叫门，还以为城内是太平军呢，因而遭到了意外的截击。太平军沿浙皖边境南走，不但遭到李军截击，左军截击，在皖南还遭到刘松山等部湘军的截击，损失惨重，黄文金也死在宁国。黄文金之死，战死的可能性极大，并不像罗先生说的那样是偶然性的“意外事件”。（注24）。湖州、广德招太平军之向江西出走，并未因曾国藩之未派兵前来而便―路平安。李鸿章若早取广德，湖州太平军因去路已断，只好继续固守，清军便急切不能解决战斗；若晚占广德，则太平军便将全师以去。李鸿章于湖州太平军出走之时进兵广德，正好截击。这是太平军中了李鸿章的计，哪里是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计呢！相反地，李秀成说湖州太平军将“不攻自遁”，正是给李鸿章施这条计增添了判断湖州太平军动向的根据。

罗先生说当曾图藩后来准备向广德派兵的时候，“湖州太平军已到广德会师，立即向江西进军。曾国藩中了计，麻痹了思想，到他要行动时已经是太迟了。”而关于李鸿章派刘铭传进军广德和李左等军一再截击的事一字不提，好像广德一路根本没有清兵，湖州太平军到达广德平安顺利地会师以去了。有关这一段事实的史料俱在――曾左李都有奏报，是不难复按的。左李两军夹攻湖州。广德在湖州之西只一百多里，又是战略孔道，和湖州是一个战区。李军分布在广槠以北溧阳至高淳―线，相机进取广德乃是当然之事。本鸿牵已在七月六日写信通知曾国藩将派刘铭传部“进规广德”（注25），曾国藩于十四日回信表示了谢意（注26）。这是曾国藩无须对广德操心的又一个原因。天京陷落后，清政府谕令攻灭太平军余部，令李鸿章、左宗棠会攻湖州，令曾国藩进取广德（注27）。因为广德属安徽，不在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江苏巡抚李鸿章的辖境之内，这个地方就政区划分来说，应由此时驻在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负责(安徽巡抚此时在皖北)。清政府经常告诫各省的军政头目要“和衷共济，不分畛域”，而却下达了这种“分畛域”的命令。这是清政府的官僚主义命令，是一种例行公事，曾国藩对此是无须认真对待的。但终究是谕旨，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应付一下，撑撑“门面” (曾国藩语)（注28）。所以曾国藩才有“中秋后进剿广德”（注29）的打算，而并不是他对李秀成的“计”有了警觉才又要采取行动。曾国荃部湘军在打开南京之后，劳累须休整；大肆抢劫之后，发了财，想回家，不愿继续卖命了；出兵就须再筹开拔费；这是曾国藩未即向广德派兵的一些原因，但都非主要原因，倘若军事上果有此必要，这个大反革命头子总是全力以赴的。南京湘军破城之后，立即乘胜向南，进取相距二百多里的广德，原不是若何难办的事，实际上进攻这个小小的州城，拨一部分兵力去也就够了。然而他毕竟未去，这是因为正利于留此通路“俟贼出窜”，而到须要在此堵截的时候，李鸿章自会就近办理的。

