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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二十二条军规

作者：刘绪义

尽管央视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创下收视“新低”，各种批评都

有。但关于太平天国却还是成为了一个话题，在出版界更是出现一股“太平

热”。在这中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太平杂说》格外引人注目。

《太平杂说》是著名学者潘旭澜先生积数十年潜心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心得，

写成的一本随笔集，先是陆陆续续发表于各报刊，这次成书给人们一个系统的

印象，那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太平天国，高举出学术批判的大旗，昭示一位学者

高洁的良心与良知，独特的胆识与创见。

尽管这些年来，学术界也潜伏着一种重评太平天国的倾向，尤其是李洪志的法

轮大法背后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得到全民族的清算之后，为数不少的学者私

下里都认为，这个所谓的“**大法”其实就是“拜上帝教”的另一种版本，

这个所谓的“救世主”李洪志就是洪秀全的嫡传子孙，但是，囿于太平天国研

究还处于一种不尴不尬，史学权威还未能打破，人们无非是私下里说说而已。

而潘旭澜先生则以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向权威掷下了这颗重磅炸弹。一石激起

千层浪，终于有人说出了人们早就想说的话了。其反响无疑是巨大的。

读了这本十余万字的随笔集，笔者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平天国乃彻头彻尾的邪

教。尤其是其组织中的规矩，之多、之残酷、之荒唐、之无人性，令人咋舌。

令人联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其实，读了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

说》，就会感觉到，太平天国里何止“二十二条军规”，有的是比“二十二军

规”更荒诞的。这里，笔者不惜笔墨，特记下书中涉及到的太平天国的“军

规”，让广大读者更清楚地看到“邪教”的魔力。

1、 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蛇虎咬人。信了上帝再信别的神道，就是

有罪；

2、 洪秀全是上帝亲生第二子、太平天日、太平真主、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

王、禾王；

3、 敌对或不合之人物皆妖魔化；（满人一律是蛇魔、邪鬼、骚狐、羯狗）

4、 凡参加太平军者，一切财物都要变卖交公，卖不掉带不走的房屋一律烧

掉；

5、 鸣锣聚众讲道理（胁迫从军）：不服从者立即斩首；

6、 一人从军，男女包括父母妻儿姐妹，全家从军；互为人质；

7、 男女隔离，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女奸淫者名为变怪，最

大犯天条；

8、 夫妻隔离，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

9、 丈夫探看妻子、儿子看望父母，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步之地，声音务

要响亮；

10、 开放妇女小足，以便妇女可从事男人的工作；

11、 工作中谁有牢骚，一旦被听见或是被人举报，立即斩首；

12、 生杀由天子；

13、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14、

宫中所有妇女“十该打”：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

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

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15、 强迫纳贡；天下财物，天父所有；

16、 天条十款，禁律十条，人人能背；

17、 夫妻隔离解禁后，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

配，15至50岁均在分配之列。

18、 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买者、卖

者、读者、收者一律斩首。

19、 禁止商业贸易；

20、 读书人逃避所谓“科举考试”者，一律斩首无赦

21、 颁天历，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将民间沿袭已久的过年称为私过妖年；

22、 天京天王府内，“日夜琴声总莫停，停声逆旨处分明”。普通军同严禁烟

酒；放炮张旗颁诏书。

历史是一面镜子，《太平杂说》记录的就是这样一面镜子，也是这样一把钥

匙，它能帮你解读许多历史的真实。

文化落后是真正的落后

――论太平天国失败的文化根源

黄素敏

笔者认为, 文化的落后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太平天国政治信仰的宗教迷狂, 既脱

离中国的实际, 也与自身的政治实践相矛盾, 难以铸就持久的共同理想; 政治组织的非知识化, 兼

以文化专制主义的实施, 难以吸引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同情, 削弱了领导集团的战斗力; 政治体制

的小农根性, 造成封建意识的复归, 难以代表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而引发腐败, 最终走向分

裂和败亡。

　　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史学界多有论述。多数论者认为太平军内部的腐败和分裂是

造成太平天国败亡的根本原因。但笔者认为, 太平军内部的腐败也好, 分裂也好, 其根源都

来自于统治集团文化观念的落后。文化的落后, 才是太平天国败亡的深层原因。

　　一、政治信仰的宗教迷狂, 难以铸就持久的共同理想

洪秀全等人用以凝聚人心的拜上帝会虽然来源于西方的基督教, 却揉进了相当浓厚的中

国封建迷信色彩。无论是形式上, 还是内容上都缺乏与中国社会现实相一致的理论依据和精

神指向, 它在起到了与历代农民起义一样的“篝火狐鸣”、借神道起事的作用之后, 便黯然失

效, 甚至成了促其走向败亡的精神催化剂。

首先, 接受宗教的偶然性和实用性, 缺乏深入人心的社会文化基础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 洪秀全也是一个一心一意向科举制度讨生活的人, 曾多次到广州考

秀才, 都没有考上。有一次(1836 年) , 到广州应考时, 偶然从街头两个不相识的人手里得到

了一部叫《劝世良言》的小书, 带回家中粗读了一下。第二年又到广州应试, 仍然没有考中,

回家后大病一场。在病中他感到被天使接到了天堂, 一个庄严的老人向他指出妖魔迷惑世人

的情形, 并给予他宝剑, 令他把闯上高天的妖魔一一逐入地狱, 又有个年轻人帮助他斩妖。七

年后(1843 年) , 他重读了这部小书, 感到书中所述与那年“升天”时所见情形相符。原来他

在天上遇到的就是书上所说的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 而他自己正是上帝的次子, 由上帝与

他以一种神圣的使命。①这个故事显然带有浓厚的“神化”色彩, 但它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洪

秀全从参加科举到祭起宗教这面旗帜造反的偶然性。他从事宗教宣传和鼓动, 不是出于对中

国社会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 而是从一本小书上得到启示; 其接受这一外来宗教的心理基

础, 则来源于对参加科举考试的愤懑。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基础和思想转变的偶然性, 决定了

洪秀全等人不可能对宗教教义有深入的理解, 更不可能使它真正中国化, 而只能成为他们用

以鼓动起事的实用工具――这与真正的信仰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其次, 把宗教迷信作为军队教育的精神支柱, 缺乏恒久激励的动力源泉

洪秀全等人惯于利用基督教天堂地狱之说驱使兵将作战, 常常教育人们独尊上帝。宣称

上帝有无限权能, 信上帝无灾无难, 不信上帝“蛇虎咬人”。比如洪秀全就曾下诏令说: “众

兵将干祈遵天命, 不得再逆。朕实情谕尔, 眼前不贪生怕死, 怕死便会死, 又眼前不贪安怕

苦, 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 尔若贪安便不安, 怕苦便会苦。总之, 遵天诫, 享天福; 逆天

