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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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苏 ]

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11）

日本政治结构，几乎没有一点不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大选中胜出的人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权，地方的管理则是由在地方指挥下的警察和法院来执行。然而，日本的政府机构在形式上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十分接近。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女王的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制定过法律。甚至县、市长在法律上也规定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在形式上的权力之广泛，直达地方事务，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虽然女王实际上总是认可地方的提名，但必须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萨评：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形式上荷兰的政治比日本更接近专制，但是事实上正相反，日本的制度中专制一面由于其文化而得到充分的发育，荷兰则没有那样的土壤]。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负责，这在荷兰也是如此。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几乎全部照抄法国。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开发事业，在荷兰大体皆是地方自治体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之间的上述差异，还表现在更深刻的地方。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让许多权力过程通过道德和礼仪来实现。国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 “阁下”们身在其位，恪守职责，他们的特权就会得到尊重。人民没有理由在国事上自作主张，在日本，越过权限就是错误。在政府的最高层，“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支持”[萨评：所以，在日本，战前的国家，战后的公司，个人永远是整个机器的一个零件，而不是机器的主人。这种观念为日本国家所要求，也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美国人就无法理解了。我一直推测，所谓我们提倡的螺丝钉精神，是不是有日本式思维的影响在里面]。当国家的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国家政府这种东西，美国人认为是一时还无法摆脱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国家近乎至善，完全在为他们的福泽而运作。

　　不但如此，政治家认为，舆论放弃干涉它不该干涉的事务后，也应该在它理应起作用的时候尽到职责。政府十分注意承认国民意志的“适得其所”。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还是努力恳求人民同意，这样说绝非过分。比如，负责振兴农业的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时，恰如美国爱德华州[萨评：应该是爱达荷州之误，这个地处内陆的州如果耕作方法不佳，会因为自然条件而颗粒无收，不过，由于地广人稀，又是推行农业机械化的理想地方。美国没有爱德华州。说来，推行农业机械化，实际最大的作用在于解放人力，当年，在新闻上看到我国某地报道采用大型联合农用机械后，产量增加多少多少，颇为费解，精耕细作的单产量还是应该比机械化高的。大概，这一年的气候比前一年好吧。]的同行们一样，很少使用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谈，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上的事必须由地方解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使之有较大的行动自由[萨评：同时具有更多的特权]，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与政治相比，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更为离奇的制度。政府把国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萨评：神道教，是日本独有的宗教，核心为信奉天照大神，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每个人如果对国家和天皇恪守本分方面有突出贡献也会成神这几个概念。其神物为一镜一剑。按照某些研究人士的看法，神道教很可能是中国秦代方士徐福{日本有看法认为徐福即日本开国的神武天皇}率军东渡征服日本以后，在当地原始多神教基础上建立的宗教，目的在于巩固自己和子孙的统治。由于日本历代天皇陵包括神武天皇陵禁止考古发掘，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信仰自由原则。这就好像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这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神道而无须担心西方的非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但要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神道受国家支持，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固不用说了，甚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都听任个人意愿，几乎和美国一样。这两种不同领域甚至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费用均由国库开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的经费靠教徒自愿捐赠。[萨评：同时，由于神道教这种特殊的现实意义，日本人对于信奉它的同时信奉其他宗教报以非常宽容的态度，很多日本人在信奉神道教的同时也信奉佛教或者基督教，却心安理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韩国等国家对靖国神社问题特别敏感。因为表面上靖国神社只是一个宗教设施，但是历史上，作为神道教的最高神社，它代表的却是日本政府的意志，这种观念，至今在日本人的心理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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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日本人的圣地，亚洲其他国家的潘多拉盒子。

