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理论?韩德强访谈非主流四下 -- dafemren2

忍不住转帖.正在找前几期的访谈看.

这意味着，在“铁幕演说”之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政策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美国的市场向对方开放，同时容许对方贸易保护，美国算得上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大善人”。这是一种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或者称为“超级自由贸易”。一般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的住“超级自由贸易”的冲击。英国从1845年到1914年期间采取过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其代价是到1900年前后，英国的工业地位不但被美国超过，而且被德国超过。但是，美国战后初期的经济力量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尽管是超级自由贸易，美国仍然是贸易顺差，它的商品还是可以出口到各国，其他国家的商品还是进不了美国。但是，对于欧洲和日本而言，他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的工厂可以开工，工人可以生产，“赤化”的危险慢慢消失。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和扩大，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需求增大，其结果不但没有使美国的出口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了。

正是因为美国在战后奉行了单边自由贸易的对外经济政策，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达长20多年的黄金时期。当时，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以8%、9％的速度增长，美国的增长比较慢一些，是4%－5％左右。除去通货膨胀因素，从1950年到1973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整体达到了4.4％，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速度很低，事实上很快。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从1973年到1990年代初，该指标只有2.2％，即及只有五六十年代的一半。

美国、日本，欧洲的经济在当时都增加了，西方经济，我看是，真正迎来了一个“双赢”的时代。如果说这段时间有输家，那就是美国，它确实有些吃亏。正如英国搞单边自由贸易衰落一样，美国搞单边自由贸易也衰落了。美国工业生产占西方世界的份额下降了，从五十年代初期的50％一路下降到70年代初的25％。那么这个份额被谁夺去了呢？是被欧洲和日本夺去了。大量的商品从日本和欧洲涌入美国，使美国由贸易顺差逐渐转到贸易逆差。

这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想像一下，你把货物卖给了美国，拿到了美元，但是美国没有相应的东西卖给你时，你是否会惊慌呢？这正是欧洲和日本在1960年代的问题。他们拿到美元就发慌，就到美国去兑换黄金，这样，美国的金库就被提空了，出现了多次黄金危机。我的印象中，1959年、1968年、1971年都发生了黄金危机。到1971年黄金危机的时候，尼克松眼看金库见底，大事不好，就向盟友们摊摊手，耸耸肩说，“多乎哉，不多也”，断然下令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使美元和黄金脱钩。此后世界进入了“浮动汇率制”时代，而美国则从单边自由贸易的极端，一变而为超级贸易保护，单边贸易保护。即要求欧洲和日本开放市场，却收紧美国海关的进口大门。

为此，美国多管齐下。第一，是使美元大幅度贬值。1971年时，1美元兑360日元，到现在呢？1美元兑110日元左右。汇率是贸易上的核武器。我把贸易战的武器分为若干种类。第一种是常规武器，就是关税。比如说，我要阻止美国纺织品机械的进口，保护中国的纺织品机械行业，可以设立一个40％、50％的关税。但这个关税既对美国有效，也对日本有效。这是全面防范的关税壁垒，所以说，这是常规武器。其特点就是除了阻止你的对手，还阻止了你并不想阻止的对手，伤害无辜，引起各国的共同反对。后来又发展一种新的关税保护方式，就是“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就是精确制导武器，说炸你，决不会把你旁边的那些房子炸掉。比如说，日本宣称，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大蒜的农药含量超标。他不说欧洲也超标，也不说泰国也超标，就说中国超标。这样的话，日本就能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引起的贸易争议最小。此外就是核武器，即汇率战。就是一旦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话，所有的中国出口商品都便宜了，竞争力都增强了。你看厉害不厉害？70年代初“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美国就对他政治上的盟友们、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使用了汇率战这个核武器。不光是对日元贬值，对马克也贬值，对英镑也贬值，都贬值。由于汇率战烽烟四起，各国货币争相贬值，这才有70年代的“停滞膨胀”之说。

第二，是实施产业转移，将本国企业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美国商品不是成本高，竞争力弱吗？那好，我把底特律的汽车厂搬到墨西哥去，那里的工资是美国的1/10。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发达国家有一个“产业空心化”趋势，这就是美国、日本、欧洲的工厂，迁到第三世界来，这样，他们本国的制造业就日见萎缩，本国第三产业大发展，会计、律师、设计、服务、Ｔ型台的时装表演都繁荣。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一趋势继续发展，所以给产业转移起了一个不好听的名称，叫产业空心化。我觉得，产业空心化这个概念名不符实。对于欧美国家来讲，他们70年代以后实行的叫产业核心化。你看，他们是把低利润、可控制的加工环节甩到国外去，把高技术、高利润、难控制的环节留在国内，是不是核心化？

美国企业家们发现，这实在是一个高招。五六十年代，美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不那么自由。美国工会的力量曾经很强大。工会签劳资合同，一般就是3－5年。工会说，现在物价涨了，你老板的利润也涨了，咱工资也得涨。老板签完劳资协议，紧接着就涨物价。然后工会又要涨工资。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工会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样，就造成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所谓“成本推动的温和的通货膨胀”。所以说，只要工厂开在美国，工资就降不下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工人涨工资，正好扩大内需，给老板生产出来的产品提供了销路，这是一个工人和老板的双赢时代。但从微观老板的角度看，他恨不得一脚踢开工会。后来，投资自由化以后，美国老板就威胁工会，你不是要罢工吗？这回我准备好了，我把工厂关了。你不是想罢工吗？我正好把工厂关了。这一招对美国工会打击非常沉重。结果，整个70年代，就变成老板和工会拉锯战的年代。这个拉锯战的年代一结束，到了80年代，工会逐渐就不行了，大家看到为什么美国工会现在力量不强？那就是已经被打败了。

货币贬值和产业转移，这是美国回应欧洲和日本挑战的两项根本措施，而这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实质。问题在于，欧洲和日本也不是吃素的。你打汇率战，我跟上。美国把工厂开到拉美，日本就把工厂开到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低，印尼工人的工资更低。结果美国的竞争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进一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膨胀，到去年竟达约5000亿美元，是90年代初期的5倍，是70年代初期的几十倍。所以，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竞争激化、产业转移、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后果。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产业转移浪潮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萎缩。道理是这样的：当底特律的汽车工厂迁到墨西哥时，美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墨西哥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作为整体，其需求萎缩了27000美元。当然，这只是一级计算，实际需求下降并没有那么大的幅度。因为，美国工人还可以得到50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所以需求只下降了22000美元。又其中，5000美元可能用于汽车的降价，从而扩大了汽车消费的需求。还有一部分变成CEO的高工资和股东的高利润。CEO的工资是怎么提起来的，就因为全球化涨上来的。1980年美国CEO和工人的工资比是40：1，工人如果是3万，老板是120万，到90年的时候，上升到85：1，97年是326：1，99年的时候就是475：1。凭什么CEO的工资坐直升飞机一样的上涨？因为利润来得太容易，产业转移造成巨大的利润空间。CEO的工资上升会造成私人飞机产业的兴旺，豪华轿车业的兴旺，山间别墅业的兴旺，这也可以带动一部分需求。股东的高利润会产生进一步投资的冲动，新投资则是新需求。所以，这样一来，实际的需求下降，不到27000美元。但是，由于其他各级的需求增长都赶不上一级需求计算时的需求下降，因此，世界经济的总体需求还是下降了。

这里还需要补充对墨西哥的需求分析。如果美国把工厂转移到墨西哥之后，所有的产品全是用于出口的，不在在墨西哥本地销售，这样就可以给墨西哥带来净就业机会和需求的增长。如果美国厂商把工厂设在墨西哥，同时在墨西哥本地销售，你会发现墨西哥本地的汽车工厂就会倒闭。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产业转移的又一大原因，就是要绕过各国的贸易壁垒，挤垮本地工业。如果这样，则墨西哥的需求有增长，也有损失。它得到了1个汽车工业的就业机会，失去了5个汽车工业的就业机会，经济就进一步萎缩。

因此，从逻辑上分析，由于全球竞争激化，70年代后世界经济应该呈现一种螺旋萎缩的趋势。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用4项指标来分析世界经济的运行状态，即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国债余额占一国GDP的比例（简称国债率），银行利率。如果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低，国债率低，银行利率高，则可以判断，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期。否则，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国债率高，银行利率低，则世界经济处于萧条期。这是根据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判断指标。我们知道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需要有财政盈余把一部分需求藏起来，比如说把3亿美元攒起来不花，不花就使得需求下降，从后抑制经济过热。到在危机时期，我再把钱花了，就是扩大需求，让危机能够变得缓和一点。这叫熨平经济危机，通过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危机变得平稳。

五六十年代，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9%、10%，美国也有4%、5%、6%，失业率则都很低。西德和日本只有1%、2%，而美国也只有2%、3%。各国财政不但没有赤字，有时候还有盈余。美国只是由于打越战，才有几百亿美元的赤字。银行利率则比较高，5%、6%不等。现在呢？这四项指标都处于战后最糟糕的时期。首先是经济增长率。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可以说是零增长，失业率上升到5%以上，国债率则上升到130%，银行利率则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0.5%。欧洲经济在90年代一直是低增长，大约只有2%左右，而失业率则高达8%、9%，有时候甚至是12%，被称为“欧洲病”。利率也很低，欧洲央行利率是2%。各国的国债率呢？我们知道欧洲为了促进经济一体化，有一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规定各国国债率不得超过60%。现在德国、法国都想突破这个数字，因为谁突破这个数字，等于国债消费的好处可以为本国选民所享受，而风险则可以向整个欧盟转嫁。美国怎么样呢？美国90年代被称为“新经济”，一枝独秀，其实是各国资金流入美国造成美国经济的泡沫化。2000年3月，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美国的经济泡沫崩溃，进入萧条状态。国债率也高达60%左右，而失业率则上升到6.5%左右，银行利率则下调至1%。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用中国作对比可能容易理解一些。中国的国债余额只占GDP余额的25％，这个25％就让我们每一次人代会都要讨论：积极财政政策什么时候退出？赤字什么时候能减少？大家可以计算，25000亿人民币的债务，按5%利率计算，每年国家仅债务利息支出就将达1250亿元左右，远远高于全国的农业税总和。如果把这笔钱补贴农村义务教育，就不会不农村师资的流失，学生的逃学。所以，项怀诚就会到中央电视台上解释说，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退，退了我们的GDP就要降低一个百分点，二个百分点。你看我们的机场、港口、道路、桥梁，不都是用国债修起来的。没有国债支出，钢铁产量、水泥产量怎么消化，工人就业怎么办，银行坏帐会不会增加等等。同样道理，如果日本没有130％的国债投入，修建桥梁、道路、码头、港口和工厂，那日本经济就可能是高额负增长。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各国的60%左右的国债投入，这些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也可能零增长或负增长？

再看利率，银行利率一降再降，现在已经降无可降。中国的银行利率是1.98%，这就使我们手持现金大量增加。如果利率降到0.5%，是不是大家都不想去银行存钱了？利率下降可以降低投资成本，降低分期付款消费的成本，本来可以促进需求的增长。但现在怎么降利率，需求就是不动。这不是说明世界经济的萧条已经很深了吗？

