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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走访突厥三大碑——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一 -- 笨鸟先飞
家园 【文摘】走访突厥三大碑——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一 【2003年8月3日至16日，以北大中古史中心“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组为主，得到蒙古国立大学和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的支持，组成了北京大学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走访了蒙古国中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的部分历史遗迹，最后驱车绝漠而归。这里分专题对此次考察作一点介绍。】
我们于8月4日下午抵达乌兰巴托，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去看暾欲谷（Tonyukuk）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之一，另外两大碑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这三大碑是我们考察计划中的重要目标。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俄罗斯和瑞典的一些学者、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河谷，先后在石头、墙壁和陶器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陌生的文字。当时把这种文字的字母与起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后来进入到古日耳曼文的鲁纳（runa、runs）文字的字母联系起来，认为是鲁纳文的一个分支，遂称之为鲁尼文(runic)字母。当然这是一种误解，后来学界已经知道这些字母其实是古粟特文字母的变体，但人们久已习惯这一称呼，到现在“鲁尼文古突厥碑铭”的说法仍然很常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鲁尼文，是7～10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素与音节混合型拼音文字，字母一般认为有38～40个，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直接来自粟特文字母。与常见的粟特文字母不同的是，由于书写工具和铭刻而造成字母书写的变化，如线条僵硬、劲直，这也是人们最初没有把这些铭刻文字与粟特文字母联系起来的原因。
如果没有突厥三大碑的发现，那些奇异的铭刻文字的解读也许仍然处于蒙昧阶段，甚至仍然迷失于错误的方向。19世纪早期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些刻有同样文字的石柱，尽管风化严重，但显然揭示了一种未知的草原文化。这首先引起了探险家的兴趣。据说最早发现鄂尔浑碑铭的是芬兰人A.Geikel，他1890年来到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地方，发现了两座巨型的、刻有不认识文字的石碑（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另有一种说法，1889年夏天，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就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最早解读古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就是依据了Geikel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出版的有关报告。
汤姆森（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他此前已经学习和研究了数十种欧亚语言和文字，他的有关古俄罗斯语言文化与北欧关系的研究，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偶然的机会下，汤姆森接触到Geikel的报告，就着力解读这些古文字。首先，他确定了铭刻文字的书写和阅读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样自右而左。其次他清点了字母的数目，并确认这是不见于史籍记录的古老文字。最后，他开始解读和辨认单词，第一个被读出的单词是“天”（tengri），后来这被看成一个神秘的巧合。1893年12月15日晚间，汤姆森向丹麦皇家科学组织提交了一篇寥寥数页的论文来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称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 Turks）的时刻。在汤姆森完成这一伟大工作的同时而稍晚，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也独立抵达了几乎同一个目标。古突厥文的解读和古突厥史的重建，使近代突厥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三年后汤姆森的名著《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出版，标志着突厥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暾欲谷碑就是在突厥文刚刚解读、突厥学正在建立的时候，于1897年，由克莱门茨(E.L.Klements)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发现的。