　　鉴于日本政府对宗教的上述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庞大的教会，但可以所它是庞大的政府机关。11万多座神社遍布各地，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里直到祭典时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神官系统也有等级，与政府官级并列，从最低层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县和神官，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祇官。这些神官，与其说他们是领导民众进行祭祀，不如说他们是替民众举行仪式。国家神道和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礼拜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他们的仪式是这样的：在频繁的祭祀日里，町、村代表参拜神社，立在神官面前。神官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 “币帛”，在他们头上来回挥动，为他们驱邪。然后，神官再打开神龛的内门，扯开嗓子尖声呼叫，召唤众神降临，享用供品[萨评：外国人常常会对日本神社神龛中到底供奉的是什么感到困惑，据我的亲眼所见，神道教的神龛中并无偶像，而是牌位。有一个不无恶作剧的猜想 – 如果神道教真的是徐福所创，这里面最初供奉的，会不会是徐福的祖先牌位呢？]神官祈祷，参拜者们按身份排列，毕恭毕敬地供上自古至今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垂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度尖声喊叫，送回众神，关闭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天皇要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放假休息。但这种祭祀日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不是群众的祭祀节日。后者属于“自由”领域，不在国家神道范畴之内。[萨评：这段描写如果日本人看到会感到大不敬，因为此处神官的形象宛如遇到歹徒的修女。然而，在外国人眼里，神道教神官那些莫名其妙的举动确实与此相去不远。日本的神官不可能象基督教会的教士一样传教，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神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义务宣扬神的教义，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崇拜神的愿望而提供服务。与基督教的神父相比，一个是卖方市场，一个是买方市场，地位是不一样的]

　　在这一自由领域，日本人进行各种符合自己心意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非常流行，至今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宗教，各种宗派有不同的教义和开山祖师[萨评：日本佛教的教派繁多，最为流行的包括临济宗，曹洞宗，净土宗，而如果算起日本的教派来，总共竟有十几万种之多，最小的，只有十几个人。可说日本是宗教的天堂。当然，其中也不乏恶性发展的，比如奥姆真理教]。即便是神道，在国家神道之外，也有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以前，已经成为纯国家主义的堡垒。另有一些教派是一种精神治疗，常被比作“基督教科学”。有的信奉儒家教义，有的则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不属于国家神道。在这种节日里，老百姓涌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拽绳，打铃，击掌，召唤神灵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行礼，礼毕后再次拽绳，打铃，击掌，送回神灵。[萨评：日本的神社祈祷流程如下 – 先向布施箱内投入钱，一般是日本五日元的硬币，因为这种硬币带有孔，很象古代的铜钱，据说神是最熟悉这种钱的。而后拉一根神社大殿前垂下的麻绳，这麻绳上方有一个大铃铛，铃铛响后，击掌两次，表示唤醒神，而后默祷，完毕后击掌一次。据我所见，关西地区的日本神社并无祈祷完毕后再次拉绳振动铃声的程序。击掌也有先二后一的规矩，这种类似八路接头的做法，大约可以避免神误会你的自言自语也是某种祈祷吧。]然后，离开神社殿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这就是在神社院子里小摊贩上购买珍品玩物，看相扑、祓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除了少数献身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在日本绝不会使人感到严峻。日本人还喜欢长途跋涉地朝山拜庙，把它看作愉快的假日节目。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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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12）

总之，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应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征，正如对平等与自由的信赖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样。[萨评：在二战中，日本人的一个典型的形象就是军服挎刀 – 当时日本人普遍个头不高，却喜欢挎很长的军刀，而这个冷兵器时代的玩意儿在实战中能有多少作用很令人怀疑。这种矛盾的形象不免让西方人感到困惑。今天的日本，则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有趣现象 – 日本人特别喜欢穿制服，无论铁路员工还是警察，穿着制服都有双眼发亮的自信。个人理解，无论军服还是制服，都清楚地标示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宣布他们是这个体制中的一环，这让日本人感到安全而且自豪。至于军刀，因为普通士兵无权佩带更是说明了自己在这个体制中等级还比较高，无疑让挎刀的日本人趾高气扬。]

