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水门事件（一） -- 梦秋

水门事件（十五）

白宫对艾尔斯伯格将“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一直记恨在心。他们随后的反击相当狠辣。联邦调查局首先对艾尔斯伯格进行了调查。但是，除了找到艾尔斯伯格曾经连续两年前往一位名叫路易斯.菲尔丁的精神病医生那儿就诊之外，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迫害他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要求菲尔丁医生交出艾尔斯伯格的就诊记录，遭到拒绝。这时候，“管道工”开始出手。1971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利迪（水门事件直接涉案人）的带领下，三个“管道工”潜入菲尔丁在加州贝弗利山庄的办公室，企图窃取艾尔斯伯格的病历。

“管道工”历次破门入室的记录都乏善可陈，不知道这是不是和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还是运气实在太差有关。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对艾尔斯伯格的迫害是双重的。1971年6月底，米切尔的司法部以12项间谍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判处115年监禁。对于此案的审理，直到1973年5月，米切尔深陷水门案中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才最后被撤消。艾尔斯伯格承受了两年的法律压力。

通过司法程序迫害艾尔斯伯格是明的，还有暗的一手，那就是肉体伤害。1972年5月3日，在华盛顿的一次公共集会上，艾尔斯伯格被12个古巴裔美国人殴打。这次行动是总统特别助理科尔松出的主意，目的是使艾尔斯伯格“丧失行动能力”（incapacitate）。总统心腹干将居然能想出这等不入流的歪招，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水门案发，艾尔斯伯格会一直遭到骚扰和迫害，难有出头之日。

《纽约时报》看似赢得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胜利，但是“管道工”们将这份报纸盯得更紧了。率先报导“五角大楼文件”的两位记者被窃听。另外一名著名的《纽约时报》记者，素有“扒粪之王”美誉的杰克.安德森则几乎有生命之虞。

说来安德森与尼克松之间的关系还颇为微妙。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尼克松手下有人被一位富商收买，间接导致尼克松选举失败。这件事情被安德森捅了出来，给多疑的尼克松投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管道工”的成立与此多少有些联系。

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出于冷战立场，尼克松表面上宣布中立，暗地里支持巴基斯坦。这等国家大事却让安德森从中插了一手。他弄到了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秘密文件。几番报导下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表态，从原来的亲巴基斯坦立场转向维持中立。

安德森的所作所为让历届总统都很头痛（此人的故事可以蒸好大包子，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道来）。“管道工”的重要执行人亨特和利迪揣摩透了总统的难处，一度提出了暗杀安德森的计划。幸好白宫还没有疯狂到那个地步。暗杀计划最后被放弃了，对他的监听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1975年9月21日，这个流产的暗杀计划被媒体曝光——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作者是鲍勃.伍德沃德。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传奇故事。

“五角大楼文件”案未了，针对越南战争的走向，《纽约时报》又和总统对着干起来。

1972年5月，水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尼克松政府决定加紧对北越的经济封锁。具体措施之一是在北越的重要港口海防安放水雷以封锁港口。海防布雷事件遭到了来自全美国的置疑，《纽约时报》自然在这一片反对声浪中独占鳌头。“管道工”们无以应对，干脆花钱在《纽约时报》上专门发表对立观点的版面（OP-ED版）发布了一个民意调查广告。广告的标题极富煽动性：

“《纽约时报》与人民作对”（The People vs. the New York Times）。

副标题是：“你相信谁？《纽约时报》还是美国人民？”

民意调查广告里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有5，157人支持海防布雷政策，反对者人数是1，158。

这个广告之下的真相是，“管道工”之一的麦科德（现场抓获的水门“窃贼”之一）派人在报刊亭买回了至少4，000份刊登有民意调查表的报纸，然后发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填写调查表并邮寄到民意调查机构。假如没有这多余的4，000份报纸，民意调查的结果最好也不过是反对1，158票，支持1，157票，一票之差。

除此之外，“管道工”还指派人手，给白宫发来一系列支持海防布雷政策的电报，活生生地导演了一场文革效忠信的海外版

这种幼稚的举动根本不能动摇《纽约时报》的声望。反而是“管道工”们在刊登广告的时候有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更不用说他们在下面做的一系列小动作。这种刊登虚假广告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有关法律，给水门案件的调查留下了话柄。

“管道工”所做的这一切，在水门案件接受法庭审理之前，只有少数人知情。在他们的所作所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整个美国受到的震动是可想而知。有人说，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en Generation），想必和这些政治风云的现身教育有关。

还有一件小逸事可以说说，以娱大众。

艾尔斯伯格本来是个支持越南战争的铁杆鹰派。但是被美国军事智囊兰德公司招募去研究越南战争，并参与完成“五角大楼文件”的编写之后，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转变，成为了坚定的反战分子。他决定冒险公开“五角大楼”文件之前，他找到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麦克戈文，请求他在国会里散发相关文件。没想到这位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担心自己的竞选受到负面影响，不愿意帮忙，只是提出了建议，让艾尔斯伯格找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由新闻界出面来捅这个马蜂窝。

