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南朝篇》第二章：元嘉年间的故事 -- 南北朝大蟑螂

之后又平静了二十余年。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刘义隆再次头脑发热，妄图进取中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些把战争当儿戏的所谓的名士们于是纷纷开始献策，尤以王玄谟为最，说到动人处，文帝还颇有些“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的感慨。

拓跋焘其实是警告过刘义隆一下的，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到四月间，北魏发兵十万南下攻宋，宋南顿、颖川太守都不战而逃，宋人对北魏的危惧情绪，可见一斑。只有玄瓠在陈宪的指挥下，以不满千人的守军，不但城池没有陷落，还杀伤敌军万人以上。

这个奇迹般的战例却给了宋文帝许多幻想的空间，徐湛之、江湛和王玄谟也在一边不遗余力地鼓动。只有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坚决反对：“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文帝却认为檀道济是不肯尽力，到彦之则是河流不畅，且中途患病，还要江、徐二人同沈庆之辩论。沈庆之很不高兴：“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宋书 沈庆之列传》文帝不明白相应的问题应该交给相应的专家的道理，反倒觉得老将军吹胡子瞪眼的样子很有意思，一笑而过罢了。

七月，文帝正式下诏北伐。主力是最东面的一路，由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水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指挥。他们的行军路线就是二十年前到彦之走的，不过这次河水高涨，可以一直乘船到碻磝。西路主帅是雍州刺史随王刘诞，以柳元景等由襄阳北上攻击弘农。其他还有几路辅助的部队，就不一一介绍了。

先说东路。开始的进展很顺利，北魏碻磝、乐安守将都弃城逃走。萧斌让沈庆之守碻磝，王玄谟攻滑台。这支部队本来兵力充足，装备精良，但主将王玄谟这个庸人坏了大事。滑台城中本有不少茅屋，部将都建议用火箭，他却不从，原因居然是怕东西都被烧了，城破之后缴获不到什么战利品。城中军民发现以后，马上拆掉茅屋，再想用也用不了了。中原居民还以南军为正统，纷纷自带武器前来投军。王玄谟不用义军首领，将他们的队伍分散编入自己的亲信部下，这种手段虽然小器了一点，也倒没太多可以非议的地方；但是王还要他们每家交纳一匹布，八百只大梨（真的是大梨……没有笔误……），这下中原百姓终于大失所望。他对滑台的攻击也太过拖沓，到九月魏太武帝领兵南下来救时还没有得手。先锋垣护之得到魏军将到的消息，急报王玄谟，劝他不惜代价拿下滑台以为据点，营中诸将也劝他立车营防御，王一概不听。十月，魏军渡过黄河，号称百万，擂鼓声震天动地。王玄谟慌了，只有一个“走”字。全军瞬间崩溃，魏军追击，杀万余人，军械辎重也全都落入魏军手中。魏军将缴获的船只用铁索连接，封锁河面，想以此切断垣护之部退路。垣护之利用河水湍急，顺流而下，每到铁索处，令士兵用长柄斧将其砍断。他所部一百只战船，只损失了一条，其余都顺利返回。

萧斌得知王玄谟兵败，想让沈庆之以五千人救援，沈认为目前形势危急，非万人不能救。争执间，王已逃到碻磝，萧斌怒，要斩王玄谟，也是在沈庆之“佛狸威震天下，非王玄谟所能敌，且不宜临阵斩将”为由力劝，王才得以保全性命。朝廷曾下令萧斌守碻磝，还是沈庆之劝他不要困守孤城，以及“阃外之事，将军得以专之。诏从远来，不知事势”。于是决定以王玄谟守碻磝，申坦、垣护之守清口，自己回历城以防魏军东进青州。后来因碻磝位置太过突出，又命令王玄谟撤出。自此，东线完败。

西路，雍州的部队打得漂亮多了。有一位出身关中土豪的老将庞法起，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发动关中豪族起兵响应。闰十月，宋军顺利攻占弘农。十一月，与猛将薛安都等攻陕城，与魏援军激战数日，大胜，斩魏主将洛州刺史张是连提以下三千人，俘获二千人。柳元景到后，宣布：“今王旗北指，当令仁声先路”将俘虏全部释放。宋军随即攻克陕城，尔后又拔潼关，声势大盛。关中豪杰风起，四山羌、胡各族也纷纷来接洽归降事宜。中路，梁坦、刘康祖军也攻克长社，进逼虎牢。然而东路惨败，魏军大举南下，文帝认为柳元景等孤军深入太过危险，下诏班师。他们只能放弃所得各地，退回襄阳。

