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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家园 【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一、引子
西西河里最近在讨论人口问题，这是件幸事。人口问题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在网络上引发讨论甚至辩论，这是今几年才有的现象，而西西河作为全球领先的中文论坛，在这一热点上出一些高质量的讨论，我看几乎是当仁不让的事情。小弟不才，在人口问题上略有涉猎，响应铁老大的号召，胡乱抛出一个小文，试图把玉引出来。
闲话少说，破题。人口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要讨论，我看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讨论什么，其次是怎么讨论。人口问题很大，从学科建制的角度看，不光有人口学这样的专门学科，更有历史、经济、社会、环境、军事等交叉学科，可以谈的角度话题那是相当得多啦，罗列一下论题，正反派一哄而上，捉对厮杀，是一个思路，不过我却并不看好。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怎么讨论。这个问题既是有感于西西河之前的讨论而发，其实也是网络讨论的通病，那就是表态多，事实少；讨论目的不在于澄清问题，而在于自我确证，所以有人说，不要试图在网络上讨论真正的问题。我稍微有点不信这个邪，尤其在西西河这条洁净的河，我想斗胆试一试。我的基本思路，是把问题尽量集中到问题的核心部分，纲举目张，不在非核心的问题上过多展开；讨论的方法，以介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主，包括核心的数据，这些在文末会给出明确的出处。这样做的好处是，我肯定会有表述不清的地方，没关系，请直接读原始文献，甚至与作者商榷，我并不准备在转述的具体细节上陷入无谓的争论。
二、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口：人口转变
前文说过，我试图尽量把焦点集中到问题的核心部分。那这个问题恐怕不可避免地将是人口数量本身了，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口数量本身。即使要讨论人口结构，恐怕也仍然要建立在人口数量的前提之上。这通常被讨论者认为是一个已经搞清楚了的问题，但事实上却未必。事情可能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在所有关于人口问题的论争中，两方至少有一方（很多时候是双方）对人口数量这个基本的问题没有清楚的认知。所以，澄清这一讨论的前提，把争论建立在可靠的共识之上，在我看来就是不仅必要，而且必须的事情了。
讨论中国的人口数量，通常将九十年代之前和以后分开处理。原因有二，首先90年代前后中国人口在特征上有明显不同，简单得讲，90年代初是所谓“人口转变”的分水岭；其次，关于90年代以后的人口统计指标，还残存着若干争论，而90年代之前的人口统计数据本身，各方面并不存在明显争论，讨论起来比较省事。所以，将人口数量分90年代前后讨论，是必要的，合而为一讨论，有时会将混淆问题起来，甚至引发无谓的争论。
在开始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准确而完整地概括了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整个过程。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人口转变的过程，所以以中国的这一过程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也是必要而且重要的视角[1,2]。所谓“人口转变”，简单得讲，就是人口从“三高”，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到“三低”，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过程。人口转变的过程一般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总和生育率（TFR，Total Fertility Rate），即每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总数。通常以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约2.1）以下作为人口转变最终完成的标志。总和生育率稳定得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意味着人口顶峰的上限已经确定。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上限只是一个最大的可能值，而真实的人口顶峰值总会比这个要小。通俗得讲，人口转变完成，意味着人口数“见顶”了，虽然这个“顶”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达到，而在到顶之前，人口讲继续增长。
这么讲好像照本宣科，死板得很，其实不然。澄清这一核心概念，可以避免我们犯很多无谓的错误，举两个例子。比如河里有人提议，中国的最佳人口是30亿，抛开30亿到底是好还是坏不谈，在人口转变完成的前提下，这个人口不可能达得到，所以关于好坏的争论也就丧失了基础。再如，很多人以现在每年的人口仍在增长为依据，就顺着讨论未来人口不停得增长下去的前景，这种讨论很常见。我们看到，在人口转变完成的情况下，这个前景其实是不存在的，在这个前提下，有意义的是讨论人口以后将如何下降，而不是讨论如何增长。
返回到人口转变本身，进入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人口转变通常是以死亡率的先行下降，而出生率仍维持高位开始，这个阶段里人口将高速增长；下一个阶段，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人口将继续增长；直到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进入低速增长，直至顶峰后出现下降。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通常不会同时发生，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晚若干年，表现出“滞后”的效应，战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更是明显体现出这一特点[1,2]。而正是这一特点，导致了人口转变前期的高增长。指出“滞后”这一特点的普遍性是重要的，因为很多人评价这一时期的人口的时候，并不考虑做国际比较，甚至仅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显然是不公正的。