虽然位于土拉河流域，但由于立碑时间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相近，内容也基本相关（暾欲谷是毗伽可汗的岳父），所以被一并纳入鄂尔浑碑铭中研究，甚至被称为鄂尔浑碑铭。幸运的是，和阙特勤、毗伽可汗一样，暾欲谷碑的主人暾欲谷，在中国唐代史籍里有不少地方提到，这对于学者解读和研究古突厥碑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由于此碑的出现，有很多学者相信暾欲谷与史籍中另一个突厥要人“阿史德元珍”，可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用名。中国学者对古突厥的解读基本不曾发挥作用，但是借助欧洲学者的转写、翻译，一些中国学者利用中国唐代文献加入了对突厥碑铭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还没有人能够亲身远赴漠北拜访三大碑。现在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其激动与兴奋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8月5日清晨9点（蒙古实行夏时制，9点即中国8点），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中上车，溯土拉河东行，前往暾欲谷碑所在的草原。全体队员加上蒙古国立大学的钢巴特尔和博物馆的一个小伙子，分乘两辆俄国“普洛冈”越野型中巴车(这两辆车外加一辆三菱中巴，就成为后来我们西征哈拉和林的全部运载工具)。土拉河蜿蜒西流，河谷里成片成片分布着白桦和白杨。暾欲谷碑位于乌兰巴托以东60公里的巴彦楚克图地方，属于土拉河河谷地带，西距鄂尔浑河东岸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460公里。上午10点多，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青翠草原上，远处零星地分布几座毡包，更远处在如波起伏的草地上，有羊群和牛群。汽车停在一处铁栅栏围起来的很大的略有缓坡的方形台地上，这里就是暾欲谷碑的所在。
和报告中所见的情况接近，暾欲谷碑立于一片开阔的草原缓坡上，一大一小，都基本完好。两碑的西面，有青砖地基，可见当年本有大型地面建筑。周围零乱地堆放着石头和石像。栅栏范围内的西南角，有明显发掘大坑的地方，散乱地堆放着原来应是树立成石穴或石室的六块大石板，石板的一面有线雕的宝相花图案。两碑的东面，在铁栅栏以外，有数百块石条排列成的一条数百米的长线，向东方的草地伸出。这种形式的突厥墓葬在中国境内似乎尚未发现，但在蒙古境内还有很多。8月12日上午我们在中央省忽斯台国家公园（Khustai National Park）内土拉河北岸翁哥特山（Ongot Uul）的东麓，参观一处突厥古墓葬，也见到同样的石头排列的长线。鄂尔浑碑铭里提到balbal，学者们认为即是《北史》提到的“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的突厥丧葬制度，名之曰“杀人石”。
中文不同材料对暾欲谷碑的介绍颇有谬失。比如有中文著作介绍暾欲谷两碑，一为1.7米，一为1.6米，实际上到现场一看，那块大碑至少有2.7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于2米。对两碑碑文的翻译介绍，国内有韩儒林、耿世民和芮传民三种，但基本上是由西文译本再翻译而来。现在通行的英文译本与文法研究，是土耳其学者Talat Tekin在美国出版的《鄂尔浑突厥文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这是代表古突厥文研究的重要作品。
暾欲谷墓地所作的清理发掘，看起来相当草率，地面随地堆放的石像、石条、石板可以证明。已经扰乱了的原墓地诸石刻排列秩序，现在只有根据早年的考察报告才能知道。一部分残破的石雕被搬迁到附近的仓库里，我们还到仓库里仔细观摩。掌握墓地铁栅栏大门钥匙和仓库大门钥匙的，是附近一个牧民家庭，他们家的小男孩远远见到我们的汽车，很主动地骑马跑来开锁，还打开仓库大门。
我们在暾欲谷墓地逗留约两个小时，因要前往曼珠锡林寺，不得不上车离开，前往中央省的省会宗莫德（宗莫德，其实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那场著名的昭莫多大捷的战场）。离开暾欲谷碑之前，全体考察队员在大碑东侧合影留念。匆匆而来，匆匆又去，心中实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怅惘。
见到三大碑中的另外两个大碑，是在8月8日下午。
8日这天中午，我们从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附近的哈尔布哈古城(Har Buhyn Balgas)出发，向西翻过一道平缓的山梁，就告别了土拉河，从土拉河流域进入鄂尔浑河流域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下午3点，抵达鄂吉湖(Ogiy Nuur)畔。从早晨起来，就难得看到太阳，越向西行，云色越重。在鄂吉湖边停车时，开始下雨了。鄂吉湖显得很不安静，风吹雨斜，波澜翻卷。只好在车内生火烧水，照例是泡方便面。3点45分吃完饭，冒雨继续赶路。从鄂吉湖西端折向南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Chilin Hiyd古城，一般认为这里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夏宫，但也有人认为是辽代的招州。从Chilin Hiyd古城向南，在和硕鄂尔浑河东岸行驶一小时，下午5点半，我们来到和硕柴达木(Khoshoo Tsaydam)地方，这里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地。
雨越下越大，汽车雨刷在玻璃上划出急促的声音，草原被雨雾遮掩得只剩汽车周围很小的一片。尽管如此，当汽车停下时，我们从车窗向外张望，还是很快就看见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石碑。这就是著名的阙特勤碑。风吹雨骤，车外气温只有摄氏10度左右，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冒着大雨冲下汽车，扑到阙特勤碑下。