北魏转入全面反攻。

魏永昌王拓拔仁率八万骑兵从洛阳向寿阳进军，沿途攻下玄瓠、项城。文帝怕寿阳有失，急招刘康祖回援。刘康祖部只有八千人，走到离寿阳只有几十里的尉武，被拓拔仁追上。副将胡盛之提议绕道走山路以地利削弱骑兵在冲击力上的优势，刘康祖不听，节车营前进，还下令“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魏军四面围攻，并倚仗人多势众，一分为三，轮番作战，打算以疲劳战拖垮宋军，并试图火烧车营。宋军拼死抵抗，双方激战竟日，异常惨烈，刘康祖身受十余处伤，仍坚持指挥，终因颈部中箭而死，宋军全军覆没，魏军损失也在万人以上。拓拔仁进抵寿阳，宋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闭门不出，魏军是骑兵，无法攻城，只好在周围大肆烧杀抢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魏军主力在太武帝的率领下进逼彭城。当时宋江夏王刘义恭、武陵王刘骏（说明一下，他是后来的宋孝武帝）都在城中。刘义恭想弃城，长史张畅说一动军民便会各自逃散，刘骏也决心与彭城共存亡，刘义恭才打消了逃走的念头。

十二月，魏军攻城不下，太武帝决定暂时绕过彭城，引兵南下。途中遇到计划救援彭城的宋辅国将军臧质军，宋军一触即溃，臧质只能带领残部七百余人就近入盱眙城。盱眙太守沈璞是个人才，早在王玄谟攻滑台时，他便修城墙，挖壕沟，积蓄器械钱粮，募集两千精兵准备御敌。魏军南下，周边郡县大多撤回江南，唯独他坚持守城，还有这么一番豪言壮语：“虏若以城小不顾，夫复何惧！若肉薄来攻，此乃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诸君尝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昆阳、合肥，前事之明验也。”（这不是简单鼓舞士气而已，他的分析也很有道理——先利用敌军的矜持心理，认定对手不屑于攻这个小城；而后还举出刘秀守昆阳、张辽守合肥的战例，更坚定了部下的信心）臧质到后，两人同心协力，坚守城池。

太武帝果然没有进攻盱眙，他留下几千人监视，自己带大军南下，直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建康城内空前紧张，朝廷征发丹阳尹辖区内王公子弟以下全部丁男，沿江布防。宋文帝登上石头城，对江湛慨叹：“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

次年正月，魏太武帝求和亲不成，又因宋沿江防备，难于突破防线，从瓜步北撤。沿途烧毁全部房屋，百姓也多被掳走。

太武帝虽撤军，心里还多少有些不甘，途经盱眙时，找了个借口攻城泄愤。上文已有说明，守军准备极其充分。魏军想尽一切办法，猛攻了进一个月，没有丝毫进展，到正月底，魏军士兵的尸体已经堆得与城墙一般高了。太武帝尽管嘴硬，说他用的士兵都是匈奴、羌等其他民族的人，鲜卑人只是在后方做督战队，不怕死人，但是看见伤亡太过惨重，军中又流行疫疾，再加上传闻宋水军由海入淮，后面的彭城也在宋军手中。二月初一，他下令烧毁攻城器械，撤回北方。盱眙之战是宋军唯一大获全胜的战役，而对北魏来说，则正应了兵法上的那句老话——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彭城方面，刘义恭眼看魏军北归而不敢追击，等朝廷诏书下来，魏军已有察觉，把掳来走得慢的一万多人杀掉，加速撤退，追兵白跑一阵，扑了个空。