艾尔斯伯格首先找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邮报》的总编拒绝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后来他们一定为这个决定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艾尔斯伯格转而找到了《纽约时报》。1972年普立策新闻奖算是花落纽约了。《邮报》后来虽然也转载了“五角大楼文件”，并在与司法部的官司当中受到了与《纽约时报》同等待遇，但是它毕竟失去了新闻报导当中最重要的时效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年后，水门案发时《华盛顿邮报》总编全力支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并给他们施加巨大压力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努力和期望都没有落空。

两位记者不但把水门事件大白于天下，连一年前的旧帐都算得清清楚楚。

水门事件（十六）

1973年1月10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对水门案正式进行开庭审理。开庭之际距离水门案发已经有近七个月，水门案也由一宗普通的破门入室案变成了几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从开庭之前的局面来看，虽然白宫和总统方面处于守势，但是还真守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

不过，从开庭的这一天开始，白宫开始慢慢扛不住了。

在整个12月份，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只发过一份勉强算是有份量的报导，谈到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曾经在私下与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的白宫工作人员接触并核对他们交代给联邦调查局的证词。这个报导部分证实了伯恩斯坦那位代号“Z”的消息来源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从了解到的有限信息里，并没有发现迪恩要求他人作伪证并掩盖真相的证据。这样的新闻报导，也只能是给白宫挠挠痒痒而已。

开庭前，伯恩斯坦听说，被起诉的七名嫌疑人当中有五人有可能认罪——但是其中四个人的认罪原因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亨特认罪，他们就认罪。这个逻辑很奇怪。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是个法官与嫌疑人互动的过程，双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用认罪来换取相对宽松的刑期。但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应该由各自的律师操控。换言之，亨特的决定与另外四人的决定根本无关。

果然，在嫌疑人进行法庭陈述的时候，亨特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态度，承认了司法部的全部指控。另外的四个人（全部是来自迈阿密的古巴裔美国人，包括巴克）也有样学样，在法庭上认罪服输。

这四人的律师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客户在未与自己协商的情况下就认罪。这样的行为简直是砸了律师的招牌。他当庭指责亨特破坏律师与他的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转过头来，四个被告炒了这位律师的鱿鱼，换上个听话的老实头。

亨特对他认罪的做法做出了解释。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案件审理久拖不决，因为他想和他的四个孩子团聚在一起。可怜的孩子刚刚在一个月前失去了他们的妈妈。

亨特说得不错。他的妻子多萝茜.亨特在12月的一次飞机失事当中罹难。在场的人对亨特非常同情。但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飞机失事的时候，多萝茜的手提包里有10，000美元现金。这意味着什么呢？

利迪和麦科德仍旧不承认自己有罪。

作为负责此案的法官，西里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但让他感到更加奇怪的，则是司法部检察官兼本案的公诉人西尔伯特的表现。西尔伯特在进行控方陈述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整个水门案件中最敏感的秘密资金问题。控方的观点是，利迪和亨特拿到的秘密资金本来是用于开展合法的情报活动，但是这两人却拿来从事非法活动——而他们的这些活动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没有得到任何上级的指示。对于高层可能被卷入水门案件的说法，尽管媒体已经吵得沸沸扬扬，西尔伯特却根本没有提及，甚至连暗示都没有。

控方这么说话，已经是角色倒置，把自己变成了辩方。公诉人帮被告说话，简直是千古奇闻，西里卡对此要是感到满意才怪。

第一轮庭审结束的时候正好是星期五的下午，四个认罪的古巴裔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在法庭外叫了一辆的士，准备飞回迈阿密度周末。伯恩斯坦再次表现出了拼命三郎的记者本色，在的士车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的时候，飞身蹿进了车里。可怜的的士就这么扛着六个人到了机场。

追到了机场，一不做二不休的伯恩斯坦当场买了一张机票跟着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一块飞了一次迈阿密。死缠烂打之下，伯恩斯坦有了新的收获。

据他的了解，在开庭前的一周里，亨特来到迈阿密与四个嫌疑人见了面。他要求这四个古巴人在庭审的时候承认有罪，并不得将高于他本人和利迪的任何政府人员牵扯进案件调查当中。作为回报，他们最多只用坐几个月的牢，其间他们的家庭将得到经济补偿。这四人当年在肯尼迪总统导演的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直接接受亨特的领导，对亨特仍然言听计从，这就是法庭上为什么有那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可惜这条消息不单单属于《华盛顿邮报》。1月14日，《纽约时报》率先登出这条消息，明确指出认罪的四个古巴裔美国人到眼下还有人给他们付工资。抢到这条新闻的是《纽约时报》著名记者之一的西摩.赫什——就是此人在1969年揭开了美军在越南美莱村残杀500多无辜平民的真相。

1月15日，《时代》周刊更加明确地报导，有人向这四个嫌疑人保证，在他们蹲大牢期间，每个月会得到1，000美元的收入。等到获释之后，还有额外打赏。

《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扒粪之王”杰克.安德森此刻也出手。他在专栏里写到，付给四个嫌疑人的这笔封口费已经由亨特通过现金形式转交给了四人之一的巴克。还记得亨特夫人在飞机失事时携带的10，000美元现金吗？这笔钱就是封口费的一部分。

多萝西，你死得好冤！亨特一定常常在心里这样喃喃自语。

资金问题显然提醒了西里卡，在公诉人的陈诉中没有提到资金来源的问题。西里卡亲自向四位被告询问：你们破门入室的工资究竟是谁支付的？

四人当中的一个厚着脸皮说：“钱是放在一个空白信封中交给我的。”