图1有了对人口转变过程轮廓的把握，我们就可以进入对中国人口的具体分析。在此我引用了官方的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数据，作为讨论的基础[4]。在出生、死亡、增长率的曲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出生率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转变，这是在人口转变中承上启下的最为关键的一段(图1)。再看同期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会发现这也是生育率发生决定性下降的阶段（图2，转引自[1]）。在此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具体得讲，这一转变，发生在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以前。这是一个重要而又长期被掩盖和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恐怕很多人接受起来将会有困难，不过既然是事实那早晚都要面对，所以把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来恐怕不是坏事。
图2人口转变的决定性变化发生在“一胎化”之前马上会引发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便是对人口政策在干预人口增长中作用的重新认识。关于“一胎化”以及之前的人口政策，利弊之辨都非常多，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这些辩论其实共享着一个前提，即人口政策对人口变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错批了一个，多增三亿人”的著名口号就是这种逻辑的一个典型应用。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事实并非如此。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大幅下降，对应的正是毛时代的宽松的人口政策。其次，既然人口政策不能解释这一人口转变的事实，那对之应该如何理解，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些不符合思维惯性的下降？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否构成对这一出生率、生育率自然下降的合理解释？传统的对中国生育文化的看法是否存在着局限？再次，应该如何理解“一胎化”以来的出生率、生育率的继续下降？这一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先前趋势之上的自然延续，在多大程度上与严厉的生育政策相关？正确估计“一胎化”政策本身的效果大小，恐怕是正确评价1980年开始推行的这一政策的前提。而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理解90年代后人口变化的一个基础，至少也是准确理解90年代人口特点的一个有效的参照。
[1] 李建新，涂肇庆，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
[2] 原新，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人口学刊》2001.
[3] 于学军，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附录：
年份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1954 37.97 13.18 24.79
1955 32.6 12.28 20.32
1956 31.9 11.4 20.5
1957 34.03 10.8 23.23
1958 29.22 11.98 17.24
1959 24.78 14.59 10.19
1960 20.86 25.43 -4.57
1961 18.02 14.24 3.78
1962 37.01 10.02 26.99
1963 43.37 10.04 33.33
1964 39.14 11.5 27.64
1965 37.88 9.5 28.38
1966 35.05 8.83 26.22
1967 33.96 8.43 25.53
1968 35.59 8.21 27.38
1969 34.11 8.03 26.08
1970 33.43 7.6 25.83
1971 30.65 7.32 23.33
1972 29.77 7.61 22.16
1973 27.93 7.04 20.89
1974 24.82 7.34 17.48
1975 23.01 7.32 15.69
1976 19.91 7.25 12.66
1977 18.93 6.87 12.06
1978 18.25 6.25 12
1979 17.82 6.21 11.61
1980 18.21 6.34 11.87
1981 20.91 6.36 14.55
1982 22.28 6.6 15.68
1983 20.19 6.9 13.29
1984 19.90 6.82 13.08
1985 21.04 6.78 14.26
1986 22.43 6.86 15.57
1987 23.33 6.72 16.61
1988 22.37 6.64 15.73
1989 21.58 6.54 15.04
1990 21.06 6.67 14.39
1991 19.68 6.7 12.98
1992 18.24 6.64 11.6
1993 18.09 6.64 11.45
1994 17.70 6.49 11.21
1995 17.12 6.57 10.55
1996 16.98 6.56 10.42
1997 16.57 6.51 10.06
1998 16.03 6.5 9.53
1999 15.23 6.46 8.77
2000 14.03 6.45 7.58
2001 13.38 6.43 6.95
2002 12.86 6.41 6.45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3》
本帖一共被 8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谢宝 谢宝
家园 [Update]郭志刚2008年论文对几个焦点问题的辨析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8/11/1556.html