罗尔纲先生说：“曾国藩不但不派兵去进攻广德、湖州，在七月初二还要把正在向湖州、广德进攻的李鸿章部撤军调去皖北。”罗先生认为这又是曾国藩“中了计”的一项证据。其实曾国藩早就有调淮军到江北去的意思。这年五月十五日他写信给李鸿章商量调淮军会攻天京的时候，就附带提及：“湖北之贼(指陈得才部太平军)不久必深入皖境，……阁下会克金陵后，当烦调派熊罴大队渡江西迈，一救珂乡。”（注30）天京被攻陷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的末尾便提出此事：“湖北之贼尚在黄罔、麻城一带，不久终当入皖。拟请雄师北渡，肃清淮南北各属，以保珂乡。”（注31）这话还是接着上封信中“会克金陵后”来的，而并末提到湖州、广德的战事。先是李鸿章一连四次接到催他派兵会攻天京的谕旨，曾安排派刘铭传统领的铭军前往。现在天京既已攻陷，曾国藩的意思是说原来准备会攻天京的军队可以北调了。李鸿章答复说：湖州战事正紧，“左帅屡书告急”，他派部将“郭、刘、王、杨四镇，现甫由长兴进吕山，横强泗安、湖州中路；而贼垒坚且多，末易尽拨，仍拟调守常州之张树声一军赴平望、南浔，与潘鼎新、刘秉璋两军并力东路；并分刘铭传守句、溧一军与南渡各营进规广德，与郭、杨等并力西路，皆以剿为堵。”问曾国藩，这样部署“尊见以为然否?”并且还着重说明，这样部署正是“要遮其他窜，防其溃决。”因此，“尊谕欲令敞部赴淮南北各属，……似需湖州克后乃可派出。”（注32）这封信罗先生曾大段抄引，认为是可以说明曾国藩“中计”的一个文件。其实李鸿章在这封信内是要把曾国藩还不具体了解的湖州前线的部署情况说明白，使曾田藩知道原拟派赴南京的刘铭传部，已有“进规广德”的新安排，暂时不能调赴江北了。曾国藩之是否“中计”，还须看一看他是否认为不必进取广德，而就把刘铭传部抽出来调往江北。曾国藩的下一封信是这样说的：结“尊处既以郭、刘四镇置捣中坚，而又以张树声等并力东路，刘铭传等并力西路，敝处应办之广德州亦蒙大力相助，再接再励，片刻不自休息。既钦阁下之忠荩宏远，而又私幸下走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注33）完全没有不愿让李军攻取广德的意思，相反地对李军之把他“应办”的这件事替他办了，还表示了感谢之意。

这里还可以附带谈一下曾国藩为什么老想调淮军赴江北呢？这与他在上面引的这封信内说到的用淮军“以济湘勇之穷”的打算有关系。攻下天京后，他立即着手裁减湘军，但同时一再告诉李鸿章：“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因为“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销，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此言。”（注34）原来他是打算使他扶持起来的李鸿章及其淮军继承他和湘军的这份屠夫衣钵，去江北充当镇压捻军的主力。他的这个意图后来得到了贯彻执行。此时调淮军过江进攻太平军这一当前任务，是和他的这个意图相联系的。曾国藩之所以要调淮军过江，乃是如此这般的事情，这和说他“中”了李秀成为湖州太平军安全转移打掩护的“计”，是根本扯不上边儿的。

李秀成说湖州、广德太平军“即可不攻自遁”，“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人”，曾国藩把这些话一方面上奏，同时也通知了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罗先生认为这都是曾国藩“中了计”的表现。其实这乃是曾国藩提供有关方面作参考的敌情通报而已，系例行公事，并无深意。所以他在“即可不攻自遁”这句话下面并未表示他自己的意见。而罗先生却由此引伸出曾国藩因此而忽视了广德孔道，给湖州太平军造成了安全转移的可能。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并没有这样麻痹过，湖州、广德的太平军转移得也并不安全。

“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人”，曾国藩在奏报中接着说了一句“其言颇有可采”。从这样作更利于瓦解太平军余部的角度来看，的确是颇有可采的。但即使如此，在给李鸿章的信里，曾国藩连这样一句话也没说，只把李秀成的原词以一种纯粹通报敌情资料的方式告知李鸿章。李鸿章是前方头目，直接握有执行权，曾国藩反而不以自己的意见去影响他了。李鸿章回答说：“粤人即不尽杀，放归亦无生理。”曾国藩以后对此未再作表示，也就是并不反对李鸿章的意见。力能杀之，则杀之固佳，曾国藩屠杀革命人民的残忍性决不比李鸿章更差些。罗先生把曾国藩之通报李秀成的这几句话引伸为“中”了李秀成“招齐”的“计”，这不仅是虚构了曾国藩的用意，也不符合曾国藩的性格。

根据对有关历史事实作的考查，可知曾国藩不曾“中”过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也说明根本不曾有过所谓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文字录入：翼王坪)

注1：罗先生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见1964年7说27日《人民日报》；又有《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见《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后者全文 八万数千字；前者是后者的摘要，也有两万多字。本文所举出的罗先生的话均引自前者。