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西里卡盘问了他们整整一个多小时，但是四个人的回答一致得难以置信。最让人恼火的回答来自巴克。当西里卡问他，他的账户上114，000美元究竟是谁汇给他的时候，这位前古巴巴蒂斯塔政府的秘密警察竟然说不知道这笔钱来自何方。

“我不觉得这事有啥奇怪的。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回答西里卡的进一步置疑时，巴克厚颜无耻地回答道。

“我们不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他又补充说。

在冗长的问答当中，在一旁闲着没事的利迪干脆在法庭上睡着了。

庭审有变成闹剧的倾向。

庭审总共进行了16天，共有60人出庭作证。但是公诉人西尔伯特对证人的提问只要涉及到秘密资金或者高层人士就如同蜻蜓点水一般一带而过。例如，斯隆出庭的时候，西尔伯特只问了他是否给过利迪199，000美元现金，根本不去问他，究竟是谁让他把这笔钱交给利迪。

西里卡听到这个问题，按捺不住，亲自追问斯隆这笔钱的来历。他一口气向斯隆提出了42个相关问题。斯隆回答说，因为担心这笔钱的去向问题，他向他的上司施坦斯询问过。后者告诉他，动用这笔钱得到米切尔的允许。

米切尔是这次庭审当中唯一被牵涉入案的高层人物。

西里卡对这样的回答非常不满。在庭审结束的时候，他对西尔伯特说：“我感到很不满意……我对所有相关的可能有效的证据都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所有提交到大陪审团的可能有效的证据。”

西里卡很明显地怀疑西尔伯特在指控被告方面没有尽全力。

利迪和麦科德被判有罪。几天之后，他们每人交纳了100，000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下一阶段的庭审将在3月23日开庭。

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的独特之处，是总统拥有近乎无限的行政权力，但是总统却无权控制法院。西里卡法官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这是他为什么敢深究水门案件的原因。而作为公诉方的司法部完全就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且不说米切尔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现任的司法部长克莱迪恩斯特也是总统的人，这就难怪西尔伯特在提出公诉的时候有所保留。

另外一个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的国家机构是国会。如果国会多数席位掌握在总统的党派手中，总统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就如同前些年的小布什总统，想要多少经费就要多少经费，想打谁就打谁，国会总是给他开绿灯。

作为政治家，尼克松一定对小布什这个毫无远见的德州牛仔羡慕得要死。原因无他，尼克松时代的国会一直控制在民主党人手里。第一轮庭审结束之后，国会要给他这个刚刚连任的总统念紧箍咒了。

水门事件（十七）

水门案发以来，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一直没有直接针对总统在水门案件和随后曝光的政治间谍案当中的角色提出置疑。国会处于无所作为之中。直到10月中旬，政治间谍案已经被几家报纸揭露出来之后，参议院的政府作风小组才开始针对案件开始调查。谁都知道，纪检委的工作多少有点轻描淡写，政府作风小组也不能免俗。何况这个所谓的政府工作小组的调查既没有工作日程表，也没有财政拨款。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国会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总统大选年也是国会改选年。整个众议院以及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需要改选。议员们要保住自己的议席，必须回到自己的选区里拉票。自己都忙得火烧眉毛的情况下，尼克松是否连任很少能够给这些竞选的议员们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大家也都处于观望之中。

尼克松连任之后，政治利益集团之间开始了新一轮互动。对尼克松总统的权力制约，国会内部政治势力的再分配，等等因素叠加，引发了总统和国会关系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水门事件成为各种势力再分配的绝佳契机。

1973年2月7日，在经过两天的讨论后，参议院以77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第60号议案，决定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对1972年总统竞选进行调查。这一次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有了500，000美元的拨款，获得了传唤有关人员作证的权力，也有了明确的工作时间表。第60号议案要求整个委员会最后提交调查报告的时间“不得迟于1974年2月28日”。委员会将在为期3个月的准备工作结束后正式开始听证。为了显示整个调查的公正和客观，7人委员会中有3人是共和党参议员，4人是民主党参议员。原来的政府作风小组的工作全盘移交给新成立的委员会。

为什么说这个委员会是政治集团利益分配的表现？原因在“纪检委”——政府作风小组那儿。

小组的负责人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尼克松对肯尼迪家庭始终怀有某种畏惧之心，不然他也不会让“管道工”去调查肯尼迪家族。对肯尼迪家族怀有畏惧感的政治家还不仅限于共和党，民主党内部也有人担心。担心啥？和尼克松一个样，担心爱德华.肯尼迪利用调查尼克松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从而为自己未来竞选总统赢得资本。

决不能够让水门事件给自己造出又一个强劲的政治对手，这成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于是，根据第60号议案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主席人选就落在76岁的，以清廉、正直著称的民主党参议员山姆.艾尔文身上。至少，从年龄上来看，艾尔文不会有野心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只要勤勤恳恳工作，揭开水门的老底，他老先生还是乐于青史留名的。

同理，剩下的6个委员会成员全都是相对低调的参议员。这个委员会被称为艾尔文委员会。

但是共和党不甘心民主党如此毫无顾忌地调查一个共和党总统，在参议院表决的时候，先后对第60号议案提出多项修正案，其中一项修正案要求艾尔文委员会同时调查1968年和1964年的总统竞选当中存在的舞弊行为。这些修正案在表决的时候被占多数的民主党议员们全部否决了。

