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北志－－－北朝志（第二章） -- 南北朝大蟑螂

老兄这个可是不凡！

什翼犍的秦境伐刘卫辰之战，与前秦来言，无疑是一纸战书。但符坚和王猛却没有因此而急切的发兵征代，而是又等待了几年，直到公元376年才因为刘卫辰的请求而动手，这其中并不是不无道理的。首先，从大的战局上来看，其时北方除去在塞外独大的拓跋代国，前秦所面临的对手还有鲜卑慕容的前燕以及凉州。而在南方，尽管司马一家毫无雄心，可手下的大臣比如桓温却多有虎狼之心，也是一个不能不提防的要素。其次，虽然拓跋部落由于气候的影响，循常一般的游牧已不足以支撑本部族的需要，但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硬，加上什翼犍负气而来，气势也不是平常所能比拟的，如果不能一击而中的话，势必将本来已经在慢慢恢复中的前秦的经济民生拖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中去，这个显然不是志在天下的符坚所能忍受的。所以，考虑到以上的情况，前秦对于公元367年的代国的行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的鸵鸟政策，只是将这股怨气深藏与心。

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并没有维持太久，在公元370年到371年这短短的一年中，情况发生了变化。败亡的天平也开始朝着拓跋代国这一方倾斜了起来。于前秦而言，公元370年，符坚在王猛的辅佐以及代北的什翼犍的无为下顺利的征服了心头大患慕容前燕，将“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晋书.载记第十三》收归己用，不但大大的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更将原本用来对付前燕的部队腾出了手来，征调到了北方―――按无论《晋书》还是《魏书》都没有涉及到前秦在灭代前的战略部署，但从“坚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与洛会于涉翼犍庭”《晋书.载记第十三》，“三十九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魏书.帝纪第一》等文字来看，前秦与灭代一事，实在是筹划已久，否则，旦夕之间调动如此庞大的军力，也是不能的事情。而在拓跋部内部，则更是因为长孙斤的叛乱而闹的人心惶惶。

长孙斤谋叛的事情，见于《魏书.帝纪第一》“三十四年春（公元371年），长孙斤谋反，伏诛。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献明皇帝讳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后追谥焉。”。失去了儿子拓跋寔，尽管自己的性命是保住了，但自此之后，什翼犍对于非拓跋嫡系的部族开始有了戒心，特别是对于长孙斤源出的长孙部，什翼犍更是时常不给好脸色看，这就使原本似乎是铁板一块的拓跋代国骤现了许许多多的裂痕。

―――长孙斤谋叛这个事件在魏国的历史上相当的重要，不独代国的灭亡与之相关，更涉及到了前秦的分代事件，而在日后赫赫有名的崔浩编史一案也与之牵连甚多。以后还会提及，这里姑且立此存照。

可是，作为灭代的当事人的什翼犍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以上情况。他在公元374年的三度征伐刘卫辰的战争就好像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的使气一样，除了获得心理上的一丝丝的快感外，几乎是种完全没有任何的战略上的策划以及目的的闹剧。或者，这点也多多少少和拓跋寔之死而带来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有关吧。在我看来，在公元371年的那场政变中，死的不仅仅是正值壮年的拓跋寔，还有已经垂垂老矣的什翼犍那已经仅剩不多的理智。

公元374年，什翼犍再次征讨刘卫辰。公元375年，刘卫辰求助与宗主国前秦。而事情至此，一方面与面子上实在是挂不住，而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征晋之前获得一个相对平和的后方这一的战略目的考虑。公元376年，前秦自幽州，和龙（前燕重镇，一度为前燕的都城，在营州也就是今辽宁朝阳附近），上郡（又名肤施，秦汉为上郡治所后自隋至民国。即今延安，但宋庆历以前，县治在今延安东北延河东，庆历间移治今市。肤施改名延安在1936年），三向出兵，正式宣战于拓跋代国。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什翼犍再度犯下了一个大错，他并没有集结全代国的力量与前秦军队作一次大的会战计划，事实上，前秦的总兵力固然强大，但如果以拓跋骑兵的机动能力，考虑到三路前秦大军毕竟初来咋到且相距甚远，如果他能够果断一点采用集中兵力分个击破的战术的话―――也正是千二百年之后鲜卑的后裔之一的女真努尔哈赤对付明军的战法，最后的战局也并非不能改写。但是，什翼犍却并没有考虑到这点，而是和对手拼起了消耗战。在前秦军的进逼下，什翼犍让白部、独孤部，顺次冲击前秦的军阵，这就正中了初来咋到，尚不熟悉草原情况的前秦军队的下怀，战局自然不言而喻。

“（公元376年）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魏书.帝纪第一》，在前秦逐渐熟悉草原的环境以及气候后的强大的实力面前，以上两部依次败绩。这终于让什翼犍冷静了起来，在意识到采用传统的单部进袭的战法已经无足以影响前秦军的兵锋之后，什翼犍终于纠集了拓跋代国的最后的力量，打算和前秦作一个大的决战。

这个计划如果放在战争的初期确实是不错，但是放到这个时间来考虑那就有点太迟了。首先，已经打了若干胜仗的前秦军队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包围圈的缩小―――这就使得拓跋部要利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采用分个击破的战术的难度骤然增加――－，其次，随着拓跋部的败绩―――实际上，失败的两个部落，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拓跋嫡系，其中白部和拓跋一部向来有所间隙，独孤则更是近期才投靠的旁系部族，更和已经叛逃走的匈奴铁弗部有着枝勾盘结的关系―――在之前的草原征战中吃劲拓跋部苦头的其他民族这个时候也并没有放过这个可以让死对头万劫不复的大好良机。特别是在之前多次为拓跋部掠夺生产资源的高车一族，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更是相当的活跃，《魏书.帝纪第一》事后中所谓“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的咒骂，便是因此而发。最后，什翼犍也选错了一个统帅，在这样一个涉及到国之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居然再次委派上次败北的刘库仁为统领拓跋最后的兵力的统帅，这样的昏招在今天看来，真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刘库仁是什么人，参详前文，刘库仁的父亲路孤是铁弗部的创建者刘虎的弟弟，而刘虎，则是现在在在前秦一方的刘卫辰的祖父。而如果推究后来的发展，“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令与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魏书.列传第十一》，以刘库仁在事后符坚分代中的倚重程度来考虑，在灭代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刘库仁也绝对没有仅仅是一个投诚的部落重臣那么的简单。

结合以上因素，拓跋部落再次失败也就很好理解了。“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魏书.帝纪第一》。

之后的发展，则按照不同的出处有如下的几个版本。如果按照拓跋修正后的官方记载《魏书.帝纪第一》的情况来看，“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云中郡在古代按照历史时期的不同多有不同，秦汉时期的云中郡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东汉末郡废。而北魏云中郡而在拓跋的故城盛乐也就是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唐云中郡即云州，在今山西大同，此处的云中郡当以汉朝为准），旬有二日，帝崩，时年五十七。”，也就是说什翼犍在精锐尽失之后，不得以进逃到大漠深处，直到前秦军撤退之后才现身，但也已经时日无多，不久就不久与人世。而如果按照《北史.列传第三》“初，昭成以弟孤让国，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职怀怨，欲伺隙为乱。献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终，道武年甫五岁，慕容后子阏婆等虽长，而国统未定。斤因是说实君曰：‘帝将立慕容所生，欲先杀汝，是以顷来诸子戎服，夜以兵仗绕庐舍，伺便将发。’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夜常警备，诸皇子挟仗彷徨庐舍，寔君以斤言为信，乃尽杀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洛军。坚将李柔、张蚝勒兵内逼，部众离散。苻坚闻之，召燕凤问其故，以状对。坚曰：‘天下之恶一也！’乃执寔君及斤，轘之长安。”的说法，什翼犍则是死在了自己的侄子和儿子的手上。这一个说法的流传相当之广泛。

而我在翻阅《晋书》的时候，则在《晋书.载记第十三》中见到了又一个说法，“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坚尝之太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答。”

考虑到“翼圭”，“寔君”两名的相近读音，也就是说在战败之后，什翼犍并没有死去，而是被自己的儿子寔君出卖，作为俘虏被押解到了前秦，并成了符坚的一个类似弄臣一样的角色。这对于“帝雅性宽厚,智勇仁恕”《魏书.帝纪第一》,“宽和仁爱，经略高远，一时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魏书.列传十三》并“昭成以雄杰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号改都，恢隆大业”《魏书.帝纪第一》的什翼犍而言，无疑是比死还要糟糕的结局。而对于他的族人而言，或者，这个时候，他们的曾经的雄主，那个在二十岁就威震代北的名王也是已经死去多时了。

在拓跋代国被前秦击溃之后，符坚采用代国受降的大臣燕凤的计策，将原有的代国国土划分成了两个行政区，分别授予刘库仁和刘卫辰两人进行管理。“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魏书.列传十三》，这个也就是历史上的前秦分代事件。而燕凤此计，虽然看上去对于前秦实在是有利之极，但其实却并没有达到符坚计划中的效果，这其中的关键，在以后，将会做一个说明。

如果从公元315年，也就是建兴三年，拓跋部的猗卢被西晋封为代王开始到什翼犍被杀（关于什翼犍的具体下落，缺乏明确的史料加以论证上文的三种说法，本文姑且采用《北史》的折中说法）的公元376年为止。在代北地区称雄一时的鲜卑代国一共立国61年，经穆帝猗卢（其间还有在北魏庙堂上号为桓帝的猗X，受前期拓跋分部的影响，穆帝猗卢与桓帝猗X虽然名为两帝但其实是同一时期的人物，这里以受到西晋册封的猗卢为关键。），思帝弗，惠帝贺傉，炀帝纥那，平文帝郁律，烈帝翳槐，昭成帝什翼犍等八帝（其中不计普根的乱政以及祁氏的专政）。在那个著名的乱世也算是一个比较长命的王国了。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拓跋部落漫长的历史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划上句号。事实上，伴随着一个婴儿的成长，鲜卑拓跋部落再度崛起的时间并不需要等上太长的时间。

