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走过的路 -- 包子1971

刚看到坛上关于“非政府组织”的讨论，转个文给大家瞧瞧老毛子民主化以后的左派党的生存状况。

共产主义工人党走过的路

卡．洛尔尼克、泰．戈林

译者赤军

俄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受着近于荒谬的演变：劳资冲突的急剧上升，涌现出一批有威信的工人领袖；与此同时原苏共的遗老遗少们所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不停地丧失着人数和影响。这里所指的主要不是俄联共（她已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是较左的小党，首先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

关于共工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党领袖们自命是「不妥协的人民卫士，忠于原则的马列主义者」，小资自由派评论家辱骂她是「社会――法西斯」政党；这些批评都不能孤立地来研究，而应该把该党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同苏共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放在一起比较分析，才能得出较合理的结论。

由于国际革命的挫折和经济的落后，二十年代中期，官僚集团夺取了工人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作为一个不受任何控制的寄生阶层，官僚层使用波拿巴主义式的种种手段，以便同时避免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保卫自己的权力和特殊地位的主要手法是在共产党内的左派（无产阶级部份）和右派（走资派）之间保持平衡；强硬的官僚主义集中制，使领导层完全凌驾于党内群众之上，化党员为无知觉的盲目执行者（螺丝钉精神）；民族主义（不是指单纯的民族优越感的煽动，而是较为广泛的民族主义：把社会进步硬性地与某个地区联在一起，「一国社会主义论」）。由于这一整套手法是在斯大林时期最早被广泛运用起来，可以把这一整个现象叫作「斯大林主义」。苏共后来的领袖仅继承了这一切而已。

然而官僚独裁制度，由于它是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拥有过巨大的促进社会进步的潜力。但这些资源渐渐耗尽，而官僚式管理的计划经济也走进了死巷。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老一套办法失灵了，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返回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统道路：工人参与管理生产和对官员阶层全面监督，和由下而上的考核与选拔，要么把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转交给私人之中，以改变日益无能的官吏们对经济的窒息性领导。「自我净化」对寄生性的干部集团是不可能的，所以它选择了第二条路。然而官僚中并非铁板一块，它逐步演化成三个彼此竞争的派系。最有活动能量和手腕的部份人意识到了现存体制的低效无能，决心从市场经济里找出路，以便化手中的国有财产为个人的私产，这批人（民主派）挑中了叶利钦为领袖。

另一部份人较前者更无能，但数量众多。他们害怕丧失已有的稳定特权地位，如果转变成资产者的风险过大的话。然而，这一派（「保守派」）同意变革的不可避免性，主张小步前进，走「中国道路」，就是说保持国家机器对私有资产的优越地位和严密控制。这一派的旗手是利加乔夫，后来是久加诺夫。第三派，最迟钝也最死硬的一批人，不理解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变革的不可避免性，抗拒了任何对习惯的老一套方针作法的任何重大改革。这些人（常是大企业的党领导）的喉舌一度是尼娜．安德烈耶娃。一九九○年总统选举中他们支持了马卡绍夫将军。在类似立场上进行活动的组织包括了共产主义倡议运动――苏共党内反对派，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工人党。

戈尔巴乔夫和所有前任一样，充份利用了斯大林主义见风转舵的全套法宝。开始，在三派间的平衡搞得颇成功，可是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了。他试图施加行政压力打击政敌，但派系斗争已渗透进军队、公安、安全机构。他拼命鼓吹「苏维埃爱国主义」，但与世界资本的整合带来的巨大利益已经征服了官僚们的心。结果他丧失了一切社会基础，于1991年8月被叶利钦取代。亲西方的「市场民主主义者」们开始执政。

「保守派」和「死硬派」运用的手法也是从斯大林主义里学来的。这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发展到决裂。苏联工人见到三派斗成一团的情景，对任何一方都很不信任。然而，「民主派」和「保守派」由于已经与发展中的资本勾结起来，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而「死硬派」在这一点上毫无成绩，也缺少资产阶级政客拥有的那种财源，不得不被迫寻找工人的支持。

由于独立工人组织和马列主义文化早在斯大林时代已被连根铲掉，大部份工人相信了叶利钦反官僚的口号，成为民主派手中的（虽然是消极的）工具。工人用罢工和选票抬着民主派当了权。另一部份工人由于亲身体会到经济崩溃和生活水平下跌的灾难性后果，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向了死硬派的队伍，开始为安德烈耶娃、马卡绍夫、安比洛夫的组织跑龙套。在这个时期，「保守派」还忙于同资产阶级进行整合，基本上回避了剧烈的政治冲突。在掠夺性的「休克疗法」阶段，「死硬派」是唯一广泛使用社会主义旗号的政治力量。