77票赞成，0票反对的法案，只说明共和党认输而已。

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还在讨论和组建当中，媒体对水门事件的报导又上升了一个高度。《华盛顿邮报》2月10日的报导重炒旧饭，把亨特和利迪曾经调查过肯尼迪家庭的事迹又曝光了一次。

竞争在几家大媒体之间迅速展开。“管道工”这个尼克松手下组织的秘密间谍组织被层层揭露。管道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曝光。不过，此时这些小角色的曝光已经无关大局。公众们的注意力都投向了3月23日法院对涉案人的宣判。

2月26日，《时代》周刊详细报导了尼克松要求联邦调查局秘密监视、窃听记者、白宫和政府人员的记录。尼克松的这个要求可以追溯到1969年。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还是老胡佛。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没有拒绝总统的要求。他只是提了一个条件：所有的监视窃听必须得到时任司法部长的米切尔的书面批准。到了1971年，尼克松在国会的压力下逼胡佛退休的时候，米切尔的这些书面批准就成了胡佛讹诈尼克松的重要材料。胡佛理所当然地继续留任了下去，虽然留任时间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是帕特里刻.格雷

1973年2月28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要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国会的议员们将通过听证会审查格雷的表现，以便决定是否通过尼克松总统对格雷的提名，让他担任正式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尼克松此时扶正格雷是一个严重的战术性的错误。总统提名的联邦政府主要官员要经过国会听证许可。身为代局长的格雷不可能不了解水门事件的详细调查情况，而国会对愈演愈烈的水门丑闻不可能置之不理。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实在低估了国会的反应，结果使自己提前一个月暴露在国会的火力之下。

尼克松提名格雷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很难说他是否怀有将格雷收为心腹的企图。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格雷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无疑辜负了他的期望。在回答议员们的提问时，还没有被问及任何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格雷就主动说出了一个事实：他本人曾经将有关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原始资料交给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在传递材料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循联邦调查局和白宫之间特有的文件传递方式，而是私下办理。

格雷的证词几乎把天捅了个窟窿。因为老胡佛在世的时候决不允许任何人局外人，包括总统在内，去阅读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文件。格雷的做法让参议员们感到非常震怒，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本就不该让白宫人员参与其中，更不论说要和白宫情报共享。泄露原始资料一事，只能说明白宫企图干涉水门事件的调查。

格雷的这种说法，算把自己的前程给毁掉了。也为水门事件的调查打开了缺口。在参议院旁听的伍德沃德意识到，格雷的听证会很快就要变成迪恩的听证会。参议员们都想弄清楚，迪恩为什么要从格雷处索取水门事件的原始材料，他这么做究竟是要代表总统彻查水门事件，还是要协助总统掩盖水门事件？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迪恩的目的恐怕还是倾向于后者。

3月2日，尼克松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阻止迪恩在格雷的听证会上作证。迪恩的听证会暂时没有发生的可能。

但是这一切无法阻止事态向不利于总统的一面演化。

3月6日，格雷按照参议员们的要求公布了一批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在1971年的一次私人谈话记录。这次谈话里面，卡姆巴齐承认了总统秘书查平雇佣塞格里蒂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一事，同时也承认自己给塞格里蒂等人支付工资。

有了这份文件，官方第一次承认了“管道工“组织的存在。

3月22日，格雷又一次给迪恩亮相。1972年6月22日，水门案发第五天，在联邦调查局询问迪恩是否知道亨特在白宫有一间办公室时，迪恩“可能”撒谎说不知道。（水门案发时，亨特已经离开白宫，他在白宫不再有办公室。）

第二天，华盛顿特区法院对七名水门被告进行宣判。

在说到宣判结果前，还要把过去一个月法官西里卡的作为略略提一下。西里卡是个共和党人，保守派。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使用某些合法的策略，特别是公诉方没有尽全力起诉被告，而被告身上又有千丝万缕的政治关系的时候。简单地说，西里卡对待被告使用了中国人民警察常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随后，法官大人非常美国化地重申：我，“最大值约翰”，决不是浪得虚名！这种策略有着巨大的威慑力，其效果立竿见影。

1973年3月19日是西里卡法官69岁生日。这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水门案件被告麦科德的信。法官读完这封信，很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一件生日礼物，它将把这个案子兜底翻开。”

3月23日，西里卡在法庭上公布了此信全文。

水门事件（十八）

麦科德招了。

这个“有着岩石般坚硬”的性格的人是第一个违背总统及其部属意志，选择与法庭合作的人。他的背叛带来了连锁效应，成为水门事件从内部崩溃的第一个缺口。

在写给西里卡的这封信中，麦科德承认，有人在审判当中向被告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沉默；有人在出庭作证的时候提供伪证。但是，麦科德在信中卖了个关子，没有透露是谁作了伪证，谁向被告们施加了压力。

即使这封信尽量避免谈及具体的当事人的名字，它产生的效应也足够把整个法庭，乃至整个华盛顿政坛捣得天翻地覆。麦科德要求在法庭宣判之后与西里卡安排一次会面。会面的原因是他“已经不能在会谈当中相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能再相信政府的代表，不能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时候相信司法部选派的检察官。”