令, 下地狱。”②这种迷信宣传, 再加上《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有田同耕, 有饭同吃, 有

衣同穿, 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③的大同理想, 极易为贫困落后、没有文化的

普通百姓所接受。但随着运动的发展, 这种天堂般的理想, 往往无法实现, 而宗教迷信的欺

骗性和天国理想的虚妄性, 也就逐步为人们所识破, 于是随着神秘色彩的退色, 其激励士卒

的作用也逐渐淡化, 甚至走向反面, 成为其致败的重要因素。

第三, 军事组织的强制性, 使宗教信仰演变成恐怖的人身限制

洪秀全等对参加起义的人采取严格的军事纪律和宗教戒律相结合的方式加以约束。一是

采用裹协的方式迫使人们加入太平军。如到一些城镇就向人们鸣锣“讲道理”, 意谓天王和诸

王是天父差遣下凡, 拯救众人。人人都应该投军效力, 否则便是妖魔, 应该通通杀掉; 因此,

从今以后, 大家都要敬拜上帝, 参加义军, 如有不从, 立即斩首; 违反禁令也斩首不留。生

死关头, 谁敢不从? 二是建立“圣库”制度。要求参加起义的人把私有财产变卖缴入“圣

库”, 派专人管理和分配, 把铁器包括农具铸成器械带走, 卖不掉带不走的房屋等则烧掉。一

经入营便断了退路, 只有向前, 势无后顾; 有的全家入营, 家人之间互为人质, 形成了全家

的连环保, 更不敢有异心。三是用森严的禁律约束人身自由。主要有天条十款, 凡有违反就

加以制裁, 直到处死。而对那些叛逃者, 则处以五马分尸或“点天灯”等酷刑, 使人不敢脱

逃。运用协迫和酷刑使人们参加和坚持起义, 起到了壮大队伍的作用, 但未能从思想上统一

人们的认识, 难以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 使这种宗教缺乏长久的号召力, 更不能内化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

　　二、政治组织的非知识化, 难以形成富有远见的领导集团

综观太平天国历史, 文化人极少参加太平军; 极少数参加者, 也大多或被杀, 或逃逸, 而

未能坚持到底。少有文化人参加的太平军有着天生的文化缺失, 使他们难以建立起一个由高

素质队伍组成的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集团。太平军的这一弊端, 给他们后来的发展带来了严

重的损害, 使他们最终未能战胜用传统文化武装起来的清朝反动军队, 成为符合时代发展要

求的新的统治者。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太平天国所信奉的宗教理念, 有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由生吞活剥西方宗教教义, 按照洪秀全等人的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的天朝和天国制度, 既

与中国的现实实际格格不入, 也与西方的宗教理念相去甚远。比如为了适应造反的需要, 他

们用上帝的名义, 尽一切可能来神化洪秀全等首领。洪秀全自称为上帝亲生第二子、天下万

国太平真主、天王等, 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兼国王; 杨秀清是上帝的第四子、真天命左辅正

军师、中军主将、东王, 还可以代天父(上帝) 发布最高指示, 惩恶扬善, 拥有生杀予夺之

权; 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是上帝第三、五、六、七子。而对敌人则尽量妖

化, 清朝皇帝是阎罗妖, 古籍一般称为妖书, 不合造反需要的言论统称妖言; 称满人为蛇魔、

邪鬼、骚狐、羯狗, 甚至在檄文中说: “细查满鞑子之始末, 其祖宗乃白狐与赤狗媾精, 遂产

妖人。”④这些虚构的神话和悖理的宣传, 显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对那些没有文化的游民、农

民可以迷惑一时, 而对那些有文化有头脑, 稍微清醒一点的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 更难以赢

得他们的信任。因此, 尽管在起义之初能通过浅显的教旨唤起贫困愚昧的民众, 但“读书明

白之士子不从”⑤, 特别是当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 迫切需要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的时候, 却

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许多知识分子如王韬、容闳则来而复去。曾到过天京的容闳甚至认为:

太平军所招抚之人不仅无知识, 而且尽是一些“无赖之尤”。即使齐之以刑, 不足禁其抢掠杀

人之过恶。”迨占扬州, 苏州、杭州等城, 财产多而富美色, 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

盖繁华富丽, 因足消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可见, 太平天国不仅宗教理念得不到传统知识分

子的认可, 而且它的所作所为也已远离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⑥。

二是太平天国的文化专制主义, 令传统知识分子望而却步

拜上帝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 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洪秀全却把它当成文化专制的工具。在

他的“天条”里, 凡不拜上帝者, 拜一切邪神者, 妄题上帝之名者, 都是犯了死罪, 信教与

否, 竟成了是否犯罪的标准。同时, 他还将一切“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⑦。太平军所

到之处,“敢将孔孟横称妖, 经史文章尽日烧”⑧。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 必然令知识分子胆寒。

不仅如此, 洪秀全自己也是一个宗教迷狂, 他对上帝的迷信, 几乎达到了癫狂的程度。自称

“朕天生真命主, 不用兵而定太平统一。”⑨就是到了敌人大军逼近天京的危机关头, 还相信上

帝会保佑他, 说: “朕奉上帝圣旨, 天兄耶稣圣旨, 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 何俱之有?”bk

还下诏说: “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 保固天京”bl。对宗教的迷信, 使他不会积极广

罗人才; 同样, 有真才实学之士也不愿投奔他。太平军中知识分子奇缺也就可想而知。

三是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神秘性, 使知识分子无用武之地

读书人一般都经受过传统文化观念的熏陶, 有着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 有自己判断是非

的标准和能力, 对宗教迷信和一些虚妄的宣传, 不可能一味盲从。而洪秀全等人的宗教宣传,

有着浓厚的愚民色彩和极大的欺骗性, 一旦知识分子参与其间, 就有可能动摇他们的权威性。

再加上洪秀全本身就是一个在科举中屡试不第的失败者, 在他对科举制度怨愤和抵制的同时,

也不免对文化和文化人产生抵触心理。综观洪秀全一生的行事, 对有文化有思想的人, 多是

采取贬抑态度的。在最初参与筹划“立国”的几位领袖人物中, 冯云山、石达开是比较有文

化、有思想的。若论贡献和功劳, 冯云山应是第二号人物, 却被排到第四位; 若论能力和才

学, 排在第二位的也应是石达开, 却被排在了第六。而“识字无多”的杨秀清却名列第二, 并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主要掌权者, 他在用人的原则上, 更是大力实行蒙昧主义。以致最初