这个婴儿就是在以后的本文中将占有重要部分的拓跋珪，在日后魏国的庙堂之上，他被称呼为太祖道武皇帝。而现在，他只有五岁（《魏书.帝纪第二》的说法是六岁，按拓跋珪生于其父亲拓跋寔去世的公元371年推算下来，似乎为五岁更为妥当一些）。

公元365年，以刘卫辰―――悉勿祈弟，悉勿祈已与公元359年亡故―――为首的部分匈奴铁弗部的贵族脱离拓跋代国的统治，这部分匈奴在刘卫辰的带领下，沿着当初阏头的路线，往东行进，渡过黄河，打算稍作修整，直驱中原。“二十八年春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魏书.帝纪第一》，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曾经雄踞代北数十年的拓跋代国的覆亡。

尽管在公元365年之前，这个铁弗部落的首领对于其宗主部落拓跋部落来说还是相当的恭顺的，这一点，《魏书.帝纪第一》中的记录可以作为不错的佐证，“二十二年春…悉勿祈死，弟卫辰立。秋八月，卫辰遣子朝贡…二十三年…秋七月，卫辰来会葬，因而求婚，许之…二十四年春，卫辰遣使朝聘”。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刘卫辰却没有放弃丝毫在他看来可以脱离拓跋部控制的机会。在《晋书.载记第十三》中，保留了如下的文字“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虽然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但从前文“大赦，复改元曰甘露”，下文“坚僭位五年”的字样来看，如以符坚在公元357年夺得前秦的王位建号永兴为基点，公元359为前秦甘露来推断，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在公元362年前的359年为妥。那也正是刘卫辰刚刚获得对铁弗部的统治权的时候。―――《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在引述该段史料的时候，认为这个史实应该发生在公元360年初，倒也相差不大。

但如果同样仅仅以《魏书》的记载为主要依据来看刘卫辰的叛代，其中的疑点依旧有很多。而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无疑有两点，其一是刘卫辰叛代所选择的时间，而其二则是铁弗部在叛代时所选择的逃亡路线。

先来看刘卫辰叛代的具体时间，“二十八年春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魏书.帝纪第一》，也就是说，刘卫辰居然是选择在天寒地冻的正月进行铁弗部落的大迁徙而不是在水草丰饶的夏初，这一点，对于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来说，无疑是难以想象的做法。而由此推究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同样让人觉得迷惑。那就是刘卫辰为什么要率部东渡黄河进驻到中原地区而不是往西顺着当初匈奴的路线在西域寻求帮助呢。中原地区难道有足够的水草以供养铁弗部当前数十万计的牲畜么？（《魏书.帝纪第一》在论述刘卫辰初败与什翼犍时有“（什翼犍）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一语）。否则的话，这不是一个自求死路的做法么。

以上两点，仅仅由《魏书》来看，是难以找到结果的。为了不断接近历史的本原，我们还需要查找更多的资料。所幸的是，在科学技术无比繁荣的今天，在过去看来几乎是大海捞针的行为，现在也变的简单多了。在《晋书.志第十八》中，我找到了如下的字样“（公元364年）升平三年冬，大旱…四年冬，大旱。”。由是推断，似乎在公元364年的冬天，由于大旱不雨，加之什翼犍此时却频繁对外用兵，对各个部族的征召都非平常可比，使得铁弗部无以为继，只得进行迁徙。当然了，这样的行为其实本就在刘卫辰的预想之中的，只不过是因为稍稍的提前了一点而已。而之所以不顺着水草的方向向西行进，而是选择了东渡黄河，可能一是和刘卫辰在前期和前秦的交涉有关，二也有可能是刘卫辰的个人野心的问题。三则是避开拓跋部的追击，毕竟，西面几乎是一马平川的地势相当有利于以骑兵为主的拓跋部作战。东面虽然前途难测，但毕竟峰峦迭起，什翼犍或者有所顾虑，未必敢带领以骑兵为主的拓跋部队追击西来。

―――什翼犍对外族用兵见于《魏书.帝纪第一》，“二十六年（公元363年）冬十月，帝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是年，张重华弟天锡杀玄靖而自立。二十七年（公元364年）春，车驾还云中。冬十一月，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而我妄作是因为气候而造成草原民族的冲突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晋书.志十七》中的“升平二年五月，大水。五年四月，又大水。”，《晋书.志十八》中的“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六年夏，旱。八年夏，旱。九年春，旱…升平三年冬，大旱。四年冬，大旱。”等句。《晋书》中的十七，十八，十九三志为《五行志》，其中记载了不少当时的气候情况，如果仔细参校，正如以上文字所描述的一样，尽管自从西晋末年乱世以来，中原地区可以说是岁岁有灾，但自永和五年（公元350年）起，情况却尤为严重。几乎每年都有重灾，非旱即洪，特别是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的大水和其后一年的大旱，更是导致了原本就脆弱的塞北草原生态圈的破坏，从而间接引起拓跋部和其他部族的对于生存资源的强烈冲突。而第二点也是因为拓跋部在什翼犍继位的前二十年和近年的反常行为所产生的强烈的对比。在继位以来，什翼犍虽然草创了拓跋部落的军事和行政制度，但在对外用兵上，却仅局限初期对匈奴铁弗部的打击而已。其后数年无事，直到公元363年才大举兴师攻打临近的其他部族，且这种军事行为毫无政治上的意图只是以大肆劫掠为最终注脚。这在《魏书.帝纪第一》可以说是相当的罕见的，通篇中都只有如上两个例子而已。由是我推测极有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关系而造成了草原部族之间的反常举动，也使得原本就有异心的匈奴铁弗部被迫提早了叛代的计划―――

但是，为刘卫辰所没有想到的事，他的叛逃却引起了什翼犍的极度愤怒。在得知铁弗部出走的消息之后，什翼犍当即放下了西北方面的战事。亲自率领拓跋铁骑东下，打算彻底粉碎铁弗部的美梦。

什翼犍这个时候所率领的拓跋部的军队，在漠北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自公元343年什翼犍继位以来，迄今已近20年，而这20年来，什翼犍无日不是以锐精图治为己的任，此时的拓跋骑兵虽然未必能和当时的中原三强以及长江以南的东晋的北府兵相比，但也已经是相差无远了。加上什翼犍这几年也苦于气候的影响，不断对周边的部落用兵以获得本部落相对匮乏的生存资源，这也就间接的锻炼了这支本来就已经不俗的军队。

刘卫辰惊惶失措之下，不得已放弃了修整的计划，带着疲惫不堪的部众再次迁徙。他这次迁徙的地点最后落脚何处，《魏书.帝纪第一》中没有明言，但在《晋书.载记十三》有如下片断或者可以作为参考“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卫辰举兵叛，率众二万攻其杏城已南郡县，屯于马兰山”。可见，刘卫辰当时实在是紧张的过了头，甚至和打算投靠的对象前秦发生了军事上的冲突。刘卫辰的举动马上引起了符坚的警觉，照《晋书.载记十三》的记载，“邓羌讨卫辰，擒之于木根山。坚自骢马城如朔方，巡抚夷狄，以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刘卫辰应该是在战败之后归降了前秦的，并接受了符坚的册封。并将此事明告什翼犍。―――见《魏书.帝纪第一》中对刘卫辰东逃之后的相关记载，“冬十二月，苻坚遣使朝贡。”符坚遣使明告之事实在极有可能，否则，以即使是继位登基都没有遣使通告的符坚却在此时派出使节出使代国来看，确实是事有可疑。

什翼犍扑了一个空，饮恨率兵而返之后并不能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一个结果。在派遣使节和前秦交涉未果之后，公元367年十月，什翼犍自代国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起，再次亲率领大军西击暂时居住在前秦保护地朔方下的刘卫辰部。

他的这次出击颇有浪漫色彩。其时黄河尚未完全封冻，而为达成奇袭效果并无车舟等行军设施的拓跋军一时难以渡河。这个消息传到了什翼犍的耳中后，他马上想出了一个奇计。他首先让派士兵用苇子编成粗绳以阻挡流动的冰块，令分散的冰块即连在一起，又命人把苇子散在冰上，等气温下降，冰和苇冻在一起，一个自然的浮桥就形成了。“帝乃以苇絙约澌，俄然冰合，犹未能坚，乃散苇于上，冰草相结，如浮桥焉。”《魏书.帝纪第一》。拓跋军也因此得以顺利的渡过了黄河。如神兵天将一样出现在了刘卫辰面前。

刘卫辰自然是毫无防范，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甚至连向符坚告急的时间都没有，他和他的铁弗部就被打了个七零八落。“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魏书.帝纪第一》。

这一战虽然是什翼犍大获全胜，但从战略上来看，与拓跋部而言，此事实在是得不偿失。首先，尽管获得了大量的生活资源，但是却走脱了最主要的目标刘卫辰及其宗族。而其二，这次征讨，也宣布在此之前一直关系模糊的前秦王国和拓跋代国之间对手关系的确立，这也正是什翼犍最终亡国的重要原因了。

代国的覆亡，虽然从结局来看是符坚委实武功太盛。但仔细的推敲起来，其根本的原因却还出在了拓跋部落的自身的组织结构上。

公元355年，这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一个多事而灾难的年份。这一年，一手建立了十六国中的前秦王国的苻健病死，他的儿子，也就是被史家认为是昏庸残暴的独眼苻生获得了关中三秦地区的统治权，对于他治下的子民以及臣子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噩梦的开始，而对于此时仅为前秦龙骧将军的符坚而言，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至于前秦王国的死对头，羌族的姚襄这个时候也并非碌碌，和同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的野心也在这个乱世里膨胀了起来。这一年，他毫不犹豫丢开了东晋给他的那一点虚名，自称为大将军，大单于，开始整兵备马，有所南图。