任何一个对谎言和欺骗知之不多的人，突然发现政府部门在营造一场巨大的骗局时，他的反映只有惊愕。这就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反应。我们尽可以嘲笑美国人的天真。但是，一个因为谎言泛滥已经产生了免疫力的社会是不是会更加让人觉得悲哀？

3月24日，在西里卡的安排下，麦科德与艾尔文的参议院水门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戴什会面。3月25日，戴什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开宣称，麦科德向他提供了那些作伪证并向被告人施加压力的人员名单。

戴什偏偏就是不向新闻界公布这份名单。在现场的伯恩斯坦大惑不解。当天晚上，为了能够套出这份名单，他打了不下四十个电话。他一无所获。

3月26日，《洛杉矶时报》抢到了头条新闻。麦科德告诉戴什，“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马格鲁德和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不但参与了管道工计划，而且策划在水门案发后掩盖整个管道工计划。

原来如此。尼克松任命的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彻查”白宫人员是否卷入水门案的特别助理迪恩，竟然专门策划如何掩盖白宫与水门案的瓜葛。

《洛杉矶时报》又是怎样知道这一切的？这里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国记者的敬业精神。《洛杉矶时报》记者杰克逊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和麦科德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残疾女儿，都受到同一个慈善团体的照顾。可怜天下父母心，麦科德还能不向他交底吗？

马格鲁德也属于被《华盛顿邮报》揭发出来的死老虎。但是迪恩可是条新出水的大鱼。于是四面八方的责难、怀疑、非议就全部冲着他来了。

这当儿迪恩在干啥？

他在总统的度假村戴维营里写作业——总统交给他的作业，要他写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无非是，迪恩从格雷处获得的联邦调查局原始文件仅仅用来进行白宫内部调查——经过详细而认真的调查，白宫里并无人与水门案件有牵连。

事情不都给捅出来了么？米切尔，马格鲁德……他们都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人，跟白宫无关。他们有问题，司法部尽可以去调查他们，不要再找白宫的麻烦。

迪恩对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充满了深深的怀疑。整个水门事件到了如今已经像锅开了的沸水，捂盖子已经捂不住了。在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亨特和利迪那样的死硬派挡住了法庭的追查了吗？现在米切尔和马格鲁德也自身难保了。要是哪一天来个警察，递给自己一张传票，然后说道：“迪恩先生，你因为涉嫌在法庭上作伪证已经被大陪审团起诉……”这个时候究竟自己会像利迪那样死硬到底，还是像麦科德那样交代实情以保全自己？死硬到底的话，“最大值约翰”倒是可以成全这一切。

利迪跳下去了，米切尔也即将跳下去——不，应该说，即将被尼克松推下去了。迪恩本来也接到了国会的请求，要求他到格雷的听证会上作证，要不是尼克松动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他难逃一劫。难道尼克松会再次动用特权阻止他到法院去作证吗？尼克松为了自己的宝座，会把更多的人推下水，然后会用钱堵住他们的嘴。可是能堵得住吗？这些平素身居高位的人，在面对铁窗生涯的时候，能够心甘情愿吗？

尼克松的封口费实际上已经开始失效，迪恩对此事很清楚。3月19日，格雷还在国会听证会上抖包袱的时候，水门案件的被告人亨特给白宫找了个大麻烦。这个前中央情报局特工向迪恩提出132，000美元的封口费，并要求总统在年底之前动用行政特权特赦他出狱，否则他就会在23日的宣判日把一切连兜到底都拿出来。

白宫被流氓讹诈了。这事搁到眼前，谁都知道“封口费”就是个没完没了的天文数字，一辈子都付不清。可是白宫眼下先得把流氓稳住再说，以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于是，在3月21日晚间，亨特索取的那部分封口费的一半就以现金形式出现在他的律师的信箱里。

从《纽约时报》1月14日揭发有人蓄意隐瞒水门事件真相，妨碍司法调查开始，白宫精心构筑的防火墙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解体。先有格雷在国会上作证，接着麦科德向法院坦白。如果说麦科德的坦白是给白宫掩盖水门事件的企图的致命一击，那么这个堡垒就只差最后崩溃了。

迪恩决定反戈一击，为了保全自己，他要引爆白宫这个堡垒。因此，他决定不再按照总统的要求写一份自欺欺人的调查报告，而是给自己找了个律师，并开始与法院接触。

他作出这个决定的这几天，正是《洛杉矶时报》公布麦科德名单前后。就算他不去找法院，法院也会找上门来。这回请他去作证的可不是没有司法审判权的国会，而是可以让他蹲大牢的法院。迪恩对此心中是有数的。

3月底，迪恩从戴维营回到华盛顿。他没有完成尼克松的作业，也没有打算完成作业。他回到华盛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他准备在大陪审团作证。此后，他找到了一位律师。律师听取了他的情况之后，没敢作出正面回应，而是建议他立刻去找负责起诉事务的司法部检察官，也就是西尔伯特和他的两位副手。