参加造反的其他几个通文墨的人, 如卢贤拔、曾钊扬、黄玉昆、赖汉英、何震川、曾水源、黄

再兴等, 均未得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在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后的几年里, 要么逃之夭夭, 要

么被杀掉, 均未能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就连李秀成被俘后, 在回答清朝官员“官兵某事好? 某

事不好? 贼中某事好? 某事办得不好?”的问题时, 也回答说: “官兵多读书人, 而太平军中

无读书人。”bm。应该说李秀成的见解是切中要害的, 因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太平天国要取

得斗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 作为天王的洪秀全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江南本是文人荟萃之区, 人才辈出

之地。太平军攻取南京之后, 虽然也吸收了一些小知识分子, 却没有一个有学问、有主见、有

韬略的谋臣武将进入太平军。居于最高领导层的, 可以说都是清一色的首义之士及其后代。而

作为天王的洪秀全, 早已安享他的帝王洪福去了, 实际把持朝政的杨秀清、蒙得恩、洪仁发

等人, 因为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 根本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战略家, 因而在他们的周围, 不仅

无法形成富有远见卓识、团结奋进的领导集团, 拿出克敌制胜的战略决策, 反而争权夺利, 互

相残杀, 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

　　三、政治体制的小农根性, 难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十九世纪中叶, 中国的封建主义统治已经日薄西山,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 封建制度的

弊端暴露无遗; 而伴随着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制度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在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同时, 建立一个与生产力

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但是,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 却试图在宗教的

旗帜下, 用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纲领, 去描绘一个乌托邦式的小农理想; 又按照他们的小农

理想, 去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这显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一, 精心构筑的“正直公平”之世, 未能超越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

洪秀全等人勾画的天朝理想和社会结构, 虽然常常假以上帝的名义, 但其实质, 却从未

摆脱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立场。尽管洪秀全曾经对孔孟之道进行过猛烈的批判, 但他的暴烈

行动, 并不可能扫除人们包括他自己头脑中长期积淀的传统思想。他在《原道醒世训》中极

力描绘的“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 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群。”的“公平正直之世”,

其实都没有超越孔子《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bn的“大同”理想,

就连“兄弟、姊妹”之说, 也来源于《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并未摆脱儒家的“大

同”模式。而代表太平天国最高理想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画的理想社会, 更

是充斥着浓郁的小农意识。一是平分土地的原则。从形式上看, 是想在创造一种人人平等, 人

人享有土地的权力。但根子里体现的却是农民的一种恋土情结, 特别是制度里还具体规定了

每家必须栽桑养蚕, 纺织缝衣, 养五只母鸡, 两头母猪等。从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闭塞狭隘、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翻版, 是一种仅仅满足于土地耕作, 满足于有一碗饭吃的原始落后的

小农生产。这必然限制了社会生产的规模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军事化的社会组织结构。

把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家由军帅一人统管, 在军帅下逐级设师帅、旅帅等, 其基层是每二

十五家(五个伍) 设一个两司马。以两司马为首的二十五家, 不仅是公有制的经济单位, 同

时也是执行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司法行政的职能单位。两司马既有收缴和分配产品的权力,

也有“教读圣书”、处理诉讼、保举“有能遵条命及力农者”bo等权力。这种社会管理体制, 不

仅等级森严, 而且高度集权。从农民的立场出发, 虽有推举“农者”为官的新思想, 但从整

个组织结构上看, 并未超出传统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 而且充满了小农的简单均平和实用主

义思想。三是未摆脱对救世主的依赖。《天朝田亩制度》说: “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

大家, 天下人人不受私, 物物归上主, 则主有所运用, 天下大家处处平匀, 人人饱暖矣。此

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bp要实现人人饱暖幸福的社会, 还是要按照上

帝的意志实行, 农民自身是不能自主的。

第二, 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 未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天朝田亩制度》对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和社会产品的分配, 采取的是绝对平均主义

的原则。在均田思想方面, 规定“凡天下田, 天下人同耕, 此处不足则迁彼处, 彼处不足则

迁此处”; “凡天下田, 丰荒相通, 此处荒, 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 彼处荒, 则移此丰处以

赈彼荒处”bq; 在分配方法上则“算其家口多寡”按“好丑各半”的搭配原则“杂以九等”。在

这里, 强调的都是田的多寡丰荒, 都是人在适应田――或“迁”或“移”, 因此在分配原则上

强调“好丑各半”的绝对平均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规定, 既流露出农民对土地的高度

依赖和眷恋, 也反映了小农意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轻视和在改造客观世界上的无所作为。如

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 不仅未能实现“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的理想, 而且还会造成更

多的土地抛荒, 农民挨饿受冻。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上, 《制度》规定“凡当收成时, 两司马督

伍长, 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 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鸡、犬各物及银

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 俱用国库, 但有限式, 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

给钱一千, 谷一百斤, 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废疾”, “皆领国库以养”br。这种分配蓝图

反映了饥寒交迫的农民的强烈愿望, 但却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为这种绝对

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抹杀了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等的区别, 又没有物质奖惩制度, 不利于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必然造成农村经济的破坏和生产力的衰退。

第三, 简单均平的公有制, 成了滋生特权和腐败的温床

无论是在金田起义时的军中圣库制度, 还是后来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设计

和实行的都是简单均平的公有制。如圣库制度, 规定参加起义者, 要把私人财产交入圣库, 战

争中缴获敌人的金银财宝, 任何人不得“私取私藏”, 也要统统“解归圣库”。《天朝田亩制

度》则规定每二十五家设一个国库, 再由两司马把国库收入上交到军帅一级。这样的管理制

度, 如果两司马及其上级官员廉洁奉公, 则国库的财物能做到合理使用; 但是, 如果两司马

及上级官员贪财好物, 损公肥私, 则国库里的财物就会被大量侵吞, 肥了私人腰包。这样, 这

些官员就会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事实上, 太平天国时的农民军队是无法避免这种状况出现的。

早在金田起义时, 贪污、私藏圣库财物的现象就已严重存在。洪秀全在永安、长沙时, 针对

侵吞公物现象就已频频下诏严加禁止, 但仍无法制止; 到后来, 甚至严格到“凡典圣库、圣

粮及各典官, 如有藏匿盗卖等弊, 即属反草变妖, 即治以点天灯之罪”bs。然而, 即使施以严

刑峻法,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日益封建化, 其高级领导人带头私藏

金银珠宝, 积聚巨额财富的也大有人在。越到后期,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贪污纳贿、私藏