失业率呢？比如说，美国的官方统计失业率是6.5%，什么概念？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当然是高失业率。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里还不包括已经失望，不再不找工作的人。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就干脆领失业救济金算了。还有，应该把监狱里的人数算进去。为什么要统计监狱里的人数呢？里根政府的一个政策，就是要取消福利。取消福利，就会造成要犯罪率上升。你犯罪，我就把你关进监狱。六十年代美国监狱内的人数一直在缓慢缩减，以至于到1975年为38万，而到1995年有540万美国人被监禁，占18岁以上男子人数的5%，每五个黑人男子中有一人包括在内。这样加起来，和欧洲的10%左右的失业率就接近了。中国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左右。

此外，还有一个数字值得重视，即个人信贷消费形成的债务。2001年1季度，美国国债，加上居民信贷消费债务，加上企业债务，总共是31.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0％多一点。我不知道其中居民信贷消费债务是多少，估计在10万亿美元以上。这笔债务和国债的效果一样，可以拉动需求。但也和国债的问题一样，是寅吃卯粮，是以未来的需求为代价维持现在的低增长。

发达国家普通低增长、高失业率、高国债、低利率以外，发展中国家更是凄凉一片。从中国往北看，俄罗斯、东欧各国，90年代经济负增长50%左右；从东欧往南，土耳其，刚刚发生过金融危机；土耳其往南，中东地区，炮火连天；中东往西，埃及、摩洛哥各国，也是危机四伏；越过撒哈拉沙漠往南，整个是第四世界，除了饥饿、瘟疫和战争，再没有什么能够吸引国际注意力；越过大西洋到拉丁美洲，金融危机先是洗劫墨西哥，接着是巴西，阿根廷，造成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衰退；从拉丁美洲越过太平洋，就到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香港、台湾，1997年的东亚经济危机的阴影徘徊未去，四小龙、四小虎成了四小虫、四小猫。

如此看来，中国经济倒真成了一枝独秀了。在全球性萧条中，只有中国经济还有增长。大概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特别不能想像经济萧条是什么滋味，还以为世界各国经济还在增长呢。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的1/30左右，中国经济的局部增长根本就改变不了世界经济总体萧条的趋势。甚至相反，由于中国以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税收和地价大量吸引外资，中国的繁荣可能还会加速世界经济的螺旋下降速度。

可见，事实也正如逻辑所分析的一样，完全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市场只能造成世界人民的福利最小化。

问：你刚才承认，在全球经济的萧条中，中国差不多成了唯一的繁荣国度，而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反对全球化？

答：因为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国，又是全球化的受害国。受益的方面，刚才已经提到了。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劳动力价格那么便宜，那么训练有素。这个社会还强制性稳定，不象其他地方游行、罢工不断。中国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是多少投资进来，劳动力价格都上不去。要把这个投资放到泰国，劳动力很快就被吸干了，然后，工资、地价就会上涨。放到中国不见动静。中国海纳百川，容量太大。就是这个原因，深圳打工者的工资就没怎么涨。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来到城市，这样，只要你想在这个工厂呆着，工资就涨不上来，甚至还要往下跌。为什么呢？我们来做一个模拟。我是老板你是工人，我问你，每天工作12小时，拿12小时的工钱，行不行？你是从农村出来的，就想在城市多赚点钱，好回去盖房子娶媳妇，就一口答应，行。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工资是增长了，你的工时是延长了，但是，社会上的就业岗位减少1/3。你会发现，这时在门外抢饭碗的人越多了。到第二年，老板就会说，小王，现在企业不景气，工资得降下来，降到你原来干8小时的工资，但活还得干12小时。你肯定说，我不干。老板就会说，工厂门外还有很多人要干这个活，有的是人，你走吧。这叫恶性循环。由于工资低，工时会延长，由于工时延长，工资会更低。这样就进入一个工资下降，工时延长的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点值也不怕，因为中国的工人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所以，世界各国产业转移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最后都跑到中国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如果以上叙述你都同意，这里头就包含着我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理由。第一条理由就是，全球化逻辑、自由竞争逻辑对工人特别不利。各国工人被迫在全球资本面前争抢饭碗，群众斗群众，让老板占了太大的便宜。全球化的真正受益者是数量极少的数千家跨国公司，他们的CEO和股东。第二条理由是，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前景不利。“四小龙”、“四小虎”的奇迹是依附于外资的经济增长奇迹，一旦外资撤走，本地经济立刻全面衰退。中国由于劳动力丰富，离这一刻还比较远，但是外资仍然时刻以撤资相威胁，使中国经济的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第三条理由是，外资占领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使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日益缩小，在低利润的市场上相互打价格战，更加没有可能发展自主的高技术产业。

事实上，就在中国经济受惠于全球化，吸引来大量外资的同时，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几乎同时全面衰退。自主技术企业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只好给争夺给跨国公司作配套厂商的打工机会。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享受了好处。许多国家是只得到坏处，没享受好处。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贸易理论在中国特别流行。

问：你的描述的确与教科书上的差别太大了。虽然你似乎既有逻辑，又有事实，两者对应的似乎也不错，但还是难以让我信服。

答：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让你信服。说得不中听一点，你在市场神学中浸染太久，陈疴难起啊。不过，我感到，你还是诚恳的，愿意深入交流的。这样，我也愿意进一步讨论一下，我与亚当•斯密的区别在哪里。

说到自由贸易好，是因为自由市场好。自由贸易无非是把各国市场作为统一市场来看待而已。如果说自由市场能够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话，那么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也能让世界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了。这是大家都在学习的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每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世界利益也就最大化了。

因此，当我全面驳斥了自由贸易理论后，不得不进一步指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自由贸易理论行不通，为什么贸易保护才能让世界人民利益最大化呢？根本原因是斯密的市场理论错了。

市场有双重属性，从静态看市场交易是自愿平等的交易，是双赢；但从动态角度来看，由于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对称，市场又是不自愿、不平等的交易，是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

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用100块钱买了一件衣服，兴高采烈地回到宿舍，同学一看说，我的才花了20块，款式、面料一模一样。于是，你马上惊呼上当，追悔莫及。但是，当初你在商场买衣服时，你得到了想要的衣服，他得到了想的要钱，双方绝对是双赢啊！要害在那里，就在价格上。在衣服的制造成本、销售成本、销售价格等问题上，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你只知道它好，你不知道它值多少钱；而卖方掌握这些信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定价权实际上不在你手里。掌握信息少的一方是弱者，而掌握信息多的一方是强者。价格有利于强者。

还有一种情况叫力量不平衡。即你知道成本是多少，但就卖你这么多，你还得买。比如说房子。北京市的房子是全国最贵的。其实，多层建筑的建筑成本每平方米大约是500块钱，高层建筑的也就是700块钱，包括配套设施都在内。这个信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现在你要买房子，要5000块钱一平方，你买不买？你还得买，否则你住哪儿啊？总不是住到通县农村去吧，那里的房价甚至只有800元一平米。你在北京工作，就得住在北京，就得接受北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现实。更何况，你还能赚回来钱啊，慢慢给银行给工就是了。这样，你明知开发商赚了大钱，但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力量的不平衡。你会发现，由于各种形式的垄断广泛存在，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平衡也是广泛存在。理论上讲，每一个平等交易的背后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力量的不平衡。因此每一个交易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

因此，价格是买卖双方不平衡力量对比的一个平衡点。就象我们的杆秤，“小小秤砣压千斤”，秤砣和重物力量肯定是不对称的。但是，无论什么情况，我们总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杆秤处于平衡状态。这个平衡状态其实是对不平衡力量的一种度量。同样，市场交易的价格也是对买卖双方不平衡力量对比的一种度量。所以，看上去每一笔交易都可以在某一点上达成平衡，但是价格不一样，就强弱对比不一样。有人声称，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东西都可以卖得出去，不可能有过剩。这也对，但他就是没有以什么价格买出去。零价格完全可以把彩电一卖而空，但是你卖吗？

更进一步，强者在交易中将弱者的财富拿过来以后，更有时间、精力去收集信息，更加有机会等待、拖延，从而成为下一次交易中的强者。弱者失去了财富，更没有时间、精力去收集信息，更受到饥饿和寒冷的逼迫，从而下一次交易中的弱者。这样，无数人的无数次交易的结果，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起义、暴动、战争，赤地千里，尸骨遍野，使全社会利益最小化。

从控制论角度讲，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就是一种正反馈。什么叫正反馈？就是系统的输入变量又经过系统放大成为输出变量，输出变量又部分成为输入变量，再被系统放大，这样，原始输入变量就会被不断增强、放大。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因为亚当•斯密的模型假设，市场经济是一个均衡经济，从而是一个负反馈系统。即所有厂商都是长不大的，价格下降了，大家生产东西少了，价格上升了，大家生产东西多了，这样输出变量的增加会导致输入变量的减少，从而系统会稳定在一个均衡状态。马克思说的“价格围绕价值轴心波动”的价值规律，其实也是一种负反馈模型。既然是负反馈，就不会有厂商被淘汰，也不会有新厂商的进入和现有厂商的逐渐壮大，不会出现垄断，更不会有两极分化，这样，市场就是无比美妙的自动调节器。既充满活力，充满竞争，又处于负反馈的动态均衡状态。

然而，市场竞争的现实却是一个正反馈。正反馈有正反馈的好处，即变量会被迅速放大。如果铁路有厚利可图，那么全社会的资金会迅速流入铁路建设，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产业的发展，使铁路在短期内铺遍全国，乃至全世界。但是，正反馈也有坏处，即正反馈不可持续。麦克风和音响就是一个正反馈，早期的麦克风有严重的自激叫啸行为，产生短路，使系统崩溃。现在的麦克风在电路中加入了一些负反馈，才使我们能够得到所需要的音量。经济系统的正反馈同样也会崩溃。仍以刚才的铁路为例。在铁路迅速扩张的早期，巨额利润吸引巨额投资，带动钢铁、机车、煤炭、木材、水泥业的投资增长，带动全社会的就业扩张，工资上升，这反过来又使铁路货运的需求增长，使利润增长。这样，就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铁路，使各种铁路建设的物资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同时，铁路容量迅速增加，远远超过客货运需求的增长，铁路运输价格战烽起，投资利润急剧下降，乃至出现巨额亏损。随后就是连锁反应，钢铁、机车、煤炭、木材百业萧条，经济进入危机时期。这就是说，经济活动的正反馈特点造成了经济危机和繁荣交替的周期。正反馈不但造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垄断和战争，还造成资源在一起一伏间的巨额浪费。正反馈逻辑说明，每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全社会利益的最小化。

正是由于正反馈特性的重大理论后果，所以斯密及其开创的西方经济学都竭力构造种种负反馈的均衡模型，以证明市场经济的完美无缺。

比如，大家都知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瓦尔拉斯手里变成了数学模型，叫一般均衡模型，或瓦尔拉斯均衡。瓦尔拉斯均衡有两类，一类是只有消费者的均衡，另一类是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均衡。消费者的一般均衡模型是这样的：假设有N个消费者，有M种商品，每种商品对于每个人的效用不一样，比如我认为一瓶矿泉水值0.1个效用，他认为值0.2个效用。那么，通过自由交易，总可以找一个均衡点，即一个特定的价格组合，使所有人在这个价格组合上都满意，就是让每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达到均衡。