4月8日，迪恩开始向检察官们交代他在水门案件中的作用——也不是没有保留，他在一开始并没有向检察官们说出总统在其中的角色。迪恩最初的想法是，如果他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水门事件的详情，检察官们可能放他一马。他有可能免予司法起诉，将会以证人而不是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迪恩的算盘倒是拨的哗哗响。他在一开始只是告诉检察官们他在霍尔德曼的授意下参与销毁水门事件的档案材料和用封口费换取7位直接涉案者的沉默。检察官们却被他所交代的证词给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从前光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今却突然掉下来了一只大象，光是司法部的检察官们已经招架不住，于是他们一路上报到司法部长克莱迪恩斯特处。

这回轮到克莱迪恩斯特给自己找律师了。在水门丑闻中，他至少是个知情者。

迪恩的倒戈举动拖出一大批和水门有关的政府官员。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的所有努力如今像雪崩似地垮掉了。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迪恩是所有掩盖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主要的实施者，这就好像是一个公司里的CEO和COO，如果此人向税务局坦白了整个公司的偷税行为，公司的董事长和他的虾兵蟹将们是断断脱不了干系的。

但是司法部人员也明确地告诉了迪恩，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必须以被告身份上法庭。“最大值约翰”已经保证，只要与法庭合作就可以获得相对比较轻的刑期。言下之意，迪恩需要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迪恩照办了。

我们的故事又得从1972年的6月17日前后开始说起。

水门事件（十九）

水门“窃贼”们两度破门进入位于水门饭店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第一次破门而入是在1972年5月30日，第二次是在6月17日。这在本文一开始就说过。

很多年后，有人对管道工们一而再地闯进民主党总部感到很不理解。个个都知道打一枪要换个地方，这是作坏蛋的基本原则。怎么这些前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们的脑袋就不知道拐弯？1991年，有一本水门研究的专著认为，出主意闯关的是约翰.迪恩，因为他急于获得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某位秘书手里的秘密材料——据说，这份材料可能牵涉到当时迪恩的女友（后来的迪恩夫人）参与的一次应召行为。

这本书的作者接下来被迪恩夫妇以毁谤罪告上法庭，赔了好大一笔钱。这种说法显然属于无稽之谈，在此作为小花絮说说而已。不过，从一开始，迪恩就是管道工的高层幕僚，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迪恩本人能够成为总统特别助理，就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白宫“管道工”的推荐。

闯入民主党总部的想法在1972年年初就已经提出来了。类似念头最早却是在1970年冒头的。在1971年年底，极端右翼分子、自由主义者的天敌、不折不扣的保守派瘟神利迪把这个想法推销给了米切尔。他提交给米切尔的计划里包括绑架、暗杀、破坏和窃听等等特务技巧，可以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外怎么做的，他就怎么移植过来对付尼克松的政治对手。米切尔拿到了利迪的计划蓝图，和马格鲁德、迪恩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1972年3月，在霍尔德曼、科尔松都知情的情况下，米切尔批准了利迪的行动计划当中的窃听部分，并通过施坦斯命令斯隆以现金形式付给利迪250，000美元作为活动经费——这个数字是利迪要求的一半。窃听计划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宝石”行动（Gemstone Operation）

结果“宝石”行动进行得一塌糊涂。五个管道工在现场被逮住了。

逮住了，还可以想办法放出来。

很多人一定会非常疑惑。既然管道工的指挥者都是总统的人。他们都身居高位，此刻让这些高官打几个电话，要求警察或者联邦调查局放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的确，米切尔就是这么想的。作为前任司法部长，按照我们的说法，他在司法部“有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上司，他自己不方便亲自出马去找现任的司法部长克莱迪恩斯特（米切尔的继任者）。在水门案发的当天，他派利迪去找克莱迪恩斯特，向后者说明水门窃案的嫌疑人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请司法部长大人放人。

克莱迪恩斯特全然不知道警察局拘留所里关的这几个人的背后站着他的前任。他只顾着在乡村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根本没把心急火燎的利迪放在眼里。等利迪把详情全部说完（当然没敢说出米切尔的角色），他给了一个干脆利落的“NO”。回头他还专门交待他的副手，司法部负责刑事案件的副部长彼得森，不得给予那几个在水门窃案中被捉的嫌疑人以任何特殊待遇。

他注定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

因为现场的证据已经暴露了亨特和利迪的身份，眼下要做的事情是销毁此二人手中所有有关“宝石行动”的档案。管道工的高层人物，霍尔德曼、厄利希曼、齐格勒、迪恩和科尔松等人在案发当天就了解到了整个案件详情。尼克松在案发九个小时后也全部知晓了具体情况。

历史没有假设。我们很难想像得到如果尼克松当初没有决定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而是让司法部放手调查，事情会向什么方向演变。作为政治家，尼克松很清楚丑闻在选举中的危害，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是他做出来的最本能的决定。

对于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从好几个方向同时着手。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销毁所有有关“宝石行动”的档案。这件事情完成得很顺利。水门案发后的第四天，这个名为“大扫除”的销毁行动完满结束。联邦调查局特工从亨特的保险柜里搜走的材料完全没有成为证据的可能。其中最有价值的两本笔记本已经让迪恩给毁掉了。

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迟滞司法部门的调查。虽然克莱迪恩斯特对水门案件的背景究竟有多深并不知情，但是他得到了总统身边的红人厄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的直接指示，要求把水门案件的调查尽可能的限制在刑事案件的调查范围之内。对这个指令，他原封不动地传达给彼得森。彼得森全盘掌管着司法部刑事案件工作，他不折不扣地贯彻了克莱迪恩斯特的意图，尽量缩小水门案件的调查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司法部虽然知道有秘密资金的存在，却不在法庭提出置疑和起诉的原因之一。