财物的现象就越严重。“私任保管之部, 得私肥己”bt , 太平军中普遍存在“所得谷米牛羊猪鸡

等则馆中公用, 银钱衣服则各自收藏”ck的现象。就连李秀成这样比较忠厚老实的高级将领都

私藏了大量财产, 在苏杭告急时, 尚能“助饷银十万”cl, 就更不用说其他的列王将领了。洪

秀全最为信任的专权人物洪仁发、洪仁达更是出卖官爵、贪污枉法、挟权勒索, 就连李秀成

筹措军粮, 他们也敢乘机勒索, 中饱私囊。由此可见, 太平天国实行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有

制, 不但不可能实现均平的目的, 而且还是滋长特权, 孕育腐败的温床。

浓厚的小农意识, 不仅使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和社会制度难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 而且也局限了太平军将领们的战略眼光。定都天京后, 不仅洪秀全滋长了帝王思想, 僻

处深宫, 倦理朝政, 而且大多数太平军将领也都收起了席卷宇内的雄心。无论是从《建天京

于金陵论》中的各种观点看, 还是从定都天京后的战略决策看, 在太平军中起决定作用的都

是一种保守安逸、难以放手的小生产意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 已经满足于拥有江南这片富

庶的土地。因此, 保住江南便成了他们首要的选择。那么在战略安排上, 也就不能不以长江

为屏障, “以安徽、湖北、江西为大供给所, 且不能一刻忘情于湖南, 其注意上游, 若婴儿之

仰乳哺”cm。在这种政治心态和军事思想的指引下, 便很自然地收起了金田起义以来卷席全国

的锋芒。而此后的北伐和西征皆以始胜终败结束,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是小农的军事思想

意识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文化的落后是真正的落后。由于时代的局限,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们, 未能超越传统思想

的束缚和落后文化的包围, 在领导太平天国的具体实践中, 既不能按照起义时的初衷, 杀尽

“清妖”, 推翻黑暗统治; 也没能在宗教的旗帜下, 建立起人人“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 更

未顺应时代的要求, 建立起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崭新制度。而是在落后文化和腐朽思想的

浸染和侵蚀下, 被历史所淘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发人深省。

注释:

①参阅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0 页

②《天命诏旨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太平天国》第1 册第65 页

③bl bo bp bq br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1、259、122、122、121、

122 页。

④转引自潘旭澜《其兴也勃》, 见《随笔》1999 年第6 期第16 页

⑨《李秀成自述》转引自《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34 页

⑤ ⑥《西学东渐记》cm张德坚《贼情汇纂》转引自陈旭麓《太平天国的悲喜剧》见《历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

⑦《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丛刊第一册313 页

⑧《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386 页

bk《李秀成自述》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 年版122 页

bm《李秀成自述别录?李鸿裔手录问词及李秀成答语》转引自《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 年版第829

页

bn《太平天国丛刊》第1 册92 页

bs张德坚《贼情汇纂》cl《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转引自饶任坤《如何评价〈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均主

义》见《史学月刊》1985 年第6 期

btck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27 页

对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的评价

田玉洪　李巨澜

作为太平天国的求才大典, 开科考试前后达十年之

久。其中有其成功之处, 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

了一定作用, 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一) 太平天国通过开科取士, 网罗了一批人才, 充

实了各级政权机关, 改善和提高了太平天国干部队伍的

素质。其一是从中选拔了一批士人充实中央政府机关,

如杨在田任翼殿尚书, 胡仁魁、傅少阶任殿前诏书, 赖

汉光任殿前左史,天试状元刘盛培任干殿吏部尚书。

正是由于这批士人的加入, 才使中央政府办事效率大大提

高, 各种文书“虽层层转达, 而毫无窒碍, 曾于一日之

内发谕至三百件之多”。《寇难琐记》中也记载: “ (太

平天国) 始时所出告示, 文理粗率, 近来颇有一种文人

投入, 故笔札较清通”。

其二是从科第人员中选拔一部分人担任教育与考选

事宜。太平天国设有育才官, 凡进士获选为王府教读者,

即加此头衔, “有胡万智者, 以伪育才官踞湖北兴国州,

自称天试进士, 在伪东殿训读授职”,同时设立育才书

院, 以培养各级官员子弟, 书院师资亦在科名中人选聘。

另外天国还钦派科第人员到各省出任掌考官, 负责科考

事务。1854 年安徽省试掌考官是武立勋, 湖北掌考官是

杨启福和张友勋。

其三是“选派科第人员充实下层政权机关。如黄州

郡总制隆超富是天试翰林,池州“有天试翰林亦在该处

持印理民务”,1861 年苏州开科, 吴江钟志成考中约士,

授职吴江县监军, 十月钟到吴江接任。不过上述任命不

常见。

(二) 太平天国开科考试, 吸引了一部分地主阶级知

识分子, 扩大了天国的政治影响。一些士人参加太平天

国各级科举考试, 这在地主文人记载中屡见不鲜。《虎窟

纪略》中记载: “长毛设科笼络, ⋯⋯次年三月(1861

年) , 伪监军考童生, 吴邑与考者25 人, 原系庠生四

人”。《避难纪略》中也记载: “应伪考试之人, 初犹

令伪乡官胁从之, ⋯⋯后通文墨者亦应之, 甚有生员禀

生亦应之。”

在杭州, “贼之立伪官也, ⋯⋯庠序之士亦争出恐后, 绛绩黄袍, 意气傲睨自得。”山阴、会稽等地的县试, 亦有不少清朝科甲人员与考。其中有些士子

是真诚拥护太平天国政权的, 对太平天国所授科目感恩

戴德, “其时有新阳禀生孙启　号吟秋, 考中长毛解元,

其文有‘恨不得杀尽妖头, 上答天王之高厚’句, 得意

甚, 逢人辄曰‘吾道行矣’。设立解元公馆, 引进其弟正

斋名启榘者, 为贼招致本地人为伪官如军帅、师帅、旅

帅之类, 乐于从事者不少。”

兴国育才官胡万智, 在清兵陷兴国时,“身受数刃, 犹呼天父、东王洪恩, 当以死

报”。太平天国以新朝自居, 开科取士, 收拾人心, 以

经营天下为志, 其政治意义之大, 自不待言。曾国潘深

悉个中利害, 是以大起恐慌, 在给咸丰帝奏折中言道:

“该逆闰七月在鄂城开科取士, 兴国之人应试最多, 是以

臣等于克复武、汉以后, 即决计先剿兴国、大冶”,

企图临以兵威, 挽回政治影响。几年后彭玉麟还念念不忘

此事: “成(大吉) 、蒋(凝学) 两君手不辣, 不能血洗

兴国。若能痛搜该州从贼户族, 尽其根株, 不留余孽,

或可惩创以儆将来。”

毋庸讳言, 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制也存在许多弊端,

还不成熟, 以至为人所诟病。

(一) 作为天国的求才盛举, 与清制相比, 科考太繁

太滥失去了严肃性, 不够郑重其事, 并且取士额宽, 有

滥取之嫌, 降低了天国科名在士人心中的地位和声誉。

科举考试作为封建王朝的抡才大典, 行之千有余年, 经

过历代统治者的精心设计, 已形成了一套组织严密、操

作规范、行之有效的选士方法, 其规制严肃, 取士严格,

对封建士子而言, 科名得第, 金榜题名是人生的荣耀极

限, 成为“天子门生, 士林华选”。许多士子科考成瘾,

老死文场而不悔。相对于清制而言, 天国科考带有随意

性, 不够郑重严肃。以规格最高的京试而言, 一年一科,

一科有四试, 每试都有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

等名目, 一榜多至数百人, 并且除状元外, 其他中式人

员到下科仍须入试, 甚至“有连试得鼎甲者”。pu

这样就失去了科考的本来意义, 降低了士子与考的兴趣, 使天

国科名声誉大跌。一位文人作诗讥之,“八月号东试, 十

月号天试, 正月(应为六) 及二月, 北试翼试又相继。

六阅月耳四状元, 唾手功名太容易。”pv 同时中式名额过

滥, 1954 年湖北省试, 应试者不及千人, 中举者达八百

多。

1861 年仁和县试, “一榜尽取无遗”。一文人叹道,

“应试者⋯⋯无不获售, 一试而跃为名士, 再试再贡入伪

京, 不知科场为谁辈? 噫! 三吴人文扫地尽也。”选士

标准也很低,“稍知文理者皆论首选。楼东戴医赴考, 作

诗‘今日雕虫聊试技, 他年　虎显奇才’之句, 即取中

第八名秀才。”

苏州省试“有严竹江者仅作诗四句: ‘天父天兄, 干戈不动, 天下太平, 山河一统’, 遂得中式”。

(二)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为号角, 揭竿反清, 同时

对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大加挞伐, 这在政治上无可厚非,

但在当时社会, 据此广取人才, 作为科考内容, 则不相

宜。上帝教源于基督教, 其教义及仪式被当时社会视同

“夷教”“异端”。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失败不久, 夷夏之防

正严, 民族伤痛尚未抚平, 信洋教者不仅被下层民众所

鄙视, 同时也被士大夫阶层所痛詈。同时传统中国的政

治和社会体制所资以维系的纲常伦理, 正是儒家学说所

张扬的大经大法, 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润, 它已深藏在封

建士人的心中, 因此太平天国规定科考不准选四书五经,

并视儒书为妖书, 进行删改焚烧, 更使大多数封建士子

感情上接受不了, 从而激起他们浓浓的敌意,“将四子书

涂改, 称孔圣人为孔阿二, 侮圣毁贤, 罪不容死”。

“其敢废圣籍, 虚构妖言, 意以为儒林之式, 取士之资,

欲上掩乎孔孟, 则斯文之一　, 再见于秦火余烬也”。p}

曾国藩更是借此大作文章: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 而别有

所谓耶稣之说, 新约之书,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

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 乃开辟以来名

教之奇变, 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原, 凡读书识字

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不少封建文人为之“投袂而起”, 与太平天国为敌, 湘军重要将领胡林

翼、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等, 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

其它封建士人对太平天国政权也是疑惧交加, 其裹足不

前, 不为天国所用, 自不待言。

(三) 太平天国对科第出身的人员, 宽于取而严于

用, 登进之途狭窄, 缺少对人才的吸引力。太平天国开

科取士实质上是与清王朝争夺人才, 但开科取士虽多,

使用上却乏善可陈。从上文可以得知, 天国科第出身的

人员多出任文职, 佐理文案, 草拟文书或掌教考选等事

务, 没有实权, 极少出任方面大员, 担当一方重任, 更

没出过统兵将帅。其中原因固然很多, 但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天国起义部众, 多由宗族、亲谊、乡党组成, 容易

结成各自的势力集团。开国之初, 就已出现多元政治,

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庭、亲戚、部属

等关系, 结成自己的集团, 并都控制一部分军队。天京

有四试, 原因亦在此。天国后期, 家天下政治更加严重,

在用人行政上, 洪秀全把洪姓兄弟子侄驸马提拔到高级

领导人的行列, 而不问其才具如何; 其他高级将领也都

自成势力, 各有自己的地盘、资财, 各有自己的军队、

号令。以太平天国一个三等王童容海而言, 所部仅其兄

弟辈就有童巨海、童湖海、童青海、童四海、童龙海、

童虎海、童富海、童贵海、童华海、童晏海等共十人,

家庭势力之大, 由此可以想见, 因而凡是肥美职位, 全

由这些人盘踞, 科名人员只能出任卑微之职, 因此科名

出身人员在天国政府中崭露头角, 有所建树者寥若晨星,

甚至连姓名也不可考。

总之, 太平天国的开科取士, 从形式、内容直到人

才的选拔使用上, 都存在着较多的缺陷, 在一定意义上,

它好像是使士子有事可做的手段, 而没有将它作为开国

立基的本根, 因而它所起到的政治作用受到了限制。与

此同时, 曾国藩罗致了大批封建文人, 组织了一支以经

生为骨干的军事力量, 其中的著名人物如胡林翼、左宗

棠、李鸿章、曾国荃、刘长佑、刘坤一等人经过曾国藩

的保举提拔, 都成为晚清重臣。可以说, 太平天国的事

业恰恰败在这些封建书生手上。

外链出处

?历史研究? 《天府新论》2000 年第3 期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

王晓南1 　廖　胜2

[摘要] 近年来, 在讨论太平天国不是一场妇女解放运动时, 对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作为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

论据的传统观点还未引起充分重视和认真讨论, 笔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认为妇女广泛参加生产劳动是出

于战争之客观需要; 是广西妇女劳动传统在天国中的一种自然延续; 太平天国还存在大量妇女“家内劳

动”; 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还仅仅是作为一种劳动工具, 是“国家奴隶”的一种表现, 不具有任何妇女解