目光不妨再放远一点，地处一隅的凉州更是热闹的很，这个在晋末大动荡中侥幸残留着一点元气的小国这个时候也似乎把好运走到了尽头，荒淫无比的国王张祚被杀，前国王张重华的儿子张玄靓被野心勃勃的大臣们推上了皇座。对于这个只有七岁的孩子来说，人生也即将因此划上一个血淋淋的句号。当然了，这份喧哗也传到了塞外。大漠此时也并不平静，至少对于鲜卑拓跋部来说尤是如此，这一年，曾经在什翼犍登基以及巩固国政上作出了极大贡献的太后王氏终于走到了其生命的尽头，“十八年，太后王氏崩。”《魏书.帝纪第一》，“葬云中金陵”《魏书.列传第一》。王氏的死于什翼犍而言，所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政上的参谋。更主要的是，他失去了和与之比邻的令一个大族，乌桓互通声息的一个纽带，以及一个德高望重可以在朝政上给自己以足够的支持来震慑住那些心有不轨的大人们的长者。

这对于目前的代国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王氏的死，拓跋代国也开始逐渐的走上了内外交困的道路。事件的开端还要从什翼犍登基不久的公元343年说起。

就在那一年，什翼犍席卷了拓跋部的世仇铁弗匈奴。仅以身免的铁弗部的首领刘虎在逃往后不久便因此郁郁而终，而他的儿子刘务桓则带着好不容易收拢起来的残存部众归降了拓跋部落。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有一点却是什翼犍所没有考虑到的，那就是这些铁弗人并不是全部都实心实意的归顺拓跋部的。虽然他“帝以女妻之”《魏书.帝纪第一》的刘务桓倒是忠心的很，但他的手下到底是如何想法，这就不是什翼犍本人所能预料的了。这些人之中，就有在刘务桓之后统领归降的铁弗人的阏头，刘务桓的弟弟。

在王氏死后的人心动荡中，阏头是最为看重的一个。他认为当前的形势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在失去了王氏的助力之后，什翼犍必将受到来自前炀帝纥那方面势力的反扑。而原本在铁弗部周边和拓跋部交好带点监视性质的乌桓这个时候也因为王氏的死而蛇鼠两端，难做决断。现在或者就是恢复铁弗部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最好机会。带着这样的心情和想法，公元356年，乘着什翼犍全心整治部落人心的当口，阏头开始在铁弗人中散布谣言，打算脱离拓跋部，自立于大漠。

阏头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什翼犍的注意。事实上，什翼犍关注铁弗部的动态也已经有很久了。在收到了来自下面的有关阏头可能有异心的情报之后，什翼犍也不能不有所行动。同年，他以西寻为名，诏阏头晋见。这实在是有点类似鸿门宴的性质，推测什翼犍的意思，如果阏头奉召自然最好，而如果阏头不奉召的话，那大可立即征召周边的从属部落，直接进攻铁弗部。

这实在是一步好棋。按理来说阏头本无复盘的可能。但事情的发展却波浪迭起。二月，阏头非但奉召觐见，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表现相当之好，毫无施礼之举动，和其他部落之间的首领大人们相处也是相当的融洽。这就让什翼犍颇有难处。要下手的话，毕竟现在部族之中人心未定，没有适当的理由就除去一个部落大人，这必将导致其他大人们的反感，也有可能导致部众的大规模的逃离。而不下手的话，那则是令阏头作大，也将是一手败笔。苦思之下，什翼犍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在自己身边作为质子的铁弗贵族悉勿祈放回铁弗部，让他们去和阏头争权夺利。这是一个驱虎吞狼之计。“初，阏头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尽遣归，欲其自相猜离”《魏书.帝纪第一》。

于是，现在头疼的则变成了阏头了。本来以为看穿了什翼犍用心的阏头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要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什翼犍了，更可怕的是，他凭空就多了十二个竞争者。这就意味着，纵是自己能够抢在什翼犍整顿拓跋部之前把自立所需要的资源给处理好，他也需要面对十二个竞争者的手段。而这些竞争者也并不是无名之辈，如悉勿祈，是自己的哥哥的儿子，而其他的人在铁弗部中的势力也是相当的强悍，否则当初也不会被选作质子侍奉在什翼犍左右了。阏头叫苦不迭。却只能打落了牙齿自己吞。

而其后的发展在开始也的确是顺着什翼犍的思路继续了下去。公元358年，在悉勿祈等人的纠葛下，阏头的势力一再衰落。终于，眼见着自己的亲众越来越少，阏头决定孤注一掷，“二十一年，阏头部民多叛，惧而东走。”《魏书.帝纪第一》。但他毕竟走的实在是仓促，在心理上也有点不自然了。在率众经过黄河的时候，冻结的河水突然陷落。跟随阏头逃离的铁弗部的民众顿时伤亡惨重。阏头本人的逃往大计固然彻底失败不说，那些侥幸得生的部众也从此不再信任阏头，其中或有自行离去的，但大部分则听从追赶上来的悉勿祈的规劝，回到了原来的驻地，并从此以悉勿祈为头领。“渡河，半济而冰陷，后众尽归阏头兄子悉勿祈。”《魏书.帝纪第一》。

已成孤家寡人的阏头此时走投无路，绝望之下，他面呈什翼犍。希望得到一个符合自己身份的结局。

但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什翼犍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猜到的结局。他居然将这个失败了的敌人收留了起来，并且“待之如初”。于是，这也引起了不少的猜测。其中比较有依据的一个是，其实阏头并没有背叛什翼犍。真正的原因是悉勿祈为了逃离拓跋部的控制而编造了阏头企图叛乱的借口，什翼犍此时不过是中了悉勿祈的计策而已。这个说法看似大有道理，其实不然，最重要的一点，从《魏书》的记录来看，从有记载阏头叛乱萌动的公元356年到悉勿祈彻底夺权的358年，其中一共有两年的时间，从这点来看，如果是什翼犍中了反间计的话，那么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弥补。其间悉勿祈羽翼未丰，什翼犍当可使阏头杀之，又有何必要让起坐大呢。

而为什么什翼犍此时却及其看重失败之后的阏头呢，个人推断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什翼犍需要借助的势力来牵制不断壮大的悉勿祈。其实早在遣返悉勿祈回铁弗部的时候，什翼犍就应该已经考虑过这一点了。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一下就遣送了十二个铁弗的贵族子弟。但让什翼犍所没有想到的是，胜利对于悉勿祈来说居然是如此的简单，阏头的失败如此的迅捷。其次，这个也是一个向其他部族的大人们展示自己的胸襟的大好手段。他也确实需要在思变不断的同盟部族中获得一些正面的评价。―――事实上，如果对十六国前期有点研究的都会发现，在那个时期，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君主都相当的浪漫主义，比如代表人物符坚…他们对于敢于冒犯自己的，甚至哪怕是自己的敌人都显得相当的宽宏大量。不过，他们的对手却往往不这么认为，而具体的代表，还是前秦的君主，十六国时期的最具有人文思想的符坚…

但是，什翼犍此举却并没有收到他期待中的效果。事实上，他收容阏头不但没有获得来自铁弗部的支持，更加激化了他和悉勿祈之间的矛盾。在当前悉勿祈已经大体的完成了对铁弗部的接受后，他的举动无疑是对悉勿祈的一个公然的挑衅。这一点，无疑是这个刚刚获得了大权的贵族子弟所无法容忍的。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悉勿祈为首的铁弗贵族们开始在暗中筹划了起来。和阏头的那次不同，这一次的反叛要隐蔽的多，也要有决定性的多。至少，当一个名叫刘卫辰―――悉勿祈的弟弟―――的贵族弟子接任悉勿祈成为了铁弗部的首领之后，曾经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拓跋代国的丧钟也就此拉响了。

在前面的章节，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讨论冉闵的魏国。实际上，照理来说，对于冉闵的挖掘并不在本文的范围。之所以如此，实在是非我所愿，欲罢不能罢。从晋末到隋初，迷离的地方实在太多，如果不能整理出一个大概，恐怕我对于下文，也会无从入手了。

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作的功课其实也并不多，主要资料来源是二十五史中的几部大传，如《史记》，《汉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等。至于《宋书》，《齐书》，《梁书》，《陈书》，等，那也是要过目一下的。其他方面，如《十六国春秋别记》，《太平御览》，《资治通鉴》也稍有留意，当时的碑志也稍微翻了几张。但是，总的来说，我的选材还是以二十五史中的北朝史书为主。我这样做自然是有我的原因。

首先，在对比相应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从晋末到隋初的这一个期间，《资治通鉴》收录了很多在二十五史中并无存在的资料。比如前文所引的常炜出使燕例，《资治通鉴》中有不少有关常炜的文字，可是，在《晋书》中，对于常炜此人却仅出现了两次，其一是在使燕的时候，而第二则是在慕容俊称帝之后，其时已经降燕的常炜上表请求慕容俊广开贤路，其事俱在《晋书.载记第十》。但在《资治通鉴》中，常炜的事迹却突然多了起来。如下文所引: “常炜有四男二女在中山，俊释炜之囚，使诸子就见之。炜上疏谢恩，俊手令答曰：“卿本不为生计，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乱之中，诸子尽至，岂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况于孤乎！”《资治通鉴.卷九十九》，可是实在是不知出自何处了。

其二则是《资治通鉴》因以南朝为正统，在写北朝历史的时候则往往引用南朝的历史作为主线，情感也严重的偏向北方。但南朝诸部史向来都有“非信史”之名。《资治通鉴》如此做法，或有司马光对于宋时大环境的考虑，但此时却让我无从所引。而关于这一点，最显著的例子末过于南朝的陈庆之伐魏。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评点《资治通鉴》的时候对此曾有过“神往悠悠”的评语，我初读之亦然。但如对于同期北朝的记载的话，却发现似乎事情也并全如《资治通鉴》所引的《梁书》所说的那么神话。至少远没有达到“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的高度。（关于陈庆之的战例分析，在网上已经有一篇不错的作品，叫做《陈庆之到底有多强》，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而在北朝的相关段落，对于陈庆之也将有一个个人分析。）。