战争至此完全结束。南北双方都是失败者：刘宋军民死伤无数，多年的积累也消耗殆尽，尤其是江北地区的经济几乎被完全破坏；北魏的伤亡也在全军的半数以上。相比之下，当然还是南方的损失更大。究其原因，首先自然双方国力的对比，北魏已经远远超过刘宋，而宋文帝没有认清形势贸然发动战争，最后自取其辱也是理所应当；用人上，刘宋并非没有良将，然而贤能居下，不肖处上，怎能不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则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军事家，懂的放弃一些难以防守的城池，选择合适的作战时机，但也有一时头脑发热的举动（如攻盱眙），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惨痛代价；另外，宋军前线指挥官也大多优柔寡断，常常要等到朝廷下达诏书才采取行动，也贻误了不少战机。

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令宋、魏都元气大伤，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皆无力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外，各自内部也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北魏太武帝被宦官所杀，刘宋也陷入内乱之中。元嘉年间的最后一件大事，就交由下一章继续吧。

元嘉二十六年宋文帝发动的北伐只是宋魏之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往前追溯，双方的第一次较量应该是刘裕灭后秦时碰的那一下，当时北魏很是吃了些亏。之后的数年内，双方相安无事。北魏那边是因为当时北方还有北凉、西凉、夏、北燕四国，此外阴山以北还有强大的柔然部落，其中夏和柔然都是劲敌，北魏专注于灭四国统一北方已经很不容易，还要时刻防备柔然的南下，根本无暇对宋用兵。刘宋方面的形势却好的多，虽然只有半壁江山，对外却可以专注，当时，宋在河南还有洛阳、虎牢、滑台、碻磝四个军事重镇，山东青州等地在手中，都城建康距离北方边境较远，相对于东晋南渡初年的紧张状况，还是相当安稳的。

但是新兴势力北魏的上升势头非常强劲。宋永初三年（422年），北魏最为忌惮的刘裕死后，明元帝就不顾崔浩对“伐丧”的微词，出兵南下。在魏军的凌厉攻势下，刘宋的滑台、泰山、高平、金乡等郡相继失守，只有虎牢以及青州郡治东阳的抵抗较有成效。

这两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虎牢，司州刺史毛德祖领兵死守，他在城内挖掘地道直通魏军背后，招募四百名敢死之士在参军范道基的率领下出城偷袭，毙伤大量魏军，并烧毁攻城器械。魏军毕竟人多，慌乱过后很快又重整旗鼓，攻打更急。在东阳，青州刺史竺夔使用坚壁清野的战术，魏军攻城不下，又筹不到粮，一时也比较困难。但魏叔孙建军有三万人，城内只有一千五百兵，四重壕沟被填平了三道，城墙也多处被魏军冲车撞坏，局势同样危在旦夕。

刘宋方面，檀道济率军北上救援。他兵力单薄，无法两边兼顾，权衡之下，因青州路近，且东阳兵少，决定先救这头。四月初，叔孙建军中疫疾流行，病倒一半人，只能烧营撤退。檀道济顺利进军东阳，因粮草不济，无力追击。竺夔也因东阳城被破坏得太厉害，改屯不其城（今山东青岛）。虎牢那边，毛德祖独木难支，终于在苦战两百多天后陷落，只有参军范道其率200人突围南还。魏军在付出了伤亡十之二三的代价后，进占这座名城。

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刘宋损失了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项城（今河南沈丘南）以北的土地。值得一提的是，在虎牢失守前夕，湖陆的檀道济军、项城的刘粹军、高桥的沈叔狸军都不敢救援。可见，此时南军的力量，与当年刘裕北伐时，已是相去甚远。

同年十一月，魏明元帝死，太子拓跋焘即位，是为太武帝（大名鼎鼎的佛狸登场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战争皇帝，他即位之后，北魏同周边势力的战争连绵不断。

元嘉六年（429年），宋文帝因见北魏忙于和夏、柔然作战，遣使向魏要求归还河南之地，声称若是不从，则当以武力攻取，魏太武帝只是一笑而过。（当年刘裕曾向后秦提出过相似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同样的事，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对象做，结果是大相径庭的）次年，宋文帝果然命到彦之北伐。大致部署是这样的：到彦之率主力五万人走水路，由淮入泗，再溯黄河西进；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是年淮、泗水浅，船一天只能开进十余里，到彦之七月才进入黄河航道；北魏则因河南四镇兵少，主动撤出。宋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先头部队更是直达潼关。眼见进展如此顺利，宋军上下皆欢欣鼓舞，唯有当年曾随刘裕北伐的老将王仲德没有盲目乐观，他认为魏军在等待冬季河面封冻时再反攻。北魏崔浩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军的弱点——几万人排成东西两千里的长蛇阵，每处只有几千，一旦遭到魏军的集中攻击，根本来不及救援。

