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古代中国的革命导师——孔夫子、弥勒佛 -- 云台峰上的123

古代中国的起义者在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手执达摩克利斯之剑引导人们前进的正是孔夫子和弥勒佛。

社会的稳定来源于社会力量的均衡，社会力量的均衡来自于社会各方力量的旗鼓相当，为维持各方力量的旗鼓相当，任何一方违反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行为准则都应受到惩罚。人民不生产当模范、战斗当英雄，国家机器自会发挥相应作用，我们一点都不用怀疑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若是统治集团不认真履行其职能，外不能御敌拓疆，内不能发展生产，反而横征暴敛，祸国殃民，国家机器当然也应予以惩处。后者的前提是国家机器还能正常地运转，而这一点却是无法通过国家机器的自我调节机制来保证的 自我监督不可能长期有效，欲望的力量让人无法抵挡。

欲望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同时也是祸害的根源。欲望总能让一些统治者丧失理智，破坏社会的均衡。他们并非不知前朝兴衰，但他们总是心存侥幸，认为欺压的是Q哥而非李自成。一个朝代建立初期，统治者都对前朝的灭亡记忆犹新，深知人民的力量，所以能安守本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就开始看不起人民了，即便是开国者们的后人，他们全然忘了先辈是如何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自我欲望无限制膨胀。人民在一段时期、一定范围内所具有的麻木、自私、奴性也让统治者大为放心，历史又开始了新的“乱治轮回”。

几千年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一种来自于体制之外的强大力量——人民起义才能有效地对违规的统治者进行帮助，只有当人民采取了可能剥夺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的暴力反抗才能让统治者们清醒，且人民起义的威力必须时时让统治者感受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的监督功能。统治者们一般称其为“天谴”。统治者以“天谴”来称呼人民的暴力反抗主要是为自己开脱，意为“天亡我，非我之过”，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统治者们所尊崇的“天”所依存的恰恰是他们所看不起的老百姓。

可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破坏力是巨大的，爆发时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尽管其历史作用是积极的。若是人民能敏感一些，不要这许多忍耐，不要这许多麻木，“该出手时就出手”，能在最后的大爆发前多作一些小规模的反抗以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使人民的不满能分期分批地以较小的规模得以释放，使社会矛盾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得到解决，于国于民都幸莫大焉。这就好比地下蓄积的可能造成一次八级地震的能量如以一系列的三级地震释放出来，破坏力就大大减少一样。羊泉村的农民能免罪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因为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充许百姓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情况下反抗贵族的压迫，一是为了限制贵族权力，二也是为了适当地释放百姓的不满。所以说丹尼尔?谢司之于美国的贡献紧贴乔治?华盛顿，没有他领导的起义，就不会产生《美国宪法》并使美国成为联邦制国家，也就不会有以后的风光了。

对于以各种面目出现、以各种理由反对人民起义的人，得先请他们了解历史。历来都是先有农民起义，才有“贞观之治”。尽管人民起义是找死，不起义是等死，但人民仍然别无选择，人民不主动剜去文明的腐肉，不是危及全局（统治集团内战）就是会有侵略者替我们操刀，到时候健康的组织也会受害。改良主义已为历史所证明行不通，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克伦威尔是干什么的？荷兰的两万大军是到英国猎狐的？“光荣革命”前后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是为了谁？美国谋求独立时，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国已是君主立宪制，有民主的议会，为什么不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为什么要诉诸武力？华盛顿等领导的暴力革命也是“狂燥的”、“荒缪的”？他们也是暴民？自命民主教师爷的英、美都是这水平，况复“有着优久专制传统”的中国？中国历代起义者是迫于无奈才采取极端措施的，起义使中国社会重趋正轨，他们的名字百世流芳，他们的事业与时长存。

人民要反抗就必须有统一思想、进行舆论动员的工具，即人民起义需要理论支持，对于目标性强、规模较大的起义，这一点犹为重要。通常说来，较大规模的起义都有较长时间的准备，或是能坚持较长的时间，准备或已经拿起武器反抗暴政的人民已经拒绝了当时的“正统”思想，需要能证明其反抗的正义性的新思想来填充真空。小规模起义的参与者多是激于一时的愤恨而仓促起事，还没来得及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被扑灭了，没有足够的时间寻求理论。

历史最初是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儒家。这是因为中国较大规模的起义始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当时能承担这一重任的学派只有儒家，儒家理论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思想，儒生的数量与组织也非其他学派可比，泗水之滨万紫千红一片欣欣向荣。

中国在当时才出现较大规模的起义是因为中国直到秦末才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之前的中国只是或为类似于邦联（夏朝以前）或是类似于联邦（夏、商、周三朝）的国家，地方是由各诸侯直接管理。百姓起义对诸侯的利益触动最为直接、最为巨大，诸侯对于镇压百姓起义也最为积极。且各诸侯国相对较小，信息传递与兵力调动都方便，诸侯们在镇压人民起义时较为顺利，在先秦时代除展跖起义外少有成气候的起义发生。