综合以上两点考虑，我在描写这段历史的时候，选材依旧是以二十五史中北朝史书为标准进行。

还是回来继续什翼犍的代国之旅。实际上，在从公元352年到公元355年这3年间，中原固然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是，对于什翼犍而言，他的日子却过的相当的安稳。南方的一切都似乎于他无关了一样。他一边静享着奴隶社会制度下的拓跋部族的最后的一缕阳光，一面用崇敬的眼光对待着一个对于他来说也不算全新的东西―――佛教。

实际上，对于整段南北朝的历史而言，佛教是一个纵观了整个南北的大概念。不独南朝的君王尊崇佛教，就是北朝的历代诸君也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宗教有种接近于病态的痴迷。这样做的原因，排除信仰的关系，对于北朝来说可能如下：其一，从文化上对于南方进行辐射和影响，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二，将佛教中的某些东西，作为和本民族融合到整个华夏大民族的切口。其中，第二点尤为关键，个人以为，它就是诸如龙门石窟的潜在的诱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来看前文就已经提醒了的一段史料，“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救，云玺在襄国，其言信不？又闻闵铸金为己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晋书.卷一百一十》，这里有一个概念，就是“铸金人”。实际上，铸金人（铜人）的这个概念，应该并不是冉闵本人的原创，这个似乎是晋末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风俗。如“…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魏书.列传第一》。这个制度在魏国的前期并不是虚有其文，魏道武宣穆皇后（这里的皇后为追封）刘氏就因此而不得后位。而下一个能进魏太庙的明元昭哀皇后姚氏也因此终身郁郁。整个魏国历史上又有几个皇后得以铸金人成功呢，通览《魏书.列传第一》（也就是皇后列传）便可发现，其中明确记载的铸造过金人的一共有三人，除姓氏以见上文的两位皇后外，其中仅有一人，也就是道武皇后慕容氏得以成功。由是来看，成功率应该是相当的低了。但是，整个《魏书》的皇后列传中，涉及到铸金人的也就只有这三人而已。在最后一个有过铸金人记载的明元昭哀皇后姚氏之后，在后妃列传就无有铸造金人的记录了，这点相当的令人不解。个人疑为，在姚氏之后，魏国皇族可能就修改了以上的制度，或有可能改成修筑石像特别是佛像…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又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魏书.志第二十》。这也算是开了拓跋和佛教的关系风气之先了。

但是，什翼犍的好日子也没有经历太久。内部的动荡很快的将这个垂平不久草原部族重新捆上了战争之神的列车。而这，则是公元358年的事了。

尽管在本节中并不是主要的地位，但毕竟题目相关，这里还是附带谈谈已经为我们所熟悉了的鲜卑拓拔氏。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环境下，身在塞北的拓拔氏也没有无动于衷。什翼犍就有点按捺不住了，他认为“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并开始整军备粮，以图南下。但是，他的举动却遭到了拓拔部的大人们的反对，“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魏书.帝纪第一》。严格的来说，这点并不算是很好的理由，但是什翼犍就此放弃了南下的意图却是事实。（《魏书.帝纪第一》中在讨论这个事情发生的年份的时候记录说是“十四年”，而什翼犍却是在公元338年继位的，仔细推敲起来的话，按照《魏书》的记载，这一年应该是公元351年，这一点，可以与《魏书.帝纪第一》中的如下文字相对照“是岁（十四年），氐苻健僭称大位，自号大秦。”。“十五年，慕容俊灭冉闵，僭尊号。”）。这一点，实在是让人不解了。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冉闵，在收拾了刘显之后，冉闵一头撞上的是慕容氏的燕国。说起来慕容氏和冉闵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前文所说的襄国战役中，在慕容氏的诸位名将还没有出场的情况下，冉闵就已经吃尽了苦头了。再算上身为石氏赵将时，冉闵也和慕容氏有过直接交手的经历。痛定思痛，冉闵开始考虑和慕容氏结盟的可能，于是，他派出了一个使节常炜，打算试探一下慕容氏的态度。

而在慕容氏方面，由于此时已经完全的将辽东的鲜卑宇文氏以及高勾丽瓦解―――有关此事的具体过程，以后将作为外传补充，这里因为和本文无关，所以暂略，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火焰塔的大作《五胡录》―――后顾无忧。且在公元351年，乘着襄国之战刚刚结束，冉闵正全力抵御石祗进袭的当口，“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晋书.载记第十》，获得了南下中原的门户。

因此，尽管还顶着几个东晋册封的官职（具体的官职是“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说起来这些地盘目前都不在东晋小朝廷的治下…），但慕容俊之心却早已驰骋中原。此时全族业是整经图治，正要挥兵南下，力图建立一番王霸之基。由此来看，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是在所难免了，绝非一两个幌子样的使节所能避免的了。

在迎接使节的宴会上，率先发难的是慕容氏的记室封裕，“冉闵养息常才，负恩篡逆，有何祥应而僭称大号？”，封裕的本意倒是不错的，但他的这个问题实在是无聊，祥瑞这个事情，本来就难说的很，可如此堂而皇之的提出来作为两国政策的基础，估计也只有作惯了记室这样工作的腐儒才问的出来。问的虽然比较缺乏水准，可是常炜的回答却精彩非常，“天之所兴，其致不同，狼乌纪于三王，麟龙表于汉、魏。寡君应天驭历，能无祥乎！且用兵杀伐，哲王盛典，汤、武亲行诛放，而仲尼美之。魏武养于宦官，莫知所出，众不盈旅，遂能终成大功。暴胡酷乱，苍生屠脍，寡君奋剑而诛除之，黎元获济，可谓功格皇天，勋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晋书.卷一百一十》，此话足可以为所有有心逐鹿者做一个心理上的注解。

封裕吃了一个钉子之后并不甘心，他马上抛出了第二个问题，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在不久之后，我们将会再次引用它。“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救，云玺在襄国，其言信不？又闻闵铸金为己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腐儒毕竟是腐儒，还是抱着所谓的天命不放。这次更是被驳了个体无完肤，甚至连在一边旁听的慕容俊都听不下去了，他命人点起一堆大火，意思是要是实在说不过了，就干脆把这个冉闵的使节给烤了算了，省得丢脸。

可是没想到常炜却不吃这套，站在火堆前面不改色，谈笑自如，“结发已来，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诈虚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晋书.卷一百一十》，一席话也的确是字字铿锵。差点让一边理屈词穷的慕容氏之主慕容俊下不了台，慕容氏众臣也都狠的牙根都痒了，都巴不得那火再烧的旺点，一会好烤的厉害些。但是慕容俊毕竟是慕容俊，尽管被反驳的无话可说，冷静下来之后，他不但以“古者兵交，使在其间，此亦人臣常事。”为由没有将常炜直接做了烧烤，反而将他留了下来。之后更将他提拔作了燕国的廷尉监，这种雅量，实在是非常人所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这段史料的时候却有不同的看法，他的观点，“冉闵闻俊欲救赵，遣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常炜使于燕。”《资治通鉴.卷一百》认为常炜使燕国当在襄国战役之前，也就是“（东晋）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七年”的公元351年《资治通鉴.卷九十八》。这就和《晋书》的“及冉闵杀石祗，僭称大号，遣其使人常炜聘于俊。”有很大的出入了。

再来看《晋书.载记第十》中“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救”一句。由此来看，《晋书》认为襄国之战和常炜出使应有一年的间差，也就是说，常炜的出使应该是在公元352年，也就是冉闵败亡的这一年。但此句却为《资治通鉴》所不采。《资治通鉴》仅有“遣太尉张举乞师于燕，许送传国玺”《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句，与《晋书.载记第十》中“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救，云玺在襄国”相对应，将常炜出使之事和石祗的乞援捆绑在了一起。

综合如上所述，在描述出使的这件事情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晋书》在年份上的出入极大（民初历史学家蔡东藩的《两晋演义》的时候就没有引用这个故事，想是也是有所疑虑吧）。实际上，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录的史料亦要比晋书详细的很多，只是是司马光自出丘壑还是另录它书就不得而知了？―――在宋朝的时候，有关十六国乃至南北朝时期的史书凸现一个高峰，其时所出现的考证南北时期历史的书籍大大的超过了有唐朝一代，所谓的史料亦然，但其时的金石学却并没有太大的突破，究竟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值得仔细的探究一番。

使节被扣，此时外交活动也就算是失败了。而这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也正式拉开了冉闵覆亡的序幕。

公元352年，慕容俊集倾国之力，正式讨伐冉闵。“俊遣慕容恪及相国封弈讨冉闵于安喜，慕容垂讨段勤于绎幕，俊如中山，为二军声势…（冉闵）奔于常山，恪追及于泒水”这个是《晋书.载记第十》中慕容俊载记的说法。但是在《晋书.载记第七》中却又有不同，其中认为“闵帅骑距之，与慕容恪相遇于魏昌城。”这个说法同《十六国春秋别记.卷二》中的“闵帅骑击之，与慕容恪遇于魏昌城”。而《资治通鉴.卷一百》另有看法，认为“魏主闵既克襄国，因游食常山、中山诸郡。”这种说法不知所谓，按说在公元351年的燕国进袭中，中山就已经“恪进克中山，斩白同。”，归于燕国了，冉闵又怎可能从容游食呢？

推究以上史料，在刘显之战结束的时候，慕容氏和魏国的疆域划分应当是以魏昌与安喜为界。（按《晋书.卷十四》“中山国汉置。统县八，户三万三千。卢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阴，望都，唐，北平”，可见两城并不太远）而在讨魏之战开始的时候，慕容氏应以是处为突破口与冉闵有过一场激战，冉闵则可能在兵力上吃了亏，不得已而为之，后撤到常山一带。但慕容氏却并没有就此了结，已在此时的统帅慕容恪的率领下则追击至泒水。