2004 年我曾经在《人口研究》连着发表两篇论文(郭志刚,2004a ,b) ,认为全国生育水平可能真的很低。我并不否认调查数据存在出生漏报,而且知道很多同行都认为生育率在 1.8 左右,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理由,因为 1990 年代后期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用不同指标和方法做生育率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由于并没有出生漏报程度的确凿依据,我并不试图得到对真实生育率的准确估计,而是希望用不同方法的生育统计结果与常规总和生育率的对比,来寻找调查的很低生育率在出生漏报原因以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可理解的重要因素,并且发现调查数据中的确存在着其他影响很大的原因（注1）。当时正值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刚开始,因此我很希望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口学同行,不要忽略中国真实生育率很低的可能性。4 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在生育研究方面有了很多理论进展和新的数据,我也有了更多思考,于是很愿意应《人口研究》编辑部之邀对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做一些综合性的分析与讨论。原文出处：《人口研究》第32卷 第4期 2008年7月
家园 好文，令人痛心疾首 郭志刚指出：
其实,问题要害并不在中国2000 年时真实TFR是否在1.5 以下,略高于1.5 又怎么样呢? 但是1.5 与1.8 的差别就不能忽视了。更重要的是，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大形势长期搞不清楚，前进方向和具体任务根本就无法明确，“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就转化成了千方百计维持现状。
必须明确，“ 很低”、“极低”和“超低”生育率要求只是加速人口转变时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手段,意味着相当一大部分夫妇和家庭为国家发展承担了很大牺牲,并不是说这种要求本身标志着文明和进步。因此,完全不能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高于现行生育政策要求就认为群众觉悟不高,生育观念转变还不够。还有一种说法则是将严格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别视为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其实是混淆了计划生育国策与具体生育政策之间的差别,以为这种具体生育政策的严格性天然合理,忘记了它所包含的时期性权宜成分,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既不是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而且其发展结局肯定不会是群众的生育意愿降到现行政策要求水平,而是必然以适时调整现行生育政策而告终。
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乃至达到很低程度,完全出乎人口学者的预料,因为一贯默认更替水平是生育转变的下限。低生育水平引起了相关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震惊、不解和联合国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关于低生育水平的新闻报导、专家和公众评论、理论研究、模型方法和经验分析的产生。
我国的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统计上出现很低生育率已经好多年了,然而却是虽有迷茫但波澜不惊,好像认定就是出生漏报这一个原因,只待来日查实。出生漏报问题的确重要,确实需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本文更加强调的是,当前研究视野是否足够开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生育率研究及其结论。当前中国存在着多种降低生育率的因素,需要一一加以认真探索和研究。忽略这些因素,就会草率地下结论,我们可能就会更久地陷在“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这个怪圈里,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总之,当前的人口现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最重要的是,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决策的原则和方针就应当十分不同。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更强调“降低”生育率,现在把握好“度”就极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为这个“度”决定了人口未来发展。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周期长、惯性大,如果这个“度”把握不好,也会导致失误,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而要把握好这个“度”,首先应当对当前生育形势心中有数,否则便无从评价我们的对策和措施现在所起的作用是否符合国家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家园 强贴！请问最新进展如何？ 河里有没有相关的人口问题的文章大家推荐一下吧！多谢！
家园 好文，我也一直感觉一些政策已经走到尽头了 再维持就是倒退
家园 如此好文，不顶不行 家园 这坟被你挖的．．
家园 各省计生委自己的文件，表达的低生育率 山西：2005年普查总和生育率为1.45，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东东山] 于:2006-07-17 22:10:23
http://www.stats.gov.cn/tjfx/dfxx/t20060703_402334463.htm
计生部门自己的文章
..................