放的色彩。

马列主义认为: “要彻底解放妇女, 要使她与男子真正平等, 就必须有公有经济, 必须

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 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1 ] 。长期以来, 妇女广

泛地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被视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之重要论据, 统治史学界几十年[2 ] 。

近年来, 在讨论太平天国不是一场妇女解放运动时, 学者们重点集中于妇女在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与男子处于不平等地位以及太平天国继续实行“三纲五

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 并作了大量可贵而有益的探索, 对此笔者深为赞同。但

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对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之重要论据的

观点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我们认为, 正确认识太平天国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

动是正确评价太平天国是否是一场妇女解放运动的关键所在, 也涉及到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列

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不可不辩。粗浅认识, 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从众多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 太平天国妇女是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运

输工作的。劳动范围广、种类多、规模大、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重, “一切劳动苦工, 似

乎都由她们承担。”[ 3 ]广大妇女充当了太平天国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供应保障的骨

干力量。她们勇敢地走向社会, 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 为太平天国的迅猛

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确, 翻天覆地的太平天国运动为广大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

展示巾帼风采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和巨大的历史机遇, 与广大妇女深居闺阁靠寄生生

活的封建落后制度相比, 确实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进步。但是否可以得出太平天国是

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仅凭妇女担负社会生产劳动作为太平天国妇

女解放的一个重要依据, 立论是不充分的, 也是不科学的, 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我

们必须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 太平天国发动广大妇女广泛地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军事战斗是出于战争之客观需

要以及劳动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 并非解放妇女的主观意愿和措施。

从金田起义到天国破亡, 太平天国一直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敌人力量十分强大, 既有

清军主力绿营八旗, 又有地方武装精锐湘军淮军。战事频仍又相当紧张, 需要大量人员投入

军事战斗和后勤保障工作, 再加上战争死亡等因素, 太平天国经常处于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的

境地。在定都天京以前, 尽管太平军非常重视人员的补充和扩军, 但总的来看, 兵力远远落

后于清军。请见下表:

战役

人数

　军队

江口等首义阶段五大战役桂林战役长沙战役数据来源

太平军5000 5000 ―6000 4000

清军10000 ―15000 20000 30000

差额5000 ―10000 14000 ―15000 26000

　　郭毅生主编

《太平天国历史与地

理》

可见, 太平军的兵力严重不足。为了弥补兵源不足的问题, 在太平天国前期只有采取利

用妇女来增强兵力的措施。如《李进富供词》记载: “在江口打败仗时, 要逞人多, 用女办

(扮) 男妆打过一次。”[ 4 ]定都天京后, 除严密防守天京城外, 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统治区主动

采取大规模的分兵出击, 同时进行北伐和西征。战线过长过宽, 导致兵力更加分散, 人力资

源更加不足。天京城内由于兵少“不敷打仗, 用赤脚婆装为男兵”。[5 ] “女魔竟解樱守城,

狂兕空闻隔岸呼”。[ 6 ]很显然, 妇女连军事战斗都要参加, 更何况是生产劳动和后期保障工

作呢? 正如列宁所分析那样: “妇女在战争条件下也能从事劳动, 例如支援军队, 在军队中

进行鼓动。妇女应当积极参加这一切工作, ⋯⋯。妇女也可以在粮食部门工作, 如分配粮

食, 改善群众伙食⋯⋯。没有大批劳动妇女参加, 这一事业是无法完成的。”[7 ]事实上列宁

也是这样做的。1919 年4 月, 面对高尔察克的猛烈进攻, 苏维埃人力不敷使用时, 列宁要

求各地党组织动用一切力量的第4 条措施就是“用妇女代替一切男职员”,[8 ]以便使男子到前

线作战。因此, 男子出兵打仗, 女子生产劳动, 是战争时代人力资源的一种自然分工, 是战

争的客观需要。

广大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也是广西妇女劳动传统在太平天国中的一种自然延续。我们

知道, 太平天国爆发在广西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 地处西南边陲, 交通落后, 自然条件十分

恶劣, 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由于自然环境、文化素质和生活习俗的影响, 广西妇女从小就

参加劳动和生产,“夫犁而妻耨”,[9 ]同男人一样上山砍柴, 下田种地。在集市贸易中更是充

当了主力军, 在思恩,“市多妇女贸易”; 在梧州,“市多妇女, 椎髻跌足, 粜谷卖新”; 在横

州,“荷担贸易, 百贷(货) 塞途, 悉皆妇女, 男子不十一。”[10 ]妇女已担负起社会生产和家

庭劳动的半壁河山。尽管个体家庭是男子家长制, 但由于不完全依靠男子过附庸的关系, 广

西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都有一定的地位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长期生活在

这种社会环境中, 不可避免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 对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也就见

怪不怪了, 甚至连当时的地主阶级人士也认识道: “贼本山乡之人, 其妇女耕耘织染无非素

习”。[11 ]同时, 由于长期生产劳动的锻炼, 使得广西妇女体格非常健壮, 身体条件相当好。

“粤西妇女赤足蓬首, 壮健如男子”; [12 ] “贼妇入城, 皆大脚高髻, 力能任重, 可胜二百

斤。”[13 ]广西妇女卓越的劳动能力和战斗能力以及生活方式很自然地使太平天国领导人陷于

“由此及彼”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 “于是以己之能谓人必能, 凡负米、舂稻、伐竹、挖

濠、担砖、刈麦、获稻、负盐、担水之事皆责其各自为谋, 各自效力”,“而不知金陵妇女不

能也”。[ 14 ]这种不顾客观现实的作法, 不仅是广西妇女的劳动习惯和劳动能力以及生活方式

在太平天国中理所当然的延续, 而且由于战争需要变得范围更广, 程度更深, 条件更为苛

刻。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广西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贱踏的农妇完全不同”。[15 ]因而不可能具有

解放妇女的任何主观意图, 更谈上不是解放妇女的重大措施了。

(二) 广大妇女在生产劳动中还没有摆脱作为一种劳动工具的地位, 没有得到劳动平等

中的特殊劳动保护, 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 甚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首先, 从妇女劳动的种类来分析: 广大妇女劳动的类别几乎无所不包, 史料显示, 主要

有挖沟、抬砖、担土、挑煤、挖泥、盖房、伐竹、担水、劈竹签、掩埋死尸、背米盐、搬移

物体、割麦稻、割草、斫薪、拾柴等[16 ] 。其中挖沟、抬砖、背米、负盐、盖房、挑煤等劳

动已远远超过了妇女自身的劳动能力。那么, 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而且担负起了男