在常山稍作休息，并补充了部分兵力之后，冉闵开始策划和慕容氏进行一次决战。从战略上而言，他这样做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莽夫之举。毕竟这个时候魏国的国力已是濒临崩溃，不但已毫无进行一次持久战役的可能，更主要的是，南边的羌族也在蠢蠢欲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一举击溃慕容氏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战术上，冉闵却采用了错误的策略，尽管他手下的大将军董闰，车骑张温认为“鲜卑乘胜气劲，不可当也，请避之以溢其气，然后济师以击之，可以捷也。”，但是他以“吾成师以出，将平幽州，斩慕容隽。今遇恪而避之，人将侮我矣。”《晋书.载记第七》，决意与慕容恪针锋相对。（“司徒刘茂、特进郎闿相谓曰：‘吾君此行，必不还矣，吾等何为坐待戮辱！’皆自杀。”《资治通鉴.卷一百》，但这段话同样在《晋书》中无有，不知所出，姑且附录。）。如此行为，确实是有些莽撞了。

而在慕容氏方面，争议也不是没有，眼见的冉闵补充了生力，开始筹划进攻之后，慕容的部将们就有点担心了。他们也不是全无顾虑，毕竟，尽管在襄国之战前后，慕容氏获利不少，但是冉闵的名气毕竟还摆在那里。要说完全不在乎，那也是不可能的。而这个时候，身为一军之帅的慕容恪站了出来，“闵师老卒疲，实为难用；加其勇而无谋，一夫之敌耳。虽有甲兵，不足击也。吾今分军为三部，掎角以待之。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诸君但厉卒，从旁须其战合，夹而击之，蔑不克也。”《晋书.载记第七》。如此清楚的分析与筹划，慕容恪真无愧与十六国第一名将之名。

而其后事情的发展则照足了慕容恪的剧本进行。两军仆一交接，魏军在冉闵带领下，蜂拥而上，颇有灭此朝食的气势。而慕容军则是“十战皆败之”，避开魏军的锋芒，并逐步的将魏军引诱到了适合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平原上。（见“闵以所将多步卒，而燕皆骑兵，引兵将趣林中。恪参军高开曰：“吾骑兵利平地，若闵得入林，不可复制。宜亟遣轻骑邀之，既合而阳走，诱致平地，然后可击也”。恪从之。魏兵还就平地”《资治通鉴.卷一百》，虽《资治通鉴》描述此战多有奇特，但从慕容氏的之前的战术安排以及常山，泒水周遭的地形来看，此点却有可能）。

未己魏军气势稍减，慕容恪认为时机已到，马上开始转入了反攻。《晋书.载记第七》认为，关于反击，“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这种说法会同《资治通鉴》，但却为《十六国春秋别记.卷二》所无有。从骑兵的战术上来看，这样做的是以牺牲了骑兵的机动性而换取强大的冲击力。对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步兵而言，的确是相当难以抵挡的。―――事实上，即使是经过了严格训练的步兵，对于这种接近于山崩地裂的气势，在心理上的压迫感也是相当的大的。

在这样的冲击下，冉闵的魏军很快的就崩溃了。尽管冉闵依旧武勇，“闵所乘赤马曰硃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晋书.载记第七》（其实从慕容军的部署来看，冉闵似乎缺乏近战的可能，毕竟，慕容恪是以“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为前列的。《晋书》或者在这里玩了点小聪明也未必），但此时对于整体战局来说，已是与事无补。不久，在慕容军的层层攻击下，冉闵本人也无法再坚持了下去。“俄而燕骑大至，围之数周。闵众寡不敌，跃马溃围东走”《晋书.载记第七》。而倒霉的却还不只是败北，在逃跑的过程中，冉闵宝马硃龙突然暴毙。尾随而来的慕容军蜂拥而上，把这个一手挑起中原大乱的石虎的义子五花大绑。而在这次战役中被活捉的，还有在上文有所提及的大将军董闰，车骑张温…（魏国的参谋本部…）。

慕容恪在活捉了冉闵之后未敢自行处理，他把冉闵送到了当时正在蓟城观战的慕容俊处。而慕容俊对于这个魏国的国主也是早有耳闻，听到了如此大好消息，自然是不能放过与冉闵一见。在现任燕国国王与前任魏国国王的见面会上，慕容俊如此问冉闵“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而已是监下囚的冉闵这个时候却依然高傲如故，他说了一句很有骨气的话“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晋书.载记第七》。（《资治通鉴.卷一百》作“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气势明显加强。）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慕容俊。他将冉闵鞭打了三百之后，送斩与慕容氏在龙城的太庙。而失去了冉闵的魏国也就如同将倾的大厦被抽掉了最后的一根柱子。不久之后，慕容军的大将慕容评“送闵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攸、中书监聂熊，司隶校尉籍罴、中书令李垣及诸王公卿士于蓟。”《晋书.载记第七》。称雄一时的魏国正式覆亡。

冉闵在建立了魏国之后的年号为永兴，而后赵的石祗所选择的国号为永宁。事实来看，永兴者，垂世不过三年而已，而永宁者，更是没享一天的太平…世事没测，实在是如此啊。

在接到了石祗和姚弋仲的―――姚弋仲与信慕容氏，出自《资治通鉴.卷九十九》“弋仲亦遣使告于燕，燕主俊遣御难将军悦绾将兵三万往会之。”，但是段文字不见与《晋书》，亦不知所出何处。若取姚弋仲在此战之前，对他儿子姚襄所言“汝才十倍于闵，若不枭擒，不须复见我也。”“襄击闵于常卢泽，大破之而归。弋仲怒襄之不擒闵也，杖之一百”《晋书.载记第十六》等文字来看，姚弋仲对此战的成功早有筹算，实在没有必要再求慕容氏的助力的必要。―――求救信后，怀着逐鹿中原的野心，慕容氏终于有所行动了。一番权衡之下，慕容俊派出了时任御难将军的大将悦绾，让他率领三万精锐，从新都龙城出发，救援石祗。

而原本就怕冉闵独大的姚弋仲也没有闲着，由于他本人需要应对此时正雄踞关中的氐族苻健（氐族酋长苻健。其父蒲洪曾臣属于石虎，曾调驻防在枋头（河南淇县东南淇门渡），在石虎死后，蒲洪一度归晋，并借助东晋的力量击败姚弋仲，在他死后，其子苻健继位。主要据点为长安。）势力，无法脱身，于是便让儿子姚襄作统帅，前来救援襄国。

关于这次会师的人数，或者《晋书》的记载比较权威。不妨采纳如下，“会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复遣其子襄率骑三万八千至自滆头，俊遣将军悦绾率甲卒三万自龙城，三方劲卒合十余万。”《晋书.载记第七》，从数字上来看，大体上和冉闵的“率步骑十万攻石祗于襄国”人数相当。但是，不能不考虑到的一点是，此时，因襄国三月不下，冉闵的大军已成疲兵困卒，而三方援军却都是养精蓄锐已久的虎狼之师。由是而言，双方纵然在人数上差距不大，可在士气上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如此情况，自然也为交战双方看在了眼里。但是多少也带着点侥幸的心理，冉闵“遣车骑胡睦距襄下场长芦，将军孙威候琨于黄丘”《晋书.载记第七》各带部分兵力狙击襄国的援军。他的本意或者不在于交战而在于夸兵吧，仅仅是希望慕容氏和姚弋仲知难而退而已。是以两者所率领的兵力都不为多。但为冉闵所始料未及的是，此时的援兵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吓吓就可以了解的了。姚弋仲和石琨颇有唇亡齿寒之感，悦绾也正要扬威与中原，又怎肯放过眼前这大好良机呢？于是在悦绾，姚弋仲，石琨的冲击下。无论是胡睦还是孙威，都遭到了惨败。“士卒略尽，睦、威单骑而还”《晋书.载记第七》…援兵很快就兵临城下。

仆一交战就遭到了败绩，再加上腹背受敌的情势。冉闵阵营里也有了不少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对策人物，卫将军王泰就是其中一个，他就此进言说“穷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云集，欲吾出战，腹背击我。宜固垒勿出，观势而动，以挫其谋。今陛下亲戎，如失万全，大事去矣。请慎无出，臣请率诸将为陛下灭之。”《晋书.载记第七》。此计看似无赖，但平心而论，这也是当前情况下最好也最无奈的选择了。

冉闵在开始的确是打算采纳王泰的意见。但就这个时候，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道士法饶―――我倒是很疑心这个道士是襄国方面派来的奸细―――却在一边煽风点火了起来，他一句“太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顿时就把冉闵本来将要熄灭的心头无名火吹了个遍野燎原。他就此颁下严令“吾战决矣，敢谏者斩！”《晋书.载记第七》。而考虑到光禄大夫韦謏的结局，这个时候还有谁敢上前去劝…事情发展到这步，战局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姚襄、悦绾、石琨等三面攻之，祗冲其后，闵师大败。闵潜于襄国行宫，与十余骑奔鄴。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祗，尽杀之。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车骑胡睦、侍中李琳、中书监卢谌、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诸将士死者十余万人，于是人物歼矣。”如上文字这是关于这次战役的《晋书.载记第七》中的原记。由于关于这次战役的具体经过实在是缺乏可陈，所以也只好照抄作罢了。虽然这仅仅是冉闵一生之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战败之一。但正如《晋书》所记载的，这次失败给冉魏方面的影响却是无可估量的。是役中，冉闵所搭上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儿子的性命，更主要的是，他还陪上了苦心积攒下来的人心世故以及他赖以逐鹿中原的强大兵力――此后我们可以发现，冉闵在之后再也没有使用过超过一万的兵团作战。尽管冉闵在潜逃途中追悔无比，先是肢解了出馊点子的法饶，再是给被自己屈杀的韦謏追封了个大司徒的名号，但毕竟此事已成定局，那十余万将士的性命也是再也求不回来了。