和暾欲谷墓地一样，阙特勤的墓地也被圈在绿漆铁栅栏之内，被圈起来的墓地面积约有三百平方米。除了大石碑之外，还有很大的石构件，散乱地分布在铁栅栏内外。石碑无疑是墓地现存最主要的遗物，雨水冲刷之中，大碑自有一种略带忧郁的庄严。“故阙特勤之碑”的汉文碑额十分醒目，碑阳的汉文部分也大致可以辨认。碑阳汉文部分，史籍记载是唐玄宗亲自写的。《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开元）二十年，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齎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写的碑文里有“故制作丰碑”的话，而突厥文碑文里毗伽可汗说自己请求中国皇帝派人来建造永久的石碑和宏伟的建筑物、画上动人的画等等，与史籍基本相合，可见阙特勤的墓地基本上是由唐朝工匠建造和装饰的。现在那些建筑物都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些石构件和地上的青砖，还可以令人略存遐想。对于研究突厥史最有价值的是石碑四面刻写的突厥文。突厥文以毗伽可汗的语气，详述其弟阙特勤的历史功绩，也追溯了突厥汗国衰而复兴的历史。碑文中有一段毗伽可汗自陈丧弟之恸，韩儒林先生用半文言翻译出来，别有意味：“今弟阙特勤死矣，余甚哀之！余目光虽能视，已变如瞽；思想虽有知，已同于聩……泪从眼出，悲从中来！”
在风雨和寒冷中告别阙特勤碑，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就是毗伽可汗墓地。毗伽可汗碑早受雷击而碎裂，所以我们过去并没有见到完整的全碑照片。2001年土耳其与蒙古联合考古队在这里作了细致发掘，发现大量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发现多件金银器物。据说，最令人震惊的文物是一件金冠，冠上有一只金鸟。这个带鸟的金冠，是否与阙特勤头像带鸟形饰物的冠有关呢？这还有待研究。这个头像已经从阙特勤墓地搬到乌兰巴托的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陈列。从毗伽可汗墓地出土的文物，现在都送到土尔其去作修复和研究，我们也没有见过照片，只在网上读过简短的报道。毗伽可汗碑碎裂的碑身，都被移到附近的仓库里重新拼接，原碑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毗伽可汗的墓地，发掘之后都回填了。站在回填了的墓地上，看着新鲜的黄土被雨水敲打出一个个泥窝，不禁有一种“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感慨。
从毗伽可汗墓地来到附近的仓库，首先看到的是被重新拼接起来的高耸的毗伽可汗碑。由于碑身碎裂严重，现在被拼接起来的碑身并不完整，特别是许多刻有文字的表层严重残损，保存情况与阙特勤碑比起来就差得多了。不过，对我们而言，看到一座树立起来而不是碎裂在地的毗伽可汗碑，仍然是相当幸运的。史书记载，毗伽可汗死，唐玄宗“诏宗正卿李诠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毗伽可汗碑也是唐朝工匠建造的，碑阳的汉文部分由李融撰文，现在可以识读的文字已经不多。毗伽碑的突厥文部分，和阙特勤碑一样，是毗伽可汗与阙特勤的侄儿药利特勤所写。
仓库中还堆放着从阙特勤墓地及毗伽可汗墓地搬来的大量石像、石板等物。根据2001年发掘前的报告，这两处墓地都有暾欲谷墓地前那种长列石像，毗伽可汗墓地前还有四座较大的石雕人像。可惜原有布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研究突厥墓葬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仓库的时候，堆放在仓库一角的、出自阙特勤墓地的石板上的浮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多人共同观察，我们认定这个浮雕与中国近年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所见祆教祭司图像相同。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发现。据蒙古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先生说，蒙古境内发现的相同浮雕，一共有三处。
在这里参观一个半小时后，下午7点，为保证天黑前到达哈拉和林，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两座显然注定要继续成为我们关注对象的突厥古碑，启程向南直奔哈拉和林。雨停了，天慢慢晴起来。鄂尔浑河谷草原是如此美好，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形容她。晚7点40分，前方远远看见了哈拉和林。和林背后那一脉青山，就是著名的杭爱山（燕然山）了。
古突厥文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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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疑问 土耳其是突厥的后人吗？
家园 突然想起来,汉语的"天"是不是跟"腾格里"有什么联系呢 从发音和意义上来说的话
家园 意义上是一样的 发音上，要说有联系太牵强。
最早崇拜长生天的草原民族已经不可考，已知的是匈奴。
匈奴语的天念做“撑犁”，要是河里的几位专家愿意，大致上可以考证出来汉音撑犁今音如何念，汉音的天又如何念，这样看语音的相似度才有意义吧。
家园 【文摘】回鹘牙帐城掠影——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二 对我们所有考察队员来说，八月十日是一个完美的考察日。这一天，我们拜访了鄂尔浑河及其支流塔米尔河河谷附近的蒙古黄金宫帐、回鹘牙帐城、窝阔台夏宫与匈奴三连城。虽然是走马观花，匆匆来去，然而惊鸿一瞥，值得长久铭记。