问题在于，正如瓦尔拉斯自己承认的那样，能够达到这种均衡的前提是，商品的消费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比如说，喝一口矿泉水，第一口我渴啊，所以效用就特别高，我愿意用高价来购买；当我接着喝，喝到最后一口时，我都要撑了，最后一口效应最差，白给我喝都不要。既然如此，我就不会对这个商品有无限的需求，需求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是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自动下降的。这就是商品消费效用上的负反馈模型。这样，从理论上就可以证明，总是存在这样一个均衡点，使每个人的边际效用最大化。

如果有一个人，他消费某一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正反馈，会怎么样呢？贪得无厌，没个够，会怎么样？那就不可能找到平衡点。

我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它消费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其实甚至消费每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都是有可能递增的。要害在哪里？商品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解渴的，解饿的，保暖的，这种属性的消费边际效用的确是递减的。对于消费者来讲，吃面包也好，住房子也好，边际效用都是递减的。但是，商品还有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常常是边际效用递增的。比如，我们买一辆奥托车4万元，它可以解决你交通工具的需要，在高速公路时代，能够让你以车代步。这个4万相当于你喝第一口水，效用最高。以后，再增加一些配置，如气囊、自动天窗，CD播放机，或者改善发动机性能，这些都是附加功能，就生理感受而言，其效用是递减的。按照效用大愿意支付价格高的特点，4万买基本效用，后面递减的效用我只会花3万、2万、1万。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会用30万买一辆奥迪呢？这不是犯傻吗？买矿泉水，你会花在最后一口上的钱比第一口的钱多吗？你不会。但是买汽车就会。汽车消费就是属于有强烈社会属性的消费。商品的价钱越身，购买者的身份和地位就越高，这就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这个属性的特点是边际效用递增。就是说，你花30万而非4万，才能满足你的社会地位需要。如果你要追求顶级社会地位呢？就必须花1000万购买凯迪拉克。事实上，在两个人以上构成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任何商品都有双重属性。我们为什么要挑衣服的款式、面料呢？看上去是在挑衣服的自然属性，其实是在挑衣服的社会属性，说得通俗些是为了气派、时尚、有风度。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商品社会属性要远远大于自然属性，两项合计，大部分商品的综合边际效用是递增的。由于商品边际效应递增，所以根本就达不到均衡。

瓦尔拉斯还有一个生产型均衡。详细模型我就不讲了。单讲该模型的前提。前提如果错了，整个推理过程就一钱不值。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是：生产是线性的。用生产函数表达就是：αF(x)=F(αx)。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100个人在一个工厂生产的产量，和100个人平均分布在10个工厂的生产产量是相等的。这就叫生产是线性的。

其实，生产根本就不是非线性的。如果是线性的话，那么就不存在分工合作的效应。斯密不是讲分工能够带来收益吗？100人在1个工厂里生产，要远远大于10个人在10个工厂里生产，这就是分工的效应。由于分工效应的存在，生产的边际效用就是递增的。由于生产的边际效益递增，所以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如果生产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还会有世界500强企业的出现吗？

分工导致生产边际效益递增，这是逻辑推理。如果看经济史，大家都会知道有一本书，写美国产业发展史的，叫《看得见的手》，是美国的一位真正可以称得上经济学家，也是管理学家的人写的，他叫钱德勒。钱德勒提出了两个概念，叫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两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标准概念。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分摊到每个产品的固定成本就会下降，单位产品的综合成本会下降，所以生产的越多，利润就越大。所谓范围经济，是指一个企业生产或销售多种产品，这多种产品共享采购、制造、销售、地租、管理等各方面的费用，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利润增长。这意味着只要多销，必然厚利。

大家想一想，比如联想的员工出差，为什么就一定要住三星级以上的宾馆？为什么它能盖的起高楼？为什么它的总裁能有50、100万的年薪？凭什么呢？凭的就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带来的递增的边际效益。如果你在联想采购部工作，你马上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你给厂商下的订单是100万块主机，100万台显示器，100万个键盘、鼠标，而一般的批发、零售商下的订单则是10个、100个或者1000个。小批量订单，单件采购价格可能要500元，大批量订单，单件采购价格就可能降低到250元。为什么呢？因为大批定单下来以后，生成能够均衡化，生产效益就可以提高，成本能够下降。大量的零星定单则会使企业要么闲死，要么忙死。其次，大批量订单可以节约生产企业的经销成本。假设这100万块主机是通过广告、批发、零售的经销体系出去的，那么所有广告、批发、零售厂商都要赚钱。现在所有环节都不需要了，一下子节省了大笔的经销成本。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竞争越激烈，经销费用越高。现在，中国市场上，商品的生产成本平均只占零售价格的一半，有的像矿泉水什么的，甚至只占零售价格的10%。

由于在采购、销售、广告、运输各环节都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企业做得越大，单位产品的利润就越高，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低。也因为这个原因，自由竞争必然向垄断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原来是很多小厂商之间的竞争，最后有一些技术好、管理精的企业就把别的企业吃掉了，它自身的规模效益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就变的更强，然后继续把更多的厂商吃掉，结果同一市场上的几万个厂商就迅速的缩小到几百个、甚至几个厂商。

在斯密模型中，由于均衡模型自由竞争可以永远进行下去，不可能出现垄断。如果我们考虑的交通运输成本，甚至可以说，无数小厂商自由竞争的市场从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人们常常以为19世纪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比如说，美国的19世纪40年代，由于没有铁路和汽船，陆路运输靠的是人扛、肩挑、马拉，所以运输成本非常高，这样，费城的纺织品和纽约的纺织品就不构成竞争。随着铁路的出现，全国的商品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异地厂商就构成了竞争。但是，竞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没有十几年，全美范围内各行各业或者出现卡特尔，或者出现托拉斯，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垄断。到了1890年的时候，美国不得不出台了《反托拉斯法案》来反对垄断的趋势，实际上并没有反对住。到了1900年的时候，美国两百家最大的工业公司，它们的产值达可以接近美国总产值的30%。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以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原来被局限在一国的垄断公司越出国界进行竞争，但是，很快我们发现，到90年代出现了全球跨国兼并的浪潮。你看汽车产业，原来有美、日、欧，加上发展中国家，有几十家大汽车厂商，但是，以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兼并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为典型，一连串跨国兼并案，可能使全球汽车业在21世纪初缩减成6大集团。

由此可见，斯密模型其实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虚构，与现实经济的发展毫无关系。可笑的是，现在从官员到编辑、记者、大学生，大家所学习的，大学经济学的博导、教授所传授的知识就是这么一套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吃饭的家伙，而并不是能够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

你可以比较一下，究竟是亚当•斯密说的对，还是我今天讲得有道理。

问：我开始同意你的理论了。但是，我很奇怪，你说得道理其实很浅显易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皓首穷经，钻研西方经济学？为什么斯密、李嘉图在我眼里能够一直是需要崇拜、仰视的大师？为什么你这样具有原创性的、真知灼见的思想却不能写入教科书？

答：你的问题太多了，我一个个来回答。其实，我这种认识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经济学是一个学术孤岛，所有的其他学科，历史、政治、哲学、伦理都否定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我们知道，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由此而产生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产生了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局面。但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模型，一举取消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争的矛盾，认为追求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最大化，就能够导致社会的、长远的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斯密经济学一出，从理论上就取消了任何其他社会理论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其他社会理论都反过来对斯密经济学构成否定。

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特别明显，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获取越来越突出的社会地位，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其他各学科的命运似乎都江河日下，后继乏人。这其中，当然与经济学给人产生的联想有关，以为学经济学可以赚钱、谋生，而其他学科则似乎需要科学兴趣和社会兴趣。其实，斯密经济学的功能并不是教人赚钱，而是使市场经济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我们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的功能类似，那是使社会主义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不能不注意到，经济学的逻辑可以解构一切其他学问的必要性。

比如说历史学，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无论是孔夫子还是海瑞，都懂得土地兼并，会导致流民涌入城市，使王朝崩溃，从而要求抑制土地兼并。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正反馈特性的认识和把握。正因为如此，古代的统治者都懂得要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以防止王朝加速崩溃。

国外的历史学现在也进展到了这个地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派，即年鉴学派。我认为这个学派代表了未来历史学发展的方向和主流。其中出色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美国的历史学家华勒斯坦。华勒斯坦的理论叫世界体系理论，与年鉴学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布罗代尔的体系中，世界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生活层次，变化很少，不纳入市场交换。例如家庭劳动，占全人类劳动总量的一半，但从未被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层次，小商小贩，农贸市场，竞争程度高厂商众多的产业，就活动在这个层次。因此有人类社会起，就有市场经济存在。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层次，这是大商人、大资本家活动的领地，其活动垄断、隐蔽、与权力关系密切。资本主义的竞争从威尼斯商人时期开始，就不是自由竞争，就是得到政府权力支持的垄断性竞争。看看今天的财富排行榜，那些排行榜上的人整天干些什么你们都不清楚，他们全都进行的是秘密交易。最后他们大把大把的赚钱，这就叫做资本主义。500年来，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三个层次的活动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但是，市场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小，而垄断巨头们管辖的范围却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强盛，把市场经济给吞噬了。因此，500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历史。

其实，我的概念和布罗代尔有点不同。我认为，透明的、公开的市场交换就蕴含着不透明、不公开、不对称、不平等的成份，只是在小商小贩阶段，其不对称、不平等、不公开、不透明的程度还比较浅，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交易的积累而不断加深。因此，市场经济本身就会产生垄断，产生布罗代尔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此不是资本主义反市场，而是市场经济产生资本主义。这当然，有点绕了，大家可以慢慢辨清楚。这只概念理解不同，在事实层面的认定上，我和布罗代尔是异曲同工的。

然后就是华勒斯坦，他是布罗代尔中心主任。华勒斯坦将世界理解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所谓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若干国家居于中心地带或核心地带，若干国家居于边缘地带或外围地带，若干国家是属于半中心半边缘。那么中国属于哪个地区呢？中国可能是属于外围到半中心的地带，甚至是外围地带。外围地带受核心地带的支配和剥削。外围和中心都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外围要发展成为中心型的国家则非常困难。这就可以解释，当年的八国联军今天仍然主宰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所谓新兴国家，其实只是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许多人常常梦想，中国搞了资本主义就能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不知道更有可能是成为外围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所谓拉美化。为什么拉美不进步啊？为什么坦桑尼亚不进步啊？为什么博茨瓦纳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呢？并不是说那些国家自己不努力，而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决定了你就是被盘剥的外围和边缘。这正如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一样。都去做老板了，谁来当工人呢？尽管不排除少数工人可能成为老板，但绝大多数工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是为老板增加了财富和权势。华勒斯坦的作用就是这样，用详实的历史资料说明，所谓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发达国家的说教，其实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劝说不发达国家接受剥削秩序的说教而已。