在带着失败者的耻辱回到了魏都鄴之后，还没等冉闵透过口气，坏消息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来自石祗方面的。这个侥幸活了下来的赵王现在颇有痛打落水狗的气势。挟大胜之势，石祗令手下刘显率领兵直攻鄴城。―――刘显的兵力有多少，如果按照《晋书》上来看应该是七万，但我却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起码不可能有为数七万的职业性的军士。按说如果石祗可以召集起七万大军，他有何必假手于慕容和羌人呢。晋末十六国南北朝期间，有关兵力的记载多有不实。各个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也往往随意拉丁。因此，尽管史书上动辄十数万，但究其实际战力，则绝对无法以人数的多寡来衡量判断了。其次是鄴都城内的状况。由于魏国新败，加上在战败后冉闵的消息也是半点皆无，魏国的文武百官们此时都乱了套，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那一个龙座打的头破血流。其上如此，其下可想而知。普通的百姓也完全混乱，完全无视道德法纪为何物，偷抢拐骗，无所不用其极。总之一个好大的鄴都，现在是乌烟瘴气，真是闹腾的可以。

在这个情况下，冉闵也担心了起来。一方面他接纳了射声校尉张艾的建议，在百姓中多露了几次脸，也算震住了那些心有不轨者。而另外一方面，他以探病为由亲自拜访在襄国之战中给他出过主意的卫将军王泰商量。打算讨论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现在正欺负上门来的刘显。

王泰是在前次襄国战役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生还者。这个时候正称病在家休养。关于这个病情，王泰书面上给出的理由是发疮了，比较难以动弹。但事实是，王泰这个时候生起了冉闵的气，埋怨冉闵当初不用他的计策。这个做法本无可厚非，读书人嘛，总是难免有那么一点倔强脾气。可是王泰到了后来做的也就有点过分了。就是冉闵亲自上门，他也一点情面都不给，躺在床上就是只说病重不谈军情。这就让冉闵十足下不了台了。

“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晋书.载记第七》，在离开王泰家的时候，冉闵恶狠狠的留下了这么一段话。在王泰家撞了一个钉子，可冉闵的血性却被激了出来。“于是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及于阳平，斩首三万余级。”《晋书.载记第七》，一战即失去了一半左右的兵力。这让襄国的统帅刘显十分惧怕，甚至绝望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刘显派人秘密的请降于冉闵，并许以石祗的人头。

而这个时候，冉闵也作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毕竟，此时他治理下的魏境这个时候已是百业凋蔽，民不聊生了，“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晋书.载记第七》。魏国的国力可想而知，更不要说刚刚损失了将近十万大军对于民心又是何种的打击了。冉闵此胜，实在是险中求险啊。

权衡当前两军的情势，在判断魏军实在是无法取得再进一步的胜利后。他答应了刘显的条件，对于刘显的残兵不再追击，兴高采烈的回到了鄴。当然了，在回来之后，他就假借王泰要投靠关中的苻健为由，灭了王泰三族―――在读史到了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由的想起了三国时期的田丰，说起来王泰和田丰其实也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一个因败而亡，一个因胜而死，真是奇怪，我唯独为什么会想起他呢。

而刘显这个时候也没有食言。在回去后不久，他就真的杀了石祗，并连带石祗的太宰赵鹿等一级官员十余人，首级一并传送至魏国。但是这也并不代表他就完全的归顺了冉闵。在掌握了襄国的大权后，他也开始针对冉闵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这也为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在屡次收到边境官员的报急之后，冉闵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了。

“刘显率众伐常山，太守苏亥告难于闵。闵留其大将军蒋干等辅其太子智守鄴，亲率骑八千救之。显所署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枣强降于闵，收其余众，击显，败之，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鄴。”《晋书.载记第七》。对于刘显来说，生于小人，死于小人，尽管野心再大，这一生也不过是在区区一本《晋书》上添上几段黑字而已。徒增笑料。

在石祗死后，后赵崩溃后中原的势力大抵剩下了以下四股。气势正旺盛的冉闵，在一边打着拉锯战的姚弋仲和苻健，以及刚刚把触角伸进中原的鲜卑慕容。而就在这中原以外，其他的势力也在虎视眈眈。南方的桓温正准备出兵北伐。而在距离慕容氏不远的地方，已经为我们熟悉很久的鲜卑拓拔，这个时候也在开始准备南下了。

在说到南方的东晋准备北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根据记载，此时，受权臣桓温委派，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在这年出镇寿春督军北伐。他以淮南太守陈逵等“开江西嘐田千余顷，以为军储”《晋书.卷一百》，垦殖淮南荒地。嘐按照《说文.十三下》中《田部》中有“嘐，烧穜也。而《汉律》曰：昭田、茠草。”《玉篇.卷二》“疁，不耕烧种也。”可是，《颜氏家训.卷四》《涉务》谈到农作“耕种之，茠锄之，刈获之。”即是说，袜草，未必一定是烧种。唐人何超《晋书音义.卷下》“疁，<说文>，烧种也。案通沟溉田亦为疁。”已经对流传到唐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对疁田别有新解。而若从《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桓温为此疏斥其罪，浩被贬，两年后(356年)亡故。故吏顾悦之为之讼冤，说浩“出镇寿阳，驱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罗向义，广开屯田，沐雨栉风，等勤台仆”。冤案沉清，追复殷浩本官。应该可推知浩在寿阳“开疁田”，是进行屯田。拓荒除草，开渠灌溉，都使用铁农具，并不是几十年前应詹所说，“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的古老原始烧荒播种，而是在淮南发展水田农业的新措施。

殷浩的举措在当时或者并不起眼，但是对于中国之后的战略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淮南在秦朝之前，就作为楚国的领地为世人所知。在两汉时期也有了农田水利建设。但总的来说，在南北朝之前，淮南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渔业以及手工业产品的聚集地的《汉书.卷二十八》“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这无疑是浪费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流域的大好环境。而淮南地区作为中国的粮仓之一，则正是开始于东晋时期的这次经略了。

这是公元350年的事了。

有关东晋在经略淮南的资料，本文引自张泽咸先生的《汉晋唐时期农业》一文，特此感谢。

率先动手的，是后赵王国的一些宗室诸侯们。而这些宗室们之所以率先发难，除去野心使然，冉闵的一系列针对羯族的民族屠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羯族，“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晋书.载记第四》，可见其民族和匈奴的关系密切。是族和中原民族发生关系的年代应当在西晋的大动荡之前。但是在中原民族眼中的地位却远远比不上匈奴，鲜卑。这点大概和这个民族归附匈奴以及归附中原王朝的原因有关。

根据王国维、陈寅恪、谭其骧等先生考证，羯即柘羯，战士之意。羯人为“羌渠之胄”，而羌渠实为康居（现哈萨克斯坦）的同名异译，按康居国，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这里再详细下，按“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汉书.卷九十六》，可见为汉时居住在西域的一方大国。在汉帝国和匈奴争夺霸权的初期，更是被认为是汉帝国牵制匈奴的一个可观的盟友“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汉书.卷六十一》，而得到了汉帝国的笼络。因此，两国的关系，在初期应该说还算相当不错。但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康居的野心渐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汉帝国对其的不满也逐渐的累积了起来。这就好比一个炸药桶，不是不爆炸，而是没有等到点燃的一丝火星而已。而这个火星，就是匈奴的郅支单于了。大概在汉建昭初年的时候，为对抗世仇的乌孙，康居邀请当时已是潦倒困顿的匈奴郅支单于入国。由是引火上身，帝国和其若隐弱离的关系彻底断裂。

公元前36年，汉建昭三年，汉帝国西域副校尉陈汤调发汉帝国在西域的属国兵力以及汉帝国在西域的屯垦军队，正式对郅支单于进行了征讨，而康居虽然在郅支单于的淫威下倍受屈辱，但毕竟唇亡齿寒，还是派出了军队和匈奴会师，对抗可以说是西域联合军团的汉军。

具体的征讨过程如前文所述。被康居倚为长城的郅支单于固然兵败身死。康居也好不了多少，是仗之后，在国力上是彻底被打到了西域的两等公民位置。在汉帝国心中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其后虽然关系稍有改善。康居也复派质子入汉朝，但此时在汉帝国的眼中，康居不过是一个牵制着西域乌孙诸国的棋子而已。若按照都护郭舜的看法，这样的康居的存在，实在是有如鸡肋一般。

在官方的看法如此，在民间也就不难想象了。那些漂泊到中原的康居人，先是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名言在前，又有如上的因果在后，往往都被视作鸡鸣狗盗之徒。而久而久之，这些康居人，也就是后来的羯人自己也枉自菲薄了起来，后赵王国的建立者，石勒有封给刘琨的信就可以视作此种心态的典型，“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晋书.载记第四》。可见在这些羯人的心中，中原不过是一个暂居之地而已。动荡与否，又与我何干？不如乘乱大捞一票罢了。而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在加上因为和中原文化格格不如的民族气质和体貌特征―――羯人的人种特征，在南北朝的史籍中多以可见白种人种的特征，而如果从《隋书&#8226;西域传》以康国为康居之后，米(今马江Maghian)，史(今夏儿)，曹(今米塘Mitan)，何(今喀沙尼亚Kashania)四国为旧康居之地。《新唐书》中“康，米，史，曹，何诸国，皆故粟特之地也。”等文字来看，羯人应该和白种人的民族粟特在血统上有很深的关系。而如此体貌上的明显区别，也是令中原地区的羯族最后几乎在大屠杀中消亡殆尽的一个重要原因。―――羯人们所建立的政权，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民族歧视最为严重的地区。即便是被认为是“天资英达”的石勒，也在立国后不久，颁布了带有民族歧视的法令。此举更是无疑加剧了原本就很严重的民族矛盾。

这种矛盾愈演累愈烈，并最后在后赵末年，成为了冉闵夺取后赵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公元349年，在夺取了后赵的大权之后，为了彻底的清除反对势力，冉闵于是“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晋书.载记第七》，如此恐怖的场景，真是无法可想。无言…一个“杀”字而已。

