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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简评五中全会的“硬指标” -- 大黄
家园 【原创】简评五中全会的“硬指标”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完了，波澜不惊。河里也是如此，本来想上来看看各位方家的点评的，结果愣是一篇没有！不是个事啊，因为按《瞭望东方周刊》那篇被各大网站广为转载的文章的评语，这是“中国的转折”，河友虽然一直在看，但都一声不吭，显得很没人气的样子。当仁不让，就让小弟扔块砖头，把玉石引下来，呵呵。
五中全会后的评论稍微看了一些，多不满意。只有这篇《中国经济时报》的评论私下认为切中肯綮：《五中全会的两个硬指标》（外链出处）。文章概括五中全会的目标，有两个量化的硬指标：一是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二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但是，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却不那么“和谐”，是颇有一些内在矛盾的。作者解释道：
“麻烦之处还在于，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与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２０％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近几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工业化加速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而重化工业大多是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的产业，它们的加速发展是造成近几年资源、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近几年，我国产品的单位能耗是下降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但能源消耗总量却大幅度增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也呈现增长趋势，问题就出在经济结构的明显重化工业化上。
不搞重化工业行不行？这一问题曾经引起一场为时近一年的争论。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看，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必然性。它与消费结构从“吃、穿、用”传统商品到“住、行”两种十万元级商品的升级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也反过来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这一轮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今后不发展重化工业，不再提倡甚至设法限制消费升级，经济增长如何维持？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动力是城市化。１９９８年以来，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一个多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从农村转移１４００万－１５００万人到城镇。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冯飞研究员的说法，城镇人口人均能源消费大约是农村人均量的３．５倍。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必然相应增加能源和资源的消费。
显而易见，中国要发展，要现代化，不搞城市化也不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４１％，到２０２０年估计达到６０％左右。这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又是能源消耗增长的强大拉力。”
“不搞重化工业行不行？这一问题曾经引起一场为时近一年的争论。”这里面持不搞论的代表人物是吴敬琏老先生。老先生舌战群小辈，不容易，参考一篇发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外链出处），对于各方面批评和质疑，吴老做了一个小结。这些质疑是：
质疑一：每一个国家到了高消费阶段，必然要求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以便提供足够多的金属材料和重化工产品来满足市场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等日益增长需求，因此，“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质疑二：“没有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质疑三：“和计划经济下的投资膨胀不同，这次重化工业投资热潮是由企业进行的，投资成败由企业负责，因此没有危险性。”
质疑四：按照其它国家的发展经验，服务业的发展只能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业结构演变和主导产业发展的顺序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质疑五：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它在国际分工中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从事装配、加工，至于致力于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至少不是10年、20年内的最优选择。
质疑六：从历史上看，所有的世界强国都是靠制造业兴盛起来的，现在许多地方把先进制造业作为自己的重点产业，这有什么不对呢？
质疑七：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我们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应该顶住西方国家这种要求，尽力发展一切有市场需求的产业。”
质疑够多的，呵呵。大家可以看看吴老是怎么回应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交锋其实只是理念上的碰撞，到了实际操作的层面，要打很大折扣。我是很支持走新路的，但具体的替代方案到底是什么样呢？吴老提的，多是各种“可能性”，具体怎么办，不知道。
到了具体，问题总是要复杂得多。科学发展观提容易提，其实95年的时候，“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就提出来了，十年过去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突出了。我看有两个原因。一个仍然是“阶段论”。问题的要害是，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目标是什么。如果普遍向往的生活方式仍然是西方式的现代生活，比如说你有房有车，我也要有，那这个阶段论就很难跨越。嘴上说着不跟不跟，脚底下不知不觉就走了过去，这也是说了十年空话的症结所在。这第一个是精神层面，很难搞的，中国人做梦都想“赶超”，到底赶上之前能不能另辟蹊径，“超”一家伙，太令人没信心了。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建设有关，不过这个题目太大，就不说了。