注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847页。

注3：《曾文正公全集》（以下简称《曾集》），《批牍》，卷2，第73～74页，《朱镇品隆禀古隆贤献城乞降恳分饰岭外各军暂缓进兵由》，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

注4：《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三版自序》，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第6页。

注5：《李秀成自述别录》，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844页。

注6：《曾文正公家训》，卷下，第8页，曾国藩给他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语，此信作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这是他从安庆赶到南京的第二天，即他“亲讯”李秀成的第二天。光绪五年传忠书局刻本。

注7：《曾集》，《奏稿》，卷21，第6页，《覆陈逆

首正法片》。

注8：《曾集》，《奏稿》，卷20，第86页，《贼酋分

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注9：赵烈文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8页。

注10：《曾集》，《书札》，卷23，第39―40页，《覆左官保》，《曾集》之书札不注月日，此信下面说到“顷巳备咨奉商沈帅”，据赵烈文日记，给江西迎抚沈葆桢的咨文是四月初二日发出的，见《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43页。

注11：《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25页，《覆唐义渠中丞》。唐训方字义渠。

注12：《曾集》，《书札》，卷7，第21页，《覆胡宫保》。

注13：《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25页，《覆恽次山中丞》，恽世临字次山，时任湖南巡抚。

注14：《曾集》，《奏稿》，卷20，第34页，《近日军情片》，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注15：《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28页，《覆严润春中丞》，严树森字润春，时任湖北巡抚。

注16：《曾集》，《奏稿》，卷20，第81页，《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注17：《曾集》，《书札》，卷23，第27页，《覆左制军》。

注18：《曾集》，《书札》，卷23，第29页，《复沈中丞》。

注19：《曾集》，《奏稿》，卷20，第50页，《近日军情片》，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注20：《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6页，第17信，同治三年六月初三日。

注21：《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5，第29页，《覆左季高制军》，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

注22：《左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左集》），《书牍》，卷7，第10页，《与李仲云》。

注23：《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6页，第18信，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

注24：黄文金之死有三说：一、病死，见《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8页)；二、阵亡，见李鸿章《铭军击贼宁国孝丰安吉界内折》(《李集》，《奏稿》，卷7，第26页)；三、受伤而死，见左宗棠《截剿窜贼大胜首逆黄文金黄文英等就戳折》(《左集》，《奏稿》， 卷10，第23页)。死的地点都是宁国。罗尔纲先生只采病死说，但黄文金前此并无生病的消息，也不会在病重的时候决定出走；而从湖州出走到牺牲，只有几天时间，以一个三十三岁的壮年汉子，竟以病暴亡，这可能性总归是较小的。而就这几天内，连遭截击，战斗紧张的情况看来，战死之可能性是较大的，病死一说，至多只能是三说之一，它还不能把后二说否定掉，罗先生只采病死说，而不提后二说，便把事情说成是太平军似乎转移得很顺利，又就后二说看来，黄文金之死，也不像罗先生说的那样是偶然性的“意外事件”了。

注25：《李集》，《朋僚函稿》，卷5，第28页，《上曾相》。

注26：《曾集》，《书札》，卷24，第14页，《复李宫保》，这封信的日期是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中查出来的。

注27：《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383，第11～13页，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上谕。

注28：《曾文正公家书》，卷10，第2页，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曾国荃信，光绪五年传忠书局刻本。

注29：《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宣统元年上海石印本。

注30：《曾集》，《书札》，卷24，第3页，《复李宫保》，此信日期系据李鸿章复信查知，该信见《李集》，《朋僚函稿》，卷5，第19页，《上曾相》，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

注31：《曾集》，《书札》，卷24，第11页，《复李宫保》，此信日期系据李鸿章复信查知，该信见《李集》，《朋僚函稿》，卷24，第27页，《上曾相》，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

注32：《李集》，《朋僚函稿》，卷5，第27～28页，《上曾相》，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

注33：《曾集》，《书札》，卷24，第14页，《复李宫保》，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此信是七月十四日写的。

注34：《曾集》，《书札》，卷24，第19页，《复李宫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