生育模式即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数量在全部生育活动中所占的比例。
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山西省首次进入低生育率时期后，生育率继续保持
下降的态势，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总和生育率为1.45，远
远低于更替水平。“十五”时期山西省的生育率除了生育水平保持在更
替水平以下外，生育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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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１.５以下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1/18/content_4069731.htm
“十五”时期，山东省年均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约为１２‰和６‰，
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１.５以下，保持了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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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3左右的较低水平
http://www.jiangsu.gov.cn/gb/zgjs/zpd/tszf/zfld/wz/zyhd/userobject1ai5750.html
从2000年开始，我省已连续四年人口出生率低于10‰，人口自然增
长率保持在2‰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3左右的较低水平，2003
年全省计划生育率达97.8%%，人口类型已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
长”的低速稳定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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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倡议组建人口论研究小组。
家园 大黄兄收得太快了，90年代还没说呢！ 家园 东东山老弟看哦：国家统计局的水平：27年间CPI被低估10倍 27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低估10倍
2006年07月15日 01:44 21世纪经济报道
像一个贪玩的小孩，万晓西执着地摆弄着眼前的这只“黑匣子”。
与孩童喜欢摆弄的咸蛋超人或索尼PSP不同的是，让这位出生于1973年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着迷的“黑匣子”名字叫CPI(Consumer Price Index)--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为此，他在今年7月6日撰写的报告名字长达45个字：《27年间中国城市CPI被低估10倍，年均低估9.5个百分点左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真实通货膨胀率的粗略测算》。
?span class=yqlink>菜谱急赶呕Ｈ说囊环莨??致鄹澹??芬?玫娜词谴藿〉囊皇滓」銮?恫皇俏也幻靼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我曾经以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万晓西执意留下这段歌词，他相信两者的“味儿”是相似的。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喜欢把玩CPI。而过去的数年间，就至少有几十位各个细分领域的专家在质疑：对比早已成为中国写照的“这世界变化快”，国家统计局披露的CPI数据让他们“不明白”。
“你相信吗？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美国的CPI是4.2%，欧元区为2.4%，英国的是2.2%，中国的只有1.4%。反正我不相信中国的这个数据。”对着今年5月的CPI数据，金融实证分析专家郑友林在博客上如是写道。
3000名“便衣” 与“黑匣子”
东川肉菜市场，万松园市场，好又多、百佳、家乐福超市--从广州到全国，每天发生在这些嘈杂消费场所内的讨价还价，组成了消费者无比真实的日常生活。
在国家统计局各省的调查总队看来，这些地点是形成CPI的基地--它们是采集商品价格的物价调查点，在统计系统内部各有编号，规矩的罗列在一份名叫“V309”的表格上。
每天在一般消费者“砍价”时，统计系统的“便衣”--近3000名专职物价调查员--正在按照“定人、定点、定时和直接调查”的原则，到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农贸市场和商店现场采集价格资料，根据“V309”表格“踩点”。
对于上述调查人员来说，酱油不叫酱油，叫“1101090002”，止泻药不叫止泻药，叫“1105010305”。约束他们的规范是《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调查方案》，其中CPI目录包含的统一编号，使得各地的统计人员即时面对要调查的八大类、共263个基本分类、约7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时，仍然能够畅通地“对话”。
每个月这个庞大的“统计机器”无声地“转动”着--调查出来的价格变化，反映在分别代表月报和年报的“V304”和“V401”的表格上。每个月3号和6号之前，各地的月报都会集中到城调总队。
因此，面对类似于万晓西这样的质疑，统计系统人士觉得颇为郁闷。在他们看来，这个“统计机器”清晰的一塌糊涂--甚至包括各种商品的权重--而这个约700种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主要是根据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消费习惯，参照抽样调查原理选中的近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数据，且CPI权重每年都做一些小调整，每五年做一次大调整。
但被诟病已久的正是权重，也正是看不清的权重使得CPI统计系统最终被外界看成了一个“黑匣子”--一位经济学家说：“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一百个中国经济学家有一百个CPI各商品服务权重。”