到彦之却是自我感觉相当不错的样子，他沿河布防完之后，就带王仲德回大本营过冬去了。十月，魏军开始大举反攻，很快就攻克了洛阳和虎牢。到彦之闻风丧胆，先从水路撤至历城，然后烧毁船只，步行退往彭城。这次惨败，人马损失虽然不大，但多年积累的兵器辎重却丧失殆尽。

宋军也并非一无是处，檀道济的部队就干得相当不错。元嘉八年（431年）正月，他北上救滑台，二月到历城，这二十几天内打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仗，重创魏军。可惜的是他的运输线被魏军叔孙建部偷袭，粮草不济，无法前进。滑台终于失守，守将朱修之被俘。檀部退兵途中，还有部下叛逃，把虚实都告诉了魏军。檀道济在这里耍了点小聪明，他知道魏军肯定会派人探听消息是否属实，故意在夜晚宿营时唱筹量砂，把仅剩的一点米铺在砂子上，装作存粮很多的样子。魏军果然上当，还把那个倒霉的降兵杀了。撤军途中，檀道济还学当年李广下马解鞍的样子，坐在轿子上慢慢走，魏军更以为他这是诱敌之计，不敢再追。檀道济所部终于得以全身而退。

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真正的空城计。魏军到历城时，济南太守萧承之手下只有几百名士兵，他知道守也没用，干脆大开城门，作出毫无防备的样子。魏军见状，反而以为有伏兵，不敢攻城。

宋军的这次北伐，算是完败。而魏军此刻还在与夏交战，北魏两线作战还能绰绰有余，几方的实力，高下立判。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宋军常有缺粮这样的事发生，看来平时的准备以及后勤组织方面，也是有不少问题的。

徐羡之等的问题解决后，宋文帝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处理政事了。

首先要摆出一个积极的姿态。文帝即位之初，就着手整顿吏治，派散骑常侍袁渝等人到各地视察当地行政状况，力图了解民间疾苦。元嘉三年（426年）五月，他还亲自到建康华林园（就是当年他大哥开酒店的地方）的延贤堂审理案件，并规定下来每年要举行三次，以表示重视刑狱，力求主持公道。

还有朝廷权力中心的组成。元嘉初年任侍中（相当于宰相）的有王华、王昙首、刘湛和殷景仁几位，王弘任司徒。其中，王华、王弘和王昙首出自琅琊临沂王氏，就是当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那个以王导、王敦他们领导的大族；殷景仁出自陈郡长平殷浩一族；另一位大员谢弘微则是陈郡阳夏谢氏成员。这些人都是名门出身，和当年那帮能同刘裕一起持刀冲杀的赌徒、冒险家们自是大不相同。而文帝本人则是“博涉经史，善隶书”（《宋书 文帝本纪》），和他们这群文臣们聊起来自然是废寝忘食的。这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吧。

这些人中，论作为，当以王弘为最。刘宋初年沿用东晋的制度，规定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大家都清楚，十六岁的人还没有发育完全，十三岁则根本就是孩子，如何能承受高强度的劳役。更糟糕的是，有些官吏为了所谓的“政绩”，增加服役人数，擅自把年龄不到的人虚加岁数，使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无奈只能采取逃亡、不肯生育甚至去大族做奴隶这样的下策。王弘指出，人体质强弱不同，而且在家里劳动可以随时休息，为国家服役则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行，碰到好的官员还可以体谅，官吏苛刻的话就比较惨了。因此，在他的提议下，政府将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全役则提高到二十岁。这可能算元嘉年间对百姓最有实际好处的措施了。