人的工作, 就能说明女子获得了在生产劳动中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了吗? 恰恰相反, 历史唯物

主义认为“劳动妇女, 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 需要特别的保护”。[ 17 ]因此, “在那些对妇

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18 ]很显然, 马列主义认为

妇女在生产劳动中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 关键不在于与男子干同样的工作, 而是在生产劳

动中应受到相应的特殊劳动保护, 否则只能是更加不平等。

其次, 从妇女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分析: 妇女工作时间相当长, “每日黎明出黄昏

返”[19 ] ; “朝出星有芒, 暮归日无光”[20 ] ; “尽日挑抬”[ 21 ]不能休息。劳动相当紧张, 又受到

严重的监督, “不中程者, 鞭挞随之”[22 ]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 女子与男子参加共同的生产

劳动, 并“不是要使妇女的劳动生产率、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等同男子相

等”。[ 23 ]因此, 将妇女在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劳动量、劳动强度等方面与男子同等作为男

女平等的论据是不科学的。

再次, 从劳动后果来分析: 太平天国妇女所从事的超过妇女自身体力与能力的繁重劳

动, 使广大妇女“苦之尔”[24 ] 。特别是那些深居闺门, 迈着“三寸金莲”的两湖、江苏妇女

尤为“苦之尔”[25 ] 。“这种工作(连续而不间断的工作) 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 ⋯⋯,

结果女孩子们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残”。[26 ] 劳动后呈现出“旋归相顾无人色”的凄惨景

象。[27 ]面对如此严酷的劳动, 广大妇女要么“乘空逃窜”[ 28 ] , 脱离苦海; 要么“自缢赴

水”[29 ] , 自我解脱。至于劳动中不堪重负, 精疲力竭而“跌伤至死”[ 30 ]者也不在少数, 再加

上饿死、战争死亡等因素, 致使女馆中妇女人数急剧下降。以京陵女馆为例, 请见下表:

年份

人数

省籍

咸丰三年夏

(1852 年)

咸丰三年冬

(1853 年)

咸丰四年夏

(1854 年)

损益值

半年一年

广东、广西2500 2400 2000 - 100 - 500

湖南400 300 < 300 - 100 > - 100

湖北25000 23000 20000 - 2000 - 5000

安庆3000 2700 2000 - 300 - 1000

镇江、扬州10000 12000 10000 - 800 ① 0

金陵100000 90000 80000 - 10000 - 20000

合计140900 130400 114300 - 13300 - 26600

备注

①由于1953 年冬镇江、扬州的数目包括新掳回馆的妇女而无法计

算, 此处采用湖北人数下降比例而得出的平均值。

②此表据谢介鸿:《金陵癸甲纪事略》编制。

根据上表统计, 金陵女馆人数从1853 年夏―1853 年冬, 半年当中人口减少了大约

13300 人左右; 从1853 年夏―1854 年夏, 一年当中人口数量减少了大约26600 人左右, 下

降比例几乎达到20 %。“故役使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胜计”。[31 ]毫无疑问, 广大妇女在生产

劳动中不仅未得到任何特殊的劳动保护, 而且生产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甚至连最基本的哭

的权利都被消失了, 哭则指为妖, 非鞭即杀, 只能是“逢人怕把衷情诉, 低首无言泪两

行”[32 ] 。完全是一个只准干活, 不准妄语的奴隶。“役同牛马”[33 ]的描述恰好说明了太平天

国政权只是把妇女当作一种劳动工具而已。而妇女要获得生产劳动中与男子同等地位的一个

重要“问题正在于消灭妇女被当作单纯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 34 ] , 这一点封建社会作不到,

太平天国也同样作不到。

第四, 从妇女劳动的待遇方面分析: 男女“同工同酬”, 在生产劳动中享有经济平等的

机遇, 是男女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平天国曾一度实行过男女平等待遇的政策, “男子日

给米一合, 驱之临阵向前, 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 驱之登陴守夜, 驱之运米挑

煤”[35 ] 。但这种公平很快就打破了, 随着粮食危机的不断加深, “憎已掳之妇女为累”[36 ] ,

“谋减量”[37 ] 。据史料记载, 咸丰三年夏(1853 年夏) , 金陵口粮供应: 男馆: 牌面(泥水

木匠115 斤米、衙门人员114 斤米、各匠1 斤米) , 平均111 斤米; 牌尾015 斤米。女馆:

湖南以前(两广、湖南籍) 1 斤米; 湖南以下(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籍) 6 两米(按清代

度量衡一斤等于十六两计算, 约014 斤) , 平均017 斤米。咸丰四年夏(1854 年夏) , 男馆

供应稻谷: 牌面015 斤(8 两) ; 牌屐4 两, 平均6 两; 女馆: 湖南以前6 两; 湖北以下3

两, 平均415 两(约013 斤) [38 ] 。可见, 在1853 年男女口粮供应平均相差014 斤米, 最多

达到111 斤米, 二者相差悬殊较大。到1854 年, 尽管随着粮食危机加重, 男女口粮供应差

额缩小, 但仍然是男多女少。当然由于性别因素, 特别是在战争年代粮食紧缺的情况下, 妇

女不一定在口粮供应上必须同男人完全相等, “而是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

受到压迫”。[39 ]太平天国在男女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正是广大妇女与男女劳动待遇上不平等

的最根本的原因, 也是太平天国广大妇女仍然摆脱不了受压迫、受剥削, 得不到真正解放的

最根本所在!

(三) 广大妇女被广泛用于太平天国官署的各种杂役以及各官吏的家内劳动, 并没有摆

脱“家内奴隶”的地位。

为了满足日常奢侈生活的需要, 太平天国各王府大量雇佣妇女服侍诸王的生活起居, 专

门从事端茶送水、上菜上饭、洗涮凉晒、服侍就寝、酒扫庭院等家内劳动, 随身听用。天王

府中就有“好些衰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 各提盘碗、筷子, 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

用。”[40 ]1856 年, 一个外国人在东王府看到的情况是: “见到约有五百个雇佣妇女, 有的是

送信的, 有的做饭, 有的做鞋, 等等。每天早上八点, 约有八百到一千穿体面衣服的女人跪

在他(东王) 的门口听候吩咐。我们听说这些妇女多是牺牲在战场上的太平军的妻子、亲戚

或朋友, 来到这里听候使唤。”[ 41 ]一个东王府每天就有一千左右的妇女来“听候使唤”, 那么

太平天国诸王府该需要多少妇女呢? 妇女从事家内劳动的人数之巨是不难想象的。这类妇女

没有任何生产资料, 失去家庭保护和男人的支持, 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苟延残喘。和