联邦调查局也是水门事件的重要调查机构。如果不摆平这个机构，狐狸尾巴迟早会给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揪住。特别是联邦调查局在案发后进展神速，很快通过现场发现的百元美钞追查到了用于政治洗钱的墨西哥银行。尼克松对于如何摆平联邦调查局胸有成竹。当时联邦调查局代局长格雷才刚刚从胡佛手里接过大权不到两个月。想要在这个位置上呆稳了，他还得倚靠总统提名才能够扶正。尼克松派出霍尔德曼，让他转告格雷，所谓的秘密资金，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用于组织类似“猪湾”事件（即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基金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的事情，就请格雷再勿干涉。

为了显得煞有其事，霍尔德曼还专门安排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沃尔特斯与格雷见面，霍尔德曼在会面的时候强调，被捕的五人是在执行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同时总统希望联邦调查局对于秘密资金的调查不要再进行下去。沃尔特斯也当场作了一回应声虫儿，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格雷于是下令，停止了对秘密资金的追查。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与沃尔特斯的会面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迪恩。

迪恩闻讯，大喜。原来这五个“窃贼”被捕后还一直在蹲大牢。如果需要保释他们出狱，需要找到一个牌子硬的部门出面。要是白宫或者“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里的人出面保释他们，只怕鱼儿没捞着，自己反惹一身腥。既然眼下中央情报局表示“窃贼”们是自己的特工，这笔保释金就让沃尔特斯去掏吧！

哪知道沃尔特斯这老特务头子心眼忒多。他自己在暗地里核对了一下，没有发现这被捕的五个“窃贼”和中情局有什么瓜葛。他立刻将此事告诉格雷。迪恩指望的保释金也就此泡了汤。不但如此，他还向格雷提交了一份书面备忘录明确表示中央情报局与水门案件无关，顺便威胁迪恩说，总统要把我逼急了，我就辞职走人，绝不去背这个黑锅。

格雷的手下又开始循着各种线索追查下去。

既然无法抵挡联邦调查局的追查，那就采用第三套掩盖真相的手法，那就是堵嘴。所有有关本案的知情者，不得向外界——包括法庭和司法部门——透露任何消息。其中，封堵的对象特别集中在了因为水门案被起诉的七个人身上。

考虑到知情者的人数，堵嘴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可惜啊，最后还是没憋住啊，打算一天看一点把他看完～～

大约十万字，全部自己写，太佩服了！

水门事件（二十）

庞大的封口系统工程又包括好几项步骤。首先迪恩们需要对知情者提出警告，兹事体大，有口勿言。不然上面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这些话主要针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当中的一般工作人员。这些人多少知道一些米切尔等人的勾当，但是了解得又很不彻底。即使如此，也不能让一星半点的消息透露出去。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出面讯问这些工作人员的时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实权人物，例如波特、马尔迪安和马格鲁德等等也会在讯问现场，吓得这些工作人员噤声不言。最低限度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接受讯问的时候，委员会会有个律师在场，不能让他们单独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呆在一块。

防联邦调查局特工，还得防记者，特别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委员会工作人员得到警告，不得接受记者采访。但是水门事件的策划者们低估了记者们的能力。现在谁都知道他们是现代历史当中仅次于间谍的情报贩子。这不，最后还是让他们钻了空子，揭开了内幕。

封口工程的第二项任务是要作伪证。这是项违法行为，不是谁都愿意干的，所以还需伪证辛苦费和精神补偿费。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联合调查期间传讯了许多有关人员作证，对于其中能够提供关键证据的人必须一一打通。直接涉案的七个人当中，除了有三个古巴裔美国人懵懵懂懂地以为自己在执行光荣而伟大的反卡斯特罗任务，其余四个对“管道工”的事情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最清楚事情背景的是亨特和利迪，迪恩们在这两个人身上下的功夫也最多。好在利迪是个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对民主党抱有强烈的反感，甚至是憎恨，对尼克松则忠心耿耿。只要主子没事，利迪倒是心甘情愿地当他的替罪羊。迪恩们认定利迪可以将所有对他的指控都扛起来，在白宫和水门案之间建起一道防火墙。

在亨特这一边则出了麻烦，需要用钱，大量的银子。本来迪恩指望中央情报局可以出一点，总统出一点，个人发扬风格让一点，这个问题就可以圆满解决。没想到中央情报局一毛不拔，亨特们又漫天要价，这大大出乎意料。这个问题只好交给总统私人律师卡姆巴齐，让他去筹钱。然后指派参与“管道工”建设的元老，厄利希曼的副手，曾经当过警察的乌拉斯维茨亲自与亨特谈判，讨价还价，顺便商量怎样交钱——结果最后交钱的方式很有点007的风格：封口费用空白的褐色信封装好在指定时间内放进指定的电话亭或者机场租用的行李柜当中。拿钱的人通常会是亨特的妻子，多萝茜.亨特。她后来在飞机失事中罹难，部分原因也许可以归咎于此。