可惜的是，三王都去世的早。王华在元嘉四年（427年），王昙首是七年（430年），王弘稍迟，也在九年（432年）。不过早在元嘉五年（428年），王弘就退下来了。起因是有个阅历极深的老者范泰劝诫他说：“天下事重，权重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一百二十一卷）这里面说的彭城王叫刘义康，是刘裕四子，比文帝义隆小两岁，时任荆州刺史，颇有政绩。王弘幡然省悟，趁该年大旱疾疫之际，上书引咎辞官，文帝不许。反复后，文帝终于同意以刘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一同辅政。当时王弘身体状况已经不大好了，又牢记范泰的劝告，凡事都交由刘义康做主，从此朝政大权渐渐都落到刘义康手中了。（关于宗室掌权，到底是福是祸，也是众说纷纭。曹魏被司马氏所篡很多人就归咎于宗室势力不足；因此西晋宗室不但权力大，还多握有重兵，结果却是八王之乱。到了后世赵宋，有宗室可封王不拜相的祖训，这个大约和科举制度逐渐完善，人才充足有关吧）

刘义康入朝为相后，他空缺下来的荆州刺史一职由江夏王刘义恭接替。刘义恭是刘裕第五子，也是从小最受刘裕溺爱的一个，刘裕很节俭，几个儿子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要好吃的，要也要不到，只有他每求必应。他任荆州刺史时还未年满十七岁，文帝很是有些不放心，还特意写了封《诫弟书》，列出数条事项，要他多多注意。该信以“守成不易”为开始，后面逐一列出礼贤下士、勿兴土木、审慎刑狱、生活节俭、多见幕僚等等，甚至有一条具体到“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全文可以参见《宋书 武三王传》，很值得一看。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此处的批语是：“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至少从宋文帝的态度上来看，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元嘉中期，在文化上还有一件颇值得称道的事——创建四学。元嘉十五年（438年），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讲学，文帝也几次亲自到学馆听课。同时，令何尚之开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加上雷次宗的儒学，并称四学。

对于上面的这些事，司马光的评论是：“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内，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他把称赞元嘉之治的话放在十五年，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往后的岁月里，翻遍《宋书》和《资治通鉴》，再也找不到什么值得赞许的事情，看到的只是卑劣、残酷、肮脏的权力斗争，纸面上也渐渐有血腥味弥散开来。

在权力的顶点，也就是皇室内部，开始有矛盾产生了。元嘉中期，文帝常常生病，甚至有时有生命危险，刘义康对兄长倒是伺候得很周到。不过上文所述，尤其王弘死后，朝政大权都集中在他手中。以至于每天早上，停在王府门口的车有数百辆，四方的进贡，也都把最好的送到王府，次一等的才送进宫中。这倒为帝、王兄弟不和埋下了伏笔：一次，文帝吃柑子，觉得形状、味道都不好，义康却说今年进贡的柑子有很好的，马上派人去王府取来，真比皇宫的大不少。刘义康自以为兄弟至亲，不避嫌疑，却不曾想兄长刘义隆从这点小事中读出了另外的内容：进贡的东西王府都比皇宫中好，想必其他的地方更甚，由此可见他彭城王刘义康的地位权威已经隐约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架势了吧。刘义康应该清楚，帝王最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权力地位，他自己独揽朝政大权，就是对兄长够成了威胁，在这样的细节上献殷勤自然是马屁拍在了马腿上。

殷景仁和刘湛的关系问题更是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两人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地方官，正是在殷景仁的推荐才得以回朝的。他却不知感恩，反而见殷景仁更受文帝器重，心生妒忌，鼓动义康诋毁殷景仁，文帝不听，对殷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435年），殷景仁称病请辞，文帝不许，只让他在家养病。刘湛甚至想派人暗杀他，幸得文帝听到相关谣传，将殷景仁所住的护军府移到皇宫附件，才没有得手。这样一来，殷景仁都不敢再上朝了，文帝要和他联系只能通过后将军司马庾炳传递书信，简直就是地下工作，倒也瞒过了刘湛。（有点佩服刘湛了，能把不是傀儡的皇帝弄成这般狼狈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前面这些还都是小打小闹，元嘉十三年（436年），终于有第一次刀光闪过，受害者是檀道济。这事刘湛也脱不了干系。文帝的确不那么信任檀道济，认为他在以前某些战事中未尽全力，但离要杀他还差的远。倒是刘湛，他对义康说：“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刘义隆病危，义康便招檀道济入朝。他妻子明白得很，说：“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但是没办法，檀道济只能硬着头皮出发。本来这次他还有希望活着回家的，文帝病情一度好转，让檀回江州，船都准备好了。倒霉的是，临走时文帝病情又突然恶化，刘义康便假传诏书，说檀道济造反，将他下狱，处决。一同杀死的还有他的儿子和被称为一时之关张的部将薛彤、高进之等十一人。檀道济被捕时的那句话“乃坏汝万里长城”流传千古，这就是“自毁长城”这个典故的来源。至此，刘裕时期的宿将全部随他而去了。令人感慨的是没有谁是寿终正寝，除檀道济外，王镇恶、沈田子和王修之都是死于自相残杀，关中兵败也是由内讧引起。想起古语有云“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见太平”，这还没太平呢……