“由于国家统计局不对外公布CPI的分类权重并不断调整权重，一两年数字与感觉的确是难于检验难辨真伪。”万晓西说。这使得经济学家在无奈中扮演“黑客”--根据其他经济指标与政策动向判断权重。最近的一位“黑客”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他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笔者估算当前CPI中各大类价格指数的权重分别为：食品34%，烟酒及用品5%……”。
但这样一来，论战中反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一方总是无力，上述经济学家说：“只要不打开‘黑匣子’，我说是猫，国家统计局说是狗，谁也没办法。”
万晓西的“放大镜”
万晓西相信，自己找到了证明CPI被低估以及测算低估程度的方法。他有自己的“放大镜”--一两年CPI的统计误差总是细小和难于识别，但是累计几十年则会形成一眼即可识别的巨大偏差。
“如2005年CPI上涨1.8%，则代表2005年的101.8元收入与2004年100元收入具有同样的消费能力。因此假如中国CPI数值是准确的，那么根据CPI指数，1978年的收入就能够换算为2005年的收入，并且消费能力是大体相同的。”万晓西以此倒推的思路，开始了自己的定性分析部分。
1978年的职工年平均工资615元、月平均工资51.25元，乘以2004年城市居民消费定基指数495.2，除以作为基数的1978年的100，再考虑进2005年城市居民价格上涨的1.6%，1978年的职工工资被换算成2005年的257.87元，而51.25元“在当时是能够过上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257.87元现在“大约只够交煤气水电管理费的。”
1978年的几十元究竟意味着什么，时年5岁的万晓西无从记忆。借用《北京志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他开始了进一步的直接测算--他某醪酵臣票砻?005年食品类价格大约平均是1978年的10倍左右，除了家用电器类价格上升幅度较小外，其他商品的价格大都在1978年的10倍以上，其中医疗、教育、住宅更是涨幅惊人，达到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涨幅。
“我们通过直接对比商品价格大体可以判断，以1978年CPI的权重计算，27年间中国城市CPI上升15倍左右，低估3倍左右。”万晓西又考虑进结构性变化因素--国家将原来承担的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均主要转由居民个人来承担，并进行相应的权重调整，“则27年间中国城市CPI再上升3-4倍，上升50倍左右的估算是不为过的，按此中国城市CPI实际年均环比上升15.62%，低估9.5个百分点左右。”
万晓西认为商品最小单位的价格变化也表明中国27年间CPI的增长--“1978年之时，商品单位标价都会精确到分，如2分钱可以买一个馒头；目前多数精确到角，很多到元，一分钱不是钱，一元钱才是钱。这一变化也表明中国CPI27年间至少增长10倍-20倍”。
CPI多米诺骨牌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变迁因素是CPI被低估的重要因素--如国家进行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等改革。而封锁在“黑匣子”内的CPI权重，使得任何该方向上的探讨“有去无回”。
6月12日，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表示，15年前居住在CPI中的权重还不到5%，2000年提高到9.7%，目前已经占到了13.2%。国际上居住在CPI统计中的权重通常超过25%，我国有望在五年内上升至20%。
即使如此，万晓西认为权重的调整仍过于缓慢迟钝，“很有可能的是当国家统计局5年后把居住在CPI的比例提高到20%后，而住房价格开始下跌，导致CPI进一步被低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调整往往是突然大幅度的，事后第二年乃至第N年的缓慢调整只能导致系统性低估，简单估算这种因素造成27年间CPI大约被低估3-4倍。”
而在哈继铭看来，如果房租权重按30%而不是目前的13%重新估算CPI，实际数据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出0.5至1个百分点。
被低估的CPI只是质疑者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但这是关键的一块--CPI是几乎所有国民经济问题的核心，政府制订货币财政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要参照它的变动趋势，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等重要指标要用它作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基准。基于此，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认知体系推倒了一系列其他骨牌--通货膨胀压力、利率的高低、真实GDP、实际收入水平甚至如何评估资产价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指出，如果存款利率不动，单边提高贷款利率，结果不知道是解决的问题多，还是引起的问题多--过低的存款利率，导致百姓强烈的储蓄愿望转化为对包括房地产及其他资产的需求，继而推动资产价格--CPI与资产价格虚高是密切关联的。
郑友林则认为，当CPI数据被人为压缩之后，“真实利率”也被扭曲了，名义利率的调整也失去了依据--“‘科学的’官方统计数据告诉大家，目前CPI只有1%，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名义利率提高到3%就够了。而……根据国际惯例，当CPI在2%以下时，中国根本不需要加息。”
但顺着CPI推倒不同多米诺骨牌的学者们，在一个观点上是相同的：数据偏差可能误导政策--尽管他们可能在倾向的政策取向上存在差异。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说，“是否通胀，我既不是反派观点，也不是正派观点……感觉有些反映实际通胀的数据已经游离出我们的统计范畴。”
而在一些有心人看来，甚至央行都在“抱怨”CPI。
央行在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受价格控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CPI 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货膨胀程度。”
不过，央行说“这些仅是通货膨胀计量方面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程度和价格走势的判断，需要关注多项指标并进行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