问：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的确大名鼎鼎，我也曾听说过。听你这么介绍，他们的思想似乎与马克思的并不一致。你怎么评价马克思？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我个人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缺陷之一。在中国，自由市场理论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80年代初期，当中国开始市场化的改革时，其基本理论依据就是价值规律。然而，价值规律实际上无非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表达。价值规律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格则围绕价值轴心波动。这一规律能够成立的前提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资源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这样，当某种商品价格上升至价值以上时，其他厂商可以进入该领域，使价格下降；反之，如果价格下降至价值以下，则会有厂商退出，从而使价格上升。如果考虑到无处不在的资源垄断、技术垄断、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垄断、学习曲线垄断、转换成本垄断、以及空间垄断和时间垄断，则垄断壁垒将阻止资源转移，使价格长期高于价值。这其实正是世界范围内能够形成中心―外围的等级剥削体系的经济学原因。因此，垄断存在，则价值规律不存在；价值规律存在，则垄断不存在。更进一步，垄断存在，则“经济规律”不存在；“经济规律”存在，则垄断不存在。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的早期改革家们才能够想象和憧憬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在中国顺利泛滥。记得西方有一家大媒体，将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这其间的某种真实、苦涩和反讽意义，恐怕会令马克思的英灵在地下不安。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一位思想大家。但是，我更崇尚的是他的立场和价值追求。实际上，思想家并不是都能够摆脱时代的局限和烙印。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政治学的吸收就是如此，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吸收何尝不如此？

问：经济思想史上有一位大家，叫罗伯特•L•海尔布鲁纳。他提出了一个所谓海尔布鲁纳难题。他说，人类历史很长，已经6000年了，市场也早就存在。然而在亚当•斯密之前，却没出现过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却出现过许多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答：我的朋友卢周来说，这个难题还可以中国化，中国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为世界贡献出一个经济学大师，以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到今天为止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但是，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伪难题。事实上，从亚当•斯密起，市场经济就被绝对化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就消失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就消失了。因此，从斯密起，经济学就被伪科学化了，被神学化了。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种经济伪科学、经济神学能够广泛流行？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

第一，斯密为什么会构造出这样一个经济神学？（我现在开始称它是经济神学了。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有的经济模型实际上和中世纪研究的“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多少个天使”的命题几乎是等价的，是毫无意义而貌似神圣而神秘的工作。但这些工作能够让你拿博士，拿教授，拿奖学金，拿各种好处。我们今天整个干的就是这些事情，似乎这样才是社会科学。在中国，由于马克思讲过，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实现数学化就不算科学，大家对数学也有一种特别的崇拜。）

应该承认，实际上斯密本人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研究的学者。他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在他整个的研究当中不像后来的位置那么突出。斯密本人还知道市场有弊端，后来的人把“看不见的手”神圣化，把这个发明权的“荣誉”强加给斯密。但是，这样实际上也把耻辱强加给了斯密。这些后来者有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等，包括我们今天的弗里德曼等，他们把斯密抬到了神位上。顺便说一句，其实，按照斯密经济学的标准，弗里德曼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最多只是一个经济学的票友，他的真正头衔应该是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缺乏整体了解，对复杂而漫长的人类历史更缺乏认识兴趣，但是的确深信“看不见的手”，大力鼓吹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把弗里德曼抬成新自由主义的大师，实在是斯密门下后继乏人的表现啊。

当然，斯密体系的确有神化市场的内在倾向。为什么？斯密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牛顿力学构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模型。比如牛顿的天文学把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互相作用的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一个均衡的、亿万斯年可以没有变化地延续下去的星系。其中，每一个行星都是自我为中心的，都是“自私自利”的，就是每个行星都是一个引力中心，万有引力的相互牵引构成了一个均衡的太阳系。这个模型给亚当•斯密一个极大的震撼。事实上，牛顿力学不仅影响了斯密，几乎可以说是影响了整整若干个世纪的思想家、理论家。亚当2斯密自己甚至还写过天文学，赞叹牛顿力学的精美。他所做要做的，就是在人类社会寻找一套类似的完美模式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这样，他认为原来人和行星一样也具有引力，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然后相互作用，相互平衡，最后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均衡不变的人类社会。在这个世界中，看上去是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然而整个世界却处于完美和谐的均衡状态。按照这个模型，每一个人都在生存，都在买，都在卖，都在运动，正如每个行星都按可计算的轨道在运动一样，但是整个市场没有变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没有新的公司进入，也没有旧的公司退出；既没有跨国公司的成长，也没有大量现有的公司被淘汰；这个世界是一个静止的世界，就向太阳系是一个静止的世界一样。这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背后的牛顿力学的静止世界观。

这套世界观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家都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教我们要用发展的、联系的、变化的眼光去看世界。仔细想一想，其实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模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就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就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李嘉图在斯密基础上构造的价值学说。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做到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相反，其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受到静止的和孤立的世界观的影响，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价值规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马克思的理论能够被新自由主义利用，成为中国市场神话的来源之一。

其实，在亚当•斯密之后，自然科学又发生了重大的进展。到19世纪，自然科学就开始摆脱牛顿力学的静力学模型，转入到热力学时期。热力学模型和静力学模型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牛顿世界是一个无时间的世界，一万年以前和一万年以后是没有变化的。热力学则是一个变化的世界。热力学有二大定律，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定律，第二定律是封闭系统熵增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还比较符合静力学世界观，第二定律则揭示了一个不断衰败、不断混乱的世界，一个从有序到无序的世界。假设一个系统与外界封闭，既无能量交换，也无物质交换，则该体系将自动趋于最大程度的混乱程度。假如，把我关在一个铁笼子里，七天之后我可能就断气了，再过若干天就化成一堆分子原子了。我这个人的每一个构件其实都存在，就是人不存在了。同样，如果我们这个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交通通讯网越来越快速密集的工业社会，一旦停止能源和物质的输入，则整体世界有可能衰败、瓦解。有关热力学的世界观意义，可参看8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作者是杰米里•里夫金等。

接下来就是达尔文的进化学。如果说，热力学揭示的世界是从有到无，从有序到混沌，则进化学揭示的世界则是从无到有，从混沌到有序，从分子原子变成我们现在的人。同样在80年代，另一位作者，比利时的普利高津，写了一本书叫《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从化学、生物学角度揭示了从混沌到有序的内在逻辑和世界观意义。很有意思，在这个号称崇尚科学的时代，这两本推翻牛顿世界观的重要科学著作，并没有流行开来，而是被淹没在无数西方译著的丛林里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乌有之乡书吧去找（网址：www.wyzxwyzx.com），别的地方肯定已经没有了。

熵定律和进化论学说，其实已经推翻了牛顿力学所构造的静止世界观，从而使亚当•斯密的学说失去了自然科学理论的支撑。人类的经济世界其实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世界，而是既有从无数小企业通过竞争形成跨国垄断企业的过程，即从混沌到有序，又有大型垄断企业由于缺乏资源或内部斗争而分裂解体的过程，即从有序到混沌，因此对人类的经济活动的描述更应该借鉴热力学模式和进化论模型。当然，人类活动其实比分子原子的热力学运动和生物界的进化运动更复杂，因为人类是唯一有思想，能够改变自己需求的生物。不但静力学模型无法描述，热力学和进化论模型也都无法真正描述。描述人类社会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事实上不能够到自然科学中去找，而只能在人类灿若群星的思想家的思想库中去寻找，去综合，去发现，并接受复杂的人类历史和当下的人类活动的检验。

第二，既然斯密经济神学其哲学基础早就被推翻，又不能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为什么这种经济神学仍然能够广泛流行？

我认为，斯密神学的真正支撑实际上是来自市场竞争中的强者。有了斯密神学的解释，弱肉强食过程就成了人类利益最大化过程，强者就成了历史前进的推动者。以往一切约束弱肉强食的道德、习俗、政策限制都可以被冲破。事实上，如果没有斯密神学，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崇高历史地位，就不可能将以抢劫、杀戮、奴役、欺诈、犯罪、战争为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合法化。本来在中国商人被认为是“无商不奸”，你造成土地兼并，造成两极分化，所以，要对你进行抑制。斯密则说，做生意，把生意做大，你就会对社会作了最大的贡献。因此，斯密学说事实上是让商人获得了上帝般的地位。

斯密比较幸运的是，就在他的学说发表之后不久，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似乎给亚当•斯密的学说一个最强有力的论据。但是，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巧合。在没有亚当•斯密理论指导的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很发达，因此技术也长期在整个古代世界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是市场经济能够促进技术进步，而不是市场万能论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但是，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也周期性地积累起两极分化，造成王朝崩溃，生民涂炭。将这两方面的事实综合起来，没有任何可能将市场神化、绝对化。因此，斯密经济学是静态经济学，解释不了历史现实。大家仔细想一想，所有读过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其实只知道模型，不知道历史！我讲的这些经济史，许多人听都没听说过。假如一种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经济历史，那么对不起，我个人认为，这就不是经济理论！道理很简单。社会科学的认识途径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做试验。亚里斯多得说，两个质量不相同的小球掉下来，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不相信？那咱就到比萨斜塔去求证。自然科学的实验对象可以控制。社会科学的实验对象可以控制吗？通货膨胀的后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做一个试验，10%是什么后果，20%是什么后果，你能做实验吗？做不了试验！社会理论只能拿历史作实验室。历史是社会理论的实验室。如果你这个理论通不过历史检验，对不起，那你就是自娱自乐，就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

问：什么？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中国古代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吗？

答：其实，这种看法恰恰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市场和计划，资本和权力，竞争和垄断，从来就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两种基本手段，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缺少其中任何一种手段。事实上，你要是翻开历史仔细看，市场经济从来就存在，当然计划经济也从来就存在。我国的商朝是由商族人建立的。商族人是什么人？按照《尚书》的讲法，商族人“肇牵牛车远服贾”，就是牵着牛车到远方去做买卖，是一个做生意的民族。有可能所谓商人的称呼就是从做生意的商族人演化而来的。在地中海早期，爱琴文明时期，克里特岛就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贸易中心。克里特人做生意是能抢就抢（力量极度不对称时），抢不来的就用货物交换（力量相对不对称，可以赚差价）。当时海盗和商人是一个概念。有一次克里特人去见外面的首领去，首领就问，你们是海盗还是商人？这绝对不是侮辱性的，而是很尊敬的问。古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的市场非常发达，除了发达的一般商品市场以外，还有特殊商品，奴隶贸易，即劳动力市场。买卖双方就奴隶的劳动能力进行考察，通过讨价还价确定价格，这不是市场交易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但有市场经济，而且有懂得调节利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例如，春秋时期的齐国首相管仲就是这样一位大经济学家。管仲小时候在齐国都城南门外做生意，和一位叫鲍叔牙的合伙，管仲还老是欺侮鲍叔。不过鲍叔可是个大好人，说管仲多拿多占是因为管仲家里穷。后来鲍叔做了齐国太子的老师。公元前685年，这位太子又当上了国王，这就是齐桓公，鲍叔理所当然地成了首相人选。但鲍叔为人很豁达，不计名利，和齐桓公说，如果齐国想平平安安过日子，我就行。如果齐国想称霸诸侯，必须要请我的朋友管仲来。齐桓公一听大为惊讶，就叫管仲来，出了一道难题考管仲。齐桓公说，寡人缺钱花，想收点房屋税，行不行？管仲说，不行，这不等于让人家把房子给毁了吗？那时候房子可能都是茅草房，说拆就拆。齐桓公又问，收树木税行不吗？管仲说，那不等于让人家把树木都砍光吗？齐桓公再问，收人头税行不行？管仲说，这不是让老百姓不生孩子，搞计划生育吗？齐桓公着急了，说，那怎么办呢？管仲说，不要用国家的税务官员去征税，那样容易产生腐败，要利用商人的市场网络去征税。每个人都要吃盐，做农民的需要铁锄、镰刀，做女红的需要剪刀、铁针，把盐和铁的生产放开，销售放开，但从生产到销售的关键环节由国家来专营，即统一采购，统一总批发，一文钱收购，五文钱批发，这样不就可以收到四文钱的税了吗？这样，商人的生产积极性和销售积极性可以调动，国家不需要庞大的税务官员队伍，老百姓还不会怪政府，也逃不了税。齐桓公一听，龙心大悦。此后，齐国果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管仲则是后世效仿的贤臣良相。《管子》中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很遗憾，由于我们老是看不到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就认识不到《管子》的思想的价值。管仲为齐国建立的体制，其实就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