虽说工人和青年在整体上，由于对苏共的厌恶和敌视，没有跟「死硬派」走，一小部份人还是参加了1991年成立的共工党。这是当时唯一较大的共产党：大批受到危机冲击的退休人员积极响应了共工党的号召以「同叶利钦匪帮斗争到底」。这些人大都在年青时经历了苏联迅速发展的年代，对当时还是「初生牛犊，敢想敢干」的官僚队伍有很深的印象。共工党的领导岗位大多由原苏共基层党委负责人充任，这个社会区域的人士在改革中吃了大亏，丧失以往的特权后无法转入新生资产阶级行列；同时由于工作关系，与工人群众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对民间疾苦从苏联时代起就很了解。

当然，这批人与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主要动机，是恢复往日地位的愿望。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小资的。如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形容的「封建社会主义」那样：「摇晃着粘有无产阶级标签的讨饭家伙，以号召人们同他们一起走」。在他们滔滔不绝对「吃人制度」的声讨中并不难看到老苏共寄生时代的影子，痛骂「民主派」，死硬派想的只是复辟斯大林主义的美梦。

马卡绍夫将军，共工党中公认的领袖之一，在建党后的活动中仍忙于在工人群众和失败的官僚们之间搞平衡，大搞一元化领导，利用退休一代守纪听话的特点独揽党内大权，同时把民族主义这张牌打的更响：已经从苏联爱国主义向大俄沙文主义转化了。随着资本主义复辟尘埃落定的时候开始，马大帅迅速认识到跳槽转业的必要：充当民族资本家代言人要比死抱住「共产主义僵尸」强得多。共工党内类似的英明领袖多得数不过来。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建党大会的召开，宣告了共工党独霸天下局面的终结。

1993年2月13日，「保守派」和他们的赞助者在莫斯科市郊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俄罗斯民族大会」头目之一久加诺夫当选党主席。共工党内的平衡被破坏了。大批党的各级书记转入俄联共，置党员群众于不顾。据党内文件指出，80%以上州地委书记转向。

马卡绍夫的离去为另一个领袖――安比洛夫腾出了位置。后者在玩弄权术上与前者毫无二致；然而集体大逃亡的事变迫使他向竞争者（俄联共）开火，宣布俄联共为「机会主义」党。尽管这种指责很不彻底，安氏开始加强党宣传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以挽留党内的工人积极份子。与此同时他一丝一毫也没有扔掉「三面红旗」：平衡术、一元化官僚集中主义、民族主义。因为这会威胁到他的社会基础的稳固：老一代怀旧的退休者和原苏共小官僚不接受，也没有能力接受向真正马列主义的转变。

所以共工党在安比洛夫领导下的政策充满矛盾：大骂俄联共，但每每在紧要关头与后者妥协；号召承认「车臣人民有权自决」，但又同极右俄罗斯沙文主义势力密切合作；极左冒险主义和官僚保守主义互相辉映；党的喉舌号召人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而奋斗，但从未解释过这些词汇的内含。因为这类解释会展示出它们的反官僚和国际主义特征，而这两点都是党内大多数人――小官僚、退休怀旧者、民族主义者――所极力反对的。

共工党认为俄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已完全达到革命的阶段，因为俄国人民「天生具有社会主义性格」，「集体主义文化世代相传」。所以党不去组织工人斗争，而是无休止地号召「进军莫斯科」，「全民公审大会」，示威，集会等等。苏联历史是这样被描绘的：社会主义，一切正常，「密谋」，结果「坏人上了台」，现在「祖国被敌人占领了」。人民应该在共工党领导下驱外寇，歼内奸，党再次恢复社会主义，一切正常……任何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马列主义解答（「复辟的社会――经济原因产生于斯大林主义」，「复辟后不会很快发生革命，因为无产阶级也处于形成阶段」）被宣布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谎言」或者「中央情报局派来的」。

模棱两可，但十分激进的口号使共工党内汇集了不少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工人积极份子，国际主义者。同时入党的还有许多激烈的民族主义者，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大肆贩卖沙文主义、反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货色。他们公开支持现存国家的暴力机器，把「社会主义革命」歪曲成重建一个等级森严的集权社会的过程。在日常宣传中党员们经常发表互相矛盾的见解，让人觉得在一个党里汇集了死对头。其实，这的确如此。