奴隶一样, 任人挑选, 受人雇佣, 遭人剥削, 地位相当低贱, 时人叹曰: “小女子服事如婢

女然”[ 42 ] 。妇女还被广泛用于各级官署, 承担各种内庭杂役。各级官吏拥有大量的使女, 其

数量之多少还被作为诸官等级高低的标准, 仅女官从军师到卒长“就统共女使五千二百

人,”[

43 ]那么, 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府和各级官员拥有的使女人数则无法统计。这些使女与封

建王府中的丫环和宫庭中的官女太监一样, 丝毫不敢得罪主子。没有自己的人格和人身自

由, 随时听从主子的使唤, 稍不如意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 致使王府中的使女“时常惊

恐”[44 ] 。即便是女官, 在太平天国政权中也不过是一名“高级使女”罢了。从王庆成先生发

现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的朝内女官活动来看, 主要承担传达天父召见某人的命令; 记录

天父宣降的“圣旨”; 干一些内庭杂物, 如开闭朝门, 搬移便塌, 锁铐杖责罪人等[45 ] 。正如

列宁所分析的那样: “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 因为琐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们, 窒息她们, 使

她们愚钝卑贱, 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 极端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

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消耗着她们的精力”。[ 46 ]

二

太平天国妇女广泛地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 打破了封建制度下妇女单纯从事家内劳动

的局限, 表现了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展示了中国妇女勤劳勇敢、不甘人后的精神

面貌。妇女的解放在战争特殊需要和广西妇女劳动传统的影响下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和巨大的历史可能性, 太平天国的确也表现出某些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迹象。但是, 妇

女的地位, 不仅取决于她们承担主要的生产劳动, 而且还必须与尊重妇女协调一致, 二者缺

一不可。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 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中妇女地位较高的奥秘就是

“由妇女承担主要劳动和非常尊敬妇女, 两者是如何很好地协调起来的”[47 ] 。从上述妇女劳

动的情况来看, 太平天国的妇女未得到丝毫的尊重。她们之所以得不到尊重的权利, 其根本

原因主在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

展”[48 ] 。太平天国毕竟是一场旧式农民战争, 农民阶级所固有的小农个体经济结构和封建儒

家文化的教育以及宗法制, 家长制的影响, 决定他们在对待妇女问题上根本摆脱不了“三纲

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束缚, 更谈不上任何意义的妇女解放。“妇女的

解放, 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 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

候, 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49 ] “就必须有公有经济”。“什么地方

和什么时候开始了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 , 更

确切地说, 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 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真正

的妇女解放。”[ 50 ]很显然, 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具有解放妇女的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太平天国受时代的阶级的局限, 不可能担负起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 因此, 从

理论和实践来看, 太平天国广大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不仅不是妇女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标

志, 而且是妇女作为“家内奴隶”的同时, 又沦为一种新的劳动工具―――“国家奴隶”的一

种表现而已, 其境地更为悲惨, 根本谈不上任何妇女解放的色彩!

参考文献:

[1 ] [7 ] [23 ] [39 ]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见《列宁选集》第4 卷, 第72 、74 ―

75 、73 页。

[2 ] 以罗尔纲老前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他认为: “太平天国解放妇女, 要她们解放思想, 要她们参加

劳动, 使她们同男人一样成为能够各尽所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这一件大事, 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 尤其

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见《太平天国史事考》第325 页。

[3 ] 佚名通讯:《法国公使天京聘访记》, 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 第813 页。

[4 ]《李进富供词》, 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第19 页。

[5 ]《向荣奏稿》卷四,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

平天国》) (七) , 第201 页。

[6 ] 邹在衡:《问桃花馆诗》,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 第321 页。

[8 ] 列宁:《俄共(布) 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 见《列宁全集》第29 卷, 第247 页。

[9 ] 民国九年《桂平县志》卷29 , 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 , 第13 页。

[10 ]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 , 第05 、310 、313 页。

[11 ] [14 ] [25 ] 汪士铎:《乙丙日记》,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327 页。

[12 ] [22 ] [ 31 ] [ 33 ] [ 36 ] [ 43 ] 张德坚: 《贼情汇纂》, 见《太平天国》(三) , 第292 、111 、313 、

310 页。

[13 ] 陈　言:《武昌纪事》, 见《太平天国》(四) , 第594 页。

[15 ]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见《列宁全集》第3 卷, 第532 页。

[16 ]《金陵癸甲纪事略》、《乙丙日记》、《金陵杂记》、《贼情汇纂》、《金陵癸甲新乐府》、《患难一家

言》、《金陵被难记》、《平定粤寇记略》、《虎窟纪略》、《花溪日记》等史料中均有详细记载。

[17 ]《恩格斯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 第452 页。

[18 ] [48 ]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 第24 、12 页。

[19 ] [29 ] [30 ] [38 ]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 见《太平天国》(四) , 第654 、656 ―664 页。

[20 ] [27 ]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 见《太平天国》(四) 第730 、731 页。

[21 ] 佚名:《金陵被难记》, 见《太平天国》(四) , 第752 页。

[24 ] [28 ]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见《太平天国》(四) , 第622 、623 页。

[26 ]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 第496 ―497 页。

[32 ] 江夏无锥子:《鄂城纪事诗》, 见《太平天国资料》近代史料增刊, 第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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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第269 页。

[35 ] 曾国藩:《讨粤匪檄》, 见《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 (上) , 第260 页。

[37 ] 李滨:《中兴别记》, 见《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上) , 第247 页。

[40 ] 富礼赐著, 简又文译:《天京游记》, 见《太平天国》(六) , 第949 页。

[41 ] 柯文南、蔡少卿译:《镇江与南京》, 见《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二辑, 第59 页。

[42 ] 佚名:《避难纪略》, 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中华文史论丛增刊, 第66 页。

[44 ]《天父下凡诏书》(二) , 见《太平天国》(一) , 第34 页。

[45 ] 请参阅王少敏、肖大鸣: 《从〈天父天兄圣旨〉看太平天国妇女的实际地位》, 见《历史知识》

(成都) , 1989 年第3 期。

[46 ] [50 ] 列宁:《伟大的创举》, 见《列宁选集》第4 卷, 第18 页。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5 卷, 第120 页。

[49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158 页。

我认为如果男女被剥夺了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 即使她们被允许担负社会教色, 那么作为工具的成份自然就大于"人权"获得解放的成份, 从总体上来说也谈不上什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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