第二个是制度层面。“科学发展观”总要落实吧，可是从一年以来的实践来看，地方、部门还是阳奉阴违的多。嘴上好好好是是是，实际拒不执行。无他，巨大的惯性和既得利益。改革是不容易的。吴老先生最近在《财经》上的专栏里旗帜鲜明地提到了这一点：《关键在体制改革》（外链出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虽然早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但是主要着重于改变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结果（效率低下），而没有着重于改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服从于行政目标和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体制）。不仅如此，旧体制的许多遗产，至今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些遗产主要表现在：（1）把保持产值的高增长作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和衡量“政绩”好坏的主要标志；（2）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过多的配置稀缺资源，特别是影响信贷和“批租”土地的权力；（3）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极力投资于产值大、收入多的简单加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4）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严重偏低，甚至白送，促使企业和各级政府发展资源耗费大、效率低的产业。在这种体制条件下由政府进行“结构调整”，其结果只能造成资本和其它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促成经济的进一步粗放化。
道理说得很明白了，不过问题还是如何落实。五中全会提了两个硬指标，要兼顾，但困难的确很大。如果兼顾不成怎么取舍？基本上被抛弃的还是后者，胡温敢不敢横下心来，冒着增长减速的风险搞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突出重围”，不敢太乐观。五种全会传说有人事变动，结果完全没动静，不知咋回事，总之推行“科学发展观”困难不是那么容易，人事、制度要配套的东西太多。五年说来很长，其实一晃就过去了，现在其实还在争论，甚至在理论界都没有一定的共识，更不要说实际施行了。定了指标，到时完不成，信用要打折扣，权威要受质疑的，胡温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不过既然仍然写在决议里面，说明决心也很大，到底能不能像开篇里说的，会是“中国的转折”，拭目以待。
家园 这两个指标完成把握很大 人均GDP指标比2000年翻番，不用到2010年，我估计2008年就可以达到，这说的是可比物价。以当年货币计，会翻更多，
因为有物价增长因素。以美元计，会进一步翻，因为有升值
因素。2010年肯定会超过人均2000美元，不过这个数值毫无
意义。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如果说的是美元，
坐等升值就成了，也毫无意义。这个目标具体指的是，2010
年的GDP是2000的2倍（如果只增长2倍），而能源消耗只是
2000年的1.6倍。GDP多增长了，则能源相应多增长一些。
这个目标并不奇怪，1980年到2000年，GDP翻了2番，而能耗
只翻了一番。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而相应的能源消费
量年均仅增长4.6％（也有一些不同的统计数据）。如果21
世纪头十年有这样的表现，降20%根本不是问题，会降25%。
考虑到进入了重化工阶段，能源消耗比以前上升得快，所以
提个20%的目标。
达成目标的方法是扩大消费，让GDP增长更加靠耗能少的消费
而不是高耗能的重工业生产。另一方面采用先进生产工艺
节能。
家园 保留意见。能耗下降的指标实现很难 除非经济增长模式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而这受到的掣肘太多，困难重重。增长率那个指标倒是比较容易，只是用来保底的。
家园 1997年到2000年，能源消耗没有增长，GDP仍然保8 2000年能源消耗约13亿吨标准煤。如果以9%的年均GDP
增长率算，2010年GP增长为2.36倍。如果“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相当于2010年的能源消
耗指标为24.54亿吨标准煤。
2004年已经用了19.7亿吨标准煤，还剩不到5亿吨的增
长空间。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2010年将会用到
30亿吨标准煤左右。但这并非经济增长方式的常态，而
是十分罕见的经济爆发过程，这种能源消耗的增长不可
持续也没有必要持续。
由于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能源消耗增长的高峰已经
过去，真到30亿吨是不可能的。国家现在有钱去大规模
开发购买应用节能技术，发改委公布的节能规划是，到
2010年节省4亿吨标准煤。这个数字不是胡说的，如果
做到了，就正好相当于耗能率降低20%。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就是投钱进行技术改造，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提高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都是已经有了
大方向以及一些具体办法的。所以目标不是乱说的，而
是有详细的数字计算为基础的。
如果硬要达成这两个目标，我相信有无穷多的办法，象
1997年那样能源还根本不增长了。但这两个目标不是乱
提出来的，而是配合今后5年的最佳发展策略提出的目
标。是先有了策略，再有指标的，而不是相反。
家园 有一个数据想请教一下： 一是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2004年是2000年的多少倍？折算今后的年增长率要多少才能达到目标？这能看出中央对经济的预期和评估，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心。
家园 试着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两个量化的硬指标：
一是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二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
只是表面上的文章。目标当然没错，可是太基本了，并没有提出一个前进的路线。我觉得这两个目标的背后实际是：如何保证经济继续发展的前提下，能够保证对经济发展方向的控制。 我认为这是第二条的真正意思。
现在国内经济发展给我的印象，有点像战国时代，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和核心利益已经分的很开，甚至相互冲突。中央对地方的宏观战略控制变弱，地方各自为政，这样容易被各个击破，而且不可能产生有效的发达的大企业。可是，这里有一个矛盾：中央不太可能仅仅通过行政或政治手段加强自己的权威，首先要建立自己的信誉和政策的连续性。
实际上，我想大家都同意我们重工业和科技投入不足。分歧是投入不足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案。
有人认为是右派和投降派上台，领导不够重视的原因，只要领导重视，加强投入就可以了，我反对这样的观点，反对这样简单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实际上，科研和重工业一样，有这样的特征：
1。投入大。不仅本身消耗资源多，而且一旦方向错误，很难调头。这就需要提高投资的效率、灵活的反馈机制。
2。反馈周期长。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得结果。这意味着需要足够的远见，稳定的发展环境。
对于这样复杂、影响方方面面的基础产业和教育，要建立一个基于现实，能够自我稳定、自我支持的系统，而不是把发展的动力寄托在某一个领导的喜好上面，不能寄托在政治方向上面。我认为现在的科研系统，主要矛盾不是在资金，而是在决策和运作体制。实际上，随着教育产业化，高校和科研机构获得的资金在逐步增加，可我们实际得到是科研流于肤浅，大家争出论文，很少愿意干周期长的题目，基础研究和教育反而削弱了。现在实际上是猛踩油门，轮子却在打滑的局面，继续加大油门是不解决问题的，下去看看轮子出了什么问题是关键。在这种情形下，用领导重视来解决问题，反而强化了僵硬的行政决策机制，强化了阻碍科研和重工业发展的矛盾。
以运十为例。运十的诞生和终止都有很强的行政因素。虽然不清楚立项的情形，但我想运十的致命弱点：参考机型和发动机的选用决策（国产还是进口），不是科研和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在运十下马之后，所有已经取得的成果都束之高阁，付之东流。为什么会这样？这种科研支持机制，人员、资金的分配完全由上面决定，开发系统是否能够存活完全在上级一念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得势之时花团锦簇，失势之日自然“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可叹现在航空工业需要民航业支持的时候，还有人政治挂帅，闹着要给运十平反、打倒当年下马运十的决策------不论对错，你要收拾的是你唯一的、可能的顾客啊。我们旁观者也就罢了，那些身在局中的人要是这么干，说好听点叫愚昧，不知轻重；说难听的点叫做伪君子，他们脑子里想的是航空工业的前途呢，还是仅仅想在政治上得分？
家园 没人拍砖？呵呵 难道这个题目真的不好玩……