到秦始皇以后，中国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起了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筑了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客观上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货币的统一在欧洲是最近才完成，而文字的统一则还遥遥无期。虽然秦始皇主观上并不懂得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统一基础还是秦始皇打下的。到了汉朝，这一基础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朝的市场经济就特别发达。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将全国划分为10大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商业中心城市。至清朝时期，市场经济最为发达。农业商业化趋势不断扩张，棉、麻、桑、烟草各有专门的生产地区，这些地区所需的粮食要从其他产粮区购入，形成全国粮食市场的繁荣。清朝人口比明朝增加近4倍，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增大，以至从1500年到1800年全世界，主要是南美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入中国，购买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与斯密同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休谟甚至说，幸亏中国离英国远，要是离得近，在土耳其的位置，英国的白银一分钱都存不下。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应，则是发达的技术和工业体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出来就轰动国际学术界，为什么？因为这与人们的常识相去太远了。一个被称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国度，其技术居然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是很难被理解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李约瑟难题：既然从秦汉到18世纪末，中国的技术一直是先进的，技术的流向一直是以从东到西流为主，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技术先进的中国啊？却发生在了经济和技术都落后的英伦三岛呢？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技术进步持一种直线论的观点，即过去进步的，现在应该更进步；过去落后的，只能在落后基础上改进。事实上，技术和社会都具有多样性，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一样，都可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与多样性相应的突变性。一个落后的技术体系可能通过突变而成为先进，一个先进的技术体系可能由于渐变而失去先进性。这正如生物进化一样。猩猩比猴子聪明，但某种猴子却可能因为一次基因突变而成了人，更聪明。当然，猩猩如果也发现突变呢？是不是可能出来一种比现在的人还要聪明的人？

总之，我们关于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理论从有待根本上进行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体系到了再一次脱胎换骨的时候了。华勒斯坦写了一本书叫《开放社会科学》，就充分表达了这个意思。遗憾的是，绝大部分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以及绝大部分的普通人，还都沉浸在19世纪的社会科学模式中，即静态世界观的模式中，一时还难以更新。

问：你这样说的倒是痛快淋漓，但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办呢？我们抛弃斯密经济学，接受一种不受富人欢迎的经济学说，能够谋生吗？

答：可以。我现在讲的经济学，可以称为竞争经济学。竞争经济学首先是不带价值判断地分析复杂的经济活动，揭开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其次，如果你是企业家，你会懂得怎样去和对手竞争；如果你是记者，你会懂得怎样写出深度报道；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会懂得怎样处理政府和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你是大学生，你会更加容易地认清人生的道路的多样性，选择自己的人生；如果你立志改造社会，使社会变得更加适宜人居住，你会懂得那些是人为力量可以做到的，那些是人为力量做不到的，从而懂得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去实现，依靠什么力量等等。

这本书我已经写出来了，就是《萨缪尔斯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萨缪尔斯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在美国发行超过1000万册，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我为什么要拿他作靶子呢？因为斯密神学以后有了不断的发展和补充。如果只批斯密，有人会说，斯密的小错误早已经更正了，其论证也已经发展了。所以，必须批判斯密经济学的最新版本。

事实上，我并不是唯一批判斯密神学的学者，我只是比较彻底而已。20世纪下半叶，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叫新制度经济学。该学派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企业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个学派事实上论证了计划的协调效率比市场高，因而从逻辑上否认了斯密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但是，由于斯密神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该学派很谨慎地只承认自己是对斯密经济学的补充。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居然被中国的市场神学利用，用来摧毁国有企业。

问：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应该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答：在斯密神学指导下，一切都市场化，市场化越彻底越好。哪些地方还有计划存在，哪些地方就是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大家都一直接受一种理论，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其实，这还是客气的，完全按照斯密逻辑，应该是“小小政府，大大社会”，甚至是“无政府，全社会”。

如果我们认识到市场是有内在缺陷的，市场会导致两极分化，会有正反馈型的崩溃，会有经济危机，那就需要由政府权力的介入。政府就变得必不可少，如果政府变得必不可少，那么这个经济就变成了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混合经济是萨缪尔森提倡的。在这一点上我和萨缪尔斯是一致的。我批判的只是萨缪尔森继承斯密的部分。萨缪尔森是一个折衷主义大师，可以把市场神学和否定市场神学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系综合在他的教科书里。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部分基本上是市场神学部分，而宏观经济学却是反市场神学的，是要求政府干预的。萨缪尔森是出于折衷而提出混合经济，我是出于理论的完备而提出混合经济。

大家有没有看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决定》所勾勒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一套混合经济体制。任何现实的经济体制都是混合经济体制。欧美国家是不是混合经济？欧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0%――60%。这个财政收入使用全部是按国家计划进行，而不是按市场进行。由于市场总是造成两极分化，所以政府要进行转移支付。就是从富人那里收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穷人基本生活保障。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不能没有这套转移支付体系，都不能离开计划调节和干预，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纯粹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混合经济。

如果混合经济体制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的话，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抨击一切国家存在，抨击一切计划存在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就很可能会把中国引向分裂。如果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在中国收买的第五纵队。这个第五纵队在中国的代表是谁？厉以宁、吴敬琏、樊纲、江小娟、张维迎、林毅夫等等。就是这些人。事实上，大多数高校经济学老师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第五纵队的影响。大量的政府官员、编辑、记者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第五纵队的洗礼。甚至我们军队里的一些将领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熏陶。认为国家还要军队干什么，国家最小化，那军队是个大头，那么把军队扔掉那不就最小化了吗？这种逻辑在军队里就会逐渐冒出头来，越来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这正是当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说的情况。李斯特说德国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搞贸易保护。但是，德国的编辑、记者、政府官员统统被英国收买，成了自由贸易的说客，当了英国在德国的间谍。李斯特还讲，当沿海居民同情外国人超过本国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你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沿海地区的居民同情、向往外国人，是不是超过本国人啊？超过关心内地啊？这种情况就使国家有可能有汉奸，有危险。

我刚才讲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构造了一个混合经济的框架，但有点不得已的味道。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者对决议的影响很大。如果完全执行，很可能把国有企业给统统瓦解掉（股份制成为实现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在事实上谈到计划的地方，决议用的词汇却是统筹、协调、规划、管理。这样被动的混合经济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危险，我们要的是一种主动的，恰当选择的混合经济。

要害在哪里？不承认政府和计划的必要性，就不需要强调什么国家主义啊，爱国主义啊，集体主义啊，这些概念就都不需要有，贪污腐败就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相反，只要承认混合经济，就得承认计划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形式之一的合理性，那么对不起，就必须要有利他主义存在，就必须要有集体主义存在，就需要有整体优先的价值观念存在。

这一点就是混合经济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大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市场至上的理论，为什么愿意接受亚当•斯密的理论？斯密说得多干脆，不但老板可以是利己主义，工人也可以是利己主义啊。我们每个人只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就行了，整个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都可以从道义压力下解放出来，从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一心为公中的价值中解放出来。斯密给我们每个自私自利者都授予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光荣勋章。这是斯密给我们的精神贿赂。然而，如果中国人都这么做的话，我们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帝国主义者的新殖民地。整个世界这样走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第N次世界大战。当然，每次战争都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似乎按照斯密逻辑也说得通。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没有雷达，有没有卫星，有没有波音飞机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了所有这一切科技进步，却没有了人，人都在战争中死光了，这样的科技进步还有意义吗？

因此，最后我想说，假如中国需要的是计划和市场共存的混合经济制度，那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一批以国家整体利益至上的，甚至人类利益至上的，新一代理想主义青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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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一向主张中国需要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们知道保护有可能保护了落后。二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是不是应该表明开放更能使中国发展？

答：你的提问实际上将两个概念混淆了。和开放对应的，是封闭；和自由贸易相对应的，是贸易保护。打个比方，开放和封闭讨论的是开门和关门的问题，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解决的是开了门以后要不要门槛的问题。我主张贸易保护而不是闭关锁国，就是主张打开大门，但设置门槛。根据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设置高低不同的门槛。哪些行业国际竞争力强，这些产业的门槛，即关税或非关税门槛就可以低一些；哪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弱，哪些行业的门槛就需要高一些。从整体上，则要研究，哪些产业是为了与各国贸易可以作出让步、牺牲的，哪些产业是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所在，必须确保成长的。空气、信息可以自由流动，但外国商品的洪水却不能随便到我们家来泛滥。

把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等同起来，把自由贸易和开放等同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幼稚和无知。遗憾的是，这种幼稚和无知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媒体、教材上泛滥，结果为外国企业占领中国市场作为舆论先导，使中国的本土企业利润越来越薄，投资出路越来越窄。

问：是不是因此，你主张不加入WTO？

答：是的。我参与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之争，就是因为加入WTO问题。在我看来，WTO的公平竞争规则实际上是让泰森和幼儿班的小孩子同台竞争，将产生极不平等的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最后让落后国家永无翻身出头之日。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具备国际竞争力，没有任何理由接受WTO规则。

问：但贸易保护毕竟不是件好事啊！中国企业不能老是靠保护生存啊！

答：你这个看法其实本身就是成问题的。

一般来讲，学术界公认，当国家弱小的时候，它是需要贸易保护的；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它需要推行自由贸易。当经济繁荣的时候，自由贸易的潮流就会兴起；当经济萧条的时候，贸易保护的潮流就会兴起。

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萧条期，所以，美国、欧洲、日本到处都是贸易保护的声音。比如，美国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呢？美国说中国的东西太便宜，对美贸易顺差太大，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让美国企业破产了。按照市场自由理论，破产就破产呗，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促进技术进步，多好啊。可是这只能适用于美国企业让中国企业破产，轮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淘汰了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美国就不干了。只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所有出口美国的中国产品都变得贵了，卖不动了，这样美国那些该被淘汰的企业就有救了。