　　但是，当日本人要把这种“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就遭到惩罚了。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培育了那种思想。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是等级制能够容忍的野心。但是，这个制度绝对不该输出。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的国家看来，实在是狂妄之极，甚至连狂妄这个词都难以表达其令人愤慨之处。而日军官兵到了各个占领国，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毕竟是整个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等级制，即使对低层的人来讲，不是也很理想吗？日本军部曾经拍过好几部描写中国人热爱日本的影片，其中痛苦绝望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萨评：这指的是日军羽翼下的“满铁映画”，“中华电影公司”所拍摄的若干影片，如《万古流芳》等。实际上，即便在日本占领区，这些影片也让中国人感到惊讶，觉得影片中女主角的思维无法理解 – 至少，作为中国人无法理解。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惊讶对了。这些影片的女主角，虽然用的是中国名字，实际上却是日本人。这位满铁映画的著名女演员“李香兰”，真实的名字是山口淑子，是一个生长在中国的日本人。这一点，直到日本战败，“李香兰”因汉奸罪收审才得以为外界知晓，本尼迪克特谢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一无所知。作为希望中日友好的人士，山口淑子本人后来对曾经拍摄这样的影片非常后悔，她曾经说过：“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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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淑子 -- 李香兰，以善于模仿周璇的歌和演技著称

用纳粹干脆利落的征服论比较一下，会发现日本人至少保留着“我是来帮助你” 这种思想。但日本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位”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日本的作家们把这种伦理体系视为当然，因此也就不加论述。我们要了解日本人，就应该对这个体系追本溯源。

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啊，而且都那么年轻。

这个需要对事物的快速反映和适应能力.

需要扁平的社会结构,和一堆不安分的人.

这些中国都有,

所以,中国的科技或社会变革必然是和美国是同质的.

纯属犯贱.但日本可能认为这是有秩序的表现.

花。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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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义理最难堪” 第一节 负恩于历史和社会（1）

在英语世界，我们常常说要成为“历史的承继者”。两次大战和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我们的自信，以目前的成就来“承继历史”，似乎不太够资格。[萨评：这段话作为东方人初看不太好理解，其实本尼迪克特想说的是，美国以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主流而自居。换句话说，认为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代表了“普世真理”，这和今天西方社会的思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本尼清醒地提出了一个反省 – 普世真理并不是美国人天然的情人。其实，每次美国历史出现挫折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反思，无论是大经济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还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信心的重建，都使美国人认识到，自己之前自豪的“普世真理”，其实并不完善。每次这种反思，都让美国对自己的信仰进行修正，并且将其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然而，每次美国在世界春风得意的时候，又往往眼睛长到顶门上，忘掉这种反思的必要，于是，一战后出现孤立主义，二战后出兵越南，苏联解体后出现新保守主义，实际使美国的利益受到损伤，也使D单独强调“普世真理”的做法显得幼稚而受到怀疑，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些糟糕记录也没有增加我们对历史的负罪感。东方人则翻开了硬币的另一面：他们天然是历史的负恩者[萨评：这里本尼迪克特想说的并非东方人都忘恩负义，而是强调东方道德中对于国家，家庭的责任，比西方要高。其实西方哲学中，也很想唤起西方人这种责任感，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原罪”的概念，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需要不断的赎罪。这比东方人认为自己一生下来就欠父母的恩情要极端得多。有趣的是，因为基督教布道的时候，原罪往往是最先提到的概念之一，他们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传教就遇到了大麻烦。首先信这个教自己就成了“罪人”，中国人觉得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其次，这个原罪追究起来，在于亚当夏娃敢于识羞耻和繁衍后代，换句话说犯罪的人是父母。我自己是罪人也就罢了，还要辱及先人。对中国这样强调孝道的国家来说，完全是不可接受的概念。]东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针对祖先。那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也欠眼前的，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受惠良多。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意志时常会有报恩的感觉。这是基本的出发点。西方人极端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尽管社会对他们以很好的照顾、教育、幸福生活，包括他们的降临人世。[萨评：这就是培根“人是人自己的上帝”概念的体现，在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国家，政府都是服务于人，而不是管理人的机构，因此有天赋人权的概念。东方则不一样，中国古代的地方官称为“牧”，意思是象牧羊人一样管理治下的百姓，和老百姓是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东方，不仅仅是日本，的老百姓为何会接受这样的等级制度呢？盖儒家思想中，认为国家就是家庭的扩大，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东方社会的基本构成是家庭，而家庭中成员要按照孝道天然服从于长辈，那么既然国家是家庭的扩大，这种服从延伸下来，就是百姓因此必须服从于国家了。与西方不同，这是东方的“天赋国权”概念。]，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日本人会觉得我们有点虚伪。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话。他们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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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教堂 基督教会和契约精神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