秦统一中国后，国家政权实际只建到了县一级，县以下由地方士绅与家族势力控制，由于中央政府担心尾大不掉对地方豪强多方制约，使地方豪强在平时不能形成对当地民众的有效控制。人民反抗时，特别是在初期，朝庭要么因天高皇帝远无法及时得到准确消息，要么因官僚主义或腐败导致政府执行力的下降而不能及时予以镇压，国土广大也使兵力调动旷日持久，地方豪强却又无力镇压，所以秦朝以后中国的人民起义容易成气候。在这方面，中世纪的欧洲与先秦时代的中国较为相似，欧洲中世纪的人民起义规模均较小，反而是古罗马时期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起义。

一提到儒学，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时代，他们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基础的元凶。这就有些误解孔子了。社会地位和人生经历决定思想意识，孔子三岁丧父，"贫且贱"，"多能鄙事"；在最想有所作为的仕途上一生不得意，颠沛流离，历经劫难，自称如丧家之犬；却又安贫乐道，耻与权奸同流合污，这样的人不可能完全支持专制。当然了，孔子也不可能完全反对专制，这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的。在当时，政出一家总比政出多家要好，至少可以少些争斗，少些关税，这个“多”指贵族和野心家之多，并非人民之多。

身处乱世的孔子毕生的理想就是恢复社会的安定，解百姓于倒悬，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首先是西周的礼乐社会。孔子的先祖为商朝王族，深谙历史的孔子知道周灭商是历史大势，不能归罪于周。周朝建立后，周公对于殷商王族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并邀请殷商遗民协助其制礼作乐以规范制度、重建秩序。因此，周公所制的礼乐制度带有殷商文化的明显痕迹，“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对周礼具有天然的亲切感，明言“吾从周”。但熟知历史的孔子也知道周朝的礼乐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们都回不去了。

现实迫使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孔子开始转变，他在周礼的基础上开始了托古改制，主要增加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为满足统一中国过程中“得民心方能得天下”的需要。他提出要行仁政，不要暴政；不提倡“怪力乱神”；主张以教化提升人民素质；使用受过充分训练的人民保卫国家；爱惜民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孔子并不提倡愚忠，没有将君臣关系绝对化、固定化，而是强调了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君君臣臣”的言外之意就是君主若不覆行为君之道，就不要责怪臣子不覆行为臣之道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明君臣之道是对等的、互为条件的。除此之外，臣对君的“忠”也是有条件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将君臣关系放在了高于君权的价值观“道”上，这个“道“指的便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规则。君主行事合不合“道”的规范就成为臣属尽不尽忠的前提，臣属“从道不从君”，而不是为了贵族的荣誉和世袭的领地。因此，为臣的一方在理论上便拥有了可以主动终止君臣关系的权益。隋末的魏征先仕隋，后入瓦岗寨义军，再归唐，即是因此。士大夫都可如此，何况普通百姓。儒家学说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反暴政的模式，君主无道，大道不能行，臣民以有道伐无道，取而代之，重使大道行于世。如此进步的思想出现在封建集权统治处于上升阶段的战国时期确是难能可贵的，深深激励了后世反抗专制暴政的志士仁人。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倡积极的入世思想，这一点对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极为重要，迎难而上、不逃避现实、注重实用的积极人生态度使中国人的适应能力世界第一，中华文明得以传承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入世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外来的思想如不符合这一点便很难在中国得以大规模传播。遭遇暴政后，人民的反抗也是极积的，追求今生的幸福，而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忍耐顺从以求来世好报。

后世儒生进一步发展其理论，孟子提出了儒家民本思想中最为进步的“民贵君轻”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体现了政府可更、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慢的思想，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后世所广为传扬的 “民水君舟”说便是“民贵君轻”说的分支，只不过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罢了。最终儒家的学说在孟子时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思想，即“仁政”思想。

我们也应看到，儒生们实际中的大部分时候所采取的反抗是有限、温和的，一个字，“隐”。如果君主无道，社会黑暗，“大道不能行”，隐于朝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隐于市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隐于野的“乘桴浮于海”。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政治投机、明哲保身，而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无奈之举，他们没有近、现代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斗争武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去深入民间，发动群众，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是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要的就是火种。为了同样的目标，儒生们以隐逸不仕为武器反抗暴政，而人民却完全可以暴力革命为武器。儒家已为人民反抗不仁统治者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提供了现实中的样本，剩下的人民自会根据实际需要加以完善，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以儒家反暴政思想为指导的历代起义军所共有的口号是“替天行道”，“以有道伐无道”，这个“道”与“从道不从君”的“道”可说是一脉相承，起义军所共同尊奉的榜样是“商汤革命，武王伐纣”。中国人民起义的思想源头之一——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反抗暴政的思想由此形成。

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反抗暴政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在大泽乡起义中，陈胜、吴广起义军在时人眼中只是一群出身低微的乌合之众，在天下局势不明时，儒生们就挑着经典、背着礼器毅然投奔，虽九死而不悔。孔子的八世孙孔甲就做了陈胜的博士，后与陈胜一起战死，其他义军中也有大量儒生参加。儒生是反秦的一支重要力量，起义取得胜利后，儒家的社会地位得以大幅提升。后世的隋末农民起义、黄巢农民起义、梁山泊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都是以此为精神号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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