再比如，中国的大蒜出口到日本，被挡回来了。日本说中国的大蒜农药超标。中国出口欧洲的冻鱼、冻虾也被退回来了，说加工过程中使用的防腐药品超标。美国和欧洲之间也打贸易保护战。美国要向欧洲推销中美洲的香蕉，欧洲想要自己在非洲一带生产的香蕉。中美洲的香蕉生产量大，价格低，欧洲前殖民地生产的香蕉产量小，价格贵。美国说，那咱自由贸易，欧洲说不干，这样就打起了贸易保护战。这个仗一直打到WTO的仲裁机构。大家还知道，中国现在也向美国提出钢铁反倾销诉讼。我们说美国优质钢材、特种钢材，对中国构成市场倾销。美国说中国的钢材，粗钢、原钢，对美国市场构成市场倾销。相互打贸易战。

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在推动出口，从而打开别国市场，保护本国企业方面，中国的贸易保护其实搞得还挺厉害。比如中国有一个措施叫“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的幅度非常大。比如出口一只手表，假如说出口价（离岸价）100人民币的话，那么可以退税17块钱。如果你是手表装配商，你用50块钱去购买手表的零配件，把它组装成一只手表，然后你去出口。那你可以赚两道钱，第一道你可以赚利润，采购费50块，装配费30块，你还有20块钱的利润，国家再退你17块钱税，这样，你就可以赚37元钱。所以，这生意大家都觉得挺好。（理论上手表出口商只能退到8元5角钱的增值税，按50块钱里的17％算。但是国家奖励出口，把前面各道环节的增殖税都退给你了。前面手表零配件都有增殖税，但是找不着人啊，最后就都退给你算了）。这样就能使我们的对外出口保持一个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要我们人民币升值，我们这边就说，人民币要升值，那干脆就这么着吧，人民币我还是不动，因为影响太大。我把“出口退税”的退税率下调4％，那我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是不是下降一点？

这才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各国贸易战此起彼伏的时候，流行舆论却一边倒地赞扬自由贸易。谁打贸易保护战，谁搞贸易保护，谁就是破坏世界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基本上是作为一个靶子被舆论所攻击，形象很不好。中国的自由贸易舆论比哪一个国家都强烈。

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看，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论战从未停息过，谁也没有真正说服过谁。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论战的双方，不同国家也会构成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论战双方。真正的问题是，作为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如果需要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国居然流行的是自由贸易思想和理论，这说明了什么？

问：自由贸易至少能够让我们买到价廉物美的进口货啊！要是没有汽车关税，进口汽车就会很便宜，10万元钱就能买一辆中档轿车！主张贸易保护，岂不意味着中国人要多花钱买落后的国产车吗？

答：不错。这的确是自由贸易的好处。由于自由贸易，由于国外的商品可以廉价地进入中国，比如说瑞士表啊，或者意大利西装啊，或者电梯啊，或者美国小麦啊。这正是我们主流媒体宣传加入WTO好处的主要说法。

但是，当你说国外的商品价廉物美的时候，你等于在说国内的商品质次价高。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不对？如果自由贸易能够让中国人购买价廉物美的进口货，就意味着中国企业会在外国货的竞争面前败下阵来。所谓败下阵来，首先是利润要减少；其次，如果你是有负债的话，你是要靠这个利润来还债的话，你将还不起钱，那么银行的呆坏帐就会增加；第三，要是银行逼债，那么倒闭破产的企业就会增加；第四，跟着这些企业的倒闭破产，那就是工人失业要增加。如果工人失业增加，你会发现在业工人的工资就会降低。比如说，大学生今后是就业市场上的主力军，毕业以后涌出校门，那些公司里的高薪白领就会感到危机。因为你出去要价太低啊，人家是4000块钱一个月在干，你说我1000块就能干，你不把人都挤跑了？只要失业的人增多，在业工人的工资就没法提高，甚至还会下降。所以，当你作为消费者享受到好处的时候，作为生产者，你可能会受到威胁。我们每个人有双重身份，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当我们考虑作为消费者受益时，也得考虑作为生产者是否会受损。

一般来讲，从纯粹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当中国形成若干家，比如说十几家或几十家世界五百强这个级别的企业的时候，当我们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技术的工业体系的时候，当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0元以上的时候，我们再加入WTO也来得及。我们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才800美元啊。在这个水平上，你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万多美元，两万美元的国家去同台竞争，这不是明摆着要吃亏吗？所以中国跟美国签订加入WTO条约以后，美国人也很奇怪。要是换了美国，这种协议绝对通不过。所以，2000年3月，克林顿在美国国会作证，催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这个决议。说你再不通过，人家以后反悔了那就来不及了。有人就问，你签的协议有这么好吗？他说，我告诉你，这是一个100:0的协议。这跟中国的说法就不一样了，中国说50:50，互惠啊，双赢啊。实际上，美国在这场谈判中唯一付出的代价就是，或者他们唯一取消的障碍就是，不再对中国的产品进行一年一度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年审，不审了。我们本来特别希望美国开放纺织品的进口，取消配额，或增加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额度，或者降低纺织品的关税。美国说不行。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把低关税的纺织品进口的好处给墨西哥了，你要说再给中国，墨西哥不干。所以，中国纺织品对美国的出口仍然存在三道障碍。第一，现有配额到2005年不变；第二就是2005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如果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激增，那对不起，美国还可以重新用关税；第三，从现在起到2015年，美国仍旧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反倾销，你就是反倾销。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就是你的成本可能由国家财政负担或者其他方面的补贴，所以你提供的成本数据不管用，要用谁的成本呢？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成本，或者说印度尼西亚的成本，跟中国的情况据说是相当的这些国家的成本来核算。那样一核算，我们几乎100％倾销。按我们自己的价格我们肯定没有倾销，我们工资拿了，利润拿了，房租交了，我们还能出口，对不对？要害是我们的工资低啊。但是，美国不管你工资高低，总之，你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得用参照国的数据。参照国谁来选定，那是美国来选定，这样，说你倾销就是倾销。

所以，中国加入WTO是个有争议的事情。据我所知，无论是各工业部，还是农业部都有保留意见，甚至外经贸部都一度犹豫不决。为什么这么有争议的事情能够通过，而且大家还三呼万岁呢？我觉得这里的要害就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在起作用。

问：自由贸易理论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有那么大危害吗？

答：还真有这么大。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自由贸易理论，但是这些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的编辑、记者们，没有一天不在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这样一来，甚至受自由贸易之害甚深的中国本土企业家们都迷迷糊糊地觉得自由贸易就是好。信奉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理论之最极端、最害人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比如说你办了一个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但被美国的医疗器械夺去了市场，挤得破产倒闭了。本来，明显你是个受害者。但这种观点说，这可以刺激你去追赶啊，可以刺激你创新啊。这就叫“鲶鱼理论”，北大厉以宁先生说的。中国企业没有竞争力，就是没有鲶鱼来捣乱，你放几条鲶鱼进来不就行了？这就是为加入WTO辩护一个主要观点。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在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下进来的不是鲶鱼，而是鲨鱼或是鲸鱼。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企业还是黄花鱼、带鱼。作为黄花鱼，本来有黄花鱼的活力，也还正在努力朝鲨鱼演化，但真鲨鱼来了，黄花鱼连同其活力就一起被吃掉了。

“鲶鱼”理论一戮就穿，欺骗性不大。其所以流行，是因为厉以宁先生的明星效应和舆论一律的媒体操作。但自由贸易理论则不然，除了媒体操作外，还有经济科学的外衣。自由贸易的核心逻辑是，自由贸易能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你生产葡萄效率高，我生产布效率高，葡萄跟布一交换，你的利益最大化，我的利益也最大化。非常直观。这就是自由贸易理论为什么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道理。

要看一种经济理论对不对，放到经济实践中去检验一下就知道了。美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来看看美国是怎样奉行自由贸易的。

美国早期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从美国独立到1807年为止。这段时间很长啊，独立战争结束是1781年，到1807年是26年时间，美国一直是自由贸易国家。当时美国的经济结构还特别有利于自由贸易，主宰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三大利益集团，全部受益于自由贸易。第一大利益集团就是美国的农场主。农场主主要是开垦森林，然后种植棉花、小麦、烟草等农产品，把这些东西运到英国出口，供给英国的纺织机械，供给英国人吃饭；第二大利益集团是从事进出口业的船东和进出口商，专门把美国的小麦棉花运出去，把英国的工业品纺织品、五金机械运回来；第三大利益集团就是给前两部分人贷款的银行家。你船东不是要钱吗？我给你贷款。你是一个进出口商不是要钱吗？不是需要周转资金吗？我给你贷款。你农场主不是要开拓西部吗？我给你贷款。所以，这三大利益集团都从这样一个对英国的自由贸易结构当中受益。他们的主要代表就是第二位美国总统，叫杰弗逊。杰弗逊当时甚至说，美国就是要做一个清洁的农业国，不做肮脏的工业国。你想想也是，工业之都伦敦，整天烟雾迷漫，被称为雾都，曼彻斯特也是烟雾弥漫。那老板当时没有汽车开，跟工人拉不开距离，工人脏，你也得脏，得住在矿口、住在工厂附近。农场主呢，特别清洁。因为脏的是奴隶，你自个儿是不脏的。因此，从美国社会结构的上层来看，自由贸易是最理想的。当时美国的统治层里只有一个人是主张贸易保护的，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总统时期的联邦财政部长哈密尔顿。哈密尔顿说，我们美国也得搞工业，搞工业利润大，前景好。所以哈密尔顿还大力支持搞了一家纺织厂，结果这家纺织厂还没办起来就倒闭了。此后，再没有人提起美国要搞工业，美国要贸易保护这些事了。更何况，哈密尔顿在决斗中被他的政敌一剑刺死，他就再没法推行他的政策了。

这样，自由贸易的社会结构一直持续到1807年。1807年时，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大陆交战。法国当时是拿破仑统治啊，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然后要越过英吉利海峡，英国当时就很发慌啊。两国就进行海战，一海战英国战船吃紧，就跑到美国东海岸，要美国的船去参战。美国何许人也啊？美国人热爱自由，热爱独立，热爱和平。刚刚独立不久，你就让我去当炮灰？不干！不干能行吗？美国的商船没枪没炮，英国的船有枪有炮。一炮就把打中了美国商船切萨皮克号。美国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当时美国政治家不成熟。如果政治家成熟，那就会劝说国民，打了就打了吧，谁让咱们落后的呢？美国离不开英国的市场，也离不开英国的工业品。韬光养晦吧。可是当时美国的政治家不成熟。杰斐逊总统想，英国人够坏的，怎么办？我们得制止他。这样就想出了一个主意：禁运。英国人要是离开了美国的小麦和棉花，他们的机器就得停转，他们的餐桌上就没有面包。我看你怎么活！赶紧来给我道歉吧！然后，国会决议，下令对英国实施禁运。