　　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十分明显，看似简单，但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却很复杂。如果不能对这一层深刻理解，那就无法搞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在战争中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无法理解日本人看似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背负深恩很容易使人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总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的责任。[萨评:这个。。。这个。。。恐怕是本尼迪克特女士自己的理解了。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的确有“易怒”的性格。不过这个性格并不是说他们经常会发脾气，而是说他们上一秒钟可能笑容可掬，下一秒钟就会怒火万丈。实际上这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独特的隐晦性所决定的。在决裂的前一秒钟，日本人都被要求保持喜怒不形于色的风度，所以，虽然看上去笑容可掬，实际上他的愤怒和不满可能已经积蓄得如同暴雨前的乌云，这种积蓄一旦到达一个临界点，日本人就会突然爆发。这让习惯于将感情流于表面的西方人自然很不适应，和是不是“背负深恩”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和日本有很多词来表达“义务”的概念。这些词不是同义词，其特殊含义也不能翻译成英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类似的概念。日文中有个字表示一个人背负的债务或者人情，从最大到最小，应该都翻译成“恩”。这个词要是严格译成英文单词，就得把英文中的“义务”、“忠诚”、“关切”、“爱”统统连缀到一起，构成一个字。而且这个怪字也还是歪曲了原意。“恩”这个词包含着无数微妙的意思，其中最明确的，就是承担的债务、重负。一个人接受长辈、上级的恩，同时就接过了一种不愉快的自卑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意思就是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个债主，不管是什么债，都叫作“恩人”。[萨评：之所以这个概念弄得作者晕头转向，是因为它骨子里带出了东方西方社会的本质区别，作为一个西方人，作者理解起来很不容易。西方社会是一个强调契约精神的社会，重视的是公平，所以，本尼迪克特在这里对于“恩”的讨论集中在账目的平衡，不过，东方这种账目往往是不平衡的，所以作者觉得费解。比如父母没有尽哺育子女的义务，子女却依然义无反顾地照顾父母，明显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可是却为东方社会视作正常。东方传统社会的基础不是契约，而是理学，重视的是感情。所以，同样受到别人的帮助，西方人欠的是债，东方人欠的是情。从这个角度说，东方人的契约，也公平得很]

　　“记恩”，是率真和忠诚的表示。日本小学二年级课本有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恩情”，就是这个意思。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在那个人家里像孩子一样得宠。它被养得又肥又壮。主人每天上班时，它总跟着他跑到车站，主人傍晚下班的时候，它又去车站迎接。

　　不久主人去世了。哈齐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它每天都在寻找主人。一到傍晚它就跑到车站，电车来的时候它凝视着人群，看里面有没有它的主人。

　　岁月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车站上仍然有那条衰老的哈齐，每天都在人群中搜索它的主人。[萨评：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在意大利，哈齐的主人是一个铁路工人。我们可能会奇怪作者怎么会选了一个意大利的故事来铨叙日本的哲学，日本的教科书中肯定有更深刻的例子。其实这很正常，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女性对狗的感情之深厚几到我们认为失去理智的程度。如果做一个受欢迎率的调查，大多数美国总统恐怕都不是自家宠物狗的对手。本尼迪克特虽然是作家，也是美国人，是美国女性，看到这样一则关于狗的感人故事，不脑筋短路才叫奇怪。如果哈齐是一头驴那恐怕就没有机会被写进本书了。]