刘湛还惹了另一桩大事，他知道文帝多病，便和亲信商议，以“宫车一日晏驾，宜立长君”为由，打算文帝若有不测，便拥立刘义康。义康对这事并不知情，倒是文帝有所耳闻，倒霉的刘义康就这样地位动摇了。

刘湛一连串的恶形终于也将自己推上了绝路。文帝和殷景仁一直在密谋除掉他。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初三，闭门已久的殷景仁突然要左右准备朝服衣冠，别人都不知他什么意思；当夜，文帝一面依照早已制定好的计划，命令刘义康在中书省住宿，一面到华林园延贤堂，招殷景仁进宫。殷景仁接到命令后，马上进宫，下令逮捕刘湛，出示诏书，宣布刘湛及义康的罪行。刘湛被斩立决，一同被处死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同党。

刘义康也无法继续在朝中执政了，不得已，只好上表请辞。文帝象征性地保留了他侍中、大将军的头衔，任命他做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在中书省住了十多天，等外面的事情全部处理完毕后，才被允许出发，走时，文帝只是对他痛哭，什么话都没有。在江州，大小事务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刘义康事实上过的是软禁的生活。这还不算完，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等谋反，计划拥立义康，不成，被杀，义康也跟着被废为庶人。二十八年（451年），魏军南下，文帝不放心这个弟弟，害怕还有人拥立他起事，终于把他杀了。

到了元嘉末年，事情就更糟糕了。二十七年（450年），文帝不自量力，妄图北伐。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符到之日十天内就必须准备完毕；还令扬、南徐、南兖、江四州富户家产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不堪重负。北伐失败，魏军进抵江北，所到之处如蝗虫国境，军民死伤惨重，经济更是遭到严重破坏，“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 一百二十六卷》。

宋魏战争的细节，就由下一节来交代吧。

永初三年（422年）五月，一代枭雄刘裕与世长辞，长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少帝。

关于刘裕的继任者，有这样一种说法值得参考：刘裕最钟爱的本是次子刘义真——义乃是“忆”，真则指刘裕最爱的女人王淡真——刘裕平定关中后留他镇守，便是希望能为他积累政治资本。可惜的是，导演刘裕并没有把剧本设计得足够好，刘义真这样的演员实力更是不济，总之，这小子算是演砸了，皇位于是离他远去，只得以长幼之序立刘义符。我却不太认可这个观点，且不说它本身就太过八卦；（若义真是忆王淡真，那义符、义隆、义康又是忆谁呢？）就算从常理上来说，在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可是源自周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废长立幼，况且义符一直以来就是从宋公世子到宋王世子到王太子到皇太子这样一步步走下来的，并没有什么地位不稳的迹象。至于留义真镇守长安是为其捞取政治资本云云，即便刘裕有意这么做，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次北伐时，刘义符留守建康太尉府，三子——就是后来的文帝刘义隆则在彭城负责后勤等事务，可见刘裕对诸子的行动是同步的，就算做不到一视同仁，也没有对谁太过偏心。

不管其间的过程如何，刘义符继位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现实。他即位时年仅十七岁，刘裕遗命徐羡之、傅亮和谢晦辅政。

介绍一下这三个人吧。徐羡之在刘裕早年就进了他的幕府，一直是刘穆之的副手，刘穆之死后接任了留守的重担。他出身布衣，也没什么学问，却是不学有术的典型，办事很得力，故而颇受重用。傅亮则是名门之后，而且当初刘裕想受禅时，不好明说，是他第一个猜出主子的意思，最后叫司马德文写禅位诏书的也是他。（古语有云：君子长于谋划，小人长于猜测，他大约就是这样的小人吧）谢晦更是著名大族陈郡阳夏谢氏成员，（就是谢安、谢玄一族），刘裕伐秦时，刘穆之留守，他作为主要幕僚随从出征，可算刘裕的左右手。