安比洛夫没有与他的右翼盟友们决裂，而是持续了老一套手段：平衡。然而退休老头老太太们一批批死去了，许多人转向俄联共，那里的民族主义更彻底，更公开，也更有吸引力。看到这一切，安比洛夫夸大了右派的力量，决定对俄联共改骂为捧，全面支持久加诺夫。这又一次毁坏了党内派系的平衡。于是以秋里金为首的一部份中央领导人在党的五大上（1996年4月20日于车里雅宾斯克召开），以旧式官僚幕后交易手法开除安比洛夫出党。党内对他的个人崇拜一朝变为千唾万骂，这也是斯大林主义党的特点之一。

维克多?秋里金的党内统治手段仍是那令人厌倦的三段式。然而形势转变了：工人自发的反剥削斗争日益高涨，对国家幻想日益破灭，而对整个上层越来越敌视。秋里金一伙被迫采用比过去还要激烈的社会主义口号，因为青年党员的离去已司空见惯，老年党员的死亡更无从制止，新的补充微乎其微。为了让人们具体了解这一过程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在这里以乌法市党组织为对象进行分析。1996年1月该组织拥有五十二人，从1996至1998年8人退党（跟了安比洛夫）；两人迁居他地；3人去世，4人「无原因」地退党；6人因年纪过大停止为党积极工作；形式上留在党内，但无所作为的5人。总计二十八人，过半数。需要指出的是，剩下的24人中，10人退休，而另外三人仅稍有表示而已（偶尔来开开会）。在此期间吸收九人入党（1人被开除），1999年初，在乌法一地共有32人为共工党党员。

与安比洛夫分裂后，共工党对俄联共的批评更加严厉，但同过去一样，仅是为了更好地与老大哥讨价还价。1998年3月5日两党再携手，签订了合并意向书。吸引激进青年的措施之一是革命共青团（布尔什维克）的建立，她一面宣传「城市游击战」的思想，一面讴歌「文革」，北韩，红色高棉。党吸引工人的方针导致了「保卫」工会的出现，并取得一些进展。再以乌法市为例，8名新吸收的党员中一半是「保卫」的积极份子。秋里金甚至有意与安比洛夫过去当政时歇斯底里的宣传风格拉开了距离，以安抚不满的群众。在新的包装下旧纲领继续保存，秋里金穿过层层地雷阵，赖以自保的，还是平衡技巧。

官僚集中制得到了加强。从1993年起正式建立第一书记这个职务，1994年由党代会决定推迟党纲要求的定期轮换领导干部制，1997年这一条被正式从党纲中消除，为终身制扫清道路。各级领导中应有不少于一半工人的党章规定也是废纸一张；更为广泛采用的专制手法是限制信息流通，特别是有关党内异议份子活动，以及党领导同资产阶级和其它恶势力作的各种黑交易的消息。以乌法市来说，党员们仅从地下渠道了解到理论书记谢尔盖耶夫脱党，中央委员霍列夫，赤塔州委书记巴卡泰洛夫脱党，中央同俄罗斯全民同盟（一个著名的右翼反共政党）谈判建立选举同盟，党中央小圈子收受列宁格勒市长两亿卢布好处费以中止反市长公决活动（共工党97年收拿了十四万签名以便按法律程序发起全市公决罢免不得人心的市长，收红包后撤销了这一活动）。这一切打压党内民主的活动最后以党纪中的新内容表达得淋漓尽致：党章增补一条规定，禁止不经上级许可批评上级领导，违者按反党活动处理。

党内危机在最近一年内明显加深了，如果说民族主义的激进青年日益亲近莫诺夫领导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一个信奉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希特勒的纳粹党――编者按）左派路线的青年组织――译者]，工人党员则日渐认同那些规模不大，但拥有严谨马列主义立场的左派团体。1998年三月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开展反托派运动的决定，党内迫害的目标首先是工人党员中的异议份子。他们被指控为「右倾」，「无政府主义」，「犹太复国托洛茨基主义」，甚至当被迫害（暂时还不是肉体上的）的人士辩解说他们对托派一无所知或抱有否定看法时，通常得到的是「托派没有一个是自己招认的，必须对他们进行先发制人的揭露」。对猖狂的沙文主义份子中央则客气多了，至多是善意的规劝「不要过火」。看来，共产主义的千秋万世基业要靠那些罗姆、施特拉塞尔和墨索里尼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来实现了。

共产主义工人党十年来走过的路很值得我们研究。今天，我们可以说：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只能依靠下列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充份的党内民主和以「国家与革命」为代表的真正的列宁主义，任何其它道路都是死巷，只会导致蜕化、分裂和灭亡的结局。

10/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