上午9点，从哈拉和林出发，过鄂尔浑河大桥北行，贴着杭爱山西麓，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到Khotont县城所在的山谷的谷口，然后西向进入这个山谷。这里已经离开哈拉和林所在的前杭爱省（Övörkhangai Aimag, Övör意思是“南”），进入了后杭爱省（Arkhangai Aimag，Ar意思是“北”）。沿此山谷西行，就进入杭爱山腹地了。从山谷深处冷杉林里流出来的小河，出山之后北流，一直流到下午我们要去拜访的窝阔台夏宫。在这个到处是马群的山谷里，有一座古城遗址。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Ochir）先生说，这里是一座蒙古古城遗址，一般称为黄金宫帐。古城规模不大，城墙遗存已经不太明显，城内外草地上有数十头老鹰缓缓走动，人靠近了才盘旋而起。这些老鹰体型硕大，目光阴冷。两天前在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境内草原上宿营时，宿营地旁边的山崖上，就有一个鹰巢。鹰巢裸露在一块高耸的石崖上，白色的鹰粪让鹰巢和四周崖石看上去如同覆盖在白雪之中。中医药材有所谓“鹰粪白”，用以治疗面部瘢痕，大概就是取其纯白如雪吧。受到不速之客惊扰的老鹰呼啸飞腾，一直巡弋在我们营地的上空。跟那头惊怒之中的老鹰比起来，这里大群的老鹰显得悠闲而又傲慢。
从黄金宫帐遗址所在的山谷出来，在平缓辽阔的鄂尔浑河河谷草原的西部边缘继续北行，穿过有着高高的芨芨草的低洼地区。再走不到半小时，汽车突然东转，远远地看到东边草原上突兀而起的古城墙，那就是著名的回鹘牙帐城（Khar Balgas，蒙语意思是“黑虎城”）。大约中午12点20分，离城墙一两公里的地方，汽车就停下了。敖其尔带着大家走向地上散放着的一些大块石头。当看到那块蟠龙碑首时，有人大声喊了起来：“九姓可汗碑！”是的，这些破碎散放的花岗岩石块，就是著名的已经碎裂上千年的回鹘九姓可汗三体文碑的一部分遗存。所谓三体文，指此碑分别以汉文、突厥鲁尼文和粟特文写成。汉文碑题作“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是歌颂保义可汗光辉事迹的。
九姓可汗碑及其附近的回鹘牙帐城遗址，是1890年被芬兰人里克尔（H. Heikel）发现的。碑身当时已经碎为八块，后来破损更为严重。里克尔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的Finno-Ougrienne学会的出版物上以《鄂尔浑碑铭》（Inscriptions de L’Orkhon）为题发表了他的惊人发现。那时候突厥文和粟特文都还没有被解读出来，要了解碑铭的意义，只有根据其中文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1892年编订《蒙古考古图录》收有鄂尔浑诸碑，1893年，俄国驻华使节拿着这书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帮助，清政府派沈曾植出面，对书中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中文部分作了研究。后来李文田编写《和林金石录》，也收录并考释了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中文部分。王国维著有《九姓回鹘可汗碑跋》，利用中文史籍研究碑铭所反映的回鹘历史，把这一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突厥文和粟特文的先后成功解读，可汗碑的丰富内容得以充分展示，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尽管长年的破损使碑铭的保存状况相当不好。
国内有回鹘史专家介绍此碑时，称此碑位于“柴达木河畔”，其实是在鄂尔浑河西岸的回鹘牙帐城南，立碑处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建筑遗址，有学者认为应当是一个摩尼寺。可汗碑就位于此寺东端。1996和1997年，日本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领导的考察队（有趣的是，当时的蒙方合作人也是敖其尔教授），两次来到回鹘牙帐城考察，九姓回鹘可汗碑是考察重点。他们对现有碑石、历来有关记录及各国所藏碑铭拓片作了细致和全面的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原碑三体文字中，中文应当有34行，粟特文45行，突厥鲁尼文可能多至116行。碑铭拓片，分别收藏在圣彼德堡的亚洲博物馆、巴黎的亚洲学会、京都的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与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大阪的大阪大学文学部、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国有两家图书馆收藏此碑拓片，一是国家图书馆，一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长久以来，残损的粟特文和突厥文碑铭部分，有多种版本的转写和翻译，最新的转写和翻译，是日本的森安孝夫（突厥文）和吉田丰（粟特文）两位教授完成的。
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涉及回鹘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比如有关回鹘信奉摩尼教的材料，一直受到学界重视。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回鹘牟羽可汗协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从洛阳北归时，携带了四名摩尼教僧人，这是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开始。据可汗碑的中文部分记录，“爱登里罗汩没蜜施颉咄登蜜施合俱录苾伽可汗”（应当就是牟羽可汗，可汗前面那18个字是可汗号）从东都（即洛阳）北归时，“将睿息等四师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故能开正教于回鹘”，造成回鹘“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并且抛弃传统的萨满，使摩尼教在回鹘地区获得独尊地位，“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慕阇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根据森安孝夫教授的转写和翻译，在突厥文部分也有与摩尼教直接相关的文字。