禁运之后，美国的小麦、棉花当然出不去了，英国的机器是不是开不动了呢？英国没有了美国的棉花，马上转用埃及的棉花；没有了美国的小麦，转用土耳其的小麦。世界上无数国家都可以生产农产品，而且还在相互竞争，竞相压价；而工业品，当时还只有英国能够生产。结果呢？美国的棉花、小麦烂在地里，波士顿、纽约两个主要港口的船舶，百分之八九十就停在那里。银行家收不回款，被挤兑倒闭。整个美国的国民经济崩溃。美国国会大厦前，群众天天扛着牌子游行，要求解除禁运。当时美国的政治家不知哪来的一股邪劲，他居然给顶住了，居然顶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美国人民饱偿闭关锁国的痛苦。禁运，不就是闭关锁国吗？唯一的好处是，当年美国北部的工业以200％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超过我们大跃进的速度，1959年的增长率是159%。为什么有这么快的速度？你想，因为英国的纺织品没了，铁锅、铁铲、锄头没了，这些东西全都变得价格非常昂贵了。价格变得昂贵，利润就很高。棉花小麦烂在地里，原料价格就很低。这样，一来一去，搞工业突然间变得非常赚钱。赚到的钱又马上扩大再生产，让它变成更多的商品。这样，美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就非常快。一旦你需要更多的锄头，更多的镰刀，就需要更多的炼铁厂，就需要更多的开矿工人，一整套的连锁反应就都起来了。大家要注意，当时设备的投资就规模很小，周期很短，只需要一二个月就能见效，不象现在的设备和厂房投资需要三五年才能见效。这样，就跟滚雪球一样，发展得特别快。但是毕竟人是要吃饭的，人是要穿衣的，然后也要炒菜。所以禁运期间，生活上确实是艰难了一段时间。最后挺了一年多，大家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啊，咱还是自由贸易吧，所以又开始自由贸易。英国货物一到美国的东海岸，马上美国的工厂就不冒烟了。好在到1812年，就是过了四年，美国和英国又打仗了。这一打仗打了3年，这回打的比较长，为的是争夺加拿大的土地。战争产生了类似禁运的效果。我为了在战争中获胜怎么办？我要截断你的物质供应，你也要截断我的物质供应，双方封锁海岸线，这样就造成类似禁运的效果。这给美国工业第二个成长的机会。到了1816年，美国的工业就得到了第一个贸易保护的关税法案，平均关税率25%。其实，当然美国还有一个天然关税率，是由大西洋运输的高昂运输成本自动征收的。我们知道，今天跨越大西洋的交通运输成本很低，集装箱、万吨轮，极大地降低了远洋运输的成本。但是当年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是木帆风船，船又小、速度又慢，还靠天吃饭，东风来了美国船起锚，西风来了英国船起锚，而且航行的风险很高。我记得有一本法国人写的《资本主义史》，里面谈到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至1800年，共有4800万非洲人被当作黑奴装上运奴船，但只有1200万到达美洲，也就是说，运输一个非洲人需要死三个非洲人。虽然这其中有许多是死于船上的恶劣的食宿条件和瘟疫，但也有一部分是葬身于大西洋的风暴。这样，法定关税加天然关税，美国产品得到的实际保护关税可能要高于40%。

即使如此，还不足以完全保护美国工业，只能说部分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那些工业得到了保护呢？纺织业得到了保护，但是钢铁业继续依靠进口。到1820年代，美国的钢铁产量仍旧不如1776年以前，就是独立战争以前。为什么呢？确实当时美国跟英国的技术水平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英国号称世界工场，其钢铁，机床，金属制品，毛纺织品，都在欧美两洲，没有竞争对手。

但是，在两道关税的保护下，美国的工业集团还是逐渐形成，成为国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此后，北方的工业集团与南方的农业集团相互就国内的贸易政策展开辩论。北方当然要求保护，关税越高越好，而南方则要求关税越低越好。南方的农场主嚷嚷，凭什么让我们的棉花、小麦、烟草、靛蓝卖不出好价钱来？如果我跟英国人交换，我一斤棉花比如说能换它1匹布，如果我跟北方佬交换，那我的一斤棉花只能换比如说半匹布。凭什么让我受损失让你北方佬得好处？这场较量后来就转变为蓄奴州与非蓄奴州之战。我们知道，要通过新的关税法案需要美国参议院作决定，众议院提交还不算。参议院是每个州两个代表，两个参议员。所以要害是新增加的州是蓄奴州还是非蓄奴州。如果新增州是蓄奴州，则是农场主占优势的州，主张自由贸易的州；如果新增州是非蓄奴州，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拥护北方工业集团的州。到1850年代，一个中间集团倒戈，导致形势有利于北方。中间集团是谁呢？就是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进出口商和金融家。金融家过去老给农场主贷款，后来给工厂的贷款增加了，收益还更加可观。进出口商以前是靠运美国的农业品出口赚钱，运英国的工业品进品赚钱，后来他们渐渐的发现，将美国的工业品运到中国，到土耳其也可以赚钱。更何况，中间集团发现，工业的后劲足，利润高，站在北方集团这一边更有前景。于是，这个中间集团倒戈。中间集团的倒戈造成南部农场主集团的力量严重被削弱。

这个时候南方感觉到贸易保护势在必行。怎么办？退出，不跟你玩了，我自己玩。南方说我们自己成立国家。你们北方归你北方，我们南方归南方。这样是不是可以呢？似乎也可以，但是北方不干。你想，如果北方失去南方，它就要跟英国争夺原材料，英国可以用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原材料，这个北方就没有这个优势。第二，英国的工业品有价廉物美的优势，可以销到南方，那么北方工业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了市场怎么发展？所以北方觉得这一仗是非打不可。这样，就打响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一结束，美国的关税迅速提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然后，大家知道迎来了美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867年到1890年，这个短短二十六年时间，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所以，南北战争其实是一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战争。我发现，流行的美国史有很大问题。我们经常认为，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和保护奴隶的战争。实际上，你要知道，北方工业家也是尊重产权的。这奴隶是南方农场主的私有财产，你要把奴隶解放了，就是剥夺了人家的私有财产，就会威胁到北方工业家的自身利益。所以，实际上北方并不是要剥夺农场主的私有财产，并不是要解放奴隶。但是，北方与南方一打仗，北方根本打不过南方。南方其实人数还少，但是南方人特别英勇善战。为什么呢？南方是保卫自己家园啊，要独立要自由啊。北方是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的人都特别惜命。南方则有封建时代的强烈荣誉感，不惜命。最后，林肯被逼急了，想出了一个绝招：那么办吧，你南方哪一个州要是倒向北方，我就是允许这个州保存奴隶制，允许你继续蓄奴。如果南方哪个州不投降，我就马上宣布解放你的奴隶。这等于让南方集团内部分裂。南方那些继续作战的州，在前线黑人士兵倒戈，在后方奴隶纷纷逃亡，消极怠工，甚至放火烧毁粮库。这样，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骤然扭转。

所以，南北战争实际上是为了争夺贸易保护权的战争。到1890年，尽管美国当时已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关税却达到70%。此后美国的关税有所下降，但是一直比较高，这个态势一直要持续到二战结束。所以，美国实际上是靠贸易保护发展起来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德国也是靠贸易保护发展起来的。德国发展的转折点是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胜。然后法国内乱，巴黎公社起义。法国镇压不了巴黎公社，怎么办？就邀请德国来镇压。事成之后，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又给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和战费。德国得到了阿尔萨斯、洛林作为钢铁和煤炭工业基地，用法国的巨额赔款去发展德国的重工业、铁路与交通。结果，从1871年到1914年短短的43年时间里，德国就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普鲁士的容克地主曾经主张自由贸易，就像美国的地主主张自由贸易一样，后来发现在自由贸易规则下，德国的农产品竞争不过波兰、匈牙利、捷克，最后德国的地主也主张贸易保护，结果是德国的工业家和地主一起主张贸易保护，德国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你们再仔细看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后，大量地派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西方的技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但并没有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日本的原材料要从世界各国进口，产品要销售到世界市场上去，是一个典型的以贸易立国的国家。这个情况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日本国内的市场却非常封闭，外国产品进不去。这意味着，日本实际上是以贸易保护立国，而不是靠自由贸易立国。时至今日，美国人仍然觉得日本的市场特别难进。轿车，明明美国通过各种努力，包括用类似倾销的手法去销售，但是日本人就是不认美国的轿车。同时，日本车大量销往美国。所以实际上美国对日本是很头疼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靠贸易保护起家和发展壮大的国家。在日本崛起过程中也打了一仗。德国的崛起让法国成为欧洲的病夫，日本的崛起让中国成亚洲的病夫。靠的是什么？1894年的甲午海战。甲午海战打完，中国实际赔款四万万两白银。本来条约上的赔款额是二万万两白银，但是分期付款，结果就成了四万万两。这四万万两白银输入到日本，就成了日本发展军工、纺织、铁路、机械业的原始积累。中国则失去了这笔资金，越来越弱。所以甲午海战是中日两国命运转折的关键点。

事实上，甚至英国都是靠贸易保护起家的。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工业都还比较弱小，特别是竞争不过来自印度的棉布，来自中国的丝绸，造成金银大量流失。为此，英国采取重商主义措施，即早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禁止本国羊毛出口，禁止印度棉布输入，人为地提高纺织工业的利润率，起动了产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但一旦强大起来了，为了让英国货大量输出到世界各国市场，英国又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可见，是贸易保护，而不是自由贸易，是国家从弱小到强大的不二法门，而自由贸易则是强国摧毁弱国发展潜力的战略武器。

今天，在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却流行着自由贸易理论，这正是中国的危险所在啊。

问：以上你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谈了贸易保护的好处。你能不能给出一种逻辑解释呢？

答：完全可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这样一种逻辑解释。

假设当年英国不欺辱美国，美国一直搞自由贸易，和平发展，是什么前景？我们可以看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有若干个地区性大国，巴西，它国土面积与美国接近，阿根廷，国土面积也很大而土壤很肥沃。南美洲的这些国家，都是自由贸易的国家。南美洲的土地肥沃，与英国交换工业品，双方利益都最大化。但是，经过两百年之后，我们会发现拉丁美洲现在属于第三世界，美国属于第一世界。为什么一个双赢的游戏最后会变成一方赢一方输呢？要害就在于这个平等贸易背后，贸易双方的力量是不平等的。

比如说，大家知道，纺织品工业的技术提高很快。1800年的时候，英国一个人一天可以织1匹布，可以换巴西的100斤葡萄；到了1820年的时候，英国一个人一天可以织10匹布，可以换1000斤葡萄；到了1840年的时候，英国一个人一天可以织100匹布，可以换10000斤葡萄。就算葡萄和布的交换比例一直保持不变，但工业技术进展很快，而葡萄种植技术则进缓慢，结果，40年过去了，英国只需要0.01个人一天的劳动就可以换巴西1个人一天的劳动。这样，英国就成了富国，而巴西成了穷国。

更进一步你会发现，这个自由贸易就是自由竞争。农产品谁都能生产，自由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业品相对垄断，只有具有技术的企业和国家能够生产，垄断程度提高速度远远快于农业，结果价格不断上升。本来100斤葡萄可以换一匹布，现在需要1000斤葡萄换一匹布。这样，巴西就吃了第二道亏。