如此情况传到了后赵的石姓宗族的耳中的时候，结果如何，也是可以想象的了。狗急尚且要跳墙，何况是人？公元350年三月，也就是在同年的一月冉闵干脆杀了名义上的后赵皇帝石鉴正式称帝建立冉魏立年为永兴之后，后赵的宗室石祗也在自己的属国襄国称帝，承袭后赵国名，立年号为永宁。从“诸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晋书.载记第七》等文字来看，襄国的建立正好为那些在冉闵的高压下走投无路且心惊胆战的羯人们树起了一点模糊的希望。

在立国后不久，还没等根基牢固。石祗就“遣其相国石琨率众十万伐鄴，进据邯郸。祗镇南刘国自繁阳会琨”《晋书.载记第七》开始了和冉闵的战争。但还没轮到石祗亲自上阵，坏消息就来了。“闵大败琨于邯郸，死者万余。”《晋书.载记第七》，这个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败仗，更应该是冒进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石琨的水平如何，石祗心中应该有数，冉闵虽然在民族关系处理上败笔连连，但毕竟出生行伍，屡建军功，“胡夏宿将莫不惮之”，确实是当时的名将。以石琨之能，去进犯冉闵，可不是以卵击石么？石祗如此选择的原因，恐怕多少带着点希望冉闵的魏国不战自溃的梦想吧。

而从战略上来看，此战之前，冉闵还对石祗的政权心有忌惮，甚至不惜曲节向远在南方的东晋小朝廷祈求援助，“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载记第七》，冉魏在前期处于守势。而在此战之后，冉闵尽收畏惧之心，冉魏也开始调整战略。还没有等到石祗开始下一次的进攻，冉闵就下手了“闵遣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其将王泰、崔通、周成等帅步骑十二万次于黄城。闵躬统精卒八万继之。”《晋书.载记第七》开始了对石祗的进攻。这一次石祗败的更惨，不但丢失了向冉魏进犯的据点，更是直接的促成了冉闵的不断壮大，到此战结束，冉闵已然“三十余万，旌旗钟鼓绵亘百余里”。单以军力而言，确实是当世无双了。而在军队的利好下，冉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晋书.载记第七》，在执政上也隐隐有点长进了起来。

如果冉闵能就此束手，就此以持国为上。那么或者南北朝的历史就要来一个全面的改写吧，中华的统一也要晚上许多年。但是，很可惜的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一说。眼见着如此庞大的军队，现在开始看不清方向的变成了冉闵。不久后，冉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祗于襄国”，决意要将襄国彻底的覆亡。而为了博一个好的口彩，他在进兵前，更是“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这可不是头脑发昏了么，他也不想想自己是以什么起家的。居然给自己的儿子一个如此胡化的称呼…

冉闵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人给他指出来。他手下的光禄大夫韦謏对此就相当的反对，多次上表劝诫，言辞自是相当恳切。但却惹的冉闵动了杀机。“闵览之大怒，诛謏及其子孙。”《晋书.载记第七》。有如此榜样在前，朝中文武谁敢多言。由是也可以看出冉闵的作风大抵是如何了。此举一下，先前的文人志士大多是心灰意冷，稍有点头脑的，都已经在考虑后路究竟要如何了。

而这次的战斗同样没有冉闵想的那么顺利，由于襄国现在多以羯人为主，冉闵的做派自然是早有风闻。投降自然是免不了一死，抵抗的话却没准还能有条活路。抱着这种想法，襄国将士用命，冉闵的十万大军整整耗了三个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筑土山挖地道等方法都用尽了，襄国还是无法攻下。

而在这个时候，襄国的石祗这个时候也没有闲着。他认为虽然现在尽管靠着将士的血气拼死抵抗，但毕竟实力还是摆在那里的。如果单单靠自己的力量，城破是迟早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石祗开始四处投发告急文书。而收到他的告急文书的，除了羌族的姚弋仲，先前给冉闵打的失魂落魄的石琨，还有一个大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曾经在前文提过的住在辽东的鲜卑慕容氏。

不过这个时候，前文说的慕容皝已经亡故将近一年了。追究死因的话，这个平定了整个辽东的大人物居然是死于马失前蹄…或者，这个也可以算是死得其所吧。而在他死后，接他的位置执掌慕容部大权的是他的儿子，慕容俊。而这个时候慕容家也真可以说是星光灿烂，除去一个当家人慕容俊不说，在慕容一族还有两个人不能不提，这就是现在年纪还不满二十的慕容恪和慕容垂。其中前者是一代人杰，将同时期的其他名将压的几乎都喘不过气来，后者非但是十六国中后燕的建立者，更是一手缔造了不败的神话。如此人物，有一即足可以平定天下了，慕容氏不意就得一双，真是垂天之幸啊。

从今天流传下来的《魏书》中的相关纪录来看，什翼犍扮演的确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悲剧性的角色。尽管结局糟糕，他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实际上，假如单从执政能力乃至政绩上来看，他做的远比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君主要好的多。大明王朝崇祯皇帝的那句”朕非亡国之君”的感叹，就是用给他，个人以为其实也是合适的。但所遗憾的是，什翼犍毕竟是出生在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朝代，而他所面对的对手，却又是世不二出的人物---前秦的符坚。

公元339年，完成了初步汉化后的拓拔部落开始就定都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由于此时刚刚距离汉化不久，因此，和前几代名义上的王都性质不尽相同的是，此次，拓拔部讨论建立的已不是先前那种游牧民族类同于王庭性质的政权所在地了，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类似于中原地区的城郭了---我个人认为在那一年里，拓拔部甚至商讨过由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的可能。循前代的例子来看，由于都城的地点不仅仅涉及到百姓的居所，特别主要的是和当权的诸部大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权者本人的处境密切相关，事情本身就是相当难以解决。此外，这次建都甚至还涉及到了新兴起的中原派别的权力分配问题。因此，部落之间源此而产生的各个势力的争执寻而未决，各方各面牵牵绊绊。什翼犍也无法骤下决定。只得听由争论上达到了什翼犍的母亲王氏处。

王氏，这个出生自乌桓的女子倒没有太大的犹豫，“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魏书.列传第一》，她的看法很简单，她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拓跋部落尚没有建立一个明确的都城的必要。应该先对内图治，对外图强。否则的话，如果此时仓促立都，假如遭到了敌人的袭扰，那结局可就比较糟糕了。

王氏的话不仅仅当前解决了当前困扰什翼犍已久的立都问题。更加主要的是，她的话也让年青的什翼犍逐步的放缓了拓跋部汉化的脚步。实际上，拓跋部在公元339年起到公元376年什翼犍败亡这长达37年间的漫长岁月里，在政治制度上一直止步不前，真正被先进的汉文化所熏陶下的岁月，其实不过是什翼犍立国初期的一年间而已。这点，在当时的汉化程度相当高的鲜卑慕容部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拓跋代国覆亡之后，被后世追封为魏太祖的拓跋珪才能托身于刘库仁部，贺兰部，在水草追逐中逃避前秦的追兵，避免了象慕容家的那几个不成器般的下场，并得以逐渐成长，最后完成复国的伟业。福兮祸焉，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是难说的紧。

公元343年，什翼犍将正式都城设立在了拓拔故都盛乐（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附近，从《魏书.帝纪第一》“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的记载来看，什翼犍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破土动工，但也作了不少的修缮性工作。具体涉及到哪些方面，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几乎可以肯定的说，此时的建都依旧保留了拓拔部的固有的习惯，并没有如中原文明一样，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具有攻防一体性质的城市。而这一点，往往为许多的史家所含糊。如蔡东藩甚至就认为，早在惠帝贺傉时期，拓拔就已经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了“过了四年,惟氏病死,贺傉始得亲政,但贺傉素来懦弱,未足服人。不似乃母。各部酋多半生贰,阴有违言,累得贺傉胆怯心虚,徙居东木根山,倚险筑城,作为都邑。”《两晋演义.第四十四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少数民族立城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建立一个城郭，对于他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居住的地方，更加重要的是，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原先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的终结。这中间付出的代价，实在不是一笔就可以轻轻代过的。

新都的距离烈帝当时的都城仅仅只有两里的距离。这不仅算是为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立都问题划上了一个句号。同时，这样也给了拓拔部中的各派势力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不仅仅要对内进一步加强王权，更加主要的是，在中原大乱的情况下，拓拔部也应该有南下的勇气和决心。盛乐故城的位置，明显要比以前的东木根山要南下方便的许多了。

在立都问题解决之后，什翼犍治理下的代国修养生息。在从公元343年到公元351年的这九年间，除了在外交上和鲜卑慕容通婚交好。什翼犍主要还完成了这么两个事情，第一是他彻底的征服了曾经在代国边境猖獗一时的匈奴铁弗势力，“四年（公元343年）冬十月，刘虎寇西境。帝遣军逆讨，大破之，虎仅以身免。虎死，子务桓立，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魏书.帝纪第一》，这是他的前辈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很了不起。需知纵然是强如平文帝，赫赫武功之下，也只能给铁弗势力以沉痛的打击而已。而什翼犍此战之后，怀柔并下，不但气死了刘虎本人，也顺代把他的儿子收归麾下。更让曾经数次令拓拔部头疼不己，击而复起的匈奴铁弗宣告覆亡，从此再难见诸于史书。什翼犍的政治手腕，的确是颇为不凡。

第二是他为拓拔部落设立了一个类似于军事学校的制度。如《魏书.帝纪第一》所述，“五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有关战争的经验和知识都可以通过老兵直接传承给新手，从而不受“参战的经验决定部队的实力”的束缚。整个国家的战斗力自然是得以大大的提高。这方面，做的最好的当属后来蒙古帝国的怯薛制度了。什翼犍能考虑到这点，已经是很有远见了。