　　这个短故事的含义是：爱的别名是忠诚。一个孝顺母亲的儿子可以说他不忘母恩，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怀有哈齐一般的赤诚。“恩”这个词不单纯指他对母亲的爱，还指他对母亲亏欠的一切记忆。这包括襁褓时母亲的哺育照顾，孩子时母亲的牺牲以及成年以后母亲所做的一切。“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它确实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萨评：还是那句话，美国人考虑的是欠下的债务，而东方人此时考虑的是欠下的情谊]。我们美国人则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是可以自由给予的。

　　当日本人提到“皇恩”时，它的意思就是无限忠诚。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都应该无限感激。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活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顺心，整个状态都与天皇的恩情有关。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而这一观念是自古就有、牢不可破的。这个人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主、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变成了天皇。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谁成了最高上级，而是几百年来“不忘恩情”的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性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让这种感情集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每增加一分，就会同时增加对天皇的感恩。战争时期，发给前线士兵的每一支烟，每一口酒都在强调那是在领受皇恩。他们说，神风飞机的自杀攻击就是报答皇恩。为守卫某些太平洋岛屿而全部“玉碎”也是如此。[这种“恩”并不受到条文的约束，而是道德的准则。也就是说，一件事做不做，应该看道义上是否该去做，而不看是否有契约的约束。而道义本身，又对上位者颇为有利。如果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其中一个国家的商人却正好在这之前和对方签了个合同卖粮食给敌国，那么，西方的商人只要自己政府不禁止，去履行合同可以为大家理解，东方的商人去履行合同就会被视为卖国贼 – 这不是东方认为契约不应该遵守，而是认为国家利益是大义，遵守合同是小义，小义应该服从于大义。在日本人看来，报效天皇，就是最大的道义，所以，当天皇的战争需要他们去屠杀无辜，去做出种种与人类准则不相符合的事情时，他们就毫无犹豫地去作，因为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只是满足小的道义，却违背了大的道义。正义，多少罪恶假你之手而行。]

　　人们接受了父母之恩，天高海阔难以报答，这正是让父母支配子女的东方著名的孝道的源头。因为子女对生他养他的父母欠了巨债，必须努力偿还；他竭力服从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像德国那样，父母迫使子女服从。日本看待孝道十分现实。有这么一句老话：“养儿方知父母恩。”[萨评：这个，好像是中国的谚语阿。本尼要分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谚语，只怕和让我们区分英国人与美国人的小说一样艰难，可怜的外国人]人都有一个离开父母就过不得的幼年，必须由父母供给衣食住行，才能长大成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日本人深感美国人不在乎这一点。他们对自己子女的悉心照料也是对父母之恩的一种回报。对孩子的义务也从属于“父母之恩”。

　　日本对老师、主人也负有特殊之恩，因为他们都是帮助自己成长起来的人。这些人对自己有恩，将来出现困难的时候自己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身后的亲属予以特殊照顾。人们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些义务，而且这些恩情不随时间流逝而减轻，甚至时间越久，负疚越重，好像在记忆中产生了一种恩情的利息。受一个人的恩，乃是一桩大事，经常觉得“恩情的力量” 会超过受恩者的个人意愿。[萨评：儒家一度崇尚高尚的道德乃至苛刻，让正常人无法遵守。而道德一旦成为窠臼，就会畸形，纪晓岚记录过一则笔记，说某官员对某夫妇有大恩却不图报，有一天出门恰好投宿在那夫妇家里。这夫妇俩人惊喜而又不安，于是商议怎样报答官员。在美食，陪寝等几个方案都因为感觉报恩的程度不够而被否决后，那家的男人无奈地说：“那，只好杀了他吧。” – 看吧，一个在道德压力下崩溃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