这是一个要害的逻辑推理。这个逻辑推理与我们熟悉的李嘉图的推理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他们这个逻辑推理叫做静态逻辑推理，我讲的这个叫动态逻辑推理。静态来看，双方在自由贸易中都是获利，动态来看一方吃亏一方赚钱。更加戏剧性一些，我可以演绎一下杨白劳与黄世仁的交易模型。春天的时候，杨白劳家里揭不开锅了，向黄世仁家里去借一石粮食，杨白劳答应，到了秋天我还你两石。这是一个平等、自愿的自由交易吧？杨白劳主动向黄世仁提出要借粮食，黄世仁还不愿意借呢，杨白劳又主动说，到秋天我还你两石，而且签了字画了押，得到了法律保障。这当然是双赢。你看黄世仁秋天能够得到两石粮食，他赢了吧？杨白劳现在能活下去，他也赢了啊！要是没人借给你粮食呢？你不就马上就得死吗？你说秋天还不起，那你秋天死，总比春天死好一点。这个“春天死还是秋天死”的模型就叫做动态模型。春天大家双赢，实际上双赢中，杨白劳与黄世仁力量不对称，黄世仁力量强，杨白劳力量弱，所以黄世仁可以要求借一石还二石。这多出来的一石并不是金钱的时间效应，也是不风险收益，而是力量强弱对比。如果是县太爷向黄世仁借一石米呢？很可能就不需要还二石，甚至干脆把借一这一石当送得了。因为县太爷有政治力量，黄世仁需要县太爷的印把子帮助，双方力量对比是县太爷强。

所以，每一笔交易从静态来看，是双赢。从动态来看是一输一赢。谁输谁赢？就是那强者赢弱者输。这里就出来一个概念就叫弱肉强食。你不是弱吗？所以你东西要被我拿走。我不是强吗？所以，我还要拿更多东西。这就叫马太效应。这是圣经里讲的道理。

可见，自由贸易等同于弱肉强食，而贸易保护等于同弱者的自我保护。你想搞自由贸易吗？先问问你自己是强者还是弱者。学生为什么要时间在学校学习？是要提高自身，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能有一个强者的地位，这就是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如果信奉自由贸易理论，那么小学毕业就可以去打工，你有体力的比较优势，而别人有脑力的比较优势，你和老板一合作，双方利益就最大化了。你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吗？

问：你这个说法很新鲜，没听说过。照你这么说，不但自由贸易不好，甚至自由市场经济都不好罗？

答：我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有双重性，既有促进技术进步，产品丰富的好处，又有两极分化，经济危机、资源浪费的坏处。我相信，任何了解市场经济现实的人都会这么看待。问题在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完全否认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将市场的好处绝对化了，这才会产生我们今天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神化。

这种神化市场的倾向，影响极为广泛。甚至我的朋友像左大培、杨帆他们，也会承认自由贸易好，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弱，所以我们要贸易保护。等到我们强了，我们再自由贸易。他们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讲问题的。世界上现在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人很多，也都首先肯定经济全球化能够使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要保护弱势群体，弱势国家，弱势产业。

我却认为，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不单对弱国不好，对世界更不好。我们还可以将刚才黄世仁与杨白劳的模型中往前推。在春天，达成交易时的瞬间看，双方利益最大化，是这个帕累托最优。由于协议的签署，杨白劳种粮食的积极性就更高了，这一夏季起早贪黑地劳动，使世界的财富增加了。但是，到了秋天，打下来的粮食，又要交税，又要还债，剩下的粮食更紧张了。冬天刚开头，粮食就吃完了，又得向黄世仁借。这回借得更多，条件也更苛刻，借一石还三石，这就是所谓风险收益了。到第二年秋天，打下的粮食全部纳了税，还了债，一粒粮食没留下。如此下去，杨白劳干得越多，得到的越少，最后自家的田地成了黄世仁家的田地，自己只能给黄世仁打长工，作奴隶，又欠下还不清的债。在奴隶制下劳动，劳动积极性就下降了，世界财富的总量就减少了。更进一步，杨白劳越想越委屈，辛苦一生，人财两空，干脆不活了，或者自杀，或者搞恐怖主义，放火烧了黄世仁的豪宅，我看你还怎么索取剩余？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推理过程是不是更能够解释现实自由竞争的经济和政治史？

当然，这只是一个两人模型。能不能把它扩展到全球？

你可以设想一下，在1800年的时候，如果当时所有国家都听从英国自由贸易的主张，大家都跟英国做自由贸易，那么这个世界上将只有一个国家是工业国，所有国家都是农业国。这个一种财富状况，我们这种财富状况叫做状态A。第二种状况呢，所有国家都搞贸易保护，所有国家都成了工业国。然后工业国之间再进行有保护的贸易，毕竟我这个工业还不能生产所有所需的商品。这是状态B。你说，是状态A的世界财富总量大还是状态B的世界财富总量大？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回答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数字，当今世界80%的贸易量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20%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可以忽略不计。这可以打一个比方，两个富人之间交换东西多呢？还是两个穷人之间交换的东西多？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交换，就是你出卖劳动力我雇用你。

所以，我的结论是，都成了工业国的世界，财富总量最大，贸易总量也最大；而只有一国是工业国的世界，财富和贸易的总量都将是最小的。

实际上，历史选择的是中间状态。有一部分国家听了贸易保护的学说，成了工业国。贸易保护学说的主要代表，一个是美国的哈密尔顿，一个是德国的李斯特。哪些国家听了李斯特和哈密尔顿的话呢？是美国、德国、日本，还有半听半不听的法国、意大利。所有这些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工业国，半不听的国家工业力量就弱一些。哪些国家当时是听自由贸易理论的呢？那就是整个拉美，整个非洲，整个亚洲，除了日本。中国是被迫自由贸易，鸦片战争强行让中国接受英国货的倾销，使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全面衰落，使中国经济沦为殖民地经济。

所以，沿着这一思路理下来，和大家的常识就非常不一样，自由贸易让使世界财富最小化。

完全自由贸易模型曾经有一次历史机会，那就是1945年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世界重新面临一次自由贸易的选择。当时美国拥有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50%，又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0%。美国商品不但多，而且还特别便宜。道理很简单。所有的美国前竞争对手，德、法、意、日、英，都是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道路不通，工厂被炸，剩下的那些工厂原料奇缺，生产出来的东西质次价高。那么美国呢？在二战期间，美国是本土没有遭受战火蹂躏的唯一的发达工业国。战争一结束，本来生产坦克的工厂生产拖拉机，本来生产军用吉普的工厂就生产别克轿车，本来生产军用运输机和轰炸机工厂转而生产波音707。所以，1944年的时候，美国的资本家展望战后重建的前景，欣喜万分。他们的办法很简单：最好所有的前竞争对手都不生产工业品，工业品全部由美国来生产。美国作世界工厂，其他各国作世界农村。那样，我美国永远可以将美国的产品销往全球各地，永远地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美国当时就做着这样一场大梦。它不光做梦，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就是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靠美国商品的无比的竞争力，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实现梦想。为此，美国着手构建战后自由贸易的三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按此体系，以美国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发行美元，将成为世界货币，其他各国的货币都必须按固定汇率与美元挂勾。各国都不需要有黄金储备了，黄金全在我这儿呢。汇率固定方便自由贸易。大家知道，如果汇率不确定，你不敢去别的国家投资。要是知道人民币要贬值，你敢不敢来啊？人民币升值，你敢不敢来啊？汇率的升值、贬值可能会让你的投资忽然变得有暴利，忽然变得血本无归。因此，浮动汇率不利于贸易和投资的稳定预期，不利于自由贸易。此外，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实际上削弱各国的货币主权，使各国调节本国经济对外竞争力缺了一个重要手段。

第二大支柱就是关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的作用我们已经非常了解，就是要削减各国关税，推行自由贸易。

第三大支柱叫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是干什么？它专门给发展中国家贷款，做好事，但实际上却是为美国的投资铺平道路、降低风险。比如说，智利是世界的主要铜的生产基地。智利的铜是由美国的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开采。但是，铜矿石出来要经过公路、铁路才能运到港口，这公路、铁路谁修？阿纳康达公司不出钱，让世界银行出。这样，听上去智利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实际上是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得了好处。这就象当年日本为了开采中国东三省的铁矿、煤矿，修了大量的铁路，并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而是为了掠夺这里的资源。所以，世界银行实际上是专门为美国的老板在世界开辟良好的投资环境。

还有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干什么的？专门是扶危济困的。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各国的市场被美国货占领，资源被美国公司以低价开采走，这个国家必然会贫穷，会债台高筑，会出现货币危机，这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了，给出现货币危机的国家贷款。条件是该国必须以经济主权相抵押。比如说，万一中国出现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紧急贷款200亿美元，但得有条件，比如说拿大庆油田、连云港、大连港或者山西大同煤矿做抵押。美国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渐渐把世界各国的资源都控制在手里，各国的市场都成为它的工业品的市场。

这些就是美国所构想的战后世界的自由贸易秩序。但是，美国还有更阴险的招数削弱竞争对手。二战以前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工业品竞争力特别强。美国觉得光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办法来削弱德国和日本，还是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前景还不太确定。怎么办呢？美国借口德国和日本是战争发动国，是法西斯轴心国，提出要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只要把你的军事工业拆毁了，你以后还有能力发动战争吗？这是美国的正当理由。实际上美国是想通过拆毁日本德国的军事工业，来拆毁他们的非军事工业，造船业、钢铁业、机械工业。所有这一切联合起来，就是美国商人统治世界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没有实行两年就中断了。这些招数一起上，美国的竞争对手们发现，日子真是太难过了。日本的钢铁厂、造船厂，德国的钢铁厂、造船厂都关门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货架上摆满了美国商品，工厂开不了工，那么，这些国家的工人往哪去？工人就上街了。工人一上街，街上有德共、日共、意共、英共、法共。美国一看，形势不妙，这是要赤化呀。这赤化以后我还和谁做生意呀！本来德国、日本都可以作为我的市场，作为原材料产地，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现在都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跑到苏联阵营去，那我跟谁做生意呢？这时候，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说一道铁幕正在落下。这就是告诉美国人，你美国搞清楚啊，谁是你的真正敌人，谁是你的真正朋友，你得看清楚了。我们英国、法国都是你的小兄弟。德国和日本在战争中是你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就成了你的朋友。苏联在战争中是你的朋友，战争一结束就成了你的敌人。你美国现在的做法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生生地把自己的朋友往敌人怀里推。大错特错！赶紧更弦改张，把苏联做为我们的共同敌人，一起打冷战吧。

美国一听，茅塞顿开，从自由贸易的大梦中醒来，惊出了一身冷汗。此后，美国就停止拆毁日本、德国的军事工业，甚至还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让日本军火工业大发其财。第二，马歇尔计划调整方向。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个“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是支持欧洲战后重建的计划。在美国改弦更张之前，只援建欧洲的道路和桥梁，不援助欧洲的工业。因为，对不起，援建工厂，就是在扶植竞争对手，而援建道路和桥梁，只是在恢复交通运输，美国的商品可以运过去，资源可以运出来。此后，美国开始援建欧洲的被炸毁的钢铁厂、兵工厂，这对欧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美国容许日元、英镑、法郎、马克、里拉等统统贬值，而且幅度非常大。这样，美国产品进欧洲、日本就会困难一些了，而这些国家的产品进美国就容易了。第四，美国放慢通过关贸总协定推进自由贸易的步伐，允许欧洲和日本保护本国工业的成长。第五，美国单方面承担了冷战的大部分军事经费，使欧洲和日本的军费负担减轻，从而工业品的成本降低，竞争力增强。待续

就是太长啦，我好不容易才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