而到了公元351年的时候，随着冉闵以民族情节彻底的瓦解了盘踞中原地区已久的后赵势力。各方各派的势力都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野心勃勃的什翼犍。

这里附带说下冉闵其人，有关这个人的评价，实在是不好说的紧，这里稍稍补充一则史料而已。根据近年出土的资料《染华墓志》---北魏染华墓志，1990年秋（一说1991年初）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城关镇杏元村东砖厂，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所编《洛阳新获墓志》，李献奇《北魏六方墓志考释》，也都收有染华墓志的拓片照片，并作了简短考证。---来看，冉闵其人的姓氏疑点尤有。

如《晋书.载记第六》，及《太平御览》崔鸿《十六国春秋》中的《后赵录》，均作冉闵，而不作染闵。可是《元和姓纂.卷七琰部》，却将冉、染两姓并收，其中染氏条更是有：“《石赵录》云，石季龙将染闵，魏郡内黄人，或作冉氏。”的说法。按所谓《石赵录》，当同上文的《后赵录》。据此来看，即便是在经事不久得唐朝，有关冉闵的姓氏就已经疑点颇多了。《元和姓纂》多处提到冉闵，或作染，或作冉，或作梁，按梁自是染字之误。参照《宋本广韵》卷三上声第五十琰部染字条：“又姓，石勒时有染闵。”的记载来看，唐修《晋书》作冉，可能只是整齐体例的处理方法。

而如果再参考自流传于日本的六朝文献，如京都府东山区粟田口青莲院所藏《观世音应验记》写本（所谓吉水藏）。是本据研究抄写时代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包含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即南朝刘宋傅亮所撰《光世音应验记》、南朝刘宋张演所撰《续光世音应验记》以及南朝萧齐陆杲所撰《系观世音应验记》。其中傅亮《光世音应验记》之第三条“邺西寺三胡道人”条，提到“石虎死后，冉闵杀虎”，其冉闵写作“染闵”。而同为平安时代末抄本的日本大阪府河内长野市天野山金刚寺藏《佚名诸菩萨感应抄》写本，其中“观音菩萨”部分，亦有“邺西寺三胡道人”条，也把冉闵写作染闵。

由是考虑冉闵其人本姓染似乎更为正常了（有关冉闵的姓氏考证，来源于罗新先生纂写的《北朝墓志丛札一》一文，特此标记，以示感谢）。

冉闵本人出自于乞活军---关于乞活军的来历，上文已经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提及了。后投靠后赵并屡有战功。在石虎后期,利用手中军权,将后赵帝国的粮食散发给汉族饥民，此举虽然有收买人心之嫌，但为冉闵本人在当时的汉族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却是不争的事实。石虎死后，靠四十万汉人尸肯修建起来的后赵皇宫发生不明原因的火灾(襄国宫殿倒时明确史料为冉闵所炼烧死)，大火烧了一个多月。冉闵借此机会乘机兴起，以民族情节为手段，一举颠覆了当时中原地区的一大势力后赵。

但考究冉闵其人，实在是缺乏执政能力，因此即使拿着后赵王国这么大的一块蛋糕，冉闵也无法将之良好的治理。只是徒以如《杀胡令》之类的法令扰乱民心，激化民族矛盾。使得中原地区血流成河，民将不生。如此以来，后赵的疆土，也就不难成为其他势力垂涎的对象了。

什翼犍在继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当时就行政体制而言极度落后的拓跋鲜卑部族引入了一个官僚系统。

这个官僚系统是由什翼犍听取汉族官员的提议所建立的，但正如《魏书.志十九》“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中所言，这么大的体制变革，也绝对不是来自什翼犍个人的心血来潮。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所谓的始祖力微时期，拓跋氏就已经开始考虑将南方先进的文明体系逐步引进了，尽管这次汉化的结局因为文帝悲剧性的死而宣告失败，但某些诸如长史，郎中令等极具中原文明特色的职位还是保留了下来。

这里有一点是我在读那段时期的文献时候注意到的，那就是，鲜卑，特别是拓跋部，就文献而言，似乎是一个很注意文献收集和历史整理的民族。不说崔浩刻典与碑的例子，就是在《魏书》中描述拓跋早期的文字比如《序记》中，如“累石为亭，树碑以记”的字样也是相当的频繁。但奇怪的是，《魏书》中所称的，被刻碑备典了的同样的事情却又多不曾在同时期的《晋书》中得到体现，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了，其一是中原王朝的史官们不愿意或者懒得去提及。其二是，在那时候，“树碑以记”的文字很有可能是有别于华族的又一文字体系。而该文字体系却在南北朝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消亡以致于无人可识了。

综上所述，在这次的改革中，在比如官职和爵位上，什翼犍的拓跋官僚体系和晋朝相比可以说是相当的相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如此，就汉化的程度而言，此时的拓跋氏仍没有达到同期甚至更早期的慕容氏的水准。而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具体的来看一下什翼犍的官僚体系的详细结构。

其一，“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魏书.志十九》，可见什翼犍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近侍机构，来作为向下传达指令的窗口。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是在帝王和群臣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带后，比如文帝和平文帝的悲剧都可以因为近侍们的存在而加以避免。其次是首次明细出了群臣和帝王之间的沟壑。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这点无疑可以增加群臣对与君主的畏惧感。但正如《魏书.志十九》中“建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称，什翼犍此时依然无法摆脱部族中老旧势力的纠葛，取材也只能局限于“大人”或者“豪族”子弟…

其二是建立了一个类似参谋部的机构，“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样做的优点不言而喻，最主要的是降低了因为一人独断而带来的不明确和思维混乱的风险。在这点上，什翼犍可以说是做的不错。

其三是将归附代境的流民分为二部，并让自己的弟弟孤以及儿子实君分别监管。“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时帝弟孤监北部，子实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魏书.志十九》，这样就极大的缓解了因为流民所带来的民族矛盾。也在无形中化解了因为孤的让位而带来的无法封赏的难题―――此文当可和《魏书.列传第二》中的“乃分国半部以与之”相比照，可见，孤让国之后，被封半国的说法或者更多的，是夸大自他对于流民的统率作用吧。

从《魏书》中的资料来看，什翼犍的政治变革主要也仅仅是集中在了以上三点，而不是如《魏书.帝纪第一》所言的“始置百官，分掌众职”那么吓人。我不清楚一个合格的官僚体系是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官僚体系无疑是简陋之极的。更何况，这个时候的拓跋部有官无禄，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谋生，无疑是荣誉感大于即得利益，这也是典型的正处于开化阶段的民族的特征了。―――说句早话，拓跋族的这个毛病似乎在后来的魏国也好不了多少，大好喜功，四下封王，而诸王也没什么实权…

在完成了本部族的变革之后，什翼犍开始将眼光瞄向了东边。而这个时候出现在东边的土地上的，已经不是为拓跋部所熟悉的鲜卑宇文部了，而是上文提及过了的又一个鲜卑大族，鲜卑慕容部。

而这个时候（公元339年）的慕容部，则早已经完成了平定东北的历程。虽然慕容廆已死，但是他的儿子慕容皝却颇有乃父之风，为人干练，颇为爱民，继位没几年，不但平定了慕容部内的慕容翰争位事件以及东北的高勾丽，更是以慕容翰为由一举击灭了收容了慕容翰的鲜卑段部和与慕容部累世为敌的鲜卑宇文部。

但就是这样的慕容部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乘胜进袭正处于变革中的拓跋部，这点却实在是让人不解了。更何况，在此时的拓跋部和慕容部之间还有因“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魏书.帝纪第一》而带来的罅隙。唯一的解释或者是尽管此时的慕容皝已经建立了以鲜卑慕容为根本的前燕王国，但是，第一是国内鲜卑段氏和宇文氏并没有完全的被征服，这点，从《晋书.载记第九》中“段辽谋叛，皝诛之。”等字样不难看出。其二是就当时的战略格局而言，拓跋于慕容实在是一个鸡肋性质的存在，要丢弃了似乎可惜，但要拿下又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慕容皝此时最大的对手，无疑是石虎的后赵王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慕容皝也实在是没有再招惹一个这样的敌人的必要了。

而对于此时的拓跋代国而言，炀帝的存在也仅仅只剩下了一个符号而已，随着政治制度上的初步改革以及流民的稀释作用，什翼犍的王位愈发的巩固。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拓跋部炀烈故事的重演，什翼犍默认了慕容皝在东部的存在，并以为己寻求个皇后为由，寻求和慕容部交好的机会。

这个机会当然不会被慕容皝放过，他很快的就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公元339年，“娉慕容元真（慕容皝）妹为皇后”。这是拓跋和慕容两族联姻关系的第一步，尽管这个慕容皇后在两年后就因病而亡。但以此为肇事，公元341年，“十二月，慕容元真遣使朝贡，并荐其宗女。”，公元343年，“秋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请荐女。”，公元344年，“秋七月，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婚。帝许之。九月，以烈帝女妻之”…慕容皝就如一个媒婆一样劳心劳力，而两部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姻亲的增多也越来约巩固。当然了，基于权利是第一要素的原则，甚至出现了姑侄同嫁一夫的现象，公元334年的“春二月，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于境。”就实在是让人看的目瞪口呆…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下的亲戚关系表，也好了解下当时两部之间为求交好不择手段的程度。

夫 妻

什翼犍 慕容皝妹，慕容皝女

慕容皝 烈帝女

也就是说，因什翼犍和烈帝翳槐为兄弟关系，因此，慕容皝可以说是什翼犍的侄女婿了，辈分要低那么一轮。但是如果从慕容皝来看，什翼犍却既是他的女婿，又是他的妹夫，就辈分来说，什翼犍则是要小上了那么一截…这种情况真是让人很不舒服，也真不知道这两人在相见的时候会采用何种称谓。

撇开道德上的因素不谈，在两族开始结盟之后，相互都解除了后顾之忧。慕容燕国得以放手攻击时已江河日下的后赵，而拓跋代国，则也开始了一段很有悲剧性质的兴起/灭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