我们拂试九姓回鹘可汗碑碎片上的尘土，试图辨认一些笔画。与毗伽可汗碑不同，回鹘可汗碑不仅碎裂，而且早就不完整了。据说19世纪末就有俄国人把两块较大的石块运回圣彼德堡了。即使这两块还在，也难以拼合出原碑的模样来。也许正是因此，剩下的碎块才随意散放在草地上。轻风飘过，蚂蚱们从草丛高高跳起，落到可汗碑的碑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回鹘牙帐城。我们步行穿过略有起伏的草地，经过了东西排列的那一列塔形夯土堆，下到青草茂盛的护城河里，再从护城河向上，爬上七米多高的夯土城墙，来到牙帐城的城墙上。这下，可以看到全城景象了。在蒙古看到的十多座古城中，回鹘牙帐城无疑是最给人深刻印象的，最高大，最雄伟，让人联想起毛乌素沙地里的统万城。回鹘牙帐城位于后杭爱省Khoton县境内，恰恰在前杭爱省的省界以北，其经纬度是：N47º33.837´，E102º39.490´，当然不同的测定，数据会略有不同。有机会去的，可以凭借GPS直接在鄂尔浑河谷里找到它，即使数据微有误差，高耸挺拔的城墙会在你相距极远的时候就向你发出召唤。漠北回鹘汗国于751年建造此城，后来此城长期作为回鹘的首都，成为漠北的政治文化中心，直到840年黠戛斯人摧毁漠北回鹘汗国。
全城呈不规则方形，历来测量数据都很不一致。据森安孝夫教授等人1997年测定，北城墙长424米，西城墙长335米，南城墙长413米，东城墙长337米。南、西、北三面城墙外都有护城壕，由于低洼，壕内草长得格外好，郁郁葱葱，形成深绿色的长条。在保存较好的北侧护城壕的内侧，还能看到另有一列较矮的短墙，似乎是某种军事设施。城东西各有一门，西门还有很大的瓮城，瓮城外似乎还有低矮的城墙。城内有明显的坊墙遗迹，看得出城内有规整的街区规划。苏联学者在城内做过发掘，据说找到有唐代风格的莲花纹瓦当。城内东南角有一片明显高出城内地基约四、五米的高台，其规模应当相当于一座大型建筑。从地上的砖瓦残片来看，这里的确曾经有建筑。这个高台俯瞰全城，形势优越，与中古洛阳的金墉城颇可相类。猜想这里应当是可汗宫帐所在。在东城墙以外，还有明显的街区遗迹，坊墙格局与城内相近。这也许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区，遇有外敌时，他们可以从东门撤入城内。从南城墙向外看，相当大的范围内也都有田垄或矮墙的遗迹。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灌溉农业的痕迹。
城南北两侧，在城壕之外约50米处，各有一列夯土塔形建筑。这与今天哈拉和林的额尔德尼召周围的白色佛塔有些相像。城内西侧，有一个巨大的高塔。城内外的塔形建筑究竟是什么？蒙古学者认为是佛塔。从很早以来，欧洲很多学者如拉德洛夫等也都认为是佛塔，当然另有学者认为是用作军事瞭望的高塔。一般的旅游指南（如著名的Lonely Planet系列）也都说是佛塔。可是，回鹘崇信摩尼教，怎么会有佛塔呢？说是佛塔显然是不符合回鹘汗国宗教生活实际的。苏联的米诺尔斯基、日本的森安孝夫等，都不赞成这种解释。关于城内高塔的属性，新疆吉木萨尔的北庭古城内也有这么一座土塔，因此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它解释为军事设施（联想一下，河北定州还有一座绝高的北宋料敌塔）。那么，城外南北两侧的两列塔形夯土建筑，又是什么呢？显然现在还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摩尼教禁杀生，禁食荤腥，所谓“食菜事魔”。九姓回鹘可汗碑里也说回鹘汗国信奉摩尼教之后，“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这对游牧经济下的回鹘社会生活方式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当然并不是所有汗国人民都彻底放弃传统生活，严格遵守摩尼教义。但即使是核心集团微小程度的改变，也需要有足够的经济上的支撑。筑城定居，灌溉农业，集中工匠，等等，大概都是与此相辅相成的社会变革。回鹘与唐朝政权之间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安史乱后唐朝每年给予回鹘的巨额赐赠，以及每年的马缣交易的“和市”（白居易诗所谓“五十匹缣易一马，缣去马来无了日”），给回鹘汗国统治阶层维持其脱离于传统游牧经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在回鹘牙帐城看到城内外规整的坊墙街区和规模宏大的田垄格局，也让人恍恍惚惚以为自己身处农业地区，而不是在蓝色天穹下的漠北草原上。
中午1点半，在古城内那座高塔下边，烧水吃午饭，照例还是泡方便面。如果没有筷子，城内遍地丛生的芨芨草可以制作一次性卫生筷。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看不知名的飞虫在草尖轻舞。八月的艳阳当空高照，可是风一吹来，还是觉得冷。周围城墙那醒目的夯土层，如同水波一般，在正午的阳光下似乎微有涟漪。
下午2点，告别回鹘牙帐城，继续北行。40分钟后，来到窝阔台夏宫（Doytyn Balgas）。夏宫遗址上可随处见到有着孔雀蓝琉璃面的墙砖，这种蓝色在中国很难见到。考察队不少人都捡拾了几块，号称要带回去作纪念。事实上一路上大家都在收集各类砖瓦碎片，每离开一个宿营地，都会见到被丢弃的收集品。夏
关键词(Tags): #回鹘，家园 【文摘】契丹古城青草长——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三 我们在蒙古的考察对象，有墓葬、石刻、寺庙和古城等等，其中古城所占比重最大，我们先后拜访了十二座古城遗址。其中，有难以确定时代的早期古城如草原四方城和塔米尔三连城，有著名的回鹘牙帐城，也有蒙古时代的和林都城遗址、黄金宫帐古城和窝阔台夏宫遗址，还有一些规模宏大的契丹古城遗址。从空间分布上说，契丹城址都在偏东的土拉河（Tuul River）流域，其他古城都在偏西的鄂尔浑河(Orkhon River)流域。我们的考察日程是从土拉河流域进入鄂尔浑河流域，因此，从乌兰巴托出发后的前三天，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契丹古城，感觉上完全陷入了契丹的政治和文化包围之中。