迪恩寄托在利迪身上的希望没有落空。直到水门事件最后落幕，真相已经完全大白于天下之后，利迪也没有将任何比他级别更高的官员拖下水。甚至在几十年后，他也始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至于亨特，我们在《水门事件》第十八节就说过，他在最紧要的关头居然拿封口费敲诈总统。从这个举动上来看，水门事件要是不彻底曝光，那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了。

在另外一方面，尽管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对水门的内幕知之不多，但是这两个部门却对总统及其部属的指令言听计从，根本不考虑来自上峰的命令在多大程度上违反常规，违背了法律。这两个部门从一开始便尽量缩小调查范围，也就是说，嫌疑人最高程度不超越利迪，任何一个高官都不得牵连入内。联邦调查局一度动过要米切尔的妻子出庭作证的念头，遭到米切尔的断然拒绝之后，拥有强制执行权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和我们的“打招呼”有异曲同工之妙。

1972年7月10日，巴德文，这个从案发现场逃之夭夭的“哨兵”告诉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曾经在案发后把放置在汽车旅馆里的窃听装置和已经录下的电话通话磁带转移到了麦科德家中。联邦调查局懒筋发痒，根本就不去搜查麦科德的住所，也没有想到要一份窃听到的电话交谈书面记录。即使在8月份，当塞格里蒂的身份暴露在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面前（比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早了一个月）的时候，这些特工人员还是一样漫不经心。在传讯知情人，霍尔德曼的助手斯特拉岑的时候，他们连像样的问题都问不出来，这让斯特拉岑感到很惊奇。

与联邦调查局的懒惰相比，司法部更是一派乌龙。司法部副部长彼德森全盘接手水门案件的调查和起诉工作之后，在克莱迪恩斯特、厄利希曼以及霍尔德曼的干涉下，干脆连“管道工”的重要人物塞格里蒂的嫌疑都排除在外，一心一意把水门案件当作刑事案件处理。直接负责起诉的检察官，助理司法部长西尔伯特在大陪审团面前作出结论，塞格里蒂的行为与水门事件毫无关系。《华盛顿邮报》登载的所谓“查平雇佣塞格里蒂，卡姆巴齐付工资”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至于“管道工”，他一个字也没说。

按照法律规定，大陪审团在证人作证的时候不允许律师陪同。这道法令在彼德森面前同样失效。“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可以旁听作证。和联邦调查局代局长格雷一样，司法部随时准备将案件的进展知会迪恩。最有意思的是，当司法部传讯的证人是白宫的高级官员时，从克莱迪恩斯特到西尔伯特一致作出决定，白宫高官不必到大陪审团接受陪审员一个一个地讯问。但是他们总得按照法律规定作证吧？那也不难，他们全部被请到彼德森的办公室作证去了——或者说，到司法部副部长大人的办公室里喝茶聊天。陪审员么，糊弄一下就过去了。

联邦调查局其实也查出有非法资金。但是对于资金来源的追查止步于境外的墨西哥银行。要查倒也不困难。我们都知道如今许多腐败政府人员的第一亲信不是自己的秘书就是财务部门的主管或者出纳。他们都是串在一块的蚂蚱，领导出问题，账房能有干净的么？

利迪本人就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助理，施坦斯是他的顶头上司，委员会的财务主管。联邦调查局却压根都没想过把他弄到大陪审团前作证。出纳斯隆倒是出现在陪审团面前。这本来是个可以调查事件进展的绝好机会，司法部的人却稀里糊涂地把这个机会给放过了。

斯隆是整个调查事件当中骨头算是比较硬的。尽管在卡姆巴齐和厄利希曼的一再要求下，他在水门案发的头几天里就销毁了秘密资金的账本，但是一直拒绝“管道工”头头们要他在大陪审团面前作伪证的要求。因为陪审团在到底是谁给利迪活动经费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马格鲁德曾经要求斯隆提供不实证据。斯隆没照办。他也深知这些人得罪不得，所以他干脆把手里的证据整理好交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两位律师，自己辞职走人。这些证据到了这两个律师手里，那是拿着肉包子打狗，全部按照“大扫除”计划的要求进了迪恩们的碎纸机。马格鲁德最后找到另外一个替死鬼波特，两个人联手作伪证，在陪审团面前掩盖了秘密资金的问题，把责任全部推到利迪身上。

等到斯隆意识到自己已经卷入政治间谍案的时候，他向大陪审团提供了许多不利于“管道工”的证词。可惜这一步已经晚了，他手上再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证词的书面证据。大陪审团和司法部的检察官对他的言辞不加理会。这个小小出纳的声音淹没在大选之前的一片叫嚣当中。

迪恩在组织掩盖水门事件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成为尼克松总统的联络员，随时和白宫、“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传达总统的旨意，协调各方面的行动。此外，他还不定期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向总统汇报工作进展，由总统亲自面授机宜。在1972年8月底，当新闻界对水门事件报导达到第一个高潮的时候，国会准备启动对水门事件的初步调查的时候，迪恩甚至把掩盖工作做到了国会议员身上。

西河里的字数统计是按照英文字符来算的。实际字数现在还不到6万。

其实我也不知道啥时可以写完，还要再写多少。眼下的材料不太够了，很可能虎头蛇尾……

已经在人物表当中添加英文名字。但是在正文当中就不好办了。我已经尽量减少在文中出现的人物。实际出场人物要比我列出来的人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