刘裕想让这三个人辅佐的，却是个玩皇帝。少帝刘义符刚即位，就做了一堆让臣民们下巴掉到地上的事——本该给老爹守孝的，他却召集乐工伶人，歌唱奏乐；还在华林园开了个店，自己做老板卖起酒来——总之，一切看上去都像是西汉那个臭名昭著的昌邑王。

徐羡之就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霍光了。

废立之事却还没那么简单，若是废少帝，依序当立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但义真的亲信是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一干文人，还有过“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这样的话。徐羡之等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自然不会立他为帝。他们耍了个极其毒辣的小手段：少帝景平二年（424年），先利用少帝兄弟间的不和，将义真废为庶人；然后诏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到建康，五月，由檀道济领兵在前，他们跟在后面，将少帝“扶”下龙椅，废为营阳王。这样，依照长幼之序，当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为帝。六月，他们一面让傅亮到江陵迎接刘义隆，一面找个借口把刘义符、刘义真杀掉。这对倒霉的兄弟，其实只是纨绔子弟而已，若以亲王的尊贵和悠闲，玩他一世拉倒，才是他们最好的生活方式吧，之不过涉及到帝位，便白白送了性命。徐羡之等作为顾命大臣，刘裕尸骨未寒便对其子下此毒手，也自然是心虚的。他不等刘义隆动身，就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大约是担心哪天东窗事发，外面有武力也好照应吧。（若刘穆之不死，事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再次怀念他了）

刘义隆这边，知道营阳王、庐陵王的死讯后，幕僚们都担心他就是下一个，力劝主子不去建康，唯有司马王华认为没有问题。（我不明白王华是出于什么考虑，以当时的状况看来，即便徐羡之等是真心拥立刘义隆，他那个宝座也不会太安稳吧，一旦出个什么差池，别说现在这个宜都王，庶人都未必能做了）刘义隆采纳了王华的建议，接见傅亮。一见面，开口便问之前废杀的真相，边问边哭。傅亮见状，大约对自己的前途也有所察觉了，紧张得开不了口，汗出如浆。

八月，刘义隆到达建康，即位，改元元嘉，是为文帝。

即位伊始，他就下令恢复庐陵王王爵，并用荆州旧人王华、王昙首为侍中，到彦之为中领军，主管军政。徐羡之、傅亮则暂时没有动，谢晦也如期到荆州上任。次年（元嘉二年，425年），徐羡之、傅亮二人上表请求“归政”，文帝也假意不许，直到他们三次上表，才答应下来，开始亲政，对徐羡之告老辞官却依然不同意。（假惺惺的大臣，假惺惺的皇帝……至少到这个时候，双方都还把戏演得挺像样的。不过这样一来，傅亮紧张的心能稍微平静一些了，徐羡之更是觉得自己“赤心为国”，更高枕无忧了）

文帝等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内，他仔细研究了参与废立的五个主要人物，将其分为两类——对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个主角坚决消灭，附和的王弘、檀道济则既往不咎，并加以重用，争取拉拢（王弘是王昙首的哥哥；檀道济则是仅存的宿将，无论打荆州还是将来可能的与北魏的战争都需要他的能力）；另外则积极巩固自己的地位。到了年底，他终于决定要有所行动了。

建康突然谣言四起，盛传文帝准备出兵北伐。这其实是个烟幕弹，朝廷要开战是不错，只不过对象是荆州的谢晦。元嘉三年（426年）正月，文帝一面派人捕杀徐羡之和傅亮，一面令檀道济和到彦之率军西征荆州。对于这个任命，很多人都持反对意见，认为檀道济不可靠。事实却证明文帝没有错，二月，檀道济、到彦之击溃了荆州兵，擒杀谢晦。建康内部的行动也很顺利，徐羡之、傅亮皆俯首就诛，同党也被一扫而空。

演完了这么一系列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还有些鲜血淋漓的戏之后，刘义隆的帝位算是稳固下来了。至于徐羡之他们，倒是可以借用一下曹雪芹先生写王熙凤的一句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