8月6日下午3:30（蒙古实行夏时制，比北京时间早一小时），全体考察队员在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门前集合，与刚刚结束和教育部长会见的敖其尔教授汇合。敖其尔匆匆脱去西服，换上野外服装，提着野营用具就上车。下午4点半，我们离开乌兰巴托。在城西郊外的一家加油站，把三辆车的油箱加满。天气很好，蓝天上白云缓缓移动，强烈的阳光把远山近草都点染得有些清淡。西行的公路笔直如画，看上去不夠真实。下午5:30, 抵达龙县(Lun Sum)，在这里再次加油，购买食物和水。6点整，经过龙县的土拉河大桥。土拉河汤汤西流，河谷青草茂盛，牛羊成群，远近点缀着夏夜星星般的蒙古包。过桥之后停车，考察队中的王小甫教授脱鞋绾裤，跨步下河，号称“每遇名川必濯足”。
过土拉河大桥不久，公路一分为二，左行是去中央省（TÖV Aimag）的额尔德尼桑特县(Erdenesant Sum)，右行则是去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两条路都可以到达和林，我们去时走右路，回时走左路，算是绕了一个圈。公路每当经过一个较高的地方，路边都会有乱石堆砌的敖包。我们的司机也总是停车下来转敖包，或者直接开着车按顺时针方向转一次敖包。我们慢慢习惯了转敖包，甚至也学着给敖包上加石块。太阳偏西，我们追着太阳前进，前方长长的道路仿佛一条闪光的长练。晚7点半，太阳将要西沉，公路右方呈现一大片平展而微微东倾的草原。车队离开公路，驶入右边的草地，冲向远处缓坡上的一个巨大的石堆。
这个大石堆，显然是人工堆砌的，仅仅从颜色上看也知道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敖其尔教授说，这是他所知道的蒙古境内最大的敖包。上到敖包顶上，敖其尔向大家介绍这个敖包，认为这个敖包可能建于青铜时代或更早时候，但契丹人曾经利用过这个敖包，在这上面建有房屋，随处可见的辽代砖瓦可以证明。他还否定了关于这个大石堆与古代游牧民族石堆墓或其他石堆建筑之间可能的联系，而强调这仅仅是个敖包，当然契丹人可能利用来作其他用途。他指着敖包东南方向的巨大草原，说那里就是辽代镇州城。原来我们来到了青托洛盖(Chin Tolgoyn)，黄昏中依稀可见的方形土墙，通常认为就是辽代镇州城。现在，俄国远东科学院的考古学家正在城内作发掘工作，远处那几个帐篷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太阳沉到远处的山背后了。敖其尔指着遥远的西南方最高的那座山说，那座山在《元朝秘史》里提到过，成吉思汗在那里打了一个大仗。考察队里的蒙元史专家张帆立即说，啊，那是成吉思汗打败乃蛮部的那一仗。于是他绘声绘色地讲起《秘史》这一段的传奇文字，提到扎木合向塔阳罕介绍四狗的有趣情节。尽管考察队内有人对这一战役发生在如此偏东位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不过根据《元朝秘史》，这场战役是塔阳罕度过塔米尔河与鄂尔浑河，向东迎击成吉思汗，而发生的遭遇战，因此战事确实发生在乃蛮以东。《秘史》称此山为“纳忽昆讷”，一般译作“纳忽山崖”。
从敖包上下来，天色已经迷朦。在敖其尔教授指挥下，车队开至缓坡地带一块植被较稀、高爽平敞的地方，立刻开始搭帐篷。只有很少的人有过野外扎营经验，于是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总算在天黑之前安顿下来。然后是摸黑做饭。晚饭就是开水泡方便面，不过大家还是吃得兴高采烈。蚊虫在天黑以后极为活跃，所以饭后大家就匆匆钻进各自的帐篷。当有人鼾声动地的时候，也还有人隔着帐篷高声笑谈。夜里起了大风，沙土击打帐篷，发出恐怖的轰鸣，放在帐篷外面的塑料餐具随风远飏，听得见它们离去时欢快的吼叫。然而我们这些新手刚刚学会搭就的帐篷都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一个帐篷被风吹翻。这是草原上的第一夜。
草原上的清晨似乎来的特别早，不过只有少数人起来欣赏日出。这是8月7日，是我们转悠在契丹世界里的一天。早上最要紧的事情是拆帐篷，收拾行李。8点多钟用早餐，还是开水泡方便面。饭后全体驱车前往山下的镇州古城。
汽车从古城西北角的豁口进城，径直驶往考古工地，正在那里发掘的俄蒙联合考古队接待了我们。一位俄罗斯考古学家用英语向我们介绍他们的工作，特别讲解了在城内建筑遗址发现的火炕及其传热管道，考古探方上还看得见不少农业民族使用的工具如碾磨等等。发掘区域并不大，对于镇州古城来说，连1/50都不到。但是他们的工作显然十分细致。俄国学者介绍说，他们找到了早于契丹的堆积，可能是回鹘的。据《辽史》说镇州“本古可敦城”，看来契丹人利用了回鹘时代的旧城而设置镇州，城里堆积包含回鹘或更早的文化成分，就是理所当然的。辽代常常把镇州当作罪人的流放地，“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有大量“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在镇州辽代文化遗存里，找到大量农业民族器物，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陶器，从纹饰看明显属于渤海文化，看来辽国灭渤海后，这里也是渤海人的迁徙地之一。俄国考古学界对渤海文化的了解相当深入，所以他们谈到器物的渤海文化属性时非常果断，而在谈到契丹或汉族问题时较为谨慎。
镇州是辽代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西北路招讨司是辽代控御漠北边疆的重镇，起先治所设在克鲁伦河（辽代译作胪朐河）流域，征服西部阻卜（即鞑靼）各部后，才把重心转移到土拉河（辽代译作土兀拉河）流域。辽代漠北的政治形势，西部比东部的问题要麻烦得多，这从军镇设置上也很容易看出来。由于西部阻卜诸部叛服无常，辽圣宗统和年间，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这三城就是镇州、防州和维州，据《辽史》皆设置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大概也就在这一年，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就西移到镇州了。《辽史》说镇州距上京（今内蒙赤峰巴林左旗）三千余里。漠北的镇州与漠南的上京之间，隔着宽阔的大漠，实际交通之艰阻迢递，远非这个数字所能揭示。辽代常以罪人流徙镇州，原因也在这里。
1221年，七十四岁高龄的长春真人邱处机接受成吉思汗召唤，道经漠北前往西域，与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见面。这一年的六月初，他来到一个地方，根据行程分析，就是辽代的镇州一带。《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这样记载：“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东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类中州，岁月无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邱处机所见到的契丹城，显然已经废弃不用，但是城市布局、建筑基址都还保存得不错，其“制作类中州”一语，尤其证明该城的建筑规划出自中原传统。元人张德辉《岭北纪行》说：“遵河而西，行一驿，有契丹所筑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水北流”与“水西流”分别是鄂尔浑河和土拉河的特征，而“背山面水”的地理形势，更接近镇州一带。
从城墙遗迹来看，镇州古城又分为南北两城，东西城门各有一个瓮城，古代引水入城的水渠还清晰可见。一个蒙古考古学家指给我们看古水渠的发掘剖面，不同颜色的沙土堆积清晰地把水渠勾勒出来。古城内植被稀疏，只是有些低洼的地方青草茂盛，沙地上还有碧绿的沙葱。俄国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分析了遗存堆积中的动植物资料，认为辽代的时候，镇州附近还有森林、湖泊，湖中渔产丰富。从现在镇州城墙上向东眺望，可以看到一个泛着白色盐碱的几近干涸的小湖，那在辽代应当是一个不小的湖泊。蒙古高原上的环境变迁，的确是一个普遍的、令人不安的历史事实。
看了发掘现场之后，我们来到考古队的营地，看他们的器物库房。我们看到他们的营地设备简陋，和我们的临时营地差别不大。在这种条件下坚持工作两三个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库房里正在分析器物、制作图表的俄国学者会讲中文，他说他的专业是中国考古学。上午11点左右，我们再次回到镇州城内的发掘现场。俄国远东科学院的副院长和蒙古科学院的院长恰好来这里视察工作，他们都是敖其尔的老朋友，我们也去和他们见面、聊天。然后，考察队离开镇州。敖其尔喜欢带着车队，在城墙上开车，常常要绕城一周。这样对古城墙势必造成破坏性影响，在中国无疑会被禁止，但是在漠北的蓝天白云之下，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从镇州城向东北方向，穿越一大片草原，走了约40分钟，东西方向并列着两座古城。当地人称乌兰巴拉嘎斯(Ulaan Balgas)，一般认为就是辽代的防州所在。东边的古城较小。东西两城中，西边的古城较大，马面、瓮城与城内子城都比较明显。下午1:30，从防州继续东北行，下午2点，来到土拉河西岸的白宫(Tsogt Tayjiin Tsagaan Balgas)。白宫是建于17世纪的城堡，是卓克图台吉（Tsogt Tayjiin）母亲的家。城西高地立有一蒙古文碑，记录建城情况。在参观白宫之前，先解决午饭。车队开到土拉河河边的半人高的长草草地，一下车，被云雾般升腾而起的蚊子所追逐，向北退到一片浅草草地上。这里蚊子也多，只好捡拾牛粪燃烧，牛粪烟有驱蚊的作用。然后烧水做饭，除了方便面，每人还可以吃上几片羊肉，算得很丰盛了。
卓克图台吉（1581-1637）是喀尔喀蒙古的政治首领，同时也是蒙古历史上重要的学者、诗人，他的哲理诗篇Sanaashral（意思是“沉思”）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在喇嘛教内教派之争中，站在红帽一边，联络林丹汗，对抗固始汗。当然最后他失败了。正是由于教派之争的原因，历史上他长期被否定。而在1945年蒙古的电影《卓克图台吉》中，他变成了反抗明朝统治的民族英雄。我知道著名的蒙古学家苻拉基米尔佐夫著有《喀尔喀卓克图台吉碑铭》，可我没有读过，不知道是不是就讨论白宫旁边这座石碑。
参观白宫之后，我们沿土拉河左岸北行，进入一个峡谷。这个峡谷显然是古来交通要路，商旅所经，而且这里也适合作路途休憩之处。峡谷西面峭立的崖石上，有一些摩崖石刻，其中就有一行中文，字作“敬礼孺童相妙吉祥”。旁边是五行蒙文。出了峡谷，是一片极为开阔的河谷草原。我们渡河东行，来到河谷东北的台地上。敖其尔教授介绍说，这方圆数十公里的台地上，密集分布着古代墓葬，时代很可能比匈奴要早，属于青铜时代的古代草原文化。我们看到这个巨大的古墓葬区，被巨大的方形石墙区隔着，每一个圆形石堆墓葬都被多层次的方形石圏所区隔，而整个墓葬区又被复杂而宏大的方形石圏里里外外地区隔。
看过这片规模巨大的古代墓葬区，我们上车西行，重新越过土拉河，向西边的草原前进。奔驰一小时后，大约下午6点半，到达西边丘陵状的山地中间的草原，这里有一个匈奴墓葬群。这个匈奴墓葬群经过俄罗斯考古学家发掘，找到一些陶器和铜器，与蒙古其他地区所见的匈奴墓葬有共同特征。附近山崖上还有很多古代岩画。看岩画向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山石之间攀援许久，才能接近目标，大多数岩画还不容易辨认。岩画附近的山坡上，还有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敖其尔介绍，蒙古国尚未找到旧石期时代的文化遗存，但新石器时代有很多处。
从这片山地向南，大约15分钟的车程，是另一处辽代古城遗址。这座古城的最大特点，是石砌城墙，而且城内未见有建筑遗迹。城墙不高，军事防御的意义不太明显。这时已经是晚七点半，太阳尚在西天，不过很快就会西落。我们开车驶往高地，尽量寻找平旷而又高敞的地方，以防蚊虫过多。营地确定在一个较高的草场上，旁边是附近十多公里范围内惟一的一座山峰。匆匆安营扎寨，烧水吃饭。
因为天色尚早，大家打开从北京带来的65度红星二锅头，就着罐头和榨菜，大吃大喝起来。可是很快就天黑了。天一黑，蚊子便呼啸而起，人人畏蚊如虎。一些人钻进帐篷，开始休息。另一些人谈兴正浓，而且酒意方起，于是爬上附近的山峰。山峰上阵风猎猎，蚊虫自然是不会前来骚扰了，喝酒和谈话在寂静与高旷中，变成了雅事。从山上俯瞰营地，夜色中别有意味。当天上繁星如画，银河横亘，有人忽然想起《射雕英雄传》里面马钰与郭靖在漠北练功的那座山崖，又想到梅超风，忍不住打个机灵。夜里十二点，大家收拾酒菜，喷着酒气，说着酒话，相扶相搀，从山上下到营地。夜里很安静，没有风沙，只有蚂蚱们敲打着帐篷。这是草原上的第二夜。
8月8日清晨，早起的队员在周围闲逛，有些队员重新爬上昨夜喝酒的那座山峰。再看营地，已经有勤快的人收起了一顶帐篷。山顶的凹地，有一座古代石堆墓，环以圆形石圏。从墓的规模及所在位置看，墓主人应当是大有来头的。山顶再无其他墓葬。正在看石头墓的时候，背后忽然响起轰隆隆的声音。原来是一头大鹰飞起来了。山崖上有个鹰巢，周围的峭壁上沾满了雪白的老鹰粪便。
早上8点以前，所有的帐篷都已收起，又是吃开水泡方便面。8点10分，考察队整装出发，向西前往哈拉和林。8点40分，在穿过哈尔布赫（Har Buh）河谷草原的时候，经过一家牧民的放牧点。考察队前往拜访。主人递上马奶，大家欣然品尝。很多队员对牧民挤马奶和打制马奶充满兴趣，又是围观又是拍照。离开这一家热情的牧民，我们向南穿过一大片低洼的芨芨草地，进入达欣其楞县城。这里有加油站。从前天在龙县加油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加油。
从达欣其楞县城向西，走半个小时，大约11点半，到达哈尔布哈古城（Har Buhyn Balgas）。一般认为这里是辽代的维州，是辽代最西北的一个州，也是最西北的一座军事重镇。维州、防州和镇州，构成辽代在漠北土拉河下游的军政攻守链条，主要是为了控御鄂尔浑河流域的阻卜各部。哈尔布哈古城的城墙保存比其它契丹古城要好得多，也许是因为它在北元时代还被蒙古人使用过。现在城内的石墙建筑，是北元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墙砌筑的方法，类似西藏建筑，只是西藏以灌木枝与石片隔层砌筑，而这里只是以不同颜色和大小的石片向区别。西门外，有达欣其楞县的博物馆，馆内陈列了该县文物古迹的照片、地图和部分器物。馆前的石龟趺，是从镇州城搬来的。邱处机在镇州城的时候感叹没有碑刻可以研读，大概那时候就只剩龟趺，石碑早就被毁坏了。
12点半，考察队离开哈尔布哈古城，继续向哈拉和林方向前进。翻过一道平缓的山梁，就告别了土拉河，从土拉河进入鄂尔浑河流域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下午3点，抵达鄂吉湖（Ogiy Nuur）畔。准备午饭的时候，风雨大作。3点45分吃完饭，冒雨继续赶路。从鄂吉湖西端折向南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Chilin Hiyd古城。这座古城规模不大，但是墙垣高耸，气势雄伟。一般认为这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夏宫，但也有学者认为是辽代的招州。《辽史》记辽圣宗开泰三年（1014年）派遣女真人户置招州，隶属西北路招讨司，两年后还派官员赈济招州。不过史籍中再也没有见到有关招州的材料，大概设置时间不长。从历史形势分析，如果招州就是Chilin Hiyd古城，那么一定在辽朝对漠北西部阻卜诸部控制最力的时期，因为这在鄂尔浑河流域，已经是阻卜势力的心腹地带了。总体上看，辽代对阻卜诸部的控制是留有很大空间的，以镇州为中心的西北路招讨司基本上以土拉河为根据地，对鄂尔浑河流域的草原游牧民族只是威慑和防范。
从Chilin Hiyd向南，我们要去拜访的是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然后去哈拉和林。以和林为中心，我们要考察鄂尔浑河谷草原上的匈奴、突厥、回鹘和蒙古人的历史遗迹，这些民族才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在鄂尔浑地区，再也见不到契丹遗迹了。
家园 祭敖包 敖包也称脑包、鄂博，蒙古语"堆子"之意，原是以石块堆成的道路和境界的标记。因为草原广阔无垠，故在游牧交界之所或在辨别方向上垒石为记，谓之曰"敖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的地方，以祈求平安无事、旅途顺利。人畜充足、条件优裕的人家，有时甚至赶上车，装满石头送到附近的敖包去，以致有些大的敖包石头多达几十立方米之多。
敖包有盟、旗、苏木敖包，也有姓氏敖包和一家所祭的敖包。每个敖包都有固定的祭祀日期。敖包有用石头垒起的，也有用柳条围建的。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敖包形式大体一样，即在草原的高山上堆积石头为台，台基上面分大、中、小三层，重叠作圆锥体。其数目各地不等，有的单独一个敖包，有的是敖包群，即7个敖包并列，中间大的为主体，两旁各陪衬3个小的；也有的1个大敖包居中，东、南、西、北各陪衬3个小敖包，成为13个敖包群。中间的主体敖包为3层塔型阶台，上竖旗杆悬挂经旗（白绸子，书有梵文）；各个小敖包只垒一层平台成为馒头型，上插树枝。在举行敖包祭典时，在树枝上挂五颜六色的布条、绸布条或纸旗，还在敖包与敖包之间用绳子悬挂很多五色纸旗或绸布旗。
由于蒙古族牧民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祭敖包的形式各异。一般都是在夏历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有的地方在七、八月份。祭祀时，非常隆重、热烈，几十里、上百里远的牧民们都要坐着勒勒车、骑马或乘汽车、拖拉机带着祭品赶来。在有条件的地方，还要请上喇嘛穿起法衣戴上法帽，摆成阵势，焚香点火、诵经。祭祀仪式上，主祭喇嘛坐在敖包前摆满供品的长方形桌子后，手数法珠，念念有词；两侧有两个中年喇嘛手持大型法号，其他喇嘛毕恭毕敬，跪在他的前边，牧民群众围跪在三边，面向主祭喇嘛。当主祭喇嘛发出祭祀开始的经令，法号奏出深沉粗犷的音调，众喇嘛和牧民双手作揖念咒。最后，参加祭祀的人都要围绕敖包顺时针转三圈，祈求降福，保佑人畜两旺，并将带来的祭品牛奶、酒、奶油、点心、糖块撒向敖包…… 祭典仪式结束后，举行传统的赛马、射箭、摔跤、唱歌、跳舞等文体活动。有的青年男女则偷偷从人群中溜出，登山游玩，倾诉衷肠，谈情说爱，相约再见的时日。这就是所谓的"敖包相会"了。
现在，一些较大型的敖包祭典除传统的仪式和活动项目外，又增加了商品交易内容。如巴尔虎草原上的宝格德乌拉敖包祭典时就形成了一个"草原集市"，有商品交易区、饭店、停车场、新巴尔虎左旗和右旗苏木人员的蒙古包及帐篷排列有序，秩序井然。
关键词(Tags): #敖包，家园 【贴图】蒙古国地图
家园 那块大碑至少有2.7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于2米 "比如有中文著作介绍暾欲谷两碑，一为1.7米，一为1.6米，实际上到现场一看，那块大碑至少有2.7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于2米"
大老远出去一次,看到碑了,就看出个这?是没带尺子还是不让靠近? 比"越南人不穿棉袄"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